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730-觀念】很多嚴肅的影評人都不太欣賞《末世凶煞》(Cloverfield)，覺得這部低成本的怪獸電影無頭無尾。而它那看得人頭昏眼花的手搖鏡頭，與號稱是災劫過後發現的錄影實況這個點子，也早在十年前的《死亡習作》(Blairwitch Project)就用過了。想當年，令許多人嘔吐的《死亡習作》也層掀起過一陣狂潮，大家覺得它實在創意十足，居然把一部充滿技術瑕疵的電影包裝成一群失蹤學生的遺物，讓不少狂迷粉絲都願意相信真有這麼一個充滿了妖異邪靈的森林，甚至真有這麼幾個失蹤遇害的學生。現在的《末世凶煞》相比之下就太不濟了，任誰都知道紐約沒有出過如此一頭可怕的巨獸，又叫人如何相信我們看的是真正在災難現場找出來的私人錄像呢？
再說那頭神魔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巨型怪物吧，它撞擊大樓踩扁汽車有甚麼好稀奇？把自由女神的頭扭下來又有甚麼了不起？我們早已看慣了怪獸肆虐大都會的橋段了，世界上除了哥斯拉熱愛的東京，金剛大顯過身手的紐約或許就是第二個受災最多的城市了。至於自由女神，有哪一部以紐約為主角的災難片沒有它遭殃的鏡頭呢？
唯一比較特別的地方，大概是這頭怪獸的神秘造型了。由於電影裡頭從來沒有出現過它的全身鏡頭，又由於要假裝是部普通DV機拍的片子，所以就算有一兩個瞬間拍到了它的完整樣貌，但效果依然是迷濛奇詭，大家硬是形容不出它長得到底像甚麼。然而這也是老調新彈了。
科幻經典《異形》的第一集之所以被人當作Cult片膜拜至今，正是因為它沒讓大家看清楚異形的樣子，總是看到嘴巴就看不到尾巴。等到快要看見全相時，它偏偏又已逞兇離去消失得無影無蹤。這種效果渲染了無知的恐懼，因為我們無法在視覺上完全掌握它，它的威脅自然就更大了。《末世凶煞》只是重複一遍前人用過的技法，新意欠奉。
很多嚴肅的影評人因此更難明白《末世凶煞》的魅力，不知道為何以如此一部既非創新更非(技法上)完美的片子會產生異常巨大的聲勢。
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只把它當成電影來看。而事實上，《末世凶煞》並不只是一部電影；就算它是，它也是第一部web2.0時代的科幻災難片。(web2.0時代的科幻片二之一)導演說，小時候看過由Kurt Russell於1981年主演的《Escape From New York》，但自由女神的頭竟然完好無缺，感到被電影海報欺騙，很不快。
2008年1月30日星期三
梁文道：《末世凶煞》有幾好睇？
2008年1月29日星期二
梁文道：小販罪在何處 （誰的城市二之二）
【am730-觀念】當然，流動小販的存在也會實際影響到某些人的利益，例如擁有商場的地產商和裡頭那些商店的經營者。因為不管賣甚麼，也不管光顧小販的消費者買不買得起商店裡的東西，他們都是商店與商場的競爭者。流動小販不用交納租金，甚至不用交稅，所以他們賣的貨物注定要比一座大商場裡的連鎖店便宜，他們的存在不只使後者少了一筆收入，還和他們競逐小市民口袋中的錢。因此香港這類地產業發達的城市，小販等於是商界公敵，必定要取締清楚的。至於小販交不交稅就更是一令人頭疼的課題了。讓流動小販惡名昭彰的另一罪名則是阻礙交通，我們知道交通在現代城市是何等地重要，它就是人流、物流以及資本流動的具體血脈。雖然街頭是最古老的市場形式，但這到底是汽車的年代，為了讓汽車盡速穿梭於市區之間，讓它們承載的人和物能及時到達目的地，我們必須把擋在馬路邊的人群隔開，將吸引他們成群停留的小販當作打擊對象。沒有多少人會反對交通應該暢通，但是我們往往忘記交通其實也和權利的分配有關。早年的高速公路之所以發生那麼多人車相撞的悲劇，原因不是住在公路旁的農民落後無知，而是因為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地方。
在公路開通以前，他們隨意從這片地走到那片地，從這家走到那家，從這條村走到那條村。在公路開通後，他們的自然路徑被截斷了，現在要像過去一樣往來就一定要走上更遠的路程，才能找到安全的天橋或者隧道。換句話說，為了讓那些使用汽車的人更方便，他們就犧牲自己的便利；凡是還不適應這種新生活的人，則要犧牲自己的生命。換句話說，這不是客觀的交通問題，而是兩種路權的衝突。
中國各大城市如今正一一邁進「汽車社會」，為了讓車主和使用汽車的人更方便，道路的使用權一定要搞清楚。行人就該使用行人道，汽車就要走公路，兩者間的矛盾常常以前者對後者「禮讓」來解決。坐在汽車的官員往來各處方便舒適，風馳電掣，最難受的就是遇上堵車；這些人是不會知道搭公交或者靠雙腳的市民要花上多少時間耗上多少力氣才能到達馬路的對面，也不會知道有多少殘疾人士和老人會望路興嘆(行動不便的老人難道不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殘疾人士嗎？)更不可能知道那些在許多市民步行範圍內的小販是何等地便民利民；他們只知道流動小販就是使得自己的車子流動得不夠快的禍首之一。
更進一步言，由於許多流動小販是外來人口，它難免又涉及不少城市居民對外人的恐懼。他們先是完整地接受了現代城市美學觀念的薰陶，覺得市容比百姓的生活還重要；又未經反省地認同了汽車主導的交通規則(說不定他們就有不少人是車主)；加上對治安不靖感同身受及時有所聞的流動人口犯罪消息；於是一股腦地把那些操著外地口音的小販，腦裡浮起的意像就是一團髒亂的陰影。總歸言之，「城管」問題的本質既非他們的行為是否文明，是否合法；亦非他們的存在合不合理；而是他們負責的秩序到底是誰的秩序？他們管理的這個城市又是誰的城市？它只是車主的城市嗎？它只是地產商和商店經營者的城市嗎？它只是不用依靠小販不用被迫上街謀生的中產階級的城市嗎？它只是一群擁有本地戶籍的市民的城市嗎？它只是規劃設想圖中的美好圖像嗎？它只是官員政積形象的光輝見證嗎？我沒有答案，我只知道城市秩序的界定權從來不在每一個市民的手中，從來沒有人問過每一座城市的市民到底想要座怎麼樣的城市。
2008年1月28日星期一
梁文道：誰的城市？該管理誰？ （誰的城市二之一）
【am730-觀念】昔年，當高速公路在中國仍是一件新鮮事，當遍布各地的綿密公路網仍然只是抽象的藍圖，我們都曾見過許多好奇的農民站在路旁護欄之外駐足旁觀，有時他們甚至冒險橫越，來回於車道兩端。然後我們聽見了意外，高速公路鋪到何處，農民被車撞死的消息就傳到何處。那時有很多人在慨嘆之餘，還不免譴責村夫野婦的無知；你以為那是村裡的土路嗎？高速公路上的車速有多快呀？你們怎能視若無睹，隨意穿行？於是有人就強調教育和執法的重要。後來也不知是教育有效，執法很嚴，還是生命血淋淋的見證已經夠驚嚇，農民在高速公路上被車撞死的消息漸漸少了。
今天，中國特有的「城管」制度遭到輿論由南至北的批評抵制，因為那些妾身未明的城市管理隊員總是拿著執的不知是甚麼法的法大棒擊向他們眼中的「城市毒瘤」，從街頭乞丐、流動小販甚至到過路的看客都無一倖免，受害於他們的人說不定比受害那些毒瘤的人還多。可是又有人說了，其實「城管」也是受害者，因為他們在清理城市秩序的時候也常常遭人辱罵，有時還出過被小販刺殺的事呢。所以大家就很關心這套制度的存廢問題了，有人說應該徹底讓它消失，也有人擔心「城管」消失之後城市秩序將蕩然無存，比較理性的方法是定立法規，讓它更正規更合理也更制度化。
然而，在我看來，這些說法都還沒抓到更核心的基礎問題。假如「城管」是城市秩序的管理者，那麼所謂的城市秩序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我們不應該忘記，「城管」只不過是一套工具，它的目的是不斷維持城市的正當秩序。可是那種作為一切前設，好像人人都不言自明卻又說不清楚的制序到底是誰定的呢？具體地說，在何種城市美學的觀點之下，是在哪些人的眼中，小販和乞丐才成為一種不符合秩序的異常事物？
且讓我們以小販為例，再細緻點挖下去。在許多亞洲城市的現代化歷程當中，小販都被市政當局視為必須規管掃除的對象。因為那自以為眼光超凡見識超前的官員和規劃師相信一座現代應該是整潔有序的，最好就像那些美麗圖冊裡的設想圖一樣，人有人路，車有車道，休憩聚會有公園，消費購物在商場。
因此像小販這種混淆了功能分區，搞混了街道用途的人群就像風景油畫中的垃圾一般，必須當作除之而後快的污點。換句話說，這是漠視歷史脈絡、文化背景和經濟環境的純粹美學觀點。城市秩序的界定者(往往就是官員)把它硬套在一座又一座活生生的都市之上，就像他們喜歡林蔭大道和壯闊廣場一樣，認為好看美觀的城市就是現代的城市。從這個角度而言，「城管」掃蕩小販其實也是一種形象工程，而且是罔顧市民生計削足就履的形象工程。
2008年1月27日星期日
梁文道：魯壁（失書記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任何失書之人都該看看鄭振鐸先生的《失書記》，乃知失書有大小，自己的珍藏盡散為小，整個文化的泉源斷絕是大。所以止庵在《失書記》的序文裏說：「我讀《史記》，見〈儒林列傳〉所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每每感動不已」。因為這段話說明的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一種精神傳統，不忍往聖所傳盡散於吾輩之手，故有興滅繼絕之志。
伏生一介書生，以身犯險，最終雖「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然而就是這二十九篇使得齊魯之地重新得聆古人之教，奠定了漢儒乃至於後來整個中國思想傳統的基礎。當年伏生把書藏在牆裏，本是件多麼不起眼的小事；可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它又是個多麼偉大的成就呀。更重要的是就算伏生也料想不到他偷偷藏起來的那些書日後竟有這麼大的影響吧，他就只是憑一股感覺，一股不忍之情，把那些書埋在磚土之中，再看它們漸漸消失眼前，也不知日後自己身在何處，不知它們是否還能重見天日。但這一刻，他唯一要做也唯一能做的，就是讓這些前人的遺產避開秦火，期諸後人，交託歷史。鄭振鐸先生是位大藏書家，一生努力考掘中國俗文學史，編輯過的書刊不盡其數，翻譯了〈國際歌〉的歌詞，發明了「漫畫」一詞；可是就像止庵兄所說的，他畢生最大的成就或許還是在抗戰期間搶救文獻的艱難工作。都已經是什麼時候了，人家要不是棄筆從戎，就是寫些鼓舞士氣的愛國文章，一生愛書如癡的鄭先生卻還在收書藏書。眼看國家將亡，同輩友人也多不了解他到底在幹什麼，覺得他無聊。可是鄭先生一方面看見許多珍稀古籍正不斷流入外人之手，覺得以後中國人竟要到了外國才看得見中國書是荒謬的奇恥；另一面則不斷目睹戰火之中被焚成紙片的文獻飛舞成灰；他如何不慌，如何不急？於是他放棄了自己的藏書計劃，轉而為國收書。「我甚至忘記了為自己收書。我的不收書，恐怕是二十年來所未有的事。但因為有大的目標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乾乾淨淨」。一開始靠的是個人力量，和北方書商搶書，人家背後要不是財雄勢大的外國圖書館，就是正在搜尋各地方志的日本人（鄭先生認為這些日本人有戰略的野心，目的是規劃行軍路線和未來的長期統治），他怎搶得過人家呢？有一回他在市面看到一堆好書，也不管阮囊羞澀，硬是全部要下，「時予實窘困甚，罄其囊，僅足此數，竟以一家十口之數月糧，作此一擲救書之豪舉，事後，每自詫少年之豪氣未衰也。……然予力有限，豈又能盡救之乎？戚戚於心，何時可已！每在亂書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實類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瀾於既倒者復有誰人乎」？
2008年1月26日星期六
梁文道：政協可以做立場不能變
【明報-筆陣】大律師公會主席可以不可以同時擔任政協委員，與袁國強接受廣東省政協委任的做法恰當與否，其實是兩個問題。
大律師公會主席任政協有何問題？
先說大律師公會主席能不能擔任政協委員的問題，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大律師公會主席可不可以接受任何政治委任呢？比如說曾被人戲稱為「特區政協」的「策發會」，乃至於一切法定公務組織以及特區政府的相關諮詢架構。無論這些機構是有實權有資源的單位，還是空談虛議的「吹水會」，都不能說不算政治機構，所以它們的成員委任也都不能不算政治委任。假如大律師公會主席一職真像許多人所說的，應該保持獨立，不能加入任何政治機構，那麼大律師公會的主席就不可以接受特區一切法定公務組織及相關諮詢架構的委任了。
自從袁國強出任廣東省政協一事曝光以來，我從未見到有任何一位反對者（包括前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徹底澄清過這一點，也不見大律師公會有相關的明確規定。
相反地，有一些大律師公會的成員承認主席確實可以接受特區公務機構的委任。既然如此，為什麼大家現在又要反對大律師公會主席擔任政協委員呢？莫非政協這組織與大律師公會有原則上的矛盾？還是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不得踰越特區界限，接受任何香港以外（哪怕是一國範圍之內）的政治委任呢？關於後者，我們也看不到明晰的討論，所以且把焦點轉向政協這個組織吧。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乃全國性的政治架構，目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形成統一戰線，簡單地說就是「統戰組織」。理論上，它的實質工作是在政府政策形成之前，在人大制定法規之先，提出意見，廣納言路。內地所謂的「民主黨派」主要就是在這個層面「發揮作用」，有時是執政共產黨拿一些初步的方案來諮詢他們，有時是他們主動向共產黨提出想法和建議。至於「統戰」，一般香港人都覺得聽起來很嚇人，好像它是一種見不得光的秘密工作似的。其實習慣了殖民地式諮詢政治的我們對它一點也不陌生，因為它本質上就和特區政府委任一個人加入諮詢架構差不多，目的是吸納不同立場不同階級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一方面消弭潛在的矛盾，令各股力量在一個共同的平台上按遊戲規則交易協商；另一方面則可以拉攏最大多數的精英，使其不致成為在野的反建制力量。如果大律師公會主席從前可以，現在也可以被香港建制吸納，為什麼他又不能被政協所代表的全國式建制吸納呢？
