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梁啟超開始，中國的報紙就與時事評論密不可分。這一個傳統一直維續到1949年，想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代表了過去那一些多元而批判的聲音的消失。直到2003年時事評論才在中國的大眾傳媒上捲土重來，一時間湧現了各有見地、各有所長的眾多健筆，長平是其中最有影響力，亦最富爭議的一個名字。 長平曾經在多個媒體擔任不同的職責，十幾年來，曾經三度遭到降職及其他形式的處分。在中國的媒體工作者之中，這種經歷算不上太特別，亦不可說是平平無奇，因此長平的媒體生涯是一個有標本意義的個案。2008年3月14日，全球華人掀起了一股反對「西方媒體醜化中國」的浪潮，很多在西方留學的學生舉起了國旗，在街頭抗議傳媒對西藏事件的報道，使得曾經有留學經驗的長輩及西方國家的學者大吃一驚。 在這股浪潮之中，長平發表了一篇呼籲大家冷靜的文章，風格是一貫的自省、理性，力求持平，但又不失批判的力度。這篇文章結果為他帶來巨大的壓力，有些評論家質疑他是「西方的走狗」，有些網民直斥他是漢奸，比較激動的甚至發動人肉搜索，誓要揪出長平的背景和家人住處。非但如此，這件事還牽連了《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等一向以敢言和獨立見稱的媒體。 一年過後，經歷另一次降職處分的長平帶着他的太太來到香港產子，時間是敏感的五月尾六月初，許多人以為他來香港是別有目的，但是他心底盼望的是女兒能夠生在一個比較自由的地方。「而且香港的醫療比較有保障」，他說。在訪問的前一天，他的太太經歷了一早預知的生產困難，終於平安帶來長平40歲人生的另一個起點。 |
| 梁︰梁文道 長︰ 長平 梁：去年三一四的時候你太太還沒懷上孩子吧？ 長︰ 還沒有。 梁：你原來在《南都周刊》的職位是副總編輯。一下子就是因為發了西藏的文章，被人攻擊了，然後就要把你撤下來。 長︰ 最後處理實際有兩個。第一，就是你不能在新聞一線工作，我原來都在一線，負責採編。現在我在南都傳播研究院，隸屬於南都的行政系統。但第二個要求就是你不能出任行政職務，所以我的職位叫做首席研究員。雖然像是閒職，但是我力圖把它變成一個有實際事情的一個職位。在宣傳部門眼裏，如果你說我是要去掙錢，那是最讓人放心的事。但我想去做研究，寫文章。 梁︰恰好在這個時候發表機會少了，薪水也減少了，你卻發現自己有了小孩。 長︰ 是有些壓力。當時有網友人肉搜索我的材料，從我的文章判斷我的父母現在是否還在某一個縣城。在這之前網上就只有一張我的黑白照片，所以他們也要尋找照片，因為照片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現在你在網上會查到一張叫「長平的糜爛私生活」的相片，他們把我的照片和日本的AV女星放在一起。當然你一看就知道是Photoshop整的。 梁︰可見時事評論的作者，要小心透露關於自己個人的信息。 長︰ 是得自我保護。一方面，對於公權力或者是宣傳部門，我們也許不要寫得太過份。另一面要提防網路的紅衛兵，所以我確實比較少提供個人信息。寫文章有時難免寫到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家庭，但如果我意識到這一點，我會有所節制。 梁：你也經歷過好幾次類似的打擊了，比如說，當年你在《成都商報》的時候。 長︰ 是的，我在《成都商報》的時候聽說崔健有一張新碟叫《時代的晚上》，我讓北京一位記者去採訪他，他也談到一些問題。在報上的領導看來這是很敏感的問題，當時作了非常嚴厲的批評，那種批評甚至可以說是羞辱性的。他們說你不要以為你能夠怎麼樣，你不算甚麼，不要利用公器來達到你個人的目的等等。他們把黑白顛倒，把尖銳的評論和報道看成是你想出風頭。 梁︰這也是一個常見的說法。一個人的評論要是特別尖銳，一個人的報道要是特別敏感，他們不會認為他是為了公理和社會而冒險，反而會說那是他自己想出風頭，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整份報章。 長︰ 我們在《南方都市報》也承受着這樣的壓力。對報社來說，獨立的報道和評論能贏得聲譽，同時通過這個聲譽引來廣告。但也總有人不斷證明你贏得的是負面的聲譽。