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公民有不被打的自由

【am730-觀念】由於暴力是那麼重要又那麼可怕的事物，所以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該對它慎而重之，仔細界定它的行使時機、範圍和方式。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人群交出武力，成立國家之後，還得和國家就暴力的使用立約，以防自己受到政府暴力的侵犯，畢竟，國家本來就是為了限止暴力而存在的。軍隊和警察是國家武裝的兩種主要力量，前者對外防止他國侵略，後者對內防止人民彼此損害。它們的對象和目標都分得很清楚，軍隊不可對內，警察不可對外。

只有到了最不得已的時候，暴力才成為一種選擇。比如說城市的管理，許多國家的確都說有專門機構去規管流動小販，但我從沒聽過有哪一個文明地區會把暴力的使用權交給這些部門。且以香港為例，「小販管理隊」擁有扣查非法流動小販的權力；但到了必須使用暴力時，他們只能召來警方協助。

近日曝光的《城管執法操作實務》，最讓我震驚的是它沒有花上甚麼篇幅去談行使暴力的前提，去仔細界定必須使用暴力的處境，卻把注意力放在使用暴力的方法，甚至打人時的正確心態。為甚麼他們可以如此草率地對待暴力，彷彿這是種不成疑問的天賦？就算城管擁有暴力使用權，在這份教材的指導下，暴力也不再停留於自衛的最低限度，而是攻擊時的最有效程度了。已經二十年了，但我還是不能擺脫二十年前在廣州火車站前目睹的那個場面。那個「嫌犯」每捱一拳，便發出一聲嚎叫；後來，他的力氣慢慢轉弱，逐漸剩下一陣持續的呻吟，與幾不可聞的求饒聲。至於暴力，我們有許多字眼形容；關於暴力帶來的痛苦，我們卻缺乏足夠的字彙。

事實上，這種痛苦是一種毫無意義可言的純粹空白；正如德國哲學家渥夫剛索夫斯基 (Wolfgang sofsky)所說的：為它「下定義的這個行為，其實只不過是掩蓋它本身的無意義而已」。

身體是一個人最後剩下的東西。剝奪一個人的自由、財產尊嚴，他也許勉強還算是一個人；但是當你直接攻擊一個人的身體，他就只是一塊肉團了。為甚麼那個被打的「嫌犯」要無意識地微微揮動手腳？他不是要逃跑，更不是反抗，而是在突如其來的暴力處境之下徹底失去與世界的連繫，陷入一種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的迷茫；那些動作是一種喘息，四肢在尋找伸展的機會，他的本能在顫抖著確定心志仍有操縱軀體的能力。

本能。遭受過暴力的流動小販深知失去能力的狀態，那是種只剩下動物求生本能的狀態。他們仍然在街頭巷尾游擊般地出沒，也只是出於求生的本能。猶如食草動物不能不在林野間覓食圖存，儘管四周埋伏了獵食者的威脅。

近日實施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是份很好的計劃，充份展現出政府對人權的重視。但是在我看來，它難免陳義過高。因為我想呼求的，只不過是人身有不被暴力對待的權力。不要打我，行嗎？

梁文道：國家暴力

【am730-觀念】二十年前，我和一群學生坐火車上廣州。在車廂裡，我們看見一塊「服務指標」布告牌，牌上的第一條赫然寫著「列車人員不得隨意打罵乘客」，看得我們又驚又笑，整程車上不斷提防被人「隨意打罵」。

到達廣州下了車，走進人山人海的站前廣場，忽見不遠處人群起哄喧叫，湊近一瞧，原來是一名公安捉住了一個「嫌犯」(不知他犯了甚麼罪)。公安從後抓著看來早被飽揍一頓的「嫌犯」衣領，讓他面部朝天，一路拖行。凡路過處，人人喊打，對著「嫌犯」拳腳相加，是集體懲罰。而那名公安，也任由群眾施刑，且行且停。

比起當年，今天的中國應該已經文明得多了。例如最近在網上曝光的一份教材《城管執法操作實務》，它教導城管人員在防制暴力抗法時應該「要使相對人的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還應以超短快捷的連環式動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定要乾淨利落，不可遲疑，將所有力量全部用上」。

它之所以「文明」，是因為這不是在鼓吹執法人員釋放憤怒，更不是提倡一種純粹的衝動；而是傳達一種經過精密計算，深思熟慮的暴力。這種暴力的施行者中斷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服從規則，進入一種幾乎機器的狀態。因此這份教材又說：「整個過程要做到心態平穩，意無雜念，不可慌亂，不要考慮自己是否相對人的對手，會不會把相對人弄傷了......此時應當達到忘我的狀態」。

國家是暴力的機器；從馬克思以降，這是不斷被人闡述的經典主題。根據那種霍布斯式的經典寓言，國家之所以誕生，正是因為活在「自然狀態」中的人類深深感到暴力的威脅，朝不保夕，不知何時會受到他人的掠奪與侵害。於是以大家同意把行使暴力的權力交給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以唯一合法的暴力壟斷者，換回眾人生活的太平，免除彼此之間的猜忌。

然而，掌握了暴力專用權的國家又該如何使用它的權力呢？這就是個問題了。許多論者在談到這份《城管執法操作實務》時都把焦點對準城管本身，說它沒有合法的成立依據，說它成為地方濫權的工具。

而我的問題要比這些很正確也很宏觀的論點微細得多；我只是想知道，為甚麼暴力會成為城管「執法」的一種手段？是誰容許他們使用暴力，這種國家最神聖也最叫人畏懼的權力？

梁文道：讀者不高興（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其實《中國不高興》的論旨很簡單。它沿襲了現代中國那種流行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把國際關係看成一片弱肉強食的叢林，而中國廁身其中，不得不使盡全力在各方面力爭上游。一方面要小心它國的狼子野心和他們埋伏在我國的「漢奸」，另一方面則要在經濟發展和所謂的「軟實力」之外重拾「持劍經商」的本份。

幾位作者都很不滿當前中國公共論述裏的「文藝腔」，覺得那些文化討論全是清談誤國。再加上還有一批如王小波和余世存之流的知識份子鼓吹「逆向種族主義」，教大家以中國人的身份為恥，對中國種種現況充滿憤懣，於是形成了危險的形勢。而忘記了西方怎樣清除障礙：「西方這種清除障礙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別人的時候，我們有些中國人還跟歡呼。米洛舍維奇也好，薩達姆也好，無論說他是專制也好，獨裁也好，都無所謂，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運轉」。也就是說再獨裁暴政也好，人家好歹有自己一套，有完整的主權。偏偏西方不幹，硬是要用飛彈炸人家，或者搞顏色革命。所以我們應該認清形勢，以免一不小心給人清除掉。

比方說，別上環保份子的當。因為「誰想節約能源的話，肯定先從地球上被淘汰掉了，因為你不發展了，不發展就要落後，落後就會被別人淘汰掉」。除了環保份子，還有很多受到西方影響的東西在威脅我們，就連毒牛奶都是。因為也許就是「當初有人一廂情願規定我們的牛奶標準應該按照歐盟的標準來制定」，可「我們有歐盟那麼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嗎？標準高，沒有原料，只好造假」。換句話說，三鹿奶粉往牛奶裏下三聚氰胺其實也是給外國逼出來的。

