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阿富汗的淪陷或許在於鴉片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加拿大政府一個高層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AssessmentStaffofthePrivyCouncilOffice)在上個月針對阿富汗情勢提出警告：「阿富汗已經變成兩個國家了」。它指的是阿富汗政府實際控制的範圍只剩下以首都喀布爾為主的北方領土，而南面則已漸次陷入塔利班之手了。最近的韓國人質事件等於嚮全球證明瞭這個說法，而且還順便知會大家，這個南方的阿富汗還在不斷擴大，慢慢逼近喀布爾。

在伊拉克恐怖襲擊新聞都已經叫人厭倦的今天，聽到阿富汗塔利班死灰复燃卷土重來的消息，很難不令人懷疑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戰爭」是否已全盤失敗?何以美國當年的頭號大敵今天可以變得這麼囂張?這幾年來的阿富汗重建工程究竟又出了什麼問題?

仔細分析今天的塔利班，我們就會發現它相當年輕化，成員中不乏十多歲的小伙子，他們絕對不是當年被聯軍擊潰的那幫人，而是2001年美軍入侵之後才被招募進組織里的。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年輕人願意加入意識形態極端保守，禁絕娛樂的塔利班呢?除了阿富汗當年賴以擊退入侵蘇軍的強悍戰士傳統，美軍自己的策略要負上絕大部分的責任。

首先，我們知道美軍的地面部隊在長期征戰中已經陷入了神經緊張的敏感狀態，不時傳出敵友不分的濫殺消息。更可怕的是他們的頻密空襲，這些轟炸造成的平民死傷甚至到了一個連歐洲盟國都深感不滿的地步。無論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還是北約組織發言人，近日都曾公開批評美軍既不節制又不精確的空襲為聯軍工作帶來了嚴重的負面效果。原來標榜極端伊斯蘭思想的塔利班這時反而可以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動員受害的無辜平民。

更現實的問題或許出在鴉片身上。我們知道，目前全球九成的鴉片都來自阿富汗；而塔利班在正式執政的時期就很依賴鴉片貿易的收入。鼓勵農民種植鴉片，使得鴉片的種植、生產和運輸成了塔利班組織的重要命脈。無論是為了切斷塔利班和其他軍閥的財源，還是為了打擊美國深惡痛絕的毒品問題，美國都要好好對付鴉片。於是美國政府把當年用在中南美洲「反毒戰爭」身上的那套手法照搬到阿富汗，不只逼迫農民停種鴉片，還用空襲轟炸的方式毀滅連山遍野的罌粟。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美軍策略的根本失誤，那就是以打擊塔利班的微觀戰術思考取代了重建阿富汗的宏觀戰略考量。當你焚毀了無數農民賴以維生的罌粟，卻又不能提供其他更佳生計的時候，你叫那些農民該往何處去呢?有那麼多的阿富汗百姓靠種植鴉片過日子，你不但不把資源重點地投放在經濟轉型之上，反而急速摧毀他們的生活來源，這不是變相地在幫助塔利班召喚支持者嗎?

其實早有很多研究機構指出，阿富汗的問題不在表面的反恐，而在深層的重建；就算一時提供不了鴉片種植的替代方案，也應該想辦法從農民手中收購鴉片，使之從毒品轉向藥物的用途。可惜被戰爭沖昏頭腦的美國鷹派政府對此置若罔聞。阿富汗淪落到今天這個局面，責任屬誰，豈不是一目瞭然?

梁文道：室內的憂鬱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讀智海的漫畫，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像他在《Her Story：The Black Void》裏面的一個角色所說的：「我希望讀者看我作品的時間跟我創作的時間一樣長」，假如他畫一格要用二十分鐘，我們就該注視這一格二十分鐘。但這是不可能的，尤其在鬧哄哄的香港書展之中；這書展，恰到好處地呈現了這個城市的特質：狹窄、密集、高速。那天在書展會場的攤位裏，我極力配合環境，猶如叫賣翻版光碟一樣地叫賣書，然後Kubrick出版社的朋友送來四本新書，其中一本正是智海的《The Writer And Her Story》。我是不應該收下它們的，但我的反應比起自己已經遲緩的大腦還要快，結果道了一聲謝就取過來了。我不喜歡出版社贈書，不是因為我清高，甚至也不是為了評論人的公正操守；而是因為我覺得書是應該自己買的，尤其這類小型獨立出版社的出品。我沒有甚麼可以做的了，難道連花幾十塊錢買本書都不行嗎？回家之後看智海的博客，他很誇張地宣佈：新書印好就立刻絕版了。那是當然的，它只印了三百本。《The Writer And Her Story》最初是他自己手工釘製的冊子，一開始印了二十本，後來又多了一百二十本，每次都是因應需要才製作出來，連封面也是他逐本畫上去的。現在這本機器複製重印版固然不賴，但我還是喜歡那最初的粗糙，儘管我已不知把它放到那裏去了。

說回速度的問題，看智海的漫畫要慢，並不在於他的東西很豐富多彩，恰恰相反，無論是《The Writer And Her Story》還是後來的《默示錄》，他的作品都是一片黑白。尤其後者，往往有大量單調的重複。例如《Her Story》，就有連續八十四格背景墨黑，浮現一張正面人臉自己在呢喃自語的畫面。如果你是個看漫畫只是看故事，或者單純跟隨文字的讀者，你很容易掠過這八十四格，以為它們都是一樣的。但只要再細心點觀察，你就會發現它們每一張都是不同的。沒錯，它們很像，人臉一點表情也沒有（智海的招牌）；可是那些輪廓的缺角是不一樣的，每一對眼睛下方的陰影都有極細微的分別。這重要嗎？重要，因為這麼看你才會看得慢，看得慢你才能體會智海作品中那種因為長久等待而產生的時間停滯（就像困在荒島多年的人不知道今夕何夕），看得慢你才能深深感到他的陰鬱。很多人都說過智海作品的憂鬱、哀愁和荒謬，也有人把它們歸諸於卡夫卡，蒙智海的作家之一。所以他的創作似乎很有「普遍性」（「人的處境」，「現代的荒誕」等等），不像與他同輩的小克、江康泉和楊學德，一聞就聞出「香港味」。再加上他早期作品的文字都是英文，你若不知誰是智海，說不定會把他當作歐洲漫畫家。然而在我看來，智海最像卡夫卡也最不香港的地方，卻是他的憂鬱乃一種室內的憂鬱。聽說他也很喜歡美國畫家霍柏（Edward Hopper），那位把夜晚無人的街道畫得非常寂寞，把人物畫成空洞靜物的著名畫家。可是兩人對空間的處理是很不一樣的，即使是在畫室外空曠的公園，智海也總是把它們畫成了「室內」。霍柏可以把一間明亮的房間變成整個無意義的城市的象徵，智海則可以把街道和沙灘變成四面牆裏的家具。就算我們沒有真的看到牆壁，但我們知道那些隱形的牆是存在的，封閉整個空間。這空間越是遼闊，那種室內的人工的虛構感就越強，就像電影《Truman Show》裏的占基利活在一個完全人造的世界裏一樣，窒息，沒有出路。卡夫卡的陰鬱豈不就是這種室內的陰鬱？室內，指的不是一個實際的物理空間，建築物的內在；室內更是一種品質和氛圍，例如牆角的暗影，經過玻璃窗戶的光線，與細碎的人聲和它引起的回音。這種品質又是很不香港的，因為香港是一個連室內也都像是戶外的地方，整個城市的肌理毫不費力地就伸進了住家裏頭，回家與上街的分別不大，因為每一個人的家都像街道都像商場。比如書展，你說那是戶外還是室內呢？

梁文道：禁書的路線圖

【明報-筆陣】「國際笑話」已經成了香港書展的特色，要是哪一年沒有鬧出「國際笑話」，香港書展就不算是香港人的書展了。今年的香港書展也不負眾望，開幕第一天，影視處職員就禁掉了一本叫做《愛情神話》的文史著作，理由是它的封面登了一幅西洋油畫《丘比特與賽姬之初吻》，畫裏頭的丘比特和賽姬都是裸體的，不宜兒童觀賞。

書展裏有關道德的議題還不止這一樁禁書事件，三聯書店替曾經寫信給特首請求准許安樂死的癱瘓病人「斌仔」（原名鄧紹斌）辦了一場新書座談會，主題就是安樂死。

座談會嘉賓之一，統領全港公立醫院的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在會上公開贊同安樂死的合法化。這兩件事表面看來風馬牛不相及，但它們其實是相關的，它們不只反映了香港人處理道德爭論的手法，更能讓我們看到香港人如何理解政府與個人之間的關係。

首先讓我們來考慮禁書事件。影視處已經不是第一次鬧出這種笑話了，從十幾年前的《新人》雕塑要被罩上圍巾，到後來更出名的《大衛像》被判「二級不雅物品」，影視處不只沒有半點改進，其處長鄭美施近日更公開表示他們的職員沒犯錯，只是有待檢討而已。為什麼同類的事情會一再發生？為什麼一再有藝術品只因人體裸露就會被認定不雅？除了影視處的保守落後，除了他們的職員受到的教育和訓練不足之外，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理由可能就是市民的支持了。

就以這一次的《愛情神話》遭禁事件為例，我們可以在傳媒的報道裏發現，儘管絕大部分的受訪市民都不贊成影視處的做法，但還是有一兩個人會覺得那些西方名畫確實是不雅的。數日前，我在另一份報紙的專欄裏批評影視處職員該接受通識教育，翌日即有讀者投書說： 「一本配上大量裸體的書是藝術還是淫穢，社會上仍然存在極大的分歧，所以該（影視處）督察的行為，也未必是梁先生所說的過敏或可笑，可能有人會認為他的行為是去保存香港僅存的一點傳統道德觀念……本人認為，接受了通識教學的人也可以強烈地認為該書傷風敗德，甚至視公認的藝術品為道德墮落的象徵。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鼓勵更開放、多角度地思考， 包容不同的意見。」（ 《都市日報》 2007.07.24）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反應？應該如何處理不同意見乃至於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分歧呢？

早在1927 年，魯迅就曾寫過以下這一段名言：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是否直到如今，中國人對於身體還是如此敏感呢？

與其簡單地斥之為保守反動，我們需要的是更深入更自覺的反省。其實不接受裸體藝術也可以是有道理的，比如說我們可以爭辯，藝術與道德的分野只不過是種西方人的習慣，而且還是個相當晚近的現代現象；中國人不必然要接受這種區分，我們可以堅持把屬於道德範疇的善惡判斷加諸藝術身上，而不輕易追隨西方，把藝術視為一個自有其自律性（autonomy）的獨立領域。我們甚至還可以援引當代美學理論和晚近藝術史的研究，指出藝術和色情的區分並非如現代大眾所想的那麼絕對，就算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其實也充滿了「色慾」（erotic）的張力和暗示。

問題是那些覺得「公認的藝術品為道德墮落的象徵」的市民有提出過這些辯解嗎？沒有，他們只是「覺得」裸體淫穢就夠了。按照同樣的邏輯，我們也可以「覺得」一張山水畫很淫穢，而不用提出任何理據。事實上，我們的社會從未就裸體藝術的禁與不禁開展過一點嚴肅的討論。10多年來，永遠重複一方指摘對手保守落後可笑，另一方則自稱要尊重少數人感受的口水循環。

很多論者都指摘香港社會的道德保守，在我看來，這不只是保守，而且是道德上的犬儒主義，也就是不認真面對任何與根本道德價值相關的討論，盡量避而不談。即使是談，也只不過是那種「你有你的觀點，他有他的角度」式的各自表述，表述完了也就算了，除了再次證明香港是個「多元社會」之外，一無所成。

我們再來看看「斌仔」的例子。其實他提出的安樂死問題是個非常重要的嚴肅議題，很值得社會以至於立法會認真思考。可是3 年多前當「斌仔」致信特首一事曝光之後，我們只見輿論一面倒地和稀泥，又是名人們老調重彈地為他鼓勵打氣，要他熱愛生命；又是社會各界紛紛送暖，要他好好做人。怎料3 年後的今天， 「斌仔」還是堅持「我要安樂死」，經過之前那堆溫情氾濫但膚淺空白的陳腔濫調， 「斌仔」的呼聲實在是一次反高潮。只是他這回現身說法有效嗎？能夠改變香港的道德犬儒主義嗎？恐怕很難。儘管胡定旭非常有勇氣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公開支持安樂死，但是也沒有多少人願意跟進討論。至於政府，當然就是以一句「社會還沒有共識」虛掩過去了事。

「社會共識」，這4 個字真是可圈可點，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有「社會共識」的呢？就連人類是否真的上過月球，大家也還沒有共識，何安樂死！偏偏香港人最喜歡的就是「社會共識」，安樂死是否可行，歧視同性戀算不算犯法，什麼時候可以有普選，全部都要到社會有共識為止。在沒有任何「社會共識」之前，我們只能用哄小孩的方法告訴自己，香港真是一個多元社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然後讓斌仔繼續等下去，讓書展每年繼續出禁書，直到天荒地老。

「社會共識」不是一個自然存在的物件，更不是一部只要等待它，它就遲早會來的列車。我們不推進辯論，不勇敢地突進道德議題的論戰，社會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對裸體藝術和安樂死有共識呢？

在這種懨悶的膠狀底下，那種只要我覺得敗德就是敗德的道德保守派自然會大佔上風（這種保守和一般社會政治哲學上所說的保守極為不同，它是一種從感覺出發，又單純地回到感覺，拒斥任何理性思辯的道德立場）。為什麼？因為我們的政府和公務機構長期浸淫在一種從政治中立的原則衍生出來的價值犬儒的文化氛圍裏，他們不敢也不能主動介入道德價值的紛爭（所以安樂死要等社會共識），他們只能被動地滿足市民。更簡單地說，他們就像一個商業機構，盡量接受市民的投訴，然後好好滿足市民的需要。所以誰去投訴，誰就是贏家。

我不相信社會對「一本配上大量裸體的書是藝術還是淫穢」真有「極大的分歧」，問題只在於哪怕只要有一個人覺得它淫穢，他就可以跑去影視處投訴。然後影視處的職員就不敢妄自憑常識判斷投訴合理與否，而要客觀地按章辦事，將一幅西洋名畫定為「二級不雅物品」。至於其他不覺得那本書有問題的多數市民，就只能坐視自己的自由被硬生生地剝奪了。