當然，很多人也指出了「統戰」的原始意義是「找出最大矛盾，化解次要矛盾」， 「接攏多數人，打擊極少數」，直到所有矛盾消失，所有敵人失敗。因此「統戰」是可怕的，身為正式統戰組織的政協自然也是可怕的。但問題一是矛盾在哪裏？敵人又是誰呢？除非我們認為大律師公會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線」之間存在主要矛盾，又或者大律師公會自認為是「敵人」，否則大律師公會主席又何必害怕被「統戰」呢？
問題二是現實存在的政協仍然以消滅敵人為目的嗎？見諸過去30 年來的政協運作，在老式政治運動早已結束的今天，這樣的說法早就沒人接受了。我們甚至還可以帶點無奈地說，今時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沒有敵人了。當前的「主要矛盾」與其說是敵我矛盾，倒不如說是城鄉矛盾、貧富矛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的矛盾。
因此我實在看不出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不能接受廣東省政協委任的理由。然而，這卻不表示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接受廣東省政協一事全無可議之處。
首先，袁國強在被人質疑的情形下公然宣稱他是以「個人身分」接受這份職務，又說它不算「政治任命」。如果這不是一時情急的胡言亂語，那麼他對政治的認識就算不及格了。經過前面的分析，大家都看得出政協絕對是個政治架構，它的委任怎能不算是「政治任命」呢？再說「個人身分」，內地有多少組織的主席是政協？難道他們全是以個人身分成為政協的嗎？例如著名作家王安憶，如果她不是上海作協主席，她會以個人身分成為政協成員嗎？既然政協就是一個巨大的吸納組織，它的目的就是要盡可能地包含不同團體不同界別的代表，它又怎可能看中袁國強的個人身分？它要的當然是你代表大律師公會這個身分。
袁國強的做法極不光明
其次，袁國強處理這個事件的方法也極不光明正大。
由於這是一個政治任命，由於它來自政協這麼重要的組織，更由於它是衝大律師公會主席這個身分而來，他應該在收到邀請之後立刻通告會員，諮詢會內的意見再作決定。但是他偏偏不早不遲地在下一屆大律師公會主席人選提名日期結束之後才向大家宣布他的心意已決，這種做法對得起大律師公會900 名成員嗎？這難道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嗎？除非他「心中有鬼」，自忖會員們要不反對他連任主席，要不反對他接受政協任命，否則他沒有理由要這麼做。假如他真的「心中有鬼」，那又是條什麼「鬼」呢？
於是我們就碰上各式各樣關於他在主席任內表現的批評了，比如說大律師公會最近在憲制、民主和人權的問題上退縮沉默了。一旦接上這些指摘，前述那個大律師公會主席能否接受政協委任的原則問題就會變得模糊失焦了。不過這並不表示這些指摘無關痛癢，因為無論從大律師公會自己的傳統來看，還是按照社會對這個組織的認知與期盼，大律師公會都應該擔負起捍衛人權法治的言責。湯家驊兄說得好，大律師公會是「公會」而非「工會」，它的主席不該只是關心同行的飯碗問題，還要時刻關注整個社會的人權狀（包括民主權利）和法治問題。
最惹人疑竇的，是袁國強究竟有沒有為了出任政協，「加強溝通」，而在應該硬朗的時候放軟手腳？他的心意外人無法猜度也不應妄測，但是我想首先指出這是任何面對政治委任的人都該要慎重深思的嚴肅問題。政治吸納的其中一項最大功能就是交易，一方面聽你的意見另一面則要你在某些事項上妥協。該不該妥協？要妥協多少？這是所有接受政治委任的人都要處理的道德問題，與那是個什麼組織無關，更與那個組織是在香港還是在內地無關。假如袁國強真的為了獲得政協委任帶來的滿足感就妥協了大律師公會主席一職帶有的神聖責任，自當任由公議批評，無可辭咎。
這裏還牽涉到另一個重大的政治議題，那就是廣東省政協的工作能不能影響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正當責任了。張志剛兄最近指出了這次爭議其實是「一國兩制」的分別問題，廣東省政協是一國範圍內的事，大律師公會主席則是香港的事，河水不犯井水，二者沒有矛盾。
理論上這是對的，但實際上可能是另一回事。近年每逢選舉，都會傳出各省在港政協成員「收到電話」指示投票意向的消息。果如是，這就明顯侵犯了一國兩制的界限了，其他省份的政協怎能干預特區以內的政治事務呢？內地任何一個省份的政協也不可以隨便對其他省市的政務指手劃腳吧？同樣地，廣東省政協成員這個身分也絕不應該影響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行使他正當責任。
無論是內地相關組織，還是袁國強自己，都應該體認這點，死守界限。
事到如今，木已成舟。袁國強在沒有恰當地知會公會成員並得到他們同意的情形下出任廣東省政協，大律師公會和社會大眾只能張大眼睛，看他為廣東省的法治建設做了什麼貢獻，又為香港的人權法治付出了多少。
2008年1月23日星期三
梁文道：告別神話史觀
【am730-觀念】雖然有許多學者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也曾為中國的現代化立過功勞，認為這些人類史上罕見的浩大社會工程替今天的榮景奠下了基礎；但是已經沒有多少人再堅持隨之而來大饑荒是自然災害了。當年平江一位農民寫的那首詞：「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胡」，已經成為那幾年最有名也最真實的寫照了。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號召底下，中國出現了從千斤到畝產萬斤的奇跡，大如人的玉米「怪物」。那些欺上瞞下的數字甚至影像掩蓋的是過千萬人的死去(到底那三年死了多少人，還是個備受爭議的謎團，最高的估計是四千萬)。最令人氣結的，是種種政策失誤造成的後果不只被掩蓋，還要上升為政治路鬥爭的論題，而聽過老農訴苦，真打算為人民鼓與呼的彭德懷卻被人殘酷鬥倒。
吳敬連說得對，現代中國史上真沒有「三年自然災害」這回事，有的只是人禍，所以連官方也早把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命名為「三年困難時期」了。既然如此，為甚麼大家還要為吳先生那番「太陽必從東方升起」的大實話喝采？為何這番話果然沒出現在央視的轉播之中呢？原因我們都知道，因為大饑荒的真相雖然早已不是禁忌，但它始終涉及毛澤東，始終涉及歷史的詮釋，始終涉及當今政府合法性來源的問題。
政府若要施行有效的統治，要百姓心悅誠服地遵從法律政令，要納稅人心甘情願地繳稅，靠的不能只是暴力，還要是對統治者的同意與信服，這就是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了。人民必須同意政府的統治，政府才有合法性可言，才能有效地管治。中國現代史之所以還有那麼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是因為現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之一正正就是歷史。為甚麼共產黨是執政黨呢？因為它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無產階級)的利益。怎見得它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那是因為在歷史的實踐經驗上，我們可以看見它一次又一次地走對了路做對了事。一個永遠正確從不犯錯的政權當然值得大家信任授權。
不客氣地說，這是在傳統社會裡才行得通的神話。如今還有誰會認為一個政權能夠只靠傳統和神話般的神聖歷史就能取得合法性，贏得受統治者的同意呢？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歷程恰恰說明了政權的合法性絕對不能只扉一個不容動搖的神話史觀，還要依靠憑積效而來的良治經驗。
最近兩年，領導層不斷強調民主的重要，甚至把選舉列入改革的目標之一，用政治社會學的術語來說，這是合法由人民同意邁向人民依程序授權的轉化。由此看來，再去重複神話史觀的力量不只不合時宜，簡直就是開倒車了。
好玩的是，吳先生那番言論得到一遍掌聲，彷彿他問的不是「有『三年自然災害』這回事嗎？」，而是「太陽是從西邊升起的嗎？」。也就是說其實人人都已經曉得太陽是從東方冒頭，但偏偏大家還不能暢快直白地承認這個事實。
2008年1月21日星期一
梁文道：真話
【am730-觀念】前一陣子北大校園出了件趣事，話說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中央電視台合辦了一場論壇，興致勃勃地請來一批經濟學家暢談改革開放了三十年來的成果。
在這樣的場合底下，沒想到有幾位經濟學家很不給面子地發出了驚人的尖銳言論。首先是茅于軾先生(圖)就著近日城管打死人的事件痛批城管制度。接著是吳敬連先生在壓軸座談會上語帶嘲諷地問央視主持人：「我看茅先生剛才那番話，你們肯定是要剪掉，不播了吧？」然後話鋒一轉，吳先生又說起了央視紅極一時的紀錄片《大國崛起》，他說自己只看了第一集就看不下去了，原因是裡面出現了一個字眼：「三年自然災害」。
吳先生回頭再問台下的聽眾和學生：「有『三年自然災害』這回事嗎？」在大家一時還會不過意來的時候，吳先生又引述劉少奇當年的名言，且更進一步指出那三年的大飢荒幾乎完全就是人禍。於是台下掌聲一片，主持人尷尬地說要回去檢討，整場座談會不久就提前結束了。
茅先生與吳先生都是常常惹起爭議的人物；但這一回他倆的坦率直言，我以為不管是自由派還是新左派，不管是廟堂精英還是草根憤青，都應該為他們鼓掌喝采。因為按照自己的學術良心與知識修養說真話，乃是一切知識分子都該共同享有共同認定的根本品格。
我們可以不同意一位學者的某些言論，不贊成他的既定立場；可是我們必須尊重他對著權力說出自己相信的真話的勇氣和尊嚴。
於是問題就來了，茅先生和吳先生到底說了甚麼真話？他們對著的權力又是甚麼呢？在那一天的論壇裡面，最刺激的當屬吳敬連先生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從台下的掌聲看來，大家一定都很認同他的意見。可是一個人說了番人人都曉得的事實，又有甚麼好喝采的呢？假如我今天煞有介事地向大家宣布太陽果然是從東邊升起的，會得到掌聲還是笑聲呢？換句話說，吳先生一定是說出了大家都明白，但權力硬是想迴避甚至否認的道理。
再看中央電視台的角色。它當然算不上擁有多大的權力，然而它卻肩負了「喉舌」的重任，在這裡代表了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立場，所以對著它的鏡頭說話某程度上就是直接在和國家意識形態對話。
另一方面，不管它播不播那番言論，起碼它是個媒體，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因此吳先生等於是在公共領域裡面公然說出了權力不大愛聽的話。
2008年1月20日星期日
梁文道：失書記（失書記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朋友搞書展搞了好幾年。與困處室內人聲鼎沸的官辦書展不同，他喜歡在露天空曠處曬書，任一家大小如遊園般地穿逡其中。白天在上，足下綠草，所以不叫它「書展」但稱之為「書節」，意思很好。去年書節，朋友又想出了新招，請幾位讀書的「名人」公開所藏，拿十本「對我最有意義的書」出來展示。蒙不棄，忝列名人，於是挑了又挑，乾脆湊足十一本給他。兩個月後，這事早就結束，不見音訊，就打電話去問。錄音留言又過兩日，再直接找上吾友查詢，這才知道那十一本書聯同其他人的藏品一併給人盜去了！朋友當然很愧疚，但他底下的人大概覺得無所謂，要一再催促之下才給我一張失書名單，並保證替我一一購回。購回？我想他們大概不太知道什麼叫做「對我最有意義的書」吧。德希達有本悼友文集，書名改得好，《死亡，每一個世界的消逝》。同樣地，每一本書的失去也都是一個世界的消逝。
收到部份償書之後，就更證明了我的擔憂。且看柏拉圖對話集之《蘇格拉底的申辯》，我失去的那本是上世紀古典學名家柏奈特（John Burnet）翻譯的《Euthyphro, Apology of Socrates, Crito》，英文希臘文對照。與他們替我補回的那個今人新譯版根本是兩回事，這是不懂行情。再看《胡適文存》，我那四卷本是民國七十二年的翻印，不算什麼好版本。可原書精裝四冊，朱紅封面，是伴我多年的蒙書，如今獨遺首冊，又能去那裏尋回呢？《百年孤寂》英文版當然買得回來，然而我借出的是2006年英國Folio Society精印重製，裝幀雅致，插圖秀美，雖非簽名首版，其價值也非一般市面通行者可比。其餘各書若非昔年師長贈賜，就是別有故事。比如說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是我在柏克萊一家老書店買的，這家令人難忘的老店現在已經停業了。那本周作人編的《明人小品選》，曾經塞在背包裏伴我走過長江蜀道，旅次中不時翻閱輒有所得。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當年我既沒聽過這位大家也不知道這部名作；但在洛杉磯的陽光底下，商場噴泉反照出的彩虹旁邊，書裏的慾望之城Isidora的甜美清泉與明艷色彩卻實實在在地改變了我對文學的看法。書中的折痕，字行間的畫線，這一切全都消失了。每一本書的失去，都是一個世界的結束。生氣嗎？我當然生氣。還好我重讀鄭振鐸的《劫中得書記》（新近收集在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的《失書記》裏），乃明白失書亦有大小，我的小小損失比起鄭先生的劫難真算不了什麼。