同時還得注意軍隊的士氣，因為雖然軍人對他們的經濟生活有不滿，「但是打仗還是挺興奮的。其實他們內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後人們才會重視他們的社會地位。但是時間不能太長了，太長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會慢慢流失了」。那麼我們是不是要趕快找個對手好好打一仗呢？也不至於，但起碼要鼓吹戰鬥精神，像古代的秦國那樣，「秦國的戰鬥意志連續保持了幾百年，太了不起了，所以最後由它來統一中國」。但秦國最後豈不也亡於它的嚴酷和暴虐嗎？不，是「……統一之後它的戰鬥意志就衰退了」，所以「很快就完了」。

《中國不高興》最不高興的是很多人認識不到自己的根本問題，一味學西方還不算（民主不算在內，因為它不是西方專利），甚至一天到晚咒罵中國人的劣根性，消磨了尚武精神，結果看不見最重要的「大目標」。大目標就是「在這個世界上除暴安良」，以及「管理比現在中國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資源，給世界人民帶來福祉」。

你不用再看這本書了，因為它要說的無非就是我辛苦整理出來的這幾點。可以想見，這種說法一定會使許多人不高興，批評它太極端太落後，也太過排外。不過，我覺得再這麼講也好，它起碼也是個主張，大可以好好地推陳鋪衍，多些論據，多些資料，系統地整理成一套能夠讓人思考辯論的論述。可惜的是這本書做壞了，我就算想反駁也嫌費勁。

首先，甚麼叫做「文藝腔」呢？我看了半天都找不到一個準確的定義。有時候它指的是一種不嚴謹不邏輯的思考方式，有時候它又變成了過度重「軟實力」的文化討論，又有些時候它是文人不懂理工的表徵。幾位作者對「文藝腔」的批評似乎恰好可以應用在他們自己身上。他們喜歡用很「文藝」的語言，很誇張的言辭去攻擊看不順眼的人。例如，宋強說余世存的作品是「最野蠻的種族主義份子炮製出的下流文字」，但在謾罵之外又沒有很理性的分析說明它們為甚麼是「自虐」而非「自省」，以及余世存的文字如何流露出「非人非畜的變態心理」。不，他只是使用文字去形容對手；以一句「我認為」輕輕帶過許多必要的推理。

從小處看，這本書裏的好些文章都有漫談的性質，像聊天的記錄多於嚴肅的寫作。其中一篇開宗明義講的是中國的學術腐朽，卻有十分之九在罵學者崇洋媚外，最後一小段才談了幾句學術界的腐敗；這兩者有甚麼關係呢？另一篇文章批評一位學者聲稱「以色列是個好國家」，為以軍轟炸巴勒斯坦辯護；雖然我也很不齒這位學者的說法，但我實在搞不懂為甚麼幫以色列說話也是「漢奸」，難道巴勒斯坦是中國的一省嗎？

至於大處就更不得了。全書結構鬆散，儘管粗略分成三大部，但每一部份的編選原理都極不分明，你隨時可以把一篇文章調到另一部份，絲毫不成問題。書中又有許多「附文」，有的是國人所作，有的是外文翻譯；它們的作用何在？編者和作者對它們的態度如何？一概沒有說明。不只如此，這本書連提綱挈領的導論前言也沒有，使得內裏的漫談更像是漫談，漂浮游移，難有落。所以我說這本書不好讀，不是它太深奧，而是它的製作太糟。你只能跟一股「不高興」的情緒走，走到哪兒說哪兒。

梁文道：自由與秩序：虛構的天秤

【am730-觀念】坦白講，我們大家現在都很混亂了：到底是有自由好，還是沒自由好呢？

之所以亂，是因為「自由」、「亂」和「管」這幾個字都大而抽象，每一個參與討論的人好像都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可是每一個人又都好像不能準確理解對方所說的「自由」、「亂」與「管」是什麼意思。例如成龍，他在博鼇論壇上說:「有自由好，還是沒自由好，真的我現在已經混亂了。太自由了，就變成香港今天這個樣子，很亂，而變成臺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究竟他所謂的「自由」是什麼自由？「亂」又是哪方面的亂呢？由於欠缺準確的界定，大家的激烈反響也就有點各說各話的意思。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在成龍和他的支持者那裡找出一條基本邏輯。

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把自由和秩序放在天平的兩端，自由多了，秩序就亂了；假如秩序那一頭「管」得緊(先不說「管」是什麼意思，也不說誰來「管」的問題)，自由也就相應地少了。所以自由與秩序恰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吾人只能在其中尋索一種平衡的藝術，儘量兩全其美。可惜的是中國人恰恰不能掌握這種平衡的藝術，一自由就放縱，一放縱就混亂。所以結論只能是「中國人是需要管的」。

然而，自由與秩序真的如此對立，成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嗎？這種「常識」裡的天平會不會只是我們主觀感受上的偏差呢？

題目太大，不可求全，我只好舉一些很局部的例子說明這種常識的缺漏。譬如交通，很多人來香港都稱讚此城路窄人多，卻少見堵塞惡況，「到底它是怎麼管的呢？」答案也許就在它沒有管得太細。比起內地，香港人行車換線顯得容易一些，因為一般車主還算禮讓，不會你開快些我比你更快，最後人人相爭擠成一團。這不是路旁貼滿標語叫人文明駕駛，也不是交警隨時盯著大家，見人趕路要換線而不讓，必遭懲罰。恰恰相反，這種交通秩序來自大家常年自由互動，漸漸摸索出了能讓人人得益的規則。

較諸香港，倫敦的自由又勝一籌，可是它也不「亂」呀！當年倫敦地鐵遭到恐怖襲擊，倫敦市民逃命時猶不忘扶老弱傷殘，地下車站最後沒有踩死一個人。那是因為有法律規定逃生的最高時速嗎？還是因為政府早就在車站內佈告過救死扶傷的乘客須知呢？一個習慣自主的社會就算不一定能形成「自生的秩序」，也不一定會變成無政府的野蠻狀態。一個常年被人當小孩管教，政府有形紀律高度滲透的社會有時反而更「亂」。交警不在，馬路立刻大亂，因為大家都被「管」慣了，經不住「政府缺位」的可怕打擊。

當然，我理解成龍指的應該不是港、台交通很亂，而是這兩個地方的議會很吵鬧，路上總有示威。但這就要看你是誰，站在什麼角度說話了。假如你很欣賞秩序的美感，對秩序有種說不出的情結，你當然會愛上長幼發言有序，掌聲起伏有致的那種會議。假如你沒受過什麼冤屈，也沒人敢欺負你，縱有不平也別有途徑疏解，你自然要不滿那些聚在路上示威群眾，嫌他們阻礙交通浪費你的寶貴時間。可是換個角度，對於另一大群港人而言，如果有人在議會裡打斷官員發言，怒斥政府醫療部門失誤致禍，有人在大銀行門前上演街頭劇，痛批商人無良謀利，這也許不只不「亂」，說不定還是種秩序的完善呢。

