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洋節還是土節？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近年有個怪現象，每逢社會出現甚麼熱潮，就有些專家學者出來要大家「警惕」、 「防範」。「超女」很紅要警惕，「韓流」很強要防範，最近得小心對付的新潮流是「洋節」。

自從中國走向巿場經濟以來，傳統節日商品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從中秋到春節，莫不成為商人促銷的大好藉口。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面，節日期間本來就是零售和服務業的旺季。例如聖誕節在美國簡直就是一個經濟指標，如果聖誕前零售業的營業額不如理想，餐館位置訂得不夠滿，就表示來年的消費信心乏善足陳了。中國不是基督信仰傳統特別深厚的地方，但是看在錢的分上，聖誕節也就漸漸成為改革開放後的新興節日，是很多行業增長的助燃劑。一時之間，年輕一代的城巿人口趨之若鶩，紅火得不得了。結果又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學者不幹了，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金宜久，最近就發表文章要大家在麥當勞和聖誕節前保持「民族氣節」、「民族自尊」，不能過分媚外，「為外來文化的入侵和滲透提供了時機、環境和條件」。

這種思路又是中國「和平崛起」之後的另一種怪現象，那就是幾乎任何事都能提上「民族氣節」和「民族自尊」的高度。乍看之下你可能以為我們還活在義和團聲威正盛的年代，又或者是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對任何外來物都得小心警惕，大力防範。稍通人類學和文化研究的人都知道，節日與所有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有它傳統原生的社會背景，但也有它駁雜不純的一面。與人相似，節日是會旅行和移民的，端午與中秋不就從中國旅行到了東亞多個地區，甚至在韓國等地落地生根嗎？

節日一旅行，一到了另一個地方，如果成為當地人可以參與的一件事，這個過程既不是單向的侵入，也不是純粹的滲透，而是雙向的糅合和雜交。沒有本地人自己的詮解和認同，外來節日是擴展不了的。以香港為例，過聖誕節的方法就很像日本人，把它變成另一個情人節，是情侶們求愛享樂的好藉口。

在香港凡事都喜歡倒數的奇特習性底下，青年們更會在平安夜的最後十秒倒數，然後集體大喊Merry Christmas。如果讓一個習慣了平安夜要去教堂，聖誕節得在家裡與親友祥和度過的老外看見這種熱鬧場面，真正要高喊警惕防範的恐怕是他，而不是我們。聖誕節已經成了一個全球化得最成功的節日，或許還比不上元旦，但起碼要比五一勞動節受歡迎。但它卻絕對不是甚麼西方文化入侵大軍的先鋒，因為在不同地方它就有不同的被馴服方式。金宜久先生精研宗教學，想必也知道12月25日這天根本不是耶穌的生日，這天根本是古代歐洲異教的傳統節日，在基督教從近東北征歐洲的這段經歷裡，到底是誰征服了誰，實在難說得很。

梁文道：聖誕歌的汪洋大海

【都市日報-兵器譜】耳朵和眼睛最大的分別，是你可以閉起眼睛甚麼都不看，但是人的耳朵是關不上合不起的，所以當我們走入商店和百貨公司的時候，我們勉強能夠約束眼睛，不要受到五花八門的商品誘惑，不要被精心設計的店舖空間吸引；但是店家播放的音樂是我們擋也擋不住的。

不過，奇怪得很，商業空間的視覺設計有很多人研究，但是其中的聲響卻很少人花時間注意。在消費社會裡面，我們有一大半音樂是無從選擇地從商店裡聽回來的。所謂耳熟能詳的歌曲，因此不一定是收音機裡最當播的熱門流行歌，也不是電視劇最常用的罐頭曲，而是街上商家不停放送的迷魂之音。與商店的空間設計一樣，店面的音樂選擇是個大學問，它得讓進門的顧客鬆懈戒備，放心消費，還要突出自己的品味和格調。

所以不同的商業空間有不同的音樂選擇，超級市場要緩中帶急，催促客人快買快走；頂級名店或許會有悅耳的弦樂四重奏，令客人自覺身份在一剎那間與別不同；連鎖店會嚴格規定各家分店按時播出同一種音樂，這樣客人們才認得出它們果然都是一家子。

如今我們對聖誕歌曲這麼熟悉，全拜商業所賜，在這個季節裡走進任何一個商場任何一家商店，播的全是聖誕歌。以前的聖誕節，教徒會在平安夜大舉出動，在街上唱歌報佳音；現在的聖誕節，我們起碼早了一個月，就可以聽到市場經常播的福音。比起聖誕樹和人造白雪、紅衣紅帽的聖誕老人與金色的鈴鐺，聖誕歌曲是製造購物氛圍更方便廉價的工具。

一聽到Jingle Bell，你就知道大破慳囊的日子又來了。對向來有自己音樂策略的商人來講，這反而是個很困難的日子。不放聖誕歌說不過去，跟不上大潮流和大環境的氣氛，貨品銷售的行情可能會受影響；要是一定得放聖誕歌，又該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和風格呢？

大規模的連鎖店有時會請專人量身訂做專用聖誕曲，曲目和別人沒甚麼不同，反正來去都是那幾首，可是樂器與樂風大可變奏耍弄。個體戶也用不著擔心，市面上的選擇多得是，除去經典版本，唱片公司每年還會推出一大批應節應市，例如近期最紅的爵士歌手Diana Krall不也出了一張「Christmas Songs」嗎？

所以我買的聖誕音樂唱片數量正逐年下降，街上放的已經夠你做惡夢時當背景，好不容易逃回家裡還不清靜一下？別忘了耳朵是閉不起來的器官。

梁文道：完美的聖誕大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已經有很多年沒吃過聖誕大餐了，不是各家餐館提供的菜式不吸引，也不是它們的價格不划算，而是我搞不懂聖誕節為甚麼一定要吃「大餐」。

很多人抱怨聖誕節來到香港徹底變質，一個原來飽含宗教感恩色彩，注重家庭團聚的日子成了完全物質化的消費慶典。其實這沒甚麼好抱怨的，反正我們這裏本來就不是一個基督信仰文化深遠的地方，公司同事趁這天聯歡娛樂放下工作重擔，情侶們把它弄得像個更大的情人節，都沒甚麼不妥。反正我們又是想找一個耍樂的藉口，資本主義則需要一個刺激消費的節點。

我只是覺得活在香港，只要花得起，你隨時都可以大吃一頓，用不着等到聖誕節。如果收入不多，「聖誕大餐」更會成為一種群眾壓力，沒得吃的人，其心情又有誰能體會？

看市面大小酒店餐廳的菜單，中國菜有聖誕大餐，日本餐也有聖誕大餐，就連和耶穌聖誕風馬牛不相及的印度菜、埃及和泰國餐廳都推出了聖誕大餐，裏面有哪一點和聖誕有關？難道慶祝耶穌誕生的一頓飯居然有佛教版、回教版和印度教版嗎？這無非都是大吃大喝的理由罷了。

我不是堅持聖誕節必定要保留它的宗教性質，而是在這一年一度五花八門的飲食浪潮裏，特別懷念原始一點純樸一點的聖誕菜式，它們都有深厚的民間傳統和宗教涵義，例如火雞，又不過如今還標榜火雞的聖誕大餐恐怕不多了。

看看這份用火雞做主菜的菜單：農村雞飯、禾草煮火腿、豌豆泥、釀栗子小火雞、芹菜沙律、紅酒燉梨、農家自製麵包和芝士、咖啡和粗白蘭地、葡萄酒、風車磨坊和井水。這是一份所有有咁上下的法國餐廳大廚看了都會掩嘴笑的菜單，因為它太粗糙太簡單了，談不上任何複雜的技巧，更沒有任何名貴的材料。別說豌豆泥和芹菜沙律了，光是禾草煮火腿與紅酒燉梨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在家裏輕易做得到的菜。

我是在英國第一食家Elizabeth David的書裏見到這份菜單的，據她說這可是「廚師中的皇帝、皇帝中的廚師」，Ritz-Carlton酒店第一任總廚艾斯科菲耶（Auguste Escaffier）心目中最完美的聖誕晚餐，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餐廳的聖誕大餐比得上這種實而不華的鄉村菜。而這位橫跨十九、二十世紀的真正世紀名廚當年主理的倫敦Carlton酒店，平安夜吃的卻是：黑海魚子醬、海龜湯、比目魚扒配布列塔尼小龍蝦汁、萵苣鵪鶉卷、乳羊扒、蘆筍、鵝肝、黑松露火雞……。他的客人們一定正襟危坐，專心細品每一道菜。

你完全可以想像每天在廚房裏處理世界上最昂貴的食材，在吊着水晶燈鋪着厚地毯的餐廳廂房中接受公主與富豪致敬的艾斯科菲耶，他心裏面真正嚮往的是怎樣一幅景象。請注意他摯愛的那份菜單，居然有風車磨坊與井水，這當然不是菜名，這是環境，是風光，更是一種意境：一間田野中的小農舍，外面的雪地中猶有不凍的溪水緩流，窗戶上掛了一層溫熱的白霧，屋裏滿是親友的歡笑，桌上是麵包、熱湯、豬血腸和烤得恰到好處汁液豐盈的火雞。這不只是可以打動歷史上最偉大的廚師，使他想坐下來捲起衣袖大嚼一頓的晚餐，或許也是我們不再光顧酒店聖誕大餐的理由。

梁文道：民主不是信仰民意不是數字

【明報-筆陣】政改大戲結束了，但真正的反思工作其實現在才要開始。

令人意外的是剛剛「大勝」的泛民主派在對手還沒開足火力和它打責任歸屬戰前，就自己先陷入了「獵巫」詭局。主要的導火線當然是特首曾蔭權那一番話，暗示25名民主派裏起碼有6個人是在最後一刻才背離政府，而且其中有一個是關鍵的「轉」人，另外5個則是政府要好好保護的「自己人」。這話出來之後，竟然有民主派大老不加駁斥，卻反過來很配合地與記者們玩猜謎遊戲，看看到底誰是那「神秘第六人」。於是什麼梁耀忠的孩子在加拿大交不出學費等諸多流言都跑了出來，疑幻似真，傳媒再加上一把力玩得不亦樂乎。

