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選委會其實是場港交會

【明報-筆陣】大部分香港人都以為香港的政制要比大陸來得民主、開放、平等和自由。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裏的功能組別呢？尤其是號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其構成除了少數組別之外，大多傾向於不同領域的商家和專業。雖然有漁農界和飲食界等看似包羅萬有的分類，但是你以為選得進去的會是一個普通漁民和酒店服務生，還是這等行業的老闆及高階主管呢？在僱主階層已經掌握了多數席次的情下，選委會的設計者還要畫蛇添足邏輯不明地加上「香港僱主聯合會」等莫名其妙的組別，唯恐香港一眾權貴之中仍有漏選遺珠。

今天的大陸就算貧富差距再怎麼嚴重，官商勾結再怎麼惡劣，也不致於出現任由已經佔有巨額財富和極高社會地位的精英階層左右領導人產生辦法的局面。的確有些富可敵國的商人可以用錢疏通，干涉政務；也的確有許多貪官賣官賺錢，貪贓枉法；但是這叫做潛規則，這叫做貪腐。

對一般老百姓而言，《福布斯》榜單上的富豪至少在政治上，至少在面上，是和自己分別不大的。大家都無能選舉地方幹部，無法影響國家領導人的人選，不管你是個坐擁百億家財的商人，還是苦守半畝荒田的農民。

然而，就在這麼一個號稱是全中國最現代最先進的大城市裏，我們的專業精英，我們的商人地主，可以公然地、合法地、名正而言順地比起一般市民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更多的政治資源。而他們之所以擁有這等資格，居然就是因為他們的身分、職業、階級和財富。社會本來已經夠不平等了，香港卻還要把這不平等進一步表現在政治上。單單從政治平等這一點看來，香港要比大陸糟糕得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此荒謬的狀也還有學者為之塗脂抹粉，說是「賢能政治」的樣辦！

對我們一般市民大眾來講，選委會固然是種令人厭惡的小圈子精英遊戲；但是對於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它難道就不可能是個令人頭痛的麻煩包袱嗎？

如果曾蔭權真要全力封殺梁家傑，讓他連100 張提名都拿不到，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

絕大部分的評論都以為選委會成員只是橡皮圖章，只要上頭有壓力，就莫不噤聲景從，紛紛放棄梁家傑。這種想法實在太過單純，忽略了選委會的交易本質。假如選委會只是一群待命行動的兵蟻，那麼多的上流精英為什麼要費神費力擠進去任人指揮呢？其實選委會是個做買賣的地方，不同的人帶不同的目的和利益關懷而來，每一個界別每一個成員都希望曾蔭權像個有求必應的城隍地主，滿足他們開出的條件，以換取那張八百分之一的寶貴提名。

假如曾蔭權躊躇滿志，心中早有一幅治港藍圖，預備連任之後大展拳腳。你猜他和他的團隊在向選委會諸公拉票的時候，是他拿這份大計去勸服大家；還是反過來傾聽他們的要求呢？萬一他們的要求和他的計劃有矛盾，是哪一方讓步呢？一場選委會拉票馬拉松下來，曾蔭權原有的大計七折八扣之後，還能剩下多少？更要命的是這38 個組別開出的條件和要求往往有矛盾衝突之處，例如勞工界的訴求可能正好就牴觸了商界的利場，特首候選人滿足得了誰？還是各向雙方開出更多支票來換取妥協？

等到選舉完畢， 「新的特首」正式上任，就是他兌現承諾的時候了。當然這個承諾不是來自市民大眾，而是這800 人和他們代表的階層利益。假如屆時曾蔭權覺得輕舟已過萬重山，往日種種皆可不顧，這幫精英會不會讓他輕易有好日子過呢？又假設他打算要實現之前答應下來的要求，這又會不會成為民主派狙擊他以至於整個政治制度的鏢靶呢？在這種情底下，特區政府根本從一開始就處處受制於人，成了跛了半隻腳的家禽，所謂「強政勵治」又從何談起？

進而言之，中央政府也不是毫無付出的。對於好些「鐵票」和巨富，它多少得有點「表示」，或者在一些涉及內地商務田土的問題上方便酬庸，或者在未來香港的事務上讓他們享有更大的發言空間。對於某些本來不必然要俯首聽命的少數派和部分專業界別，為了爭取支持，中央政府也要「認真考慮」他們的要求，在特定行業上開放門戶，好讓他們的生意能夠進一步打進內地，中港融合。

所以選委會這種制度根本就是一個既不透明同時又赤裸坦蕩的賣場，專供精英權貴交易利益。借用我一位朋友的說法，選委會選舉其實是一場交易會，香港最重要最高層的交易會。它的結果是讓一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精英階層得到匹配其身分地位的政治權力，再透過這政治權力進一步鞏固甚至延伸他們的既得利益。明乎此，我們還能說香港的政制絕對要比大陸還公平嗎？

梁文道：無煙電視

【都市日報-兵器譜】大部分的「文明」國家和地區都已訂了嚴格的規定，限制電影和電視裏抽煙鏡頭的出現。

原因不難理解，這是一種老派傳媒理論的作用，以為觀眾都是被動的訊息接收者，你把甚麼東西灌進傳媒裏面，他們就會收到甚麼；你在傳媒裏讚賞一種行為，觀眾就會跟著肯定。由於大家都不覺得抽煙是種正確甚至正常的習慣，所以我們當然不能任由傳媒裏的吸煙者教壞了善良的人民群眾。

這種老派理論在過去20多年間備受挑戰，除了最不願意動腦的主流傳媒和許多官方機構之外，已經沒有人能夠百分百相信這套簡單的說法了 (中國官方的態度是最明顯的，從它至今仍有「宣傳部」這個單位看來，就知道他們依然以為只要用大眾傳媒宣傳「八榮八恥」之類的正確觀念，全國百姓就有變成堯舜的機會)。因為它對傳媒受眾的認識太過片面太過簡單，以為他們的腦子是塊白板，印甚麼上去就會留下甚麼痕跡。

事實上，同一段訊息，很難有兩個人在接收之後會產生百分百一致的印象、觀感與認識。一個人的性別、階層、種族、教育背景、家庭環境和工作性質全都會影響到他怎麼接收和認知傳媒中的資訊。就以抽煙為例，如果一個煙民看了以前辛康納利主演的占士邦，或許感到深刻的認同，覺得自己其實也有成為占士邦的潛質。但一個嫉煙如仇的觀眾看了當年煙不離手的老占士邦，說不定就會在腦海中浮起一嘴煙屎牙和口臭，於是看到他和美貌女特務接吻就不禁一陣噁心。我們的性格、趣味和身份都參與決定了我們怎樣看待媒體的訊息。誇張點講，一部電影只要有一百個觀眾，可能就會看出了一百個相異的版本。

既是如此，我們為甚麼還要把吸煙看作洪水猛獸，將它驅逐出影像的世界呢？如果一個演員在畫面上噴口煙就能把人教成煙民的話，那麼警匪片和江湖片又會不會使得殺人犯和黑社會的人數翻了幾番呢？

