【都市日報-兵器譜】自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就紛紛把注意集中到了所謂的「文代政治」之上，熱烈討論身份、性別與性等傳統左翼眼中的「軟性」課題。一時間，相關研究和文獻蔚為大觀，隨便一個攻讀文化研究的本科生都可以開口「殖民霸權」閉口「被壓迫的性小眾」。
巧的是，傳統左翼關懷的階級問題不只沒有消失，反而在過去二十多年間日形嚴重，貧富差距的擴大幾成全球議題。於是許多人看不過眼了，起來指責搞文化研究的人沉迷於解讀西方電影裏的上海女人意像，卻忘了上海市郊的拆遷戶；批評做「酷兒研究」(queer study)的人只看見了虐戀怎樣被歧視，卻不顧死在瘟疫中的非洲貧民。
坦白講，這些批評都說得很有道理。但是不是因此大家就都應該回頭「硬」起來，完全不要再碰性別和性取向這些「軟」題目呢？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為甚麼會認為貧富差距和民主改革這類課題比較「硬」比較正經，而關於性小眾的課題就比較「軟」比較不正經呢？軟和硬的標準又是甚麼呢？
資深傳媒人崔少明先生近日在其專欄正好也談到了這個問題(〈中央最難念的經〉，《信報》5月21日)，而且提到拙文〈甚麼叫做亂倫？我沒聽說過〉(《都市日報》5月18日)，且容我引述一段：「專欄語不驚人死不休，不外想挑起『反動派』把火，令其失言。但現實裏，新聞經常報道，未聽說過亂倫，比中六合彩更難；男作家也肯定不敢對阿媽這樣說，否則阿爸首先就難以容忍。而將不敢講亂倫與不敢講遭政府迫害相提並論，更會氣死內地的維權英雄」。最後，崔先生又比較了中大和港大學生的差異，他說：「同樣關心政治，港大生好得多。他們選擇抗議馬力，不是用性爭議來譁眾」。
也許是我筆拙，辭不達意，使得崔先生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印象。但自問在〈甚〉和〈禁忌就是假裝〉那兩篇「兵器譜」的專欄文章裏絕無「譁眾」的意圖，更沒有「想挑起反動派把火」的動機。相反地，我想做的是盡量客觀地勾勒社會禁制的機制，指出有這麼一種禁忌，它不止禁忌某些行為，而且禁忌大家去談這個禁忌本身。在我看來，《中大學生報》只憑問卷涉及亂倫就犯了社會大忌，正好顯示出我們不只禁止亂倫，而且根本不願意甚至不准去談這個禁忌。拿它和阿根廷的「骯髒戰爭」後的消音相比，不表示它們一樣重要，而是想說它們的禁忌類型是接近的。至於內地維權人士，其中有幾位恰巧是我的朋友，我也曾在此響應他們的壯舉，又豈敢稍有不敬？
話說回來，何以崔先生會覺得有關亂倫禁忌的討論在價值上就那麼低賤，竟然達到一個能氣死維權人士的地步？何以他又會認為一談性爭議就是譁眾，只有抗議馬力的失言才是正事呢？沒有人會否認馬力關於六四的言論絕對要比性小眾的議題更加牽動人心，也沒有人會認為辯論亂倫要比辯論內地維權方向更加現實更加切身。然而我們是否因此就要反過來說所有的性爭議都微不足道，甚至是刻意譁眾？為甚麼我們那麼不想談性，覺得它那麼卑微？
假如《中大學生報》問的不是「你想和哪一個家庭成員做愛」，而是「你最想中國的哪一個部分獨立」，同情那幫同學、覺得他們有勇氣的人會不會更多呢？同樣是觸犯禁忌，我猜大家一定會認為後面這條問題更硬更正經。可見比起一般的政治禁忌，性禁忌是種更令人迴避也更令人不齒的禁忌。這是為甚麼？我也沒有完整的答案。我只能再次澄清，我不打算激起任何人的憤怒，更不想譁眾取寵，我只是想邀請大家一起思考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