以前就有個廣告公司對我們說：「你們好像專跟政府唱反調，不敢給你做廣告哪。」某些來自報社內部的一些攻擊也是這個路子。 梁：你後來就離開四川，去了《南方周末》。 長︰ 我剛去的時候想做記者，但是他們讓我做編輯，做了三個月的編輯就遇上中央點名批評了鄢烈山、沈灝、曹西弘三人的事情。當時沈灝是新聞部主任，上頭決定讓他引退，所以就讓我接新聞部副主任，一年多後再出任新聞部主任，然後很快就發生了「張君案」。張君是黑社會頭目，幹了很多很典型的壞事─搶銀行，殺人，此外還有情婦等艷情故事。對媒體來說，那是集合了幾種元素的好題材。而且當時警方破了案，上面都說是一個很正面很值得談的事情。於是傳媒紛紛採訪張君的心路歷程，談他的愛情，談他的一切，基本上是場媒體的狂歡。 當時我很輕鬆的就找到了一個角度，就是去做他的成長背景。這樣的做法在今天國內的媒體來說已經很普遍，但2000年的時候還算新鮮。我們發現他曾經是一位很想有出息的農村青年，只是沒有出路。我們因此報道了農村青年沒有出路的問題、農村政策的問題。而且我們又發現他每次進派出所一次，出來就更壞一次；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每進去一次，出來就更加仇恨社會。這個報道出來以後，湖南省委非常生氣，他們給中宣部寫了一封信。結果就是要求我們這邊整頓，錢鋼離開了，我離開了，再過幾個月江藝平老師也離開了。  梁：因為你們這樣報道，就等於說農村少年的出路出了問題，也就是批評政府政策出了問題。 長︰ 對。他們生氣的主要理由有兩個。第一，我們無視他們這麼多年來對農村政策作所出的成績；第二，破了這個案子，是警方的重大功勞，我們反而不管這一方面。 我出來之後，程益中他們就邀請我去《南方都市報》。但是我當時受的打擊是挺嚴重的，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因為我們在《南方周末》出了事的時候也很意外，我們是那麼的理想主義，那麼投入，以致於我老是覺得要在那裏幹一輩子，整天都在想未來《南方周末》到底是甚麼樣子。現在突然要我離開，我就索性放下了工作半年。然後有一小段時間先去中央電視台看看，後來又去了美國柏克萊加大當訪問學人，還去過《外灘畫報》，最後才到了《南方都市報》。 梁︰所以你經歷了三次類似的事件。但這三次受壓是不是有很不一樣的地方呢？從九十年代到兩千年初，壓力是很直接的由上而下的官方壓力；但是去年這一次的壓力卻有很大程度來自民間。以前的新聞工作者要冒的風險就是得罪官方的風險，但是現在還多了一種來自民間的風險。以前我們的想法很單純，總覺得有良知的傳媒人一定是代表老百姓在說話。但現在老百姓卻會罵你，給你很大的壓力。 長︰ 這個對我來說感受特別深切。在《南方周末》的時候，我們其實隨時都被「閱評」( 梁註：「閱評」意指宣傳部門針對性地審閱某份犯了問題的報刊 )，再過一段時間肯定要有非常嚴厲的整頓。我們感到自己始終徘徊在一條線上，那個壓力隨時都可能使我們崩潰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非常強烈地感到自己是站在老百姓那邊的，我心裏總覺得自己是在推動歷史的前進。而且當時的《南方周末》記者確實會被人當成明星，走到哪裏都很受歡迎。尤其是在高校，你需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讓自己冷靜下來，因為我們那時候太年青。還好我們同事都是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該做甚麼。 可是到了現在，你原來以為自己站在大多數人的那邊，如今卻發現自己被擠出來了，不知道自己站在哪裏了。 但是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官方和部分網民這兩者還是在一塊的。首先，我們的教育其實是被權力操縱的。第二，看起來是網民在罵我或者王千源，但是從很大程度上，那是另一頭權力默許的結果。比方說有人在網路上發帖子號召大家攻擊王千源的家人，帶上甚麼甚麼工具，還附上地址。按照中國現有的法律，這根本是違法的。可這種帖子卻沒有被刪，而且派出所不追究。難怪有人甚至猜測這麼詳細的個人身份和那些地址是從哪裏洩漏出來的。 我並不怕爭論，更不怕思想的攻擊；如果只是理念上的爭論甚至戰鬥，我雖不好戰，但我完全接受。