泛民主派數天前才綑綁成功，24人一條心地團結給大家看，怎能如此輕易地就被扯進這種離間分裂的遊戲？曾蔭權一句難以確證的話又怎能如此輕鬆地就挑起泛民主派和支持者們的內亂呢？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我們常講的「道德高地」作祟。從政要講良心講原則，但說到底還是看行動和效果，既然除了劉千石之外，其他泛民主派議員已經以最實際的一票表達了態度，為什麼現在還要追究誰是真心誰是假意？這豈不是把民主理念變成了宗教信仰，明明大家都受洗宣誓成了教徒，偏偏還要拷問到底有誰是掩良心來受洗？這種「獵巫」行動就是政治泛道德化的極致表現。

更不妙的是它和泛民主派曾經親歷其苦的「愛國論」互為鏡像，同是香港近年來表態政治的血親。去年的「愛國論」最惹人反感的地方，不是定義愛國的困難，而是它乃一種純粹的誅心之論，動輒就質問對手的動機和用心。整場辯論恍若文革，一來就先給你扣上頂不愛國的帽子，逼你站在守勢，只能百般辯白自己那外人看不見摸不的心理動機。結果就算大家學懂了五花八門的愛國方法和定義，真正的政策議題卻嚴重失焦。

去年我剛接任電台烽煙節目主持時，曾在本報撰文對香港表態政治的興盛表示憂慮。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把政治簡化成立場站得對不對穩不穩的傾向，例如電台節目的主持人或者聽眾動輒質問從政者「唔好講咁多廢話，你而家究竟企邊一面？」。又如譚香文明明投票反對政府方案，還是難免被聽眾質疑其真正動機，懷疑她不夠堅定。除了行動，我們該怎麼樣辨識一個從政者的意圖呢？

在過去兩個月裏，這場關乎香港民主發展前途的重大辯論幾乎喪失了它的公共面向，淪為傳媒上演出的少數政治精英的交易鬧劇，首先難辭其咎的就是特區政府，從第一號政改報告書開始，林瑞麟局長主持的諮詢工作就不斷地惹人非議，覺得它不夠公開，諮詢面太窄。怎料到了這第五份政改報告書，不只令人看不出它和前面4份報告書有何邏輯關係，甚至根本取消了公眾諮詢。關於政改的討論直到這兩個月才突然爆發許多新要求(如普選時間表)，正正反映出以前4份報告書的諮詢做得不透徹，沒有準備好公眾的參與。如今政府推動的方案失敗，則反映了它沒把市民放在工作重點。

政改爭論的最後關頭被認為是場民意戰，但大家可還記得政府剛推出這個方案時，許仕仁司長說了什麼？他特別強調要向議員「乞票」，這等於為推動政改的工程定了調，於是傳媒在接下來的兩個月果真如其所願，天天盯緊哪些議員會「企硬」哪些議員會「轉」，看看司長乞票乞得如何。政府沒把方案帶到市民的層面廣納意見(許司長去區議會向潛在既得利益階層推銷，算不上真正的公眾參與)，卻在傳媒目光的注視下做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換了你是可能「轉」的那個人，天天給人追問「轉不轉」，你還轉得起來嗎？等到最後一個禮拜，政府才開始面對市民，賣那遲來而單向的電視廣告，當然是無力回天。

民意是否重要？民意當然重要。所以泛民主派才會動員遊行，保守派才要徵集簽名。但是這麼重要的民意，「護法」許崇德卻可以說幾萬人也比不上三四個人掌握的真理，而泛民主派的議員則居然說被誤導的民意可以不理。到底民意是什麼東西？可以任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我們又見雙方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動員民意、徵募民意和測量民意，把香港人化約成一堆數字，再按各自的需要詮釋利用，有時倚賴有時丟棄。雙方都說要爭取民意，但兩個月間沒有任何一方做過大規模的諮詢，也沒有開展任何系統且細緻的民間討論。有些學者如陳家洛等力倡公投表決，但他們想必也知道缺乏審議(deliberation)的投票無異於一種比較嚴肅的民意調查。終於，廣大市民成了一群從政者角力的背景，一齣懸疑猜謎劇的觀眾與看客。在這樣的情形下，討論誰贏誰輸又有何意義？

政治要講現實，不能變成一種唯心的信仰；民主也不能只是抽象地大談聆聽民意，卻不去落實下來和公民們廣泛討論。但願這回政改爭論的落幕，是香港政治的真正序曲。

梁文道：古典音樂還是管弦音樂？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12月份的英國《BBC古典音樂》雜志請了西門‧拉圖(SimerRatle)當封面人物，那篇訪問的開頭就搬出德國新任總理默克爾夫人，去比較柏林愛樂在1999年選擇拉圖擔任新一屆總指揮的情況。這篇文章的重點，正如所有對拉圖的訪問一樣，還是放在當年這個四十多歲的英國青年獲選為世界最佳交響樂團領導的意外和兩者近年的磨合問題上。對一個領導人而言，這實在不是個好跡象。試想若是有人今天訪問布什談的還是他當年選上總統的心跡歷程，豈不表示除此之外他就沒幹過什麼別的值得談的事?

當然，拉圖自從2002年正式就任柏林愛樂總指揮以來可不是沒做事，恰恰相反，他的問題或許就出在做了事。但或許就是因為這些事，他才會遭到那麼多德國樂評界的質疑(甚至有人說在他棒下的柏林愛樂簡直就是一艘無人駕駛的飛船)。

就以拉圖和柏林愛樂最近的東亞之行為例，他們演奏海頓、貝多芬和理查、史特勞斯都不成問題，這才是樂迷們最想聽到的德奧曲目，印象中柏林愛樂最優而為之的傳統功夫；唯一惹起爭論的是他們奏了一首當代作曲家阿迪耶斯(ThomasAdes)的作品《庇護所》，而且這個作曲家居然還不到三十四歲!一個傳統的老牌珠寶店可以隨便擺放年輕小伙子的實驗設計嗎?

說來也怪，不知從何時開始，古典音樂真正成了「古典」音樂。別說當代作曲家的作品，就連荀柏格等二十世紀初葉的「現代音樂」，也很少有樂團或樂手演奏，聽的人自然就更少了。但隨便拿起一本音樂入門，或者大作曲家的傳記，不難發現在海頓、貝多芬甚至是史特勞斯的年代，大伙們聽的主要是「當代」音樂，管弦樂團演奏的也是在世作曲家的東西。以老字號的柏林愛樂為例，當年他們就不知首演過多少新作。但是為什麼今天的聽眾會受不了新音樂，而寧願音樂家們演奏些起碼有一百歲的東西呢?又為什麼曾在音樂史上開了先河的柏林愛樂後來會抗拒十年內的新作呢?

許多人說這是現代音樂自己的錯，遠離群眾孤芳自賞，追求純藝術以至於學術的道路，忘卻了平實感人的本真力量。可是聽聽阿迪耶斯那首《庇護所》吧，坦白講，在柏林愛樂東亞行里面，這實在是最叫人驚喜的作品。柏林樂手們的演奏功力在這首技巧要求嚴苛的曲子里盡顯無遺，再复雜的節奏轉換也都能精准地完成。看一看現場，即使是最不再行的朋友也都全神貫注，甚至隨樂聲搖晃起身子。可見只要演奏得法，現代音樂依然可以有直接動人的力量。

西門‧拉圖的拿手好戲之一正是現代音樂，從前在他的領導之下，伯明翰交響樂團就成了世上最有活力的現代音樂推動者。相比之下，柏林愛樂最大的特色就是太古典了。盡管在福特萬格勒的年代，他們還會演出當代作品；但是到了皇帝卡拉揚那三十多年的「黃金時期」，他們不止磨煉出了沉重深厚的柏林之聲，也變得更不適宜靈活多變的現代作品。在那些年里，別說特別委約作曲家創作了，就連二十世紀初維也納樂派的東西也少有上台機會。雖然在阿巴度接棒的十年里，現代作品是明顯增加了，可是未經時間考驗不成「古典」的新作還是不多。

西門‧拉圖和柏林愛樂之間的最大問題，或許就是他正積極為樂團的聲譽瘦身，讓他們變得更輕盈更現代(因此被人批評失了傳統特色)。但唯獨如此，拉圖才能完成大計，不斷委約和搬演最新的作品，使一個古典樂團變成管弦樂團。畢竟都是二十一世紀了，如果我們這些去聽管弦樂的人還被稱作「古典樂迷」的話，那麼柏林愛樂這些樂團豈不都是博物館里的古董?

梁文道：聖誕老人來了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每年此時都會有人批評聖誕節的商業化，在它漫長的遷徙過程裏，去的地方越遠，原來的宗教意涵也就越淡。換個角度來看，這或許也是它成功的地方，可以在不同的時空底下不斷變身添裝，讓原來一種信仰崇奉的日子變成世界不同角落的人皆可投身參與的嘉年華，而且開足整個月。聖誕節的厲害，是它強大的吸聚能力，使得樹木、白雪和一些顏色都被它的光環包圍籠罩，重新冠名成為聖誕樹與白色聖誕。

當然，還有聖誕老人。英國的旅遊作家Jeremy Seal趕在這個出版旺季推出新著《聖誕老人》（Santa : A Life），不失為一個聖誕好禮物。這是本遊記也是部傳記，作者從英國出發，一路追尋聖．尼古拉斯（St.Nicholas）的足，看他怎麼變成我們熟悉的聖誕老人。若說是傳記，本來有點勉強，因為聖．尼古拉斯這個人物生前沒有留下片言隻語，甚至他的生卒年份也不可確考，所以關於他的記載皆來自其身後250年的一份文獻。所以Jeremy Seal寫的不是這位真實聖人的一生，而是那個比真人生命還大的偶像的傳奇。

尼古拉斯還活的時候，是土耳其古代基督信仰運動重鎮安提阿的一位主教。他既非芬蘭人，也非瑞典人，他是個皈依基督，有點瘦有點黑的希臘人，生平沒有什麼值得一記的大事，只是信仰虔誠，樂善好施。倒是死後屢傳神，最出名的一回是為一個窮爸爸解決了三個女兒的嫁妝問題，傳說他應禱顯靈，在三隻靴裏裝滿了金子。

奇的是尼古拉斯遺骨會不斷釋出「馬納」，與耶和華降給以色列人吃的那種白色食品不同，這種「馬納」是芬芳無比的透明液體，能醫百病，可保平安。一時之間，埋葬他的邁拉城成了熱門朝聖地點，來人絡繹不絕。中古歐洲的朝聖就是今天的觀光旅遊，住宿飲食和紀念品加起來可是巨大的產業。當時在意大利與威尼斯爭得正烈的巴利人看了眼紅，於是在1087年派人渡海來到土耳其，從邁拉的教堂強搶聖人骨骸，運回巴里再蓋一座大教堂供奉，發它的朝聖財。直到今天，巴里這座教堂的祭壇居然還有「馬納」滲出。

