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那次世界盃決賽的記述，是如此地豐富，又如此地生動，乃至於看多了之後，就連我也好像親臨過現場似的。
1950年7月16日，巴西人早已做好了奪冠的準備。趕在世界盃開賽前完工的馬拉卡納球場是全世界最大的球場，可以容納十八萬三千名觀眾，這天卻湧進了二十萬人，是當時里約熱內盧成年人口的五分之一。而里約熱內盧的市長則在開賽前的演說讚揚巴西國家隊隊員：「球員們，短短幾個小時之後，你們將成為世界冠軍，將受到數百萬同胞的歡呼！你們的表現證明你們是不可戰勝的！你們將擊敗任何一個對手。請接受我向你們──勝利者的致敬。」雖然比賽還沒開始，但巴西就已經給自己加冕了，那幾乎是他們全國的共識。當天發行的一份早報甚至以「世界冠軍」為標題，登出巴西全體球員的照片，遂一介紹這批英雄的背景和來歷。球場內，二十多塊頒給冠軍隊成員的獎牌早已刻好了名字，專門為凱旋而奏的頌歌也早已放進廣播程序，全場球迷興高采烈，老早就開始了自己的慶祝派對。
下午4點33分，烏拉圭翼鋒吉賈（Alcides Ghiggia）闖進禁區，出人意料地果斷射門，把比分改寫成二比一。巴西電台的足球評述本能高喊：「gooooooolll!!!烏拉圭進球！」過一會兒，才緩緩回過神來，自言自語地不斷問道：「烏拉圭進球了？」那一球，有人形容為巴西版的「甘迺迪遇刺案中的子彈」，幾十年後猶被反覆慢鏡播放，以解其中玄機。根據Alex Bellos的《Futebol: The Brazilian Way of Life》，射進這球的吉賈在2000年受邀去巴西訪問時，還遇到過這樣的事情：當他把護照交給檢查人員之後，那個二十多歲的小女孩盯着他的護照看了半天，然後問他是否就是「那個吉賈」。吉賈覺得很奇怪，半個世紀前發生的事情，一個年輕女子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然後，她把護照還給吉賈，對他說：「每一個巴西人每天都會記住那一年」。
的確，那種場面一定很難叫人忘記。坐了二十萬人的球場在一瞬間陷入死寂，靜得幾乎可以聽見蚊子飛過的聲音。聽說唯一的小騷動，來自於看台上一群觀眾要抬走一個心臟病猝發的球迷。賽後，慌亂的國際足協人員早早逃離，留下雷米捧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金杯，孤零零地站在場上。手足無措的雷米，據他自己的回憶，簡直是像對待解除了保險鎖的手榴彈似的，把獎杯塞到烏拉圭隊長的懷裏，然後轉身就走。而這幫烏拉圭球員，不敢慶祝，不敢狂吼，不敢跳躍，也沒有經歷任何儀式，草草照了張相就趕緊上車回到酒店。此時，不只里約熱內盧，就連整個巴西，都變成了一座無人遊逛的墳場。
David Goldblatt在他的新著《Futebol Nation》裏面提到，公元二千年七月一份巴西大報的運動專刊，紀念的不是1970年比利率領的那支巴西隊奪冠三十週年，竟是「馬拉卡納慘案」五十週年。可見無論贏過多少屆世界盃，五星巴西始終無法擺脫那場夢魘的纏繞。
巴西人和足球的關係就像魚和水一樣，密切、自然。很多酒店渡假村都有五人足球場，正如中國人自己經營的酒店渡假村必須要有麻雀房和KTV。如果你在喪禮之中看見棺木上頭貼了某家球會的隊章，不必驚訝，那是巴西球迷表達忠誠的方法；生是這支球隊的人，死也是這支球隊的鬼。更不用提那些在陋巷之中赤腳踢球，直到夜色昏暗了球影也還不願意回家晚飯的小鬼。「因為足球就在他們的血液之中」；這是巴西人和非巴西人都喜歡重複宣說的陳腔濫調。證據就在那件黃色的球衣，無論對巴西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它都要比巴西國旗更能代表巴西。只不過，這件球衣是在「馬拉卡納慘案」之後才換上的，當年他們穿的還是白色。
黃色和巴西足球的聯繫並不是天生的。巴西人和足球的結合也不如想像中的那麼自然，有些論者認為，那是執掌政權十多年的獨裁者瓦加斯（Getúlio Vargas）的功勞。因為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就發現了體育和政治之間的奧秘。沒錯，那時候的巴西人已經十分迷醉足球，可他還要為這股熱潮加把勁，不只在全國各地大興土木建設球場，還一再在官方宣傳裏頭把人民喜歡的這項運動說成是國家的象徵。一方面，他吸納了某些學者的講法，把巴西人舞蹈般的足球踢法形容為獨特民族性的體現；另一方面，這套歐洲人從未見過的足球風格又確實厲害，開始懾服第一世界的球迷，恰好可以當做國家進步，走向全球的標識。
足球球會也好，桑巴嘉年華會也好，全都在瓦加斯掌權時期逐步發展成一張覆蓋全面的社會網絡。大型球會不單單是球迷聚會的場所，還能為他們提供教育、醫療、福利等各種社會服務。於是一座城市的市民就能以不同球會的會員身份各安其位，而這些球會的上層則都在統治階級和精英集團的掌握之中。換句話說，足球簡直就是當時巴西城市社會活動的核心。
1945年政變上台的瓦加斯倒在了新一輪的政變之下。新上台的領導人推行新憲，啟動了有限民主化的腳步；但他們對足球的利用則一沿舊習，並且有增無減。由巴西主辦的世界盃，就是他們最好的機會。為甚麼要在里約熱內盧修築馬拉卡納這座全球最大的球場？就和北京奧運要有「鳥巢」一樣，它是巴西大國崛起的明證。其實那時就有清醒的媒體批評，指責這些為了世界盃而蓋的工程勞民傷財，還不如多建醫院來得實際。可惜那時候大多數的巴西人洗腦洗得太深，不如今日明白，身為球迷的意識掩蓋了身為公民的自覺。所以里約熱內盧足協主席居然敢公開放話：「蓋球場要比蓋醫院還有益。」他一點也不用擔心市民的唾罵。
「馬拉卡納慘案」就是發生在這樣的社會條件和心理背景底下，那是巴西頭一回主辦「國際盛事」，那是全球最先進最氣派的球場，而且他們還要在這座球場裏頭登上世界（至少是足球世界）的王座。更不要忘記那還是巴西民主化的春天，一切都是新的，巴西人很有自信的理由。
現任烏拉圭前鋒蘇亞雷斯在他不咬人的時候，其實還是很清醒的。他曾說過：「足球和政治的邊界在拉丁美洲是模糊的。由於國家隊的失敗而倒台或者被推翻的政府，可以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通常我們都會以為，被足球拖垮的，大概都是通常把運動當做意識型態的獨裁政權。可惜這一回，受到打擊的卻是正在牙牙學語的巴西民主。「馬拉卡納慘案」之後的第二年，瓦加斯竟然在普選之中重新登場，當了三年總統。據說是受創太深的巴西人懷舊，懷念那個非常有秩序的老好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