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訪不是反政府，反權威，反對一切現有秩序；恰恰相反，上訪是對政府高層有信心，對權威認同，對現有秩序下的缺失懷著一種要好好撥亂反正的念頭。假如中國人根本不信任政府以及任何現存權威，他們就用不著丟下自己的工作，中斷自己的日常生活，千辛萬苦地跑去日日纏著信訪辦的工作人員了。
既然上訪行動不單沒有削弱當局的威望，反而是老百姓信任政府的表現，為甚麼許多官員還要聞上訪而色變，千方百計地阻撓轄地人民越級上訪呢？除去最一般的理解，說那些官員害怕自己幹錯了事被發現之外，學者應星曾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精闢地總結出以下幾點：
一、「集體上訪雖然與個別上訪有性質相近的一面，但集體上訪中出現的自發組織卻有變質或『被別有居心的人利用』的危險」。
二、「如果有過多的越級上訪發生，不僅高層不堪重負，而且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治安秩序也會受到威脅」。
三、「當上訪變成纏訪時，就會危及科層制（『科層體制理論』，The Theory of Bureaucracy）的日常運作和社會治安形勢的火種」。
四、「高層對秩序的某種焦慮又使他們可能對基層政府進行相當程度的保護，同時要求基層切實控制集體上訪」。
也就是說，中國的信訪制度雖然起到了恢復正常秩序的作用，讓人民有處申冤，讓體制得以糾正錯誤；但它又總是涵蘊了一種內在緊張，因為個人上訪很容易轉化成集體上訪，單次上訪很容易變成屢次纏訪，一不小心擦鎗走火，更會形成嚴重的秩序破壞。
在正常與非正常之間，尺度應該如何把握？在合乎秩序要求的上訪與擾亂秩序集體纏訪之間，標準又該如何劃定呢？從目前的規章看來，似乎沒有任何明文條款可以幫助官員去做這個決定。就算有，這類條款也一定會引起爭議，並且受限於種種現實情況的差異而生出適用範圍的問題。
於是，精神病學便及時地派上用場了。早在去年，就有中國報刊揭發一些地方政府以「精神失常」的名義將上訪者「逮捕」收容，帶進精神病院。後來更有一個地方的官網主動公佈「成果」，宣稱自己成功地把三分之一的上訪者送進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