接下來一千年的故事是個宗教文化的競賽史，東正教和天主教，土耳其人和歐洲人，拜占庭與意大利，巴里與威尼斯，尼古拉斯在不同陣營之間流轉變型，地位逐漸上升。直到新教興起，他和其他聖人偶像一起被掃出教堂，淪落街頭。被奉為商貿守護聖人的尼古拉斯也見證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從地中海去到阿姆斯特丹，成為當地人口中的「Sinterklass」；再隨荷蘭移民渡過大西洋，抵達今天叫做紐約的「新阿姆斯特丹」，是這個新城的創基聖人，而且漸漸換了英文名字：Santa Claus。

如今沒有多少人知道聖誕老人的原名原貌，但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紅，正是拜商業之賜。1931年可口可樂為了在冬天促銷，將他的樣子放在運往全美國的海報上。一千七百歲的他此時長胖了，留雪白大鬍子，還穿上紅長袍戴了頂紅帽。

梁文道：每個人都可以是記者

【都市日報-兵器譜】「民間記者」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簡單地講，它泛指所有非職業的新聞記者，但又不是一般不受僱於任何一個傳媒機構的「自由記者」(freelance journalist)。「民間記者」著重的不是受過專業新聞訓練與否，也不是是否一個媒體機構工作，而是「民間」。「民間」二字暗示了主流傳媒之外的另類角度，更強調每一個人都可以當記者。

好比「維基百科」(wikepedia)與傳統百科全書的對比，維基精神是一種民眾智慧的張揚，知識不需要只是掌握在專家的手中，而是可以由無數個臭皮匠共同參與、共同完善。

最近始流行的「維基新聞」正是由同一種精神出發，一般大眾可以就自己所知所見，一起編撰和補充關於一個事件的報道。其實早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新新聞」興起時，很多人就構想和實踐了各種不同的民間新聞。

可是直到互聯網和各種隨身攝錄工具、流動通訊技術的普及，「民間記者」才真正成了大家可以輕易從事的業餘活動。以最近的世貿部長級會議為例，很多主流傳媒的記者都會上香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民間新聞網「獨立媒體」(www.inmediahk.net) 看看。

因為它聚集了一批民間記者，以「媒體行動」的介入方式，一邊參與示威集會，一邊在這個網上報道消息，得到許多一般記者無法得到的訊息，也提供了主流媒體所沒有的角度。

比方說南韓農民那三步一跪的動人示威方式，就只有「獨立媒體」裡和農民們稔熟的民間記者，才能說明這個行動原來有「祈求上天祝福香港」的意思。另外，在12月16日的「騷亂」中，它也畫出了一張與主流媒體截然不同的地圖和事件時序表，指出當日的爆發點不是農民們突然改變路線，而是因警方中途封鎖了原有的遊行路線，才迫使農民自行突破另一個出口。

你或許未必同意這些民間記者的觀察與觀點，但是也不能輕易地以他們早有立場為由抹煞他們的報道，因為主流傳媒一樣有自己不明言的立場。

更重要的是，這些「民間」觀點給出了另一種分析，可以讓我們更全面更自省地認識身邊的社會。

梁文道：主觀的媒體

【都市日報-兵器譜】再用動物生態紀錄片為例，儘管大部分的攝錄者都不會介入，看著他們拍攝的可愛主角受苦生病甚至死去。但是整條片子的述方式還是叫觀眾生憐愛，甚至坐言起行付諸行動與保護生態的大軍。

媒體雖云客觀中立，實有立場角度，是現代傳播學的公論。且看香港的大小報紙和電子傳媒，左右立場異常鮮明，剩下的中立派其實不是要無預設地中立，而是在左右拉鋸的空間中尋找到一塊位置罷了。

以12月17日發生在灣仔的「騷亂」為例，有報紙用「香港淪陷」為頭條標題，也有的用上「最長的一夜」，不同標題說的是很不一樣的故事。基於這種認知，二十世紀七一年代的歐美遂興起了「公民新聞」運動，或曰「新新聞學」，其特色在於直接承認新聞報道必有立場必有預設，然後循著這個鮮明表達出來的立場作出「報導」(有導向的報道)。

它和傳統新聞的最大分別在於後者雖有立場，但傾向以「客觀」的面目掩飾；前者則主張直接鋪陳立場，可以讓受眾自己清醒地判斷，不受欺蒙。好些國際知名的「探究型記者」如John Pilger都以這種態度，寫出了很多膾炙人口可以流傳的名篇。尤其他們毫不虛飾自己的態度，作出的報道夾?夾議，容易激起爭辯，反而更有利於受眾對事件的認識，使他們從被動的接收者轉化為主動的思考者。

畢竟，客觀是從相對主觀的爭說中逐步逼近的一種狀態。流風所及，其實主流媒體也深受影響，很多記者也開始毫不避諱地把「新新聞學」更是生出了許多變體，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媒體行動」。

這種媒體出現的前提是當前世界各地的主流媒體要不是處於官方的直接操控下，就是由巿場中的商業邏輯擺佈，二者都會因為特殊的利益和取向忽視了很多未必不值得大家認識的事實，甚至還會刻意扭曲了很多事件。而媒體行動則是一種介入社會運動，或者由社會運動引發，把主流傳媒漠視的弱勢聲音表達出來的媒介行為。它們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採用的運動方式就是把媒體看作影響社會的工具；它們也是一種媒體，將一般媒體上隱形消音的東西表達出來。

梁文道：嘗一口南韓農民種的米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剛剛從世貿部長級會議的示威現場回來，看過南韓農民一排排坐在地上節奏硬朗爽快地舉起拳頭喊叫口號，見過他們堅毅專注的表情和精神，實在與媒體裏描寫的「暴民」離得太遠太遠。大家雖然都知道他們是農民，但印象他們的工作似乎只是示威，忘記了他們之所以示威就是為了可以繼續務農維生。你能想像他們彎着腰在田裏除草的模樣嗎？

古人教導我們吃飯的時候要想像農夫的勞動，「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每一口食物都是穿越時空的奇妙連結。我看見這些不遠千里而來的農夫時，腦子裏韓國米的滋味頓時具體豐富起來。

身為廣東人，但我愛吃的不是南方的絲苗米，而是北方的粳米，也就是香港人口中的「珍珠米」。很多人以為這是種日本米，用來做壽司最好，其實緯度相近的東北亞地區產的都是粳米，例如中國東北和韓國的出品。不說植物學上的事，光談口味，這種米黏性大油分多，咀嚼起來特別糯口而且有種啖淡的脂肪清香，是絲苗那透明細長的秈米所沒有的獨特味道。

為甚麼這種米這麼好吃呢？有東北的老鄉告訴我，那是因為它一年只能收成一次，稻子吸足一年份的「地氣」（我指是養分的意思），結的實自然比「你們南方那一年收三次，乾乾瘦瘦的可憐東西生得白長得胖」。

上好的韓國米絕對和最貴的日本米有得比，煮好之後吃起來口感稍有不同，質地韌一點可堪咀嚼，慢慢嚼甜味散得一口芬芳。可惜香港賣韓國米的地方很少，而且價格驚人，三公斤一包要賣一百五十塊港幣，或者正宗點的韓國館子會捨得用它。

有一段日子常坐大韓航空的飛機，坦白說吃的實在差，比一般飛機餐還不如，就算上了商務艙還是不行。但正如國泰必有即食麵，大韓也有它的bibinnba，這是絕不出錯的選擇。bibinnba一般譯作「拌飯」，相當準確，因為ba是米飯，bibinnba就是混合攪拌的意思。韓國人吃這飯可是很認真的，蔬菜可以是冰箱裏剩的燙熟就行，有肉無肉皆可；但同樣以米作成的麴醬一定要好（有人說這是韓式味噌，其實分別極大），然後混着飯一匙一匙地仔細拌勻，務求每粒米都沾上色彩。在飛機上吃的拌飯既沒有新鮮的菜肉，麴醬更是用牙膏管裝的那種，但米卻是正宗韓國土產，光這一樣整碗飯就活過來了。

韓國人喜歡說自己「以農立國」，至今仍有三百多萬農民，其中大部分種稻。他們代表了韓國那比我們守得還穩的儒家精神，是傳統文化的具體表現。韓國有學生喜歡在大考之前上山到農村裏借宿靜修，吃農民自己種的菜，喝他們自釀的米酒，早上聞雞鳴則起，夜裏再點燈聽蟲唸書。農業不只是經濟，還是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

漫畫書裏常有苦守祖業的小作坊對抗連鎖大企業的情節，例如壽司小店vs大型迴轉壽司，或者小清酒坊vs大酒商，其實如今的韓國農民也正以相近的姿態對抗跨國農業公司。我看着這些靜坐地上的抗爭者，心裏盼望他們能煮一鍋飯，就像漫畫裏一樣，用一口食物去感動旁觀者和會展中心裏的大人物。如果世界真像漫畫，多好。

梁文道：不是太天真，而是不夠悲觀

【明報-筆陣】政改方案的爭論來到今天，最令人悲傷的不是07、08政制原地踏步，也不是政府不肯再讓步，而是雙普選根本不可能在2017年實現，許多上了年紀的老人家想在有生之年看到普選這天的機會變得非常渺茫。特區政府在周一提出的修訂方案，建議自08年起削減三分之一的委任區議員，到了2011年還要看情是全面取消委任議席，或者拖至2016年才「一個不留」。要知道政府原先拿出來的方案裏面，最最令人無法接受的正是這個委任區議會議席。

回歸之後，董建華政府為了要把香港的政制發展弄得符合所謂「循序漸進」原則，硬生生把早就取消了的區議會委任議席重新安插回去，就像逼一個大學生從頭讀小學課本，理由是他忘記了當年健康教育的部分教導。然後又橫刀砍掉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一層實權比立法會還大的民意機構，一方面消減了香港的民主執政成分，另一面製造了香港政治人才發展的斷層。這一切都可說是倒行逆施，全無道理。很多人之所以無法全心信賴今天高調站出來支持民主的陳方安生，原因就是所有這些逆反民主潮流的舉措，正是她在政務司長任內的政府作為。如果她真要獻身民主大業，首先就該為這些往績道歉，或者至少有個說法。