那位投書回應我的讀者非常準確地表達了香港這類保守派的虛偽，他們一方面利用投訴而非辯論的方法粗暴地奪走了其他人的自由，讓想看《愛情神話》的讀者看不到書，讓想看足本《秋天的童話》的觀眾看不到完整的電影；一旦受到攻擊，他們卻又反過來以受害者的姿態要大家「開放、多角度地思考，包容不同的意見」。現代社會堅守言論自由的理念是為了要形成更活潑也更能令人長進的公共辯論，但在香港，許多人卻把言論自由這種「公共物品」理解為消費者的私人權力，將它扭曲成了投訴的自由。他們不打算包容其他人獲取資訊的自由，卻要大家寬容他們投訴的自由。

至於影視處這類公務機構，更早更就被港式保守派的投訴文化馴養成了一頭乖巧的警犬。即使還沒有收到任何人的投訴，當他們獲邀去書展巡查時也會自動帶一顆戰戰兢兢的敏感心靈，盡忠職守地找出很可能會被投訴的書籍，事先申禁，這才叫做為市民做到最好的服務型政府。

此外，像《愛情神話》這種書在一般書店是不會有問題的，為什麼對象同樣是0 至100 歲的普羅大眾，書店不去主動邀請影視處檢查，書展卻要這麼做呢？理由就在於書展的主辦者貿易發展局也是一個深恐投訴害怕違法的公營部門，比起私營書店經理，他們的職員不見得更保守，他們只是更想避免價值爭論和由此引起的法律訴訟罷了。

只要有一個人「覺得」裸體畫淫穢，直接跑去投訴；只要影視處戒懼地嚴守本分；只要貿發局謹小慎微地邀請影視處在書展開幕前巡查會場，一張完美的禁書路線圖就會出現，書展的「國際笑話」，自然會年年鬧下去。而繪製這張路線圖的墨水則是香港那極度扭曲又極度虛無的道德犬儒主義，認受性成疑因而不敢在道德價值問題上展現領導氣魄的政府，加上一群怯於公共討論勇於舉報投訴的市民，就是這種墨水的最佳生產商。

梁文道：阿富汗的淪落

【都市日報-兵器譜】加拿大政府一個高層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Staff of the Privy Council Office)在上個月針對阿富汗情勢提出警告：「阿富汗已經變成兩個國家了」。它指的是阿富汗政府實際控制的範圍只剩下首都喀布爾為主的北方領土，而南面則已漸次陷入塔利班之手了。最近的南韓人質事件等於向全球證明了這個說法，而且還順便知會大家，這個南方的阿富汗還在不斷擴大，慢慢逼進喀布爾。

在伊拉克恐襲新聞都已經叫人厭倦的今天，聽到阿富汗塔利班死灰復燃捲土重來的消息，很難不令人懷疑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戰爭」是否已全盤失敗？何以美國當年的頭號大敵今天可以變得這麼囂張？這幾年來的阿富汗重建工程究竟又出了甚麼問題？

仔細分析今天的塔利班，我們就會發現它相當地年輕化，成員中不乏十多歲的小伙子，他們絕對不是當年被聯軍擊潰的那幫人，而是○一年北約聯軍入侵之後才被招募進組織裏的。為甚麼有這麼多的年輕人願意加入意識形態極端保守，禁絕娛樂的塔利班呢？除了阿富汗當年賴以擊退入侵蘇軍的強悍戰士傳統，美軍自己的策略要負上絕大部分的責任。

首先，我們知道美軍的地面部隊在長期征戰中已經陷入了神經緊張的敏感狀態，不時傳出敵友不分的濫殺消息。更可怕的是他們的頻密空襲，這些轟炸造成的平民死傷甚至到了一個連歐洲盟國都深感不滿的地步。無論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還是北約組織發言人，近日都曾公開批評美軍既不節制又不精確的空襲為盟軍工作帶來了嚴重的負面效果。原來標榜極端伊斯蘭思想的塔利班這時反而可以轉而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動員受害的無辜平民。

更現實的問題或許出在鴉片身上。我們知道，目前全球九成的鴉片都來自阿富汗；而塔利班在正式執政的時期就很依賴鴉片貿易的收入。鼓勵農民種植鴉片，使得鴉片的種植、生產和運輸成了塔利班組織的重要命脈。無論是為了切斷塔利班和其他軍閥的財源，還是為了打擊美國深惡痛絕的毒品問題，美國都要好好對付鴉片。於是美國政府把當年用在中南美洲「反毒戰爭」身上的那套手法照搬到阿富汗，不只逼迫農民停種鴉片，還用空襲轟炸的方式毀滅連山遍野的罌粟。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美軍策略的根本失誤，那就是以打擊塔利班的微觀戰術思考取代了重建阿富汗的宏觀戰略考量。當你焚毀了無數農民賴以維生的罌粟，卻又不能提供其他更佳生計的時候，你叫那些農民該往何處去呢？有那麼多的阿富汗百姓靠種植鴉片過日子，你不但不把資源重點地投放在經濟轉型之上，反而急速摧毀他們的生活來源，這不是變相地在幫助塔利班招喚支持者嗎？

其實早有很多研究機構指出，阿富汗的問題不在表面的反恐，而在深層的重建；就算一時提供不了鴉片種植的替代方案，也應該想辦法從農民手中收購鴉片，使之從毒品轉向藥物的用途。可惜被戰爭衝昏頭腦的美國鷹派政府對此置若罔聞。阿富汗淪落到今天這個局面，責任屬誰，豈不是一目了然？

梁文道：再說茶餐廳的狗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還記得「啤牌」嗎？那頭茶餐廳的狗，平常總是到處遊逛，當牠坐在報紙檔門口的時候，路人都說牠是「那隻報紙檔的狗」；但當牠睡在車房裏的時候，來修車的人又會以為牠是「車房狗」。其實牠是一頭茶餐廳狗。牠死了。

近讀好友鄺穎萱的書稿《帶Goldie去旅行》，我才知道全港五十萬名狗主，真真正正為動物設計的公園原來只有一個，那就是灣仔區議會設立的海濱公園，其它能讓狗兒進去的公園用十隻手指頭就數得完了。或許這本來就不是一座適合動物生存的城市，那怕是人類最好的朋友，所以鄺穎萱才要寫出這樣的一本書，告訴大家還有甚麼地方是沒讓政府趕盡殺絕的。例如赤柱旁邊的夏萍灣，沙粒都給潮汐沖走了，於是康文署就正式放棄了這裏，也撤走了救生員，留下一堆岸邊的碎石。雖然我們還是不能效法電影裏常見的那種場面，一人一句在夕陽底下踩在細沙之上迎浪奔馳，但小狗至少可以在這裏面對大海，看清楚使這座城市聞名的海洋。

啤牌也看過海嗎？我不清楚，我只知道牠再也沒有這個機會。那天聽報紙檔主人說牠死了，我很愕然，然後立刻趕到常去的茶餐廳，聽他們說啤牌的最後一夜。

那天傍晚，人客已稀，於是照例開門放牠進來逐桌和熟人打招呼。三條街外的雜貨店叫外賣，啤牌又如往日，盡忠職守地跟侍應哥哥騎車送貨。雜貨店老闆那時早就喝醉了，夜色朦朧之下不辨方位，一腳踩到啤牌身上，牠本能地回首一咬，醉漢大怒。就在電光火石的一剎那，就在侍應喝叫之際，就在啤牌恢復鎮定鬆嘴後徹的當兒，醉漢已順手抄起一根鐵棒，照啤牌的頭骨狠狠揮了下去……。

說到這裏，整個餐廳的人都靜了下來，過一會兒，大家才放聲咒罵，告訴我自此之後幾條街的街坊都不再與那間雜貨店來往。啤牌是大家的狗，正如這家茶餐廳是大家的客廳一樣。事情發生之後，巡警迅速趕至，捉走了兇手。他們都認得啤牌，都在這裏餵過牠（叫牠『Sit』，和牠握手，然後丟一塊麵包給牠，再摸摸牠的頭）。和我們一樣，這些年輕的警員憤怒了。但是按照法律，兇手最後被起訴的罪名是「損毀他人財物」。原來啤牌要是沒死的話，還可以告他虐畜；要是牠死了，牠就只是「他人財物」。

聽完啤牌的故事，突然我看見一隻小狗搖頭晃腦地走進來，大概才五六個月大的子，在我跟前傻呼呼地追自己的尾巴團團轉，頭像一隻史納沙犬，身子卻是黃黃黑黑的另一種模樣，有熟悉的花紋。鄰桌高興地介紹：「啊！啤牌仔啦！」。啤牌仔？「係呀！佢係啤牌仔」。我才伸手搔牠的頭，牠立刻興奮地跳起來輕咬我的手指，很忙亂的樣子。「咁佢叫做乜名？」，另一個街坊很理所當然地回答：「啤牌仔梗係叫做啤牌仔啦。」

梁文道：書展該改名了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書展碰見一位熟悉的行家，他告訴了我一個奇妙的遭遇。

今年他們有本不錯的話題書，很受讀者歡迎，有個老外也覺得這本書大概能夠賣出海外版，於是過來找他商量。今年參加書展的顧客人數可能比去年還要洶湧，攤位內外全擠滿了人，根本容不下兩個人靜靜細談。四顧全場，凡是能坐的地方都有人坐下了，還好地下那層開了家咖啡店，可以讓行家談生意。

到了樓下，我的朋友才發現不知道為甚麼，這家臨時搭建的咖啡店原來也是名人明星登台會粉絲的場地。才走進去，就看見一群娛樂版記者舉起相機猛閃鎂光燈，人數更多的少年粉絲們揮舞各式各樣示愛打氣的標語牌，喧嘩地簇擁台上一個濃妝豔抹的女星。這位跑遍全球的書商何曾見過一個book fair會有這等場面，當下就呆了。

於是兩人逃了出來，在人群中逆流緩動，好不容易走到君悅酒店的咖啡廳，才看到幾乎全是來書展的同行們，再也沒有一張多餘的桌子了。最後，他們兩人只好去了JJ's這家著名的「蒲點」。

這位外籍書商大概從沒試過去一趟書展，居然要跑到disco才能坐下來談版權的交易買賣，明年他還會再來嗎？

每年香港書展都有一批聊作點綴的外國參展商，今年也有，比如說一家來自巴基斯坦的出版社，真有一堆不錯的好書，但全是非賣品，因為人家是按國際常規的概念來參展的。

甚麼是國際行規？大者如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一般顧客是不讓進的，那是個全球行家向各地書商兜售自家產品的地方，所以大家都不會帶來一卡車的書現場廉售。你何時見過其他商貿展是做零售的呢？有人會在車展甚至軍火展的現場開走一部新車或者戰鬥機嗎？就算有零售，其他正規書展也只會在展期的最後一兩天才開放給一般消費者，讓他們買走樣品書，書商們才輕裝回航。

香港書展雖然曾是兩岸三地最早的國際書展，但在前幾任貿易發展局總裁的規劃底下，它早就成了一個市場，就像平常不買花的人也會進去年宵夜市湊熱鬧一樣，平常不買書的市民這時也會進場過把癮。華文版權交易中心的地位，負責推動貿易的貿發局早已把它雙手送給了年輕得多的北京書展。

既然如此，為免那些外國人尷尬，我們何不乾脆把Hong Kong Book Fair正式改名為Hong Kong Book Mart，擺明車馬做零售呢？

梁文道：先知必定不受祖家的歡迎（下）

【南方都市報】早年「台灣新電影運動」的兩根標杆分別是楊德昌與侯孝賢，觀眾也分成了「擁楊派」與「擁侯派」。喜歡侯孝賢的會說楊太過冷酷，不如侯的悲天憐人擁抱鄉土；喜歡楊的則會辯稱他好就好在拍出了現代都市生活的無情與疏離。事後看來，這種區分顯然是太粗糙了，侯孝賢並非「鄉土」二字可以概括，而楊德昌也不盡是冰冷抽離。

但是楊德昌對於「台灣式的鄉土」又的確是有距離的。很多年前他曾經介紹我看一篇論文，談的是納粹反猶太意識的根源，那篇論文的作者把問題追溯到納粹支持者的「鄉土情結」上，指出他們特別執迷地崇拜大地與浪漫化的農村圖像，覺得鄉土代表了有根、踏實和傳統，是值得大家熱愛甚至犧牲生命的。與此相反，寄居城市的猶太人則被視為無根、漂泊、狡詐而多變的他者。

當時，台灣文化上的鄉土情結開始被納入了政治措辭的範疇，我們目睹市面上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本土論述，飲食是台灣的好，藝術是台灣的妙，連哲學也有人提倡「台灣哲學」的說法了。終於到了一個地步，只要誰不喜歡台灣本土自生的東西，誰只要否定台灣鄉土的純樸不變，肯定台北都會的駁雜不純，誰就是不愛台灣；而誰不愛台灣，誰就是人民的公敵了。最後，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終於要在眾目睽睽之下，跪在地上親吻土地，仿佛這才證明瞭國民黨不是「外來政權」，這才表示他真是愛台灣的。

愛台灣愛得泛濫之後，就連「愛」也變得虛無可疑。幾年之間，台灣成了一個落花流水皆有情的小天堂。每個政客都像瓊瑤小說里的角色，人人愛不離口，總是充滿激情，偶爾還要淚酒廳堂。打開那些厚得像本小說的CD封套，你會發現許多歌星錄每一首歌都有說不盡的心事；為了表示這是真的，他們還要親手用筆去寫出那些感人的心情。至於媒體，八卦的盛行就最能說明這種近乎農村鄉願的濫情風氣。沒人關心楊德昌的運鏡方式，大家只知道他拋棄了蔡琴。楊德昌也真不識相，用《麻將》狠狠刺穿了這一切，告訴大家所謂的愛無非盡是計算，而城市的功利無情早已吞噬了逝去的鄉土醇美。

台灣文化的感覺結構越是直白粗淺，楊德昌的作品就越是顯得低沉晦澀。我想他也很不喜歡台灣電影工業的產銷模式，新片上映，男女主角一定要有緋聞嗎?他自己一定要去接受那些低智的電視採訪，甚至滿嘴「胡哥」、「吳哥」地和主持人玩一些辱人的遊戲嗎?

