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7日星期日

梁文道:時事評論的歸來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每年這個時候,全中國各大媒體都會推出各式各樣的年度書選。既然拙作《常識》有幸入選多份名單,於是就接到不少要我發表獲選感言的邀請,可同一番話說上十來二十次,就算人家不嫌煩,我也覺得自己很無聊了,只好借此一次答謝各方盛意。

坦白說,拙作受到重視,我是真的慚愧。想大陸去年出書二十五萬種有多,這裏頭有多少作者的心血?去書店逛一圈就知道,寫得比我認真,成果比我卓越的,絕對大有人在,憑什麼是拙作該入選這林林總總的年度好書呢?

除了書名取得比較討巧,想來想去,我覺得這還是大家開始關注時事評論的緣故。也就是說,真正被肯定的,不是拙作,而是數以千計的時事評論作者。拙作只不過是本結集結得比較早,碰上好時機的市場幸運兒罷了。

說大家開始關注時評,這句話其實有點怪;難道中國讀者曾經不太在乎時事評論嗎?要知道評論的年紀就和報紙一樣老,打從英國有了現代報刊的雛型之後,評論就已經跟着它一起闖蕩了。有時候,它甚至還是一份報紙的王牌,地位比新聞還顯赫。例如飲冰室主人梁任公,當時有多少人是為了看他一隻如椽巨筆痛陳時弊才跑去買報訂報的呢?清末以還,又有多少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公共議論藉報端而生,以時評的面目示人?

可是四九年後,這種熱鬧局面就漸漸隱退了。雖然評論的形式還在,但背後那獨立之思想與個性的表達已經全部被一種統一的意志和文風取代了,這時候的評論與其說是評論,倒不如說是「社論」;二者分別在於前者的言說主體是我,後者的言說主體是「我們」;前者是我站在和所有人平等的立場上向雜多的公眾發言,後者是一個人或一組人代入想像的大我之中,由上而下地對一種集體的無名的「人民」喊話。除去少數例外,那時大部份可見的評論其實都是「社論」。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就是一段評論消失,「社論」崛起的歷程。假如按照哈伯馬斯等人有關公共領域的說法,輿論和公共領域是一對雙生兒的話,那麼我們經過的這一段獨特歲月也就意味着公共的崩解和吸納了,與之前那種報刊林立眾聲喧嘩的形勢大異其趣。

時事評論的回歸,已經是很久之後的事了。一開始,它混跡在雜文之中,月旦風月,指點江山,其作者往往以作家的形象出現,文人氣息濃厚,下筆自由奔放。直到世紀交替,專以時事評論為職志,講究資料與論證的作者才一一浮出水面。他們也許就在自己的博客發聲,也許是在報刊上的專門版面與讀者會面。他們也許各有風格,甚至還會書寫類型多樣體裁不一的文字;但當他們試圖要說明某項政策的利弊,批評某位官員的言行,解讀某種社會趨勢的含義時,他們都很清楚這是另一回事,是和純粹創作不同的一回事,而讀者也能把它清楚地辨認出來。也就是說,時事評論終於獨立了,時事評論回來了。

時事評論的復興,套句我的朋友熊培雲的話,其實是中國「重新發現社會」的副產品,如果沒有相對寬鬆的空間,沒有在國家統御底下但保有一定編輯自主範圍的媒體,就不會有這麼一大批時事評論同時湧現的趨勢。如果今天的國民不是比以前更關心時局,更想瞭解自己所處的環境,也更想聽到他人聲音的話,時事評論就不會得到大家的正視了。

然而,正因為復歸的時事評論對許多人來講是件新生的事物,大家還不習慣它的存在,所以他們也就不曉得該怎麼去定位它判斷它了。比如說,有些讀者會激動地把自己喜歡的評論家封作「文化大師」(好嚇人的中國式稱呼),甚至覺得他們可以與胡適、陳寅恪相提評論。相對地,另一些人則有點鄙夷在報上寫小文章的評論者,覺得他們的思想深度不足,而且欠缺原創的能力。在我淺薄的見識範圍內,我很少見到評論傳統從未斷過的那些地區會有人拿評論家和學者相比,用要求學院中人的標準來要求每一位戰鬥在前綫的評論者。因為他們大概都能摸得清楚二者的職責並不一樣,所以判斷他們的方式和準繩也應該是不一樣的。美國《新聞週刊》主筆札卡里亞的影響力那麼巨大,他的觸角是那麼地敏銳,就連許多國際問題專家也要在自己的專著中引述他的觀點;可是有人會詬病他沒法像亨廷頓那樣構築出一套理論嗎?好像沒有。

時事評論要做到的是快速反應,把眼前的複雜現象解剖成簡單的問題,又或者把簡單的事件分析成複雜的議題,好讓大家每走一步都知道自己走到了哪裏。它未必能夠指出長遠的方向,可是人走路也不能一直遠眺前方卻置腳前的一塊石頭於不顧。我們需要思考很巨大很終極的命題,但是紛紛而至的小難關並不會停下來等待我們。簡單地說,黑格爾做得到的事情,我們做不到;但我們可以做的事情,黑格爾就未必做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