區議會裏有政府委任的議員，其荒謬可嘆之處已有眾多論者說過，不用我贅言，再多的「實踐經驗」也是講不通的(比方說被委任的議員也很賣力，比直選議員還專業云云。這種講法猶如說帝制中國時期也出過不少勤政愛民的好皇帝，所以應該保留君主制)。一直以來，這些議席的存在被認為是中央政府不放心香港人的表現，深怕一旦縮手，沒有自己人支撐，政局就會「大亂」。所以其存續與否，說明的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民主化的態度。

包括我自己在內的30多名文化人、評論人與學者近日聯署的聲明，主要針對的就是區議會委任議席。一有委任成分，全盤政改方案可就真是名副其實的倒退了，在現有選舉方式裏加入了最赤裸裸的種票機制，把政府的自己人間接送到議會之中，是「一粒老鼠屎搞壞一鍋粥」這句俗話的經典示範。

我們這批人不把普選時間表和現在這份政改方案硬性地直接綑綁起來，與泛民主派議員們的最大分別，不在原則，而在政治判斷。我自己一向認為香港的普選時間表不止是香港自己的事，也是中國政府的政改進度表。詳細理由以前在此說過，簡要地講就是「一國兩制」是個有時效性的設計，它最終是要和內地政制融合的。而根據《基本法》，香港卻又終將實現雙普選。因此我們可以推論香港的普選時間表也是一份中國地方政府大動民主手術的時間表。所以我很難相信中央政府可以倉卒地在短短兩個月間，應香港議員們所請，拿出一張涉及它根本權力變化的香港普選時間表。

至於什麼時候才會有這份時間表，這份時間表的日期怎麼訂，則又是另一個政治判斷的問題了。有些人很悲觀，不能想像共產黨願意自行釋放權力；還有些人很樂觀，覺得內地變化一日千里，政治改革已到了不碰不行的關頭(請參見梁啟智先生昨日在本報論壇版發表〈2017中國政改時間表？〉)。但不論你怎麼判斷，政府就政改方案提出的修訂無異說明中央政府這一刻是不打算讓香港在2017年實施雙普選。理由很簡單，連委任區議員這種「最低安全保障」它都要婆婆媽媽地可能拖到2016年才全面撤除，2017年立刻雙普選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2012年普選就更是癡人說夢了。可見這一陣子「中央其實批准定出時間表」、「2012年能夠先選特首」等各種風聲，純係不可靠的煙霧，徒然製造盲目的樂觀情緒，不宜過分聽信。

有些朋友如吳志森兄和馬家輝兄覺得我們這些聯署聲明的「溫和派」太過天真，恕我不能同意。原因是我們的判斷不是基於純粹的理想，而是來自政治的現實，錯就錯在我們還不夠悲觀。

梁文道：記者只是旁觀者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過去一個禮拜的世貿報道裏，發生了一場很有意思的爭論。很多追訪示威場面的主流傳媒一次發現有一群「民間記者」擠在他們身邊，有時候拍照錄影，有時候又突然參與遊行喊起口號。

他們到底是甚麼人？自稱記者可以既參與遊行又同時「客觀地」報道嗎？一般的新聞學訓練很強調傳媒的中立客觀，記者最好是事件的旁觀者，而非介入其中的行動者。

就好像一些動物紀錄片把羚羊和小北極熊拍得非常可愛，在在令觀眾移情動心；但是每當羚羊遇上虎口，白熊病垮在雪地上時，拍攝組還是不動聲色地守在一旁，絲毫沒有施以援手的意思，就這麼看著片子的主角死去。

這個問題可以談得很學術化， 比如說一個不干預被觀察活動的觀察者是否可能，這是量子力學還測不準定理的經典故事。回到現實的例子，就是記者們的存在，會不會影響遊行人群的行動。

很多在中東地區工作過的前線記者都知道，每當自己拿著攝錄機，一些反美示威者就會很有組織地排成扇狀包圍上來，使得畫面上出現一片人頭湧湧群情激動的樣子。實際上整條街可能只有不過十人左右晃來晃去 ，一見記者才開始堆上來又叫又跳，路面的大部分其實是沒甚麼人的。

所以媒體確實很難只是事件的旁觀者，他們還會改變事件的發生形式。以過去幾天反世貿會議的示威為例，大批的現場記者根本就成了示威中的重要角色。

為了防止傷及這批旁觀者，比較激烈的南韓農民要特別撥出人手攔開他們。而當警方施用催淚彈、水砲和胡椒噴霧的時候，記者們還會成了無辜的受害人。

因此我們會看到報紙上有報道說記者們怎麼被襲，警方無區別地使用暴力云云，原本只能是事件描述人的記者頓然成為事件的角色。

梁文道：現實的經濟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這個世界真是有趣，有時候一些過去被人狠批的謬論現在換到了批評者的嘴裏，卻又成了沒有問題的真理了。例如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很愛說一個沒有貿易壁壘和保護政策的世界「最終」會變得更富裕；一個政府不做太多事情的國家就算有暫時的貧富差距，但「最終」還是會讓全體國民受益。如果你拿一些數據和事實出來反駁，說不是吧，在這段政府退縮，壁壘下降的時期裏，會有很多人失業，很多人生活無的。他們往往回應：「短期之內或許會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但『長遠而言』是會變好的」。

現在全球每六秒有一個人餓死，我實在不知道那「長遠而言」「最終」出現的盛世到底是何時？從前共產主義最受抨擊的一點，正是他們總是預許一個最終出現的烏托邦，然而「最終」卻像一個永遠來不了的果陀。每當被人批評經濟表現呆滯，革命暴力太多，信心滿滿的共產主義信徒總會說：「等瞧吧，『長遠而言』，世界是會變得更好的。現在的問題只是革命尚未成功，資本主義國家仍在苟延殘存罷了。」通常這叫做「教條主義」，時髦點的說法是「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意即盲目相信理論，不顧現實。

過去幾天大家都見到了浩蕩的示威場面，知道了有關世界貿易組織的各種爭論，也瞭解到有一種主張叫做「公平貿易」。例如富裕的農業出口大國不能一邊叫窮國開放市場，自己卻大力補貼那些富得流油的農產品企業。表面上看這是最符合常識的交易觀，你出半斤，我給八兩，公平得很。同樣地，世貿的協議也該如此，一條規矩一種原則，要守就大家守，要不跟就大伙都拉倒，誰也不該偷換概念暗渡陳倉。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茲（Joseph E. Stiglitz）近年來屢次懷疑「全球化」（準確地說，是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經濟全球化），乃主流經濟學家中的異數。他和另一名學者Andrew Charlton的新著《Fair Trade For All》本是呈交給聯合國的報告，最近趕在香港世貿部長級會議之前出版，就是想告訴大家什麼是真正的公平貿易，同時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教條化。

簡單地說，如果真想解決全球貧富差距的問題，如果正面面對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經濟學也不能一本通書講到老。貿易是有利於經濟發展，貿易條約也應是公平的，不過公平並不意味所有人得硬性地接受同一項規則。兩位作者舉出東亞和拉丁美洲的例子說明貿易自由化不一定會帶來經濟發展，國家的干預也不一定導致經濟的衰退。各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狀況皆有不同，產生的困難不一樣，藥方又怎可能只有一道呢？所以公平貿易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公平的起點，能夠應用在富國身上的規定，不必然立刻就能加給還沒有條件的窮國。這當然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公平貿易觀，但卻是看到現實知道短期的清醒態度。

梁文道：搞懂世貿的方法

【都市日報-兵器譜】終於，不只有香港人才抱怨香港的媒體了。許多關注世貿的國際網站都開始抨擊本地主流傳媒的偏見與不全面。的確，大家都該問一問自己，這幾天以來，我們可知道會議進展到甚麼程度了嗎？

我們可了解各國部長談出了甚麼，首次與會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們又表達了甚麼意見嗎？如果你只看本地傳媒，特別是中文媒體的話，坦白講你能知道的實在少之又少。

相反地，抗議世貿的遊行示威倒是佔去了更多的篇幅。香港主辦世貿部長級會議原來對反世貿人士最有利，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城巿會對這些人比正式會議內容更有興趣了。

當初唐英年力爭香港作東，世貿組織大概沒想到原來這位愛喝紅酒的貴公子居然是個同情貧民的無間道；也沒料到向以沒有國際視野出名不以極富無產階級情感聞世的香港，竟然會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外地的農民和漁民身上。

不過我們還是別會錯意，真以為香港傳媒是站在工農那一面的。我們只是喜歡動作，我們關心韓國農民到底搶了警察多少面盾牌，多於他們平均負債的數字和收入的改變。

不過香港依然是個韓流肆虐的城巿，對南韓的情感十分特殊，以至於世界各地的示威者到了香港好像只剩下南韓農民一種，來自台灣、泰國、印度、歐洲加拿大和玻利維亞的人似乎都去了逛街，影全無。

難得他們不妒忌，還是樂意和南韓農民站在一起，齊聲喊叫步操。

假如你看了這篇文章想自己親身去看一看全相，我建議你不能只是參觀遊行，還得早點去維多利亞公園巡巡各個團體設置的帳篷，看看展覽，聽聽講座，多拿點單張回家細讀。保證你不會在一般報紙上見到面的內容；可是要看示威，起碼也要弄懂是誰在示威，為甚麼而示威吧。你說是嗎？

梁文道：如果．愛風雨蘭

【都市日報-兵器譜】「風雨蘭表面柔弱普通，但她卻能夠經歷風雨，在夏季風雨後的野外燦爛迎風。風雨蘭正反映女性堅韌的生命力，我們相信強暴無損女性的自我價值，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仍然充滿力量和希望。」這是民間組織風雨蘭在服務簡介上的自我介紹。

我沒有見過風雨蘭，亦根本連是否有種植物真的叫做風雨蘭都還未弄得清楚。可是，我仍十分關心風雨蘭如何渡過眼前這次風雨難。

應該說，過去十年八載，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都在風雨難之中。自「四個女人義務出錢自力，自發經營一條24小時強姦熱線」開始，她們便胼手胝足協助受害人渡過難關，讓受害人體會到人間還存溫暖，受過傷仍未損自我價值。協會在五年前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成立全港首間性暴力危機中心—風雨蘭。她們作為服務的協調機制，以一站式提供輔導、醫療、法律及其他適切支援，令受害人不用奔走多個政府部門求援，減低重複自己慘痛遭遇而造成的進一步傷害。