曾經，他以為放棄電影、改行漫畫，就是一條出路。到底漫畫是門手工業吧，何況這是他自幼就有的興趣(他家里還藏有手冢治蟲的全集)。可惜連漫畫，台灣人也接受不了楊德昌的口味。

除了內行，一般觀眾都不大喜歡楊德昌。侯孝賢的電影固然也是票房毒藥，可至少大家還會帶刻版的印象，覺得他是「我們台灣人的導演。」而楊德昌，他鏡頭下的台灣幾乎從未美化過；對於台灣的一切，他總是批判。不愛台灣，你就不是自己人。

楊德昌真的不愛台灣嗎?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結尾，小貓王去探視獄中的小四，留下了一卷錄音帶，裡頭錄了他們最喜歡的貓王歌曲《一個更明亮的夏日》。小貓王還在帶子里告訴小四，貓王終於回信給他們這幫小粉絲了。說他「很高興在一個不知名的小島上也有人喜歡他的歌」。要有多深的情感，才寫得出這麼一句沉重而荒謬的句子呢?更令人絕望的是，小四根本不知道小貓王來過，也不知道這卷錄音帶的存在，因為獄卒擋住了小貓王，還隨手把他留下來的帶子丟進了垃圾筒。

梁文道：粗話的禁忌知識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這半輩子讀書最少的時候，就是在電台工作的那一段日子了；但也正是在那短短的十幾個月裏，我才有機會看到一本一般人看不到的「密典」，嚴格地說，那其實是一本手冊。這本手冊是香港廣播管理局發給各電子傳媒機構的指南，凡是上面列出來的詞彙，都不能在大氣電波裏散佈傳播，因為那全是些鄙俗不堪，有乖倫常，傷風敗德的粗話與黑社會背語。真有這麼多的禁忌詞彙，多到足以編成一本手冊嗎？有的，我舉個例子：「柳骨」。「柳骨」就是黑社會成員稱呼牙簽的暗語，太黑了，所以我們電台主持人當然不能使用。

我敢打賭，今天任何一個自稱黑社會成員的金毛小伙子也不可能知道什麼叫「柳骨」，那它為何還會出現在一本九十年代末期才重新編定的禁語手冊裏呢？沒人知道。不過我們一幫同事又很驚訝地發現，本來人人都以為是粗話的「仆街」居然不在手冊之內。早知如此，當年大家就不必擔心電台裏的火爆名嘴罵人「仆街」了。

彭志銘在他的新書《小狗懶擦鞋》裏就特別替「仆街」平反，指出「仆街」是咒人橫屍路邊，頂多惡毒，卻不是平常那些總要和性事拉上關係的粗話。而且他還更正大家，「仆」字的正寫應為「踣」，同學們要注意。

從魯金數起，經過吳昊，來到彭志銘，他大概算是這一脈香港俗文化掌故書寫傳統的第三代了。正如兩位前輩，他不避俚俗，甚至還有越俗越妙越粗越過癮的一股顛覆氣質。就拿這本《小狗懶擦鞋》來說吧，書名固然是粗話諧音，一開篇更是先聲奪人地教讀者粵語正字：、原來該分別寫作「」、「」，而且字字有出處。

看到這裏，說不定你已經想向淫審處投訴我了（坦白講，我也不敢肯定這篇文章能否順利見報）。所以在書展裏見到這本書時，我也以為影視處一定會把它列為禁書。可是再讀下去，你就會發現它也不盡是由頭髒到尾。例如廣東話常把女人的乳房叫做「lin」，一般以為是有音無字，結果彭志銘查考到《東莞縣志》去，發現「淰」這個字本義濁水，由於乳汁分泌出來也是混濁的，於是乳汁也叫淰汁，後來才乾脆用「淰」指稱乳房。

《小狗懶擦鞋》很有彭志銘以及他那「次文化堂」出版的一貫風格，總是不辭勞苦地為最粗鄙的小道瑣事發掘出上下千年的文化脈絡，引經據典，為的就是證明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看不起的東西其實是怎麼回事。似乎一個髒字只要在《說文解字》裏出現過，就突然變得不髒了，就變得很有文化，能登大雅之堂了。我一直不大同意彭志銘的這種傾向，因為一個粗話之所以為粗話，並不在於它的歷史有多悠遠，也不在於它的字形和意義是否在歷史的流變中被扭曲變化了，而是它在此時此刻的語意佈局裏佔了一個粗鄙的位置。被人用粗話問候，縱使罵你的人搬出《康熙字典》向你指出那個字有出處，也不見得你就會恍然大悟，心情愉快吧？然而我又想起那本電子廣播界的密傳手冊。當時同事慎而重之地把它交到我手上時，一再告誡：「千萬不能給主持人看呀」。為什麼？這本官方精心編制的冊子難道不就是為了給大伙們一個指引，叫大家不要犯忌嗎？不，廣播管理局的態度很清楚，這本手冊只能在管理層間傳閱，我就是能看上它一眼的最低層別的幸運兒了。如此說來，我們也不能照它指令主持人不准說什麼，只能坐以待斃，等到有人投訴才乖乖受罰！這是什麼道理？直到我離開電台那一天也解不開這個謎。據說是當局怕主持人看了之後會故意犯禁，又或者拿它出來公開嘲弄！可見我們不但要禁粗言穢語，甚至連關於它們的知識也要禁，這時我就格外能夠體會彭志銘的用心了，他不是要挑戰現存的粗話禁忌，他想挑戰的是種禁忌知識。

梁文道：政治人物的道德問題

【明報-筆陣】我本來以為廣播處長朱培慶辭職只是香港這小茶杯裏的風波而已，沒想到原來有不少內地媒體也很關注這事，不只報道，並且評論。它們的角度自然是要突出香港媒體的自由與發達，香港社會民意力量的強大，以及香港人對官員道德水平的高度要求。的確，同樣的事件要是發生在內地，首先就不會有媒體擅自發布甚至拍攝一名高官與性工作者把臂同遊的照片。其次，所謂的「民意」也可能根本發作不起來，如果不是大家早就見怪不怪不以為意的話。最後，官員更是犯不為了這點小事就自行求去，除非是上級有壓力。所以朱培慶的醜聞反倒見證了香港體制的優點。

從政的專業倫理

可是再細想下來，香港社會對官員道德水平的要求難道就絕無可議之處嗎？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到底該如何要求公職人員的道德水準？它該高到哪個程度？我們又有什麼方法確保公職人員不會失德呢？

回顧關於這次事件的討論，可以發現其實有不少人贊同朱培慶的解釋，覺得他在公餘時間自己花錢冶遊是他自己「私人生活」的問題，與「公務」無關；所以他沒有理由向公眾交代詳情，在這事上真正該問責的其實是他的太太。但是與此同時，很多人又覺得他主動請辭是正確的決定，因為他的形象已經受損，而「社會對於官員道德水平的要求是應該比一般人要高的」。

為什麼當官的人一定要比普通人道德高呢？這其實是一個沿襲傳統但未經推敲的共識，好像從政者都該是聖人，不只比一般人聰明能幹、刻苦耐勞，還要比一般人更能抵得住欲望的誘惑，在道德操守上堪為天下表率。我相信任何人只要靜下來想一想，都會覺得這種要求是不合理的。從政治權術的角度考慮，如果一個政治人物不只從政成績優秀，還恰巧是個大善人，那麼他的聲譽和威信自然更能令人拜服。但萬一他只是個普通人，齊備了普通人皆有的七情六慾，而且不時有踰矩的行為，那麼他是否就此喪失了從政的資格呢？我們該記住即使是孔子，也曾盛讚私德不夠檢點的管仲，說他有功於天下。難道我們竟然要比孔子還講究道德嗎？

但這又不表示政治家或者公職人員在操守上只要和一般人看齊就行了，因為他們佔據了特殊的職位享有非常的權能，與社會大眾有特定的關係。所以我們不應該抽象地要求他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從他們的職位和權能裏推導出一組特定的道德規則。我們不能說官員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們該說因為官員佔有特別的職位權能，和公眾有特別的權責關係，所以才要有相應的倫理信條。簡單地講，從政者該遵守從政的專業倫理。如果一個官員破壞了這套專業倫理，他不只對不起他的職位權能，更會傷及公眾利益；這才是我們應該睜大眼睛盯清楚的。

公然說謊鑄大錯

就以朱培慶這件事為例，他犯的錯誤大概有三條：一是光顧聲色場所；二是被記者拍照時驚惶失措；三是事後透過屬下香港電台的公關發表聲明，說當晚他身邊那名女子只不過是朋友的女伴。

第一條錯誤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是私生活的事，既與公眾無關也與其權能職位無關。如果我們接受性工作是正常的工作，性交易是正常消費活動的話，他甚至根本沒有犯錯。

第二條錯誤就更只是公關反應的技巧問題了，我們可以說他處理得不夠機智不夠成熟，破壞了他一貫的穩重形象，但這實在和道德扯不上邊。

直至目前為止，香港傳媒與大眾最關心的就是這兩條了。朱培慶被記者拍到的醜態固然是市民訕笑的題材，當晚他和那名女子到底幹了什麼事更是愈挖愈細，大白於天下。可是那第三條錯誤卻被大家輕易放過了，恍如過眼雲煙。

若按照前面所說的從政專業倫理來看，這第三條錯誤才是最嚴重的。首先，這是一個謊言，那名女子根本不是朱培慶口中的「朋友的女友」，而是他花錢請來的性工作者。政治人物公然說謊，當然會令人聯想他是否也會在關涉公眾利益的事務上欺瞞大家了。其次，就算我們採取最寬鬆的態度，覺得這個謊言與公眾無關；但它還是一個很重大的錯失，因為這個謊言是透過政府部門——香港電台的公關發出的。

換句話說，朱培慶冶遊也好，失儀也好，都和他的職位權能無關；反而他事後回應的方法才是真正違反了公職人員的專業倫理，因為他利用職位和政府機器去撒了一個謊，與濫權無異。

尼克遜和克林頓

為什麼我們不把這個謊言看作焦點，卻都跑去關心他那些私人生活的作風問題呢？除了朱培慶擔任公職30 年來建樹頗多，盡忠持重，大家不忍多加追究之外，這裏還有一個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且以美國戰後兩次著名的彈劾總統案為例，第一次是尼克遜，第二次是克林頓。在尼克遜案裏，彈劾的理由分別是他隱瞞水門事件的竊聽內情，以及動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等國家機器去針對政敵；在克林頓案裏，彈劾的理由則是他在和萊溫斯基的性醜聞上公然撒謊。

任何人都能明顯地看出，尼克遜所犯的罪行要比克林頓嚴重多了，他濫用職權破壞了美國的國家體制，而克林頓犯的卻是一個嚴格來講與公眾無關的「私德」錯誤。為何在短短20 多年間，美國議會彈劾總統的理由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首先，從美國開始，最近30 年來世界上許多地方的社會氣氛都有道德保守化的傾向，公眾對道德問題的興趣愈來愈濃厚。香港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與性有關的議題近來動不動就成了社會分歧的引爆點。更準確地說，這還不是道德的保守，而是道德的偏向。因為我們雖然很關心包括政客在內的公眾人物有沒有嫖妓，有沒有婚外情；但卻從不理會他們有沒有同情心，是否仁善公正。對一些力倡道德重建的團體來講，一個政治家是同性戀的罪惡甚至比他毫不關懷弱勢群體的麻木不仁還要重。一個議員可以言而無信，實際投票結果與他事前所言截然兩樣；但他卻絕對不能有婚外性行為，彷彿他的性生活和公眾更有關係似的。莫非只有性才是道德領域的議題嗎？

其次，媒體的瑣碎化與相應的「政治化妝術」（spin）也有一定程度的責任。報刊雜誌固然愈來愈喜歡政治人物的小故事，說說他們放假去何處旅行，孩子又在什麼地方上學工作。同時政治人物也愈來愈不介意公開一點自己的私生活，好營造一個立體的人格形象，讓百姓覺得他很親民。加起來的效果就是把公眾視線從更嚴肅的政治議題轉向至政客的個人身上，如果今天的政客比從前少了私隱，狗仔隊像追蹤明星一樣跟隨他們，這也實在是大勢所趨，咎由自取。

香港勝在傳媒監察

說回中國政治的現實。我們歷來就很關心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直到今天，中央政府仍不時三令五申，要官員端正品行，可是各級幹部腐敗失德的事還是層出不窮。原因之一是許多品德的要求陳義過高，沒有從官員實際擁佔的職權出發，反而像是要先找一個君子才請他當官似的，非常不切實際。更重要的是這些道德要求沒有被翻譯變化成具體的制度制約，根本就難以操作。例如我們都不想再看見官員為了一己私慾就大興土木，為自己修築豪華辦公樓，為地方鋪張大而無當的形象工程，可叫他們放棄浮誇的作風就管用了嗎？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品德的問題，而是預算如何編訂如何管控的權力監督的問題；與其奢言道德，還不如貫徹分權制衡的精神。比起內地，香港或許勝在相對自由的傳媒；但是說到官員道德水平的準則，大家在觀念上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對政治人物操守的要求有多空泛，這條路就有多遠。

梁文道：壞品味

【都市日報-兵器譜】回歸以後，香港人曾經很喜歡「國際笑話」這四個字，每回出了甚麼不可思議的意外，發生了甚麼令人發噱的醜聞，媒體就愛用「國際笑話」形容之，彷彿全世界的人民一沒事幹就盯香港，看你何時又鬧了一個笑話出來。拜託，全球六十億人都很忙，香港也不是甚麼世界中心，你的一件小事故，沒那麼多人會注意的。

比如說今年的書展，開幕第一天就又出禁書了。那是本台灣出版的西方古典愛情故事介紹，講的都是希臘神話裏那些牧神嬉春，愛神勾人之類的傳說。它還配上了大量插圖作品多出自文藝復興以降的西洋油畫，其中還不乏大師名作。就是這樣的一本書，被循例巡迴書展的影視處督察宣布為「禁書」，不得在會場內發售甚至陳示。理由？那些油畫太淫蕩了，不只有大量的裸體，還有調情愛撫的場面，傷風敗俗之至。

按照往例，這絕對是樁「國際笑話」，但由於這類笑話已經成了每年書展「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所以它也就不再好笑了。更何況就算真有國際人士關注香港，他們也早把這種習慣看成了香港社會的特質，在尊重文化差異的前提底下，放心，他們是不會恥笑香港的。

既然不再笑得出來，我們就得好好靜下來想想，為甚麼這類笑話可以一再重演。從制度下手，文章已經夠多；從文化分析，更是人人有話說；所以我們不如從宏觀投向微觀，把焦點放在個人身上，也就是那些代表全港市民負起維護社會最低道德水平線重任的審查員。

