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二十世紀的口述文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般流行這個講法，說現代知識界是現代傳播方式的產物。你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也不知寫給誰看。但不知怎的，有人回應了，指出你的毛病缺漏。然後又出一人，替你說話，把指責逐條批駁回去。事情漸漸熱鬧起來，說話的人多，看的人更多。那批說話的加上那批聽話的，就叫做知識界了。在這個界裏，大家可以互不相識，但大家關心過同一件事，或者一系列的事與話題，而且全都覺得自己是關事的，有想法，也有立場。要是沒有雜誌，沒有書報，沒有電台電視互聯網，這些人如何曉得誰寫過甚麼？誰畫了甚麼？誰的新書怎麼樣？誰的思想精深廣闊呢？不知道別人幹過甚麼幹得怎麼樣，你就只剩下了自己，不可能產生「界」的意識。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前現代的文人知識份子的聯繫方式。比方說鵝湖之會，朱熹與陸九淵是怎麼知道對方的呢？這場辯論的內容如何傳播出去，又傳了多久？又比如一個詩人大家公認是好，那個「公認」指的是甚麼意思？口耳相傳嗎？

北島和李陀編《七十年代》，請來三十人一起回憶自己的七十年代怎麼過。為甚麼是七十年代，那個夾在六十與八十之間特別模糊的夾縫般的十年？李陀說，那是因為「七十年代和一個特殊知識份子群體的形成有特別的關係……這一代人在青少年時期所遇到的成長環境實在太特殊了，他們的成長經驗也實在太特殊了」。我想其他讀者一定能比我看出更多更有意義的「特殊」，反正我最關心的，就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那就是這代人聯繫結友的方式。而在這一點上，這代人確實是很特殊的。

北島在一九七○年春天和幾個「老泡」（藉病泡在北京的知青）遊船頤和園，其中一人挺立船首誦詩，是首現代詩：「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餘煙嘆息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後來的大詩人感到某根神經觸動了，立刻問作者是誰。原來，是郭路生。沒有詩刊的年代，原來是這樣的。

出版物不多，看得見的更少，所以當年流行黑市換書。韓少功說：「比如一套《水滸傳》可以換十個像章或者一條軍皮帶。俄國油畫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練習曲的價位更高，手裏只子彈殼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問津」。沒想到那竟然還是以物易物的年代。儘管如此，價值判斷也還是很準確，子彈殼的確沒法和舒伯特練習曲相比。

我還注意到閒聊的重要。這代人都愛聊，那不是無謂的idle talk，而是真能長見識的機會。正如韓少功所言：「這些閒聊類似於說書，其實是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重要的文明傳播方式。在無書可讀的時候（如文革），有書難讀的時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傳庶幾乎是一種民間化彌補，一種上學讀書的替代。以至很多鄉下農民只要稍稍用心，東聽一點西聽一點，都不難粗通漢史、唐史以及明史，對各種聖道或謀略也毫不陌生。」

這是人類史上罕有的現象。明明已經進入了電子化的大眾傳媒時期，可有一個國家的一大批人集體回到口述文明的狀態。這個時期不像宋朝那麼久遠，很能為我們提供材料與活生生的見證，瞭解口耳相傳的網絡怎樣建構出一種知識界的芻型。

我想起甘陽在《八十年代訪談錄》裏對查建英說的話：「……知青的交往是非常擺譜的，很挑人的，就是知青之間，一開始就想：我看不看得上你啊？你到底行不行啊？」初見面，如何得知對方的份量呢？原來「……有一個口耳相傳的圈子的，會越傳越多的，你在這裏，別處人家會知道你，很微妙。流傳實際上是很廣的，可以傳得很遠的」。所以人物還真的都是傳說中的人物。不一定是寫了甚麼很厲害的文章，而是說過令人叫絕的話，人家記住了，一傳十，十傳百，有時還會變成全國知青皆曾聽聞的角色。

然而，我始終不懂，那些閒聊的局是怎麼開的呢？地下沙龍又要如何組織？當年住在北京的李零也是搔破了頭也想不通這個謎：「我們分住各處，怎麼約好了往一起湊」。沒有電話，「這可比沒電視、沒冰箱、沒洗衣機那陣兒我們都是怎麼過的，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前陣子和陳丹青夫婦吃飯，我也提起了這個問題，陳夫人說他們用走路騎車的辦法親自挨戶約局。李零則對此半信半疑：「總之，大家都相信，所有聚會，都是就近串聯，不管是腿兒走，還是騎車溜，一傳十十傳百，能把消息傳到……是這樣嗎？我怎麼記不起來？想不到，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完全屬於史前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