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真正香港（不再服務的服務業二之二）

【飲食男女】我曾經開玩笑地說，今天想在香港得到好服務的第一原則就是講好普通話，尤其是在那些高級名店。某些特別勢利的店家，從前進去要是用普通話來問事情，多半就會得到愛理不理的冷淡待遇。今天正好相反，我們本地人如果一開口就是「唔該」，很可能方圓十米內的店員都會假裝沒聽見，收拾貨品的繼續收拾，正在聊天的則繼續聊天。這時候，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中氣十足地高叫一聲：「服務員」，這才能夠引來他們的注意，以及隨後的殷勤服務。

可是這兩年情況不一樣了，一方面是土豪見慣亦平常，反正我大門打開就不愁生意，態度那麼好又有甚麼意思呢？其次則是中港矛盾升溫，就連要在遊客身上賺錢的人，也開始覺得不能再耐着性子給人頤指氣使。終於，普通話那芝麻開門般的咒語奇效消失了。如今不論你說甚麼話，人家對你都平等得很。

生意太過好做，這可能就是香港某些零售服務業者的最大問題了。去年，我便在一間老牌名店遇過一件奇事。當時我正在試穿一件西裝外套，想和店員商量袖子長短的問題，於是告訴他自己慣穿的襯衫袖長是多少，請他替我摺起那件外套的袖子，試看效果如何。沒想到他居然隨口答道：「那就要看你是斯文地穿還是輕鬆地穿了。假如你是穿來工作，想正經一點，那這件外套的袖子就用不着改了。因為一般比般formal的穿法都不會露出底下襯衫的袖子。由得外套蓋住裏面襯衫的袖口。而這件外套穿去上班會比較合適，所以我建議你用不着改了，這樣子就好。」我怕自己聽錯，就很謹慎地問他：「你是說西裝外套底下的襯衫袖口不露出來會比較斯文？」他神情輕鬆但又語氣肯定地回答：「係呀，一般都係咁㗎啦。」

請注意，這是一個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掀起過西裝革命著稱的牌子，而我去的這家店還是他們開在中環的旗艦店，它的店員卻能不專業到這種地步，恰好說反了大家都曉得的規矩，亂噏當秘笈。他要不是根本不懂得自己在賣甚麼；就是懶得替你服務（我指的服務是摺一段衣袖），因為你不買，還有別人排着隊要買。

前不久，我認識了深圳一家專營奢侈品牌的商場管理人，很意外地發現他們某幾個品牌專賣店的生意額在去年增長到了全中國第一的程度。明明一過橋就到了香港，明明一個小時不到的車程就能買到比在深圳便宜很多的同樣商品，為甚麼他們的客人要在他們那裏花錢呢？他給我的第一個答案並不叫我意外：「那些人真是太有錢了，他們不計較這點差距。」但他接下來所說的話，就真值得我們香港人想想了：「我們的客人喜歡這些店家的服務，不只是因為態度比較周到，而且也因為他們店員的知識要比香港同行專業。拼價錢，你拼不過香港。所以現在的國內高檔品牌就只能在服務上努力，希望用服務贏過香港。」

坦白講，我並不太在乎大陸豪客來不來香港消費，反正我常勸內地朋友最好別到香港，免得他們遇到不快經歷，也免得香港這座小城再添壓力。可是近年這一連串見聞，卻使我對我們自己多了點認識。原來我們曾經自詡的「服務專業」，和我們時常稱讚的日本、台灣不同，它只不過是個很短暫的歷史現象而已。十幾年前，我們還要請林子祥唱歌叫大家多點微笑；十幾年後，賺錢一容易，我們就立刻打回原形了。說不定，至少在這一點上，自由行並沒有改變我們，它只是恢復了我們「經濟人」的本性罷了。

梁文道：一次失敗，就是永恒

【蘋果日報】巴西最了不起的創作家羅德里格斯有句廣被傳誦的話：「每個地方都有一個不堪回首的全國災難，例如廣島核爆，我們的災難，我們的廣島，就是1950年輸給了烏拉圭」。在巴西，這場災難甚至還有一個專有名稱；而且很奇怪，就連講葡萄牙文的巴西人都習慣用西班牙文去拼讀這個名詞，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顯示其特異與重要；那就是足球史上最有名的一場敗仗：「Maracanazo」（『馬拉卡納慘案』）。

關於那次世界盃決賽的記述，是如此地豐富，又如此地生動，乃至於看多了之後，就連我也好像親臨過現場似的。

1950年7月16日，巴西人早已做好了奪冠的準備。趕在世界盃開賽前完工的馬拉卡納球場是全世界最大的球場，可以容納十八萬三千名觀眾，這天卻湧進了二十萬人，是當時里約熱內盧成年人口的五分之一。而里約熱內盧的市長則在開賽前的演說讚揚巴西國家隊隊員：「球員們，短短幾個小時之後，你們將成為世界冠軍，將受到數百萬同胞的歡呼！你們的表現證明你們是不可戰勝的！你們將擊敗任何一個對手。請接受我向你們──勝利者的致敬。」雖然比賽還沒開始，但巴西就已經給自己加冕了，那幾乎是他們全國的共識。當天發行的一份早報甚至以「世界冠軍」為標題，登出巴西全體球員的照片，遂一介紹這批英雄的背景和來歷。球場內，二十多塊頒給冠軍隊成員的獎牌早已刻好了名字，專門為凱旋而奏的頌歌也早已放進廣播程序，全場球迷興高采烈，老早就開始了自己的慶祝派對。

下午4點33分，烏拉圭翼鋒吉賈（Alcides Ghiggia）闖進禁區，出人意料地果斷射門，把比分改寫成二比一。巴西電台的足球評述本能高喊：「gooooooolll!!!烏拉圭進球！」過一會兒，才緩緩回過神來，自言自語地不斷問道：「烏拉圭進球了？」那一球，有人形容為巴西版的「甘迺迪遇刺案中的子彈」，幾十年後猶被反覆慢鏡播放，以解其中玄機。根據Alex Bellos的《Futebol: The Brazilian Way of Life》，射進這球的吉賈在2000年受邀去巴西訪問時，還遇到過這樣的事情：當他把護照交給檢查人員之後，那個二十多歲的小女孩盯着他的護照看了半天，然後問他是否就是「那個吉賈」。吉賈覺得很奇怪，半個世紀前發生的事情，一個年輕女子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然後，她把護照還給吉賈，對他說：「每一個巴西人每天都會記住那一年」。

的確，那種場面一定很難叫人忘記。坐了二十萬人的球場在一瞬間陷入死寂，靜得幾乎可以聽見蚊子飛過的聲音。聽說唯一的小騷動，來自於看台上一群觀眾要抬走一個心臟病猝發的球迷。賽後，慌亂的國際足協人員早早逃離，留下雷米捧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金杯，孤零零地站在場上。手足無措的雷米，據他自己的回憶，簡直是像對待解除了保險鎖的手榴彈似的，把獎杯塞到烏拉圭隊長的懷裏，然後轉身就走。而這幫烏拉圭球員，不敢慶祝，不敢狂吼，不敢跳躍，也沒有經歷任何儀式，草草照了張相就趕緊上車回到酒店。此時，不只里約熱內盧，就連整個巴西，都變成了一座無人遊逛的墳場。