梁文道：庭中枯葉／茶碗裏的風波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日本茶道的藝術包羅萬有，舉凡日本的建築、花藝、繪畫、織錦、陶瓷、紡織乃至於美食，莫不受到茶道的影響，也莫不在茶道大師的關注之中。進而言之，就連說話的語氣，走路的姿勢，與舉止的態度，也是判定一位茶道家境界的要素。

由於潔淨是茶道的必要條件，所以打掃清潔也就不能不跟着藝術走了。比方說茶室裏最幽暗的角落，縱使客人根本無暇它顧，主人也必須拭抹得一塵不染；可是仲夏之際，一株白合花無意滴落在地板上的水珠，卻應任其留存，因為「它暗示着水一般的純淨與清爽」。

日本美術史之父岡倉天心在他的經典《茶之書》裏還說過這麼一則故事：茶道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千利休曾經讓他的兒子紹安打掃茶室外的庭徑，當他依言完成父命之後，利休卻吩咐他再掃一次。於是紹安很聽話地又掃了整整一小時。

然而，利休還是不滿意；他說：「這還不夠乾淨」。紹安很無奈地回報：「父親大人，已經沒有東西再好清理的了，小徑已經刷洗了三次，石燈籠跟樹梢上都灑了水，苔蘚和地衣看起來都生氣勃勃，洋溢生機；哪怕是一根小樹枝，或者是一片落葉，都不能在地上找到」；孰料利休竟然斥道：「蠢蛋，庭徑不是這樣掃的」。然後他「步入庭中，抓住一棵樹幹搖將起來，園內登時灑滿紅黃落葉，片片皆是秋之錦鍛」。

這個有名的故事不僅象徵了茶道那落葉飛花皆可賞玩的精神，還被人當做是日本美食之道的唯美體現。

就以日本菜上碟的擺飾來說吧，我們不是常常在上面看到一枝枯得只剩下葉脈的楓葉，又或者幾朵含苞待放的櫻花嗎？它們的作用就和千利休故意搖下來的樹葉一樣，一方面是用人為的方式刻意營造出一種自然的意趣；另一方面則是要提醒客人季候的變化，把節令推移的神工納進創作者的巧心佈局。

然而，這一招卻常被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的庸人用壞。他們會在盛夏之際為一尾冬季才當大造的燒魚配上黃葉，不止忽略了魚料本身的天然期限在不對的時期硬性按照菜譜找來不對的擺飾，也漠視了室外天氣對客人觀感的影響。這類人似乎是看着照片學盤飾的，怎麼好看就怎麼擺，違背了日本美食精髓而不自知。

利休這個舉動更深一層的意義在於製造瑕疵，於無瑕的狀態中打開缺口。這種追求是茶道的特色，也一樣貫注在食物的味道之中，如秋刀魚的苦，多一分就不堪入口，差不點則平凡無奇；又如魚生之鮮，壽司飯之酸，幾乎就要呈現出腥腐的感覺，卻停在不可增不可減的那一點；永遠不是完整的肯定或否定。


把茶道視為日本藝術甚至東方文化最高體現，不止是日本人自己固有的想法，也是許多外國人的印象。

例如茶室的尺寸，如此狹小，只有四疊半榻榻米，相當於十平方英呎。大家都說這是佛教精神的體現，非常有禪意。因為維摩詰居士就是在這麼小的房間裏接見前來探病的文殊菩薩以及其他佛門弟子八萬四千人。看似不可思議，卻是納須彌於芥子，真正打破了俗世空間概念的限制。

例如茶室的入口，如此低矮，只有三英呎高，任何人都得跪下來屈膝弓身而進。哪怕是武士，也要先解下佩劍，才能獲准入內。他們又說這象徵了東方文明裏的平等思想；在茶道面前，不分貴賤，人人都要謙和克己。

又如進入茶室的時機。客人要先在外頭的「待合」裏靜心稍息，培養品茶的情緒。直到主人召喚，才按照順序魚貫入室。這個過程必須盡量安靜，以不發出任何聲音為妙。所以最講究的主人會用最靜謐的方法通知客人時候到了，那就是點香。聞到空氣中開始飄來一股似有若無的清香，客人便知這是主人的信號。他們覺得，這個狀態實在是太美了，除了檀香與海潮般的沸水聲外，一切沉靜，乃東方特有的優雅情調。

相比之下，中國人用茶的方式未免太粗太野了。且不說大陸常見的那種大茶缸，以及汽車司機必備的玻璃瓶；裏頭胡亂撒一大把茶葉，再倒進熱水泡上一天，即使是福建人潮州人的功夫茶，也都是講究口味多於情調，不夠唯美不夠雅致。有人甚至認為，由此可見，日本要比中國更「東方」。然而，同樣是「東方」國家，為甚麼日本的「東方」才叫「東方」？大家都喝茶，又憑甚麼說日本的喝茶方式才是「真正的東方」呢？

上回提過的岡倉天心，除了是日本第一個美術史家之外，也是第一個用英文寫書介紹茶道的日本人。他在出版於1906年的《茶之書》裏就提出過日本是東方代表的主張。他和那個時代的許多日本文人一樣，一方面非常尊崇中國古典文化，另一方面則慨嘆中國的衰落沉淪。他說：「對晚近的中國人來說，喝茶不過是喝個味道，與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並無關聯。」因為「長久以來的苦難，已經奪走了他們探索生命意義的熱情」，所以雖然中國人的茶仍然散發香氣，卻「再也不見唐時的浪漫，或宋時的禮儀了」。言下之意，反倒是日本繼承了真正的華夏文化；他們就連製茶的方式也和宋朝一樣是抹茶。

「禮失而求諸葉」，這也是今天不少中國人去過日本之後的感受。他們會認同岡倉天心的想法，覺得唐宋的建築、禮儀乃至於一切傳說中的高尚品味，全都保留在日本那裏了。儘管他們會嫌茶道太過儀式化，也許還有點「扮嘢」；可是茶室中的擺設與氣氛卻不斷提醒他們：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古代的中國。

把日本看作古典中國的活化石，當然是種很大的誤解，完全無視文化的殊象與發展，以為日本自唐宋以後就一成不變地呆立至今。此外，這種誤解還產生了一個很危險的後果，那就是為日後的侵略找到了理據。

岡倉天心對茶道傳承的解讀與江戶時代以來的日本主流意識形態如出一轍，以為中華精髓過海東移，正統在日本；相對地，經過成吉思汗和滿清的入侵，中原早已不復舊觀，傳統的漢文化也早就滲入了蠻夷的血液，污染得不成樣子。於是源出中土的茶道在日本發揚光大，來自唐宋的文明在東瀛還其真貌。這就是日本比中國還中國，日本能夠代表正統東方的真正原因。順着這個邏輯推下來，侵略中國根本不算侵略，而是保護，是把中華文化帶回中華大地的義舉。岡倉天心沒有說過這種話，可是他的同代人說過；岡倉天心只是愛茶，可是他的同代人卻想讓中國人像日本人一樣喝茶。二戰期間，好些文人之所以成了「漢奸」，理由也是為了保存中華文明的精華。或者，他們也以為自己能在那場風波裏品嘗到想像中的茶味。