這位認定西洋油畫傑作穢目的督察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呢？他受過甚麼樣訓練，使得他可以如此自信地下達明快而果決的禁令呢？據說這些影視處的督察多是「EO」(行政主任)，起碼受過大學教育，好歹也是知識分子。要有怎麼樣的教育，才教得出這種學生，獨具慧眼地發現掛在歐洲藝術館裏的名畫原來是不宜兒童觀賞的？

我想起了近年很熱門的通識教育，因為在我看來通識教育其實也是種道德教育。所謂道德教育，絕不只是一種可以幹甚麼又不可以幹甚麼的紀律訓練，而是一種更廣闊更圓融的道德心靈之養成。一個受過完整道德教育的人，不能只懂得合乎道德與不合乎道德的種種規條判斷，他還要知道道德判斷的適用範圍，不會看了一齣講騙子的戲就說它鼓吹說謊。他要通曉人情世故，曉得因時制宜，恰如其份地作出言行舉措，不會在公共場合放屁，也不會在廁所裏忍屁。西方人文教育傳統講究「品味」(taste)的培養，在文藝復興時期，說一個人有品味的意思不單是說他能吃會穿，還是說他總能在最適當的時間和場合做出最好的判斷，這也包括了道德判斷。

因此一個受過完整通識教育的人應該是寬容的，有同情心的，明白事理的，或者是我們常說的：「懂得多角度思考」。他絕不會輕易地把一幅裸體畫當作誨淫宣傳(儘管他可能知道二者間的界限不甚分明)，也絕不輕易在標榜知識繁衍和文化多樣的書展裏決斷甚麼是不能存在的。

這位督察之所以可笑，就是因為我們大家直覺地感到他「不懂事」，猶如一個穿內褲去婚禮的莽漢。而這種笑話的一再發生，就說明了我們的教育有問題，教出了一群bad taste的學生。

梁文道：食的因緣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不是食家，不懂得寫食經，因為我在吃的時候老是想著最純粹的吃以外的事情。不知道和念哲學有沒有關係，我喜歡跳出來反省「吃「這回事，比如說中國人為何用筷子這麼需要技巧的食具吃飯；又比如說那麼為我們種地養雞的農民，我很好奇他們自己吃的是什麼，為什麼有些負責喂飽我們的人卻喂不飽自己。


我和大部分愛吃而終於走上書寫飲食這條路的人一樣，都是幼時耳濡目染的結果；我，就是那顆祖輩數代吃緣結下來的惡果，以食為天，為食而生，終於成了飽遭食慾之火煎熬的一團血肉。

才出生四個月，我就給抱到台灣，讓外祖父母養大。其時外祖父退休下來，與外祖母攜手開了家小麵館，賣他們愛吃擅做的北方面點，正是退隱江湖頤享天年的好辰光。怎料我這小娃兒來了，二老忙不過，只好歇了麵館，全力照養這個注定傷神的麻煩種。在兩位老人家來講，這叫過早地結束了自己的幸福人生；但是對我而言，卻是一生口福的開端。因為外祖父母把一身祖傳的技藝都省下來搬回家了，使我自小就能在家裡吃到河北山西兩省的地道民間菜。

那個時候的台北還是「蔣中正萬萬歲」的年代，「中華商場」一帶儘是隨國民黨東渡的南北大菜東西小吃，精華薈萃，梁實秋和唐魯孫等知名食家品讚好的老店都在。外祖父帶我一一吃遍，那滋味，是後來我回大陸再也吃不到找不著的。民國於我因此是種味覺的記憶多於書本上的故事。歷史的變化，我有最切身的體驗。

年紀大了點，身上有零用，就開始和本省同學出外遊玩，學說台灣話，學品台灣味。坦白說，台灣菜是窮苦人家的產物，和粵菜相比，幾乎沒什麼可以拿得出檯面的東西。但正因它是鄉野小食，粗樸簡單，反而更考廚師的工夫，更見細微處的高下。道理就和設計裡的簡約風尚一樣，越是簡單就越講究細節的處理。例如俗稱「青蛙下蛋」的粉圓冰，無非就是芋粉糰子加冰加冰糖水，誰都會做。可是真能做到粉圓有韌勁卻不生硬，冰碎溫度恰到好處入口即化者，卻又不多。

回香港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口味上我要重新學習當個廣東人，好在父親在順德人，嘴刁，常在飯間現場評述。沒多久我就能體會食在香港的妙處。據老前輩說，紙醉金迷的八十年代其實是香港飲食墮落的開端；但在我看來，再墮落恐怕也還及不上後來九十年代末期。二十年間，我看到香港的蝦餃怎樣變大，怎樣點上了兩粒紅眼球成為一種莫名其妙的可愛小動物；又看到大家如何回歸珠三角，如何尋覓粵菜的本相正宗。

我從來不是一個專心的好學生，所以我又和大部分擅寫的食家不同。我不是食家，不懂得寫食經，因為我在吃的時候老是想著最純粹的吃以外的事情。不知道和念哲學有沒有關係，我喜歡跳出來反省「吃「這回事，比如說中國人為何用筷子這麼需要技巧的食具吃飯；又比如說那麼為我們種地養雞的農民，我很好奇他們自己吃的是什麼，為什麼有些負責喂飽我們的人卻喂不飽自己。

回看半生，其實我的食緣不單單是我自己的食緣，我在台灣吃到外省菜的繁盛與凋零，又在香港吃到食風的奢華與衰敗，這都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乃至於家庭轉變的側面。一個人吃什麼怎樣吃，覺得什麼好吃什麼不好吃，從來不是他一個人決定得了的；我們都在社會裡吃，食物與人的關係是一種社會的關係。於是我吃得越多就想得越多，寫下了這一連串文字。有朋友說這批文章是歷史、經濟、政治、哲學、散文甚至人類學札記，總之不是飲食；他說得對，我寫的不是飲食，但是我的筆固執地圍繞著飲食，分析飲食就是分解人類最日常最體己的經驗，再從中抽出一絲又一絲的線，再把它們還原成更大的一張網，從最微觀到最宏觀，飲食串起了最可感的個體肉身與最抽象的文化網絡。或許，這是我所謂的「味覺現象」了。

梁文道：牙膏到底有毒沒毒？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質檢總局在中國「毒牙膏」傳聞初起之時立場站得十分堅定，不只屢次出面澄清，還要香港特區政府放行那幾個被禁入口的牙膏品牌，差點引起有關一國兩制的權限爭論。這種反應是典型的防禦反應，人家批評我們了，首先就得自衛。

當局所持的自衛理由是那些牙膏的二甘醇含量沒有超出國家標準，對人體無害。但問題是就算它們符合你的標準，卻不合人家外國的標準呀。這種解釋不只沒起到任何作用，反而還變相地公告全球，我們中國的產品質量標準就是和你們老外不一樣，而且是低一點的標準。果然過不了多久，質監總局又下令禁止牙膏使用二甘醇了。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中國的產品要想出口的話，就不能只是關起門來按自己的規則辦事，還要看看那些進口國的標準。在這風雨飄搖的非常時期，中國不只要參考各項產品的外國質量標準，更要不怕採用國際上最嚴格的指標，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國製造」的聲譽於水火。

這是個資訊流動四通八達的時代，外國傳媒要揭發中國產品的問題並不困難，他們只要定期翻譯中央電視台的節目就行了。按照傳統習慣，當局也許會感到一種輕巧方便的誘惑，那就是直接嚴管少數傳媒，而非嚴控數之不盡的產品，似乎只要醫生都閉上嘴，病人就好像很健康了。

針對這點，英國的《經濟學人》周刊最近也發表了一篇報道，他們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傳媒監督，中國產品的質量才會越有保證。他們甚至叫讀者要做好心理準備，隨中國當局決心的增強，短期內必將爆出更多的駭人醜聞。然而，我們卻不應該從此徹底喪失信心，反而要把那些與日俱增的壞消息看成好兆頭，因為它就像一場痼疾的徹底爆發，重藥治症總比苟延殘喘來得好。

其實戰後的日本，以及七十年代末的台灣與韓國，也都分別做過次貨的代名詞，當時的台灣甚至因為冒牌產品的盛行而被人稱做「海盜王國」。但是它們後來都成功地扭轉了自己的形象。日本汽車的工藝水平如今甚至遠遠超出了美國老大哥，廣受美國消費者認可。參考這些地區走過的道路，我們就會發現，力求最嚴格最完美的質量標準，堅持更開放更自由的輿論環境，就是回應中國產品威脅論的王道妙法。

梁文道：當飯碗的問題成了飯的問題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中國產品的安全問題成了全球媒體的焦點。上一期的美國《新聞周刊》更以此做了封面專題，把讀者的視線從中國出口的商品拉向中國內部的市場，似乎是要告訴大家「毒牙膏」和「毒寵物食品」還不算甚麼，中國老百姓自己過的日子才叫苦呢，從食水到空氣無一不毒。中國真是一個冒險家的樂園，危機四伏，你買的東西幾乎沒有一樣是可以完全信得過的。

無獨有偶，CNN又把中央電視台拍到的地下包子工場透過衛星傳向全球。那些包子的惡劣生產環境，我們或許早已見怪不怪；但外國朋友可就真是看得心驚膽戰魂飛魄散了。如此一來，外國消費者不只不會感到慶幸，覺得自己比起一般中國人實在是安全得太多；反而更強化了凡是「Made in China」盡皆次貨的印象。就拿日本比較吧，日本出口貨也不時傳出有害劣質的醜聞，但大家都知道日本國內市場那一關倒是把得格外嚴厲。簡單說，它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可中國卻自己人受害更慘。它連對自己人都這麼狠，對外人還會手軟嗎？

在這片「中國產品威脅論」的浪潮之中，最高興的大概就是那些正被「中國消滅的全球中產階級」了，尤其是那些被「中國價格」壓得抬不起頭來的廠商，他們終於找到喘口氣的機會了。過去這些廠商和工會利用的是「人民幣匯率被操控」和「中國政府透過出口補貼搞傾銷」這些理論，好向政府和政客施壓要他們出頭幹點事。但是這等說法一來會招惹「保護主義」之譏；二來又明顯和消費者的錢包有矛盾，因為中國貨確實是便宜。你憑甚麼要大家為了你的飯碗多花幾塊錢呢？

現在可不同了，這批廠商和他們僱員的飯碗問題首度和消費者那碗飯本身結合起來；中國貨不只威脅工人飯碗，還威脅到大家的生命安全。這種最新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固然也可以用作游說政客的利器，要他們對中國產品施加更嚴格的檢驗程序(美國已經有國會議員這麼提倡了)；更厲害的是它直接訴諸消費者的個人利害，能夠漸漸形成中國產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換句話說，它的對象不再是政府高層，而是普羅大眾。因此對付這套新版威脅論要比對付老式的威脅論難多了，它不只是談判和游說的技巧問題，而是深遠廣闊的信心問題。

更不妙的，是一定有商家會藉此推波助瀾，把它變成促銷自己產品的商機。早在中國漸成世界工廠之初，就有個別歐美廠商打出「本地製造，質量更好」的旗號了。這也呼應了許多企管專家的建議：對付中國價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轉型，若要堅決支持製造業，就得邁向更高端的市場。如今的中國產品安全問題等於為他們賣了一場免費廣告，替他們省下不少工夫，自動造成一個市場區隔。換了是我們自己，能不利用到底嗎？

梁文道：先知必定不受祖家的歡迎（上）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楊德昌走後，我漫無目的地上網瀏覽關於他的一切，發現大部分來自台灣的即時評論與報道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他和蔡琴的那段婚姻。有的標題聳動，例如「蔡琴：你怎麼這麼就走了」和「楊德昌蔡琴的十年無性婚姻」，有的乾脆說，「楊德昌是負心漢，網友對他毀譽參半。」就算正派大報也在第一時間的快訊里用去大半篇幅談他的感情生活。一路看下來，你已幾乎全忘記死了的是第一位為台灣得到戛納影展最佳導演獎的藝術家，而是一個娛樂圈中的多情種。

認識楊德昌，是整整十年前的事。那年是1997年，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策劃了「中國旅程」劇展，以一桌兩椅的舞台佈置為主題，請來幾位兩岸三地的名導演各自創作一出短劇。事前大家都沒想到，楊德昌的《九哥與老七》竟然是一眾作品中最有「話劇」感的作品，整齣戲就是兩個黑社會的對話，無論劇本還是舞台調度都精准得無懈可擊，與楊德昌的電影一樣。

當時身任總策劃的榮念曾分身不暇，於是叫我排演他自己的作品《這是一張椅子》，掛個執行導演的銜頭，因此我就有機會天天和楊德昌聊天了。楊德昌的作品雖以冷峻疏離著稱，他本人卻相當和藹，盡管話不多，但只要說到感興趣的題目，就會非常投入。記得有一回我們在地鐵上談起村上春樹與王家衛，連連過了好幾個站才發現忘了下車。

那時我還是個小鬼，衝動反叛，大概楊德昌對這樣的年輕人特別寬容、友善。有一次上他家聊天，幾個大朋友都喝軟飲，只有我要喝酒，於是他放下了茶杯，拿出啤酒對我說：「那我也陪你喝酒吧。來!幹一杯」。直到今天，我還深深記得他握酒杯雙眼眯成一條線的笑容。看現在媒體上關於他的新聞，想起他的笑容，我就特別特別難過。

如今你走進台北隨便一家DVD出租店，要找全他的作品是很困難的；即便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影音軟件專賣店，也不容易發現他的電影。再看一些網友的留言，居然有人說他：「還不是那幫四五年級的老鬼，有什麼了不起?」更多的意見則是「他的東西太沉悶，根本看不懂。」

台灣不欣賞楊德昌，楊德昌也不見得喜歡台灣。他生前最後一部作品，也是很多人心目中他一生的巔峰之作品《一一》，除了一場特別放映，就從未在台灣正式發行過，連DVD都沒有。原因是楊德昌自己不願意，他不喜歡台灣的電影產業體制，也不滿意政府對電影的冷淡，更討厭那所謂的娛樂圈。

