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其實在香港代際劃分這方面，我的想法跟呂大樂、陳冠中沒有太大區別。幾乎與他們同時，我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我寫的更多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例如香港政壇裡面的代際問題。2009年，政治委任的副局長譚志源出任香港的特首辦公室主任，當時的年齡是45歲。特首辦主任相當於白宮的幕僚長，此後，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內的香港很多媒體，都評論說他靚仔，年輕沒經驗，如何能擔此重任。為什麼一個45歲的人做特首辦主任都還說他是靚仔呢？英國的David Cameron當首相的時候也是45歲，奧巴馬2008年當選總統的時候也不過才47歲。而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朋友，選議員選了20年，都快50歲了，至今仍在做區議員，我覺得香港政壇的老化，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是因為他們上面還有一批人，那批人永遠會得到媒體最多的曝光、最多的關注。這批人可能很年輕的時候就出道了，你不可能期盼這個時候讓他退隱江湖。的確，下一代人的經驗比不過他們，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呢？因為只有那個年紀的人能夠跟一些社會的官商名流來往。一個區議員只能到茶餐廳，而掌握實權的上一代人說不定在半島、在文華，你出入的場所，你來往接觸的人群是不同的。一個區議員去找李嘉誠，他是不會理你的，一個立法會議員去找他也許會接你的電話。上一代人的確掌握了各行各業的人脈資源，這是年輕人永遠不會有的，年輕人由於一開始就沒有，後來就更不會有，他只能永遠浮沉，永遠不會有處理大問題的經驗。
其實這在香港別的領域也是一樣的。比如說一個媒體人，二三十年前就當了報紙總編輯，現在他還是在當報紙總編輯，也就是像陳冠中所描述的香港的大爆炸階段。其實大陸也會這樣，現在去看大陸的很多報紙、雜誌的總編、社長，很多都是三十多歲。因為它現在正處在大爆炸階段，而香港的大爆炸正好是在二三十年前完成的，那段時期，需要很多空間、機會，上一代人在這樣的時間點上去，掌握了資源和人脈，自然不會輕易地離開。
嚴飛：在您看來，過去的幾年裡，在香港這一代的年輕人身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梁文道：這幾年的香港，我看到最正面積極的變化就是香港年輕一代很有朝氣，很有希望，儘管他們不知道前途是否樂觀，但他們想改變香港。這是因為「九七」後香港面對過好幾次大規模的政治、經濟危機，比如說「非典」等，這麼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使得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開始問香港到底怎麼了？香港是誰的香港？
香港在變，在重新懷疑過去，重新定義什麼叫做香港。在這個變化的過程裡面，主力就是這群年輕人。他們不再相信過去的成功模式——上一輩的人或者我這代人努力唸書，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機會又聰明，總有一天能登上社會最頂端。即使做不了李嘉誠，也可以做李嘉誠之二或其副手之類的。這裡明顯蘊藏著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階梯，但現在的年輕人覺得這個階梯並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遵循這個階梯往上爬。他們覺得你不可能登上頂端，一種壟斷的差序格局已經形成。
對於政治也是一樣，以前香港的年輕人對政治很冷漠，只想著如何賺錢。但反觀今天香港的年輕人，他們對政治濃厚的參與性卻大過以往任何一代。因此，這些年輕人會有很多橫向的聯結，你也會經常看到現在好多藝術家都在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今天的香港，你從事文化創作就意味著你必須要參加社會運動。
嚴飛：確實如此。我們看到，這一代的香港年輕人，他們在保衛天星、皇后等諸多社會運動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的心態要比上一代更加開放，也沒有太多行動上的顧慮，對於本土文化情感有一種爆發趨勢。
梁文道：這一代人，他們特別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是直接受香港意識衝擊的那一幫人，而我們這一代就受到了香港意識的衝擊。所謂香港意識，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香港人開始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開始意識到香港與大陸不同。曾經我們這一代人，覺得香港是最厲害的，除此之外，誰都看不起，甚至連倫敦都不放在眼裡，更不要說大陸了。我們經歷過所謂的香港黃金年代，經濟發展最旺，樓市、股市天天上漲。我們前二三十年的那代人生活在港英時期，而25到35歲這一代不一樣，他們所處的時期，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他們對港英殖民地沒有我們那麼強的感情或者是生活經驗。他們長大、工作的時期，已經是香港由盛而衰的階段，其實這幫人更加不應該排斥大陸，因為他們有機會看到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初步成果，或者在文化方面，他們能看到很多大陸的雜誌，我們當時還只是看《號外》。所以從這層意義上看，這一代人應該比我們更內地化，但最終的結果卻恰恰相反，反而是我們這一代人會經常跑去大陸，他們現在卻更強調本土性。我覺得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也是合乎邏輯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是在文化領域，在香港做了十幾、二十幾年甚至更久，覺得已經沒什麼可以做了，或者做來做去都看不到出路在哪裡，就索性離開香港，或者即使不離開但也不會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香港，但是下一代人呢，他們不是這樣想的。