2008年1月19日星期六
梁文道：別小看薯仔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你知道今年是甚麼年嗎？今年原來是屬於薯仔的年份。
當聯合國去年正式宣佈2008年是「國際薯仔年」的時候，許多派駐聯合國的外交官私底下都覺得這是個笑話。有一個不願公開身份的聯合國官員告訴記者：「對我們外交官來說，比起解決國際衝突這些正經事，甚麼國際××年簡直是小兒科。你看，2004年是『國際米年』，2002年是『國際山年』，現在意大利還提議要來一個『國際天文學年』呢。我們總是從一個年跳到另一個年」。
的確很好笑，因為薯仔本身就是一種讓人嘲笑的作物。我們廣東人說一個人樣子傻，就叫他「薯頭薯腦」或者「薯嘜」。這種埋藏在土壤底下的植物塊莖，渾身是泥，肥肥腫腫，形狀又不規則，比起迎風擺舞的麥子和稻米實在是難看得多。而且薯仔粗生，好像隨便你怎麼種，它都能活得成，一點貴氣都沒有。
可是，比起藍鰭吞拿魚王和阿爾巴白松露王，極不起眼的薯仔對人類生命的價值卻大得太多太多了。畢竟，我們有誰見過只靠白松露維生活命的貴族呢？
在一本講究美食的雜誌上談饑荒好像很不「實際」，可是飢餓確實是我們未來面對的最大問題。先不說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低收入戶，現在還要面對通貨膨脹的風險。許多學者都已經提出了警告：隨著氣候環境的惡化，不少傳統耕地正在消失之中；與此同時，全球人口的數字仍然不斷增加。更糟的是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上升使得很多國家（例如美國）開始打乙醇這種所謂「替代能源」的主意，而乙醇的來源正是全球第一大農糧作物：玉米。一場全球性的糧食危機已經迫在眉睫，近日不停上漲的糧食價格只不過是個先兆。
而那種樣子長得非常「薯嘜」非常謙卑低下的薯仔，或許就是我們需要的答案了。
薯仔原產於秘魯有名的「提提卡卡」（Titicaca）湖南岸，秘魯的首都利馬也因此順理成章地成了「國際薯仔中心」的所在地。這個中心不止推廣薯仔的種植和研究，還有一個全球最大的薯仔基因庫，裏頭包含了七千五百多種不同的薯仔，其中的一千五百種還是沒被人培植過的。這個驚人的數字說明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薯仔的多樣性遠遠超過其他糧食作物；再加上它易種易長的特點，我們不難在世界上任何缺少土地卻人口密集的地方種出合適的品種。
「國際薯仔中心」的網頁（http://www.cipotato.org）還列出了薯仔的豐富養分：「一個中等尺寸的薯仔就包含了一半成人每日所需的維他命C，米和麥等作物則根本沒有。薯仔的脂肪非常低，是麥子脂肪量的百分之五，麵包卡路里含量的四分之一。如果用水煮，它的蛋白質要比玉米多，鈣質更是後者的兩倍」。
難怪聯合國看中薯仔。雖然「國際薯仔年」聽起來像個笑話，但是只要一想到第三世界的無數飢民，想到我們在有生之年可能會碰上的大災荒，它就一點也不可笑了。
2008年1月18日星期五
梁文道：妳還活在我的身上
【am730-觀念】每一個我所遇見的人，都曾在我身上留下印記，儘管是在我不知覺的情況底下。直到他走了，我才開始量度這道印記的深度。在我幹過的所有工作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教書。好為人師，也許。但我更相信的，是讓後來者超越自己。我不期望每一個我教過的學生都走上我走過的道路，更不敢狂傲地渴盼複製一個自己出來；我只盼想，每一個曾經在課堂上與我共處過的人都能比我走得更遠。路有很多條，然而，萬法歸一。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這篇著名的演講裡面曾經說過：我們做研究，是為了超越前人。不是因為我們自大，想要踩在老師與前輩的身上；而是因為那些曾經教導過我的人和我走的是同一條大道，一道遠比他們和我更大的巨流。受到前人的教育，在這道巨川上更向前行乃是我輩的本份。
同樣地，我們指導後來者，又怎能要求他們完全停在我們的足跡止處呢？不，我希望他們走得更遠，甚至推翻我所成就的一切，使我過時，使我被人遺忘。不是因為自虐；而是因為後來者的使命如此，我的使命如此。有一道巨川，比我的前人要大，比我的後者要大，當然也比我要大。
我剛開始發表評論的時候，還在唸中學。少年心性，趾高氣昂，不只視文壇餘子如無物，更用傷人的筆鋒損及一切前輩。那時主攻劇評和藝評，崇拜法蘭克福學派的左翼文化批評，覺得香港藝壇的成名人物全是小情小趣的資產階級，既存建制的幫兇。
於是從大專院長到備受尊崇的雕塑家全給我罵了個遍。看見這麼囂張的小輩，自然有很多人要說話，比如說我(以及另一位常常聯手合作的評論人)是「求名心切」，故意用罵人的方法來引人注意。到了一個地步，甚至有人提出聯合行動，齊力壓制我們，例如要求報刊停發我們的文章。
只有一個人在她的專欄裡聲援我們，她就是最近去世的黃婉玲了。一般香港市民或許不知道她，但凡是經歷過八十年代實驗劇場勃興運動的人，都一定曉得這位永遠火熱永遠大笑的女子。不只劇場，從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從香港到全中國，有多少在藝術教育、女性運動乃至於公民社會組織打滾過的人曾經感染過她的熱情，曾經由她而結識串連？我第一次認識著名學者，北大的戴錦華教授，就是因為一次偶遇中她誇張的招呼：「來來來！這位是中國最重要的女性主義學者戴錦華，這位則是香港最有份量的評論家梁文道。別看他的文章功底厚，其實他很年輕，神童呀！」當年她在一連數天的專欄裡透露的也是如許殷盼，彷彿年輕人的狂妄自大甚至一切錯誤都是可以原諒的。
你們不該壓抑青年，反而要保護他們，欣賞他們的銳氣；然後等待，等待他們即將走出的方向。結果我走出了甚麼呢？我不知道。我只曉得從此我也學會了對待年輕人的方法，永遠不要慨嘆一代不如一代，永遠不要低估他們身上潛藏的可能。我喜歡與比我年輕的人分享我的所有，但又不敢太貼近到一個令人迷失的地步；我不怕和他們爭辯，但又不願太過努力到一個令人喪氣的地步。這個周末，婉玲入土，我無法見她最後一面。可是我想，她還在我的身上活著；有一天，她還會繼續在更年輕的人身上活著。
2008年1月17日星期四
梁文道：站出來！你們這些陰暗的人
香港人不擅長討論，但是香港人很擅長投訴。
最近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有一電視廣告主角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孩，由於意外，他的臉和小手都不幸燒傷，留下了永久的痕跡。這是個很溫馨很感人的廣告，讓大家看到任何一個人哪怕是外觀不夠健全，只要得到大家的尊重，他還可以在陽光底下如常生活如常歡笑。然而，如此一則正面的廣告，也還是給人投訴到廣播管理局（廣管局收到十五宗投訴），理由是他令人不安。
這十五名投訴者的心理要有多陰暗多邪惡多懦弱多狹窄才能做得出這樣的事呢？首先，他們得有納粹一般的可怕想法，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外觀殘障人士的容身之地，如果不想被人消滅的話，最好就乖乖地躲在屋子裡別出來「獻世」。因為你們不配享有其他所有人享有的權利，你們不配陽光的照射，你們不配被看見。
或許這十五個人也要替自己申辯，例如：「我們不是歧視，我們只是不想受滋擾，你們不讓我看見就行了。」這種說法正視一切歧視的典型例表述。從前歧視黑人的白人也曾如此聲稱：他們不是看不起黑人，只是不想看見黑人罷了。許多歧視同性戀的人也這麼說，他們不算歧視同性戀，只要你們別在他們面前拖手親熱。
這的確不是歧視，因為他比歧視還要狹窄還要邪惡，這些人根本拒絕看見他們不想看見的東西。這些人的陰暗與懦弱在於他們不敢在公開場合羞辱一個臉上長了傷痕的小孩，他們只敢叫他不要出現。
而還是以匿名隱形的方式，他們投訴。躲在電話背後，躲在信紙與電腦背後，他們投訴。以同樣的時間同樣的精力，他們可以在網絡論壇和博客上發表意見，他們甚至可以投書報刊，公開自己的想法，準備迎接挑戰準備和不同的人討論；但是他們沒有，他們只是投訴。又或許，他們還會理直氣壯地回應：「這是我們的言論自由，我們有投訴的自由」。這也是許多香港最擅長投訴的團體喜歡的講法，他們的言論自由居然就是投訴的自由！自從前人以生命和鮮血的代價去爭取言論自由以來，言論自由就是一種讓聽見自己，思考自己意見的自由；它是公開的，平等的；如今我們卻把它變成私下操作的手段。
其實他們投訴正是因為他們不想討論甚麼，他們不要無結果的爭論，沒有實效的長談；他們只想累積足夠的人數，去利用公權壓迫自己不喜歡的東西。那十五個人不打算和大家交流看法，他們只期望這個社會有更多和他們一樣陰暗一樣邪惡的人，這樣子他們這能透過廣管局壓迫廣告商，讓那個小孩的微笑，那個「令人不安」的微笑永遠消失。
2008年1月16日星期三
梁文道：與馬家輝談諾貝爾獎
梁文道：每年頒發諾貝爾獎，尤其是文學獎要公佈的時候，中國人都會變得特別緊張，我們的媒體，我們的學術界，我們的文化界都希望中國人拿獎，如果中國人沒拿獎的話，就馬上又要反省，我們為什麼老是拿不了獎，諸如此類。
我想這裏面呢，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確人多，人口占了世界上四分之一，但是居然一個諾貝爾獎都沒有撈到，那有點兒不象話。
第二，就是這裏面大概還牽涉到一些很複雜的民族尊嚴啊，跟我們自己對我們自己的認同啊，外國人是不是瞧得起我們啊，種種考慮。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檢查一下，每一屆的諾貝爾獎，其實不乏華人得獎，但是問題是，他們是華人，但是他們現在工作，或者得到認可的時候，並不是拿著中國護照住在中國的，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我們真的那麼渴望諾貝爾獎嘛。
再退一步看，你看諾貝爾文學獎主要的評審就是一幫瑞典的學者教授，難道瑞典人，天生的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學評論家嘛，我們為什麼不能夠用一種比較輕鬆的心態來看這件事呢。
馬家輝，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專欄作家，為多家報紙、雜誌纂寫專欄，曾經出版《江湖有事》、《愛戀無聲》等書籍。
梁文道：諾貝爾獎頒出來之後，每一年的諾貝爾獎,我覺得中國神經就會緊一緊，各個專案頒獎都很緊。但是特別是文學獎，中國人特別緊，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別的獎項上面，和平獎這個就很難說了，但別的獎上面，好像很多華人得過了，但是這個東西就變得特別敏感，有沒有中國人，這回是誰呢？大家就要猜，尤其是你知道，一般傳媒對於那些得自然科學的獎項的人，不是太熟。大家也不懂，於是這個是非八卦的東西就不好多說。
可是文學獎不一樣，文學它有趣的地方，就是文學這個東西，你說有專家嗎？有。但是其實誰都可以談，誰都能夠說得上兩嘴，所以現在這個克萊齊奧他得了這個獎之後，有人就不滿了。
馬家輝：我們中國作協，有一位作家，作協最近很風光嘛，對不對？剛剛被韓寒罵完，那麼現在又出來，他又反過來說，其實這回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才是三流的水準。
梁文道：國內媒體就克萊齊奧得諾貝爾獎一事兒，四處走訪作家圈中人，意外的發現對他有所瞭解的作家，或者評論家寥寥無幾，當中一個是葉匡政，而令人意外的是，葉匡政對這位文學獎得主並不感冒，直截了當的指出，克萊齊奧僅屬三流作家，葉匡政直言克萊齊奧的作品比較純淨，個性也並鮮明，只表現出對語詞的一種迷戀，不會對成人的精神產生深遠的影響，而閱讀他的作品，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奢侈，他認為近年來諾貝爾文學獎的指南針意義比較弱，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諾貝爾文學獎被看作是風向標，而到了今天，他更多的是一種對作家的承認，像一座紀念碑一般，早已失去了它指南針的意義，即使是近二十年來，對世界文學產生過深遠影響的作品也難進入評委的法眼，葉匡政補充說這跟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年齡結構也有關係，一般都在七、八十歲，思想與閱讀習慣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如今的諾貝爾獎，已經沒有了懸念，誰獲得都一樣，都不會有對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而真正對世界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很多大師，都被他們錯過了。你怎麼看，你對這個說法同意嗎？
馬家輝：那當然，我是悲喜交集，為什麼？喜呢，是說好啊，中國作家中有大志。
梁文道：對。
馬家輝：說人家不入一流，是因為他覺得我們有機會，或者說他自己有機會成為一流，我覺得很好嘛，那因為一個喜，是不錯啊，就像你說的文學屆的東西，文字嘛，人會讀字，就可以有評語。