David Goldblatt在他的新著《Futebol Nation》裏面提到，公元二千年七月一份巴西大報的運動專刊，紀念的不是1970年比利率領的那支巴西隊奪冠三十週年，竟是「馬拉卡納慘案」五十週年。可見無論贏過多少屆世界盃，五星巴西始終無法擺脫那場夢魘的纏繞。

巴西人和足球的關係就像魚和水一樣，密切、自然。很多酒店渡假村都有五人足球場，正如中國人自己經營的酒店渡假村必須要有麻雀房和KTV。如果你在喪禮之中看見棺木上頭貼了某家球會的隊章，不必驚訝，那是巴西球迷表達忠誠的方法；生是這支球隊的人，死也是這支球隊的鬼。更不用提那些在陋巷之中赤腳踢球，直到夜色昏暗了球影也還不願意回家晚飯的小鬼。「因為足球就在他們的血液之中」；這是巴西人和非巴西人都喜歡重複宣說的陳腔濫調。證據就在那件黃色的球衣，無論對巴西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它都要比巴西國旗更能代表巴西。只不過，這件球衣是在「馬拉卡納慘案」之後才換上的，當年他們穿的還是白色。

黃色和巴西足球的聯繫並不是天生的。巴西人和足球的結合也不如想像中的那麼自然，有些論者認為，那是執掌政權十多年的獨裁者瓦加斯（Getúlio Vargas）的功勞。因為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就發現了體育和政治之間的奧秘。沒錯，那時候的巴西人已經十分迷醉足球，可他還要為這股熱潮加把勁，不只在全國各地大興土木建設球場，還一再在官方宣傳裏頭把人民喜歡的這項運動說成是國家的象徵。一方面，他吸納了某些學者的講法，把巴西人舞蹈般的足球踢法形容為獨特民族性的體現；另一方面，這套歐洲人從未見過的足球風格又確實厲害，開始懾服第一世界的球迷，恰好可以當做國家進步，走向全球的標識。

足球球會也好，桑巴嘉年華會也好，全都在瓦加斯掌權時期逐步發展成一張覆蓋全面的社會網絡。大型球會不單單是球迷聚會的場所，還能為他們提供教育、醫療、福利等各種社會服務。於是一座城市的市民就能以不同球會的會員身份各安其位，而這些球會的上層則都在統治階級和精英集團的掌握之中。換句話說，足球簡直就是當時巴西城市社會活動的核心。

1945年政變上台的瓦加斯倒在了新一輪的政變之下。新上台的領導人推行新憲，啟動了有限民主化的腳步；但他們對足球的利用則一沿舊習，並且有增無減。由巴西主辦的世界盃，就是他們最好的機會。為甚麼要在里約熱內盧修築馬拉卡納這座全球最大的球場？就和北京奧運要有「鳥巢」一樣，它是巴西大國崛起的明證。其實那時就有清醒的媒體批評，指責這些為了世界盃而蓋的工程勞民傷財，還不如多建醫院來得實際。可惜那時候大多數的巴西人洗腦洗得太深，不如今日明白，身為球迷的意識掩蓋了身為公民的自覺。所以里約熱內盧足協主席居然敢公開放話：「蓋球場要比蓋醫院還有益。」他一點也不用擔心市民的唾罵。

「馬拉卡納慘案」就是發生在這樣的社會條件和心理背景底下，那是巴西頭一回主辦「國際盛事」，那是全球最先進最氣派的球場，而且他們還要在這座球場裏頭登上世界（至少是足球世界）的王座。更不要忘記那還是巴西民主化的春天，一切都是新的，巴西人很有自信的理由。

現任烏拉圭前鋒蘇亞雷斯在他不咬人的時候，其實還是很清醒的。他曾說過：「足球和政治的邊界在拉丁美洲是模糊的。由於國家隊的失敗而倒台或者被推翻的政府，可以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通常我們都會以為，被足球拖垮的，大概都是通常把運動當做意識型態的獨裁政權。可惜這一回，受到打擊的卻是正在牙牙學語的巴西民主。「馬拉卡納慘案」之後的第二年，瓦加斯竟然在普選之中重新登場，當了三年總統。據說是受創太深的巴西人懷舊，懷念那個非常有秩序的老好時代。

梁文道：不勞而獲（不再服務的服務業二之一）

【飲食男女】自由行遊客的數目要是減少兩成，對香港的零售、餐飲和服務業究竟會有甚麼影響呢？如果說這個問題的答案還是個未知數的話，那麼自由行對這幾個行業已經造成的影響，就肯定是個已知的事實了。只不過，這個事實還呈現出了許多不同的面目，任何一個角度可能都只是管中窺豹而已。

比如說前一陣子很受歡迎的「澳牛」網文，便指出了傳統街坊老店的變容，說它食物質素下降，但服務態度變好，似乎是為了討好財大氣粗的自由行貴客。而有台灣酒店業教父之稱的嚴長壽，則抱怨傳統五星級酒店開始不信任住客，要他們簽下一些很辱人的保證書（例如不在非吸煙房內吸煙），因為有些北方來的遊人實在不夠規矩。我也曾在這裏說過一些的士司機的壞話，他們好像唔再憂做，甚至可以胡亂開價，全靠本地多了一群不知就裏的乘客。

這些現象看似十分矛盾，同樣是遊客暴增的結果，有的是態度轉佳、殷勤待客；有的則是愛理不理，以大爺的身份去對付大爺。然而，它們卻都是你我共見的事實。最近，我才發現自由行原來還產生了另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

前兩個月，我在尖沙咀一間錶行更換錶帶上的螺絲，於是就有機會親眼見證自由行豪客的威力。那是一家三口，孩子一進來就坐在梳化上低頭玩弄手機，爸爸媽媽則站在一個獨立的玻璃櫃前，帶着疑惑的神情觀察裏頭那枚隆重供奉起來的腕錶。店員過來，爸爸便問：「這是甚麼錶？」店員回答：「 XXXX陀飛輪」爸爸再問：「甚麼叫陀飛輪？」店員簡略地介紹了幾句之後，爸爸就開始談價錢了，同時不忘補上一個不少豪客都會關心的問題：「這個牌子排得進世界十大名錶嗎？」得到解答，爸爸媽媽商量了一下，遂帶着孩子出去。沒幾分鐘，他們又回來了，原來剛剛是去逛逛隔壁幾家錶行，比較一下。這一回，他們下定決心出手。就是這樣，在我等着修理錶帶的短短二十分鐘之內，一枚取價港幣百萬左右的手錶賣出去了！

請問，這樣的生意，你還用得着費心去做嗎？難怪不少內地頂端奢侈品的代理商和負責人都一談起香港就有氣，他們在裏頭砸銀子做公關做宣傳，做響了一個牌子之後，客人就過關買便宜貨。我甚至聽說，內地某些錶商還時常要替香港分公司「服務」：客人在香港買了錶，便立刻戴在手上回去，連盒子都不要，回去之後，才在內地同一個牌子的分店領取錶盒。完事後，本地分店再把原來裝載那隻錶的錶盒寄上去給他們「補倉」。所以如此，是因為客人們害怕遇上過關檢查，查中的話，重稅難免。

