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梁文道說，「再也沒有一統天下的東西了，香港變得更加多元化，也比以前更加細緻」，所謂「高雅文化」，「反而變得更純粹」。關於生活，梁文道說，香港人「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去研究怎麼樣在高密度的狀況下維持秩序和效率。」
【中國新聞週刊】香港，在很多人眼中是一種文化符號，溫煦著近現代史中有關南洋的記憶與想像，牽動著傳統中華文明的涓涓血脈；是一個經濟風向標，亞太甚至全球的股市波動與風雲變幻都在一瞬間；是一個貼有「購物天堂」、「美食之鄉」、「動感之都」、「國際金融中心」等一系列耀眼標籤的地方。
回歸十六載，這樣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香港文化的精髓到底在哪？與內地的交流到底帶給香港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又將導向何方？這些問題，對於一些跨越區域的文化人而言，感受尤為深刻，《中國新聞週刊》近日採訪了其中著名的一位——香港時評人梁文道。
沒有主流，才是香港文化的主流
《中國新聞週刊》：早期很多人對香港的印象，大都來自TVB金庸武俠劇、警匪題材電影，以及寶麗金的經典粵語歌，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集大成時代。但今天，大家感覺香港文化好像停滯了，很多香港知名藝人、文化人也紛紛選擇來內地發展，這是否說明香港的文化環境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
梁文道：如果從流行文化來講，香港是好像很停滯，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香港比以前更好了。其實恰恰是流行文化的霸權衰落了，TVB不像那麼強勢，再也不是所有人都等著看它的電視劇了，大家才因此多了很多選擇，開始注意到香港其實還有別的很多東西。其實香港向來都有流行文化以外的東西，只不過那些東西大陸從來沒注意到，今天當然也沒注意到。
《中國新聞週刊》：那在您看來，今天香港文化的主流是什麼？
梁文道：現在沒有主流。事實上，再也沒有一部所有人都要看電影、沒有一部所有人都要看的電視劇，也沒有一張所有人都要聽唱片，再也沒有這種東西了，基本上是很碎片化的。
但我覺得香港在很多方面，比如說文學上面的多元化、靈活程度比以前豐富；香港的流行音樂比較邊緣的、另類的、實驗的，或者各種民間的獨立音樂，比以前更活躍；香港劇場藝術、視覺藝術這幾年也比以前更開闊了。
另外，香港還有很多另類的生活文化實踐，比如說，很多年輕人集體回到農村耕種，在那邊實驗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或者做各種的手工作業，不再願意做工廠規模的東西。
這其實是選擇更多了。大家開始不滿主流文化，不滿所有人都要關心同樣的話題，不滿所有人都要熱炒某件東西。如果說全民都要關注的一個話題，我想除了政治以外，文化生活方面再也沒有這樣一統天下的東西了，香港變得更加多元化，也比以前更加細緻。
華人、國人與市民
《中國新聞週刊》：有人說香港是「半唐番文化」，表述了一種「不中不西、半土半洋」的「中間人」色彩，在您看來，這麼說是否有些貶低的意味在裡面？您如何看待香港中西文化的融合？
梁文道：這個名詞講得最多的是陳冠中先生，我覺得其實它不是帶貶義的，它是褒義的。「半唐番」文化沒什麼不好，這種狀態，恰恰能夠顛覆我們對所謂的「正統」或「純正」的想法，因為所謂的「正統」和「純正」，其實往往是一種神話，是一種歷史的塑造。
如果要講正統的話，香港過年過節的規矩比大陸還大。七十年代的時候，很多國外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進不了大陸，他們研究中國社會，比如說要想研究一下中式的祭祀，都會到香港的新界。直到現在，香港很多地方還保留著傳統華南農村的道教瞻禮儀式，而這種儀式往往是10年才做一次。看起來一個村好像平常沒人，一旦10年的祭祀典禮到了，住在世界各地的子孫全部會回來，該幹嘛幹嘛。
香港一方面很傳統，但另一方面又很洋派，之所以稱為「半唐番」，的確是有點花樣雜取的狀況。但其實這個狀況並不只有香港是這樣，整個華南沿海都是，從福建、泉漳二州、廈門、金門，然後到潮汕地區，整個東南沿海這一面，其實這種狀況都很常見。香港只是比較特別，保留了一個前民族主義時代的華南華人的生活狀況。