梁文道：官員的「權利」意識

近年來，中國一些地方官員喜歡用「誹謗政府」的名義治人以罪，他們是怎麼想到利用「誹謗政府」的罪名，去控告那些揭示自己行為，然後批評自己的人這一招的呢？

這些官員當然知道中央政府日漸鼓勵輿論監督，也一定聽過領導人要求幹部向人民負責的言論；他們明白記者也好，普通公民也好，都有權知道政府決策的過程和施政手法，並且對此提出他們的意見。他們應該很清楚中國已經逐步邁向法權社會，人權常識正在普行，法治正在建設。所以他們不能不問情由師出無名地以強權壓制自己的眼中釘；他們需要一個名義，一個聽起來很像一回事的名義。

於是他們找到了「誹謗罪」，一種大眾媒體裡面常常見到的管用名堂。世界各地都有許多名流精英用這條罪名控訴記者和評論人，就算最後不能入罪，起碼也能纏擾被告好一陣子，令他在法律程序上傾盡家財。

更何況那個被誹謗所傷的「名譽權」，被誹謗的說法可以去控制人民知的權利和表達意見的權利，可以說是以人權治人權，十分進步。最妙的地方是，它還能把自己變成姿態上的受害者，不只沒有以強凌弱的感覺，反而還拉近了官民在法律面前的距離。

儘管學者早就說過無數遍，政府不是個人，根本不擁有甚麼「名譽權」，可是這類政府告民間誹謗的消息仍陸續有來。難道那些地方法院不曉得官方不得以誹謗之名治公民以罪嗎？假如全國媒體響應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號召，廣設人權推廣專欄，情況又會不會好轉呢？

由此看來，最需要系統人權教育的，可能還不是早已邁入啟蒙階段，懂得實踐自身權利的一般公民，而是這些跡近法盲的公務人員。更進一步說，徒有權利意識恐怕也還不濟事，有沒有一個足以舒展權利的環境，恐怕才是最要緊的。

吳保全在網上「揭批」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政府徵收土地過程不透明，因而被送進了監獄。那些把他送進監獄的官員，或許瞭解「名譽權」的侷限，但他們的「名譽權」在現實上，卻往往能夠戰勝一般人的知情權與言論自由。

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擁有的權利，反而是最管用的。

梁文道：人權有罪？

我曾經在一本書上看過一位美籍華裔人類學家撰寫的報告，他發現，近年有越來越多人會在被拘捕時主動要求自己的「權利」，比方說保持沉默，又或者打電話給律師。為甚麼中國人會突然那麼懂人權，懂得提出這些連部份地方執法人員也不大明白的古怪「權利」呢？他認為那是進口電視劇看多了。

美國警匪片裡不老有這種場面嗎？正義朋友好不容易逮到了殺千刀的壞蛋，卻只能惡狠狠地瞪視後者，冷冷道出指定台辭：「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希望全國各級媒體多推廣，開設專欄，好普及中國人的人權知識。其實，老百姓早就從電影和電視劇學到不少人權常識了。儘管這些常識粗糙，不夠系統也不夠深入，而且還說著洋文，很像舶來贗品；但它們卻實實在在地喚起了感性上的回應，使人覺得具體有用。

面對警察，保持沉默，以免無意中說錯的任何一句話都成了呈堂證供；這一招聽起來有理，感覺上也很像一種不證自明的神聖權利，難怪會成為日益普及的常識了。一切人權教育要想成功，總得讓人感到學者們大談特談的那些權利是自然的，而且切實可行；不能只是字面上的玄虛概念，實行起來卻處處碰壁，甚至還會惹上牢獄之災。內蒙古的大牢裡關了一位叫做吳保全的中年男子，他之所以坐牢，正是因為他實行了兩項書本上常常提到的人權。

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政府曾以一畝人民幣250元的價錢向牧民徵收土地，最後在上頭蓋成了最高一畝82萬人民幣的別墅用地。當地居民對整個收地過程的不透明感到疑惑，也很不滿其中45座別墅居然是要留給市領導的，於是屢屢抗議討說法，結果4年裡先後有28人被捕（當然是居民被捕）。

吳保全在網上「揭批」此事，因而獲罪，罪名是「誹謗政府」，「危害了社會發展秩序」。

近幾年來，中國頗有一些地方官員喜歡用「誹謗政府」的名義治人以罪，從以前只針對媒體，到現在開始擴及到一般網民身上，隱約讓人感到這裡頭似乎有一個類似平民從電視學人權的學習過程。

這麼多不同層級的政府，這麼多不同的地方，他們是怎麼想到這一招的呢？他們怎麼會不約而同地利用「誹謗政府」的罪名，去控告那些揭示自己行為，然後批評自己的人呢？下次再談。

梁文道：聞一聞《中國不高興》（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看來書真是用不讀的。例如號稱「中國民族主義領軍人」的王小東，他在大陸近期熱銷書《中國不高興》裏有篇文章，叫做〈王小波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虛偽、最醜陋的神話之一〉，題目很有氣勢，令人以為他將有甚麼絕招使出來，可把王小波的作品批得體無完膚。孰料他竟然說：「王小波的東西我讀過的只有他的幾封書信，還有一兩篇罵中國人的文章，主要是從他與我的一些朋友之間的對罵得知的。但正如柯南道爾所說的：『要知道一個雞蛋是臭的，你不用把它完全吃下去』。無論他的小說和散文寫得如何，我就是認為他是一個臭雞蛋，因為他的臭味我聞到了。而且他的臭味把我熏得吃不下去……」那麼，王小波究竟臭在哪裏呢？王小東又說：「他在美國被人欺負慘了，卻不知道憤而進取，回國來只會破口大罵中國人，並且給中國人描繪一個虛假的歐美，這是騙子行為，這一點被我看到了，我很鄙視他」。

既然你能夠單憑幾篇東西就聞出王小波的臭味，靠聽來的傳聞斷定王小波是個騙子；那麼你也就別怪別人用同樣的方法來聞你的書了。據說《中國不高興》是文藝青年網站「豆瓣」有史以來劣評最多的一本書，於是我很好奇地上網去瀏覽了一下各種評論，發現大部份否定意見都在繞它的書名和作者取樂，恥笑它的張揚媚俗，嘲弄它的五位作者是晚熟（甚至未熟）的「腦殘憤青」。除此之外，真正進入文本析其弊端的，卻是極少極少。我不得不懷疑，很多人其實根本沒看過《中國不高興》，他們只是從它的宣傳得出它是《中國可以說不》進化版的印象，認定它是近年極端民族主義的愚蠢結晶。有些我很敬佩的老友乾脆公開表示自己完全沒有讀它的打算，但同時又能寫出洋洋灑灑的文章譏之刺之，引申出一大段時局觀察。