這個每年經費220萬的風雨蘭，五年來服務過800名受害人，到了今天，將在12月31日之後就因資助完結而陷入財政危機，甚至有關閉中心的可能。她找來了社聯、社總、社協的支持，也得到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一致通過，要政府撥款支持動議，但政府的態度豈料比大風大雨更傷人。官員遺下的，始終都是冷冷淡淡的一句「會強化現存服務」官腔。

220萬對任何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來說，都是小數；它可能僅僅等同於放一場煙花，或一次甚麼藝術節、體育節和萬人盆菜宴，但偏偏政府就不聞不問，只以「現存服務」來補足遺落的專門服務。為何會如此？

說穿了，都是政府的「綜合化家庭服務政策」在作祟。政府要撐的，不是220萬，而是長官意志濃厚的綜合化服務方針。本來綜合化與專門化是學理上的熱辣議題，各有利弊，但在長官意志下，就成了許勝不許敗的零和遊戲。早前有關閉單親中心而要單親家長受苦，現在又有性暴力的受害人要面對寒冬。

政府的硬心腸，不單是對人、對服務，也是對那些由民間自發的善良力量。

梁文道：再論比較優勢

【都市日報-兵器譜】歷史上當然有很多因為專心發展自己的「比較優勢」而終於獲利的國家；但是也有很多不管「比較優勢」因而強興的例子，比如我們上次談到美國 。可見「比較優勢」本身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問題不大，但在現實世界面就並非無往不利了。

很多大力支持新自由主義式經濟全球化的人，都是李嘉圖「比較優勢」說的信徒，認為這是千古不易的硬道理。《紐約時報》的當紅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暢銷新著《世界是平的》面倡言：世界已經剷平，競爭無可避免。舉例假設先進的美國有一百人，其中800人從事高階知識工作，20人從事低階勞動；較落後的中國有一千人，頭又有80個是高階知識工作者，卻有920人是低階層勞工。現在經貿自由化了，美國那80個高級人員的競爭是大了，但他們的巿場也變得更大，足足有一千一百人那麼多。

問題是美國那剩下的20個工人要怎麼去和中國的920人搶飯碗呢？弗里曼提出的處方和大多數學者一樣，別指望政府用壁壘保護你，你們應該自己努力變得和那80個高級同胞一樣，也就是所謂的「自我增值」。這種論調背後的假設就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如果是大量的廉價勞工的話，美國人就都應該轉進高端的知識工作，致力於自己的強項。從學理上講這是通的，但現實上那20個人真的能夠成功變身嗎？

他們要用多長的時間去適應？他們的生活在這段調整期會有甚麼變化？又要付出甚麼代價呢？過去十年以來，全世界都在見證著這段痛苦的變化歷程。例如南韓自從開放大米巿場以來，它數以十萬計的農民收入頓減，負債劇增，生活陷入絕境。所以他們才要到香港抗議世貿和經濟的全球化。但是經濟學家們坐在書房一算，就發現不對勁。他們問這些農民難道沒有看到韓國地少山多，比較優勢根本就不在種地嗎？要國家保護他們使之不用和美國那機械化的大農場和中南半島的好天氣競爭，豈不太過自私。更何況巿場一開放，韓國全民都能買到更便宜的食物，農夫們堅決抗拒豈不是與所有消費者對立？如何安頓農民們的生計呢？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辦法和弗里曼相同，就是叫他們轉行。韓國的電子工業不是很強勁嗎？他們的文化產業不是正在席捲東亞嗎？

何不棄田而去做個高階知識工人呢？沒錯，農民從有產階級變成工人是會降低收入，很多種田種了半輩子的人一下子大概也無法增值成遊戲軟件設計師。通常在這時候，經濟學家們又會很無奈地告訴你：「這就是殘酷的現實了。」從香港街頭憤怒的韓農身上，我想起內地那八億農民，朱鎔基在中國入世之後表示那是最令他憂心的一群。經濟學家們又會用甚麼樣的術語去向他們描繪現實呢？

梁文道：有好嘢都唔識食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英國靚仔名廚Jamie Oliver今年又出新招，自從招考失學仔把他們訓練成廚房裏的有為青年之後，再往公益明星之路進發，立誓改變英國學童的伙食。

到底英國的學校伙食有多糟？從電視上看來真是壞透了。小學生們的午餐居然天天都是炸薯條和漢堡包；還有一些看起來不像食物，估計主要是由粟米粉構成的油炸化工產品。慘的是那些小孩吃得十分愉快，樂此不疲。簡單地說，英國學校飯堂供應的就是我們口中的「垃圾食品」。還好，家長們另有準備，為子弟精心炮製點心盒。不料這些點心盒一打開，十居其九都是塞滿了錫袋包裝炸薯片和朱古力棒！

Jamie仔知道孩子們每日吃這些食物（如果算是食物的話），不只會在下午過度亢奮一小時後紛紛昏昏欲睡，壞了教室秩序；而且影響下一代的身體健康，大英帝國前途係咁大。Jamie頭髮長長，心地善良，主動發起幾個學區的「吃正餐」運動，多花一點錢，煮更像樣的食物。然後再拿實戰成績給首相看，迫政府把改善學童午餐變成國策。

記錄這個過程的電視節目最後當然是大團圓結局，但絕大部分卻像一部災難片。在Jamie Oliver的指導下，參與實驗計劃的學校炮製了地中海式煎魚片和七種蔬菜熬成的意大利粉醬汁。你一定以為這些學生今鋪真是有口福，莫名其妙就享受到名廚傑作。要知道Jamie Oliver自己的餐廳門庭若市，光是接來自世界各地的訂位電話就接到手軟。

怎料我們在節目裏看到的卻是一個戴眼鏡的小二男生對着餐盤痛哭，說甚麼都不吃。老師和媽媽苦口婆心好不容易勸他吞了一口，那小子立刻臉色發白，連口水一併吐了出來。情形就像你請一個老麥fans去Gaddis，結果他當場「食到嘔」，還大聲喊叫：「我要巨無霸。」一餐下來，七成的美食都給丟到垃圾桶。

鏡頭再轉到廚房，準備食物的「廚娘」（請注意她們不被稱作廚師Chef，而是叫做Kitchen Lady）更是火滾。她們抱怨煮食的過程繁複，工作量大增，連抽口煙的時間都沒有，天天加班還沒加班費，一一大罵Jamie Oliver真是「冇嘢搵嘢嚟搞」。

不管結局如何完美，這個節目最有趣的其實就是這些災難場面十分有顛覆性，它顛覆的就是我們對食物和廚師的一些慣常想法。在大眾媒體和傳統文化的調校之下，我們心裏都有一套食物品味金字塔，覺得每個人如果有辦法的話都會想吃那些塔頂上最有品味的東西，不會有人賤到有Gaddis不吃硬是要吞巨無霸。可是事實上這個金字塔是不存在的，就算有，它也只是某個階層的品味而已，只不過這個階層主導了我們社會的美食觀念罷了。那個四眼仔從最早吃一口菜就嘔到最後甘之如飴，與其說是發現了美食真諦，倒不如說是他的口味被馴化到另一個系統，就像教一個從不吃芝士的人變成藍芝士發燒友一樣。口味不一定有絕對的高下之分。

至於廚師，我就更同情那些煮飯當打工的人了。每個做廚房都立志要像漫畫裏將太那樣，揑個飯糰都要揑個心進去當然好；但純粹把下廚當作賣手機似的另一種工作又有甚麼問題呢？你可以說一頓飯做得好或不好，可是我們實在沒資格要求所有做菜的人都要和食物談戀愛。

梁文道：為了民主 反對世貿（和世界站在一起‧二之二）

【明報-筆陣】如果你曾經為了民主在12月4日遊行，那麼這個周日你也應該為了民主再上街頭，加入南韓農民，加入媒體所說的「暴民之父」荷西波夫(JoseBove)率領的ViaCampesina，加入來自世界各地的百姓人民。因為他們要的正正就是民主。

這個禮拜的各種示威集會絕不只是所謂的恐怖活動，還是一次真正擴展這個亞洲國際都市市民國際視野的良機，讓大家可以密集地在全球人民身上了解這個世界的不同角落正在發生什麼事，是什麼力量驅使他們不遠千里而來，又是什麼樣的景使他們如此憤怒。

自從西雅圖起義以來，這些五花八門的抗議就被粗率的主流傳媒統稱做「反全球化運動」。原因是包括CNN在內的一眾國際傳媒機構當時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會遇上這樣的場面，既不知道他們從哪裏冒出來，也不知道怎樣去歸納那雜多的議題，只好說他們反的是「全球化」。「反全球化」這個說法的問題是把全球化等同於經濟的全球化，而且還是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經濟全球化，然後再把世貿看成這股潮流的當然代理，於是反世貿就理所當然地是「反全球化」了。其實西雅圖一役的參與者當時又何嘗不驚訝呢？他們也沒想到一場網上開展的串連，居然會演變成聲勢這麼浩大的運動。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彼此針對的議題或有不同，但卻完全有突破地域界線全球合作的可能。所以他們反的絕對不是全球化(除非你說他們反的是某種特定模式的全球化)，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產物和推手。

經過幾天雖然來得稍晚，但總比缺席要好的傳媒教育，如今大家都知道南韓農民反對的是歐美國家對農產品的補貼，造成不公平的貿易，使得他們生活無。如果從這種要求公平貿易的角度來看，源起於法國的ViaCampesina本來應該是南韓農民的敵人，因為他們主張的是維持貿易壁壘，何這些歐洲農民應該也是歐盟農業補貼政策的受益者。其領導者荷西波夫的「成名作」是在1999年破壞一間法國的麥當勞，並因此入獄。他這麼做的原因是麥當勞用的牛肉是以添加荷爾蒙的飼料生產的，歐盟本來以健康理由拒絕這類牛肉進口，但美國在1996年向世貿控告歐盟歧視他們的牛肉。所以荷西波夫贊成歐洲各國要繼續擁有食品進口把關的權力，一種表面看來違反公平貿易的立場。可是今天的荷西波夫和ViaCampesina除了要維護自己的權益之外，也聲援包括南韓農民在內的全球農戶。所以有此，正是多年來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的結果。他們的訴求就是「把食物從世貿中拿掉」，原因是各國有權按其城鄉差距的實、傳統的社會生活方式和人民健康水平自訂食物和農業政策。在這個旗號底下，法國和南韓的農民是可以站在一起的。