梁文道：對。
馬家輝：原來我女兒跟那個作家是一樣的，她也是瞄了兩眼，說“好悶”，不讀了。
梁文道：對，沒錯。
馬家輝：這是喜的一個方面，悲呢，我覺得這種種的反應，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包括是不是諾貝爾獎，真的由一群高齡老人來決定呢，我覺得他們整個評審的過程，比我們想像的複雜，精緻多了。根據我瞭解，他們其實今年由誰得獎呢？前幾年一直有一些名單醞釀出來，當然後來也有提名。
然後選的過程，初選過程也廣泛增選，都是最高學府，大家公認的文學權威的一些意見，然後怎麼樣？名單上面比方說假如有一個日本作家，他會派一個，他們那一群高齡老人以外的學家，找一個當地的日本文學很好的，也有代表性的權威。然後一起來花了一年、兩年的時間，來讀通他所有的東西，然後把他的東西翻譯過來，然後大家去討論，最後寫一個報告出來，收集了一堆的報告，再來很詳細的討論，所以是不是說真的只有一群老人來追認一些作家，這個我很懷疑了。
另外一個就是刀瑞森萊森，雖然就很努力還在寫，但是他的經典是很早寫完，後來呢，大家就有爭論，就有人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好，也有人說他還不錯，可是問題是我覺得他這個講法，也很不公平，就是說因為他忽略了過去幾年多諾貝爾獎，也頒過給一些仍然正在處在黃金期的，仍然在發光發亮的。
馬家輝：帕慕克。
梁文道：帕慕克就非常非常明顯。其實反過來，我很記得，前十年也有一個德國，最近德國漢學家不是老出事兒嘛，去年有一個德國漢學家說中國文學不行，還有一個德國漢學家也說中國的這個作家，為什麼拿不了諾貝爾獎，是因為沒有國際視野，就是外國文學讀得不夠多。
那麼從次克萊齊奧得獎看來，我覺得這個說法，未必是不成立的，為什麼呢？你看我們大陸有那麼多做文學研究的人，但是真正熟悉而且知道克萊齊奧的好像不多，相反的臺灣克萊齊奧的作品，好像只翻譯了兩、三部出來，可是臺灣那邊的記者，在克萊齊奧一拿獎的時候，馬上去問臺灣大學的那些法文系的老師，各個都如數家珍，各個都很熟悉，因為他在法國已經是最有影響力，最受歡迎的作家了，那麼所以我在想這個東西，您覺得是不是一個文學口味的問題呢？
馬家輝：我覺得說，你說中國人的國際視野，這個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像克萊齊奧，假如說我沒有記住，兩年前他在大陸已經在一個文化活動，拿到一個蠻高的評獎，所以你說真的是沒有人認識嘛。
梁文道：對，他來過中國三次了。
馬家輝：我覺得任何一個獎啊，它背後的一些考慮，可以不止這一點的。可是不是真的追認一個作家呢？我覺得說，與其說追認一個作家，不如說它能追認一個標準，一種標準，或者一種價值，那個時代的價值，我們看到諾貝爾，比如說文學獎，這麼多年來，是不是真的是什麼從19世紀到現在都一樣呢，很明顯不一樣。
梁文道：對。
馬家輝：大概每十年，十多年，你看到得獎的那些作家們，基本上他們手裏的作品的題材，還有裏面所呈現的人性的認同的價值，一直在變。50年代，60年代比較是所謂的反共文學，反共價值，怎麼對抗一個專制的體制，但是作家是比較容易得獎的，這十年我們都看到嘛，主要處理什麼題材的，認同、身份，離開一個地方，你要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語種之中，不同的文化視野之中來穿梭，這種核心價值，所以是不斷的在變的。
梁文道：對。
馬家輝：那假如你說華文作家，或者是說中國作家是不是剛好配合流行的標準？也不一定，所以說我覺得，要從這個角度來看諾貝爾獎。
梁文道：而且我覺得還要注意另一點，我們把諾貝爾文學獎當成世界文學的貴冠，這個想法到底是怎麼來的。其實大家都常說，整個二十世紀，十九世紀末到現在，有非常多了不起的作家，是沒有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有些已經死了，仍然在世的也有好幾個是大熱門，年年都講有機會。但是年年都還輪不到他們。比如說像剛剛被人懷疑揭發間諜的告密者昆德拉，又或者說今年本來很多人懷疑是村上春樹，又或者說是巴勒斯坦詩人亨利斯，又或者是美國的菲力沃爾夫，那麼這些人都被傳得很久了，但是依然沒有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那麼其實我覺得我們會認為，一群瑞典人，雖然像剛才講規則很嚴謹，會邀請世界各地的專家來幫他做專門的研究。但是最後下決定的，始終是瑞典皇家學院裏面一群的院士跟他的評獎委員，為什麼？一群瑞典人的文學口味，就很自然成為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口味，這是沒什麼道理的？
馬家輝：文道，我覺得你剛才那句話，其實可以分開三段來討論，第一個是說，是不是只是他們的文學口味呢？因為我們假如同意說，他前面的整個評選的制度過程裏面，已經經過這麼廣泛去研究的話。最後投票的那個動作，因為經過廣泛諮詢，來到最後放在桌子上的那四個作家，他們投票，投來投去就是那四個。所以這是不是所謂的那一群老人決定，他們決定範圍跟權力有多大呢？他不一定好像我們想像所說的，他們要給梁文道，不給馬家輝，給馬家輝不給梁文道，不會嘛，因為我們名字不會放上去嘛。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他們決定的，這是第一個，還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你提到說貴冠有影響力，當然你不一定認同這樣的說法，可是一直有這種印象，可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那個葉教授說，那個作家也說，諾貝爾文學獎的影響力越來越低了嘛，為什麼？因為坦白講，大家都知道這個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遊戲，我們是不斷可以有新的文學獎、文學標準。
梁文道：對。
馬家輝：所以可以反問過來第三個問題是說，為什麼華人沒有做出一個，假如你不服氣嘛，華人兩岸三地也好，弄出一個讓自己所有華人，所有中國作家都服氣的文章，甚至回去你來肯定人家。
梁文道：就像英國的布克獎，很多人英語世界人，認為這個獎現在的地位甚至比諾貝爾獎還重要。
馬家輝：是。
梁文道：那其實中國人也可以弄一個自己的一個獎，是不是？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香港的邵逸夫，不是也弄了一個整個規模獎金，各方面組織都很像諾貝爾邵逸夫獎嗎？
馬家輝：已經是很像很像了，可能要跟內地的觀眾來介紹一下，在香港邵逸夫無人不知嘛。
梁文道：對。
馬家輝：我們去每個大學都有他的照片，大陸也是。他前幾年開始弄一個邵逸夫獎，整個規格，整個文件其實就很像諾貝爾獎，連那個章都像。
梁文道：都像，除了一點，他的頒獎典禮的主持人是他無線電視臺的名主持人、明星，諾貝爾獎不會這麼頒的。
馬家輝：對。
梁文道：你繼續。
馬家輝：可是他的評審過程，整個都是放眼整個國際的，給科學，給醫學各種，獎金也是非常之高，可是他沒有文學獎，你看到中國人多聰明啊，為什麼不弄文學獎，我們覺得小人之心嘛，我看嘛，中國人的聰明在於說知道你得懂文學。第一個真的是每個人懂看中文字的都會有評語，都會不服氣，然後我當然不想招惹這個麻煩。
第二個兩岸三地這種，各自不同的社會環境、政治狀況，文學獎一定文學嘛，人文的價值的肯定也一定有點兒麻煩的，一定有什麼中國有句古話說“順得哥情失嫂意”。
梁文道：而且第三個就是我們的文壇圈子太複雜，水太深了，一個人得獎，別的人就覺得這後面是有貓膩的，後面是有什麼的，這個東西就來了。
馬家輝：對，你要看到從這個邵逸夫獎，其實這個活動這幾年，都非常轟動，聽說在國外，大家有很多科學家都在等，為什麼都在等？獎金太好了，太豐盛了。
梁文道：對，沒錯。
馬家輝：而且的確評審過程是非常國際級的。
梁文道：對，非常嚴謹。
馬家輝：從我們在香港自由社會，有錢基本上邵逸夫先生誰都不用怕了，只有人家怕他，他不用怕別人，他都不想去弄這個獎的時候，我們要看到兩岸三地，你說人家諾貝爾為什麼不給中國人，那你自己弄一個嘛，為什麼不能弄呢，我覺得與其罵什麼諾貝爾一流、二流、三流，你不如去認真去看。
梁文道：中國自己做一個厲害的文學獎。
馬家輝：為什麼不能做？因為每次碰到什麼事情，文道你剛才節目第一句話是說，一頒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人就總有反應。
梁文道：對。
馬家輝：我覺得第一個很簡單，中國人對什麼都感興趣，不管什麼運動比賽，都有很大的反應。然後反應的第二個，一定是說為什麼沒有中國人，基本上都是這樣嘛。
梁文道：對。
馬家輝：你以前在你的節目也講過，第三個很機械性的反應就是說，你是不是中國人連帶出來。與其這麼多問號，不如想想能不能弄一個這樣的一個獎出來呢。
梁文道：沒錯，萬一比如說，中國也弄一個這種像諾貝爾文學獎一樣的文學獎專頒給華語人，你萬一給了一個台灣作家，你說那為什麼？憑什麼？我們中國大陸沒有？你給了一個上海作家，說明那個湖南，為什麼湖南人沒有，那為什麼不是河北人得獎都有可能。
梁文道：對，其實中國是嚴格講，我們可以說中國有不少人，華人是拿過諾貝爾獎，有的就是他拿獎的時候不是拿中國護照，不是中國身份，有的就我們不大方便去談論他。可是你現在像錢永健這回，我覺得特別有趣。就他拿了獎之後，他就告訴自己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美國人，那麼這句話在大陸網友裏面也有一些人去討論說，這人怎麼可以。
馬家輝：罵翻天了。
梁文道：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你怎麼不認中國人呢？問題是人家中文都不會說，在美國長大，他幹嘛認自己是中國人呢，所以這裏面就提到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就好像拿不了諾貝爾獎，任何獎都拿不了。
馬家輝：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確太大了，因為答案太複雜也很簡單，就比方說科學我們都知道嘛，整個以英美為主的，西方國家它在人才，它在科技的前進上面，是掌握了他的資源，還有發言權，現在內地流行著話語權嘛，講過的。
梁文道：對。
馬家輝：所以這個問題的最核心，我們就看到一清二楚，在美國那邊，那可是你說，錢永健雖然他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可他也不曉得是好還是不好，也蠻慘的，還繼續，我們至少要看香港的報紙，我幾乎不是你說，我都不太記得他叫什麼名字，我還以為他名字叫做錢學森侄子。
梁文道：對，這是他的全名。
馬家輝：對，全名，這個人的名字蠻怪的，叫做錢學森侄子，都是一直把他的祖先壓在他頭上。
梁文道：對。
馬家輝：我覺得他也是蠻有味道的，中國特色的諾貝爾獎得主嘛，可是倒過來說，比如說是不是沒有土生土長也很難說了，楊振寧就是土生土長嘛。
梁文道：臺灣的李政道。
馬家輝：還有臺灣的李遠哲。然後很多，我覺得第一個，我們也值得驕傲是說，假如我們真的不要把諾貝爾獎、文學獎還是什麼、什麼科學獎，視為唯一的標準的話，它其實是一個很有影響力，是很有價值地位的獎，然後很多華人的本土，兩岸三地的人全回來做貢獻。我覺得這個也值得肯定嘛，所有人貢獻有大有小，有好有不好嘛，像李遠哲。搞砸了臺灣的教改，所以說當初臺灣應該不准他回來嘛。
梁文道：對。
馬家輝：你是美國人，你不要回來。
梁文道：諾貝爾獎得主不一定是好貨。
馬家輝：對，所以我覺得說，從我們中國人對諾貝爾獎的反應，我覺得有句中國老話講了幾千年，好像沒辦法做到，不亢不卑嘛。不用整天一看到就是說，三流，而且很緊張，為什麼中國人拿不到這樣子，我們看看整整它的培養，還有最後他回來的貢獻，我覺得各方面都值得我們高興。
梁文道：可是這個仍然是個問題，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學術體制底下，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人，他不只是土生土長我們培養出來，而且是他長期在中國的工作本身讓他可以得到獎，其實我們可以這麼看，我覺得我們放遠一點。今天我們想想看，美國那麼多諾貝爾獎得主，其實他有很多不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像這回有幾個日本的得獎者，他在美國教書，在美國工作，在美國得獎，但是他生長在日本。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中國也是這樣的，就是說，諾貝爾獎得主不一定是華人，有可能是韓國人，日本人、或者美國人。跑到中國來做研究，要在中國做研究才做到拿獎，我覺得你真的要談教育體制，學術體制的話，眼光要放成這個樣子，而不是去說有沒有一個中國人土生土長，然後最後還在中國拿了獎，這就說明你的體制，你的資源有多好。
馬家輝：文道，假如你去問所有的中國人，他們都一定認同我們剛才說法，因為他們也是有眼光嘛，可是有眼光是一回事，事實坦白講，目前你說整個學術結構，國際結構，世界體系的結構，話語權是歐美世界。所以整個邏輯，其實我們也蠻理解的，說不能理解，是你自己騙自己，不然的話，我們也不能理解。為什麼美國人上月球30年後，我們才去上，這個人家很多方面是掌握在前面。
所以我們又在這種情況下，眼光是有了，另外眼光回來現實，你想達成那個眼光的目標，你現實這個要做嘛，包括學術研究自由、包括你研究之後，你有沒有發表的自由，發表在哪里，發表出來的東西，會不會認可，在大學裏面，在整個學術界會被發表出來，還要經過一些其他學術以外的領導來評審。這些假如真的要有眼光，有那種理想，就把這些來做好，再說嘛。