有時候我在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會被人要求移開桌上的煙灰缸和各類煙具，以免不慎在鏡頭上露出煙草存在的證據。那些電視台如此謹慎，力求趕盡殺絕煙草的形象，主要就是相信了那種過時的傳媒理論。

可是基於這種老土傳媒理論作出的種種政策與規定，又的確吊詭地起到了遏制煙草的功用。因為只要在圍繞著我們的日常生活的這些電子影像裏再也看不到有人吸煙，我們就能漸漸接受一個沒有煙味的想像世界了。回憶當年，不只虛構的電影劇情裏有煙霧繚繞，紀實片裏的受訪者手上有煙，甚至連新聞節目主持人也是邊吸煙邊說話；那是一個符合現實的媒體環境，人人都以為吸煙是正常的。我們如今在媒體上既然看不見煙，可能就會覺得煙的真實出現是異常的現象了。

梁文道：不再抽煙的占士邦

【都市日報-兵器譜】「007」系列電影的最新作品《皇家賭場》其實改編自原著小說的第一部。1953年這本小說剛剛推出，立刻就得到了巨大的反響。當時的《泰晤士報》如此評價初次登場的占士邦：「每一個男人都希望自己是他，每一個女人都想讓他上自己的床。」

過了半個多世紀，我相信所有拍「007」電影的人仍然希望占士邦保有這種形象，仍然希望占士邦是一個將危險的男性魅力發揮至極致的性感偶像。雖然我還沒看過剛剛推出的《皇家賭場》，但是我肯定有一回是今非昔比的，那就是香煙了。

當年的占士邦是個超級煙槍，不只指定要吸一家英國老牌煙草商為他特別訂製的香煙，而且一天起碼得幹掉六十根煙。占士邦在賭桌上固然要抽煙，就算在開跑車追逐壞蛋的時候仍可好整以暇地夾著根煙，與美女春宵一度之後更是不忘來一支事後煙。

占士邦的魅力來源之一就是他的煙。但是他和大部分電影呈現出來的正面抽煙英雄不同 (例如《北非諜影》裏的堪富利．保嘉)，他不只是靠抽煙抽得很有型來吸引人，他還有別的特點。一般而言，那些影像裏把煙抽得很帥的人物從不會強調吸煙有害健康，因為這將使人想起他們漆黑的肺部。可是占士邦卻反其道而行，小說固然用去了許多篇幅細緻地描繪他取煙吐煙的動作姿態，但更令人矚目的是作者毫不避諱地談及香煙可能會損害占士邦的身體。

在原著小說裏面，弗萊明 (Ian Fleming) 屢次提到占士邦那強壯的身軀有朝一日可能會被煙草拖垮。甚至有一幕，占士邦去做例行身體檢查，醫生的報告指出他若改不掉一天抽六十根煙的習慣，遲早會破壞了自己的身體。

這是為甚麼呢？理由就是要從反面塑造占士邦無懼的性格。他抽煙就和他孤身深入敵人基地一樣，是件冒險犯難的勇敢行為。占士邦的獨特魅力就在於他對自己和敵人的生命都毫不在乎，男人想變成他，是因為每個人都在心底想像自己其實是個冒險家；女人喜歡他，是因為每個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被致命的誘惑吸引。

所以占士邦或許是歷史上第一個從吸煙危險這個角度反過來突出自己吸引力的抽煙英雄。有趣的是，事隔50多年，占士邦不怕的東西成了所有人避之尤恐不及的禍源。所以今天任何電影和電視都不敢再把一個煙民拍得有型有格，甚至避免拍到任何有煙出現的場面。《皇家賭場》這部2006年的出品大概也不例外，萬一有人抽煙，應該都是壞蛋。而在占士邦抽煙的老好年代，不抽煙的大多都是反派角色。

梁文道：懷念鐘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我從來不知道香港人可以如斯多情。在中環老天星碼頭停用的那一夜，有成千上萬的市民站在碼頭邊上。待得運作了四十八年的鐘樓響過最後一遍報時聲，很多人對它舉起了手，輕輕揮動；我還聽見電視里傳來的聲音，他們竟然對這座建築說「拜拜」。一座建築，本應沒有生命，不懂得應答；但是在這一刻，卻是活的。至少對那些專程趕來揮手道別的老百姓來說，這座鐘樓是個活物。

許多人懷緬中環的天星碼頭，是因為這座建築可見可觸的實體；不過到底有人注意到了，它還是一座會發聲的建築。第二天政府一手策劃的新碼頭開張了，也有鐘樓，只不過里頭的鐘是電子鐘。有市民接受記者的采訪，評論新鐘樓的「聲音不好聽，很死板，沒有老機械鐘敲動時的余韻」。

我喜歡鐘的聲音。鐘響的時候，仿佛可以在空氣中忽然開啟另一面空間。它不暴烈，只是在天空里開一條縫，然後緩緩地震動，另一個世界就在這和緩的震動之中漸漸敞現，讓聽者從此也發現彼世的存在。難怪那麼多的宗教音樂都喜歡使用鐘，它的聲音就像一個啟示，告訴我們神聖世界的存在。傳統歐洲教堂的鐘就不用說了，印尼甘美麗音樂里那種如銅鈸的鐘也有類似的美妙效果。古代中國的編鐘就算不是用在純宗教性質的場合，也能營造出王家儀典那非同凡俗的莊嚴聖境。而在這個眾神退隱、宗教色淡的年代里，像梅湘(OliverMessiaen)或更晚近的帕特(ArvoPart)這些偉大的現代作曲家，也喜歡為鐘譜寫贊歌，甚至模仿它的發言模式，以營造崇高靈性的氛圍。

然而，鐘又不單單是一種樂器，它還是一具發布信號的大型裝置。不論中外，鐘都因為它的渾厚、綿長與遠古的聲響，而被人類用作報時的器具。就像老天星碼頭的這座鐘樓，雖然能夠發出樂聲，但基本上它是個時「鐘」。

說到時鐘的聲音，老天星碼頭這座鐘樓敲出來的樂音大概是世界上最耳熟能詳的一首曲子，那就是著名的《西敏寺鐘聲》(WestminsterQuarters或者WestminsterChimes)。它的旋律簡單極了，來來去去就是G、C、D和E中等四個音的置換，無人不知，也無人哼不出來。但是關於它的作者，卻有不同的說法。比較光輝的一種，是說它乃韓德不朽名作《彌賽亞》其中一段的改寫和變奏。至於這首小曲之所以叫做《西敏寺鐘聲》，是因為最早使用它的正是英國國會所在地——西敏寺宮的那座「大笨鐘」(BigBen)。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西敏寺鐘聲》是可以配詞的，傳統上還流傳了好幾個版本呢。例如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這樣的：噢!主啊，我們的神/你是我們的嚮導/有你扶助/沒有人會失足，(OLordourGod/BeThouourguide/Thatbythyhelp/Nofootmayslide)其它幾種配詞也是如此，充滿了宗教意味。鐘聲，本來就是溝通人神的聲音橋梁。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十九世紀前的歐洲城鎮，那是一個還沒有飛機、汽車以及蒸汽發動機的時代，因此也沒有太多的噪音，於是全城最響亮的聲音就是鐘聲了。而這種鐘聲一定來自教堂，教堂又一定處在市鎮的中心，所以鐘聲是整個城市的中心聲音。當時有不少城市就因為鐘體龐大，鐘聲宏亮，被人冠上「會說話的城市」或「會唱歌的城市」的美稱。

