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外在威脅（任何時候都是最危險的時候．二之一）

【明報-筆陣】俄羅斯總統普京指揮的「統一俄羅斯」黨剛剛贏得了杜馬大選，而且贏得相當輕鬆。雖然「統一俄羅斯」的候選人拒絕參加電視辯論，但還是有些俄羅斯人居然在事後調查裏表示「統一俄羅斯」的表現較佳！明明沒有上電視辯論，卻讓人覺得他們上過，還要贏了辯論，可見普京和「統一俄羅斯」的魅力實在已經到了一個能夠製造幻覺的地步了。正因如此，外界才更是不解為何普京在競選過程要那麼賣力，四處張揚外國威脅論（所謂「外國」其實也就是美國），把對手一一打成外國野心勢力的傀儡。一般認為，這是為了把他的聲勢抬得更高，使他在明年卸任總統之後不管是做總理還是一個普通的議員，都能挾龐大民望繼續實際地控制政局。

為了一個特定的政治目的，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不惜打造一個外敵出來，以此向內凝聚自己的支持者，這本是政客常用的手段。但它的前提必須是民眾要有相應的心理，對世界也得有能夠配合的看法，覺得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國家處在外敵環伺的狀態，感到無時無刻不是最危險的時候。只有如此，當權者才能輕易召喚起大眾的危機感，將政局導向非常的狀態。而我們知道，在最不正常的緊急狀態下（例如頒布戒嚴令的時候），出於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目的，任何有礙於此等目的之實現的行動都是可以被禁止的。為了安全，人民不可以集會；為了安全，傳媒必須受限；為了安全，意見不能自由表達。換句話說，在國家安全面前，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和其他價值都是可以先放到一邊去的。由於這等非正常狀態把國家安全的定義和維護它的方法都交到了當權者手中，所以一個有心鞏固權力的人自然喜歡散佈緊張的情緒，提醒大家外部威脅的存在，就像家長強調暗夜街道的危險，好叫孩子不要太心野。當恐懼成為普遍的情緒，當外敵的存在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利於當權者的緊急狀態就很容易出現了。

恐懼往往來自無知，所以那種外在的威脅是不能說破不可細究的，必須讓它保持在一個模糊的狀態。外在的威脅愈是難以捉摸，它就愈是難以防範；它愈是難以防範，我們就要更依賴那些好像能夠辨認它捕捉它的人了。同時，外在威脅如此含糊，它的詮釋空間自然不小，於是誰掌握到詮釋它的權力，誰就可以指揮大家應該警惕什麼，我們又應該往那個方向走了。我們不用追問俄羅斯人為什麼會害怕，他們為什麼那麼相信普京提供的外在威脅論，因為我們應該先檢查一下自己。

在皇后碼頭存廢之爭的後期，曾經有一位評論專欄作者提出警告：美國正是透過一些非政府組織，以環保和保育議題的包裝，介入他國的內部事務，製造政治事端。這位作者一沒有指明那些組織是哪些組織，二沒有說明他們產生政治事端的機制流程，最後更沒有告訴大家保育皇后碼頭的呼聲背後到底有沒有他所說的這些外國勢力（秋生涼：〈皇后清場顯露政府團隊精神〉， 《信報》，2007.08.10）。他只是想含混地散佈一種氣氛，讓大家感到即便是保存皇后碼頭如此本土的小事也離不開可怕的外國勢力。似乎只要染上了外國勢力，想要保留皇后碼頭的任何主張都會變得十分可疑。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兩點：一、除了當權者，其他人也會採用外在威脅論的論述，因為它似乎是種有效的辯論方式。二、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內外的分別，安全與不穩的對比實在太重要了；只要這個基本點一樹立，任何正常的推理論據都可棄之不顧。所以你用不說皇后碼頭有多重要，多有意義，我也用不跟你爭辯每一條論據，我只要影射你背後可能還有外在勢力就夠了。「別有用心」這四個字的妙處就在於我們可以從猜測一個人的動機去全盤否定他實際說出來的話，既省事又方便。

可是，難道外國勢力就只是一種出於野心或者政治企圖的陰謀虛構嗎？再具體點說吧，難道今天的美國就真的沒有透過種種手段去干涉和影響我們的政局嗎？當然不，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學者的讀者一定知道美國總是善於利用媒體，智囊機構和各式偽裝成私人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去達成它的目的。冷戰以後，更有不少新土出的文獻和研究證明既使是美國現代藝術的崛起，也離不開中央情報局的推波助瀾，因為他們想要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戰勝共黨國家，標榜「自由世界」的優秀（ 見Frances Stonor Sauders） 所著的Who Paid The Piper？及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然而，我還是要指出理性的懷疑精神與批判態度，還是和陰謀論式的外在威脅論不同的。前者的懷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撐有證據去證明的，而後者則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證據。喬姆斯基和FrancesStonor Sauders 等人的美國威脅論要靠大量的資料和整全的理論架構去建築起來，因此也是可以被證偽的，你能夠舉出相反的例證與推理去駁斥它（事實上，這麼做的人也不少）。但是陰謀版的外國在威脅論卻是不能證偽的，它給出的只是一堆有待細考的蛛絲馬，和一連串的暗示。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甚至不是一種論證方式，它只是一種氣氛；它的效果不是來自論據，而是來自一種情緒的感染。

它以建立在無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證據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