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這個問題還要根本的，是六四之後，每一個中國人如何去面對自己的問題。查建英在〈國家的敵人〉那篇著名的文章裏頭寫道：「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時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兩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說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麼，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沒有人敢說不。那種恥辱你能想像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恥辱，這就是我的意思；六四之後，我們就生活在恥辱之中。你所反對的，不只沒有消散，反而大獲全勝，它強大到了一個你連躲都躲不掉的地步。它安排一切，塑造了你生活其中的現實，甚至成為你呼吸的空氣；而你卻不能說出你所知道的真相。
除了〈國家的敵人〉，查建英的《弄潮兒》還有一篇〈北大！北大！〉，裏頭說了陳丹青的故事：在北大一場關於京城的文化研討會裏，他談到六四那天一個逃命的男人，談到這名男子在當天黎明所聽見的北京的聲音，然後「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說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有意思的是後來一個雜誌編輯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們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結束了。如此而已。」
「做秀」，或者更簡單的「裝」，每當見人用這樣的字眼去形容陳丹青，我都覺得十分突兀。因為陳丹青是我會非常驕傲地去告訴人家「他是我的好朋友」的那種人，因為他有罕見的真誠。但他們如此評價陳丹青，我又一點也不奇怪，他在太多公開場合說過這類真誠的實話（例如在文化部部長面前談論政府如何毀滅了文化），每一次都有人批評他「做秀」，彷彿只有行禮如儀地鼓掌欠身才算不「裝」。不要說他，即使膽怯如我，竟也曾因在校園演講談到了六四，就被人指責「做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陳丹青告訴查建英：「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然而，一個人很難長期地不喜歡自己，二十五年並不算短。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安安穩穩地活下去，一個人必須學懂與自己「和解」。前幾年，戴晴倡議「和解」，呼籲政府與民間一起放下；是一時熱話。我一直關心的卻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大家都是怎樣與自己「和解」？很少人能夠一直忍受屈辱；與我們平常駡人駡得那麼容易的情況相反，很少人能夠真正明知故犯地「埋沒良心」；大部份人都會試圖調和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讓良知遷就現實，另一方面則換一種看待現實的方式，使矛盾縮窄，使良心妥當。經過一番內在的「和解」，屈辱就不存在了，做人也就有了一個新的立足點。在一群「和解」了的人面前，陳丹青自然要被看成是「裝」。
每個人都「和解」了，但每個人與自己「和解」的方式都不一樣。有些曾經站在廣場上的人，今天真的選擇相信自己當年是「被人誤導」。有些曾經在運動中慷慨激昂的人，今天發現慷慨激昂原來才是悲劇的原因。有些曾經誓言永不忘記的人，今天明白了歷史長河波伏不定，做人要懂得宏觀放下。有些曾經在聲明上頭聯署的人，今天瞭解到社會穩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更多人曾經渴盼變革的速來，今天踏實地知曉了一切都得慢慢來的真理。
在這樣的一大群人看來，陳丹青那番話雖然贏得了學生掌聲，但究竟不過是年輕人初嚐禁果的快感，就和鬧劇演員當眾大談黃色笑話一樣，是廉價的逾越，廉價的表演。他們可能自忖，六四不是不能談，但「現實」遠比你們這群孩子所知的複雜，所以他們才不願意輕易開口。他們更可能會想，六四自有是非可言，只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比起你陳丹青的輕率，我們現在默默幹的才是腳踏實地的工夫。
對了，絕大部份學懂與恥辱「和解」的人其實都不會輕易否定六四，也不會認為屠殺是對的（即便他們之中有人又相信這是政府的無奈舉措）。只是比起公開悼念或者聲討，他們認為還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得做，一些細水長流的工夫；還有些更要緊的東西必須顧慮，一些非常現實的情況。於是我們都學懂了接受恥辱。例如我，就在另一個場合裏頭遇過學生站起來問我關於六四的事情，一時全場譁然。我對他說，我怕你們學校會被追究，我怕這個論壇以後會辦不下去，我怕你會被人記住名字惹上麻煩。所以我建議活動之後再私下和他交流。意外就這麼過去了，邀我來的朋友們抹了一把冷汗，事後誇我應對得體，救了他們一把，的確這些朋友都是認真的學者，而且開明，不只教出一群好學生，還常常在最大限度內秉筆直言，議論國是，乃至於被人看作是「漢奸」自由派。但我自己明白，我已經羞辱了自己，整個晚上無法入睡。二十五年過去了，政府或許真如他們所說，「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樣地，我們也把恥辱紋在了自己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