《中國新聞週刊》：按您這麼說的話，香港人對華人、市民的認知，是不是要比對國民的身份認同感更強呢？
梁文道：我想是的。因為香港人的那種身份認同是一種前「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民族主義」這個詞大概翻譯自英文的nationalism，我個人更傾向於台灣學者翻譯的「國族主義」。「民族主義」就是你認同自己的民族，這個還比較簡單；但「國族主義」，它的定義實際是你認同整個國家體制、國家機制。
對香港人而言，華人身份認同感很強。強到什麼程度呢？從李小龍以降，香港所有的武打片，總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打洋人、打日本人。從李小龍到陳真、到霍元甲、到黃飛鴻、到葉問，打完一次又一次。當年，整個華人世界恐怕沒有人會這麼熱衷於拍這種「打洋人」的電影，只有香港人樂此不疲地拍，其實體現了這種華人認同感。
但這個東西千萬不要混淆為愛國主義，或者國族主義，不太一樣。它就是一種現代的民族國家建立之前的模糊概念。梁啟超在《新民說》裡批判中國人沒有國家觀念，沒有民族觀念，就表示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其實並不太知道什麼叫「中國」，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我們叫「華人」。而這個「華人」，是對著外族人說才彰顯的身份。香港人的所謂的身份認同，其實是這一脈。
而另一脈就是對這座城市的認同，所以香港人很喜歡強調「我們市民怎麼樣」，「市民」的概念特別強。尤其是70年代以後，港英的政策開始關注本地民生，香港移民開始有本土生的第二、三代，這時市民的認同感就會更多。很多我這一輩的人小時候都有跟家人回鄉下的印象，但是回到鄉下，你會覺得跟你在香港成長起來的整個環境差別太大太大。
仍需調適的改變
尖沙咀彌敦道
《中國新聞週刊》：在您看來，回歸後與內地往來的增多對香港文化的改變有多大呢？
梁文道：這種改變有時候是在日常生活層面發生的，在日常生活中的變化，你一定會注意到、一定會感覺到。
像我這種沙田居民就明顯感覺到它的改變，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地方幾十年來都是屬於香港人的庶民的空間。像新城市廣場，它以前賣的東西都是一些百姓日常日用的東西，不是很貴。但隨著這個區域開始富裕，它慢慢中產化，而最近3年多，它有一個很劇烈的變化。一個中產階級的商場，忽然多了很多的遊客，多了很多的新移民，然後這個商場賣的東西開始根據遊客的口味改變，而香港本地住在這邊的人要買東西感覺就不一樣了。
這種改變，對於香港人而言，第一個明顯的印象就是大陸人多了，所以是大陸人帶來的改變。這種改變有時候會產生一種很不好的衝突，像我今天在買書的時候，有一些大陸遊客在我旁邊，一下把我撞開，他也不會說什麼，一般香港人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下，就會覺得：你看這些大陸人，太沒禮貌。
但是問題是事實上這個地方的轉變，不一定是從這個角度來解釋。第一，這是一個商場，是一個財團經營的商場，它很簡單從牟利的角度來講，租金越多越好，當然要租給一些最能付得起租金的店。其次，它還涉及到香港的自由行的人數，這個的確是不斷在擴張，這牽扯到地方政府在人流上的考慮。
當大陸遊客開始從尖沙咀彌敦道，擴散到像新界地區這些庶民居住的空間的時候，整個變化就很強烈。因為香港普遍的消費能力不會一下子跳升得那麼快，而大陸現在來香港的人裡卻有一大部分的消費能力是相當高的。在這裡面就很簡單地遇到一個貼標籤的事，比如說撞到你的是個大陸人，你一看就會放大為是一個族群問題。
另外，就是香港人去大陸的人也很多了，有的工作在大陸，有的定居在大陸，他也會明顯感覺到這個分別很大。他會發現當我們是一國之民的時候，「香港市民」對他來講仍然很重要。因為他可能在大陸工作、生活、做生意，會發現有很多東西是跟香港規矩不一樣。
小眾而極致的文化體驗
《中國新聞週刊》：我們這兩天走訪香港的書店，發現即使商業很繁華、租金很貴的的地方，也有書店開在裡面，並且經營得還不錯。這是不是一種文化繁榮的表現？但另外一方面，我們走進去看了以後，發現大部分書都是美容、時尚、旅遊這一類，真正體現人文精神的文學書被擠在非常小的一個角落裡。這是不是又是文化沙漠狀態的一個體現？香港的文化為何會呈現這種矛盾性？
