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記一次文化交流的發現

【都市日報-兵器譜】所謂交流，一般的理解就是兩撥不同的人聚在一塊，互相學習學習。大約九年前，當我第一次參加「上海、深圳、台北、香港．四城文化交流會議」的時候，腦子裏想到的無非也就是這種很抽象卻也很浮濫的「交流」。完全不知道當它開展實現出來的時候，會是甚麼模樣，能有甚麼效果。然後今年九月，我去了上海，參加這個會議的第十屆年會；現在，我可以具體地說出「交流」的意蘊了，而且是一種從(或者)沉悶的議程上看不出來的意蘊。

我們在會上看了一套上海社會科學院找來的短片，紀錄一批文化工作者怎樣在莫干山路的藝術倉庫即將被推土機推倒的十二天前阻止了它的機輪。這些熱心的藝術家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組織了起來，聯署公開信，走訪各個有關的政府部門，告訴官員這些老建築的價值有多重要。結果，很不可思議地，他們竟然成功了。

在我們這群香港來客的眼中，上海文化人的這次壯舉實在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我們才剛剛經歷過類似的爭論，目睹了中環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倒下。我們有一群熱血青年在那兩個碼頭露宿了好幾個月，我們發動了龍應台和李歐梵等數百位學者、文化人出來聲援，但是我們的政府依然一意孤行，決心除掉我們心目中重要的文物。為甚麼上海做得到的事情，香港做不到呢？

晚上吃飯，大家還在談這個話題，有人提出：「其實香港在這件事上比不過上海的地方，不正是香港一直以來的優勢嗎？」沒錯，上海政府可以在一座建築快要消逝前的短短十二天之內拍板叫停一切工程，懸崖勒馬，順應市民的意思，只要你能打動一個高層的負責官員，說不定他就有這能耐。反觀香港，就算特首曾蔭權在幾個月前就被大家說服了，接受民間的觀點，認為皇后碼頭果然是個有價值的地標，他也沒辦法違逆既定的決策。因為香港政府是一部機器，任何決策都要跟隨規矩，經過論證，而一項決策一旦定下來了，就如一部不大靈敏的機器按下了發動鈕，再也停不下來。

另一個例子是官員的態度。我常常在內地政府官員的講話裏面聽到「這方面我們做得不好」、「我們的工作還有很多不足」之類的話，似乎不來點自我檢討，一篇報告就不成為報告。然而香港官員是從來不會說這種話的，他們絕不認錯，要是認錯，那一切就都完了。因為他們並不是一個人，起碼在以官方身份發言的時候不是，他是整部龐大機器的一個環節。如果他承認缺失甚至錯誤，那豈不是意味整套決策程序出了毛病嗎？「四城文化交流會議」開了這麼多年，每回有各地官員出來講話，這個差別就格外地顯眼。比起來，你寧願要一個可以憑藉個人價值判斷就能阻止既有程序的官員，還是要一套態度傲岸但行事有規可循的制度呢？我們依然沒有答案。

不過，那些內地的官員也不是從一開始就如此「謙遜」的。我還記得在最早的時候，不只官員，幾乎一半的上海會議代表說起話來都格外激昂，聲量宏大，內容高瞻遠矚，彷彿一個無限美好的新上海就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幾年之後，或許是受到了台北代表溫言軟語的感化，香港代表跳脫隨意的觸動，上海人軟下來了。如今再開會，他們的聲線比較平和，比較像是在日常閒談。即使身具官方色彩，他們也少了官樣文章，多了自我懷疑。不論是文人、學者、藝術家，還是公務員，四城代表都能平等地共聚一堂，在同一層平面上交談。

甚麼是文化交流？它不是各個地方的競賽，用不彼此較量，因此也不需要端起架子生怕丟了臉。文化交流是一種發現的過程，發現和自己不同的人，發現自己的特質與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