關於自由貿易、公平貿易和私有化，已經有很多專家學者撰文申論，但是圍繞世貿的另一重大爭論卻值得在此細說，那就是一般百姓到底有沒有權參與世貿在貿易自由化和公共服務私有化等事項上的決定。法國和南韓都各有官方代表參與世貿會議，為什麼他們的農民還要來示威抗議，重申他們的自主權呢？其實這正好指出了當前民主課題的兩個重大危機：一是像世貿這樣的國際組織奪去了許多主權國固有的權力範圍，但又欠缺一個民主和透明的決策架構；二是香港人夢寐以求的代議式民主政治本身出了問題。後者需要他日另文再談，我們先把焦點放在前者。

尼格利(AntonioNegri)和哈特(MichaelHardt)合著的《帝國》儘管艱澀深奧，但已被視作所謂「反全球化運動」的聖經，連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都說好看。他們的近著《眾生》(Multitude)針對批評者的詰難，用更清晰流暢的語言去討論「眾生」這個複雜的概念。在這本書裏，他們不只直接點明近年各路國際反抗運動就是「眾生」的範例，還指出「眾生」的其中一個共通點就是不滿自己不被代表(GrievancesofRepresentation)，於是要求更徹底的全球民主。

把這個要求落實在反對世貿的運動上，它體現出來的就是要改變以下狀：

一、整個世貿組織雖以一國一票的部長級會議為最高權力機關，但它的許多決策還是偏向已發展國家和跨國財團；

二、在三權分立成為全球共識的今天，世貿組織卻集「立法」和「司法」的權力於一身；

三、世貿的協議能夠凌駕各主權國自己的法律，就算一個民主國家上一屆政府簽訂的協議，下一屆政府也極難因應自己國內最新發展予以推翻修改；

四、世貿專注的是經濟領域，但那班財經官員決定的東西卻可以影響一國的勞工、社會、教育及醫療政策，而這些領域的專職官員卻沒有與會的法定資格。

舉個例子，當某個國家或某家公司挑戰另一個國家的法律違反世貿規定時，世貿會組織一個由3到5人組成的專家小組決定。這個小組的成員全由「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SettlementBody)決定，看的就是他們是不是當行的專業人士。很多企業都能參加這個重要的會議作證，但是其他環境、人權及公益組織卻連旁聽的機會都沒有。這個小組的決定能夠迫使一個民選政府修改其民意代表訂立的法律，既不周全也沒有透明度可言，而且純由經貿和法律角度出發。某國如果被迫開放基因改造食品進口會不會影響人民健康，某國如果被迫讓郵政和交通全盤私營化會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皆不在其考慮之內，這個小組的成員也沒有理由要向受影響國的公

民負責。

這種缺陷使得世貿備受抨擊。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就在其新著FairTradeForAll裏建議它的決策過程應該更透明更開放，並且讓所有受到某項條約影響的有關領域的官員參與談判。荷西波夫主張另設一個獨立於世貿之外的國際貿易法庭，以獨立解決貿易爭端。近年力主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社會學家大衛赫德(DavidHeld)則認為要放棄主導世貿的「華盛頓共識」，另以一套「社會民主議程」(socialdemocratica-genda)重構世貿組織。當然有更多的示威人士乾脆以癱瘓世貿會議為己任，好讓整個機構不能再運作下去。

回到香港，我們的議會不是純粹民選，政府也不是由普選產生。比起南韓和法國，我們的談判代表更用不向全民負責。所以眼前的怪是政府可以一方面用廣告向大家籠統地宣稱世貿會議可以帶來多少好處，但另一方面卻沒有大張旗鼓地告訴市民他們打算把什麼條件帶上談判桌；而有關的諮詢更是少得可憐，低調得幾至無聲。比如說關係到全民福祉和生活的《服務貿易總協定》，其涵蓋領域廣達食水、醫療、教育和郵政；現在政府打算開放哪一個市場給外資，讓哪一種公共服務私營化，有多少市民知道？政府有沒有估算過各種協議帶來的影響？要不要公布？又有沒有公開問過市民的意見呢？

就如前面說過的，現在的政府代表我們去談出來的結果，是將來的民選政府也難以改變的。我們是不是起碼也要問一句：「你們到底在談些什麼？」這甚至不是自由貿易好不好的問題，而是更根本的民主問題。難道直到現在，香港人還不明白自己不是看南韓農民表演的觀眾，而是應該直接介入的主角嗎？

梁文道：比較優勢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從九七回歸之後，這是香港第一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幾乎所有國家都派來了官方代表和游說團，全世界最主要的傳媒也都有龐大的記者團隊尾隨而至；當然，還少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非政府組織及示威人士。

他們來到香港是為了世界貿易組織，爭論的是貿易的問題。大部分香港人不理解的是，貿易到底有甚麼問題呢？香港是世貿組織的始創成員之一，向來被讚譽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而整個中國不也是從自由貿易之中得到好處嗎？沒有自由貿易，又哪來的「世界工廠」？「和平崛起」又能從何說起呢？就讓我們從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常識說起吧。稍具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比較優勢」這個概念，指的是世界各國都有自己最擅長的本領，都有某方面的經濟優勢。如果國際分工恰當，大家各自發揮所長，則全世界都會得到好處，所有人的生活都將改善。

第一個系統地總結出這個理論的人是大經濟學家李嘉圖。李嘉圖在經典《政治經濟學及租稅原則》中舉過一些很符合十九世紀初葉實況的例子，當時英國各地煤料充沛，都巿人口集中，再加上工業革命之後，蒸汽機的大量使用，使得英國具有它地沒有的優勢，那就是生產棉布的優勢。反觀剛獨立的美國，坐擁大量棉花田，又仍未形成龐大的都巿人口，所以美國最好別碰棉布工業，專心生產棉花原料。根據這種理論，貿易就是大家專心地做好自已的強項，別浪費時間和精力在自己的弱項之上，然後互通有無，就能發揮最大的效益了。可是理論是離不開歷史的，很多在學校唸經濟學課本的人都忘了當年正是大英帝國如日方中，混合著殖民經濟的資本主義支配全球的年代。他們更不知道這種想法其實早在李嘉圖之前就很流行了，而李嘉圖本人就是個在這套經濟體系獲利甚豐的股票經紀。理論還要受到歷史的考驗。如果美國人當時要是聽信英國人的話，他們早就變成今天專門生產香蕉的瓜地馬拉和生產可可的迦納了。

還好他們沒用，北美的工業家才不理甚麼「優勢」，他們清楚生產棉布的利潤要比種棉花大得多了。美國的獨立和南北戰爭都少不了這批企業家的參與，他們要的是「公平貿易」，才不想只成為英國工業的原料供應者，所以支持獨立；他們既然不種田，所以也用不著農奴，只要自由的勞動力，所以支持解放戰爭。備受歷史考驗的「比較優勢」卻直到今天，還是很多支持自由貿易和世貿組織者的信條。

梁文道：小心暴力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原來和香港一樣，其他主辦跨國大型經貿會議的城市在會前也會有各式各樣的暴力傳媒。比如說加拿大的魁北克，它是二○○一年美洲國家高會的東道主。一個打算和兒子一起去抗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擴大了貧富差距的母親聽到了傳聞：「如果我去魁北克，我兒子會不會被噴灑胡椒？」另一個渥太華的小學老師則說：「我很擔心自由貿易會造成教育民營化，我想去參加魁北克的示威活動，但是安全嗎？」

近年聲名響遍「反全球化運動」的加拿大作家娜歐米．克萊恩（Naomi Klein）不斷跟蹤和參與一場又一場的大型示威集會，持續報道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和世貿遇到抵制的詳情。《破窗》（Fences and Windows）是本2002年出版的舊文集了，但它還是能夠起到很大的參考作用，讓我們看到那些「暴亂」的真相，認識那些遊走全世界的「暴徒」到底是誰。

真相其實很簡單，那些千里迢迢繞全球跑的人根本不是暴徒，正正相反，他們才是暴力的受害者。例如有個種油菜的歐洲農夫，他要抗議世貿組織太過保護知識產權，等於向平民橫施暴力。為甚麼？因為「孟山都」公司有架運滿基因改造油菜種子的卡車在經過他的田地時，掉了一些混在他自己的農作物裏。從這個農夫的角度看，這叫做基因污染，改造過的油菜籽污染了他的有機油菜籽。從「孟山都」的觀點來說，農夫透過這批作物賺錢卻是侵害它的專利產權。最後法院接受「孟山都」的說法，這位農夫被控偷竊，要賠兩萬美金。

包括這個農夫在內，來自世界各地懷抱不同目的的人，湊成聲勢浩大的「反全球化運動」。但是所有他們到訪的城市都把這些真正的受害者描述為「暴徒」，而媒體關於他們的暴力傳聞，根據娜歐米．克萊恩，大部份都來自當地保安部門。的確，是有一部份人會用石頭砸麥當勞；但還有更大部份的人只不過是想阻塞交通，靜坐在會場入口，好阻擋會議舉行。但是警方總是分不出暴力和公民抗命，甚至拒絕作出這種區分，把所有用公民抗命方式示威的人都看成「搞事份子」。

於是胡椒噴霧、水炮和塑膠子彈一一登場，於是警方總是先行一步去封鎖示威人士的集會中心不讓他們出門。當然事情怎樣發展下去就不難想像了，雙方的追逐戰正式開打，有人流血，有人被捕。在電視上看到一片煙霧和喧嘩的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把一場運動看成暴亂，而忘卻讓它變成暴亂的往往就是警方。

自從西雅圖之後，各城的保安部門學精了，懂得利用這種媒體造成的印象，先嚇倒所有本來打算參加遊行的人，例如開頭提到的那位母親和老師。不過香港和其他城市還是有分別的，在魁北克那場會議之前，娜歐米．克萊恩和麥克．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等六千多名加拿大作家、學者、法官、律師和演藝人士聯署了一封公開信，警告當地警方不能對示威人士採取警察暴力。

梁文道：招考公務員的學問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近年有股報考公務員熱，位子不多，報名的人數卻是很多。媒體關注之後，順便又揭出了許多問題。比如說有些省市機構擺明要看戶籍，不是本地人不行；有些機關則毫不避忌地把性別和年齡列為條件；而前些年湖南某部門指明報考女性要「雙乳對稱」，更是膾炙人口的一時趣聞。

職場不能存在性別、年齡、外貌、身體條件甚至性傾向的歧視幾成發達地區通例。很多國家的私人機構在招聘員工時甚至不能要求應聘者在申請書上附貼照片，為的就是避免以貌取人，變成外形歧視。

記得好幾年前負責參加一個機構總幹事的招聘工作，與事者對於人選其實早就心中有數，但處理文件的秘書還是把所有報名人的姓名一一隱去，讓我們對著一堆學歷履歷和自述裝模作樣地討論一番，在裡面猜謎似地找出早就屬意的人選。或許有點虛偽，但好歹叫做符合了「程序的公正」。

偏偏在我們這個新興大國的公務員報考制度裡面，所有人家不敢去碰的禁忌我們一一犯足，甚至連有沒有乙型肝炎這種明擺的生理歧視也都列為資格要求。比起私人事業，公營機構更不應該犯這種錯誤。

一般國家如果要推動反歧視政策，除了嚴格立法，往往就從自己做起。若是不想社會上還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先得在招考公務員這關上做足工夫。有時候甚至不能在申報書上印有性別一欄，讓申請者暴露自己到底是男還是女。如今中國講究「和諧社會」，公務部門自己卻大搞歧視，怎能叫人心服?