說回那次修錶奇遇。我擔心的是，在內地打貪風暴興起之後，竟然猶有這類掏錢爽快的奢侈品客戶，二十分鐘內從不知陀飛輪為何物，變成了一個陀飛輪的擁有者。如果這種客人不少，長此以往，錶鋪的店員還用得學甚麼專業知識嗎？恐怕他們只要學會普通話，再加上一張客氣的笑臉就行了。

梁文道：國足

【新世紀】儘管有不少球迷呼籲，世界盃期間最好少提中國足球。可沒辦法，看到人口不足400萬的烏拉圭，有人會想起中國13億人怎麼就湊不出一支11人的強隊；看到不是那麼喜愛足球的美國，有人會奇怪中國球迷的狂熱與球員表現的差距；看到日本、韓國和伊朗在巴西的草地上奔跑，有人就要開始嚴肅思考亞洲人種的問題了。我們這麼愛談中國足球，是不是因為我們只被准許談論中國足球呢？

難道不是嗎？縱觀過去十年言論史的演變，許多話題前兩年還能暢所欲言，後兩年就突然變得敏感。又有一些過去還碰不得的沉默黑洞，會漸漸轉化成人人參與的新開發區。惟有足球，不隨風向轉變，永遠自由，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只有在足球上頭，一個人可以公然推許日本，而不怕被人罵做漢奸。也只有足球這個領域，你甚至能宣稱自己絕不支持自己的「代表」，卻不用擔心人家用愛國的大旗把你壓死。

於是中國足球超載了，成為全民情緒的宣洩口，也變成了大家檢視中國諸種問題的透鏡——試著用它去看那些其實和足球沒有太大關係的毛病。非常慚愧，身為媒體一員，我也不能免俗，總是想用足球去說些足球以外的事。

例如前幾個月鬧得陸港矛盾急劇升溫的「遊客街頭便溺事件」，當時大家都被自尊心和怒火蒙上了眼睛，爭辯文明與寬容的問題，以至於看不見一個很基本的事實：那個在馬路邊方便的不是大人，而是小孩。這個區別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因為大多數內地人都不可能容忍一個成年人蹲在城市街頭排泄；但要是換了小孩，或許就有不少人覺得情有可原了。這讓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在深圳搭地鐵的奇遇。那天，我看見臉色疲憊的城市白領主動讓座，本來我應感動，並感慨人民素質的提升；然而我卻驚得以為自己正在做夢。因為那位先生讓座的對象不是孕婦，不是長者，也不是傷殘人士，而是一個背著書包的小學生。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會讓座給小孩（同類事件後來我還見過很多次）；國史上也大概只有今天，小孩得到了老人才配得上的待遇。

我們對兒童如此照顧，對孩子如此「尊重」，也就很難怪高考期間，長大了些的孩子就該配上「文武百官至此下馬」的肅靜迴避了。這和足球有關嗎？恐怕是有的。日本小學生穿著短褲在下雪的冬天裡踢球時，有些被當做老人看待的中國學生居然不能帶足球上學，因為家長怕他們受傷，怕他們耽誤學業，而學校怕擔上責任。

又例如，深圳舉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前三年，一位後來因為貪腐而被捕的官員找了我們幾個文化人座談，想讓我們為這次盛會的宣傳和開幕式獻策。當時好像只有我不識時務，反對把錢花在這些事情上頭。我的建議是，與其耗費放煙花蓋巨蛋，還不如多在社區增建體育設施，把全市人均運動時數和人均體育空間的提高當目標。這事也和足球有關嗎？恐怕是有的。因為當荷蘭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每週都踢兩場比賽的時候，中國不少城市居民竟連球場都沒有親眼見過。

中國要用舉國體制培養能拿金牌的少數專業運動員；其他人口比中國少掉太多的足球大國，則以從小到大的全民參與，以及充裕的場地和時間，發展出真真正正的舉國足球。換句話說，至少足球這種運動，人家和我們是平等的，因為他們也舉出了全國之力，儘管他們沒有我們的體制。

既然如此，又為什麼曾經有段時間，中國足球在世少賽和世青賽上都有不錯的表現呢？又為什麼，那些在青少年階段踢得很好的球員，長大成了大國腳之後，反而又都不行了呢？我猜這可能就真的不是足球的問題了，這叫做社會的錯。請想想看，在校際比賽裡頭，一間學校用初中年紀的球員來踢你的小學生，再用高中年齡的球員來踢你的初中生，他能不贏嗎？能不成為「足球名校」嗎？等到大家的身體都成熟了，虛長的幾歲再也比不上真實的技能，那時候才見得真功夫。

已轉行打高爾夫的鄧樂軍曾入選1991年世少賽的最佳陣容，與意大利的皮耶羅同獲「希望之星」。後來，他在「國安」和「魯能」都有過輝煌的歲月，但始終讓人難以相信這就是那個曾經力壓皮耶羅的天才少年。再後來，我才看見報導，當年他倆對陣的時候，皮耶羅16歲，鄧樂軍22歲，後者被人虛報了年歲。 講到這裡，我想我也開始明白那些不願再談國足壞話的球迷的心情了。因為我們很難弄得清楚，這究竟是在談論足球，還是在談論中國。難得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我們還是莫談國足，閉嘴為妙。

和梁文道談香港的新一代

嚴飛：對於香港的代際劃分，您持有怎樣的想法？

梁文道：其實在香港代際劃分這方面，我的想法跟呂大樂、陳冠中沒有太大區別。幾乎與他們同時，我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我寫的更多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例如香港政壇裡面的代際問題。2009年，政治委任的副局長譚志源出任香港的特首辦公室主任，當時的年齡是45歲。特首辦主任相當於白宮的幕僚長，此後，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內的香港很多媒體，都評論說他靚仔，年輕沒經驗，如何能擔此重任。為什麼一個45歲的人做特首辦主任都還說他是靚仔呢？英國的David Cameron當首相的時候也是45歲，奧巴馬2008年當選總統的時候也不過才47歲。而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朋友，選議員選了20年，都快50歲了，至今仍在做區議員，我覺得香港政壇的老化，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是因為他們上面還有一批人，那批人永遠會得到媒體最多的曝光、最多的關注。這批人可能很年輕的時候就出道了，你不可能期盼這個時候讓他退隱江湖。的確，下一代人的經驗比不過他們，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呢？因為只有那個年紀的人能夠跟一些社會的官商名流來往。一個區議員只能到茶餐廳，而掌握實權的上一代人說不定在半島、在文華，你出入的場所，你來往接觸的人群是不同的。一個區議員去找李嘉誠，他是不會理你的，一個立法會議員去找他也許會接你的電話。上一代人的確掌握了各行各業的人脈資源，這是年輕人永遠不會有的，年輕人由於一開始就沒有，後來就更不會有，他只能永遠浮沉，永遠不會有處理大問題的經驗。

其實這在香港別的領域也是一樣的。比如說一個媒體人，二三十年前就當了報紙總編輯，現在他還是在當報紙總編輯，也就是像陳冠中所描述的香港的大爆炸階段。其實大陸也會這樣，現在去看大陸的很多報紙、雜誌的總編、社長，很多都是三十多歲。因為它現在正處在大爆炸階段，而香港的大爆炸正好是在二三十年前完成的，那段時期，需要很多空間、機會，上一代人在這樣的時間點上去，掌握了資源和人脈，自然不會輕易地離開。