香港的書店
梁文道：我想這麼講，香港最好玩兒的地方就在於——主流文化是那麼地商業化，那麼地排斥所謂的「高雅文化」的東西，這是事實。但另一方面，這些所謂的「高雅文化」，比如說實驗劇場、音樂、搖滾樂、實驗電影，實驗的動漫畫、比較先鋒的文學創作，反而變得更純粹。
而且這個「純粹」我覺得發展還不錯，這幾年很多年輕人都做得很好。為什麼呢？這麼講，比如說像北島現在住在香港，有人問他，「你這麼一個有名的大詩住在香港這種文化沙漠，不難受嗎？」他說：「只有在香港，你還做詩人的話，你才是真正的詩人。」我覺得他說這句話，說明他很懂香港的情況。
因為在香港，即使是再優秀的大作家，像西西這種作家，也不會因為文學上的成就，就被大眾都知道，然後政府就表揚。你永遠也不要指望自己能夠靠寫書過很好的生活，你沒有任何名利可圖。但是當你一開始寫作就知道這是一個無名無利的東西的時候，你想的東西就是很單純的——我就是要做一個詩人。香港的詩人已經很習慣詩集印1000本，賣500本，500本放床底上，將來慢慢送人。在這個情況下假如他還在寫詩，寫了30年的話，就是因為喜歡寫詩，就是要做詩人。
而大陸雖然文學也比較發展特別好，但是基本上作家能叫做名人。你在大陸出本書，有報紙會訪問，但香港完全沒有，幾乎是零。香港報紙連文化版都少得很可憐，每次報紙生意不太好，老闆第一個想到動刀的就是切掉文化版。
在這個狀況下，香港的文化界變得單純、純粹，不太在意自己的邊緣位置，就自己幹自己的事兒，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又由於他不需要討好政府，也不需要討好市場，所以他的文學創作拿出來的東西，很容易走向一條非常實驗性的、先鋒的道路。
所以香港是很極端，實驗的方面非常實驗，商業的方面非常商業。
一面是脫離，一面是尋求
《中國新聞週刊》：您曾說自己是「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這是一個悲觀的說法，還是一個樂觀的說法？
地道港味的街邊小店
梁文道：我說的意思其實是一個美好願望，是希望從我這一代開始，以後的年輕人不再只是香港的文化人，他立足在這個城市，但是整個國家都是他的版圖。就像蘇童，他當然來自南京，但我們不會說他是南京作家，我們會說他是一個中國作家。我希望真正能讓香港的文化融進來，和南京的作家、杭州的作家、成都的作家一樣，會覺得整個國家的文化舞台就是他的舞台。
但這是我當年的想法，我覺得有一點太樂觀了，因為今天看來其實趨勢是相反的。香港新一代的年輕人越來越抗拒大陸，更加強調本土文化的身份、本土文化的特色。他想的是反過來，怎麼樣挖掘、強化本土的文化身份，這一點相當明顯，尤其這兩年。
《中國新聞週刊》：那在您看來，新一代文化人正在挖掘的這些本土的資源都有什麼呢？
梁文道：其實那些東西我覺得是很華南文化的，比如說香港的街坊、社區裡的文化網絡，或者一些在大陸已經看不見的一些傳統民俗，或者說當下香港城市面貌所帶來的一種審美上的感受。
香港是一個密度特別高的城市，在建築學或城市規劃學上，香港都是很經典的案例，因為這個高密度實際上有一種審美上的效果。比如說，在中環那邊走，你會發現密度那麼高的時候，堆著很多互不相干的元素在一起，可能前面看還是非常高級的商業大樓，一到後面菜市場就來了，這樣的一種空間佈局是別的地方很難看到的。
另外，香港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人口這麼多，地方這麼小，但整個城市面積有接近六成是綠地，因為我們的地勢都是丘陵地帶，那些地方蓋不了房子，所以就保留成了一個山野的狀況。結果我們的綠地是意外得多，可能前15分鐘你還在車水馬龍的地方，後10分鐘你往沙田山上走，就一點人都沒有了，已經有猴子了，我們可以去旅行、去散步。
這樣一種獨特的空間，會造成一種獨特的美學觀念，也會有一種文化生活上、習慣上的改變。我們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去研究怎麼樣在高密度的狀況下維持秩序和效率。
這些都是香港社會城市空間的基礎特質，在這個特質基礎上，大家就會想我們的文化表現應該怎樣做出呼應。比如寫作上面，香港有一些80後的作家，他們的文字我叫做「室內的憂鬱」。他們的寫作帶著很濃重的憂鬱感，你會覺得那個空間是密閉的，彷彿他最關心的問題是一個房子的內部空間，限制感特別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