教堂的鐘樓不只是全城地理上的中心，全城最高的建築物，它還是整個城市日常生活的總指揮與宗信信仰的軸心。市民們起居作息的時間要靠鐘聲規範調節；什麼時候做早課，什麼時候進教堂禮拜，更是要靠鐘聲的召喚。在那個沒有手表的年代，時間因教堂的大鐘而神聖，屬於神的時間與俗世的時間是分不開的，敲鐘通報大家早禱的時間往往也是該准備一天工作的時候了。鐘樓與鐘聲，統一了整個市鎮居民的生活節奏、生命目標，是宗教信仰中心位置的象徵。

法國史學家阿蘭‧科爾班(AlainCorbrn)在《大地的鐘聲》這本書里曾經詳盡分析十九世紀法國鄉村頻繁發生的「奪鐘事件」。話說當時新成立的共和國急於推翻教會的權威，想要建立一個徹底世俗化的理性世界，所以派人到各個城鎮拆卸教堂的大鐘。他們太清楚鐘的威力了。可是這個急躁的舉動卻引起了巨大的反抗，抗命的不是教堂里的神父，而是地方上的平民百姓。

不是那些百姓特別敬神，存心要和無神論的革命派作對；而是他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沒有鐘聲的日子。不少地標性的建築和自然地貌都會成為人民集體記憶的儲存庫；如果說有哪一種聲音也能成為集體情感與歷史回憶所系的象徵，那一定就是鐘聲了。還有哪一種聲音像鐘聲這樣，能同時讓那麼多人共同聽到，又毫不間斷地規律作響，潛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中呢?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不是一個基督信仰社會，更不是一個清靜得只能聽到一把聲音的地方。但是就在中環天星碼頭這麼一個車水馬龍、人聲鼎沸的鬧區，香港人都聽過那響了四十八年、風雨無阻、沉實和緩的鐘聲。就像雨果描繪的巴黎聖母院大鐘一樣，鐘聲最是懷古，因為它讓我們不用離開現實就能沉入歷史。

梁文道：佈置書房的學問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說到窺探書房的書，這許多年來，我最喜歡的還是《At Home with Books》，因為它打開的書房叫人有意外之喜，並不總是文人作家那麼沉悶。

例如老牌樂隊「滾石」（Rolling Stone）的吉他手奇夫．理察（Keith Richards）的書房。想不到吧？這位搖滾巨星居然是個書蟲。書裏的訪問一開頭也是這麼寫：「一個『滾石』怎可能擁有一座藏書室？一個『滾石』何時會跑去買書呢？他一年到頭巡迴演唱，總是同時住在好幾個地方，總是被他的吉他佔據。然而，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可以比得上躺在自家藏書室的沙發上埋首書堆，更要令奇夫．理察感到心滿意足的了」。

原來奇夫．理察不只愛書，還收集了不少十九、二十世紀的主要小說。他讀書一來是因為巡迴演出的路程很沉悶，不讀書，何遣永日？其次，他是為了瞭解自己這一行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要在成千上萬的人群面前工作，他們永遠尖叫永遠擺動。這和一個獨裁者擁有的效果差不多。我很有興趣知道人們為什麼會拜倒在獨裁者跟前，又是什麼刺激起了這種群眾心理。……我覺得一個人在舞台上的轉化是很神奇的，你會變成大眾狂熱的一部份，在那一刻你會遺忘自己，這是否也是希特勒經驗過的事呢？」所以他喜歡看有關納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書，看他那古典風格的書架，這方面的藏書確實不少。不知道華人流行音樂圈裏有誰能分享這種嗜好呢？

《At Home with Books》由擅長美術圖冊的Thames & Hudson出版，當然少不了精美照片和設計的元素。他們特別造訪了七位建築師和設計師，看看這些關注視覺形像的人怎樣處理令人頭痛的書堆。例如曾經設計過許多著名圖書館的後現代建築大師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他的觀點十分特別。一般建築師喜歡把狹小的空間弄得看起來比實際上要寬大，以避免書籍造成的壓迫感；可是格雷夫斯卻反其道而行，刻意使自己本來挺寬敞的藏書間變得像條窄街。他的理由是要將兩壁屋頂的書架看成一條路上的迷你建築群，走進去就像逛智慧的大城，沿路每一座樓房裏都存放專屬的知識。

這本書還有一個好處，它實用，提供了一些書迷們喜聞樂見的訣竅和資料，比方說書房裏的燈光應該如何安排，書架又該怎樣整理。假如你是書毒重症患者，手頭寬裕，家住複式洋房，還可以按照它的介紹，去紐約幫襯「普特曼滑動樓梯公司」（Putnam Rolling Ladder Company）。這家百年老店專長手工打造圖書館與藏書室用的樓梯，花樣繁多，木質精良。買一把放在家裏，肯定比廉價鋁製摺梯雅觀多了。記得兩年前曾聽林行止先生說，他也想找人做一具可以在書架前左右滑動的梯子；當時我答應給他這家公司的名字和地址，結果回頭就忘了，真抱歉。只好現在抄下來以饗同好：32 Howard Street, New York, NY10013。電話：1-212-226 5147。

如果你只是有錢，但不如林先生這般愛書懂書，偏偏又想弄間壯觀的書室以添風雅，那該如何是好？不怕，你可以找這本書裏介紹的湯美茲（Kurt Thometz），他有家顧問公司叫做「私人圖書室」（The Private Library），專門提供收集和整理藏書的服務。就算你是超級書迷，不屑他人代勞，但若擁書過萬，有時要找書難免也會有望洋興嘆，此時你就知道專人服務的好處了。

我請不起專家為我服務，只好努力鑽研，盼有那麼一天自己成了專家，能替文化富人效勞，亦不枉一生讀書矣。 （書房之二）

梁文道：與狗同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為了保護這個地方，我不會說出它的名字，也不會指出它所在的位置。總之，它是一家我常去的茶餐廳。

這家茶餐廳門外總是兩頭母狗，一頭黃的打從我幾年前第一次來的時候就在這裏了，另一頭黑的則是我看牠從小長大。我喜歡狗，所以每次我來，都會先摸摸牠們的頭。很明顯這是兩隻見慣世面的狗，不怕生疏也不抗拒人類的撫摸，但是也不會太過熱情，似乎事情合該如此，食客用餐前先摸狗是應有之義。