梁文道：不過我覺得現在說來說去，我們還是沒辦法擺脫這個東西是中國人怎麼講也好，對諾貝爾獎是有情結的。這個已經有外國學者專門用這個題目來寫了一本書了，談中國的這個諾貝爾情結。這個太明顯了嘛，你比如說，奧運會中國的金牌數字已經世界第一了，這個體力已經被證明了，不是東亞病夫了，是吧？
馬家輝：對。
梁文道：那現在很多人就說，把諾貝爾獎當成是智力的奧運會，那中國對這個獎還是處在一種很糾結的狀況。一方面說我們不重視，我們不卑不亢，眼光要長遠，但是同時不是這樣的。
馬家輝：我覺得就是太重視了，就是做不到不亢不卑，所有幾千年做不到，如果能做到，你就不會每一年都如此了。我告訴你，文道，明年十月我們還可以在講這個題目，因為一定還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梁文道：如果明年真的出現一個中國人貨真價實地拿諾貝爾獎了，或許就不同了。就等於你要奧運會獎牌數目，你拿第一了就可以了。其實中國講來講去，諾貝爾情結背後的東西是什麼，中國人仍然很渴望別人的認同，就覺得沒有這個東西，我的認同是不完整的。
馬家輝：是啊。
梁文道：我還沒有擺脫八國聯軍的陰影，還沒有在強國之林裏面站立起來，雖然現在美國快垮掉了，要等中國救，但是我們仍然對這個東西是很渴望的。
好那麼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裏，我們明年十月，看看您的機會再談一次。
馬家輝：明年不用了，把這個重播就好了，一樣。
梁文道：重播一樣，對，明年他們估計就會忘記了。
2008年1月14日星期一
梁文道：依法治國之外
【am730-觀念】遼寧省西豐縣的公安局最近派人到北京《法人》雜誌社抓拿記者朱文娜的事引起了很多人憤怒。只因為這位記者寫了一篇談及西豐縣委書記「負面消息」的報道，西豐縣居然就按「誹謗罪的名義」拘捕她。大家首先注意到的是《法人》乃中央政治委所屬的《法制日報》。旗下刊物，區區一個「地方官」竟敢派員入京捉人，豈非「以下犯上」？更有法治精神的論者則依照國家法律，指出誹謗罪仍自訴案件，而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一方面承認自己沒有親自提訴，另一方面下屬公安局卻出動公權力拿人，分明就是非法行動，知法犯法。我想在這個基礎上提一個假想的問題：如果張志國依法提出起訴，按正常程序法檢控朱文娜的話，那又如何呢？假如西豐縣公安的拘捕行動完全合法，大家的不平與憤怒是否又會因此消減呢？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起碼我自己還是覺得不能接受。因為在一個現代社會裡頭，一位掌握政治資源和權力受到媒體的監督是應有之義。如果他不滿意媒體的報道，覺得輿論對他不夠公正，他最該有的反應不是訴諸法律，而是像其他人一樣依循公共空間的遊戲規則，或者寫信去報刊，或者召開記者會，在媒體上平等地回應質疑批評。這種做法不是法律規定的，卻是現代人都明白的隱形法規，每一位政治人物都該尊重公共空間的往來方式，尊重傳媒的相對獨立與自主。其實這也是最聰明的做法，因為讀者並不愚蠢，只要給他們足夠的資訊，給他們多方面的觀點，他們自己會下判斷明是非。張志國書記和西豐縣的相關官員光是拒絕朱文娜的採訪，平白喪失在媒體上替自己辯護的機會。等到人家的報道出來了，又不在《法人》和其他媒體上回應澄清，反而直接動用法律和公權的武器，這豈不是在公共空間不戰而敗陣？在廣大受眾面前默默認錯？放棄了還自己清白的良機(假如他是清白的話)？
所以在香港、台灣乃至於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地區，政治人物都不會輕易對傳媒興訟，因為他們曉得這不只不合現代社會的規則常識，而且非常不智。假如所有的官員都動輒告人誹謗，恐怕全世界的記者和媒體都早就給人告個遍了。當然，例外也是有的，比方新加坡，當局每逢大選就告對手誹謗，於是反對派選都不用選就先輸在法庭上了。所以沒有多少人會拿新加坡的民主當真。問題是我們想學新加坡嗎？依法治國固然好，文明地依法治國更好。
2008年1月13日星期日
梁文道：難道還有第二本《聖經》嗎？（馮象譯經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因為《聖經》的地位加上龐大的傳教力量，每當它被譯成另一種語言，它都會為其注入一股異質，影響它、改變它。所以不少現代華文作者的作品都能讓人感到《聖經》的影子，例如沈從文，馬來西亞的年輕作家梁靖芬就以他的個案寫過一篇論文，說明中譯本《聖經》對這位不諳外文的大作家的影響。我也曾在一些香港作家的筆下見過「事就這樣成了」這個句子，分明就是《聖經》的語言，例如《創世紀》，「天主說：『在水與水之間要有穹蒼將水分開』事就這樣成了」。然後「事就這樣成了」還一連重複了七次，雖然累贅，不是上佳的傳統中文，但卻自有一種端重。可是馮象就嫌這句短語太過囉嗦，照他的意思，無論是和合本與思高本的「事就這樣成了」還是聯合聖經公會現代本的「一切就照他的命令完成」，都是來自希伯來文的「Wayohi-ken」，即英語欽定本的「and it was so」，乃一種中文所無的句式，於是他乾脆以「果然」二字代之。所以「天主說：『在水與水之間要有穹蒼將水分開』事就這樣成了」就變成了：「上帝說：『大水中間要有蒼穹，把水分開！』水果然一分為二。」
除了語法上的考慮，馮象這麼譯是因為他很注重傳統教義裏天主以「一言創世」的觀念。這個「言」就是希臘文的「logos」（言、道），天主七日創世，全憑祂的大道聖言，所以這句創世聖言的效果應該簡練完滿，不可拖沓乏力，好給人一種話音剛了，現實即在的感覺。而重複七次與創世七日正好又對應了《聖經》裏「七」這個數目的完滿象徵意義。
我們不一定會同意馮象的每一個決定，但是對不熟悉聖經學和古代近東文獻與中古歐洲傳說的讀者而言，馮象的譯註與文章還是很有趣的，因為他援引了大量被排除在正典之外的傳記和「次經」，就算是熟誦《聖經》的忠實信徒看了也會覺得過癮。
說起正典，這也是近年的熱門話題。先有《達文西密碼》令人懷疑是不是有些更「真」的經典被教會排除在外，後來則是《猶大福音》的出土動搖了許多人的信念，赫然發現以前竟然還有這麼多種福音書。這兩年我也湊熱鬧趕時髦，看了Bart Ehrman、Marvin Meyer和Karen King等一批古代基督教史專家的著作，真是大開眼界。從前我總以為基督信仰本來是一統而「大公」（Catholic）的，後來才有了東正教、聖公會與新教的分裂；如今才知道原來打從一開始，基督信仰就很多樣紛雜，流派直比現在還多。所謂「正統」其實是在歷史中漸漸形成的，中間甚至還牽涉到許多刻意的誤傳誤譯（參見Bart Ehrman:《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古文獻是堆深不可測的黑洞，儘管馮象不是專家，偏有本事挖出故事。例如挪亞，原來古人傳說他有一個天資絕頂的媳婦，獲他傳授聖人以諾留下的創世密典，久而久之竟成了一個能夠知未來辨吉凶的巫婆。「她那些玄妙費解的詩，後人收在一部希臘語譯本《女巫讖語集》內。一直到羅馬時代，還藏在朱庇特神廟裏，是元老院不時求問的靈驗的秘籍」。這真是前所未聞的奇事，羅馬人居然也曾聽信猶太女巫的預言，而這個女巫還是挪亞的媳婦！
當然信徒們還是可以不必理會馮象筆下那些什麼巴比倫女鬼是亞當元配夫人之類的怪談，繼續埋首在自己的正典《聖經》裏面。但是你讀的《聖經》是哪一本《聖經》呢？基督教史大師帕利肯（Jaroslav Pelikan）在《這是誰的聖經》（Whose Bible is it?）裏說了一個很好玩的段子：將近復活節與猶太教的逾越節，一個猶太人、一個天主教徒和一個新教徒都到書店去買《聖經》給自己的女兒做禮物。他們都說：「我要一本《聖經》」，然後店員就問了：「你要哪一本《聖經》呢？」。當然就是那本《聖經》囉！這世上難道還有第二本《聖經》嗎？
2008年1月12日星期六
梁文道：回到廚房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
當廚房變成客廳
每年聖誕，《經濟學人》都會暫時放下嚴肅的政治和財經，製作一份充滿趣味新知，感覺更像是《國家地理》的雙週特刊。即使這種類型的題材不是他們的看家本領，但他們還是維持了雜誌的一貫水準，炮製出不少好玩的小文章。今年聖誕的《經濟學人》就有一篇談廚房的報道，記者引述「宜家傢俬」廚房部門主管布羅丁的話，說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中國家庭在廚房吃飯；相比之下，美國則有一半家庭在廚房用餐；到了加拿大，這個比例更上升至百分之六十四。
對我們中國人而言，不在廚房吃飯不是問題，反而在廚房裏頭吃飯才是個古怪的現象。很多香港人當年移民到加拿大，其中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廚房特大，其中一件最不習慣的事則是在這麼大的廚房裏吃飯。然後他們就會發現，這個廚房原來不止是飯廳，還是小孩玩耍做功課的地方，還是整個家庭生活的重心，兼具了客廳的功能。至於真正的飯廳與客廳，原來真是用來會客的。
不同的社會對於家居空間的劃分與配置有很不一樣的看法，美加這種多功能的廚房就不是我們中國人一下子習慣得了的。根據《經濟學人》這篇報道的說法，開放式廚房在中國不流行，一個原因是房子小（尤其香港），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人用鑊炒菜油煙特別大。
除此之外，原來在同一個社會裏面，廚房的角色地位也因時代而變。自從一九五○年開始，美國新建成的房子就開始把廚房挪到對門的正前方了。到了七十年代，廚房才慢慢變成今天這副模樣，成為一家大小生活起居的軸心。為甚麼？據說是因為出外工作的女性增多，她們不想因此減少看著孩子與家人共聚的機會。所以擴大廚房的面積，可以放一張小桌，飯前讓孩子在自己的監督底下做功課，然後等老公也下了班就乾脆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漸漸地連電視也搬進廚房裏了。當然，這一切演變的前提是，負責做飯的依然是家庭主婦。
可是，在我身邊的圈子裏，也有越來越多人喜好開放式廚房。即使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裏頭，即使在中式煮食方法會產生大量油煙的情況底下，拆掉隔開廚房的那堵牆也還是從二十多年前的前衛時髦逐步變成了普遍的趨勢。這又是為甚麼呢？
廚房在哪裏，家就在哪裏
在廚房吃飯，還是不在廚房吃飯？要一個開放式的廚房，還是不要把那堵牆打穿？這是個文化的問題。
法國人至今都不大流行開放式廚房，原因不難理解，因為中國人也是這樣子的。廚房是個甚麼地方？它就像是鍊金術士做實驗的密室，裏面有各種瓶皿與儀器，盛載著來自大自然的各種材料。當然，一切的核心是火，在火的魔法之下，術士提煉出宇宙的基本元素，變化它們，改造它們，直到它們化作一般人意想不到，但卻又能夠滋養生命的能量。這樣的地方是不應該隨意開敞，隨意讓外人進入的。唯其如此，當負責做菜的人端出他的精心傑作的時候，賓客才會驚訝地發出讚嘆的聲音。此刻，剛剛才在不為人知的密室裏走出來的主人臉上，想必張掛上一抹神秘的微笑，猶如魔法師自豪地看著被施以幻術的觀眾神情迷醉。
可是，許多歷史學者甚至考古學家告訴我們，這種把廚藝當成魔術，將廚房隔離在其他家庭成員之外的做法，並非人類社會的常態，反而是相當晚近相當特殊的案例。且看遊牧民族的帳幕，帳頂的核心必定開孔，因為底下正是生火的地方，上頭必須要有可以排煙的通道。如果帳營的中央就是爐火，那麼我們所謂的廚房當然就在整個家居空間的正中央了。在這種情況底下，無論燒水還是煮食，都絕不可能離開全家人的視線，甚至還是所有家庭成員都有份參與的活動。
其實，這正是家的原始意義，有火的地方。由於有火，所以能夠烹煮食物，能夠取暖，能夠照明。在曠野之上，森林之中，先民辨別回家路徑的方法，或許就是朝火把點燃的方向前進。先是看見火光，然後看見一群人聚攏在火的四周，形成圓圈。他們分享火的熱力以及食物，閒聊日間勞作遇見的趣事，遠方山嶺上一聲不知名的獸吼。這，就是家的最原始的形象，也是家庭「圓」滿的具體展現。
即使在農耕社會，在都市密集的地帶，這類把「廚房」放在房屋中心的設計也是很普遍的（不過我們得先搞清楚，這裏指的『廚房』是多功能的，與我們今天所知的廚房極為不同。你甚至可以說，那個年代還沒有獨立的廚房的觀念）。比如雅典，古代歐洲文明冠頂上的明珠，它的市中心是大家熟知的廣場，供市民交流買賣，乃公民社會的象徵。按照考古學家的研究，原來雅典人最早的家居設計也對應著整個城市的規劃，因為每座房子的中心就是生火煮食的地方，也是一家人聯誼溝通的處所。而一排排房屋所構成的街道莫不指向城市中心的廣場。換句話說，上古的雅典是家庭空間的放大，每一個家庭則是微縮的雅典城。
扯遠了，說回如今開放廚房的趨勢。美國人之所以熱衷於在廚房用餐甚至休閒，是否正是一種返古的現象呢？他們比誰都更早體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叢林的嚴酷與冷漠，也因此比哪一個國家都更早體會到廚房原始意義的重要。不在家的時候，每一個人的行程都是孤立的，都是被工作和學習佔滿的；在家的時，大家才能聚在有火的地方，物質上與感情上同時感受家庭的溫暖。
香港的環境不容許我們享受巨大廚房的奢侈，於是有點能力的人就開始想辦法拆掉廚房的間隔了。我們香港人是世上工時最長的人，也很可能是世上最不常在家用餐的人，所以我們變得更珍惜廚房的意義了。越來越多人願意學習做菜，不論男女；越來越多人願意把金錢投資在廚房的設備上，甚至勝過影音器材。因為在其它地方，在外用餐是一項特別的事件；在這裏，回家做飯與親友共享，反而才是一個值得慶賀珍惜的節目。
2008年1月11日星期五
梁文道：資本家的美德（從貴族到資本家三之三）
