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不是嗎？縱觀過去十年言論史的演變，許多話題前兩年還能暢所欲言，後兩年就突然變得敏感。又有一些過去還碰不得的沉默黑洞，會漸漸轉化成人人參與的新開發區。惟有足球，不隨風向轉變，永遠自由，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只有在足球上頭，一個人可以公然推許日本，而不怕被人罵做漢奸。也只有足球這個領域，你甚至能宣稱自己絕不支持自己的「代表」，卻不用擔心人家用愛國的大旗把你壓死。
於是中國足球超載了，成為全民情緒的宣洩口，也變成了大家檢視中國諸種問題的透鏡——試著用它去看那些其實和足球沒有太大關係的毛病。非常慚愧，身為媒體一員，我也不能免俗，總是想用足球去說些足球以外的事。
例如前幾個月鬧得陸港矛盾急劇升溫的「遊客街頭便溺事件」，當時大家都被自尊心和怒火蒙上了眼睛，爭辯文明與寬容的問題，以至於看不見一個很基本的事實：那個在馬路邊方便的不是大人，而是小孩。這個區別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因為大多數內地人都不可能容忍一個成年人蹲在城市街頭排泄；但要是換了小孩，或許就有不少人覺得情有可原了。這讓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在深圳搭地鐵的奇遇。那天，我看見臉色疲憊的城市白領主動讓座，本來我應感動，並感慨人民素質的提升；然而我卻驚得以為自己正在做夢。因為那位先生讓座的對象不是孕婦，不是長者，也不是傷殘人士，而是一個背著書包的小學生。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會讓座給小孩（同類事件後來我還見過很多次）；國史上也大概只有今天，小孩得到了老人才配得上的待遇。
我們對兒童如此照顧，對孩子如此「尊重」，也就很難怪高考期間，長大了些的孩子就該配上「文武百官至此下馬」的肅靜迴避了。這和足球有關嗎？恐怕是有的。日本小學生穿著短褲在下雪的冬天裡踢球時，有些被當做老人看待的中國學生居然不能帶足球上學，因為家長怕他們受傷，怕他們耽誤學業，而學校怕擔上責任。
又例如，深圳舉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前三年，一位後來因為貪腐而被捕的官員找了我們幾個文化人座談，想讓我們為這次盛會的宣傳和開幕式獻策。當時好像只有我不識時務，反對把錢花在這些事情上頭。我的建議是，與其耗費放煙花蓋巨蛋，還不如多在社區增建體育設施，把全市人均運動時數和人均體育空間的提高當目標。這事也和足球有關嗎？恐怕是有的。因為當荷蘭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每週都踢兩場比賽的時候，中國不少城市居民竟連球場都沒有親眼見過。
中國要用舉國體制培養能拿金牌的少數專業運動員；其他人口比中國少掉太多的足球大國，則以從小到大的全民參與，以及充裕的場地和時間，發展出真真正正的舉國足球。換句話說，至少足球這種運動，人家和我們是平等的，因為他們也舉出了全國之力，儘管他們沒有我們的體制。
既然如此，又為什麼曾經有段時間，中國足球在世少賽和世青賽上都有不錯的表現呢？又為什麼，那些在青少年階段踢得很好的球員，長大成了大國腳之後，反而又都不行了呢？我猜這可能就真的不是足球的問題了，這叫做社會的錯。請想想看，在校際比賽裡頭，一間學校用初中年紀的球員來踢你的小學生，再用高中年齡的球員來踢你的初中生，他能不贏嗎？能不成為「足球名校」嗎？等到大家的身體都成熟了，虛長的幾歲再也比不上真實的技能，那時候才見得真功夫。
已轉行打高爾夫的鄧樂軍曾入選1991年世少賽的最佳陣容，與意大利的皮耶羅同獲「希望之星」。後來，他在「國安」和「魯能」都有過輝煌的歲月，但始終讓人難以相信這就是那個曾經力壓皮耶羅的天才少年。再後來，我才看見報導，當年他倆對陣的時候，皮耶羅16歲，鄧樂軍22歲，後者被人虛報了年歲。 講到這裡，我想我也開始明白那些不願再談國足壞話的球迷的心情了。因為我們很難弄得清楚，這究竟是在談論足球，還是在談論中國。難得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我們還是莫談國足，閉嘴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