這樣子聞書公平嗎？懷疑問，我一頁一頁老老實實地看完了整本《中國不高興》，結論是罵它也好讚它也好，原來很多人根本只是聞到了自己的味道，誤會了它的不少主張。舉個例子，關於中國的民主改革和政治現況，一些「自由派」網民想當然地以為這本書是國家主義的鬼倀，拚了老命罵西方，對中國的種種亂象則不置一詞，是空洞片面的激烈愛國主義。相反地，一些「左派」則覺得這本書為他們出了一口惡氣，不只大長自己威風，痛扁了漢奸一頓，還連帶把一切民主自由之類的所謂「普世價值觀」一併送進了火坑。

讓我們來看看真實的情況。作者之一的黃紀蘇如是說：「對於普通老百姓，民主自由如今也是非常切身的利益……。老百姓需要『民主』『自由』來限制一些官員過份的權力。」他甚至疑問：「你不號稱信仰社會主義嗎？平等可是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民主可是平等的題中之義呀」。王小東更把矛頭指向一群熱昏了腦的左派民族主義者：「左派和民族主義者中的一些人一方面對現實進行極為激烈的批評，把現實說得一無是處，另一方面卻又反對別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對權力迸行制衡等等主張。」如果真的仔細讀過《中國不高興》，也許很多鼓掌喝采的「憤青」恐怕就不會把話說得那麼滿了。

《中國不高興》的確不容易讀，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複雜，超出了一般常見的二元對立。相反地，你還是可以用很精簡的文字就總結出它的大意。只是它的主張在越出今天中國簡單二分的習慣之餘，又很容易被作者的情緒帶回那種非此即彼的喧鬧聲中。正是情緒的過度釋放，使得這本書變得不好讀。再坦白點講，這是一本被「做」壞了的書，從文章的編輯整理，到作者的行文佈局，都混亂無序地使人迷茫失措。

梁文道：如何排除異常？

上週六說到中國報刊揭發一些地方政府以「精神失常」的名義將上訪者「逮捕」收容，這種做法使人想起精神病學與現代司法制度的關係。

法國大思想家福柯曾編輯整理了一本小書《我，皮耶裡維爾，殺了我的母親、妺妺和弟弟》。書中主角皮耶在1835年6月3日幹下了一樁冷血的滅門慘案，根據當年的法庭紀錄，他聲稱這是為了「在母親的暴政之下解放自己和可憐的父親」。長年關注懲罰體制和瘋狂問題的福柯認為個案說明現代精神病學在司法體系現身的早期狀況。對於講究犯案動機和相信理性的現代司法體系而言，不合常理的犯罪是不可懲罰的。於是精神病學的權威就得以確立，它能夠告訴法官，眼前這個疑犯到底是不是瘋子，若不是，就可以被法律制裁；相反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懲罰方式處理，而要交給精神病學的專業。

這就是我們的現代世界了，精神檢定逐漸成為法庭程序的常見步驟，用以判斷正常法律是否適用於嫌犯。

由於上訪制度的內在緊張，許多上訪者在當局眼中總是徘徊在維護常態與干擾常態之間的模糊地帶；所以把他們納進「精神失常」的領域就不只是誤打誤撞的偶然舉措，更是合乎情理的人道施政了。那些長年上訪，動輒寫封萬頁長信給中央的「上訪專業戶」並沒有犯法，他們只是越了線，破壞了秩序的常態。你不能用現存法制止他們上訪的權利，又不容他們持續騷擾現存的正常體制，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把他們排除在正常的法律世界之外。

就和過去對付三無人員的收容遣送制度一樣，也和現存的行政拘留類似，精神病的收容治療乃一塊法律的飛地。比起尚算有法可依的前面兩種特殊制度，精神療養院更加是飛地中的飛地。

因為那是司法讓權與精神病學的世界，那不是一個可以用正常法律去管轄的地方。

被送進裡頭的人不只不能依法懲治，他們甚至不具備依法上訪的權利；一個精神失常的上訪者註定活在法律覆蓋範圍之外。任由他們繼續上訪，但又不予理會，固然仁慈「善政」的寬衣表現；把他們交給精神療養院，才是一方面治理他們個人心理常態，另一方面恢復社會常軌的雙重矯正之道。

問題在於地方公安人員沒有專業知識去研判一個上訪者的精神狀況，他們更不能取代法庭，去完成司法體系讓權與精神病學專業的程序。如果他們擅自宣佈某位上訪者精神失常，那不單止踰越了精神病學的專業領域，還冒犯一般而言只有法庭才具備的權力。恰巧，北京大學「精神病學專家」孫東東的一番公開言論緩解了他們的燃眉之急。他表示：「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老上訪專業戶至少99%精神有問題」。

於是最後一塊拼圖總算補上了；這是專家的意見，或可在行政權力和專業知識之間直接搭橋，替收容上訪者的做法加上必要的基礎。

儘管孫教授因此遭到輿論攻擊，還要為此道歉，說「大家誤會了他」。可是我們都明白他不算錯得太離譜，因就這個社會的常態而言，老上訪專業戶的確是「不正常」的。

梁文道：正常社會與不正常的上訪者

上訪不是反政府，反權威，反對一切現有秩序；恰恰相反，上訪是對政府高層有信心，對權威認同，對現有秩序下的缺失懷著一種要好好撥亂反正的念頭。假如中國人根本不信任政府以及任何現存權威，他們就用不著丟下自己的工作，中斷自己的日常生活，千辛萬苦地跑去日日纏著信訪辦的工作人員了。

既然上訪行動不單沒有削弱當局的威望，反而是老百姓信任政府的表現，為甚麼許多官員還要聞上訪而色變，千方百計地阻撓轄地人民越級上訪呢？除去最一般的理解，說那些官員害怕自己幹錯了事被發現之外，學者應星曾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精闢地總結出以下幾點：

一、「集體上訪雖然與個別上訪有性質相近的一面，但集體上訪中出現的自發組織卻有變質或『被別有居心的人利用』的危險」。

二、「如果有過多的越級上訪發生，不僅高層不堪重負，而且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治安秩序也會受到威脅」。

三、「當上訪變成纏訪時，就會危及科層制（『科層體制理論』，The Theory of Bureaucracy）的日常運作和社會治安形勢的火種」。

四、「高層對秩序的某種焦慮又使他們可能對基層政府進行相當程度的保護，同時要求基層切實控制集體上訪」。

也就是說，中國的信訪制度雖然起到了恢復正常秩序的作用，讓人民有處申冤，讓體制得以糾正錯誤；但它又總是涵蘊了一種內在緊張，因為個人上訪很容易轉化成集體上訪，單次上訪很容易變成屢次纏訪，一不小心擦鎗走火，更會形成嚴重的秩序破壞。

在正常與非正常之間，尺度應該如何把握？在合乎秩序要求的上訪與擾亂秩序集體纏訪之間，標準又該如何劃定呢？從目前的規章看來，似乎沒有任何明文條款可以幫助官員去做這個決定。就算有，這類條款也一定會引起爭議，並且受限於種種現實情況的差異而生出適用範圍的問題。

於是，精神病學便及時地派上用場了。早在去年，就有中國報刊揭發一些地方政府以「精神失常」的名義將上訪者「逮捕」收容，帶進精神病院。後來更有一個地方的官網主動公佈「成果」，宣稱自己成功地把三分之一的上訪者送進精神病院。