【am730-觀念】近年有一批「創投慈善家」(venture philanthropist)的興起，其表表者當為專注第三世界健康問題的蓋茨夫婦，與e-bay創辦人歐米迪耶(Pierre Omidyar)設立的「歐米迪耶網絡」。這類新型慈善家的最大特點是以企業家的精神和能力營運自己的基金會和公益活動，他們不願意只是捐錢，而且還要自己想辦法去解決最困擾自己的社會問題，從「第二部門」的大亨一下子變身成為「第三部門」的活躍分子。這種做法當然比「有錢出錢」的境界高了一層，因為他們更能證明自己不光是富有，並且極具良知，有自己特定的關懷對象。就算沒有，也不是問題。
最近英國有一特殊的組織，專門為富人開設工作坊，帶他們參觀蘇丹的難民營和亞馬遜叢林裡頭幾近滅絕的印第安部落，如此實地考察一番自然對現實世界的悲劇深有體會，不難找到最令自己動心的救助對象(聽說有參加者還會在回程的私人噴射機上哭得死去活來)。然後再逐步指導他們成立基金或者加入有關機構的方法，鼓勵他們彼此認識形成溝通互助的慈善富豪大聯盟。順帶一句，加入這類聯誼會，討論全球暖化與糧食短缺的話題，已經變得比加入私人會所探討來年波爾多紅酒質量問題更「潮」更酷了。儘管如此，還是有人苛評巴菲特與蓋茨此等人類史上最大的慈善家，覺得他們再怎樣捐錢也掩蓋不了這筆財產取之不義的罪惡。情形就像十九世紀的頭號富翁卡耐基，雖然全副身家丟進了基金會，可是工運領袖還是批判他，與其多蓋幾座音樂廳還不如把壓榨工人的還給工人(大家當記得卡耐基與美國史上最慘烈的鎮壓工運事件的關係)。這就牽涉到另一個大問題了，那就是資產階級憑甚麼擁有財富，正好這也是當前中國仇富心理的意識型態背景。
最近十多二十年，有些學者把資本主義之父亞當．史密斯的形象更正為道德哲學家，反映的就是市場經濟與道德之間的緊張從未遠去。著名的經濟學家麥考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也就是那位因變性而引起爭論的經濟學家)，去年才推出一部巨構《布爾橋亞美德》(The Bourgeois Virtues)回應這個難題，極力主張市場經濟不只不損及道德，反而是美德的溫床；而富人不只不可恨，甚至還應該是傳統善人的合法子嗣。我不打算在此論辨她的說法站不站得住腳，更不能開展可以上溯至韋伯「新教倫理」等知名觀點的複雜學術討論。我只想藉著這堆龐大論述和史料提出一點簡單的觀察：從資本主義誕生的一天開始，資產階級就不能擺脫一種心理困擾，那就是要謹慎對財富(根據麥考洛斯基，『謹慎』(Prudence)乃是布爾喬亞的頭號美德)。
信奉喀爾文主義的新教徒節儉克制是一種對財富使用要謹慎的表現，「美國夢」神話中老實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則是一種獲取財富的手段要謹慎的表現。謹慎是明智切實的判斷能力，也是不誇張不過份的性情，最後它還是種令人欽佩的榮譽。使得資產階段終於可以在道德上勝過貴族的，不是繁複的文化儀式，而是這種憑藉個人能力與勤勞致富的謹慎態度，是這種懂得恰當使用財富的謹慎品格。
我們明白在中國經濟制度轉型的時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問題的。不過，正如某些學者所言，逝者已矣，英雄未必要問出處，最起碼你現在要學懂謹慎。
2008年1月10日星期四
梁文道：硬資本之外的軟資本（從貴族到資本家三之二）
【am730-觀念】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明明財雄勢大，但硬是心裡覺得不踏實。這正好反映出在資本主義開始大獲全勝的年代要想徹底取代貴族，靠的不能只是股票現金等硬資本，也不能只是豪宅珠寶等用公錢可以堆砌回來的身外物；還要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文化軟資本。照已故法國社會學大師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on)的說法，文化資本正是一個人用以區別彼此，取得象徵權力，使得自己能夠宰制其他階層和群體的重要資源。為了證明自己也很有文化，所有過去由貴族包辦的事，新興的資本家也得跟著做。其中一件最有文化的事莫過於贊助文化藝術了。從前，巴哈要替大公管理樂隊譜奏新曲；如今，銀行家也不吝嗇資助管弦樂團。最起碼，也得請個落魄書生或者尚未為人所識的年輕畫家來當家庭教師。英國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在他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資本的年代》中曾戲謔地說：「對一個哲學家來說，他最適合的命運就是生為銀行家之子，就像盧卡奇(George Lukacs)一樣。德國知識界的一大光榮，便是他們的私人學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聘僱但靠自家財產做研究的學者。」窮相畢露的猶太學者應娶當地最大富商的千金為妻，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一個尊重學問的社群，如果只對其學術傑出之士給予一些讚美之詞，而不拿出一些實質的東西，是不可思議的。
由此可見，贊助文化學術乃是資產階級應盡的義務，而培育子女讓他們成為學者和藝術家就更是了不起了。說回今天的中國富人，除了學「貴族」打高爾夫球甚至買下酒莊田產之外，他們有沒有這種文化資本上的緊張呢？他們有沒有大規模地投入文化活動呢？他們有沒有像古根漢姆家族一樣留下了一座繁榮了整個城市藝術景觀的藝術館，或者像摩根圖書館那般足以傲世的珍本收藏呢？在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裡面，新興企業家很不喜歡「暴發戶」這個稱號，所以再暴發的地產商也要趕緊學懂欣賞歌劇的門徑，因為最後能證實你果然上流的不是你開甚麼車，而是你有沒有文化素養。
當然，很多人會說現在的中國社會仍有很多現實問題；文化學術此等「長遠軟實力」實在太軟，咱們只爭朝夕，有錢還不如捐助醫院和基礎教育。說得也對，西方歷史一直流傳著各種樂善好施的好男爵(good baron)的傳說，即資產階級也極力避免給人一種只求私利不顧公益的印象，因此從事慈善事業絕對是大資本家的天職。
過去十多年來，全球最值得關注的兩種看似矛盾的趨勢就是：一．隨著反全球化聲浪的提高，有一輪新左翼回潮的現像，無數青年投入了反對大企業的運動，視國際財團及其CEO為人類大敵。二．與此同時，全球富豪的慈善捐款數字卻節節上升，大者如「股神」巴菲特更是破紀錄地把總數四百三十五億美金的大部分財產全部捐出。其實今天的大企業都知道自己的樣子的不好看，所以「血汗工廠」聞名的球鞋公司成立人權基金，石油公司要投資再生能源的開發。你可以說這是偽善，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偽善，(除了一兩個耀目例外)中國商界也不見大規模的企業責任運動，偏偏中國正是一個急需倡導這類企業社會責任的國度。
2008年1月9日星期三
梁文道：中國富豪不好當（從貴族到資本家三之一）
【am730-觀念】我在北京有一個朋友，開了許多年的寶馬。但他最近打算換車了，理由不是寶馬的性能欠佳外貌難看，而是因為寶馬在內地的形象太糟了。這也難怪，我們總是聽說寶馬撞人，車主揚長而去，甚至還要下車再痛打一頓貧苦受害者的新聞，似乎但凡開寶馬的都沒甚麼良心。那麼他該換甚麼車才好呢？Benz還是Lexus？細想下來都不對勁，因為這全是有錢人開的車子，而在今天的中國，一部昂貴的名車除了惹人艷羨之外，還要招人厭恨。我的朋友罪不在車，而在有錢。
根據《中國青年報》去年八月做的一項民意調查，3,990個受訪者裡頭有66.75%的人認為中國富人的整體品質「很差」，覺得富人品質「好」或「較好」的則只佔3.95%(這3.95%的受訪者本身會不會就是富人，或者自以為是富人呢？)。這項調查後來又引發了新一輪的仇富討論，戰火還涉及到一向為人敬重的經濟學家茅予軾，因為一向關心貧窮問題的茅老居然要「為富人說說話」。
且讓我避開何以富人的形象會這麼糟這個大問題，把它留給更敏銳的社會學家去解決。我更替富人們擔心的是實際的問題，也就是他們該做些甚麼去補救自己低落的形象呢？於是我們就不能不談到貴族了。
翻開任何一本時尚雜誌，我保證你在每一期裡都準能發現「貴族」這個詞出現一次以上。可見這些雜誌的對象，那些有消費能力而且追求品味的讀者們，應該都很關心貴族到底怎麼過日子。其實這不是資產階級第一次大規模地對貴族感到好奇了。早在啟蒙運動之前，當歐洲資產階級的財勢漸漸超出貴族階級，他們就開始學習貴族般的生活品味了。直到法國大革命，貴族統治正式被推垮，資產階級的憂慮與自卑仍然無法消除。雖然他們開始掌握政權，雖然他們比貴族有錢，但是他們依然覺得出身與那藍色的血液很令人敬畏，而一個人的出身與據說是與生俱來的氣質主要就展現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品味之中。
於是我們熟知的法式美食才有了出台的機會。一般資產階級不容易像貴族般擁有明星級的家廚，而原來替伯爵親王打工的名廚又紛紛下海開起了餐館，所以上館子吃飯就成了時尚。在資產階級力求攀比甚至超越貴族的慾望推動下，用餐的程序和方法變得非常儀式化，令人眼花繚亂的刀叉在在考究著食客的禮節和知識。這正是資產階級的文化成就之一，使飲食變成可以區分人群等級高下的藝術。
2008年1月7日星期一
梁文道：以規則克服恐懼
【am730-觀念】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是很有影響力的中國研究專家，現任加州大學國際關係與太平洋研究所」教授。去年她出了一本頗受好評的論著，書名就叫《中國：脆弱的超級強權》。這本書有趣的地方在於它一方面舉出大量例證，說明中國絕非一般中國威脅論售賣者說的那麼強大那麼可怕；但同時卻又指出中國林林總總的內政問題正是它成為潛在威脅的原因。謝淑麗教授主要的理由是這堆層出不窮的內部困難不斷挑戰著中國政府的統治，在這種情況底下，任何外部事端(例如台海生事)都極易觸動中國政府，使得它不惜與他國開戰，以求保衛政權的正當性。
雖然不能說這是美國學界和政壇的共識，但謝淑麗的觀點的確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想法，而且還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聞週刊》最近刊登的中國專題就幾乎完全照搬這套說法，成了謝淑麗一書的媒體普及牌。中國威脅論發展到這個地步，可以說是經歷了兩個階段的轉變。第一個階段是片面誇大中國的競爭優勢和龐大潛能，把中國描繪為一隻很快就要吞噬全球的巨龍。
為了回應這一階段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政府和民間(包括學界與傳媒)做了很多工作，一邊反覆提倡絕不稱霸的「和諧世界」觀，一邊坦誠揭示自己面對的內部困擾。可是到了第二階段，中國的「脆弱」反倒成了別人害怕的新理由，接下來我們又該怎麼做才好？要怎麼回應才能消解不利於中國發展的新版中國威脅論呢？難道又要反過來強調中國國情安穩，天下海晏河清，政府的管治沒有一絲問題嗎？當然不，我們應做的就是繼續開放的姿態，敞開肚皮給人家看。解除境外媒體的採訪限制就是一個十分正確的做法。因為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那個備受外敵壓迫的東亞病夫了，它不須要玩弄虛虛實實的遊戲；恰恰相反，現在的中國是一個開始令周邊國家國民感到不安的大國。做一個大國，就得盡量開放(例如越南)，因為最可怕的莫過於對著一個你知道它很強大但又不知其深淺也不能準確預測其行為的國家。
除了讓他人得到足夠而且正確的國情訊息，更重要的就是「穩定」了。所謂「穩定」，指的不只是社會和政府管治能力的穩定，更是一切行為模式的穩定。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台灣問題上像謝淑麗所說的那麼讓人畏懼並不是壞事，因為重點不是完全教人放心，而是令人知道底線，令他們知道甚麼情況準會觸發讓人畏懼的局面。就以這點而言，中國政府目前走的正是這道方向。可是行為模式的穩定還包括了更深更廣的層面。我們應該讓人瞭解中國的「既定政策」是真真正正的「既定」，所有皆有規則可循。
大至最高執政當局的權力交接，小至商貿往來的制度環境，沒有飄忽可疑的人治陰影，只有清楚可見的規律遵從；沒有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帶來的無所適從，只有明晰的權責分配與系統的決策程序。這一切本是多年來大家對中國內政的基本要求，但在中國變得如此巨大如此有影響力的今天，它甚至也成了讓國際社會安穩的條件了。
2008年1月6日星期日
梁文道：你的聖經說的是那一種話？（馮象譯經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百五十年前，演化論面對的最大對手就是創造論了；一百五十年之後，演化論的最大對手依然是創造論。只不過和演化論一樣，創造論在這一百五十年間也「進化」了不少，發展出許多變型版本。一般受慣無神論教育的中國人大概想像不到，在不同版本的創造論裏頭，今天還有人認同其中最古老的一種，那就是「年輕地球創造論」了。這種理論堅信《聖經》所言，上帝用七天創世就真是七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之所以叫做「年輕地球創造論」，是因為按照七天創世的前提，我們可以從亞當和他的後裔一代代數下來，發現地球很可能只有一萬年上下的年紀，與今天科學界普遍接受的四十五億年的說法差得極遠。誰會相信這套理論？赫卡比（Mike Huckabee），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一，剛剛才贏了愛荷華州的黨內初選。