梁文道：中層讀物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從去年開始，我在香港書展裏的身份變得不一樣了，不再只是一個普通的讀者，甚至也不只是什麼講座的主持人，而是一名參展商。既然是參加書展的出版者，自然要利用機會好好宣傳公關一下，除了不知廉恥地霸佔這方寸之地，我和拍檔們也想辦法約來一兩家媒體做採訪。其中一條照例要答的問題是「你們為什麼要搞出版？還有什麼書是其他人不出的呢？」。其中一個股東蔡東豪不知怎的談起了sports writing（姑且譯作「運動寫作」吧），他說：「整個華文世界好像都不多見，希望將來有一天我們也能找到好作者，出一些sports writing」。怕記者聽不懂，我還幫忙解釋了幾句。不是瞧不起我們的記者，而是蔡東豪所說的「sports writing」真是一種本地華文讀者會感到陌生的體裁。常看美國報刊NBA報道或者追讀英國足球雜誌《Four Four Two》的，就一定明白，那其實是種說故事的方式。把一場球賽說成一則故事，以事的結構勾勒出比賽的戲劇，它是報道，它是評論，但它首先是個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故事。如果寫得好，它更是任何人都會喜歡的故事。有時候，特別是在影像紀錄匱乏的時候，我們甚至是憑這些文字去記住一場賽事，一支球隊與一位巨星，令他們成為傳奇。例如張伯倫攻入一百分的那場球，有多少人親眼看過？又有多少人是透過那些生花妙筆才感受到了當時場邊觀眾瘋狂的情緒，地面的震動與在空中揮灑的汗水呢？

香港沒有「sports writing」，是因為報紙的體育版不能挪出那麼大的篇幅去讓作者舞弄文字，也因為我們的體育記者或許根本沒想過自己其實是個作家。我們要的和我們看到的，就是資料、資料以及資料，比分多少？球是誰攻進的？何時？如何？而文字則不過是安放這些資料的必要之惡罷了。再拉遠一點看。過去有些前輩教導新手寫作，總喜歡叫他們看美國的《Time》和英國的《The Economist》，目的不單單是學英文，也是學一種文體。儘管這兩份刊物的風格大不相同，但放諸本地，它們的差異也只是家族差異。這個家族很大，連sports writing也是其中一員。簡單地說，這是一個屬於記者的家族；一種聰明的，有文化的，閱讀量夠大，態度認真嚴肅，但文字輕巧講究的記者，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就像前面所說的sports writing，是種「學到古仔」。隨便去書店逛一圈，不難發現許多挺不錯的書原來都是記者的手筆。例如英國的名記者Will Hutton去年尾出了一本談中國現況的書，叫做《The Writing on the Wall》，就頗受好評。再如曾經任職《南華早報》文化版的Victoria Finlay，寫過一本談顏料歷史的《Colour》，也是部有趣的著作。這都不是專業的學術研究，可也不媚俗討巧，而是針對common reader的中層讀物，好看易讀，但不失智性的樂趣。我知道很難，有很多現實的限制，我們也未必能夠達成目標，但是我們搞一家出版社就是想專門出這種書。它們一定不是什麼名山巨業，亦非最受大眾歡迎的暢銷書。介乎五百冊銷量的詩集與兩萬冊的少年時尚指南之間，它們或許有機會促成板塊的移動。我所說的板塊移動，是假設整塊圖書市場就像一片地形，上面有最平坦的草原，也有最高聳的峻嶺；如今山上有幾株奇珍異卉，但草場上的人看不到；如果地殼受到撞擊，平原會不會被擠壓突起，變得更加接近那曾經高不可攀的大山呢？假如我們大家都能多出一些好看的中層讀物，香港讀者會不會因此更有機會摸到那些曾經只有五百人閱讀的巨構呢？

梁文道：全世界中產階級的敵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到底有多可怕？「因為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大量外移往中國，包括美國在內，所有國家的中產階級都因此毀滅，因為中產階級工作機會隨外包消失了」。

這是著名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前院長梭羅(Lester C. Thurow)在他近著《當中國成為第一》中的一句話(見台灣《商業周刊》第1024期)。這句話精簡準確，把自從《世界是平的》一紙風行以來的全球共識用相當駭人的方式說了出來：中國是全世界中產階級的大敵。

外包當然不是甚麼新鮮事，只不過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從未見過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自吞噬那麼大量那麼多樣的工作機會和工作程序。今天的中國以一國之力吸納了二三十年前由東亞四小龍等一眾新興工業經濟體瓜分的市場，它又怎能不成為眾人矚目甚至怨恨的巨大目標呢？

你以為中國只能生產低端消費品嗎？今年初當英國名牌服飾商Burberry關掉它本土最後一家工廠，宣布將全部生產線移往中國之後，大家就知道中國的潛能遠在意料之外了。

對很多經濟發達地區的受薪階級來講，他們面對的是一場嚴酷的競爭。以一個普通美國工人來講，雖然「沒有階級的社會」早就成了一個褪色的神話，他可能還會在民意調查裏面聲稱自己也是「中產階級」；但現在的他發現了，和他搶飯碗的原來是大洋彼岸一批住在條件差劣的宿舍裏，月薪只有一百美金左右的中國人，他能不直覺地生起一種解釋不清的不公感嗎？如果他減薪了，甚至失業了，你覺得他會相信「中國正在傾銷產品」還是「經濟正在轉型」呢？哪一種說法更直接、更簡單、更明確呢？

這種切身的經歷和原始的感受正是一切中國威脅論的基礎。相比之下，所謂的中國軍事擴張和「中國式殖民主義」根本就是小兒科。建基於這樣的感情基礎，「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的說法才會擁有巨大的市場；就算有再多的經濟學家力陳利害否定簡化，但還是有很多政客要求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的速度。

可見要化解中國威脅論，不是一種簡單的宣傳工作就可奏效，即便中央政府喊出再多的「和諧口號」，從和諧社會一直到全世界，你一天消除不了人家那種最切身的不公感，它就總會改頭換面找到第二個出口。

梁文道：小吃的哲學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說來諷刺，雖然我很欣賞慢食運動，也常向人家推介慢食主張，但我自己的生活卻一點也不慢，何止不慢，簡直是快得停不下來，活生生一條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走狗。有見於此，我的朋友「舒哥」舒國治老叫我放幾天假，回台灣走走，啥事都別幹，跟他到處吃吃逛逛就好。

這個邀請在很多人看來簡直要比豪華旅行團還好，為甚麼？因為舒國治乃當今台灣第一食家，林語堂「生活藝術」的不二傳人。他的新書《台北小吃札記》封面有一腰套，上面印出版社的宣傳詞「十年來最讓人流口水的書」，台灣人都曉得這句話絕非虛言。身困牢籠，我只好讀書目食，假裝舒哥正領我在台北的巷弄裏漫遊「遇食」（而非覓食）。

《台北小吃札記》錄有台北及台北之外的小吃攤共六十七家，讀者多半會把它當做指南來用。可這本指南其實是反指南的，作者自言：「便因此有了尋覓之樂，我始終無意察看報紙、雜誌、美食手冊等這些旁人已整理出的資料。主要它會搞亂這個已然不甚清美城市猶可能獲得之不經意美感（且看其編排之密麻與用盡方法堆砌店家數量），更別提擔憂他們過分吹噓或選項總傾向庸俗等……」。與其說是指南，倒不如說舒國治寫的其實是小吃的哲學。

和慢食的精神相反，小吃講究的是個快字。這一點其實憑常識推理就不難想到了，你看，小吃攤本就地方淺窄，要是好店，更有人龍排列，在這等環境底下慢慢歎根本就是不道德。但三扒兩撥就幹掉一碗麵難道不是暴殄天物嗎？當然不，一來許多小吃的本質就要求食客必須吃得快，例如一碗細蓉，如果你慢慢地吃，那麵條泡軟之後也就不能吃了。二來有點自尊的小吃店都不會貪多求雜，正所謂術業有專攻，用心做好一樣東西就行了；若在一店只嘗一味，想慢也慢不起來。

小吃之快，更與小吃的小有關。舒國治又說：「嘗小吃有一訣竅，便是只吃店中一兩樣食物，吃完便走。若不足，再至另一店嘗另一單味補全可也」。其實不足又有甚麼不好呢？懂小吃的人就像昔時真會吃點心的省城大少，但求有那點意思，絕不會把它當做大餐，用各類包點生生地撐死自己。所以舒國治盛讚一家牛肉麵好在肉少肉小，「吃完，沒吃下太多肉，覺得猶有胃口，頗有吃擔仔麵的那種輕少感，似還能再吃些甚麼，這種感覺最好」。正因如此，像士林夜市這類小吃聚集之處反而不是品味小吃的理想地方，在這些夜市逛一圈下來，最後往往變得肚皮飽脹腳步沉重，那裏還說得上快呢？

但是若要欣賞小吃的輕盈舒快，又不致於淪落到快餐的急促，生活本身的步調就必須是慢的了。由於不輕信指南，少了捷徑，尋覓上好小吃的歷程就像一連串的意外。你必須心情舒坦，不能抱獵食的態度，而要讓那些好店有足夠的時間與距離緩緩在一條小街的轉角處自己漸漸朗現。至少，你要有時間去看清楚一家店是不是真的好吃。舒國治與食物的緣分多由目測開始：「是的，用眼睛瞧。往往好吃的東西，從看它的模樣便已八九不離十了。像基隆廟口，攤家多不勝數，賣豬腳的攤亦不少，我卻會注意到十九號攤，乃他的豬腳看來就像好吃的。繼而湊近看他的魯肉飯，更佳，坐下一吃，從此便無數次的吃上了」。假如沒有時間，我們又怎能一檔一檔地細看下去呢？

小吃不比三星名廚大餐，我們不會亦不該隆而重之地專程以赴，千里迢迢地為一點點心奔波。小吃呼喚的，毋寧是一種更為平衡的生活觀；你漫無目的地在巷弄裏蹓，看日常人家進進出出，忽然聞到一股煎餅的氣味，乃隨香而至，專心一致地快快吃完，再起身回到慢行的節奏走下去，發現屋頂上的一頭小貓蹲踞，聽見樹冠裏夏蟬的鳴聲。如此這般，快慢交替，小吃完全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難怪台北是小吃之都，不在於它種類之全，口味之美；而在於它猶有後街小巷，猶有這種生活。

梁文道：艱困的愛

【都市日報-兵器譜】早年台灣新電影運動的兩根標桿分別是楊德昌與侯孝賢，觀眾也分成了擁楊派與擁侯派。喜歡侯孝賢的會說楊太過冷酷，不如侯的悲天憫人擁抱鄉土；喜歡楊的則稱他好就好在拍出了現代都市生活的無情與疏離。事後看來，這種區分顯然是太粗糙了，侯孝賢並非「鄉土」二字可以概括，而楊德昌也不盡是冰冷抽離。

但是楊德昌對於台灣式的「鄉土」又的確是有距離的。很多年前，他曾經介紹我看一篇論文，談的是納粹反猶意識的根源，那篇論文的作者把問題追溯到納粹支持者的「鄉土情結」上，指出他們特別執迷地崇拜大地與浪漫化的農村圖像，覺得鄉土代表了有根、踏實和傳統，是值得大家熱愛甚至犧牲生命的。與此相反，寄居城市的猶太人則被視為無根、漂泊、狡詐而多變的他者。

當時台灣文化上的鄉土情結開始被納入了政治措辭的範疇，我們目睹市面上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本土論述，飲食是台灣的好，藝術是台灣的妙，連哲學也有人提倡「台灣哲學」的說法了。終於到了一個地步，只要誰不喜歡台灣本土自生的東西，只要誰否定台灣鄉土的純樸不變、肯定台北都會的駁雜不純，誰就是不愛台灣；而誰不愛台灣，誰就是人民的公敵了。最後，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終於要在眾目睽睽之下，跪在地上親吻土地，彷彿這才證明了國民黨不是「外來政權」，這才表示他真是愛台灣的。

愛台灣愛得泛濫之後，就連「愛」也變得虛無可疑。幾年之間，台灣成了一個落花流水皆有情的小天堂。每個政客都像瓊瑤小說裡的角色，人人愛不離口，總是充滿激情，偶而還要淚灑廟堂。打開那些厚得像本小書的CD封套，你會發現許多歌星錄每一首歌都有說不盡的心事；為了表示這是真的，他們還要親筆寫出那些感人的心情。至於媒體，八卦的盛行就最能說明這種近乎農村鄉愿的濫情風氣。沒人關心楊德昌的運鏡方式，大家只知道他拋棄了蔡琴。楊德昌也真不識相，用《麻將》狠狠刺穿了這一切，告訴大家所謂的愛無非盡是計算，而城市的功利無情早已吞噬了逝去的鄉土淳美。

台灣文化的感覺結構越是直白粗淺，楊德昌的作品就越是顯得低沉晦澀。我想他很不喜歡台灣電影工業的產銷模式。新片上映，男女主角一定要有緋聞嗎？他自己一定要去接受那些低智的電視採訪，甚至滿嘴「胡哥」「吳哥」地和主持人玩一些辱人的遊戲嗎？

曾經，他以為放棄電影、改行漫畫，就是一條出路。到底漫畫是門手工業吧，何況這是他自幼就有的興趣(他家裡還藏有手塚治虫的全集)。可惜連漫畫，台灣人也接受不了楊德昌口味的漫畫。

除了內行，一般觀眾都不大喜歡楊德昌。侯孝賢的電影固然也是票房毒藥，可至少大家還會帶著刻板的印象，覺得他是「我們台灣人的導演」。而楊德昌，他鏡頭下的台灣幾乎從未美化過；對於台灣的一切，他總是批判。不愛台灣，你就不是台灣人。

楊德昌真的不愛台灣嗎？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小貓王去探視獄中的小四，留下了一卷錄音帶，裡頭錄了他們最喜歡的貓王歌曲《更明亮的一個夏日》。小貓王還在帶子裡告訴小四，貓王終於回信給他們這幫小粉絲了，說他「很高興在一個不知名的小島上也有人喜歡他的歌」。要有多深的情感，才寫得出這麼一句沉重而荒謬的句子？更令人絕望的是，小四根本不知道小貓王來過，也不知道這卷錄音帶的存在，因為獄卒擋住了小貓王，還隨手把他留下來的帶子丟進了垃圾筒。

梁文道：先知必定不受祖家的歡迎

【都市日報-兵器譜】楊德昌走後的第二天，我漫無目的地上網瀏覽關於他的一切，發現大部分來自台灣的即時評論與報道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他和蔡琴的那段婚姻。有的標題聳動，例如〈蔡琴：你怎麼這樣就走了〉和〈楊德昌蔡琴的十年無性婚姻〉，有的乾脆說「楊德昌是負心漢，網友對他毀譽參半」，就算正派大報也在第一時間的快訊裏用去大半篇幅談他的感情生活。

一路看下來，你幾乎全忘記死了的不是第一位為台灣得到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藝術家，而是一個娛樂圈中的多情種。