街上的狗有種特殊的氣味，淋過水之後尤其如是。這種氣味很奇怪，有點像午餐肉雞蛋三文治，所以我有時會把所有街狗都稱作「餐蛋治」。這兩頭狗的家其實在茶餐廳的對面，我不時看見牠們的主人拿一根塑膠水管給牠們洗澡，因此牠們也會散發一股「餐蛋治」的氣味。摸過牠們，我在這家餐廳從來不點「餐蛋治」，一來覺得手上雙重的「餐蛋治」氣味濃得叫人噁心，二來我會聯想起自己吃的其實是狗肉。

可是，我依然撫弄牠們。事實上，餐廳裏每個人都喜歡牠們。每當客人不算太多的時候，夥計就會開門放牠倆進來。一進屋來，牠們就爽了，搖頭擺尾，逐討吃。而客人也都盡量滿足牠們，雞翼火腿和麵包，牠們全都嘗過。這場表演的高潮是廚房的哥哥拿出一個盛了碎肉的膠袋，把它交給黃狗，黃狗就會乖巧地叼住它的提手，再走回對街主人那裏。幹甚麼呢？不是主人吃，是主人打開袋子把裏頭的東西倒出來賞給牠吃。多麼懂事自律的一條狗呀！

有時候附近其他的狗也會過來閒逛，例如一頭叫做「啤牌」的花狗，牠最近才令伴侶「阿寶」懷孕，生了九隻狗寶寶，所以大家都稱讚牠「有出息」、「叻仔」。啤牌懂得直立，所以食客會故意把吃的東西提得很高，讓牠站起來吃，然後我們又稱讚牠「好」、「叻仔」。

看見人狗其樂融融的場面，我會以為自己到了法國或者加拿大的蒙特利爾（被選作去年全球對狗最親善的城市）。在那些地方，有許多商店和餐廳是准許狗進去的，政府也不介入。

香港的狗就慘了，和香煙的命運差不多，甚至比煙更早遭到禁絕。不止不能進食肆，連公園和所有康文署管理的海灘也都是禁區。電視上看到的那種洋人和金毛尋回犬快活地在海濱逐浪的畫面，對我們而言只是一種電影虛構，和哥斯拉推倒東京鐵塔一樣不真實。在狗之外，同樣不能與人同時出現在飯館裏的還有其他動物，比如雞。只不過我們都知道茶餐廳養貓其實是個半公開的秘密，因為牠可以用來對付另一種更可惡的動物——老鼠。

其實人類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曾經而且現在在許多地方，人與其他動物能夠和平共享許多空間許多地方。空間上的人獸分化是很晚近的事，我們越來越專斷地獨佔了本來不只是屬於我們的地方（尤其城市），非我族類一概排斥在外，即使是人類最好的朋友也不例外。

純粹是衛生的原因嗎？未必。我不認為香港食肆的平均衛生水平要比一些准許貓狗活動的歐洲食肆高。我想我們這麼怕狗，理由不全是怕牠們髒，會害得我們吃飯之後拉肚子（否則一般人家就不要養狗了），還是一種文化的作用。而香港文化的特性就是不寬容。只要你見過小孩在火車裏拼命追不慎飛進來的昆蟲又踩又打，而家長默許甚至驚慌地鼓勵；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了。

梁文道、董啟章：為了確認那不再可能實現的美麗圖景

【明報-筆陣】如果看報紙的報道，大家或許會以為灣仔利東街的居民抗爭運動業已告終，市區重建局終於排除萬難，取得了全部業權，可以開始手拆樓，準備轉手出售。事實上，整場運動的核心「H15關注組」仍然沒有泄氣，他們仍在等待他們的規劃方案在城規會12月6日上訴審議的結果。

你可以說這次上訴的結果根本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為所有街坊都已同意出售業權，就算城規會最後認可了街坊的規劃案，那也是個無法實現的夢想了。然而，正是「夢想」二字依然保有它的神聖價值，街坊都想要證明的，就是曾經有這麼一個夢想可以成真；他們想要證明的，就是市區重建局錯了。

但是在市建局多年來的公關經營與香港主流社會中「親發展」的意識形態影響下，大部分市民在重建案例中得到的印象卻恰好相反：錯的是一兩個「阻住地球轉」的街坊，而不是以「更新市容」為己任的市建局。那一兩個面目模糊的街坊，他們想要什麼，他們又說了些什麼，很容易就被淹沒在市建局派發的精美海報與措辭動人的宣傳稿中，難以辨認。

在利東街規劃案裏其中一把堅定但是溫雅的微弱聲音就是甘太，最後一個被迫售出業權的業主。

她在辦公室門外出現的時候，臉色蒼白，高瘦的個子走起路來有點前傾，一晃一晃。我們看過利東街重建始末的錄影帶，3年前的甘太精神飽滿，1年前的甘太為了重建的事瘦了30磅。眼前的甘太的身體和精神狀之惡劣，讓人大吃一驚。她剛才在大廈入口大堂差點暈倒，訪問後還要去看醫生。但甘太依然是那麼的溫文，氣若游絲提出上訴的材料。

2005年2月，由居民組成的「H15關注組」在熱心的專業人士的協助下，向城規會提交了利東街發展的規劃方案。這是全港破天荒的由下而上，由居民創造的重建方案。當中包含利東街部分樓宇的保存、居民原地安置，以及保存喜帖印刷行業和社區網絡的具體安排。同年3月和7月，方案被城規會兩度否決，理由是技術上有困難。可是，城規會卻認同方案的目標和意向，也即「以人為本」和「保留社區網絡」。街坊認為，既然城規會完全認同方案的目標和意念，就不應該只以技術問題全盤拒絕。後來這個方案還在香港規劃師的比賽中獲得銀獎，證明了它的專業水平。這次向城規上訴委員會上訴，為的就是再次申述方案的內容，作出更深入的闡釋，讓方案得到公平的裁決。

可笑的是，最近許多報道都說市建局將採納「H15關注組」提出的「啞鈴」重建方案，予人一個市建局從善如流的印象。我們以前曾在此多次論述，近年香港保留文物與地標之風漸盛，使得市建局等手握市區建築重建大權的機構也不敢隨便違逆潮流。但是他們往往魚目混珠地提出一些所謂「重現昔日小區風貌」的說法，試圖掩人耳目，令人以為他們真的很尊重「市區重建策略」裏明列的「保存社區網絡」等基本目標。其實市建局的真正做法是拆除利東街現有建築，遷走所有居民，然後在硬件設計上仿造出一條「有味道」的新街道。他們保存的壓根不是什麼社區網絡，而是一種硬體為主的社區幻象，一種吸引中產新住客新買家的賣點。

且聽另一位利東街老街坊釗哥的說法。釗哥在城規會的上訴審議中負責講述利東街建築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以及舊唐樓如何跟新建築融合。他說，灣仔是香港史最悠久的區域之一，見證了香港的城市發展。利東街經過幾次內部重建，發展出一致的6層樓高的建築，天台相連，居民關係親密，整條街可以說是一項文化遺產。「街坊互相認識、關懷，有安全感，有歸屬感，人情味濃厚。近年談的社會和諧，本來就存在。而利東街的喜帖行業，是民間自發生成的，也即是現在常常說的本土經濟的代表作。市建局不考慮這些價值，完全是以推倒的方式，沒有花心思去保存。這次上訴，為的也不單是利東街本身。市區重建將會是香港未來幾十年的主要問題。以地產主導重建，是有問題的。重建不應只是讓地產商增長財富的機會。」

