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吃驚的，是其中一個使他矛盾的理由竟然是：「I have Jewish friends to whom the fate of the state of Israel means a great deal. If I have to choose between my friends and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justice, I am afraid to say I choose my friends----not just because they are my friends but because I believe their commitment to Israel（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support for any particular Israeli government） is deeply though out and deeply felt and at certain times quite anguished. I don't share in that commitment, but as in love, where the beloved is right even when she is wrong, so too in friendship.」
坦白講，這樣的態度未免過於輕率，尤其是在所謂的「大是大非」的抉擇跟前。我懷疑，柯慈要不是不認為以巴問題是個是非分明的課題，沒把它拉到和自己貼近至不可迴避的地步；就是真的太愛他的朋友，乃至於以愛人取譬。這種朋友，不可能太多，必定是你能完全信任的朋友。你相信他們就算在情感傾向上早有立場，也一定會真誠並且嚴格地審視自己這個立場的道德與政治的含義。
這又讓我記起以賽亞，柏林曾經說過，每逢混淆含糊，是非難辨的緊要局面，他就會想到一個很特別的友人，看看他會如何判斷，跟隨他的選擇；只要跟着他走，自己在道德上就不會犯錯。這也是我一看就驚訝地停頓良久，並且難以忘卻的一段話。因為柏林是個那麼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家，他怎能如此輕率（就像柯慈似的），放棄了自己的理智，放棄了自己的自主，進而放棄掉自己可能將要承擔的責任，將思考的和道德抉擇的重負轉移到朋友身上？
我很好奇柏林那個朋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難道世上真有這種「永遠正確」的人嗎？於是我在腦中喚出自己認識的人，一邊讓他們的面目和聲音清晰起來，一邊想想他們會不會是那種我可以託付死生大事的人（真正嚴肅的道德問題豈不都涉及到了吾人立身處世的根本核心？）非常可惜，除去自己佛法修行上的師父不算，我只能想到一兩個比較接近標準的名字。其中之一，是香港人應該都曉得的甘浩望神父，他或許就是那個我能在非常時刻仰望景從的模範。
但他不是，因為我並不總能同意他的立場（同時我也還是不願輕易捨掉自己的包袱）。然而，我卻願以他為羅盤，在真正困難的時候慎重考慮他的方向，就算到了最後走上不同的道路，我仍然尊敬他的選擇，而且不忘以之衡量自己，以便省思自己有沒有犯錯。那是因為我知道他不苟且，起碼在至關要緊的課題上；而且他不恐懼，從不躲避最艱難的處境，哪怕違逆時勢，也要秉持良心和信仰。最簡單地說，甘神父是個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夠嚴肅且熱情的人；所以我相信他的決定。正如柯慈所說的那些朋友，他們的「commitment」是「deeply though out and deeply felt」。
反過來想，這並不表示我其他朋友就很糟糕很不道德了；恰恰相反，我相信他們大部份人在判定立場的時候都會經過一番思考，不可能亂來，分別只在於那個commitment之深淺程度而已（如果太淺就談不上是「commitment」了）。比起情緒帶動取向，或者思慮粗糙紊亂的，我會更加看重冷靜理性的人，因為我覺得他的commitment可能慎重一些認真一些；比起忽然狂熱，或者時常轉變的，我會更加看重穩定如一的人，因為我覺得他的commitment或許是在真誠地回應某種呼召。於是，即便在我們的抉擇截然不同，甚至因此分道揚鑣的情況底下，我還是要尊重他們、理解他們，盡量設身處地地想像他們的感受以及思考過程。因為我知道自己還不夠嚴肅徹底，自己的commitment也還不夠深，更不比他們明智；所以我沒有理由要比他們更加正確，所以我也必須弄明白他們的commitment是怎麼來的。如是選擇，如是承許，他們當有夠好的理由。
說到這裏，我猜我大概開始有點理解柯慈那番話的意思了。他口中的那些朋友自不會是些只因自己是猶太人所以便隨隨便便地支持以色列政府一切作為的人，也不是絕不反省、無視任何不利指控的狂熱錫安份子；那些人是真真正正對以色列有深刻思考和深度承許的朋友。他「選擇」他們，並非因為他們一定正確，而是因為他們認真。於是他沒法無視他們，輕輕鬆鬆地做出和他們不一樣的選擇，在一份譴責他們的立場的聲明上隨手簽字；於是他矛盾。
柯慈也好，柏林也好，他們對朋友的這種信託，也遠遠說不上是輕忽。因為他們竟然認真地想過這個問題，想過要是碰上了重大的立場困境時可以信任哪個朋友的問題。正是這層思慮，足顯他們並沒有輕易捨棄自己的責任。因為我們平常根本不會念及這種問題，我們往往只是不自覺地跟着朋友，至少是跟着朋友之中的主流，甚至是那些被叫做朋友而我卻根本不認識的人。他們鼓掌，我也鼓掌；他們討厭的，我也討厭。「大是大非」，就此失去了它所具有全部意義。而柏林，他卻在一輩子的思索之後，才發現了這麼一個足以步法其道德軌跡的朋友；他非常嚴肅地看待朋友，也非常嚴肅地看待道德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