認識楊德昌，是整整十年前的事。那年九七，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策劃了「中國旅程」劇展，以一桌兩椅的舞台布置為主題，請來幾位兩岸三地的名導演各自創作一齣短劇。事前大家都沒想到，楊德昌的《九哥與老七》竟然是一眾作品中最有「話劇」感的作品，整齣戲就是兩個黑社會的對話，無論劇本還是舞台調度都精準得無懈可擊，與楊德昌的電影一樣。

當時身任總策劃的榮念曾分身不暇，於是叫我排演他自己的作品《這是一張椅子》，掛個執行導演的銜頭，因此我就有機會天天和楊德昌聊天了。楊德昌的作品雖以冷峻疏離著稱，他本人卻相當和藹，儘管話不多，但只要說到感興趣的題目，就會非常投入。記得有一回我們在地鐵上談起村上春樹與王家衛，連連過了好幾個站才發現忘了下車。

那時我還是個小鬼，衝動反叛，大概楊德昌對這樣的年輕人特別寬容友善。有一次上他家聊天，幾個大朋友都喝軟飲，只有我要喝酒，於是他放下了茶杯，拿出啤酒對我說：「那我也陪你喝酒吧。來！乾一杯」。直到今天，我還深深記得他握酒杯雙眼眯成一線的笑容。跟看現在媒體上關於他的新聞，想起他的笑容，我就特別特別難過。

如今你走進台北隨便一家DVD出租店，要找全他的作品是很困難的；即便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影音光碟專賣店，也不容易發現他的電影。再看一些網友的留言，居然有人說他「還不是那幫四、五年級的老鬼，有甚麼了不起？」。更多的意見則是「他的東西太沉悶，根本看不懂」。

台灣不欣賞楊德昌，看來楊德昌也不見得喜歡台灣。他生前最後一部作品，也是很多人心目中他一生的巔峰之作《一一》，除了一場特別放映，就從未在台灣正式發行過，連DVD都沒有。原因是楊德昌自己不願意，他不喜歡台灣的電影產業體制，也不滿意政府對電影的冷淡，更討厭所謂的娛樂圈。

梁文道：十年進一步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想要認識「進一步出版社」，你可以從它的朋友開始，也就是所謂的「進一步之友」。有一天，人稱「江總」的「進一步」總編輯江瓊珠很高興地通知我：「恭喜你，我們的股東一致決定，正式接納你成為『進一步之友』」，聽她的語氣，似乎這是天大的恩典。可是我早就從古緯詩和呂大樂那裏瞭解到了「進一步之友」的真相，知道這絕對不是什麼划算的事。就拿呂大樂來說吧，他替「進一步」寫書，不只拿不到分毫版稅，甚至還要出一筆「贊助費」。意思就是你出書的成本得由你自己負擔，萬一（只是萬一）書賣得不錯，竟然賺錢，那麼這筆錢就該捐給「進一步」。你先別問這是為什麼，我還沒講完呢。據說有一次百事纏身的呂大教授遲交書稿，足足遲了一天，江總就電告他：「由於你沒有按時交稿，導致我們損失慘重，所以我們一致決定你要繳交罰款，以作賠償」。雖然呂教授位居學院廟堂，薪高糧準，但他平日奉公守法，實在沒有隨時交罰金的預備，於是他只好以實物代替現金。沒多久，「進一步」的辦公室就多了一座挺巨大的冰箱，上面貼了一張紙，寫「呂大樂敬贈」。這就叫做「進一步之友」了。不要以為「進一步」是個專門坑害友好的層壓式詐騙傳銷機構，他們的股東不只嚴以律人，自己也很交足貨。

上個月，為了慶賀「進一步」成立十周年而不倒之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而不倒同樣可賀），他們不只一口氣推出了「一步十年」系列的十本小書，還在相當高尚的中環Soho區找了家法國餐館祝捷。這天晚上除了十本書的作者，莊陳友社長暨全體股東，座中還有我等一眾「進一步之友」，全場任食任飲，豪到你唔信。請吃飯的是大導演邱禮濤，在「濫拍王」雅號的背後，他真正的身份其實是「進一步」股東。請喝酒的是梁柏康，平常拿藥房東主的職業做掩飾，實際上也是熱衷各項示威集會的「進一步」股東。這兩人不得了，平常再忙，也不忘「進一步」進步大業，隨傳隨到，花錢如流水。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不是一家應該捱得了十年的出版社。我想不出什麼精確簡潔的解釋；答案，或許就在「一步十年」這套書裏。平常圈裏人談起這家獨立出版社，想起的就是它很「關社」，愛出一些其他人不大願出的書，胸懷社會，鼓吹運動。果然，「一步十年」本本硬橋硬馬，絕無廢話，沒有無病呻吟，更不講市場噱頭，一派孤身走我路的風範。就算其中有個人感懷，那也是鐵漢柔情。看張炳良指點江山，在《管治香港的難題》裏痛思回歸十年路，身在行政會議，心是學人本色。再看許鏘《老師沒有告訴我，我也無從告訴學生的歷史與文學片斷及其思考》，他開宗明義地說自己從小的志願就是當老師，至今不悔，這等豪言現在又有誰吐得出口？更厲害的是這十本書裏起碼有七本可以算作社運見證，從七十年代的女工夜校到內地民工的劫後餘生，由轟動一時的保釣和艇戶上岸，直到方興未艾的獨立媒體，加起來簡直就是「四代香港社運人」的故事（正好呂大樂也貢獻了一本《四代香港人》）。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告訴內地媒體，如果今天香港有任何值得他們稱羨的好處，那都是香港人自己爭取回來的。這套書就是這個爭取過程的側記與見證了。為什麼「進一步之友」老是引頸就戮？為什麼「進一步」股東總是開開心心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為什麼「進一步」還撐得下去？理由在於它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參與者有理想有熱情，但又足夠成熟寬容，始終相信大伙縱有分歧卻還是道上的同志。遇到風浪，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彼此扶上一把。飯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很多人批評香港社運成果不彰力量不大，但請回首來時路，其程何以道里計？我們又豈能妄自菲薄？才走了十年，前路正是漫漫。

梁文道：當潛規則變成規則

【都市日報-兵器譜】規則怎麼失效的？制度又是怎麼腐壞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從更基本的地方說起，那就是人們為甚麼要遵守規則了。換一個說法，也就是一套規則的合法性到底是如何確立的呢？

按照社會學創建者之一 — 韋伯(Max Weber)的著名見解，真相實在不脫常識：如果規則顯得公平公正，而且大家都也認定執法當局的權力；那麼他們就會樂意遵守規則了。相反地，假如大家都覺得這個社會有許多規則的執行並不公正，久而久之，就沒人再願意百分之百地跟這些規則辦事，也沒有人會再相信它們的效力了。

假如有人富可敵國，但只交很少的稅甚或不用交稅，一般人納稅的動機就會因此減弱了。假如有官員身居高位，可以挪公款為己用而不受處分，那麼底下的公務員和普通百姓偷竊的動機也就會因此增加了。假如有學生成績不好，但憑關係和賄賂卻能考上研究院，那麼其他人就不會再發奮讀書了。假如有些公家用車能夠在馬路上橫衝直撞視交通規則如無物，但又仗特權從不受罰，別的駕駛者又何必再死死地氣跟種種道路安全規則開車呢？

一條規矩的執行不夠公正，大家就不會再心甘情願地尊重這條規矩；要是有一堆規則的執行不夠公正，那麼整個社會遵守規則的文化就要破產了。如果不守規則不僅不用受罰，甚至還能得到好處；大家乖乖地循規蹈矩豈不是太笨了？「竊國者侯」，偷小東西的人或許得死；但到底還是有不只不死甚至發財升官的機會呀！當大多數的人都有這種心態，他們就不再相信還有誰能清白無辜，原有的規則至此就只是一紙具文罷了。

犯規仍然是有風險的，我們應該假設沒有人天生就喜歡犯規。但大家可以研究為甚麼有人犯了規卻不用承擔任何風險，然後再仿效他們的辦法，歸納出一套原理，使自己也能避開逾矩的惡果。這些使人犯規之後照樣平安無事的辦法就是平常所說的「潛規則」。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就算表面上的規則已且失效，大家還是會陽奉陰違地在表面上同意它支持它。可這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再發展下去，終於會有一場典範轉移，危機重重的表面規矩被徹底揚棄，然後堂皇登場的就是原來潛伏在暗角的潛規則了。

山西黑事件之所以是個巨大的警號，就是因為黑女主人指責地方官員的那一句「他們就知道收錢，但不給辦證」。終於有人覺得交錢解困這套行事手法不再是潛規則，而是可以正大光明宣之於口，並且假設大家都能理解同情的常規了。應該保障勞工權益的公僕變成了人販，應該維護治安的警察變成了閒事少管的路人，照這邏輯來說，似乎也都是正常的了。經營黑的這一家人犯下了如此邪惡的大罪，不是因為他們的良知被蒙蔽，而是因為他們已經徹底地適應了收錢就得辦事的公平新規則，所以這名坦白得嚇人的女子才能如此無悔無愧地向大家「揭發」那些收了錢的人不按規矩做事。

事情發展到這地步，當局與其填缺補漏地強化原有的規範體系，還不如研究如何與人民百姓重建新契約。

梁文道：小吃之旅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無論旅遊雜誌多麼熱烈地向大家推介台灣近年出了些甚麼裝潢新潮口味又精緻的好餐館，一說起台灣的吃，大家想到的還是台灣的小吃。那些街頭巷尾土氣簡陋的小攤，一攤一樣，百街百味。說起小吃，如果台灣認了第二，恐怕就沒人敢認第一了。

我在台灣長大，自然懷念台灣的小吃。只是近年每次回去都是公事，來去匆匆，根本無暇信馬由漫步覓食。越到後來越是嚴重，竟然到了去一趟連一頓小吃都吃不到的地步。為甚麼？因為台灣高雅了、精緻了，開家咖啡店多好，哪還有年輕人創業搞飲食會想到賣魯肉飯和燒餅的呢。於是滿街盡是咖啡店，我幾乎以為他們現在都煉仙辟穀了，光喝咖啡不用吃飯。

最近一次應邀去演講，先在桃園後至新竹，心想這回一定有機會嘗嘗地道的小點了，沒想到三天內我差點連筷子都沒動過。

第一天，我到了桃園中櫪市，接待的朋友把我送去酒店，然後就帶我外出吃飯。我正想問附近有甚麼馳名的地方口味，他們就先開了口：「前面那家牛扒屋很有名，我們就去那裏吃吧」。牛扒？也罷，反正是第一晚，且跟他們見識見識。結果那一晚我先吃了一小盤意大利火腿沙律，一碗南瓜湯、一碟牛扒以及一件芝士餅。這裏面最值得一記的是那碟「台塑牛小排」。這是台灣做的豉油西餐，乃當年台灣首富台塑公司董事長王永慶家廚所創，以醃料厚味著稱，雖烹至全熟但又不至硬如柴木。這家店的「台塑牛小排」基本上就達到了柴木的境界。

第二天，由於準備講稿至清晨，又好早午合併算作一餐，熱情的接待人員說：「學校裏有家學生開的小店，很值得捧場。」我滿懷期望地去了，原來是家咖啡店。這一餐我吃了咖喱雞飯，喝了一杯Capuccino。

晚上告別中櫪，趕赴新竹，以貢丸和米粉聞名的「鳳城」。司機在路上告訴我：「我們校長特別訂好了位子，正在恭候大駕」。看來貢丸米粉是吃不成了，但我也不禁一路幻想，不知道新竹有甚麼厲害的本地菜。車停了，抬頭一看，竟然是家「和風西式料理」。我倒吞一口涼氣，硬著頭皮進門。校長和負責活動的教授都是有理想有學識的人，大家談得十分愉快。但我就是受不了他們誇讚新竹的小吃有多好，他們的言語越是傳神，我和眼前那塊西京燒銀鱈魚的距離就越遠。

第三天中午，用不了多久我就絕望了，因為我被領進一座現代商業大樓，搭電梯直達頂層。果然，他們說這家餐廳的意大利粉很出色。天呀！為甚麼來了新竹不吃米粉，卻要吃意大利粉呢？

傍晚趕路去才啟用沒多久的市郊高鐵站，真的和傳聞所說的一樣，高大漂亮的車站建築外是一片荒原。這時我心裏早就有底了，沒錯，站裏只有兩間食肆，一個是Mos Burger，另一個是Starbucks。

高鐵不愧是高鐵，過去起碼要花兩小時的路程不到半小時就結束了。在台北的酒店下榻之後，我問大堂副經理周圍有甚麼好去處，他答道：「我們樓上有家法國餐廳，全台北最正宗」。我立刻奪門而出，衝上的士，只和司機說了四個字：「士林夜市」。

梁文道：政府錯過了回歸10 周年的機會

【明報-陣筆】今年的7．1 遊行，警方先是重重設限，務求壓縮遊行的壯觀效果，使之及早結束，不要耽誤晚上煙花表演的正事；到了不能如願的時候，就乾脆派出便衣臥底，裝作遊行糾察，催促市民走快兩步。這個小動作巧合卻又必然地說明了整套回歸10 周年紀念活動的本質，用最簡單甚至粗糙的話講，那就是媚上謝恩。

替官方設想，要紀念回歸10 周年，大抵有兩種做法。一種是把基調定為慶祝，營造一片市面繁華，人人歡欣鼓舞的榮景；而且還要把慶祝的焦點集中在感謝中央大力支持這一點，讓大家發現要是沒有中央政府的鼎力相助，香港就不會有如今這般好辰光。至於另一種呢，我們也就別要求政府搞什麼反思自省的智性工作了，但它如果真心覺得今天的香港成就非凡，那它是不是可以將重點放在對外宣傳這些成就上頭呢？

事後看來，特區政府明顯地採取了第一條路線，到處支持載歌載舞的歡慶活動。而大熊貓與國寶展覽則具體地彰顯了什麼叫做中央支持（順帶一提，難得來港的《清明上河圖》長卷在展出的時候竟然被主事者捲起兩端，使市民不得盡窺全豹），胡錦濤主席的親臨更是最最重要的「中央重視」。為了把握好歡慶和謝恩的主調，像遊行這類市民自發的異議活動自然是要讓路的了。