甘太和釗哥反對的不是重建，而是重建的手法與缺乏選擇。甘太說：「現在香港做重建，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用錢解決問題。但最重要的其實是街坊的意向有沒有得到尊重。如果對居住地有感情，不是錢可以取代的。除了錢之外，可不可以提供另類選擇？」釗哥則說：「市建局用不平均的價錢進行收購，又設置所謂保密協議，是用金錢分化街坊。鄰里關係被破壞，人與人互信出現問題，互相不敢再溝通，陷入痛苦狀態，結果變成陌路人。」

置業安居幾乎是每個香港人的夢想，尊重私有產權和處置它的自由也是所有香港人的信條。可是許多言必稱市場經濟的專欄作者在論及重建問題的時候，卻從不質疑何以獲得政府注資100億，可以免補地價的市建局能夠動用土地收回條例去強制收樓；反而嘲笑不願搬離的居民只是想謀求「個人利益」(奇怪，這難道不是市場經濟假設的人性本質嗎？)。市建局擁有這麼好的條件，服務的難道不是舊區居民的意願，卻是地產商的利益嗎？當大家高高興興地把畢生積蓄放在一個物業上，以為自此安樂的時候，又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或許要被迫賣出，搬到自己未必喜歡的地方終老呢？

甘太還指出：「佔用情經常被錯估，所謂業主唯一居所的界定也是市建局自訂的政策。」為什麼要被收回的物業不是唯一居所的話就要接

受低於市價的賠償呢？在遊戲規則幾乎都是市建局自己制訂自己詮釋的情形下，有不少街坊都只能被迫離開。幾年下來，一直和龐大公權力對抗的甘太可說是心身俱疲：「被圈中重建，其實好悲哀、無奈、被動。我覺得自己好渺小，對自己的前景沒有把握。我們一直強調，每一戶每一個人也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對於那些想搬走的人，我當然替他們高興，但對於想安安穩穩地原區生活下去的人，卻完全沒有出路，這過程令人傷感。重建的日子不是輕易捱過的，一日也嫌多。而事實上，並不是沒有其他可能的安排和選擇。」

我們花這許多篇幅去訪問甘太和釗哥，就是想讓大家聽到他們的聲音；尤其是想讓市建局行政總裁林中麟聽到，與其花時間在飯桌上向傳媒中人和公關寫手解釋自己的理念，為什麼不多去幾場居民諮詢大會直接聽聽他們的想法，在他們的面前為自己的方案辯護呢？

就像甘太所說的，我們籲請讀者關注未來的城規會上訴決議，是想告訴大家這裏曾經有其他的可能和選擇。是的，這曾經是一幅美麗的圖景。在我們城市的歷史中，第一次，住在同一條街上的人，一群小市民，為了創建大家的共同生活環境而努力，以理性，以智慧，以熱情，提出了屬於他們的規劃方案。我們只有盼望，這不是唯一的、最後的一次。

梁文道：驕傲

【成報-秘學筆記】有一段時間我迷上了前蘇聯小提琴家柯崗（Leonid Kegan），盡力收集他的全部錄音，夜夜細聽。同時，我思考自己本來可以是個甚麼樣的人。

很多樂評人認為柯崗的巴哈拉得不怎麼樣，但是我以為除了溫暖如歌的葛羅米歐（Arthur Grumiaux）之外，就數柯崗最叫人難忘。例如第2號變奏曲（Partita）的「夏康」（Chaconne）舞曲，他的演奏是那麼地蒼勁，從第一粒音符開始就完全樹立了自己的性格，其右手的力度始終渾厚有力但又平穩無瑕。他奏出了別人沒有想過的巴哈，一個悲劇性的巴哈。

每次聽柯崗的「夏康」，我都會問自己，如果我沒有放棄，如果我好好地把琴學下去，會不會有一天我也做得到呢？

當然不能，我不願意在這一點上自欺欺人。可是我們就是喜歡回首來時路，以為自己原該變成另一個人；不一定比現在好，也不一定比現在壞，但總之是個不一樣的人。

我曾經為了一些自以為重要甚至偉大的諾言放棄了自己心愛的物事與技藝，然後沾沾自喜，享受虛榮帶來的片刻快感（所以我不應該再說那都是些甚麼諾言，又是些甚麼物事，否則我只能重蹈覆轍），卻還以為自己莊重誠實，殊不知罪惡之蛇早在暗處一角無聲吐信。

那天我跟他說起琴的故事，當時我覺得自己十分慎重，只是坦白道出過去的事。然而卻令他留下了印像。從頭回想，我怎知道自己的心是純淨的呢？魔鬼總在名聲顯著的善人心中埋下誘惑的種子。

人不應該為自己擁有的東西驕傲，更不應該為自己未曾有過的東西狂妄，因為那是虛幻的。無論我是那種人，又可以變成甚麼人，豈不皆是血肉之軀，地上的灰塵？

梁文道：文化難民新一代

【蘋果日報-文化動物園】早前董橋先生放假，編輯命我填空，還出了道題，要訪問一些香港文化人給讀者看。我想他或許以為我交遊廣闊，做的東西又雜，應該認識不少文化人。的確我是認識很多人，但深交不多，連常見面茶的朋友也很少。為什麼？因為太忙，總是同時做很多不同的事，很多看起來毫不搭邊的事。在擬定採訪名單的時候，我發現其實香港這個小小的文化圈裏，不少人都是這種狀態，東跑西摸，不像大陸和台灣那樣，寫詩的就專心寫詩，做音樂的就專心做自己的音樂。

羅貴祥曾經把這類文化人比喻為遭遇海難的難民，在水上載浮載沉，見一塊木浮過就抓一塊木，有一張椅子飄來就抱住不放，深怕漏了一樣東西就會葬身大海。我想他說的除了是經濟的原因之外，還是一種根本的心態。

永遠哈哈大笑，看來極為開朗外向的鄧小樺也是難民之一。她現在要教寫作班，編輯叫好叫座的新進文學雜誌《字花》，寫報紙專欄，經營自己的博客（她認為這也是種工作），還要兼職編書和校對，此外偶而也參與展覽一類的文化活動，同時又是一些社會運動的散兵游勇（例如世貿部長級會議在港召開期間，她就是積極的示威者之一）。除了這些她數得出來的東西之外，我還在許多不同的事件和媒體上看見她的名字。用個通俗的說法，這叫做行情開始走俏了。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的事呢？我換一個問法問她：「如果要妳只能用一個身份來界定自己，妳會選哪一樣？」她一貫地反應激昂，連聲呼叫：「唔得，唔得！好難想像！好恐怖！」什麼原因？「因為那些東西都是有連繫的」。