我認識一些基督徒，他們對待《聖經》的態度也是這般認真，覺得裏面一字一句全都是正確無誤的，而且是字面上的正確無誤，說什麼算什麼。我不敢反駁，只是好奇他們讀的到底是那一本《聖經》？萬一大家讀的是不同版本的《聖經》，那又該怎麼辦呢？比方說摩西的母親為了保住兒子的命，就把他放進一隻籃子裏，浮河而去。這籃子是用什麼做的呢？無論是我這批朋友查考新教和合本《聖經》，還是我自小翻閱的公教思高本《聖經》，都說這是隻「蒲草」籃子。然而，若照馮象的說法，它應該是埃及盛產的「紙草」（gome'）做成的。馮象還推測這錯誤是「傳教士們開的頭，誤讀欽定本譯文ark of bulrushes所致。英語bulrush一般指歐洲和近東的寬葉香蒲，但用於譯經則兼指紙草。故欽定本並未誤譯，是傳教士母語不精，對莎士比亞時代的語文不熟，屬於『七月流火』望文生義一類的閃失」。
馮象何許人也？竟然批評集一代各派傳教士英才合力譯成的和合本，竟敢說這些母語就是英語的譯者「母語不精」？說起來這可是位當今華文世界罕見的奇人。北大英美文學碩士、哈佛中古文學博士、耶魯法律博士（J.D）；通希臘文、希伯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及古英文；主業是在美國當律師，專事知識產權與競爭資訊方面的官司；副業是文字，曾翻譯《貝奧武甫》為中文，寫過在內地影響力很大的法學散論集《木腿正義》……。近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一人之力重譯《聖經》。
譯經？這是何等的大事，為什麼他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的《摩西五經》，和江蘇人民出版社替他出版的《創世記：傳說與譯注》與《寬寬信箱與出埃及記》都沒有得到文化界廣泛的重視討論呢？真是奇怪。最近我參加了幾個全國範圍的年度書籍評選，都要特別把他提進名單裏頭。難道其他書評人都不覺得這是回事嗎？
先不說《聖經》這本人類史上最暢銷的書有多重要（真對不起，它確實比《毛語錄》暢銷），也別管各種語文的《聖經》譯本曾經起過的革命（例如英語欽定本和馬丁路德德譯本都是這兩種語言之轉型和這兩個民族之身份認同的里程碑），光是看看馮象的譯筆，就知道這是近十年華文翻譯事業裏不同凡響的成就了。
且從《聖經》開篇第一章第一句看起，馮象的翻譯是「太初，上帝創造天地。大地無形，一片混沌，黑暗籠罩深淵。上帝的靈，在大水之上盤旋」。思高本則是「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至於和合本則作「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以文學言，馮象的版本氣勢雄渾，遼闊悠遠，絕對比後兩者更配得上天地初開的景象；而且語言節奏感特別好，凝重而從容，乃上佳的中文。再說意義的準確，單是「太初」二字就比「起初」在「在起初」強多了。正如馮象自己所說的，此乃宇宙誕生的一刻，在「上帝創造天地之」之前，連時間都還沒有，「太初」正好有開始的開始的意思，而「起初」則給人一種直線時間已然存在的感覺。
2008年1月2日星期三
梁文道：中國的年份 中國的威脅（做個可預測的大國二之一）
【am730-觀念】我們不必害怕一個有權有勢又有錢的朋友，只要我們了解這個人，知道他的性格，曉得他的行為模式，知道他在任何情況下的標準反應。又要明瞭這一切，不只可以避免激怒他，惹起彼此之間的衝突；甚至還可以因勢利導，在與他和平相處之餘替自己得到一些好處。同樣的常識也可以應用在國際關係之上，最可怕的不是財雄勢大的核武國家，而是高深莫測，不按牌理出牌的國家。所以北韓是可怕的，因為許多人都不知道它葫蘆裡到底在賣甚麼藥。那麼，中國又是不是一個可怕的國家呢？
07年最後一期的美國《新聞週刊》以「China Now」為封面專題，預告2008年將是中國的年份。這類說法，我們早已見怪不怪。撇開今年的北京奧運的大舞台不談，中國的崛起早就不是新聞了。從幾年前中國將成為唯一可以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強權的預告，到去年有人乾脆斷言中國已經取代了美國，這些說法一個比一個誇張，也一個比一個令外國人感到疑懼。
在正打得火熱朝天的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戰裡面，中國也是個熱門話題，幾大熱門不約而同地表示要和中國找到共處的方式，叫選民不用害怕，更不要誇大中國的威脅。問題是這些呼籲本身正好反映出「中國威脅論」在美國人而言是一種多麼普遍的情緒，否則政客們就不會在這點上作文章了。
中國政府一方面把「和平崛起」的國勢走向分析換成了和平發展；另一面則不惜「示人以弱」，在各種場合對外述說中國內部面對的問題。其目的當然是要讓各國政府和人民不必擔心中國有爭霸的野心，因為我們還是個發展中國家，還有一大串令人頭痛的問題排著隊，又哪來的空暇和餘力去逞強呢？
結果這條策略奏效了，不少人都認識到了中國的城鄉差別，貧富差距等各式各樣不足為外人道的困難。所以《新聞週刊》的著名評論家禮卡里亞(Fareed Zakara)才會劈頭就說中國是個「脆弱的超級強權」。但這又衍生了另一種擔憂，那就是中國的內部問題會不會衍生為外在的威脅呢？
2008年1月1日星期二
梁文道：一日
我曾夜行。
那時剛上大學，住在宿舍裡頭，不用嚴格按照時間表做人，也不用理會家人的臉色，喜歡睡到多晚就是多晚。那時剛上大學，住在宿舍裡頭，不用嚴格按照時間表做人，也不用理會家人的臉色，喜歡睡到多晚就是多晚。 於是我幾乎放棄了所有中午以前的課程，別人的午飯就是我的早飯。於是我幾乎放棄了所有中午以前的課程，別人的午飯就是我的早飯。 黃昏之后，我泡圖書館，直到閉館，再去無謂地游蕩、瞎聊。黃昏之後，我泡圖書館，直到閉館，再去無謂地遊蕩、瞎聊。 凌晨兩點，同學們都去睡了，我才繼續讀書，就著燈。凌晨兩點，同學們都去睡了，我才繼續讀書，就著燈。
熬夜不是出於苦工，而是為了自由的滋味。熬夜不是出於苦工，而是為了自由的滋味。
數年前讀台灣作家駱以軍的散文集《我愛羅》，其中一篇說到一個女孩，夜夜笙歌，過著每天坐在酒吧等天亮的日子。數年前讀台灣作家駱以軍的散文集《我愛羅》，其中一篇說到一個女孩，夜夜笙歌，過著每天坐在酒吧等天亮的日子。 某天，她又喝了個爛醉，蹲在巷口吐得一地都是。某天，她又喝了個爛醉，蹲在巷口吐得一地都是。 突然聽到一陣密集但又散落的腳步聲接近，抬頭望去，才發現是一群老公公老太太，正背對陽光精神飽滿地跑步做晨練。突然聽到一陣密集但又散落的腳步聲接近，抬頭望去，才發現是一群老公公老太太，正背對陽光精神飽滿地跑步做晨練。 一時迷亂，她才知道原來又是清晨了。一時迷亂，她才知道原來又是清晨了。 女孩想："他們已經開始今天的生活了，而我還留在昨夜。"女孩想："他們已經開始今天的生活了，而我還留在昨夜。"
大學畢業之后，我住在大埔，那是香港郊區的一個古老城鎮，住了許多無所事事的年輕人，以及負擔不起中心地帶的勤奮勞工。大學畢業之後，我住在大埔，那是香港郊區的一個古老城鎮，住了許多無所事事的年輕人，以及負擔不起中心地帶的勤奮勞工。 我喜歡那時候隻用兩三個小時就能看遍夜游青年拖著腳步撞倒街頭垃圾筒，與特我喜歡那時候隻用兩三個小時就能看遍夜遊青年拖著腳步撞倒街頭垃圾筒，與特
早起床的公交司機匆匆趕路上班的情景。早起床的公交司機匆匆趕路上班的情景。 隻需要這兩三個小時，我就看到了一座城市一日的開端與終結。隻需要這兩三個小時，我就看到了一座城市一日的開端與終結。 相對於那些還停留在昨夜，與業已邁入今晨的同城居民，我就像是一個時間以外的旁觀者。相對於那些還停留在昨夜，與業已邁入今晨的同城居民，我就像是一個時間以外的旁觀者。
偶爾，我也會和一些公交司機在早開的大排檔搭桌吃早飯。偶爾，我也會和一些公交司機在早開的大排檔搭桌吃早飯。 那是屬於勞動階層的真正"早飯"，清晨五點桌上已經有飽含熱量的蒸雞與叉燒，足以提供他們整個上午的需要。那是屬於勞動階層的真正"早飯"，清晨五點桌上已經有飽含熱量的蒸雞與叉燒，足以提供他們整個上午的需要。 然后，日出了，他們穿著整齊但老舊的制服上車發動引擎，我則在未熄的街燈之下踱回家，趁著太陽還沒強烈到能把我舊日的身軀徹底氣化之前，趕緊拉上床帘，躲進床鋪。然後，日出了，他們穿著整齊但老舊的製服上車發動引擎，我則在未熄的街燈之下踱回家，趁著太陽還沒強烈到能把我舊日的身軀徹底氣化之前，趕緊拉上床簾，躲進床鋪。
下午醒來的時候特別高興，因為我竟然還趕得及回到大家的今天。下午醒來的時候特別高興，因為我竟然還趕得及回到大家的今天。 運氣好的話，我能碰見剛剛從城裡下班歸來的疲憊人群，說不定還能在晚飯桌上重逢今早一齊飲過茶的公交司機。運氣好的話，我能碰見剛剛從城裡下班歸來的疲憊人群，說不定還能在晚飯桌上重逢今早一齊飲過茶的公交司機。 雖然中間睡了一覺，但我似乎沒有漏掉什麼。雖然中間睡了一覺，但我似乎沒有漏掉什麼。
相反，當夜更深，大部分人都已經回家就寢，我卻還在街上散步，還在酒吧裡讀書看報。相反，當夜更深，大部分人都已經回家就寢，我卻還在街上散步，還在酒吧裡讀書看報。
大埔這個地方很有意思，曾是殖民政府管治新界的重鎖，駐扎了不少英軍。大埔這個地方很有意思，曾是殖民政府管治新界的重鎖，駐紮了不少英軍。 所以這地方雖然有幾條老嶺南風格的村落與集市，但又很不協調地開了數間英國風的酒吧，兩家印度人掌廚的菜館。所以這地方雖然有幾條老嶺南風格的村落與集市，但又很不協調地開了數間英國風的酒吧，兩家印度人掌廚的菜館。 每天晚上，裡頭總有幾桌頂著啤酒肚的退休英兵，他們停在香港的日子太久，遂忘記蘇格蘭高地的酷寒，永遠失落在南中國海變幻莫測的天空之下。每天晚上，裡頭總有幾桌頂著啤酒肚的退休英兵，他們停在香港的日子太久，遂忘記蘇格蘭高地的酷寒，永遠失落在南中國海變幻莫測的天空之下。 還有一些曾經效忠女皇的華裔老警員，說了半輩子帶口音的英語，眼看回歸的日還有一些曾經效忠女皇的華裔老警員，說了半輩子帶口音的英語，眼看回歸的日
子越來越近，他們實在摸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子越來越近，他們實在摸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這些沒有來處也沒有去處的人全在這裡，以當下換取過去與未來；燈光昏暗，鋪上廉價木板的牆壁被煙熏得發黑，隻有一杯杯的bitter和porter，以及危危欲墜的飛鏢靶是他們的歸宿。這些沒有來處也沒有去處的人全在這裡，以當下換取過去與未來；燈光昏暗，鋪上廉價木板的牆壁被煙熏得發黑，隻有一杯杯的bitter和porter，以及危危欲墜的飛鏢靶是他們的歸宿。
盡管大家都認識，但我通常一個人坐在吧台，與老板有一句沒一句地閑搭。儘管大家都認識，但我通常一個人坐在吧台，與老闆有一句沒一句地閒搭。 這地方我把它當作書房，午夜過后進來，三點多打烊之后離開，中間那段時間正好可以看完半本小說。這地方我把它當作書房，午夜過後進來，三點多打烊之後離開，中間那段時間正好可以看完半本小說。
就是如此，我混跡在白天的勞工與夜裡的酒鬼之間。就是如此，我混跡在白天的勞工與夜裡的酒鬼之間。 你們的一天結束了，我的還沒有；等你們都醒了，我又看著你們開啟另一天的生命；根本說不清這究竟是起得太早還是睡得太晚。你們的一天結束了，我的還沒有；等你們都醒了，我又看著你們開啟另一天的生命；根本說不清這究竟是起得太早還是睡得太晚。 所謂"一日"，久而久之，對我竟成了沒有意義的概念。所謂"一日"，久而久之，對我竟成了沒有意義的概念。 由於我們總是用日與夜的交替去界定時間的基本單位，因此對於我這個活在日夜邊際的旁觀者來講，時間也是不存在的了。由於我們總是用日與夜的交替去界定時間的基本單位，因此對於我這個活在日夜邊際的旁觀者來講，時間也是不存在的了。
我開始混淆周一與周六的區別，開始遺忘一個月與另一個月的不同。我開始混淆週一與週六的區別，開始遺忘一個月與另一個月的不同。 甚至到了今天，我也想不起這樣的生活到底維持了多久。甚至到了今天，我也想不起這樣的生活到底維持了多久。 偶爾，我會懷念那段日子，它自由得一塌糊涂，在感情上更是既不負責也不受傷。偶爾，我會懷念那段日子，它自由得一塌糊塗，在感情上更是既不負責也不受傷。 因為一切感情皆有其時日；而我不擁有時間，復不為時間佔有，自然也與感情無關。因為一切感情皆有其時日；而我不擁有時間，復不為時間佔有，自然也與感情無關。 模糊日夜，模糊了建立在時間上的一切秩序；我曾夜行如鬼。模糊日夜，模糊了建立在時間上的一切秩序；我曾夜行如鬼。
還有很多事情要想，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榮念曾
榮念 曾，一個很多人知道但又不完全知道的人物。大家知道他是香港的「文化教父」，是實驗藝術團體進念二十面體的創辦人，是足跡踏遍全球的新文化觀念傳道士。他 的影響範圍大到一般圈裏頭的朋友想像不到的地步。在歐洲的文化高峯會上，香港去的局長坐在台下當聽眾，而榮念曾則在主席台上和其它各國的部長談笑晏晏。很 多年前，我又聽過楊德昌親口跟我說：「Danny（榮的洋名）一直是我很感激的朋友，你不知道他在我剛開始拍電影的時候幫過多大忙。」他無處不在，不知疲 倦，也好像不知老之將至。然而人到底是血肉之軀，終於他也會累也會病，最近就回了老家上海靜養。可是一看見他，他就又拉著我們說上海世博會的事了，擔心香 港館做得不好錯失了機會。這像是靜養嗎？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裏面形容，其實「榮念曾首先是一種思考方式」，一種啟蒙了我輩許多文化人的思考方式。他的思考方式，簡單地講，就是種不斷後退不斷提問的反省。例如一個舞台，他會問它的「框框」在那裏，是台的 邊緣？是劇場的管理方式？是使得舞台和它的管理者得以存在的文化政策嗎？是背後更廣闊的政治環境還是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呢？所有「框框」都有待探究（而非 立刻打破），因為它們既是限制也是條件，局限一切的同時也使一切可能。或許正是這種思考方式和特別寬容的好奇心，使得榮念曾能夠自得地穿越地域與國界，在 不同的領域裏發揮力量，並且交（極端）不同的朋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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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梁文道 | 榮：榮念曾 |