這條路線背後的心態何其閉塞內向，把回歸10 周年單向地變成了香港人關起門來自己取樂的派對。從肉麻當有趣的「香港始終有你」系列廣告，到足球比賽、花車巡遊，再到大型文藝晚會，這些活動全是自己人對自己人喊話的娛樂式政治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大家感到今天應該很高興，然後再讓中央和全國百姓看我們高興歡快的模樣。說它閉塞內向，是因為政府本來可以更大膽更進取，將紀念回歸10 周年變成十年一遇的城市形象宣傳的絕佳機會；而這宣傳的對象不是外人，正是所有內地百姓。就算限於官方理由，不能完全把香港的真實景陳現人前，至少也可以展示它自信美好的一面吧？

回歸10 年了，我們香港人沒有一天不聽教訓，總有人說我們太不了解國情，要多多認識進而認同祖國。可是反過來看，內地百姓又有多了解港情？他們又有多認同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呢？如果林瑞麟局長領導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下過工夫蒐集內地報刊、網絡和各種傳媒報道，從裏面分析出內地人民對香港的印象的話；應當不難發現他們對香港的認識仍然相當浮淺甚至有誤。特區政府從來不關心這個問題，駐京辦也無心無力去改善這種情，於是唯一在內地宣傳香港的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就是「旅遊發展局」了。所以我們完全不用訝異，很多人至今仍然以為香港無非就是個專門用來吃喝玩樂的資本主義天堂。

不要小看這種無知與誤會，它帶來的結果可以是很嚴重的。有一些在內地市面流通的書籍竟然說港英政府曾經致力於推動港人忠英國王室，認同自己是英國人。所有經歷過殖民時期的市民都曉得這個描述離事實遠甚，但內地的讀者卻不知情，他們會不會就此認為久經殖民的香港人其心果然可疑呢？難怪每回有一絲半點的香港民主爭論消息傳進了內地，都有內地網民抨擊香港民主派死抱外國人的大腿抗拒回歸了。對於這類不公平的認識，政府是樂見其成還是覺得有澄清緩解的需要呢？

去城市生活定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勢，所以內地有許多民間機構喜歡弄些城市排行榜出來，比較全國各大城市的經濟、環境、文化和生活水平。直到一兩年前，香港還很難出現在這類榜單之上，不知就裏的話，香港讀者很容易以為香港的環保工作比起重慶和武漢還不如。其實香港不上榜的理由是主辦者根本沒把香港算進中國城市的行列。我們不是10 年前就回歸了嗎？香港難道不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嗎？為什麼香港在那麼多人的心目中還不是中國城市的一員呢？說到內地對香港的認同，最好玩的莫過於中央領導左一句「香港同胞」右一句「香港同胞」了。表面上看， 「同胞」二字是用在自己人身上的；實際上，它又很矛盾地點出了被稱作「同胞」的這群人還不算徹底的自己人。要不，我們何時見過胡錦濤把北京市民稱作「北京同胞」，叫上海人為「上海同胞」呢？回歸絕對不是單方面的認祖歸宗，而是雙向的溝通與互容。

特區政府本來該做的，就是把握回歸10 周年的契機，趁人家對香港還有點興趣，去規劃一些宣傳公關活動，刷新香港的形象；讓人發現在「旅遊天堂」之外，香港還有別的好東西。其實它平常就該留心這個問題，分析研究內地人心目中的香港是副什麼模樣，然後重點地針對若干關節製造宣傳攻勢。但它現在卻選擇了最保守最內向的慶祝活動，似乎是為了向上頭交差，讓胡錦濤他老人家感到不枉此行，瞧香港人這股愛國熱情，瞧香港的繁榮安定。好在今天的內地傳媒與10 年前大有不同，他們紛紛來到香港報道回歸10 周年，去的不是官方派對式活動，而是走進街頭巷尾，力求探索真實的港情。總體而言，雖然他們也有批評，也有很多負面的觀察，但大致上還是叫好的。可是這個好和特區政府所極力營造的好卻很不一樣，他們當然看到了香港在很多方面的秩序、專業與法治，但也看到了（比內地要好的）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正是這批鋪天蓋地的報道和專輯，讓我們重新發現了香港對中國的價值，它不只能替國家生金蛋，更是一面制度建設和社會變革的鏡子。這些媒體當然比特區政府更了解內地人民想在香港身上看到什麼，又需要看到些什麼。比起政府花去一大筆錢炮製出來的「香港大轟炸」（也就是煙花表演與加強版的「幻彩詠香江」），他們更想參觀的或許是警方致力打壓的7．1 大遊行。

我們並不奢望政府能夠把遊行示威當做香港的賣點（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回應7．1 遊行，照例把它說成一國兩制落實的證明。看來民間人權陣線應該向政府申請資助，把7．1 遊行列入慶賀回歸10 周年的活動），但與其只在北京首都博物館辦一個展覽，何不製作一組面向全國，標榜香港法治健全甚至政府服務效率等種種香港優勢的廣告呢？這應該比呆在香港推銷「香港始終有你」划算得多。　　

梁文道：制度的腐化

【都市日報-兵器譜】山西黑奴工事件爆發至今已經快要一個月了，該說的話好像也都說完了，為甚麼我現在還要再談這個話題？那是因為一句話，主王兵兵的太太張梅對記者說的一句話：「他們就知道收錢，但不給辦證。」

她這句話裏的「他們」指的是負責監督的當地政府部門，這些部門有責任檢查磚的經營是否合法，如果合法就該發出證明。拐騙綁架平民來當工人，不只沒有工錢報酬，還要毒打、折磨甚至活埋他們；這樣的磚能夠通過檢定，能夠得到合法營業證件嗎？按照張梅的說法，原來是可以的，只要給錢就好。

但現在的問題是張梅遇到了很「不公平」的情況，她錢是給了，可證卻沒辦下來，所以她說這句話的時候頗有點委屈受冤的情緒。明明照「規矩」辦了事，怎麼現在大家卻說她們一家犯法了呢？

這句話最叫人心寒最讓人震動的地方，還不是一個人怎可喪盡天良到這種地步，而是她竟能毫不知覺地對記者坦白道出了自己的心聲。她應該知道，記者是公眾的代表，所以這番話其實是說給公眾聽的。為甚麼她覺得「他們就知道收錢，但不給辦證」這種情況是全國都能理解，甚至是全國都會同情，因而也都會替她感到不值的呢？

很明顯，在她的心目中，綁架不是問題，奴役不是問題，就算殺人也不是問題；只有給了錢卻得不到保護才是問題。這是甚麼心態？又代表了多少人的想法呢？

這次黑磚事件傳出之後，大部分論者都把它當成一個見微知著的樣本，覺得它說明了一種可能普遍存在的情況。甚麼情況呢？許多論者就指出了，這是當前中國邪惡與道德敗壞的示範。沒錯，這真是不可思議的邪惡，也真是世風日下的又一例證。但我總懷疑這樣的說法到底有多大意義。

中國史學向來有捉奸臣的傳統，戰事失敗了，國運衰落了，就說是奸臣作祟的結果。例如鴉片戰爭，很多人以為清朝本來是不用那麼慘的，壞事的全是誤國賣國的奸臣琦善。皇帝都是幹甚麼的呢？沒有道光的議和決定，琦善賣得了國嗎？這種捉奸臣的傳統根本是為皇帝脫罪的辦法，由於沒人敢直言皇帝犯了錯，就只好把責任都推到「奸臣」身上，說他們妖言惑眾主。

在我看來，把山西黑事件描述成人性與道德的問題無異於這種捉奸臣的史策略，同樣有模糊焦點的效果，同樣掩飾了問題的根源。過去捉奸臣史學要掩飾的病灶是極權專斷的皇權，現在這些道德人心的論述模糊了制度的腐化。

梁文道：世界上最有名的地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喜歡看公家建築，不是因為它們設計得份外迷人，而是它們很會說故事。仔細瞧不同政府的辦公樓，他們的國會，這些房子都能告訴你這是個什麼樣的政府。那天在電視上看貝理雅告別英國下議院，他走的時候全體議員起立致敬，相當難得。我特別注意到坐他對面的保守黨領袖大．甘馬倫，站起來之後回過身去揮了揮手，要後頭的黨友也都起來鼓掌歡送貝理雅。這個動作很好玩，簡直就像在喊：「兄弟們都起來吧！」有點學生團體的感覺。

其實英國下議院向來就像學生會，甚至還有街坊俱樂部的感覺。雖然大家談的是國家大事，而且發言的時候也都照足會議常規，但總是聲響不斷。遇上精彩的發言，大伙們又拍手又跺腳，叫好聲連連；要是遇上不能苟同的意見，小則搖頭嘆氣，大則呼喊喝倒采。這麼活潑的互動氣氛是怎麼來的呢？

我懷疑它的建築一定起了作用。世上大概很少有比英國更寒傖的國會議事堂了，明明是戰後才重新修建的，偏偏坐不下全體議員。而且除了最靠近中央的那兩行之外，大家都沒桌子，連文件都不知要放哪兒。更怪的是，包括首相在內，議員們竟沒一個有獨立座椅，全部都得像學生一樣，排排坐長凳。如此擁擠的國會，氣氛當然很「親切」。

比下議院更妙的就是「唐寧街十號」了，很多人都說這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地址，但問題是它為何是個「地址」呢？想想看，白宮、中南海、凡爾賽宮、克里姆林宮……，全世界有哪一個大國的領導人官邸是有地址的呢？就算有，肯定也都被這個宮那個府的響亮名號遮住了。只有英國首相辦公居住的地方不叫首相府，卻以地址著稱，活似個民宅。

為了解開這個疑惑，我把英國歷史學家謝爾登（Anthony Seldon）的《唐寧街十號》（10 Downing Street）由頭到尾讀了一遍。雖然找不到明確的答案，但起碼有點眉目了。

原來這座房子是十八世紀的佐治二世送給「首席財政大臣」華普爾（Sir Robert Walpole）的禮物，但華普爾開出了條件，說他不能以私人名義接受唐寧街上的這幢房產，除非將它保留給日後所有當上首席財政大臣的人。所謂「首席財政大臣」，其實就是後來的首相，自此之後，唐寧街十號就成了內閣首輔的官邸。直到今天，它大門上最顯眼的東西除了那個十號門牌之外，就是一小塊刻「首席財政大臣」字樣的銅板了。

既然它本來就是唐寧街上的一座民宅，以英國政治人的習性，也就犯不為它弄個堂皇的名號。何況按照當時貴族的標準看來，它真是普通得緊，面積不大，裝修平凡。尤其那沿用至今的門廳，狹小得像一般人家的客廳。你真不敢相信這就是日不落帝國最有實權的大人物工作起居的地方，就算後來英國沒落了，好歹也是G8成員吧。難怪那麼多鎮級政府爭建「白宮」，卻從沒聽說有地方要蓋座唐寧街十號的。

由於唐寧街十號太過humble，所以到了二十世紀初葉，許多有錢的首相都寧願繼續住在自己家裏，純粹把它當作辦公廳。但第一任工黨首相麥當勞（Ramsay MacDonald）就不同了，對平民出身的他來說，這簡直就是豪宅。1924年他搬進來的時候很頭痛，因為他沒錢添置家具去填滿整幢樓，結果要託他的妹妹趁百貨市場大減價的時候用五十英鎊去買齊床單之類的細軟。依照規定，公家不管首相自住用的傢俬電器。不單如此，首相晚上若想請廚子來幾道好菜和家人享受享受，也得另外付費，因為廚師只負責公務午和國宴。故此在唐寧街十號的歷史上，多數首相搬出去的時候要比搬進來時更窮。

說到搬，也沒有別的國家比英國更殘忍。大選結束，卸任首相就得即時遷出，好讓新首相立刻入住，其狼狽可想而知。好在貝理雅不用操這心，因為他一開始就住在比較寬敞的唐寧街十一號財相住宅；而白高敦則一直住在十號樓上，所以這位新首相就連家都不用搬了。

當梁文道遇上王貽興 終於成了才子

知道我要訪問王貽興，朋友的反應是「嘩！咁肉酸，你有冇睇過《謎》呀？呢個所謂才子好騎呢噃。」坦白說，我很少看電視，無線翡翠台看得就更少了，於是回去看了一集《謎》；他們說得沒錯，這果然是個很肉酸的節目，不論是Adam鄭還是「謎小姐」，都叫人看了頭皮發麻。至於王貽興，我不覺得他騎呢，我只是覺得有點無奈，有點心痛，因為我所認識的王貽興不是這樣的。

我認識的王貽興是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主，是一個很用心鑽研小說事手法，產量很高但水準穩定時而又叫人意外的青年作家。我認識的王貽興應該是一個很內向的人，文學界的聚會很少碰見他，各式各樣的座談論壇他也不大參加。看他的作品，我甚至猜想他是那種躲在狹小的房間裏偏執地幻想，試圖寫出一些他既不曾經歷也永遠不敢去經歷的有乖倫常的狂暴異象的蒼白少年，而夜越深他筆下的情緒就越是陰暗。我認識的王貽興是個尊師重道的年輕人，永遠稱人甚麼先生，永遠把「我的師傅董啟章」掛在嘴上。他曾經協助師傅董啟章當他所辦寫作班的導師，與師傅一起指導更年輕的學生。可現在，當董啟章正勒緊褲帶寫他那大概只能賣出一千本的宏偉巨著的時候；我卻看見報紙副刊汽車版訪問王貽興，暢談某輛名牌新跑車的魅力……

梁文道（梁）／王貽興（王）

走出困局

梁：你在《謎》這個節目裏成為笑柄，你會否覺得被誤解，或是很不舒服？

王：誤解一定有。開始做電視被人罵時是有一點不高興，現在已完全豁出去了。可能當你做一些性質近似的事情時，還會有一點自尊與放不下的自我；但當你做兩件極端相反的事，其中一樣即使你都覺得那不是自己的時候，反而就輕鬆了。好像梁朝偉會拍王家衞的片，但又突然會拍一些很爛的片一樣。當我在文學上走到扭曲的邊緣，將自己推向死角不停踢自己的時候，突然走出來做一些完全相反的事，我反而覺得是一種relax。很多朋友擔心我，其實我沒事。好像《謎》，很多人覺得很難接受，但我覺得當cult片玩都幾好玩。

梁：你喜歡北野武嗎？

王：喜歡，大家認識的北野武是很嚴肅、很有型，而且沉默的大導演，但他又會做一些很白痴的電視秀，專門整蠱人。日本能接受兩個極端不同的北野武，而香港的接受能力似乎較低，例如做幕前的，他接受到你在電視裏親切靚仔的形象，卻接受不了你在《謎》裏的古怪。其實這種工作不可能要求你永遠定型在一個部份。我從作家變成藝人，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怕自己被定型，怕自己到四十歲的時候定型變成某一個面向。或者是怕寂寞吧，像師傅（董啟章）他們寫得那麼好，卻沒有人欣賞，我覺得很可怕。你潛心修練幾十年，當然希望能夠一鳴驚人，或者幫到人，或者幫到自己。但最後若是沒有人知道，亦沒有人理會，你會問這幾十年做的是否白費？我不想我喜歡、追求和付出的事業，會令我將來倒過來埋怨它。