中國的文官體制歷史悠久，甚至被一些學者認為是西方公務員體制之祖英國的先驅，它的特點就在於不論血統出身，只看能力和成就。在社會學創建者之一韋伯的眼中，這種「成就取向」的文官選拔制度甚至是現代社會的標誌。傳統科舉取士，寫寫八股文以論高低，當有可以爭論之處，但它到底還是種能力主導的擇人標準。

不料文官制度起源地現在卻產生了另類唯血統時尚的風氣。史學家許倬雲分析中國王朝時期用考試選拔官員的方法，指出它的政治智慧就是形成了權力的血液循環，把地方精英吸納到中央，再經中央系統地分派到全國各地，不讓國政被某地人士壟斷，也不使地方有獨立於國家趨向。

把這套精神拿到今天來看，也是管用的。某些城市的公務部門如果長期掌握在該地人士之手，某個機構如果有嚴重的男女失衡，豈不是由公權力主動造成了社會分化，讓某類人壟斷權力，同時把某個階層排除在國家機器之外，變成邊緣群體？所以招考公務員絕對是種要有政治智慧的大學問。

梁文道：用民主對抗風險

【都市日報-兵器譜】回顧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歷史，實在有太多太多的技術意外，崩塌的水壩、外洩輻射的核電廠、污染水源的化工排放物……每一回意外都足以造成重大的人命損傷和環境破壞，每一回的意外除了人為疏忽之外，也包括了最早開放相關技術時料想不到的結果。

在很多情況下，這些技術風險的受害者都不是透過該等技術得到利益的人，而是被迫要生存在風險旁邊的無辜百姓。

最經典的案例莫過於當年印度波帕爾化工廠的污染事件，從那個工廠賺錢的是遠在美國的一家電池公司，但被污染物毒害的卻是當地平民。同樣的道理，吉化廠的利潤歸於中石油公司，但它爆炸之後受害的則是數以千萬計的松花江流域居民。這些例子說明的就是風險社會中風險分配不平等的狀況。在現代科技成為主要生產力的時代，發明技術和使用技術乃至於藉此獲益的，往往不是承擔技術風險的那一批人，因此就產生了風險社會的階級問題了。前風險社會的低下階級分配到的財富最少，到了風險社會，他們分配到的風險卻是最多的。

要怎麼做才可以改善甚至解決這個問題呢?很多人提出公民的知情權，意思是重大技術危機發生的時候，負責單位要保持最高的透明度，好讓受風險影響的百姓掌握充分資訊，趨吉避凶。但這還只不過是亡羊補牢的作法而已，真正徹底的公民知情權應該要把應用相關技術的早期階段也包括進來。例如一家化工廠的選址、建設和排污標準，都應該在最開頭就讓公民了解，知道它會不會影響自己的正常生活。

再進一步就是，光有知情權還不夠，公民對於技術風險還要有民主地參與決策的權力。

比方說，有公司為了排污和取得水源的便利，因此想把一座化工廠建在河水上游的邊上；它是不是該讓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居民，所有要靠這條河流生活的百姓知道它的計劃呢？它是否應該公布建廠的相關細節，使公民們有機會評估自己生活將要面對的風險呢？

最後，政府是否應該提供一個諮詢平台乃至於決策機制，讓最容易承受風險的一群去對這個計劃說不呢？我們為甚麼要讓一些企業有機會從一種技術上得利，卻要讓另一大批沒辦法在這裡拿到任何好處的人去承擔後果呢？中國早就步進了風險社會，階級問題也不再只限於財富分配，還涉及到風險分配的不均。要建立和諧社會，就得還公民更大的知情權和決策權。

梁文道：陳方安生出來做什麼？

【明報-筆陣】正如蔡子強兄所說的，近日香港政局真可說是「波譎雲詭」，相當耐人尋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月四日25萬人爭取普選大遊行之前，先有45條關注組正式組黨，後有陳方安生高調參與遊行，這兩件事對未來的形勢有何影響？二者之間又有沒有聯繫呢？

先談45條關注組在大遊行宣布組黨，從時機上講實在是再對也沒有了。自從「大狀黨」在03年七一大遊行一炮而紅之後，他們可能食髓知味，了解到群眾運動的魅力和造勢的能量，發現遊行原來可以變相地轉換成慶祝組黨的集會。對整個民主運動而言，45條關注組諸君無異於為社會注入了一股形象高潔的清流，可喜可賀。問題只是對於其他民主黨派會不會造成衝擊。

相對而言，45條關注組的弱點之一正是形象太過專業太過高級，略有不食人間煙火之相。且看其公布的成員名單，除了廖銀鳳等少數基層代表之外，恐怕都是平均學歷碩士以上的專業人士。而梁家傑更不諱言在入黨人選的資格上「有要求」，且不忘強調自己「大律師的背景」怎樣影響了理性思維。一不小心，這就容易變成脫離群眾和自高自傲的表現了。試想，如果基層民主派如「阿牛」曾健成等發起大規模入黨運動的話，難道要先考「語文基準試」不成？

好在他們黨團立法會議員裏面還有一向左傾的張超雄，不管這是為了要湊成「關鍵六票」等策略性思維的結果，還是真正的理念相合，到底也是良好信號。兩種情裏面，我寧願相信這是真正的理念同盟，理由是在反對取消遺產稅、爭取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等議題上，「大狀黨」都令人驚喜地站在基層的立場。大概是有了從政經驗，接觸到了香港社會的現實。

因此就意識形態而言，45條關注組有傾向社會民主黨的勢頭，同時保留了精英問政的色彩，可說全方面包抄了民主派第一大黨民主黨的路子。相應於此，民主黨該怎麼走下去呢？論中產，是鬥不過45條關注組的了；社會經濟政策向左傾吧，現在的大狀黨也不讓你專美。最可見的道路是緊抓中國軸線，更往支聯會一翼靠攏，以區別開45條關注組和中央政府「有偈傾」的印象。不過對很多民主黨溫和派來說，這條硬派路線或許是個很不現實愈走愈窄的一條路。分析下來，民主黨實在有被「併吞」的機會，反正「大狀黨」也亟待發展基層黨工和地區網絡，民主黨確是個現成好「獵物」。

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二四大遊行的最大贏家居然是臨時殺出的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說到這位「香港良心」，我在電台主持節目的時候就曾屢次表達相當有保留的看法，現在也就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韙，再補充幾句。陳方安生出任高官數十年，從未表達過任何追求民主普選的公開言論，更不用說有什麼實際動作。她「香港良心」地位得以確立的轉捩點是與董建華不合，被迫離職。由於當時的董政權幾成香港公敵，凡是敵人的敵人，自然就是家的朋友了。

這數年來，陳方安生不時發表言論，才逐漸成為追求民主的市民的同路人。直到一二四大遊行，其所至之處莫不人頭洶湧，主辦單位要動用十人結成人圈保護她行進，風頭一時無兩，甚至被封上了「民主之母」的稱號。司徒華先生奮鬥數十年方有今日為人敬仰的地位；李柱銘為了爭取民主四處奔波換回一頭白髮，才被稱為「民主之父」；就算劉慧卿也屢戰街頭博回「街卿」的惡罵；如今陳方安生華服錦衣出來遊行了半截，就成了「民主之母」，豈不划算？如果曾蔭權不競選連任，兩年後跑出來爭取中國普選，大概又是「中國良心」了。

饒是如此，當今的政改死結卻只有陳方安生一人能解。以她的精明智慧，選擇在時節出來用一個「普通市民」的身分參與遊行(請注意03年七一遊行針對的是「國安」法律，這回則純粹是香港人自己爭取普選)，又有風聲早傳又開記者會，被問及是否重返政壇時又答曰「見步行步」，論者普遍以為她志在千里，甚至有問鼎特首寶座的意思。

但這裏的不通之處有二：一、如果陳方安生要選特首，只有政府的政改方案通過才有機會，拿目前800人選委會的結構來看可謂毫無勝算。二、陳方安生參加遊行，高調表態，豈不是與中央「對幹」？沒有北京的祝福，想當特首可不是難上加難？

所以檢視一下當前形勢。從爭取普選的目標來講，香港人要的是清清楚楚的時間表；但從民主派發展壯大的實際角度來看，政府的政改方案則相當有利。所以泛民主派當初爭取的是修改政府方案，不放委任區議員一關。只是後來形勢逼人，一眾泛民議員被架上道德梁山，最後更與25萬人直奔政府總部。在這個局勢底下，沒有統一領導，各自分散的民主派就算想妥協，也沒有哪一派敢先跑出來給石頭砸。除非有一位「共主」或精神導師適時出現。

當今之世，除了陳日君主教以外，還有誰比陳方安生更有道德地位和號召力呢？且看一二四遊行日，她可說是在驗收「市民的支持與愛戴」，聲勢達到頂。如果政府真有第二方案，如果政府真有一套模糊的路線圖並且去掉委任區議員，陳方安生又願意「無奈」地接受的話，恰巧在此時組黨的45條關注組6席議員該怎麼辦？泛民主派又會不會「顧全大局」？

