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1969年的7月20日,人類終於登上了月球。根據塞爾吉克魯曉夫(Sergei Khrushchev,蘇聯前總書記克魯曉夫之子)的回憶,雖然當年蘇聯所有報刊都登出了這則消息,但大家都不太把它當回事,畢竟這是敵人的勝利,而敵人的勝利就是自己的失敗。既然美國人已經在登月競賽上走快了一步,再派人去幹同樣的事情就沒有意義了,蘇聯的登月計劃只好無疾而終。他說:「我父親不能理解克羅列夫(Sergei Korolev,蘇聯太空計劃的前負責人)為甚麼會輸掉這場比賽......對於阿波羅11號的成功也不願說得太多」。蘇聯在這次賽局中沉默退場,既不高調頌賀敵手的成功,也不公開坦承自己的失敗,一時間顯得手足無措,顯然沒有面對這等結局的準備。
另一邊廂,反倒是美國做好了失敗的打算。今天回顧當年那場盛事,很多人都會記起美國總統甘迺迪宣布登月計劃時的名言:「我們選擇登月,不是因為它容易,而是因為它困難。」的確,這是一句震動的壯語,放諸冷戰時代,它能起到激勵美國民心的效果,是政治上激勵美國民心的效果,是政治上刺激士氣的特級補品。然而,把科學探索當成政治手段究竟是很大的冒險,因為科學研發從來沒有許勝不許敗的道理,所謂人定勝天只是用來騙騙自己的大話。尤其是人類登月這種難度高風險也高的大事,實在沒人可以為它打包票,說它必定會順利成功。
所以,後來的尼克遜總統曾為那有可能出現的結局準備了一篇寡為人知的演講。在這篇幸好不用宣讀的講辭裡,他說:「命運注定了那些探月者要在月球上安息。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回來的希望,但他們也知道自己的犧牲裡有人類的希望......古時,人們仰望星空,在星座裡看見他們的英雄;現代,我們同樣如此,只是我們的英雄是有血有肉的史詩人物......自此之後,每一個在夜晚抬頭注視月球的人都曉得,在那裡的某個角落裡,有永遠屬於人類的另一個世界」。
雖然這篇講辭很動人,但我們無從推測萬一美國人真要聽到它的話會有甚麼反應。1986年1月28日,美國的挑戰者穿梭機在空中爆炸解體,七名太空人全部罹難。這一回,列根總統就真要在電視上向國民發表備案的演講了。首先,他要想辦法安撫學童,因為挑戰者號的其中一位乘員是女教師克麗斯塔麥考利夫(Christa McAuliffe),她本來要透過轉播給全美學童上一堂太空探索課。數以百萬計孩子在螢光幕前目睹令人震驚的悲劇,列根該對他們說甚麼呢?
他說:「我要對那些看過實況轉播的學童說幾句話。我知道這很難理解,但如此痛苦的事情有時就是會發生。它是探索與發現過程的一部分。它是獲取機會與擴展人類視野的一部分。未來不屬於懦弱的人,它屬於勇者。挑戰者號的船員把我們拉向未來,而我們將繼續跟隨。」不要忘記,當時還是冷戰時代,太空仍然是雙方的戰場,而且列根推出了後來拖垮蘇聯財政的「星戰計劃」。這場悲劇攸關國體,他該如何把一次失敗妝補得沒那麼慘重,甚至反過來變成美國優勝之道的另一明證?
於是在安慰完學童之後,他又意有所指地接著說:「我對於我們的太空計劃永遠有著極大的信心與尊重,今天發生的事情絕對不會減其分毫。我們不掩藏我們的太空計劃,我們不保守秘密也不隱瞞事實;我們行事光明而且公開。這才是自由之道,而我們從不改變」。最後,列根以一段充滿宗教情懷的話結束他的演講:「穿梭機挑戰者號的船員以他們的生存方式榮耀了我們。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也不會忘記最後一次看見他們時的情景:今天早上,他們預備走上他們的旅程,向我們揮手告別,然後脫離大地執拗的束縛飛往天際,撫摸上帝的面容」。
雖然我從不欣賞列根保守的自由主義立場,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溝通技巧(列根被美國媒體稱為『偉大的溝通者』)。這篇由佩姬努南(Peggy Noonan)事先寫好的講辭實在精采,面面俱到地照顧了各方需要,最後更把哀慟昇華到了另一層次,重歸美國基督教精神的本色。
挑戰者號事件已成為現代災難管理的經典個案,事後兩份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有根本的結構問題,上下溝通脫節,高層打下不切實際的目標,漠視了下層技術人員的警告,渾然不把意外當回事。如果說Nasa錯在沒有正視失敗的風險,列根那篇演講就勝在做足了功夫,從而發揮出政治溝通的最大效果,起碼在當時成功轉移了大部分美國人的視點,把一場人為的禍事變為命運弄人的悲劇。
從尼克遜那篇派不上用場的講辭到挑戰者號事件的發生,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不在白宮寫手群的技巧高超,而在他們竟然預備了面對失敗的方案。相比之下,當時的蘇聯就給人一種只能成功拒絕失敗的感覺了,幾乎每一次挫折,他們都是用不了了之的方式敷衍公眾;凱旋而歸就大事宣揚。不妨大膽地說,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其實是兩種態度的對決。
事情有時就是這麼弔詭,勝利屬於預備認輸的那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