我想起我自己，當被人問到這種問題的時候，我也是這樣回答。然而那是種什麼連繫呢？鄧小樺的答案和我的答案也很接近：「那大概是種責任。我讀書，但那些書其實不是我自己的，對社會總該有點回饋。」難道編文學雜誌和在電台主持文化節目就是回饋和盡責嗎？「我希望把不同的聲音，一些平常沒人聽見的聲音表達出來；同時令聽眾和讀者看到另外一種感知世界的方法，給大家留一點觀察的空間。」

說起來文學還真是一種平常沒人聽見的聲音。向來從事文學藝術工作就和「推廣」文學藝術是同一回事，香港尤其如此，所有文化人在這個意義上都是文化推銷員。故此你編一本文學雜誌絕不能只是追求質素，還得令「大眾」接受。比起過往某些本地文學雜誌每期發行幾十本的慘況，《字花》一期賣上千多本的數字實在值得開香檳了（所以我說它「叫座」）。「我們的辦法就是注重行銷，搞好發行之餘還要透過媒體大賣廣告，硬說它有多好有多妙」。

雖然《字花》的內容不能算是通俗，但文化人總有這點信念（還是迷信？），覺得「大眾」不一定不能接受看起來陌生難懂的東西，問題只是他們沒機會接觸。所以重點在於找出接觸大眾的辦法，而不是放棄自己堅守的東西。

想當初我也如此相信，只要給我一個支點，所謂「大眾」是舉得起來的。我沒有告訴鄧小樺，剛開始做電台節目的時候，也有人擔心她知名度不高，怕她新人登場做不到電台的要求。我那些朋友今天看見我，卻紛紛讚好，說她是塊料子。如今鄧小樺手上有幾個點了，只看她怎樣連點成線，織線成面。

「連結」是鄧小樺的一個關鍵詞。我不說她「寫」而是「經營」一個博客，指的是她花很多時間在網上流竄，回應別人、轉貼文章、製造鏈接。「這樣才算博客，博客的本質就是鋪網，不能光把日記貼上去就算」。難怪她把博客也當成一種「工作」。

假如「文化人」這個稱呼太空泛，沒法令人抓住重點。那麼我必須鄭重地說，鄧小樺首先是個詩人。自大學年代公開發表詩作，她的作品就被人看好。只讀她的詩，你會以為她是另一個人，像她的語言，平靜、和緩、清明，但是低沉；例如：「秋天最危險：每天與認識的人談話你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不想再說下去夢裏來回乘車打一萬個電話想找的人已經走了」。（〈港口與岸邊〉收錄於《不曾移動瓶子》）。有種情緒在裏頭，不易抒解。

所以她的「連結」又有了另一層目的：「做這許多事，是因為它們都能宣洩情緒，把自己投向外在，換一個方法感受世界和自己。寫詩也好，參加遊行也好，都能煥發感受的能力；然後再從外在的世界看回自己，認識自己」。我同意，這可能是我類文化人的利益，雜多的業務是瞭解自己甚至創造自己的雜多渠道。

曾經有異地友人問我和胡恩威：「你們香港的文化人都是這樣，要做這麼多的事嗎？」後來我倆自己聊起，不禁有點太看得起自己地說：「這些事我們不幹，還有誰做呢？」莫非難民太少，浮木太多，所以不多撈一點就對不起社會？看見鄧小樺，我想自己可以少抱一塊墜落海中的門板了。我問她：「累嗎？」「很累很累，但不做不行。」才28歲，累的日子還長得很呢。

梁文道：窺探靈魂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每一本香港的流行雜誌都會定期刊登名人或者設計別致的家居採訪，告訴讀者屋主的品味愛好，設計師的巧意匠心；然後我們歎服，甚至效仿。可是，我幾乎沒怎麼看見過有一個家庭是有書房的。就算有，也多是虛有其名的書房，除了一張桌子放了文件和電腦之外，往往就是一兩座架子空空洞洞（或者簡約？）；書呢？往往連一櫃都裝不滿。假如這家人有小孩，情況可能好一點，課本和參考書總是要的。這也說明了香港的主流想法，讀書是學生的事，長大就不必讀了；正如鋼琴是孩子必須面對的刑具，進了大學就可以放下這苦杯了。

常言道：「書是一間屋子的靈魂。」為什麼如此華貴如此耀目的居家環境可以沒有靈魂呢？讓記者來拍照這樣的房子，在我看來，就像展示一座重金修建的陵墓，裏頭沒有活人的氣息。

如果這話說重了，那就再說一則我百聽不厭也很樂意到處散佈的真實故事。話說一個剛進哈佛的大學生很不幸地選了一門中古英語文學課，授課的老教授是個悶蛋，和課程的內容搭配得天衣無縫。好不容易暑假來了，於是這年輕人興奮地開始他在舊書店的暑期工，每天開車去不同地點搬運人家不要的舊書，忙得不亦樂乎。有一天他應召前去市郊一幢有漂亮小花園的老房子收書，女主人開門引他入內，這才發現要收的就是那悶蛋教授的書，他死了，這年輕人是他教過的最後一批學生。

年輕人在教授的房子裏巡視，看見一整櫃的偵探小說，想不到老人有這麼有趣的嗜好，他微笑。再看，通向花園的後門旁是兩櫃園藝書，寡婦說：「他喜歡種花」，然後年輕人注意到玻璃門外陽光下的草地上猶有剛灑過的水珠發亮，恰巧他自己的最大嗜好正是園藝。接他下了一個決定，他要自己買下教授的所有藏書。

為什麼？他後來對人解釋：「自我看見教授的書，才知道他在課堂以外是個什麼樣的人物，那些書是他的完整靈魂。如果我把它們運回書店，這些書就會被拆散分置到不同的書架上，那就等於他的徹底消亡了」。為了讓教授不死，直到畢業他還在替舊書店老闆打工還債，好在這老闆也是個有情人，給了他五折。

書是一個人的靈魂，藏書是一間房子的靈魂所在。為了窺探且公開他人的秘密，我一直想做本書去訪問我最好奇的讀書人，看看他們的家，請他們介紹自己的藏書。後來我發現台灣的邊城出版社出了本《逛書架》，幹的就是這等勾當，裏面有楊澤、張大春和陳建銘等人壯觀的書屋，比起平常在雜誌上見到的那些樣辦房，實在富足。後來他們的魔爪又伸向了香港的讀書人，編製出《逛逛書架》一集，我只好嘆息自己的動作太慢。

還好我又找到了機會，替香港電台客串一個讀書節目，跑去一些名人的家裏看書（到底是電視節目嘛）。可惜部份愛書的名人太精了，例如董橋先生，平常對我等後輩總是很親切；但這回他還沒聽完我的話，就立刻笑打斷：「不行不行，這種事怎麼可以？可不能讓那麼多人看」。（書房之一）

梁文道：偶像

【成報-秘學筆記】我不嫉妒甚麼。在複雜多變，即起即滅的各種情緒之中，我唯一缺少，或者找不到其對應物的，就是嫉妒。不嫉妒是因為富足，很多人都會這麼說。可是在我，卻是因為貧乏，不曾擁有，不可擁有，因此也就沒有嫉妒的基礎與權利。