請留意陳方安生只說爭取普選，只說要有時間表，對於方案本身卻沒有表態否定。又如果她只甘於做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甚至「傳奇烈士」的話，遊行當日又何不一遊到底直搗黃龍呢？假如陳方安生真能公開接受修改後的政府方案，不只泛民有了轉圜餘地，她能正式就任「民主之母」；就連中央政府也不得不收這份大人情吧！如此一來，民情的支持有了，政改開拓出來的參選空間有了，就連北京的祝福也都拿到半份。水到渠成，誰曰不宜？

接下來則是考驗曾蔭權真正質素的時候了，不讓步的話不只與民為敵，而且也有違情理；讓步的話則等於為自己增添一位連任勁敵。左右如何，甚難決定。

對中央而言，下一屆特首選舉如有全港取得最高民意支持度的兩個人對決，實在是最佳戲碼，哪怕還有「外國勢力」指手劃腳說你不民主？至於我等上過街流過汗的庶民，唯望各方精英以蒼生為念，但願陳太經過民意感動之後也能真真正正地蛻變為民主女神，不要忘記我們這25萬人的赤子之心。

(原定連載3期的「和世界站在一起」今次暫停，後續，請諒。)

梁文道：風險社會

【都市日報-兵器譜】甚麼最容易引起百姓的恐慌？那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再日常。他們天天呼吸的空氣，每日進食的食物，乃至於身為一種生物所必須仰賴的水源，這一切都不再可靠可信，不能再不加思索地呼吸，不能再不帶疑問地放進嘴裏。

日常生活失衡的可怕尤甚於傳染病的爆發，因為它顛覆了常民生活的基礎，而確保這些基礎可靠乃是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責任。

簡單地說，這是國本所在，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對此掉以輕心，沒有一個政府不心急於致力這種日常生活的可信穩定。

不過，即使是這麼簡單的任務，在我們這個時代也變得非常艱巨了。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把現代社會描繪為一種「風險社會」，意思是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不只成為主要的經濟生產力，還是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骨幹，我們的衣食住行都越來越離不開科技。但是科技就其本質而言總有未知的一面，也總有失控的機會。

當初人類發現煤和石油等地下礦藏可以成為巨大動力的時候，可沒有誰會想到它對空氣的污染竟然可以達到破壞整個生態系統的地步；同樣地，當整個世界的運轉都必須依靠電腦和互聯網，它因中毒而癱瘓乃至於在一瞬間瓦解世界秩序的機會也就更加令人恐懼。

科技的不確定帶來的風險業已成為現代世界的核心問題了。

早期工業時代的政治基本上繞著財富分配的問題轉，政治要解決的就是怎樣公正合理地分配財富，和隨此而來的各種地位福利；大家莫不爭取最大份額的財富，越多越妙。

但是風險社會的政治處理的則是風險分配的問題，所有人對風險的態度是避之則吉，唯恐自己生活的風險太多。與工業時代的財富分配政治一樣，風險社會的風險分配一樣有階級的問題。

梁文道：專輯年代的終結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在納斯達克上市時熱鬧轟動的「中國Google」百度，最近不只股價暴跌，而且還被幾家大唱片公司聯合起訴，說它提供免費音樂的非法鏈接。香港則有業界行會警告網友切莫以身試法，私自下載有版權保障的任何歌曲。與商界知識產權保衛戰這來勢洶洶的第一浪相比，則是幾款推陳出新的MP3繼續賣個熱火朝天，席卷大地，恰成對比。你去問一問那些MP3用家，他們是乖乖回家把一張張CD輸入電腦再轉檔存進MP3里?還是上網直接下載?你再問一問他們下載的地方是哪些合法付費的網站?還是網友們友情交換檔案的俱樂部。

先別討論知識產權這個概念的得與失；也不要去管網友們的花樣是否層出不窮，你兵來我將擋，總之就是拿我沒辦法。我們只要注意一點，就知道唱片工業界這是在垂死掙扎，做大革命前的最後一搏了。那就是電台DJ、職業樂手，甚至唱片公司的自己人，雖然口中義正詞嚴，但私底下非法下載音樂來聽，也都在所多有。連自己人都不一定捧場，口是心非，現在的唱片工業又怎能不是夕陽工業呢?

免費、方便，當然是大家熱衷非法下載音樂的理由。但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整個音樂工業消費者消費模式的轉變，「專輯」(Album)概念的終結了。過去大家習慣了聽唱片是以專輯為單位的，一張唱片十首歌有好有壞，有喜歡的也有不喜歡的，但迫於無奈都得整張專輯買回來，也至少會由頭到尾聽一次。唱片公司和音樂人製作唱片，同樣是以專輯為基本框架。曲詞的編撰，唱片的設計，整體風格和形象的構思，以及包括唱片上市前的巡迴演唱會等各種營銷手段，無一不是圍繞著專輯打轉。甚至音樂人、經紀人工作和休息時段的分配，唱片公司年度季度的生產數量規劃，也都以專輯為單位界定分配。

中國向來都不流行單曲唱片，但就算在單曲傳統源遠流長的歐美，也還是以專輯為唱片生產的主導。單曲往往是用來打響名聲，促銷隨後推出的專輯用的。其實只要稍稍回顧音樂史，不難發現專輯從來就不是「自然正常」的音樂創作和欣賞單位，它純然是二十世紀唱片工業的產物，是一種讓消費者覺得物有所值，讓唱片商成本控制得宜的商業考慮。

梁文道：作家對真實可以不負責任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董啟章最近一口氣出了兩部新著，兩部都是台灣出的，《對角藝術》還是原來連載在香港藝術中心每月通訊《Artslink》上的短篇。有些同代朋友的作品，我特別關心，但極少見面，董啟章是一個，用漫畫和他「對話」的利志達是另一個，我總是自作多情地以為有些我們共同關心的事。我這一代人和以前的香港文人不同，很少聚會，一伙子通宵喝酒聊天的機會，更是絕無僅有；不過我默默閱讀他們的東西，例如董啟章。總有一天我要寫一篇更長的東西去談他，這是我的願望。

《對角藝術》是香港藝術中心老總茹國烈出的點子，邀請小說家董啟章和漫畫家利志達每個月各自創作一件作品，放在它們的節目單上。雖說不用直接和藝術中心發生聯繫，但十二個月的十二篇作品還是多少和藝術中心裏的活動有關。不想再說香港重要作家要靠台灣出版社回流的老話，不過我很好奇台灣的出版社怎麼處理這麼「香港本土」的材料。於是在書背的介紹上讀到這麼一段文字：「董啟章博引文學、戲劇、舞蹈、電影等各種形式，利志達充滿奇思與狂想的插畫，為這個燦爛的交會，帶來更豐富的展現，使讀者的想像立即騰雲駕霧，無限延展。在每一章的開頭，董啟章和栩栩的對話，彷彿一個人的兩面，玲瓏剔透地為讀者提供更多面向的思考與角度」。這是甚麼意思呢？

董啟章的作品一向好說也不好說，因為按照現代文學評論的通例，他的東西似乎可以輕易地套上理論術語，分析拆解一番就告了事；但拆解完成又如何？「提供更多面向的思考與角度」以後又該怎麼辦呢？例如《對角藝術》，其實大可看成十二則藝術評論，用小說寫成的藝術評論和札記。反正董啟章一向喜歡穿透各種文體的虛擬性質，從文字的通質來看，評論、新聞報道甚至公文莫不都是「述」，用小說來擬仿把玩它們又有何不妥？這是稍為認識文學理論的人都知道的。

又如書中主角「栩栩」，名字本身就很懸疑，「栩栩」應該如真，但又不會是真的。作者不斷地述真實生活中的女孩栩栩是個怎麼樣的人，又談起他筆下角色「栩栩」和真正的栩栩有何關係。熟練的讀者自然意會到這真是藝術本質的大問題：藝術的經典定義就是模仿（mimesis），是創作和真實之間的反覆對照。一個小說作家老在作品裏說栩栩這個角色是真有其人的，有任何意義嗎？小說述者宣稱的真實到底有多現實呢？這麼搞下去實在是場很好玩但又無聊的理論遊戲，使大家能夠暢談幾成濫調的後設小說「知識論」。

但《對角藝術》關懷的不是知識論，而是倫理學：當文學藝術的真實都成了虛擬和遊戲，作家和藝術家是不是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呢？真實和謊言的區別還有意思嗎？一切藝術造成的傷害都能用「這只是藝術」去解脫嗎？換句話說，董啟章問的不只是文學和真實「有」甚麼關係，而是文學和真實「該」發生甚麼關係。所以我寧願把《對角藝術》看作一個作者生涯的中途反思：作家的責任到底是甚麼。

梁文道：香港能有兩院制嗎？

【都市日報-兵器譜】許多人大力推銷的議會兩院制，其實既不合理也不現實，其中一個原因上回說過，就是現有的立法會功能組別根本不能與人家上議院的貴族相比，不能到了另一個議院就自動過戶成了精英。

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難處，真正的問題是這 種設計會破壞了一國兩制的精髓。甚麼是一個兩制的精髓呢？那就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底下，香港可以保持自己的制度50年不變，但是之後它就應該和中國的制度接軌。

換句說話，今天的特首是他日的巿長，現在的立法會就是未來的人大。此所以中方屢次強調香港的事不是香港自己的事，其著眼點在當香港最終得以普選特首和立法會時，全國的巿長和巿人大代表會議直選的日子世應該不遠了。

否則一國兩制為何不是永遠的制度，而要設上五十年的期限呢？簡單地說，香港的政改進程其實也是中國的政改一部分。倡議兩院制的人有沒有想過這點？

若依他們的建議豈非日後全國各地的人大都要搞兩院制？還是五十年後只有香港的人大繼續用兩院分議的制度呢？他們試圖改變的，不只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還是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難怪有傳言說中央不接受這種古怪的主張了。

此外，從世界潮流來看，英聯邦國家的上議院原來就只是個「權力有限公司」，近年還日益遭到削權，理由是上議院議員再怎麼精英，其產生方法到底是不民主的，那些精英們的資格始終也是成疑的。所以現在的英國上議院，除了拖延下院立法議案，以增加公眾討論時間之外，剩下的就只是禮儀性的裝飾功能了。

可見香港一些號稱「親中」實則保守的人力主立法會兩院化，不只不符合香港社會現實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甚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這種主張的真正目的，無非就是想保住既得利益，繼續功能組別這套各別業界和集團的特權壟斷機制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