嚴飛：在您看來，過去的幾年裡，在香港這一代的年輕人身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梁文道：這幾年的香港，我看到最正面積極的變化就是香港年輕一代很有朝氣，很有希望，儘管他們不知道前途是否樂觀，但他們想改變香港。這是因為「九七」後香港面對過好幾次大規模的政治、經濟危機，比如說「非典」等，這麼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使得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開始問香港到底怎麼了？香港是誰的香港？

香港在變，在重新懷疑過去，重新定義什麼叫做香港。在這個變化的過程裡面，主力就是這群年輕人。他們不再相信過去的成功模式——上一輩的人或者我這代人努力唸書，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機會又聰明，總有一天能登上社會最頂端。即使做不了李嘉誠，也可以做李嘉誠之二或其副手之類的。這裡明顯蘊藏著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階梯，但現在的年輕人覺得這個階梯並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遵循這個階梯往上爬。他們覺得你不可能登上頂端，一種壟斷的差序格局已經形成。

對於政治也是一樣，以前香港的年輕人對政治很冷漠，只想著如何賺錢。但反觀今天香港的年輕人，他們對政治濃厚的參與性卻大過以往任何一代。因此，這些年輕人會有很多橫向的聯結，你也會經常看到現在好多藝術家都在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今天的香港，你從事文化創作就意味著你必須要參加社會運動。

嚴飛：確實如此。我們看到，這一代的香港年輕人，他們在保衛天星、皇后等諸多社會運動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的心態要比上一代更加開放，也沒有太多行動上的顧慮，對於本土文化情感有一種爆發趨勢。

梁文道：這一代人，他們特別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是直接受香港意識衝擊的那一幫人，而我們這一代就受到了香港意識的衝擊。所謂香港意識，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香港人開始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開始意識到香港與大陸不同。曾經我們這一代人，覺得香港是最厲害的，除此之外，誰都看不起，甚至連倫敦都不放在眼裡，更不要說大陸了。我們經歷過所謂的香港黃金年代，經濟發展最旺，樓市、股市天天上漲。我們前二三十年的那代人生活在港英時期，而25到35歲這一代不一樣，他們所處的時期，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他們對港英殖民地沒有我們那麼強的感情或者是生活經驗。他們長大、工作的時期，已經是香港由盛而衰的階段，其實這幫人更加不應該排斥大陸，因為他們有機會看到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初步成果，或者在文化方面，他們能看到很多大陸的雜誌，我們當時還只是看《號外》。所以從這層意義上看，這一代人應該比我們更內地化，但最終的結果卻恰恰相反，反而是我們這一代人會經常跑去大陸，他們現在卻更強調本土性。我覺得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也是合乎邏輯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是在文化領域，在香港做了十幾、二十幾年甚至更久，覺得已經沒什麼可以做了，或者做來做去都看不到出路在哪裡，就索性離開香港，或者即使不離開但也不會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香港，但是下一代人呢，他們不是這樣想的。

嚴飛：是否這一代香港人愈是看到香港與大陸不同的地方，就愈想強調香港的特殊性？

梁文道：不只如此，他們會反省香港一直以來的邏輯。什麼叫香港的邏輯呢？譬如說碼頭拆卸，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十多年前就沒什麼大問題，而保育運動也只是這十年間才流行的，甚至不是十年，是這五年甚至更近的時候。以前想拆就隨便拆，香港就是這樣，為什麼可以隨便拆？因為拿地蓋樓發展經濟，是天經地義的、很邏輯的一件事。香港的生活方式，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上的，我們那一代人主流上是不會去攻擊、不會懷疑的，我們想發展文化，但是真正要改變這個社會主導邏輯的這種想法卻並不強烈。

我覺得我們這代人大部分是認命的，但是下一代人與我們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看到大陸很多地方的東西以後，認為大陸跟香港不一樣，所謂的開放也就在這方面吧。他們會覺得香港人可以有另一種生活方式，有另一種選擇，香港的城市發展邏輯可以有另一條路，此時他們會有一種抱負，即香港要不要改變，應不應該改變，怎麼去改變，並且這種抱負會愈來愈強烈。

我覺得這代人的特別之處就在於，一方面，他們會非常強調本土性地熱愛香港，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愛包含著很強烈的改變香港的願望，而這個改變是很徹底很根本的改變。因為這樣的改變是建立在之前他認為「香港是什麼」這個問題基礎之上的，他們想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他們愛香港，他們是香港本土意識下成長的一代。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不是我這一代和那一代的區別，而是簡單地將香港人分為兩代，一代稱之為移民的一代，一代是不移民的一代。移民一代的特點，是我常常說的「九七」要來了，他們失去了根。80年代，香港的媒體曾提出過一個很熱門的討論，提議在外面買一座小島，香港人全都搬到這個島上，後來被人認為太荒謬了，媒體也就不提了；之後，有些人提出移民溫哥華，想辦法把溫哥華變得和香港一樣。溫哥華很像香港的某些區，在那邊可以完全講廣東話、聽廣東歌、吃廣東菜、進茶餐廳。像那一代香港人，就是這樣一種心態，覺得搞不過就跑，他們寧願跑到外地把一個荒地變成香港，也不願意留在這裡。而會移民的那一代人覺得個人的生存、福祉比香港要重要，而不移民的這一代香港人是什麼樣的呢？他們是不會離開香港的，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愛的是香港這樣一個地方，要讓香港變成我心目中所愛的那個樣子。他們有改變的願望和勇氣，也有更加強烈的社會關懷和政治參與。

嚴飛：為什麼這代香港人會有如此深厚的本土化情結？

梁文道：我們那一批人跟現在這批人，以及你剛剛提到的香港的年輕人，看到香港回歸了，看到大陸很多的東西，會更想瞭解香港獨特的地方在哪裡，甚至包括一種恐懼，怕香港不再是香港，害怕自己沒有特色了。這種恐懼感跟政壇裡面的那些老人捍衛「一國兩制」是不一樣的。就像香港主流社會那些上了年紀的精英們，他們認為香港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一國兩制」很重要，但他們心目中的那種特色是政治、經濟上的特別制度，讓大家得到好處，是比較工具性的。而這一批年輕人眼中所謂的香港特色是一種身份認同的問題，他們不願意在13億人中被淹沒，這種情況與政治上想獨立或者主體意識不同。就類似於天津人會強調天津跟北京有什麼區別，杭州人會相對於上海人說我們杭州人是不一樣的，就是這種文化身份上要給自己一個認同的對象或者團結的情緒，因此這一代香港人會有這樣的表現。