梁文道：另一種太空競賽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你們還在喝Tang嗎？」，這是奧巴馬最近和國際太空站上十位太空人聊長途電話時提起的一個問題。這真是個好問題，因為一說到太空食品，我們的確是會想起「Tang」。還記得麼？那些裝在玻璃瓶裏的橙色粉末，用水一沖，就會變成一杯叫做「橙汁」的化學飲料。一直到八十年代，我們還能在電視上看見它的廣告。那年頭的小孩全都是喝它長大；幼稚園的每日茶點有它，小學的聖誕派對還是它，它無處不在，使我們認識到一種在真實世界裏並不存在的橙味。乃至於許多年後，有些人在第一次喝到鮮榨橙汁的時候拒絕相信那是真正的橙汁。

太空人如果有飲品，它一定就是Tang。因為它不該用漂亮的水晶杯盛載，只合飲管吸吮，與那些真空包裝的牙膏狀牛肉，以及脫水之後再用冷水泡浸還原的青豆薯茸恰成絕配。我常常懷疑太空人回到地球之後會失重變瘦，絕不止是在無重力的環境底下呆得太久，而且是因為東西太難吃。後來的採訪證明，我的猜測果然是對的，原來每趟任務歸來，艙裏都會剩下許多食物，太空人紛紛抱怨，寧願捱餓。

短短幾天的航程還好，假如真要登陸火星，一次來回就是兩年，那該如何是好？1960年代晚期，美國科學家曾經探討過把尿液變成食物的可能。辦法是以太空人排出的尿液培養一種細菌，讓它滋生出可食用的蛋白質，然後再製成完全不帶尿味（同時也沒有任何味道）的餅乾。吃的時候還可以適當調味，變化出不同口味的組合。要知道我們的日常生活深受太空科技影響，數碼相機和食水淨化機都是源自宇航需要。假如這項研究成功，我們就有機會嘗到人尿餅乾的滋味。可惜它失敗了，在許多次的實驗裏頭，自願的參與者都呈現出嘔吐和腹瀉的反應。雖然學者堅持那只是心理反應。

既然此路不通，又有人提出了「可食用太空船」的構想。原理是把一切含碳量高的食品改造成可在發射和航行過程中拋棄的器具，比方說油箱和輻射防護罩。如果泡過燃料的碳水化合物不夠吃，還可以吃掉用黃豆、蛋白與雞毛特製的太空衣，以補充人體每日所需。

美國一直有人呼籲大幅度裁減太空總署的預算，「因為它養了一大群蛋頭科學家在搞瘋狂的研究」。我想，這個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這些香港人，荷里活電影看得太多，總以為美國充滿人情味，而前蘇聯則是一個冷冰冰的軍事帝國。但是食物歷史學家Janelevi卻在《美食太空人的興起》一文中提供了截然相反的歷史圖景。她仔細查考原始材料，發現美蘇兩強在太空競賽的過程中走的完全是兩條不同的路。美國對待太空食物的態度是「輕、快、好、省」，盡量不麻煩不折騰，以效率為大原則，太空人的感受注定要犧牲。相反地，為了達成長期居住太空的目標，蘇聯從一開始就很在乎食物的口味，因為那是正常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史上第一個離開大氣層的太空人加加林後來和一位心理學家合著專書《心理學與太空》，他在書裏明確指出：「享受一頓飯當然不止是吞下食物……即使只是短途飛行，美味的飯菜也能鬆弛太空人的緊張工作」。於是，當美國人為了避免食物碎塊損及艙內設備，因而強迫太空人服用膠狀物的時候。蘇聯太空人則能享用完整的全麥麵包，甚至沙樂美香腸和新鮮的水果；因為他們把精力花在研發可以吸走食物碎屑的小型吸塵機，多於改造食物本身的形態和質地。到了後來，蘇聯太空站乾脆拿出伏特加與魚子醬來慶祝新年，其奢華程度是幾乎要吃人尿餅乾的老美們所無法想像的。

冷戰早已結束，美國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在太空人的口腹這個小戰場上，蘇聯是不可越過的永遠贏家。話說回來，今天的美國太空人還會喝Tang果汁嗎？答案是不會，他們向奧巴馬總統報告：「它早被人從菜單上拿下了」。那個盲目追求嶄新科技的時代也過去了；大家愈來愈明白，未來的人類還是想在孤寂的宇宙中吃到地球上真正的食物，多於科幻小說裏的古怪營養劑。歐洲太空總署都已經請亞倫．杜卡斯設計菜單了，美國人還好意思上橙色粉末嗎？

梁文道：大師的末日

上週六本欄談及創意產業的故事，故事說了10年，越說越好聽，越說越可信，但金融海嘯過後，有誰聽見故事背景漸漸夾雜了一些噪雜的浪聲？

就拿北京的「七九八」來說吧，香港特首去年才專門探訪取經，想看看有沒有值得香港參考模仿的地方。但上個月我去那裡工作，就已經目睹到一片哀敗景象，許多原本高在枝頭的藝廊如今門庭深鎖，街上如過江之鯽的外國經紀也被三兩好奇的背囊客取代了。諷刺的是，一週後我卻在台北看見一本日本作家談「七九八」的新書，筆調興高采烈，渾然不知在中譯本面世的此刻，他說的那個創意中心早已搖搖欲墜。

仔細想想，紐約和倫敦那創意文化之都的地位，其實與它們是世界金融中心的身份是分不開的。恰如近世的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藝術還不是它們得以繁華的原因，而是結果。

建築大師的居家設計，造形奇特的椅子與喇叭，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油畫和大理石像；安籐忠雄和MarcNewsono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倫林布蘭與米開朗基羅。他們的名聲廣為人知，他們的作品深受崇拜；然而，他們卻不是大部份人能親近的。

誰能請得起庫哈斯為自己設計房子？誰能把雜誌上推介的傢俱一一抱回來？當然，我們也許可以去LV的旗艦店親身體會大師空間魔術，也可以收集那些精美的傢俱模型（甚至只是它們的圖片）。

難道就沒有人想過，為甚麼全球貧富差距在過去10年間不斷拉大，但流行刊物卻越來越熱衷於高級旅遊消費的資訊？從《Wallpaper》到《M o n o c l e》，我們不斷看到嶄新的精品酒店在世界各地落成；但有誰能花上一晚300美金的價格去享受那種「充滿生活品味」的旅遊方式呢？以前我們以為只有衣服才談得上時尚潮流，有換季的必要；如今我們卻發現，關於米蘭傢俱展的報導快要追得上巴黎時裝秀了，難道我家客廳的沙發也開始要換季了嗎？

答案其實很簡單，這一片「創意」繁榮的景像其實來自金融資本主義的贏家，以及他們的附庸。沒有那些趕搭飛機「高來高去」的

銀行家和專業人士，設計大師與「品味達人」就不可能水漲船高，在媒體裡贏得巨星的地位。我無意否認「蘋果」的跨階級成功，也不會反對許多報告的樂觀預期（Nesta近日就指出「創意產業是未來數年英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可是，我們必需搞清楚踏踏實實地開發軟件和製作影音資訊，與虛無飄渺的「創意時尚」的分別。後者不是實質的經濟動力，它只金融資本主義自戀的鏡子。