英國當代社會學家羅歇克（Chris Rojek）在《名人》（Celebrity）一書的開頭寫道：「雖然神性的質素常被歸諸于名人身上，可是『名人』的現代意義實際上卻來自眾神的墜落，和民主政府及世俗社會的興起」。既然宗教信仰不再是人人必備，貴族與皇家也都成了歷史的裝飾，那麼還有誰來填補那空虛的祭壇與蒙塵的王座呢？恐怕就得是名人和明星了。

所以那些崇拜明星偶像的粉絲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信徒。他們以鑽研聖典的耐心細讀偶像的材料與訪談，他們用儲存聖地泉水的態度搜集偶像的肖像。

可是我聽說有的粉絲會嫉妒。他們或許會因為偶像不幸地與一個錯誤的人在一起而扼腕慨歎，憤恨自己何以無力挽救其於水火；他們也可能因為偶像的生活美滿，因而自慚形穢，覺得自己卑下得不配崇拜他。這，都是嫉妒的表現。

我不嫉妒是因為我對他的崇拜還不夠徹底？抑或正好相反，是這些粉絲的崇拜心志還不夠高尚呢？

聽說他被挺拔的人物與寶石包圍，聽說他總是在思念一種緣分巧妙的遭遇。可是這又與我何干？前赴德爾菲求卜的忠實信徒會嫉妒阿波羅的豔遇嗎？人為甚麼會蠢到要嫉妒神呢？

然後我看見摩西下山，憤怒得擲碎了戒版，因為以色列人啊，借上主的大能離開埃及，此刻竟然在跪拜金牛。

梁文道：明星的小孩

【成報-秘學筆記】他生來就是一顆明星，所以他的分裂比任何人都來得早，也都來的嚴重。

20世紀中葉的美國社會學大師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認為人的處境就是一分為二，一個是他人眼中的我，另一個是本真的自我。在社會活動中，在人群中往來，我們都像站在舞台上的演員，呈現不同的面貌。可是，我們常常自省以及抱怨，那並不是真正的我。

大明星加里·格蘭特（Cary Grant）曾經調侃地說道：「我也和觀眾們一樣，希望自己是『加里·格蘭特』。」我偶爾看見一些電視主持人在節目裡「真情流露」，對著即將離去的同事依依不捨，幾乎快要落淚。但我十分困擾，這是「真」的嗎？現代電子傳媒使得明星和我們無比親近，當他對著鏡頭說話的時候，我會以為只有我一個人在聽，當鏡頭對準他的面頰的時候，我可以看到上面的凹陷，比他自己所知的還要真切。可是，這都是真的嗎？

或許他也有這種困惑，就像加里·格蘭特一樣，感到那個表演裡的我正在混淆和威脅自己，使自己迷失在一片大量複製的聲音的光線裡。更何況他活在一個美麗的軀體裡面，習慣被人仰視膜拜，乃至於反過來認為任何一個真正愛他的人都不應該像其他一樣從這個神殿的門口攀升，小心翼翼地接近自己。

於是我曾以自己久經訓練的技術矇住了肉眼，並且看見他在人群的簇擁之中忽然縮忽然失落，恍如一個遺失了什麼東西的小孩。在那一刻，我以為我找到了他的真名。

然而又有哪一個明星的本質不是一個永遠渴望的小孩呢？因為身前堆滿的珠寶和鮮花都不能滿足他的渴望。所以我一定不是唯一一個看見他本質的人，我不可能是獨特的。於是他仍然是那個在表演裡真情流露的明星。

梁文道：皇帝越好司法越糟

【都市日報-兵器譜】按照台灣史學家盧建榮的說法，唐朝司法制度裏的「廷議」固然是非常上訴的最終審判，讓文武百官共同研討案情，再以投票的方法斷案；但這個看來十分公平謹慎的做法往往也是帝王威權和獨立司法精神決戰的場域。

尤其遇到了皇帝最害怕最擔心的謀反案件，皇帝本人多半傾向寧枉勿縱，殺錯一千也不放過一個。滿朝官員為了避免禍延己身，通常就不敢違迕上意，結果冤枉了不少無辜被告。

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在沒有體制上根本獨立的司法權的年代，中國還是有一些法官堅守專業立場，排眾而出不從流俗，比如說之前我們提過的徐有功。

有一回，一個叫做顏餘慶的人只不過因為當過一個叛亂親王的部屬，就給人告他是叛亂魁首。證據之一是顏氏在主子被審的時候還給他寫信，平常又替他處理過私人債務 (這被理解為籌募叛變經費)，甚至還為主人買過幾把弓箭 (不消說，這被理解為叛變用的兵器)。這宗案子一直打到了廷議的階段，當時武則天當著百官的面先行宣布顏餘慶就是叛變集團的首腦，看來是不用再審了。可是徐有功此時又忍不住站了出來，按照《唐典》條文逐點反駁武則天，先是釐清「首腦」的定義，再指出沒有證據證明顏氏買弓箭的意圖就是為了幫主人準備叛亂武器。結果強悍如武則天也不得不讓步，顏氏得保一命。

自此之後， 徐有功就和今天台灣的陳瑞仁檢控官一樣，成為時人心目中的正義化身。後來好幾次廷議謀反案件，只要徐有功指出了疑點，就算武則天百般恐嚇，官員們就勇氣倍增，敢於站到他那一邊，平反了分明就是冤枉的被告。

可是我們要注意這是因為當時的皇帝是武則天，她本身的政治合法性就很成疑問，所以不敢在法庭上太過胡來。換了另一人，例如唐太宗李世民，結果或許就很不一樣了。所謂「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只不過是說說而已，中國歷代皇帝的行政權力其實從未停止過干預司法程序，尤其是牽涉到與利益與之相關的謀反案。而大家心目中越好的皇帝，干預司法的結果就越成功，因為他們的聲望權威夠大，對自己的判斷又充滿信心，所以廷議之上沒有人敢抗御意。唐太宗這麼好的皇帝，就屢次不顧少數司法官員的反對，硬是處死了好幾個無辜被告。由此可見，沒有制度上的徹底分權，再好的領導人都會變得十分危險。

梁文道：燒牛肉之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有多久沒吃過燒牛肉了？或許我應該換人問法：還有甚麼地方能夠供應好吃的燒牛肉？自從尖沙咀凱悅酒店關門，沒有了Hugo餐廳，我就想不起有甚麼館子的燒牛肉弄得特別對。當然我知道幾乎所有自助餐都有「銀車燒牛肉」，但它們大都呈現出一副顏色死灰啖如硬柴的淒慘狀態，再三證明了越是簡單烹調越做不好的道理。

所以知道Lawry's在香港開了分店之後，我就找了一個機會去重溫舊味。這家專賣燒牛肉的餐廳老巢設在洛杉磯比華利山，大概是當地名店之中取價最廉宜的，因為燒牛肉再貴也賣不出天價。即使如此，它各家分店的裝潢還是挺雅致舒適的，有點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高級餐館的氣派。