但我怕有人要去我家裏幹甚麼，對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脅。政治發展到令人恐懼的狀態，我覺得其實跟主要的權力系統有關係。  梁︰如果你說這是長期權力教育壟斷造成了洗腦的效果，那為甚麼從前沒有呢？為甚麼這種事會發生在現在，尤其是最近兩年呢？ 長︰ 對，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如果從教育系統來說，九十年代之後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雖然我對懷舊有些警惕，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我還是時常回想八十年代。當時的思想界雖然有某種程度的單一，對國外的東西好奇而且崇拜，往往不加批判的接受；但是它這個門起碼是打開的。八九以後，則有很明顯的收歛和壓抑。首先走了相當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剩下的每個人則都得為自己的生存找理由，尤其是知識分子，紛紛後退到專門的學術領域。李澤厚當時總結，說這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突現。這個說法容易把這個變化說成是主動的，好像是我們的有意選擇。其實在當時的狀況而言，那根本是一種被動的，沒有選擇的結局。 八九是整個世代的大事，沒有說某一批人被劃成這個派、那一批劃成那個幫，當時是所有人全部投入同一陣線。但是後來，這些人分散到社會各個角色去，包括坐在媒體上頭執行命令，不准我們在敏感時期到香港的人，他甚至可能是當時在廣場上的人。更不用說有些人到了警察部門，有些人到了宣傳部門。表面上看，這就好像是每個人都委曲了自己，都忍辱負重地活着。其實不然，很多人逐漸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且他要讓自己活得理直氣壯。我們可能一度選擇背對良心背對過去，但那不是一個辦法，因為你會活得很難受。於是你看很多人都轉過來了，找了一個聽起來頭頭是道的理由去改變自己原來的信念。 其實整個社會，甚至執政黨，也在適應這個過程，就是怎樣去面對過去。過去共產黨執政是講正義原則的，他的邏輯是全世界我最正義。資本主義很壞；其他人還在落後的狀態，我們走到前面了，所以大家要跟着我。但後來這個東西很容易就瓦解了。它現在不再試圖證明全世界我最正義，他現在要證明全世界哪兒都沒有正義。比如說美國出一本中國人權報告書，我們不反駁，不去證明我多有人權，而是反過來弄一份美國人權報告書證明你也沒有人權，你也很壞。這麼多年以來，我們的教育就是在傳播一種世間根本沒有正義可言的理論。擴散出去，就出現了大家特別喜歡的話，譬如說「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三聚氰胺出來之後，很快有人就指出惠氏等外國品牌也有毒，可見全世界的商人都是黑心的，沒有人不自私，我們並不算太過份。  梁︰如果讓那些參與過八九、當年還很年青的人回看那段經歷，並且要他否定過去的話，他往往會說我當年太幼稚、太蠢了，容易被人鼓動。所以現在要鼓勵大家「理性」、「客觀」地反省過去。這其實是要適應現在的政局和社會的需要，好好活下來。於是我們原來常常說的那種道德感和正義的原則都消失了，讓給了一個更功利的生存法則。這種說法在現代中國史上已經成了一個套路。文革有那麼多的紅衛兵都參與打砸搶，後來他們怎麼回看這個經歷呢？他們很容易地安慰自己說那都是四人幫害的、我是被鼓動的，然後自己的責任就不見了。由於這種輕度的後悔在現代中國史上是有先例的，所以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良心過失或者急劇轉變。分別只在紅衛兵回顧過去的時候是在推卸一種罪疚感，八九這一代人幫自己推卸的則是過去的熱情與正義感。 長︰ 可能還要再進一步。有些紅衛兵和知青不只是後悔，還會慢慢的從反省變成肯定自己的青春。當他們掌握社會資源之後，曾經發起一場很大的「青春無悔」運動，把個體生命的經歷和社會正義體系的顛覆混雜在一起，如果要否定那段社會的災難好像就否定了自己的青春。