嚴飛：您又是如何評價這一代香港人與這一代內地人的區別？

梁文道：我覺得在我所接觸的那麼小的範圍裡面，這一代香港年輕人在行動視野上都比較寬闊。所謂行動視野是指，大陸同時代年輕的文化人，他會覺得我是在寫作這個領域，但他絕對不會碰任何有關社會政治的話題，即使談論社會政治，你也會覺得他不是那麼自如地穿梭、宏觀地看待事情。而香港這一代人比較宏觀一點，這當然是環境使然。例如，我們曾在北京開過一場兩地青年人的研討會，鄧小樺他們都去了，談論的是兩地「80後」的社會參與空間。那是一個很有趣的研討會，你發現大陸的很多在場的年輕「80後」，跟香港的參與者完全不一樣。大陸那邊的人會談很多個人的苦悶，不受重視，香港這邊上去就會說我們怎樣保衛天星碼頭，我們參與了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運動，談論的焦點很不一樣。我發現大陸很多「80後」的苦悶或者情緒上的困境是很內向的，他把很多社會問題翻譯成個人遭遇的問題，卻忽視了所謂的個人遭遇，其實是一個集體的事情；而香港的年輕人會這麼去思考，個人遭遇其實也是社會結構上的問題。我要尋求改變，不是我個人出人頭地，或者受到重視，而是整個社會需要改變，因此我認為香港這一代「80後」看問題比較宏觀一點，他的空間行動視野比較寬闊。

梁文道：失敗是更多失敗的母親

【蘋果日報】有些球賽，我們關於它的記憶是由敗者決定的，例如1982年世界盃巴西對義大利的那場傳奇。因為輸掉的巴西是那麼的動人，充滿了天才，甚至直到今天還有人說它是歷來最好看的巴西隊。與我同齡的張曉舟在足球散文《生於午夜》裏頭就有這麼一段回憶：

「蘇格拉底當年野鶴閒雲，將球場當做一幅長卷，極目千里，而咫尺可抵天涯，以少見多，以慢治快，以虛擊實，他最擅長製造剎那的空白，停頓，懸疑，令對手腦子突然短路而被秒殺。蘇格拉底乃是足球裏的張大千。那時候的巴西隊帶給我們無邊無際的快樂，失敗被無限推遲，而烏雲尚在遠方，即便羅西（港譯『羅斯』）打入第三個球，巴西球員依舊不慌不忙賞心悅目，場邊的巴迷們依舊歌舞昇平，直到終場哨響，一切才戛然而止如夢初醒。然而那時候甚至連痛苦都帶着一絲青葱的氣息，如一場懵懂的初戀。多年以後，失戀不斷輪迴，1982年夏天越來越像一個愛情寓言，而愛情無非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它總是帶着死亡的氣息，人們身處其中而不自知，直到那突如其來的一下」。

是否因為有過註定失敗的初戀，所以我們後來就比較能耐得住世界的殘酷？

西班牙輸給智利，非正式地告別本屆世界盃的那天凌晨，我因為身心俱疲，終於累垮，所以沒能親眼見證這被媒體稱為「王朝崩潰」的時刻。第二天早上，工作前匆匆一眼看過新聞，便又如常出門。儘管嘴裏一股澀味，但也不算酸楚，因為我已經有了足夠的失戀經驗。

我不生氣不激動，甚至也不驚訝，更不想跟着大伙談論分析。這還有什麼好談的呢？既然連我這種自認球迷的觀眾都會變老，更何況在場上奔跑的球員？既然連我這種以為自己很喜歡西班牙足球的家伙都會倦到看不成他們的比賽，更何況不久前還在歐洲鬥到最後一刻的「LaRoja」？這時候，我只能感激，感激西班牙和一群巴賽羅拿的球員在過去六年多所帶給我的一切。人生苦短，能夠成為傳說的球隊不多，能夠開創出獨特風格的神話更少；這一輩子你能有多少個這樣的六年，竟能經歷一則神話的誕生與死亡？真要天時地利人和，才能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地方生出一批這樣的球員，憑藉個人技巧和團隊默契，在球場上畫出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立體三角，構築一座足以困縛任何對手的迷宮，像蟒蛇似地控制獵物，直至敵人窒息。而這群西班牙人，居然籠罩叢林達六年之久，成為足球演化史上的關鍵一步，猶如當年全攻全守的荷蘭。

一切堅固的，終將煙消雲散，這是所有球迷都能明白的道理。不只如此，球迷甚至要比非球迷懂得失敗乃是常態的人生真相。四年前，南非世界盃結束之後，約翰．柯慈發現，原來這個三十二國參與，全球十多億人觀看的盛事，絕大多數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這本是最簡單的算術，只是我們通常都不在意而已。切莫說三十二支球隊只能產生一個贏家，三十二國的球迷只有一國可以笑到最後，我們平素喜愛的球會豈不也是輸多勝少？如果是豪門，聯賽成績表上可能贏的時候較多，但他們又能連續贏到多少個聯賽冠軍呢？

就拿我深愛的阿仙奴來說好了，教練雲加來了之後，曾經拿過三次英超冠軍，更曾創下跨季49場不敗的紀錄。可是自從搬到酋長球場之後，就有足足八年未嘗拿過任何錦標。今年好不容易得了個已成雞肋的足總盃，我們便高興到覺得自己是世界之王似的。回首這無冠八年，豈不是一個漫長的課程。我修這門課，已經修到了幾近寵辱不驚的地步。過去那個球季開初，阿仙奴暫領群雄達數月之久，有些球迷興奮莫名，開始臆想最後奪冠的榮光；可我當時就已隱隱感到，這只不過是浮雲而已，一轉眼，自然會有人受傷，我們也自然會走回往下沉淪的老路。

所以關鍵是要做好心理準備。身為阿仙奴球迷，最好的準備莫如一讀再讀Nick Hornby的經典《Fever Pitch》。這部有名的球迷回憶錄，記的是1968年到1992年的阿仙奴，當中沒錯是有過攀上頂峰的狂喜，但更多的時候卻是等待，絕望，再等待，再絕望……。就像趙傳〈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裏的那句歌詞，真正球迷應當「非常善於等候」。我們外表狂暴（看球的時候），可是我們曉得用最溫柔的心態去默默承受人生那必不可少的羞辱與粗糙。

喜歡阿仙奴的人有福了，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有更加悲慘的球迷，而且大有人在。《English Patient》的導演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是樸茨茅夫的忠實球迷，家裏頭還專門用了兩個臥室來存放他收集的所有樸茨茅夫的紀念品，其中最早的藏品是十九世紀末球會初建時的海報和門票。你知道樸茨茅夫現在是什麼成績嗎？一家英乙球會。明格拉從小到大的球迷生涯一直在和不幸交手，最甜美的經歷多半都和樸茨茅夫護級成功相關。2008年5月17日，先後淘汰了曼聯和西布朗的樸茨茅夫，終於戰勝最後對手卡迪夫，贏得會史上第二座足總盃。同年11月，他們甚至還和AC米蘭打成平手。而明格拉在這一年的三月就病死了，甚至來不及在球會110歲生日那天親睹他們擊敗西布朗的比賽。你覺得他做球迷五十多年的這一輩子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我有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是本地知名的知識份子球迷。他鼓勵孩子踢波，但又不太願意為他們打氣加油，更不願意對他們說些「希望在明天」，「你實得嘅」之類的好話。因為他不想孩子真的以為自己「實得」，以為自己很有天份。在他看來，學習足球的最大教益，莫過於發現自己其實唔係咁得，莫過於發現總有人要比自己更加優秀。我很佩服他這套理念，這簡直是種在起跑線上就讓孩子知道自己遲早會輸的教育。反正你現在不教，他們將來也會明白，為什麼不早點讓他們知道人生的猙獰真面目呢？

