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有我之境」的私密閱讀（《我執》台灣版序）

我將梁文道的《我執》看作一本極其獨特亦極其深刻的讀書筆記。 不只因為梁文道是個認真、傑出的讀書人，而且他在書中明白警告：

「如果一個人受過嚴格的文學理論訓練，對於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是為了補償自己對女人的虧欠這種說法，應該是要嗤之以鼻的。因為根據理論提供的常識，作者的實際生活和他筆下的作品不可能有這麼簡單直接的關係。假如有關係的話，那也是可疑可議的。」

換句話說，《我執》的內容不可以、不應該簡單地被視為：二○○六年下半年，梁文道遭遇了生活上，尤其是愛情關係上的挫折，有一個「他」突然從梁文道的居住之處離開消失了，而這些片段小語，就是那樣挫折痛苦思念心情下的靈光紀錄。

不，如此看待這批文章，太直接太簡單，缺少了認真閱讀文學作品所需要的複雜「可疑可議」態度。梁文道和那個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之間，不能如此直接簡單等同起來，而該有著其他「可疑可議」的關係。

「可疑可議」之處，無法立即揭露，還好文章裡留下了其他不那麼可疑、不那麼可議的線索，可供做為依據。那就是書中大量引用的其他文本。

不管那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是梁文道還是虛構的角色，還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某種扭曲變形或精神原型，文章裡讀著書、記錄著閱讀反思的，總是不折不扣，我們平常認識的那個梁文道。

在二○○六年八月到十二月間，他讀了《戀人絮語》、《貓河》、康拉德的傳記、《魂斷威尼斯》、《禁錮在德黑蘭的羅麗塔》、Edward Hopper的畫、《空間詩學》、《紙房子》、《生活與命運》、《書簡三疊》……等等、等等。他的生活、他的經驗，由這些閱讀堆砌構築而成。

前面引用的那段文章，出自九月十三日的〈借用〉。有趣的是，「借用」有兩方，借方與貸方，然而在生命與閱讀的關係裡，究竟孰是借方孰是貸方呢？

我們平常習慣的想像，是生命借用閱讀。生命中有了什麼樣的感受感懷，我們自己說之不足道之不完，於是將前人在書中講過的話，借來運用，說：「啊，我也正有此感！」或「啊，他已經幫我講得如此精確！」或「啊，今天我才懂了書中的意思！」

然而，會不會存在另一種反向的可能，是閱讀借用生命？甚至：為了彰示、擴充閱讀的領略，才不得不借用具體生命故事來做為映襯、基底？

我懷疑，而且我覺得有充分理由懷疑，《我執》正是這種反向「借用」的精彩示範展現。一個讀書人，因其傑出且強大的閱讀能力，感應了藏在書籍文本後面的人間情緒矛盾糾結，穿透知性的理解而碰觸到了直覺感受，他沒有辦法繼續訴諸理性文字來傳遞那感知情緒，或者該說：那樣的感知情緒一旦被寫成理性文字就失去感染力量了，這種閱讀需要一個主觀且情緒性的主體做為橋樑來傳達，於是梁文道就借用了一個主體生命，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敘述者，來撰寫這樣一部奇特的讀書筆記。

書中的敘述者不是剛好失戀，所以借用《戀人絮語》；反而是只有透過主體失戀的經驗才能深刻傳遞閱讀《戀人絮語》的感動，於是那位敘述者就非失戀不可了！

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生命，理所當然開放了所有感官的敏銳，迎接並對抗這個世界，於是他自己成了一面多角稜鏡，將通過他的平常混濁的光，折射成鮮麗得令人無法逼視的純粹色彩。

換個方式說，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生命，就是有著最強烈「我執」的生命。挫折痛苦思念來自於「想不開」，來自於清楚意識自我「自性」，所以會沉耽在離去、喪失以及想要追悔回復的掙扎中。這是最「有我」的生命。

《我執》寫的，正是一種極度強烈的「有我」的文學；《我執》記錄的，正是唯有透過這種「有我之境」才會出現的奇異景致。雖然一開頭八月一日的〈題解〉文中說：「你以為是自己的，只不過是種偶然。握得愈緊愈是徒然。此之謂我執。」然而放在閱讀與文學的範圍中，「徒然」非但不是「徒然」，反而要從「徒然」中、從對於「徒然」的虛無慨嘆中，才有辦法燦然冒生出值得被領略記取的光彩來。

這批文章最早在香港報章刊載時，專欄題記為「祕學筆記」，內中所藏的，與其說是梁文道私人生活的祕密，還不如說是一種秘密的閱讀態度。不是平常會在文章或錄影上看到的那種公共態度，不是分析歸納或排比解說的態度，而是一種穿過具體生命，「我」無時不在、主觀、感性、乃至於高度情緒化的私人態度。「祕學」者，是「私密之學」的意思吧！

我們不必試圖從《我執》的文字裡，去破解梁文道的私生活，不過我們卻可以藉由那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筆法，讚歎這位讀書人的閱讀興味與閱讀能量，他當然能解析字面的普遍、公共意義，他還能進而和作者和文本進行生命與生命覿面相見、赤裸私密的感應，把閱讀內容轉化成自我體驗，再用半告白半反思的語氣，鑽入每位讀者的生命中，豐富我們的私密自我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