曾幾何時，人人膜拜傳說中的「C E O」，使得「與C E O對談」成了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現在，那批曾經坐擁千萬花紅，人人稱羨的「精英」突然變成難堪的過街老鼠。身為這批精英鏡像的大師們還風光得下去？

社會本來就很不公平，只是嘗到甜頭的人不知他人口中的苦味。如果連原有的既得利益者也要開始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你還會只憑一段「好聽的故事」和動人的包裝去買一塊工本不到5塊錢的肥皂嗎？

梁文道：創意經濟

【am730-觀念】曾幾何時，我們都以為說個好聽的故事就足夠了。

那天，我還聽到一位創意產業專家告訴大家，一瓶頂級法國葡萄酒與一瓶土炮的分別，就在於前者背後有一個凝煉數百年的傳統故事，而後者只有平白粗簡的生產，於是造成了百倍千倍的價格差異。又如i-pod與一般mp3的差異，在於設計的手腳帶來了形象和感官體驗上的巨大鴻溝。也就是說，在這個美學經濟，創意經濟(又或者『體驗經濟』等任何你喜歡的叫法)的時代裡頭。最重要的價值皆來自於消費者主觀的感受，情緒上的反應，與抽象思維上的認知，多於產品本身的素質。

即便是手工上好的傳統工藝，也需要華美的形象包裝並突出那精良手工的形象，否則消費者就沒有能力準確感受那個皮製品裡頭的一針一，那個玻璃器皿背後的老師傅身上幾十年來的經驗及技巧。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刻意的形象營造，不經設計的操作，再好的產品都是無意義的。

自從「創意產業」的概念興起以來，這類說法就開始蔓延滋生。一開始大家談的還只是音樂、電影、服裝和建築等等傳統上的創意產業。但是漸漸地，一個接著一個領域被模糊，一種接著一種產業被征服，幾乎經濟領域裡的所有行當都被「創意」征服了。

可是你若仔細追問下去，便會發現所謂「創意」竟然是一團無法界定、玄之又玄的話語迷霧。為甚麼「無印良品」受到歡迎？為甚麼「Nobu」能夠吸引那麼多食客？為甚麼東京這麼好玩？答案的關鍵竟然全在創意。

由於「創意」太難說得清楚，所以我們只好用去舉出無數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又總是涉及到一些傳奇的人物，通常不是設計師就是建築師。沒錯，設計師和建築師是這個年代的英雄，他們第一次得到明星般的待遇，登上雜誌的封面，環球飛行演講，無論在哪裡都受到大家的膜拜。和他們有關的書是暢銷書，介紹大家欣賞建築與設計的書同樣是暢銷書。且看台灣書市，十多年前最有創意和創作慾望的年輕人都會以寫作入門，如今最有創意最想創作的年輕人則想設計一把椅子甚至一座房子。

這是創意產業的故事，這是美學經濟的故事，說了十年，越說越好聽，越說越可信。然後，金融海嘯來了，由遠而近；你可曾見故事的背景漸漸夾雜了一些噪雜的浪聲嗎？它們洶湧強悍，嘶啞低沉，逐步逼近......

梁文道：中國的出現

漢字拉丁化的主張和白話文運動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語言優先於文字，聲音優先於字形。之所以要讀寫白話文，是為了「我手寫我口」。不只要讓我手上的文字臣服於我口中的語言；更要一反古代文言分離的傳統，達致言文一致。瞿秋白和錢玄同力主漢字拉丁化，其實是這種想法的合理延伸：既然要我手寫我口，那麼我使用的文字就不該是表意文字，而是徹底透明地傳達語音的表音文字。借用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這實在是一種非常西方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以語音為根源的玄妙形上學。

但是，如此激進的西化方案卻又弔詭地服務了建國目的。因為要真正做到我手寫我口，真正實現漢字拉丁化的長程目標，語言就不能不統一。我們不能只是改變書面語，也不能只是改造漢字，還要推行遍及全中國的「國語」或「普通話」，使中國人先說同一種語言，再寫同一種文字。

以往的中國人雖有不同方言，卻能憑脫離口語的文言文彼此溝通，還發展出廣被東亞的漢字文化圈。從日本、朝鮮、一直到越南，莫不在漢字的文化範圍內。可是和這種漢字文化圈相通適應的「天下觀」，卻與現代東傳而來的民族國家觀念有矛盾。按照現代民族主義的常規，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必須有統一而標準的國語，有能夠準確表達國語的文字系統。除了日本保留部份漢字，朝鮮和越南都先後放棄漢字，改採用新造的拼音文字（雖然日本也曾有過完全棄絕漢字的「新國語運動」)。

至於中國，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更是民族國家建立計劃的一部分。可別忘了，自清末開始，「中國不算是一個國家」和「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的哀嘆就已漸成共識。要讓中國人團結，語言統一是極其必要；要讓中國人沒有內在的區隔，便要把本屬士紳階層的書寫能力交還大眾。

漢字改造不單為了掃盲（其實掃除文盲也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工程的普遍步驟），更是為了建立一個新中國，把中國從過去的「天下中心」變成現代民族國家之林的一部份。

問題是：外來的民族主義思潮要求我們統一國語，普以語言駕馭文字，倣傚西方民族國家在語言上的種種規劃。這種舉措卻與傳統中國文言分離，以文字形體為思維核心的現實差得太遠。所以語言和文字總會引起大家的興趣，從電子媒體上的方言之爭，到漢字該不該恢復繁體的論戰，再小的漣漪下面都是洶湧矛盾的暗流。昔日我們以改革漢字為代價，換回民族國家世界的入場券，於是留下了難忘創傷，與現代中國建立過程中的各種恥辱一起進入集體的記憶。

梁文道：觀音韻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茶葉源於中國，所以全世界各種語言裏的「茶」，都來自中國的兩大方言系統。日文、葡萄牙文、俄羅斯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文學的是廣東話；德文、法文、英文與荷蘭文裏的「茶」則來自福建話。仔細看看這些語言的關係，可以看出中國茶葉輸出的路線圖。比方走海路的那一套，就全是福建腔，例如英文裏的「tea」。

英國人喜歡福建茶，很早就把「大茶」（Bohea）和「工夫茶」（Congou）奉為桌上珍品。於是我們就能瞭解福州這麼小的一座城市，歷來都不算是貿易重港，為甚麼偏偏會在清末列入通商五口的理由了。

「三坊七巷」，如今是福州的勝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才四十公頃的面積，大不過故宮。但它卻絕對當得上「地靈人傑」四個字，幾百年來不知出過多少人才，至今還能在那石板路上感到前朝的履痕，古房的簷角裏嗅得時間的霉味。到了近代，「三坊七巷」就更是不得了，裏頭的鄰居全是叱吒風雲的人物，戲台上你方歸來，我這頭就預好登台亮相。林則徐、沈葆禎、左宗棠、鄭孝胥、陳寶琛、嚴復和冰心，全是這裏的街坊。