我女朋友的爸爸是修理電視機的，幾年前的一天，他送我一本書，說剛去過一個阿伯的家修理電視機。那個阿伯原來也有寫作的，家裏很多書，但卻說寫作沒用，懂很多知識也沒用，連修理電視機的錢都沒有，只能送一本自己賣不出去的書給我女朋友的爸爸。我拿來一看，呆了，那個阿伯竟然是海辛。

梁：吓！？

王：我很震撼，因為我幾天前才剛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海辛卷》看，過去又不時聽到人談論他，說他寫得有多好，對香港文學的貢獻有多大。當時我想，我最後會否有這樣的下場？香港其他寫作的人又會否一樣？如果是這樣，我為自己和他們都感到不甘心。一個只有五百人的小圈子，你寫到第一，下面只有四百九十九個人，一點也不好玩；但如果那個圈子有五萬人，就算我現在浪費寫作時間，使得五萬人加進來，令我的排名跌到三萬，下面還有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那才好玩。

為甚麼做電視藝人？我想原因是我見到董啟章先生、駱以軍先生（知名台灣作家），或者台灣和香港許多中生代的作家的經歷。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否這樣認為，但我覺得他們面臨一個困局，可能是環境給他的，或者是自己給自己，就是膠着狀態，很辛苦。而他們能夠做的，要不是放棄，要不就是繼續陷在困局中；我看不見任何人能夠突破。所以當我看見這困局，我很擔心如果我不嘗試走另一條路，即使我能夠寫得像他們一樣好，達到他們的境界，頂多是將自己的頭塞進膠袋裏，接着我還可以做甚麼？我在教寫作班的時候，好像向學生展示了一個可能性或者一個夢想；但原來這條路到最後是一個膠袋，一個死胡同，那我是否還有信心向學生講這一套道理？我有很大疑惑。

與此同時，當我做舞臺劇，或跟少爺占做節目，才發覺媒體的影響力真的很大，甚麼人說話比說話內容更重要，所以那一刻開始我覺得，當我成為Icon時，我做任何事或許都比現在方便，即佛家所謂的自渡和而渡人，那是否可以更好？

梁：你的意思是如果專心一致寫文學，即使有一天寫得很好，也有可能像駱以軍那樣，比董啟章更慘。反過來說，你現在所做的，有朝一日或許可以倒過來推動文學？

王：對！

極端的兩面

梁：但你是一個作家，我們看的就是你的作品，除非請槍代筆，否則一個作家寫的一定就是他自己想寫的東西。但香港普遍把藝人型的主持人視為單純的 presenter，站出來就是賣身段、樣貌和表演，大家都不會以為他說的話就是他自己構思甚至相信的；觀眾也不期望主持人要多有內涵，你無非就個是賣形象的傢伙。你如何理解這個狀態？

王：的確有兩個很不同的王貽興，一個是內在的，他不會以外貌示人，純以文字會友；一個很外在，算是一個後生、靚靚仔仔、健健康康的男仔。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是像你或陶傑先生一樣，站出來就可以說自己想說的，完全不用別人的稿子，你不喜歡就別找我做節目。我想我還未到那個階段，或者未有能力做到，所以我現在叫做慢慢起步，慢慢調整。何時這兩個王貽興才可以重疊在一起呢？我覺得需要時間。無論是電視台的信任或是觀眾對你的期望，都需要時間去改變、印證。

梁：但你等得到這一天嗎？因為香港的電視工業已經成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生產線；當你加入，以藝人的身份成為其中一份子，他們未必會有這樣的位置給你。到了最後，你以為自己能靠電視推廣文學嗎？

王：如果你大半年前問我，我未必可以回答。但現在我可能有多一些信心。我想自己還算幸運，主持《最緊要正字》都跟自己本行有關。之後的《一網打盡》雖然關係沒那麼大，但也屬於知識性節目。至於上回才採訪過你的那個《香港筆迹》，我覺得是他們給我的一個難得好機會，竟然能有一個談文學的節目。

梁：這節目的構思是你提出的嗎？

王：這是無線幾年前就有的構思，原來想找霑叔（黃霑）主持，後來他病了，才一直擱置下來。直到我出現，可能他們知道我會寫字，形象又合適，可能用年輕人的包裝方法效果都不錯，於是叫我去做。所以前景似乎不算灰暗，但是否有很大作為呢？那也未必。還是那一句，做到多少就算多少。那就像是零跟零點一的比較。

梁：但做了藝員，你或許要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例如易裝跳舞之類的。

王：一定會。還好從小到大我都是一個頗為精神分裂的人，我喜歡藝術電影，而《五福星》和王晶我又覺得很過癮。我喜歡有深度的清談節目，但台灣羅志祥那種無聊節目，我又覺得很好笑。可能我從小至大已經習慣，例如我要自己賺錢交學費，讀預科和大學的時候，也一直補習、做promoter，賣珍珠奶茶，或者做很多其他無關痛癢的事，然後才回家寫作。我習慣過一些截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覺得沒甚麼不可以的。如果工作跟寫作有關當然很理想，但若不能那也沒辦法，反正我還是得靠工作來維持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梁：你的師傅董啟章有甚麼反應？

王：他沒說甚麼，只笑着說挺好看，挺有趣。

梁：如果你只是個作家，你可以很內向。但做電視卻需要你走出街，要大眾認得你，走在街上有人跟你打招呼，你要記得微笑，甚至簽名拍照。這會否很辛苦？

王：那要看是甚麼時候了，如果在工作中，那就要表現得很友善；但當我自己一個人，反而頭垂得比以前更低。我從來不帶CAP帽，但當我入行後也被迫着要帶了，感覺上會安全一些。最不習慣的是跟家人朋友吃飯，要很留心附近有沒有狗仔隊，連跟朋友獨處也會有罪疚感。

梁：你已經是個藝人了，做這行的事業計畫及邏輯，跟寫作的分別是很大的，它或許還會改變你的性格。比如說你會不會開始覺得被看是一件好事，或者害怕有一天會跌下來？

王：會。我想我的性格亦經常有不安全感，即使寫作時也有很多憂慮。這亦是我向前的原動力。我認識的很多作家或藝人可能會覺得沒所謂，但我跟他們的分別是二十四小時不夠用，我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才能填補那份不安全感。

身份影響寫作

梁：你會把做藝人的經歷寫出來吧？

王（大笑）：哈哈！Mani 姐手記嗎？其實是會的，但不是現在。我不可能爆料，反而想寫事後重看整個工業的感受，例如台灣的吳念真寫自己幫侯孝賢拍電影的筆記便很好看。不過可以肯定，做了這一行，人不同了，看到的世界立體許多。

梁：你現在寫些甚麼？

王：全是散文，沒甚麼特別的寫作計畫，因為應付專欄和其他的已經很花時間，沒可能再有精神做小說創作。我計畫出一本書信集，是寫給不同的人、不用他們回覆的信，但寫到一半已沒法繼續下去。以前會覺得自己人微言輕，寫給甚麼人，怎麼寫都沒所謂；但現在發現我寫的東西，可能會有很多人用不同的目光和標準去審視，於是有一些事已經不知道怎麼去寫或根本應不應該寫。

梁：看！你現在的工作和身份影響你的寫作了吧？

王：對呀，但如果你說話的位置真正有效，讀者看了便可能會特別入腦。還是要看你如何利用這個身份。

梁：你怕不怕假如你越來越紅，越來越忙，你可能更加沒時間寫，可能你這一生都不能再寫小說，回不了頭？

王：即使我有很多時間，一年寫十篇很厲害的小說，都沒有人買，也沒人知，那是沒意思的。如果我的小說只為個人進境和修為而寫，我覺得我四十歲寫都沒有問題。問題是我寫的對社會有沒有影響力和價值，這個才是我追求或疑惑的問題。我師傅董啟章寫自然史三部曲，問的也就是這個問題。所謂對自身很有意義的文學創作，對那些很切身處地生活的人，究竟有沒有甚麼意義？在這樣的社會作家還可以做甚麼？他在問這樣的問題。我和他都在想同樣的問題，分別是他仍然在寫小說，我則入了這一行，入世一點。

梁：你覺得暢銷重要嗎？剛才聽你說，你似乎覺得書要暢銷才行。

王：如果你寫的並不是暢銷的東西而它暢銷，那就重要。如果你寫的文學暢銷，那就有意思了。

梁：當年得了中文文學雙年獎後，銷量有沒有增加？

王：你可以問問跟我一起得獎的王良和教授，他也沒分別，我們還得一起分享那三萬元獎金呢。

梁：這對你後來所作的決定是否有很大影響？因為你是中文文學雙年獎最年輕的得主，但銷量和得獎前竟然沒有分別。

王：我想是的，以前有個目標，以為走到那個點就會贏，之後才發現原來要兼顧許多生活上的事。我就問自己以後怎麼辦？我的書一般賣一千多本，得獎與否根本沒分別。百分之十版稅，一年後收錢，用十二個月去除，結果比拿綜緩都不如。你所花的心力、時間、精神，不應該是這樣的結果。

梁：看來你現在有兩個目標，第一個目標需要在這個圈打滾之餘又堅持到一些空間，令他們讓你把東西加進去，而並非你變成機器的一部份。第二個目標是你在這份工作之餘又要保持文學作家的身份。你一定要繼續寫作，否則你得到的名氣就不能帶到最初你想要的目的。

王：路是辛苦的，但我又不想坐着等死。

梁：你的書現在應該很好賣了吧？

王：我入行後也出過一些合集，但銷量沒有甚麼改變。

梁：為甚麼？

王：可能因為讀者未能將我的形象和作品聯繫起來。他們可能會看我寫的雜誌專欄，但文學小說就未必明白。

梁：如果再過幾年都是這樣，那我就要告訴你，你本來想做的事其實是失敗了。

王：那也得多做幾年才知道。

書與人緣

梁：還有時間看書嗎？

王：有，但看的並不是大部頭的巨著，我正在看鴻鴻（台灣著名詩人）的《過氣兒童樂園》，董啟章的《時間繁史》和林達的《西班牙的旅行筆記》。

梁：你看書有沒有特別偏好？

王：沒有，甚麼都看，有時間就會一本經典加一本較輕鬆的一併看。

梁：像吃主菜和甜品。

王：現在吃主菜也得分很多次。看董啟章的《時間繁史》其實也有一點吃力。

梁：從前是甚麼時候開始喜歡閱讀？

王：三、四歲已經開始了。你知道我沒有爸爸，所以常跟舅父、阿姨去租書，我就在書店門前的書堆裏看書和漫畫，初時看《老夫子》、《壽星仔》，部份缺失的期數，便靠自己的想像力將故事連結，開始對想像和故事情節等有興趣。後來轉看小說，古龍和金庸。之後開始迷上日本漫畫，例如《漫畫週刊》、《城市臘人》、《龍珠》，還會將故事加鹽加醋告訴同學。故事講得多，於是能力就慢慢發展出來。我還會畫漫畫，整本校簿畫滿漫畫，然後自製圖書卡貼在上面租給同學，那年我才讀小四。還搞過班報，叫了幾個同學到我家去做剪貼，弄些時新聞改編和諷刺老師的故事，再賣給同學，賺到錢很開心。後來發現自己的漫畫天份不高，所以就看更多的小說，如衞斯理、亦舒、梁望峰，終於發現漫畫或文字原來只是一個載體，述才是我的興趣。中一、二開始投稿給文學雜誌，但多給退回；真正成功刊登是在《MAGPAPER》，那已經是中五、中六。因為他們登了很多，我寫作的心就更熾熱了。

梁：影響你最大的作家是誰？

王：一定是董啟章先生。在中大的時期讀得很不愉快，我以為那是一個鼓勵創作的地方。後來看到他的作品，才發現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得到很大啟發。之後有機會聽他講課，談到也斯、西西的作品，簡直驚為天人。雖然修他的課沒有學分，我也情願不上自己的堂，去聽他講課，表示自己行動的決心。

梁：你曾經那麼愛看書，現在看書的時間這麼少，你滿意嗎？我想你一生看書最少的時間就是現在吧。

王：對，惟有自欺欺人地告訴自己反正最近沒甚麼好書。
梁：今年書展會否出書？

王：會結集專欄文字出版一本講愛情的書。

梁：每年書展都會有些藝人出書，然後大家就會說某某「晉身才女行列」了。過去你是用作家的身份去書展，而今年，已出了近十本書的你多了一個藝人的身份。再去書展簽售新書有何感覺？

王（笑）：嘿，那我就終於成了一個才子了吧。

十多二十年前，剛從演藝學院畢業的黃秋生重投演藝圈。有一晚他又回到劇場客串城市當代舞蹈團的演出，散場之後我和他聊了一會，記得當時他說：「我希望自己在演藝圈搞出名堂之後，可以把大眾帶進劇場。」後來他當然沒有帶來多少劇場觀眾，但他偶而還是會出現在他曾經熱愛的舞台上；更重要的是他在另一條路上也走得很好，成了公認的影帝。

聽王貽興述說他的理想，我很難不想起黃秋生。有一天他會不會也做了影帝？還是榮升新世代的金牌司儀寶座呢？你以為我是在諷刺他嗎？不，恰恰相反，我挺不喜歡某些流行刊物記者那種慣見的嘲諷語調和自以為聰明的態度，我見過他們用這種手法把王貽興描述成一個背叛理想放棄高雅而且徹底從俗的爆紅「才子」。真是可悲，你既然不曾歌頌甚至採訪過任何一位堅持「高雅」理想的作家（例如海辛），又憑甚麼指責一位作家庸俗了呢？為甚麼當年王貽興以二十出頭的年紀奪得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時候，你們不說他是才子；直到現在才用上引號去說一個「才子」的落難呢？

王貽興說的沒錯，他和董啟章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一個作家的作品和他身處的現實到底有甚麼關係呢？只是董啟章交出了越來越厚重的文學思考，而王貽興則選擇了不同的應對方式。萬一某天，王貽興忘記了今天說過的話，我想無人有權責怪他半句；因為無人有資格要求所有作家都該像海辛那樣，名載史冊，但是要用賣不出的舊作來支付修理舊電視的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