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精英的機會還不夠多

【南方週末】曾幾何時，中國的文官體制是歐洲政治改革的靈感來源。那年頭歐洲各國的掌權人物幾乎全是貴族，你能不能登上朝廷做那掌璽大臣，得先看你的血緣出身。要是出身貧賤，哪怕你能力再好，也只不過像把從未被人放進過布囊的尖錐，根本連入圍競賽的資格都沒有。所以在啟蒙思想家的眼中，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公平最理性的創製了。除了推崇教育的文明中國，他們想不出還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用考試這麼科學的方法擇仕選官。漸漸地，他們也開始了自己的國家建設，改變固有的權力體制，把權力精英的血緣基礎換成了成就基礎。尤其是英國，它吸收了中國制度的優點，創造出現代文官體制的雛形。

科舉縱有百般不是，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畢竟是個偉大的發明。用考試去決定社會的上升流動，實在要比靠出身和階級公平得多理性得多。從歷史角度來看，說中國人是個考試的民族，並不完全是種貶稱。

然而，考試的缺陷也十分明顯，它是一套硬化的標準，並不適合每一個人。有些孩子不大會考試，但他可能具有考試考不出來的驚人才華。所以由古至今，制度總會為少數人開一扇方便之門，比如說「舉薦」。如今歐美許多名牌大學都有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吸收考試不行的「特優生」，或者憑學生被公認的驚人成就破格錄取，或者倚重某些可信人物的大力擔保。

考試本來是公平的，考試之外的多樣途徑本來也能補考試的不足。但是每一個社會都還有貧富差距的問題，有錢人的孩子的確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因為他家有錢請家教，能送他上學費比較貴的名校，所以他考試成功的機會也就比較大了。就算不看考試，理論上富家子弟的表現也可能會好一點；因為他見過世面，面試的時候比較有自信，而且他會得到不少音樂藝術等校外教育的熏陶，容易發展出一般同齡人所沒有的能力。

教育是種社會再分配的體系，怎樣不讓富者恆富，精英永遠是精英，這一直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就拿英國的牛津和劍橋來說吧，大家對它們的印象就是「精英貴族名校」，也就是說它們不只精英，而且貴族。如果你中學是在伊頓和哈勞這些地方上的，你進牛劍就有一半的保證了。於是英國的「重點大學」都有扶助困難學生的獎學金，幾十年前還開始了中學校長推薦的計劃。他們會請一些較貧困地區的中學校長推介少數極有潛力的學生，給他們特殊的面試機會。饒是如此，直到 2007年，牛津大學也還是只有1/10的學生來自窮困家庭。

去年8月，備受輿論壓力的牛津大學終於公佈了一項驚人的計劃：它的入學導師會在挑選學生的時候格外注意學生的地址，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較為差勁的小區，如果是的話就要優先對待了。牛津入學登記處總監麥克·尼克松（Mike Nicholson）說：「只看成績太殘忍了。我想確認一個學生是否來自高等教育機會比較稀少的地區，我們應該讓他們打破障礙。」這個計劃用心良苦，但又有不少人嘲諷它是「住址博彩」，以學生的住址掩蓋了學生的真正的能力。怎麼做都不是，可見教育的公平實在不是個容易對付的難題。

然後再一次地，中國走在了世界創意的前列，因為我們的精英大學似乎領乞放棄了公平的負擔。今年11月，北京大學開始推行「校長實名推薦制」，選出 39家中學，讓他們的校長各自推薦一位學生，不用筆試即可進入北大的面試階段。細看這些中學的成績和所在的位置，大半算得上好學校好地段，既有4家已經出過不少北大生的北京名校，更有10家中學來自「教育強省」江蘇，總之全是不愁學生出不了頭的學校。我們都曉得北大不是牛津，前者是全國納稅人支持的公立大學，後者則是私人讚助的私立大學；前者一向優待北京本地生，讓這個全國首善之城的孩子入學門檻要比別人低一些，後者則開始重視有欠發達的地區，使教育資源不夠豐厚的學生得到更大的優勢。為什麼一傢俬立名牌大學會比一家公立名牌大學更關注全國教育公平的問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說今天的中國好像完全信服了「馬太效應」；「凡是已經有的，還要給他更多；凡是沒有的，連他剩下的也要拿掉。」我們唯恐精英階層得到的還不夠，所以就要想辦法為他們開放更多機會。培育精英，國家才會更強大，這套優生學式的教育理念也許就是中國下一輪的創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