張曉舟在看過1982年巴西輸給義大利那場球賽的許多年後，才在重溫視頻的時候發現：「裁判吹響終場哨一剎那，義大利球員振臂高呼，而蘇格拉底竟然在鼓掌，然後脫下球衣與對手互換」。他感慨道：「他早就懂得為死神鼓掌」。

梁文道：香蕉共和國（魔幻而寫實的香蕉二之二）

【飲食男女】由於美國曾經長期把拉丁美洲當作是它自家後院，所以拉美知識份子的反美傾向也就不難理解了。且試着站在馬奎斯的角度來想，那場可怕的「香蕉大屠殺」就發生在他老家，是他童年時代揮之不去的頂上陰雲，而促成這次慘劇的勢力則是他成長的背景；這時候，忽然有一個叫做卡斯特羅的家伙，膽敢在美國後院動土，推翻了美國支持的古巴政府（當時，古巴的真正權力核心其實是美國大使館）；馬奎斯能不高興？能不把古巴當成明燈？能不崇敬卡斯特羅嗎？

問題在於當年那場殺戮的劊子手是哥倫比亞軍方，表面上看和「聯合水果公司」沒有直接關係，和美國更隔了十萬八千里，馬奎斯又怎能把賬都算在老美頭上呢？

所以我們就得說說「聯合水果公司」這家企業。

一開始，只不過是個美國商人拿到合約，替哥斯達黎加政府修建鐵路。但因為政府後來缺錢欠賬，就只好付出鐵路沿線的土地，以及九十九年營運鐵路的權力當代價。這個商人又想到了一個妙招，用那些新到手的土地種香蕉，再把價廉物美的香蕉當伙食給工人吃，如此一來，養活鐵路工人的成本就能大大降低。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這家公司的企業文化DNA逐步成形，孕育出日後那家勢可敵國，猶如殖民大莊園般的跨國集團。

一家以運輸工程起家的公司之所以改行賣水果，是因為把香蕉運回美國賺的錢，要遠遠多於在拉美貧困國家賣火車票的收入。經過幾輪併構，「聯合水果公司」誕生了，不止壟斷北美香蕉市場，還在整片中美洲當上了最大僱主和最大地主。他們做買賣的方式，是連李嘉誠都要嫉妒的。首先，來往加勒比海和美國的船運是他們的，中美洲地面上的鐵路也是他們的，鐵路沿線的土地還是他們的。在這個區域之內，絕大多數的零售和服務也仍然是他們的。換句話說，這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商業圈地，生活在上頭的人都是他們的僱員，而這些僱員的支出則幾乎全部回到公司的口袋裏頭。情況就好比一個放大了十倍的和黃系，再加上領匯、港鐵、滙豐和中銀。

能夠長得這麼大，各國政府功不可沒。由於他們投資鉅大，所以官員們總是願意開出優厚的條件，免稅、免租，不一而足。凡是遇到阻礙，便出動最古老的辦法——貪污。所以「聯合水果公司」鐵路經過的地方，政府都不會另建公路，以免造成競爭。凡是他們種植園以外的土地，也不准農民單幹自種香蕉，以存「聯合水果公司」的排它權益。

當然，這會引來許多不滿，而不滿的工人一旦組織起來，意識形態自然左傾。漸漸地，這些地方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政治反對派，政綱就是對付「聯合水果公司」，許諾一個更公平的經濟環境，甚至國有化它的產業。為了保障「私有產權」，「聯合水果公司」必須搞定真正的老大。好在冷戰時代，華盛頓容易支使得很。國會議員和他們的代表說客固然有着深厚友誼；便連白宮，他們都能上下其手。艾森豪當總統的年代，國務卿約翰•杜勒斯與中情局老總艾倫•杜勒斯都當過「聯合水果公司」的法律顧問。他們兩兄弟曾經聯手把瓜地馬拉的首位民選總統阿本茲定性為「共產主義者」，（也就是誓言要對抗『聯合水果公司』，要提高最低工資，以及擴大教育基建的人）然後策動政變把他趕走，成功扶上一個獨裁軍人政權，好穩住「自由世界」的陣腳。於是「聯合水果公司」又在瓜地馬拉興盛了好幾十年。而這次政變，只不過是他們涉入中美洲政局的案例之一罷了。

說到這裏，「香蕉屠殺」的背後故事，大家自己也就可以想像得到了吧。

「聯合水果公司」的名字太臭，它治下那片廣大土地「香蕉共和國」的綽號也早已狼藉，如今它已更名為「金吉達品牌國際」；可它的作風卻沒變多少，不止仍然傳出傷害工人權益的醜聞，前幾年還被媒體揭發資助哥倫比亞反政府游擊隊。直到今年，它還在游說美國國會，反對一項禁止資助恐怖活動的法案，因為這項法案會影響到它在中美洲的「活動自由」。

所以在吃香蕉的時候，我會變得格外本土，寧取本地大蕉，迴避美國產品。因為我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吃到了帶血的香蕉。

梁文道：現實（二十五年之後的恥辱與和解二之二）

梁文道：一場不曾存在過的屠殺（魔幻而寫實的香蕉二之一）

【飲食男女】我記得，大約十年以前，全球最大的香蕉公司「Chiquita International」曾經宣佈要為香蕉添點新意思，推出一系列會帶了其他口味的新品種香蕉。比如說一根外表平平無奇的普通香蕉，吃進嘴裏卻發現它竟然很魔幻地有着士多啤梨的味道。不知怎的，後來這事就好像沒了下文似的，我始終不曾在市面上見過這些魔幻香蕉。大概是反應不佳，所以未曾成氣候？我還記得，這家公司的老總又曾向記者保證，說這些香蕉絕對不用基因改造技術，是他家獨門秘方的產物，大家可以放心享受。可當時我就猜疑，這是真的嗎？它真沒用上基因技術？真的能夠安全食用？因為這家公司的歷史並不清白，因為它的前身正是「聯合水果公司」。

兩個月前，哥倫比亞文學巨擘馬奎斯辭世，全球致哀，媒體上一片感恩惋惜。但也有少數人置疑他的道德立場（尤其是大陸和美國一些右傾的自由派圈子），因為他這麼有名的文豪，居然「不問是非」地跑去支持古巴的卡斯特羅，且引為終身好友，這難道不是人格瑕疵？卡斯特羅，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徒，一個執政了幾十年的獨裁者，在這些人眼中，自是壞蛋典範，君子不可與交。我想，這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卡斯特羅和古巴革命對馬奎斯那一代人的意義，不清楚他曾在卡斯特羅身上看見過的希望。要弄明白這個意義與希望，就必須從香蕉說起。因為《百年孤寂》裏頭那座歷經百年滄桑的虛構市鎮「馬孔多」（Macondo），原是馬奎斯老家附近一個真實存在過香蕉園的名字。

馬奎斯死後，就和其他人一樣，我也多次述及其小說技藝之「魔幻」。可我還沒來得及談他的、「寫實」，例如《百年孤寂》第十五章裏頭那場「香蕉屠殺」，當過多年調查記者的馬奎斯便以一種非常實在的筆法，重現了當年史實的細節（是的，『香蕉屠殺』是個真事，發生在1928年12月6日）。