嚴飛：是否這一代香港人愈是看到香港與大陸不同的地方，就愈想強調香港的特殊性？
梁文道：不只如此，他們會反省香港一直以來的邏輯。什麼叫香港的邏輯呢？譬如說碼頭拆卸，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十多年前就沒什麼大問題，而保育運動也只是這十年間才流行的，甚至不是十年，是這五年甚至更近的時候。以前想拆就隨便拆，香港就是這樣，為什麼可以隨便拆？因為拿地蓋樓發展經濟，是天經地義的、很邏輯的一件事。香港的生活方式，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上的，我們那一代人主流上是不會去攻擊、不會懷疑的，我們想發展文化，但是真正要改變這個社會主導邏輯的這種想法卻並不強烈。
我覺得我們這代人大部分是認命的，但是下一代人與我們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看到大陸很多地方的東西以後，認為大陸跟香港不一樣，所謂的開放也就在這方面吧。他們會覺得香港人可以有另一種生活方式，有另一種選擇，香港的城市發展邏輯可以有另一條路，此時他們會有一種抱負，即香港要不要改變，應不應該改變，怎麼去改變，並且這種抱負會愈來愈強烈。
我覺得這代人的特別之處就在於，一方面，他們會非常強調本土性地熱愛香港，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愛包含著很強烈的改變香港的願望，而這個改變是很徹底很根本的改變。因為這樣的改變是建立在之前他認為「香港是什麼」這個問題基礎之上的，他們想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他們愛香港，他們是香港本土意識下成長的一代。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不是我這一代和那一代的區別，而是簡單地將香港人分為兩代，一代稱之為移民的一代，一代是不移民的一代。移民一代的特點，是我常常說的「九七」要來了，他們失去了根。80年代，香港的媒體曾提出過一個很熱門的討論，提議在外面買一座小島，香港人全都搬到這個島上，後來被人認為太荒謬了，媒體也就不提了；之後，有些人提出移民溫哥華，想辦法把溫哥華變得和香港一樣。溫哥華很像香港的某些區，在那邊可以完全講廣東話、聽廣東歌、吃廣東菜、進茶餐廳。像那一代香港人，就是這樣一種心態，覺得搞不過就跑，他們寧願跑到外地把一個荒地變成香港，也不願意留在這裡。而會移民的那一代人覺得個人的生存、福祉比香港要重要，而不移民的這一代香港人是什麼樣的呢？他們是不會離開香港的，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愛的是香港這樣一個地方，要讓香港變成我心目中所愛的那個樣子。他們有改變的願望和勇氣，也有更加強烈的社會關懷和政治參與。
嚴飛：為什麼這代香港人會有如此深厚的本土化情結？
梁文道：我們那一批人跟現在這批人，以及你剛剛提到的香港的年輕人，看到香港回歸了，看到大陸很多的東西，會更想瞭解香港獨特的地方在哪裡，甚至包括一種恐懼，怕香港不再是香港，害怕自己沒有特色了。這種恐懼感跟政壇裡面的那些老人捍衛「一國兩制」是不一樣的。就像香港主流社會那些上了年紀的精英們，他們認為香港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一國兩制」很重要，但他們心目中的那種特色是政治、經濟上的特別制度，讓大家得到好處，是比較工具性的。而這一批年輕人眼中所謂的香港特色是一種身份認同的問題，他們不願意在13億人中被淹沒，這種情況與政治上想獨立或者主體意識不同。就類似於天津人會強調天津跟北京有什麼區別，杭州人會相對於上海人說我們杭州人是不一樣的，就是這種文化身份上要給自己一個認同的對象或者團結的情緒，因此這一代香港人會有這樣的表現。
嚴飛：您又是如何評價這一代香港人與這一代內地人的區別？
梁文道：我覺得在我所接觸的那麼小的範圍裡面，這一代香港年輕人在行動視野上都比較寬闊。所謂行動視野是指，大陸同時代年輕的文化人，他會覺得我是在寫作這個領域，但他絕對不會碰任何有關社會政治的話題，即使談論社會政治，你也會覺得他不是那麼自如地穿梭、宏觀地看待事情。而香港這一代人比較宏觀一點，這當然是環境使然。例如，我們曾在北京開過一場兩地青年人的研討會，鄧小樺他們都去了，談論的是兩地「80後」的社會參與空間。那是一個很有趣的研討會，你發現大陸的很多在場的年輕「80後」，跟香港的參與者完全不一樣。大陸那邊的人會談很多個人的苦悶，不受重視，香港這邊上去就會說我們怎樣保衛天星碼頭，我們參與了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運動，談論的焦點很不一樣。我發現大陸很多「80後」的苦悶或者情緒上的困境是很內向的，他把很多社會問題翻譯成個人遭遇的問題，卻忽視了所謂的個人遭遇，其實是一個集體的事情；而香港的年輕人會這麼去思考，個人遭遇其實也是社會結構上的問題。我要尋求改變，不是我個人出人頭地，或者受到重視，而是整個社會需要改變，因此我認為香港這一代「80後」看問題比較宏觀一點，他的空間行動視野比較寬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