時開始出版漫畫？
榮：我小時候喜歡在書上面畫圖，當時
覺得教科書實在太悶，年年差不多，於
是就畫公仔上去。畫了一個公仔之後，
就覺得要找人陪它，於是再畫一個，
結果愈畫愈多。很多年後，當我做研究
和工作老是要開會的時候，也還是喜歡
在紙上畫公仔，畫很多那種我現在常用
的空白氣泡。我喜歡觀察別人說話的方
法，總覺得許多人的發言空有姿態沒有
內容，就像漫畫人物吐出的一圈圈空白
語雲。
後來母親知道我想畫畫，就給我安排了
一位中國畫老師，他叫周士心，是爸爸
的好朋友，現在住在溫哥華，其實他還
是陳冠中的岳父。他教得很有心機，也
很講層次和步驟，第一堂只教我如何提
筆畫線，第二堂教畫點，再之後則要了
解墨的變化。記得那時我還不相信墨只
能分出五色，所以天天練習，想辦法再
試出不同的墨色變化。
後來我又和同學去跟一個西洋畫老師，
他的教法也是由淺到深，如用最硬的6H
鉛筆，不斷畫線令它變成frame。我當
時想墨和筆雖然各來自東方和西方，但
中間其實也不無關係。
不過我經常學習一會兒，心就想著去學
別的事，於是不久我又去跟另一位國畫
老師丁衍庸。丁老師這次他不教我提
筆，只叫你看著他畫，他畫了一卷月宮
殿紙，一卷長三呎，我就將它捲起來扔
在一旁，到四十年後的今天才請上海美
術學院的人替我裝裱。
我畫過很多不同種類的畫，例如我幫一
個創作故事的朋友畫插畫，但都只屬於
實驗性質。我比較喜歡現在展出的這些
作品，大致是七十年代開始的風格，
當時已經認識了陳冠中，由於我經常穿
梭紐約和香港，他就叫我幫《號外》畫
以紐約作主題的東西，主要是些三格漫
畫。累積下來到了七九年就在藝術中
心舉辦漫畫展了。當年香港除了《老夫
子》和《龍虎門》，還有黃仁逵也在
《號外》做美術總監之餘創作漫畫。尊
子則剛剛冒起，我覺得他那時的畫很得
意，他是後來才變成畫政治漫畫的。
榮念曾說自己的漫畫是open-ended的，對話由讀者自己填上。
畫嗎？
榮：小時候常看豐子愷，我很喜歡。那
時媽媽常給我們買兒童雜誌，其中一
本是《新兒童》，黃慶雲主編，裏面
有很多豐子愷的畫。《新兒童》還有系
列叢書，我最記得其中一本叫做《小童
伴》，講一對小學四年級的孖仔，因為
父母離異，而被迫分開各自跟著父母
親，班上的同學便想法幫他們互換角
色，好讓他倆都有機會見到父母。那時
《新兒童》裏的故事就像這樣，有社會
現實的基礎，十分真實，但又能設計出
許多有趣的細節，小朋友都不會覺得
悶，和後來完全虛構幻想的兒童故事很
不一樣。
後來《新兒童》愈來愈左傾，我便不再
看了，我小時已很討厭propaganda（宣
傳）說，不喜歡那種玩弄情緒的伎倆。
到了七、八十年代開始有翻譯的日本漫
畫後，就看手塚治虫，他的點子很多，
我最喜歡他每次完成一部作品，便寫下
自己的喜好習慣，有自我總結的意思。
我對《小飛俠》的印象最深，我常常
認為香港所有小學生都應該讀《小飛
俠》，如果現今的小孩子不看書，你就
讓他看漫畫吧，起碼能教他故事的結構
應該如何鋪排。
我很享受慢慢讀一本書，現代人甚麼都
要速成，要很快地看完一本書，我卻喜
歡慢。但當然也要視乎看甚麼，我讀政
府文件很快，因為沒有內容。
我看書時要先看目錄，知道它的結構，
序言和結論很重要，前者是marketing，
後者是總結，我這樣看算是看得快了。
其實這種看書方法也跟我學建築有關
係。在前面看，那件建築物便成焦點；
在後面看，可看到它在環境中的位置；
圍著它看，就知道它跟周圍有何變化
了。我自小畫畫已有這樣的傾向，要知
道自己的焦點是甚麼，西畫和國畫分別
教給我兩種處理焦點的方法。西洋畫很
講理性，只有一個透視點就定出了大
局；但中國山水畫則重整體，沒有特定
的視點，走進去之後可以發現很多角
度。其實山水畫反而更有啟發的作用，
不過現代人很少研究看中國畫的方法。
以前的人沒電視就得看畫，要學看畫的
方法。現在大家都看電視了，反而就沒
有多少人教人如何看電視，似乎看電視
是件最自然不過的事。
小時候就已經跟其他小孩不一樣了。
榮：我有些見識確實是其他小朋友沒有
的。爸爸那邊是書香世家，媽媽那邊則
很有上海人那種講究時麾的派頭。我媽
那邊的親戚會上夜總會靜靜坐在一邊，
冷眼品評人家的舞姿扮像，看不順眼再
回家自己跳，好像要示範，但是用不著
觀眾。所以我很小便跟著她們上夜總會
了，見過化妝很濃的女人，也見過穿得
很性感的女人。我有一個舅父常帶女明
星來我家玩，有電懋的，也有邵氏的。
我還記得李麗華有一回走來請我跳舞，
跳的好像是曼波，我當時只得十歲，但
我注意到她只顧著自己扭腰擺臂，好像
很陶醉的樣子。數十年後，我告訴潘迪
華以前曾在希爾頓酒店的「鷹巢」聽過
她唱歌，她也很驚訝，那是多少年前的
事呀！
由此可見，父母是任我們自由發展的。
我們四兄弟，哥哥自小彈琴，專攻音
樂，還有一個妹妹彈琴，一個妹妹畫
畫。我當時既畫畫也彈琴，雖然沒有正
式跟老師，只是自己學習，也算彈到半
首巴哈，連我大哥都很吃驚。我喜歡巴
哈，當時彈出來不是追求好聽，只是那
感覺好有趣，在一個很精密的結構裏逐
漸變奏。
麼？
榮：漫畫創作無論是觀察自己，或者是
觀察周圍發生的事，最終也只須要自己
一個人去做。但去到某個階段你便覺得
悶，於是你忽然想與其他人互動，其中
一個方法是創作互動的漫畫。就像坐
車時，聽到人家doodle（東拉西扯地閒
談），如果他講得有趣，你就幻想要是
我駁接下去，應該講甚麼好呢。我甚至
覺得普通買菜阿婆的閒談都是有趣的。
Cross-lingual( 跨語種 )的對話最得意，
他選擇哪個字用中文或英文表達，都是
一門藝術。我們身邊有許多這樣的材
料，只在乎你有沒有方法抽取出來。
於是我就創作了這些三格漫畫，它們的
對話是要讀者自己填上的，這種我問你
答的邏輯可以不斷變化，對話也是open-
ended（開放）的。這樣大家便都有了
創作機會，說不定有朝一日會成為漫畫
家。現在他們看我的漫畫，也在回應
我，甚至畫自己的公仔上去。有人說他
們是只在我的四方框裏畫，逃不出我的
五指山，我卻認為是他們在carry on（繼
續）我的漫畫創作。
在我的漫畫展覽中，九格漫畫由九幅畫
組成，我可以調來調去，故事結構也可
以換來換去，人家覺得次序必然是一、
二、三、四，你卻完全可以將這次序
打亂，變成第二個故事。當我有這構思
時，負責製作的人說這樣不行、那樣不
許，我問怎麼不成？一幅畫就算畫出界
都可以呀。漫畫就像砌圖，可以重新
建立一個結構，一種排列是一種閱讀方
法，當然也可以有第二種閱讀方法。
梁：你也把這種方法用在其他種類的藝
術創作上了？
榮：Doodle可以是漫畫的東西，但也可
以是劇場的，甚至電影都行，漫畫只不
過是其中一個類別，對我來說沒有分
別。我在「進念」時，用doodle的方法
作了一個劇本，就是《烈女傳》其中一
幕，三個女人坐在台上聊天，就是用了
三格的交談作劇本。可惜當時只為完成
劇場，沒有儲存這些story board，否則
現在可以變成漫畫版了。
最近我和上海戲劇學院排演《荒山
淚》，講程硯秋一九三二年去德國，在
各種場合聽了很多音樂，他曾經將傳統
李白、杜甫的詩歌譜上西洋音樂。我在
這個劇裏則用上巴哈的音樂表達程硯秋
的東西。我試著故意拖慢來彈，本來一
分鐘的東西變成了三分鐘，用來表現主
角有很多事要思考，我還要求演員用京
劇的方法唱巴哈。內地學生最初不習
慣，現在卻跟我說：「榮老師，好有
感覺。」我們又在試驗將傳統戲曲的
movement（動作）打慢四倍，例如甩
水袖，以往是兩袖一甩就算，現在則要
忍住、內蓄地甩，好像用放大鏡放大一
樣，每一個動作都要分解得更細。學生
一開始有很大疑惑，說從前甚麼都得跟
規矩，現在卻甚麼都可以試驗。其實香
港正該提供這樣的空間，讓中國傳統教
育下最優秀的人自由發揮，因為大陸還
是缺乏這種空間。
梁：你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去美國留
學，唸的是藝術嗎？
榮：我十七歲、中六畢業後就去了美
國，首先唸的不是藝術，而是數學。我
的數學很好，老師也鼓勵我攻讀數學博
士學位，但我其實沒有興趣在這方面發
展。至於藝術，它不是讀回來的，不是
學畫畫就可以把藝術感訓練出來。反過
來說數學的邏輯則有助分析問題和組織
的能力，從另一個角度看，數學其實也
是藝術。
後來我到柏克萊加大讀建築，之前讀的
數學很抽象，現在的建築就具體得多
了。第一年，院長就跟我們說，如果廿
五歲前還不成名，就不如放棄吧！他說
廿五歲前要出幾本書，擺幾個展覽，要
articulate（雕琢）自己的內涵，再為自
己做marketing（推廣營銷），當時不少
同學都快廿五歲啦，大家便很緊張地問
是否要從金門橋跳下去博出名呢？
我讀完建築之後，去了（波士頓附近
的）劍橋的建築師行實習一年。有一回
設計一個動物園，當時我覺得應該讓動
物有自由，於是就把它設計成將遊客鎖
在籠子裏看動物。然後我們再設計一所
學校，忽然有了很大感觸，原來學校這
麼像以前的動物園，有很多問題，自此
我就一直很關心教育的事了。再後來我
就去哥倫比亞大學讀都市規劃和設計。
建築改善關係
去過柏克萊和紐約這兩個學運重鎮。
榮：是的，那時既有反越戰運動、民權
運動，也有爭取言論自由的活動，於是
我就不上課啦，整天跟同學討論教育的
意義，又研究建築和公民權利的關係。
我們討論過advocacy（倡導）的意義，
認為一個講倡導的作家或政治家，就
是要令人人都寫作或者從政；那麼講倡
導的建築師，就是要人人明白建築的意
義，以及與空間互動的關係了。
另一個熱門的話題是社會建築學，例如
樓梯的直或者彎如何影響人際關係，燈
光的橙或白會否改變人的心情，又或者
走廊該如何設計才能鼓勵人們閒談。這
就是將行為科學放在建築學的範圍中，
包括選座位也是一個學問，我們當時研
究過，說去唐人街的餐廳，就要坐最靠
裏邊的桌子，一有人進來（開槍）也能
及時走避。
為美國華人出力
梁：當時是想改變世界嗎？
榮：我想是的。你也知道當時的中國留
學生還有自己的保釣運動，我有不少朋
友都是那時認識的。但我對民族主義總
有距離感，只要有東西稍為挑起我的情
緒我就會很驚惕；我不會喊口號，我只
關心如何解決問題。七十年代我們在紐
約講完保釣之後，有人繼續搞學運，有
些人選擇回中國貢獻，我就選擇進入社
區，為當地的華人乃至於亞洲人爭取權
利。
當時美國的亞洲人，地位比黑人更低，
而且居住地區分散、階層又分化，我申
請了一筆研究資助，做第一個advocacy
project（倡議計畫）。當時批錢的人都
很驚訝，他們想像不到有人會做這種題
目，那時的minority（小眾）就是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籍），Asian American
（亞裔美籍）的觀念仍未成型。我拉攏
了七個研究生，當中有研究人類學、都
市規劃和教育學的，我們組成了一個研
究小組。再請了能操中、英文的五十個
女生、廿個男生，請他們先去田野考察
各地華人的情況，每天再回來滙報，讓
我們整理分析。我們發現有些華人，竟
然幾十年來未跟鄰居交涉過，我們的女
孩子跑去敲門一些老太太也不敢應門，
如今他們肯開門，算是第一步了。這是
美國東部第一個大型的美國亞洲人研
究，後來華盛頓政府再請我將研究地區
擴大到全美國。
後來我們在唐人街一個地窖成立了資源
中心，儲存這些研究數據。也有人主動
做義工，在當地提供社會服務，教當地
的亞洲人講英文，又急著幫那些阿公阿
婆做口述歷史，記錄唐人街的故事。還
有些亞洲青年來做文藝表演，為他們提
供娛樂。現在在中央政策組的李明堃也
曾是我們聘來的研究員。
後來我又想出一份以唐人街為主角的雜
誌叫「Bridge」（橋樑），就是希望將
這群小眾與外界社會聯結起來。於是我
們就翻閱報章的作者名單，每逢見到亞
洲人的名字就打去求助，第一個找的是
《紐約時報》的秦家聰，後來在《華爾
街日報》也找了一個。我們一共出版了
四十期，後來這份雜誌成了美籍亞裔研
究的重要文獻，聽說很多人要找，但我
手上也沒有了。
不斷反省自己
梁：你好像說過自己很浪漫？這真嚇
人，沒有人會用「浪漫」形容凡事冷靜
理性的榮念曾。
榮：哈！我覺得我很浪漫呀．但不是
sentimental（濫情煽情）的浪漫，有些
浪漫是作狀的，即是裝腔作勢，為甚麼
要裝和作呢？當你沒有足夠的自己時，
就要裝、就要作。比如台灣，有時我就
覺得是個很煽情的地方。
我最近看Emily Hahn in Shanghai（《項
美麗在上海》），她是一位紐約作家，
曾經跟邵洵美談戀愛，一九三八至四五
年都住在中國。從她的眼睛看邵洵美、
徐志摩那班唯美派的人很有趣，本來都
是很典型的浪漫派，而她就提供了新的
角度看那群人，等於是種反省。我們
香港人的問題是沒有甚麼人討論我們，
這也是因為我們自己都不討論自己。我
跟人說自己已經很多年沒看香港藝術節
了，因為它變成是高級文化消費了，不
能給我reflexive thinking（反省）。怎樣
才有反省機會？就是當你跟周邊有文化
交流的時候，例如你在畫畫，旁邊的
人問你在幹麼，而他又跟你沒有任何
power relationship（權力關係），你就會
猛然醒一醒，反省自己的工作，而不是
任人消費去了。
這也就是Advocacy（倡議）的重要性，
你做一本雜誌，要知道這雜誌是做甚麼
的，為了達成甚麼。陳冠中在九十年代
回《號外》時，我跟他說《號外》以前
講「新世代」，提醒了大家很多事情，
現在已經沒有這些內容了。我還跟他
說香港需要investigating reporting（探究
式報道）。於是他和我介紹的人開了個
會，談一些策略性計畫，但中間有很多
抗阻，除了李志超贊成我的方法之外，
其他人都反對，結果這場試驗一、兩期
後便停了。
我覺得今天的香港還是需要一本有清醒
目標的雜誌，要有反省的討論，我們還
有很多的事情可做，有很多的事要倡
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