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詩的申辯

幾個月前，我以一首詩結束在北京大學的一場演講。儘管那首詩不短，但同學們還是很有耐心地默默聽完；我還發現，隨着自己不由自主地漸漸投入，台下的空氣也逐步繃了起來，緊張到最後一句讀完，整個空間好像才釋然地舒了一口氣。後來大家都說，這首詩真好。當然，那 是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這首詩於我，大概就像普魯斯特回憶中的小蛋糕；無論任何時候，只要一讀到它，某個年代的聲音、氣味、色彩 與光影就會一一應召，回到眼前。這也就是為甚麼我總是要寫陳智德的緣故了，不只是為了我倆乃相識二十年有多的老同學，而且是因為關於他的回憶總是夾雜在這 首詩的段落之間，形成穩定的聯想模式。所以每次寫到陳智德，回憶就無可避免地成為主題，這不僅僅在於他和他的作品裏的懷舊氣息撲面而來。

例如他的 新著《抗世詩話》，裏頭有一篇〈重讀《有人》，懷何喪先生〉。他談至自己初讀楊牧是在中六那一年（恰巧是我們相識的時候）。他又談到那一年看過一場名為 〈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的裝置劇場（這是我第一個正式參與的劇場公演），其中一名演員坐在角落的帳篷，仿效彼時北京絕食學生的姿態，輕輕讀出：「有人問我 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外縣市一小鎮寄出，署了/真實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當時那位演員的名字叫做張達明；也許智德不知道。

然後陳智德也在這篇文章裏告訴我一個我不曉得的事實。我們的班主任「何喪」是個怪人，上課不依課 本，天馬行空地從西洋文學說到經子史集；真要講課文，那多半是在罵它編排注釋的混賬。這麼一位有性格有才華的老師，可不是每個學生都受得了的。並且我還記 得他的固執。有一回我在週記裏向他喜孜孜地報告遭遇高達電影的驚艷，結果他非常不以為然，批評高達中後期的孤芳自賞鑽死胡同，與我在週記本上來回筆談了一 個月。原來陳智德也有類似的經驗，他說：「我幾次在週記裡與他討論新詩，『反方向』地向他推介新詩作品，他不喜歡新詩的意向始終頑強。」可智德究竟和我不 同，他乾脆把一首詩影印下來貼在週記本上，終於使得「何喪」承認「我喜歡，這種詩我是懂的」。這首詩，竟然又是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聽 說陳智德是個很好的老師，像「何喪」一樣頑固，誨人不倦，能夠把最不懂得欣賞新詩的頑石點化成狂熱的詩迷。如今不少年輕詩人，都曾是他詩歌課裏的學生。一 頁頁翻讀結在《抗世詩話》裏的這些小文章，我可以約略領會他做老師的風格。它們真能把很多人心目中極難理解極為堅硬的現代詩一一化成繞指柔；且靈活機敏地 以不同範例不同角度因材施教，為秉性各具的學生闢出種種方便法門。如同當年他鍥而不捨地說服了自己的老師，眼前這本書是一闋義無反顧的詩之「申辯」（ apology）；點點滴滴，磨杵成針。

難怪它被命為《抗世詩話》。


據聞詩集的出版在冷戰時期的捷克是種事件。只要聽說某部作品面世，哪怕隆冬盛雪，大清早的書店門口還是會排出一條人龍靜靜等待。然而，這對香港絕大多數的詩人與愛詩人來講，都是個只能想像的幻境；現實往往是我們並不需要詩。所以我和智德老是要懷念從前那間詩人開給詩人的「東岸書店」。就像他說的，在我們旺角書店遊的行程規劃裏頭，總是「最後來到東岸書店」；喧騰鬧市中的最終喘息。我們同時還都明白，這種書店的倒閉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於是它就倒了。

再這麼說下去，我們很容易就會變成發酸發臭的討厭鬼了；明明自己不合時宜，卻怨天尤人；明明身無長物，卻感慨懷才不遇。必須承認，《抗世詩話》偶而會發散出一股怒其不爭的怨氣。但陳智德非常清醒，他瞭解這不是時代的錯，社會的錯，香港的錯；容我大膽地替他說一句，這根本是詩的錯。他在〈詩魔之怒〉精當地引述了白居易的〈與元九書〉：「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請注意，這是以「老嫗能解」著稱的白居易呀，連他都忍不住表露出了「抗世」的情緒，詩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

在陳智德看來，這個問題正正是詩的本份：「以文藝的美來抗衡時代主潮的暴虐和醜陋，以文藝的真去揭露潮流的偽假和遮蔽性；為達致此，詩語言的建構和獨立性十分重要，個體理念之清晰自主至為關鍵」。也就是說，如果還原到最基本的層面，詩是語言的反抗。它反抗意識形態對母語的摧殘，如保羅．策蘭（ Paul Celan）以深奧難解的手法在納粹留下的德語廢墟裏植出新株；它反抗消費主義強迫人人失憶的現實力量，以及它在語言上散播的病毒所造成的空白，不斷擴散：「刪去名字、刪去部首/刪成沒有署名的文字/往下還缺去幾句……」。面對日常語言的破蔽和偽飾，詩的反抗力量來自於它釋放世間萬事萬物的能耐。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說得好：「說到底，詩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現實自身」。

詩是現實自身，因為它不呈現包括人類行動在內的事物，而是直接觸摸它們，於廢墟和瘟疫之中救贖它們。正如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說的，「事物的聚攏就是詩」。因此，千萬不要以為只有憤怒的詩才是「抗世」的。儘管陳智德備受稱頌的近著《市場，去死吧！》果決有力，彷彿一把不可掩蓋的吶喊；但這並不表示這本溫和可親的《抗世詩話》就一定順世苟且。不，任何真誠的詩以及正直的詩人都一定是抗世的。因為我們所在的這個語言世界是這麼地空洞和扭曲，把屠殺說成事件，把蝸居說成豪宅，更深深地從根處斬斷了語言與事物之間最源初最神秘的命名關係，而且還使我們習慣它的虛妄，以為這才是常態。不用憤怒，你只要認真對待語言，詩自然就是一種反抗了。如果我們覺得詩的語言太過新奇，那是因為我們的語言陳腐；如果我們認為詩的語言難以索解，那是因為我們的感覺早已麻痺。

就像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它一點也不激動，反而語調和緩地道出人在不義之前的困惑與沉思。如斯淡靜，卻正好彰顯了社會的不公與理想的淪喪。因此，它感動了一個頑固的老師與一群陌生的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