大概的背景是這樣的：「聯合水果公司」控制了全哥倫比亞最重要的產業——香蕉種植，也收買和掌握了整個政府建制。政經兩方面的壟斷，自然置工人於一個非常不利的境地。長期以來，工人們沒有周休假日，宿舍也沒有衞生設施，醫療服務不足，工作環境惡劣。更可笑的，就如馬奎斯所言：工人們說「公司未曾真正發薪，卻以臨時購物券代替，大家只能持券向公司糧食部購買維珍尼亞火腿」。書中的一個角色解釋「購物券制度是為了資助公司的水果船貨運輸利潤；他說，要是糧食部的貨物不給他們運輸，船隻就會空着由新奧爾良開到香蕉港埠而損失利潤；他說了這樣的真話，因而坐牢」。

備受壓迫的工人只好開始反抗。一開始，他們還試着走法律途徑，把公司告上法庭。然而，「那邊會變把戲的律師證明，香蕉公司底下一向沒有工人，現在沒有，將來也沒有，因為他們只是被臨時請來打工的，所以這一切請願無效，於是，購買維珍尼亞火腿的事，醫甚麼病都只用一種萬靈丹，以及聖誕節才有臨時廁所的事都變成了瞎說，法庭鄭重宣佈那些工人根本不存在」。

然後，大罷工爆發了。然後，帶着上了刺刀的步槍的軍隊來了。一開始，群眾不相信軍人會開槍鎮壓，猶自興高采烈地聚集廣場，還喝着飲料吃着炸餅。所以當機槍掃射，第一輪子彈密集打至，大家也還不喊叫不逃亡，「只當機槍發射的是膠囊而不是子彈似的」。最後，不可能的事件結束，尖叫聲靜止，瘋狂的逃生失效，只剩一片「空空的廣場」，「數不清的男女與兒童的屍體，像廢棄的香蕉一般即將被扔到海裏」。

這樁慘案發生的時候，馬奎斯才一歲多一點，但他後來卻將它的記憶當成自己的使命，由它界定了此後一生做人的道德原點，固執得就像他筆下的角色席根鐸（José Arcadio Segundo）。因為假裝死屍而倖存的席根鐸，在一天之後回到馬孔多，在一個女鄰居家中梳洗過後，坐下來喝了杯咖啡。「『他們必定有三千人。』他喃喃地說。『甚麼？』『死去的人，」他加以說明。『在站前廣場上的人大概都死光了。』女人以同情的眼光打量他。『這兒沒有任何人死亡，』她說。『從你的上校叔公那個時代以來，馬孔多沒有發生過甚麼事呀。』在席根鐸返抵家門之前曾在三個廚房逗留過，他們都說『沒有人死亡』這句話。他再走過車站的小廣場，看見賣油炸餅的攤位疊在一起，卻看不出有過大屠殺的痕迹」。

漸漸地，老去的席根鐸就像陷入「鬼魅世界」似的，反覆呢喃「車站的三千四百零八人，全都死光了。」沒有人相信他，因為歷史課本根本沒有任何關於這場屠殺的記載。他向家中晚輩述說自己的見證，但晚輩長大之後卻發現每一個人的認識都和他的說法相反，以至於「大家都認為他的說法是一種錯覺」。直到他睜着眼睛撲倒在桌上之前，席根鐸仍然要留下這麼一句遺言：「永遠別忘了有三千多人，他們被扔到大海裏去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初讀《百年孤寂》，還以為這一段也是魔幻。過了八九，我才愈來愈能明白，它是寫實；只不過現實過於魔幻，使得寫實看似虛構。現代中國文學深受馬奎斯影響，一部《百年孤寂》教出了無數徒子徒孫；然而非常無奈，能像他這樣去寫實一場不曾存在的屠殺的，又有幾人？

梁文道：恥辱（二十五年之後的恥辱與和解二之一）

梁文道：兵者，凶器也

【新世紀】我時時感到，自己簡直幸運得離奇。少時住在台灣，既沒有趕上「白色恐怖」的末班車，也感受不到彼岸「文革」的壓力，幾十年下來更是沒遇過任何戰爭，日子太平到了連我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的地步。一百五十年來，能有多少中國人享得這等好運氣？特別是戰爭，過去六十年，竟然沒有發生過任何燃及這片國土的大規模戰事，國史罕見。於是我更難免擔憂，深恐有生之年終得碰上一回祖輩常見的災禍。有意思的是，如今上網，卻常常見到許多同代人有不一樣的想法；他們不僅不怕戰爭，甚至還渴盼戰爭。

我老開玩笑說，儘管我們總是自詡「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但老外要是都懂中文，看到了我們微博和論壇上那些殺氣騰騰的言論，大概都要以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好戰的民族。可不是嗎？從十幾年前「放幾顆導彈把台灣炸個稀巴爛」，到今天的「血洗胡志明」，那股「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氣魄，實在懾人。

最近讀到評論家陶短房先生的「當整個國家處於馬背狀態」，再一次印證了我的這套偏見。看他這篇文章，才曉得五胡十六國的冉閔近來居然被當成了民族英雄，他老家還給他樹了一座「中華武魂園」，表彰他「帶領漢族人民恢復華夏威儀」的功勛。一個史書上聲名狼藉的暴君，怎麼就成了今人眼中大揚國威的英主？正如陶先生所言，他那害死了數十萬人的「殺胡令」，基本上是場「靠行政命令進行自上而下的屠殺」，是針對自己治下百姓的種族清洗。然而，再看現時種種呼籲國人要有「狼性」要敢「亮劍」，動不動就把秦軍坑殺幾十萬兵馬的戰法說成是了不起的壯舉的言論，冉閔受人崇拜也就毫不可怪了。

為什麼我們沒有能力去想像那些步卒被活埋時的慘嚎，想像他們父母妻女的哀慟？為什麼我們好像都忘了家中老人當年顛沛流離朝夕恐慌的集體記憶？為什麼我們一想起戰爭，想到的不是破敗、傷痛和死亡，而是復仇的熱血、對敵的勇武、凱旋的威風，甚至兵器的帥氣？就像某些沒完沒了的國產戰爭影視作品，好人的死總被拍得浪漫到天旋地轉，豪邁到氣壯河山；而壞人的死則是一槍一個倒下，豆子炸裂般的清脆。死亡與戰爭，都成了一種脫離了現實的抽象，一種不帶血污的審美對象。

於是我開始搜尋當代中國反戰教育的材料，谷歌一下，出來的前五頁多和美日相關，不是美國人如何反越戰反伊戰，就是日本人對待「二戰」歷史的問題。其中一篇包含「反戰教育」關鍵詞的論壇帖子，談的便是對日反戰教育：「如果日本缺少了這方面的教育，只能為犯罪鋪平道路。所以中國社會和軍方，要嚴肅認真地討論，如何對日本進行教育⋯⋯」

