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一些地方官員喜歡用「誹謗政府」的名義治人以罪，他們是怎麼想到利用「誹謗政府」的罪名，去控告那些揭示自己行為，然後批評自己的人這一招的呢？
這些官員當然知道中央政府日漸鼓勵輿論監督，也一定聽過領導人要求幹部向人民負責的言論；他們明白記者也好，普通公民也好，都有權知道政府決策的過程和施政手法，並且對此提出他們的意見。他們應該很清楚中國已經逐步邁向法權社會，人權常識正在普行，法治正在建設。所以他們不能不問情由師出無名地以強權壓制自己的眼中釘；他們需要一個名義，一個聽起來很像一回事的名義。
於是他們找到了「誹謗罪」，一種大眾媒體裡面常常見到的管用名堂。世界各地都有許多名流精英用這條罪名控訴記者和評論人，就算最後不能入罪，起碼也能纏擾被告好一陣子，令他在法律程序上傾盡家財。
更何況那個被誹謗所傷的「名譽權」，被誹謗的說法可以去控制人民知的權利和表達意見的權利，可以說是以人權治人權，十分進步。最妙的地方是，它還能把自己變成姿態上的受害者，不只沒有以強凌弱的感覺，反而還拉近了官民在法律面前的距離。
儘管學者早就說過無數遍，政府不是個人，根本不擁有甚麼「名譽權」，可是這類政府告民間誹謗的消息仍陸續有來。難道那些地方法院不曉得官方不得以誹謗之名治公民以罪嗎？假如全國媒體響應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號召，廣設人權推廣專欄，情況又會不會好轉呢？
由此看來，最需要系統人權教育的，可能還不是早已邁入啟蒙階段，懂得實踐自身權利的一般公民，而是這些跡近法盲的公務人員。更進一步說，徒有權利意識恐怕也還不濟事，有沒有一個足以舒展權利的環境，恐怕才是最要緊的。
吳保全在網上「揭批」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政府徵收土地過程不透明，因而被送進了監獄。那些把他送進監獄的官員，或許瞭解「名譽權」的侷限，但他們的「名譽權」在現實上，卻往往能夠戰勝一般人的知情權與言論自由。
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擁有的權利，反而是最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