所以他們理直氣壯地走出來說「青春無悔」，用一種感性的、激情的、似是而非的詞語和理論變相肯定了青春，甚至變相肯定了那段社會經歷。 說到六四那晚，我在維多利亞公園。之前我在部落格上說六四那幾天我就不寫東西了，盡量不談那件事，還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加了一個標題叫「罷工」。昨天還有朋友問我，說你甚麼時候開工呀？從6月2日到現在我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五六年來從沒出現過這樣的情況。我「罷工」本來只打算罷一天，但接下來這幾天不是我想罷工，而是我根本有點失語，甚麼都寫不出來。《南方周末》週四出刊，我到了週三早上才告訴編輯不行，還是不行。 那天晚上我有一種巨大的荒謬感。這20年來，我們大陸的在這件事情上太荒謬了。我們剛才談到的那些東西，不管是主流輿論還是非主流意見，完全不曾公開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可能我沒有經歷過文革，但我真覺得我那20年太過荒謬，我今天都還在想辦法來對付這個事情……太荒謬了！ 梁︰這就是那一天晚上之後的感覺？ 長︰ 那晚的言語和場面本來是正常的，起碼是在公開討論一件發生過的事。但是那種正常在中國大陸消失了，而且我們慢慢適應了。如果站在大陸人的角度看當時那個場面，你會覺得有種很強的超現實感。本來這才是最真實的，但反而變得太不真實了。我以前從沒來過，儘管我知道它，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但我沒有想到它會從感情上震撼我。這個事情對我打擊太大了，到現在都還沒有定下神來。最終，我還是肯定要寫，我並沒有看到不寫的可能性。也許這只是個小小的障礙，也許它有很大的改變，但我現在還不知道。 梁︰換個話題吧。大家都說，最近幾年大陸有時評熱。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呢？ 從晚清到民國，時事評論一直是報紙很重要的一部分，難道時事評論在大陸中斷過嗎？ 長︰ 當然中斷過。49年之後評論變成了兩種，一種是官方的社評，另一種是副刊上的雜文。後者還好，因為魯迅寫雜文，所以它的路線受到肯定。不能想像如果雜文路線沒受到肯定，時評傳統會怎麼樣。在時評重新流行之前，它的功能主要都由隨筆承擔，隨時可寫，也很務實。當時《南方周末》有一個很著名的隨筆欄目叫「週末茶座」，就在頭版。但我編頭版時就把它去掉了，原因是我想把它帶回正常的呼吸。所以我就開了一個「時事快論」的欄目，雖然短，但盡可能平直地評論一些事情，絕不指桑罵槐。 然後《南方都市報》接着在時評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它之前很多刊物也開始有時評，不過沒有像《南方都市報》這樣把它放到最重要的二版、三版。而且他們想推動一種真正的時評，而不是那種性質不太明確的雜文和隨筆。我們當時還找來香港《信報》林行止的社論，把它當成一個樣本。那幾年《信報》的社論每一篇我們都剪下來，把它發給很多編輯傳閱；同時也把民國報刊的一些文章傳給大家讀，就是想恢復那樣的傳統。這種做法很快就贏得了很大的市場認同，然後網絡也發現了它，而且聲音很強。從這個角度來說，的確是有一種時評熱。 梁：你是怎樣開始想到要寫時事評論的呢？我記得你以前是寫詩的吧？ 長︰ 寫詩，也寫過小說。最早的時候我沒有特別想做時事評論，只是自然想發一些議論。於是92年我就在《成都商報》開了一個專欄，是雜文性質的時事評論。 當時可能還是一個文人的那種心態吧。到了《南方周末》之後，我做探訪報道，就沒有再寫了。2003年，到了《南方都市報》才開始每週固定在專欄寫現在的時評。 梁：大陸最近有時事評論作者群的出現，對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種新的知識分子定位嗎？既不是文人雜文，也不是學者研究，是一種新型的模式。 長︰ 起碼是在恢復正常的輿論，因為過去的社論和評論被官方壟斷了。但大家一直沒有意識到一個事情，就是我們的官方在發評論的時候一直持續使用筆名，而且這個筆名還是虛的，可能是個寫作班子。而現在網絡和報紙的時事評論員那發言者的身份就更被突顯了。