我還看到有人試著提問，「中國為什麼沒有反戰電影？」結果他得到一頓臭罵。總而言之，大家對這問題的看法是越戰不該打，侵華戰爭不該打，所以美國和日本當然要拍反戰電影，但是現代中國有哪一場仗是不該打的呢？又有哪一場仗不是為了保家衛國？說得有理。所以我數了一下，發現抗日戰爭之後，中國還打過「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珍寶島戰役」和「對越自衛反擊戰」。學界對這些戰事利弊和必要性都有過爭議，但在最正式和最一般的情況下，我們的確都不敢說它們不該打。只不過，我還是好奇，即使是「該打的」仗，也還是在文化上容得下一丁點描繪戰爭殘酷，乃至於反向種下和平芽苗的空間吧？好比美國人晚近拍攝的「二戰」，又好比唐代的邊塞詩，有時求的只不過是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壯烈之下，亦能聽見那一絲「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的餘音罷了。

今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於是我想起彼時英國軍旅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描寫毒氣戰的名作《Dulce et Decorum est》，曾經錄入英國中小學課本，至今仍是學校詩歌學習和「反戰教育」的常用教材。它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子的：「如果你能聽見，當每一下震顫/這血就從肺泡碎裂的肺葉流出/如癌瘤污穢，如嘔吐物般酸苦，不可治癒之潰瘡生在無辜的舌頭之上/我的朋友，你就不會那麼意氣高昂地/去告訴那些激渴榮耀的孩子/這古老的謊言：為國捐軀，正確又美好。」（末句原文為拉丁諺語：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這樣的詩，也能列作教材，可見反戰教育確實需要更廣闊的背景，一種看見卑微者生命之脆弱要遠大於光榮紀念碑之不朽的背景。

梁文道：友直

【蘋果日報】近讀約翰．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和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通信集《此刻》（Here and Now），兩個聰明人聊天，自然叫旁觀者愉快，一愉快，那就停不下來了。可是其中一封發自柯慈的信，卻抱住了我的速度，令我頓住想了半天。那封信談到了似乎永久不得善了的以巴問題，也談到了柯慈對這個問題的矛盾感受。身為眾人心目中的左派知識份子，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柯慈常常收到邀請，要他聯署一些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公開聲明。而柯慈對待道德議題又如此嚴肅，甚至是當世小說家之中思考方式最接近倫理哲學家的一個，他當然要仔細思考這每一個邀約，每一份聲明，不經靈魂搜索，不能輕易應允。

叫我吃驚的，是其中一個使他矛盾的理由竟然是：「I have Jewish friends to whom the fate of the state of Israel means a great deal. If I have to choose between my friends and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justice, I am afraid to say I choose my friends----not just because they are my friends but because I believe their commitment to Israel（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support for any particular Israeli government） is deeply though out and deeply felt and at certain times quite anguished. I don't share in that commitment, but as in love, where the beloved is right even when she is wrong, so too in friendship.」

坦白講，這樣的態度未免過於輕率，尤其是在所謂的「大是大非」的抉擇跟前。我懷疑，柯慈要不是不認為以巴問題是個是非分明的課題，沒把它拉到和自己貼近至不可迴避的地步；就是真的太愛他的朋友，乃至於以愛人取譬。這種朋友，不可能太多，必定是你能完全信任的朋友。你相信他們就算在情感傾向上早有立場，也一定會真誠並且嚴格地審視自己這個立場的道德與政治的含義。

這又讓我記起以賽亞，柏林曾經說過，每逢混淆含糊，是非難辨的緊要局面，他就會想到一個很特別的友人，看看他會如何判斷，跟隨他的選擇；只要跟着他走，自己在道德上就不會犯錯。這也是我一看就驚訝地停頓良久，並且難以忘卻的一段話。因為柏林是個那麼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家，他怎能如此輕率（就像柯慈似的），放棄了自己的理智，放棄了自己的自主，進而放棄掉自己可能將要承擔的責任，將思考的和道德抉擇的重負轉移到朋友身上？

我很好奇柏林那個朋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難道世上真有這種「永遠正確」的人嗎？於是我在腦中喚出自己認識的人，一邊讓他們的面目和聲音清晰起來，一邊想想他們會不會是那種我可以託付死生大事的人（真正嚴肅的道德問題豈不都涉及到了吾人立身處世的根本核心？）非常可惜，除去自己佛法修行上的師父不算，我只能想到一兩個比較接近標準的名字。其中之一，是香港人應該都曉得的甘浩望神父，他或許就是那個我能在非常時刻仰望景從的模範。

但他不是，因為我並不總能同意他的立場（同時我也還是不願輕易捨掉自己的包袱）。然而，我卻願以他為羅盤，在真正困難的時候慎重考慮他的方向，就算到了最後走上不同的道路，我仍然尊敬他的選擇，而且不忘以之衡量自己，以便省思自己有沒有犯錯。那是因為我知道他不苟且，起碼在至關要緊的課題上；而且他不恐懼，從不躲避最艱難的處境，哪怕違逆時勢，也要秉持良心和信仰。最簡單地說，甘神父是個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夠嚴肅且熱情的人；所以我相信他的決定。正如柯慈所說的那些朋友，他們的「commitment」是「deeply though out and deeply felt」。

反過來想，這並不表示我其他朋友就很糟糕很不道德了；恰恰相反，我相信他們大部份人在判定立場的時候都會經過一番思考，不可能亂來，分別只在於那個commitment之深淺程度而已（如果太淺就談不上是「commitment」了）。比起情緒帶動取向，或者思慮粗糙紊亂的，我會更加看重冷靜理性的人，因為我覺得他的commitment可能慎重一些認真一些；比起忽然狂熱，或者時常轉變的，我會更加看重穩定如一的人，因為我覺得他的commitment或許是在真誠地回應某種呼召。於是，即便在我們的抉擇截然不同，甚至因此分道揚鑣的情況底下，我還是要尊重他們、理解他們，盡量設身處地地想像他們的感受以及思考過程。因為我知道自己還不夠嚴肅徹底，自己的commitment也還不夠深，更不比他們明智；所以我沒有理由要比他們更加正確，所以我也必須弄明白他們的commitment是怎麼來的。如是選擇，如是承許，他們當有夠好的理由。

說到這裏，我猜我大概開始有點理解柯慈那番話的意思了。他口中的那些朋友自不會是些只因自己是猶太人所以便隨隨便便地支持以色列政府一切作為的人，也不是絕不反省、無視任何不利指控的狂熱錫安份子；那些人是真真正正對以色列有深刻思考和深度承許的朋友。他「選擇」他們，並非因為他們一定正確，而是因為他們認真。於是他沒法無視他們，輕輕鬆鬆地做出和他們不一樣的選擇，在一份譴責他們的立場的聲明上隨手簽字；於是他矛盾。

柯慈也好，柏林也好，他們對朋友的這種信託，也遠遠說不上是輕忽。因為他們竟然認真地想過這個問題，想過要是碰上了重大的立場困境時可以信任哪個朋友的問題。正是這層思慮，足顯他們並沒有輕易捨棄自己的責任。因為我們平常根本不會念及這種問題，我們往往只是不自覺地跟着朋友，至少是跟着朋友之中的主流，甚至是那些被叫做朋友而我卻根本不認識的人。他們鼓掌，我也鼓掌；他們討厭的，我也討厭。「大是大非」，就此失去了它所具有全部意義。而柏林，他卻在一輩子的思索之後，才發現了這麼一個足以步法其道德軌跡的朋友；他非常嚴肅地看待朋友，也非常嚴肅地看待道德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