還有林覺民，他的《與妻訣別書》曾是唯一同時出現在兩岸中文課本的名篇。其故居自然也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陳列了那方有名的手帕複製品。台灣的老兵來了，眼睛不好使，看不見上頭的蠅頭小字，可是他們都會背：「吾愛汝至，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一邊背他們一邊流淚，才二十多歲的大好青年，就此絕命黃花崗。而這座老宅，香港「愛國商人」李嘉誠本來要拆乾拆淨（他已經買下並且毀了「三坊七巷」整條老街），只是他要轉移資金開發睥睨故宮的北京「新東方廣場」，才留下了拆剩的兩進房。中國呀，從來都是一個老人埋沒年青人的國度。

往事太沉重，國事太傷心，我們還是說回茶吧。話說英國本來也和歐陸一樣，歡迎咖啡多過茶。直到十八世紀初期，荷蘭人在爪哇廣植咖啡田，價格遠遠低過英國東印度公司營銷的摩卡咖啡，搶去後者絕大部分的市場。英國人這才轉移焦點專攻茶葉，使得茶葉價格下降，銷量大增，成為英國國飲。十九世紀中葉，福州取代廣州，是中國茶葉貿易第一大港。那時候的「三坊七巷」商埠林集，大茶莊之外，還有洋行銀樓櫛比鱗次，頓時多了一座座西風洋樓。或許是華洋雜處的緣故吧，福州才出了這麼多洋務重臣，才有嚴復這批中國第一代留學生。要等到英國人在錫蘭和印度開的茶園成了氣候，福州的華景才稍稍色淡。據說，印度茶葉的味道更濃厚，適合加糖加奶；相比之下，武夷山的茶還是淡了點。

他們的茶寡？福建人可不這麼想。英國人來了又走了，曾經遠達澳洲美國的最後一班快船也早已停航。他們為力挽狂瀾的中興名臣而驕傲，也為推倒清廷的殉難烈士而心碎。但這盅茶，始終是要喝的；並且愈喝愈講究。今天的福建人喝茶如喝葡萄酒，有賽茶大會。這個嘗一口，說得出是哪一座山的名品，那年七月雨水多；那個試一啖，沉吟半響，探問「該不會是盧師傅炒的茶吧」？神乎其技，令人嘆服。我曾經問過友人，茶味極品是甚麼，他們答曰：「觀音韻」。何謂「觀音韻」？只見爐火香煙裊然，朋友放下茶杯輕輕搖頭說：「說不清，道不明，言語無法形容」。

梁文道：漢字的本質

如果說真有甚麼東西是不該讓步於「西方主導的普世價值」，要堅持「中國自己的特色」，那一定就是傳統的漢字了。由於漢語以單音節為主，同音字的數量太多，所以漢字的發展走向了表意的道路，著重字形構義，以免同音字造成誤會。

這種特徵和語音辨義的拼音文字大異其趣，開發了拼音文字所不具備的視象世界。歐洲學者很早就注意到這一點，並且據此聯想推論出種種中西文化差異的玄談，有的說中思維方式過度聯接自然，缺乏邏推理能力；有的則說漢字形體只需三兩個具體模件，就能表達極抽象的意念（例如現代普通語言學之父洪堡特，他就曾讚譽漢字形體「自有哲學工夫在其中」）。

我的老師，哲學家關子尹先生就曾在《論漢語古文字中的哲學工夫》一文中以「幾」為例，說明漢字抽象思維的特點：「『幾』的金文從幾從戍，幺幺從二幺，即兩條細絲並列之形，意會一些『細微之極』的事情或事態，《周易．繫辭上》中『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中的『幾』，即是此意；『戍』則解持戈防守。二者合起來，便意會吾人對『細微之極』的事象保持警惕」。

單是一個「幾」字，在中國哲學裡的重要，真的可以用「微言大義」去形容，絕對沒有誇張。

「例如《周易．繫辭下》中有『知幾其神乎』、『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古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等語，很清楚的道出了『幾』的認識與掌握於世道人生的重要」。

又如「《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後世號稱『十六字心傳』的經典名句，因為此中提到的『危』和『微』，正是『幾』一字從??從戍的要旨所在」。為甚麼一個字就能表達如此精湛深微的想法呢？這正是漢字「字形構義」的結果。

假如真把漢字拉丁化，變成一套拼音文字，不僅會造成一字多義等種種實際的麻煩，更有可能根本改變漢語思維世界的特質。我無意在此比附漢字拉丁化和漢字簡化同樣會遇上的問題，因為我不大想正面介入當前的繁簡之爭。

我感興趣的，始終是當年中國和知識界改革漢字呼聲背後的動力，到底是甚麼使得他們寧願中斷漢語思維本色的傳統，也要奮力推動一場驚天動地的語言規劃呢？

梁文道：漢字的命運

到底該不該放棄簡體字，重新推廣繁體字呢？自從今年兩會有人提出這問題，困擾中國人達百年以上的老爭議一下子又成了中國媒體關心的時髦話題。比起這個爭論，更有趣的其實是漢字繁簡之爭背後的思潮轉變；誇張點說，這種思潮的變化甚至和近年「普世價值」與「中國特色」的有關討論相呼應，是中國民族意識崛起另一層面的表現。

今天在討論漢字繁簡之爭時，往往忽略了當年中國政府推動簡體字，除去掃盲等種種便利考慮，還有一個更長遠更終極的目標；那就是漢字的拉丁化。早在1951年，毛澤東就曾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也就是當局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理由了，它不只可以標準化全國上下的普通話，而且能讓大家逐漸適應拼音文字，終有一日取傳統漢字而代字。也就是說，簡體字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漢字的拉丁化才是最後的目的地。

晚清以後，從世界語言運動，華語羅馬字運動，一直到漢字拉丁化運動，各種廢除傳統漢字的激進方案層出不窮。它們的推手雖然據有迥異的政治立場，卻有志一同，理由大致相似。例如錢玄同認為傳統漢字「和現代世界文化格格不入」，主張「學校從識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學術，都應該採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漢字，則只為看古書之用」。又如瞿秋白更嫌白話文運動的結果不徹底，無法做到完全的「文言合一」，於是激烈地說：「要寫真正的白話文，要能夠建立真正的現代中國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我們可以把一切用漢字寫的中國文叫『舊中國文』或者漢文，而把羅馬字母寫的中國文叫作『新中國文』。或者簡直叫做『中國文』」。

為甚麼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這批名人如此痛恨漢字，非欲除之而後快呢（儘管毛本人一直使用繁體字）？用現在的說法，那是受到了西方的毒害。當年的語言學家受到粗俗版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認為全人類的文字系統也可以排列成一條單線進化的軌跡，從圖畫文字到象形文字，再從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後則進化至表音文字。漢字是種表意文字，比起拼音的西方文字，實在落後太多。

在那年頭，中國知識界為了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真可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於是連沿用數千年的漢字也被他們拿來當做革命的對象，似乎漢字不改就不得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