譬如說「長平」是個筆名，但是它已經代表了一個大家清楚的真實個人。 寫久了，讀者和你自己都會要求一旦某些事情發生了，是不是應該去評說一番。這種延續性跟那些一般在報上寫雜文的有一個直接的區別。 梁：要對當下的一些事情發言是一種責任感。那你覺得在中國寫時事評論的作用是甚麼呢？ 長︰ 這個問題的確是常常被人討論。在我看來，寫東西出來就是一個意義，我不是那麼功利的想去看到它的社會效果。如果一個評論可以幫助弱者、帶來一些改變，這當然是很有價值的事。但我從來不追求這些，我覺得把話說出來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因為能說話，在中國就很重要了。如果過份去追求它的功能效果，可能會產生不好的心態。 以前的《南方周末》會強調它的社會功能，當年如果你報道了一件事情，它真的很容易就解決了。所以現在老有人說輿論干預司法。其實在中國，輿論不是干預了司法，而是干預了領導。當領導看了報道就覺得某事很重要，然後也許就會干預司法。所以每當我的報道起到作用，我都看到這樣一種社會現實；對於這種現實，我是感到悲哀的。我並不完全像一些記者能夠那麼高興地說我幫助了一個人。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時特別強調做記者的「報道」就可以了。 我們的上一輩不是受新聞專業主義的影響，而是受到兩個傳統的影響，一個是中國文人正義良心的傳統；另一個還是所謂的宣傳，他們還是接受那一套。現在內地還有很多記者是這麼想，我幫你報道一件事情，給你承諾會去幫手解決。於是記者在報道以外就有很多工作，這樣的工作有時候確實是很好的，例如去找一個官員，說我都把事情報道了，你非幫我把這個事情解決不可。 梁：新聞記者都變成了社會工作者。 長︰ 對，而且它也成了權力系統的一個部分。這種記者在那個權力系統也佔了一個很大的位置，所以這個官員和他之間也有一種公務關係。我則追求一種更獨立的關係。如果這個社會正常，可能會有另外的社會功能組織去解決我們報道評論的事。 梁：還有一些時事評論者追求的是做策士，給國家建議，希望寫的東西影響上頭領導，帶來改變。 長︰ 你說得很對，我也很清楚策士確實是中國的一種傳統，能夠替政府出謀獻策，解決問題，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做策士有一種危險，就是你始終站在政府的那一邊去考慮問題，容易失去自己獨立的判斷能力。有人看了我的文章會覺得我只是在講道理，其實我只想把事情講清楚，這才是我最大的功用。至於這個道理會怎樣……有時候我也會寫一些建議，但我寫的時候絕對不是在跟你獻策。 梁：在我有限的接觸範圍內，我發現中國許多媒體彼此之間會互相照顧，甚至團結在一起。香港很多人會覺得難以想像，像你這樣的人被《南方周末》退了下來，居然還可以到央視去幹事。這是怎麼回事呢？ 長︰ 如果知識分子還是一個整體的話，知識分子也好，新聞界也好，都容易有一種共同的關係，站在一起去承受。這一點在《南方周末》的時候感覺非常強烈。我當時常講，我們是中國的媒體人，而不只是《南方》的員工；我們不分網絡、電視、收音機，不分地域，也不分哪家哪家的。當時《南方周末》之所以有那麼大的影響，其實是因為它是全國媒體共同辦的一個刊物。 梁：那是甚麼意思？ 長︰ 那時候很多媒體會主動支持《南方》，會把一些自己發不出的稿件寄到《南方》。我們的記者到哪裏去採訪也好，你會覺得當地的所有媒體都在幫助你。人家報紙的老總會跟你說，你要甚麼我可以給你。因為當地有些事，它可能報不出來。 梁：香港做媒體的人可能很難想像這種情况，雖然今天大陸的媒體已經那麼市場化，競爭激烈。但我也常常遇到一篇評論某家報紙不敢用不能用，它會幫我傳到其他報館，有時就這樣傳遍全國一圈。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大家好像有一種共同感。 長︰ 在中國，我們會覺得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條線上。就好像警察會有一種兄弟感，穿上制服就要對抗站在另外一邊的敵人，比方說黑社會。我們媒體人也必須有一種兄弟般的認同感，以及一種共同的正義感，我們手挽手地站在一條線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