至於牛肉，他們會用一個特製的爐車直接推到客人面前，隨你的喜好決定厚度和火候，當場切下來奉客。分量主要有四種，喜歡嫩滑口感的可以要最薄的 English Cut；喜歡大口嚼肉，最好能把整顆門牙埋進去仍深不見底的，當取最厚的Diamond Jim Brady Cut。這一餐我吃得相當滿意，真夠時間的頂級美國牛，其豐厚肉味是和牛怎麼比也比不上的，難得他們把肉燒得柔嫩多汁，與本地常見的肉乾截然不同。

我問家人意見，他們竟然認為香港這家分店的出品要比比華利山本店還好。怎麼可能？分枝不如主榦豈非連鎖餐館的定律嗎？然後我就醒悟過來了，發明燒牛肉的是英國人，但誰能保證英國人燒牛肉就一定比澳洲、紐西蘭和美國等前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強呢？

曾幾何時，牛肉可是英國人的同義詞。莎士比亞在《亨利五世》裏就藉法國王公的口，把英軍形容為「只要給他們一頓好牛肉，他們就會噬咬如狼，戰鬥如虎」的 beef-eater。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邱吉爾還拍過桌子罵人：「別理那些混帳營養專家的鬼話，我們的士兵就是愛牛肉，給他們吃牛肉！」

士兵愛牛，國王亦然。英國人最喜歡的牛肉傳說是詹姆斯八世曾經在群臣面前讚嘆桌上的燒牛肉，當場把它舉起來大聲封爵：「牛腰爵士！」（Sir Loin）。這就是「西冷」（Sirloin）的由來了。

可惜事實往往沒有傳說那麼浪漫，「西冷」一詞其實來自法文Sur loin，意思只是「腰部以上」。這真是諷刺，英國人的最愛竟然是宿敵法國人命名的。要知道英法之間曾有「百年戰爭」，兩國王室誓不兩立的歷史更是久遠。英國人崇拜牛肉乃至於把它當做國家象徵正是起源於這段時期，他們認為法國人是一群愛吃田雞的小氣鬼，而喜歡壯牛的英國人則是英勇豪邁的男子漢；法國菜的華麗多彩說明了他們的虛浮造作，英式燒牛肉則顯示出坦蕩直接的性格……

當時的英國甚至出現了一首流傳至今的愛國歌曲叫做《老英格蘭的燒牛肉》，其中一段歌詞是這樣的：「好了，不列顛人，遠離所有那些使得意大利、法蘭西和西班牙變成娘兒們的挑食鬼。偉大的燒牛肉必將統御一切。噢！英格蘭的燒牛肉！老英格蘭的燒牛肉啊！」

如果政府想要推動愛國主義，除了每天在電視播放國歌，不妨也法前殖民宗主國，編一首歌歌頌「噢！偉大的北京填鴨！老北京的填鴨啊！」

梁文道：流星

【成報-秘學筆記】流星來的時候，有人問我為甚麼不許願。

這些流星，這些隕石，大都是星系的標本。構成它們的成份非常原始，因為它們在太陽系還處於宇宙塵埃的階段就凝聚成形了。所以別看它小，其實它有太陽那麼老。因此學者憑隕石可以推斷出太陽系的年紀——四十六億歲。

經過了漫長的歲月，歷遍洪荒，它們曾在黑暗中浮行，見過人類出現之旳星空。如今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在接近地球軋道的時候，一頭札進大氣層，摩擦出劇烈的火焰，發出我們看見的光芒。這麼蒼老的星體，何堪人間虛幻願望的重負？尤其在它這最後一段的航程，我們又何忍為之加上不必要的枷鎖？

所以我悲憫微笑，看它或者早在墜地之前就燃燒殆盡；或者思考它將落在某處我所不知的角落，再被樹葉與灰塵埋沒，遙望月球與天上繁星，那它所來處猶靜靜高懸，清冷，發亮。

在我的想像裏，他也是這般古老，屬於另一個界域，只容我見上一面，然後迅即消失，在我去不了的地方結束星途。總之不是我的地方。

關於流星，有一個謎團是暫時無解的（說它『暫時』，是假設科學總是不停進步，終有一日可以說明萬物的來由）。那就是流星的聲音了。

許多觀察流星的人都說自己在看見流星掠過的時候聽到了物體爆炸，或者超音速飛機發出的嘶聲。1998獅子座流星雨規模最大的那一年，有一組科學家專程跑到蒙古草原觀察和紀錄流星的聲音，發現流星和它們的聲音確實同步飛行。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就和打雷一樣，我們應該在看到火光之後才聽到聲音。為甚麼流星下墜的聲音會和光同時飛抵地球呢？

梁文道：明星

【成報-秘學筆記】其實所有戀人都會想像自己就是那個愛上了明星的常人。我沒有接近他的機會，也沒有接近他的權利，因為我們的世界差的那麼遠。我在泥地上苦苦掙扎，他的生活卻有一團神秘不透的光暈。他的形象在電影海報上出現，我卻在塵埃飛揚的街上，或者行速緩慢的計算機裡凝視這張海報。

儘管這張海報如此俗氣，俗到了一個你幾乎不能接受這是他該拍的電影的地步；儘管電影的情節如此無聊，無聊到了一個你幾乎不願他在其中出現的程度。但還是感激，感激這些電影可以滿足自己最狂妄的想像，平凡難看如己，居然也能一親偶像芳澤。最低限度，我們應該感激他到底在這些電影和海報裡面，否則我們連見面的機會也沒有。見面，我的意思就是，在一條貨車與巴士不停飛馳而過、空氣污濁的路旁，你和笑容停滯的他相對。他正在海報裡，對著你笑。

想像他是一個明星，去一些我進不去的地方，過一種我不理解的生活，常出遠門。可是他會送東西給我，例如在異國拍的照片，明星總在電視專訪裡慷慨表示：「送給大家的禮物」。

曾有一段時間，我的日常習慣因他起了絕大的變化。比如說我戒了常抽的煙。因為他懂得怎樣卷出一根漂亮完整的煙，和我的手藝相去不遠。又比如我不再去常去的酒館，只是因為我和他一起去過。彷彿瘟疫，所至之處皆成禁區。

可是後來我接受了，這只是一段明星偶爾遊戲人間的小插曲。世界總有意外，人生總有奇遇，我應該珍惜。於是我抽回我的煙，再次揭起幕帘走進我常去的小店。只有一點不同，今天的我是有福的，猶如受洗,平凡的生活已被神聖侵入。在他而言是不經意的施捨,對我卻是生活的自此昇華。

梁文道：中國古代司法第一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今天我們說起中國古代的法官，總是會想起包公和狄公這類斷案如神的人物。

可是包公也好，狄公也好，無論在民間傳說還是電視電影裏面，呈現出來的形象與其說是一個法官，還不如說是一種類似福爾摩斯的神探；與其說像專業司法官員的典範，倒不如說像一個執法者。

那麼中國史上可有任何代表性的司法官員，既熟悉法律條文，又能秉公審案，留傳青史，成為後世楷模呢？有的，那就是唐代的徐有功了。作為一個兼任檢查官和審判官的古代法官，他屢次險破冤案，頂撞當政的武則天，並且差點因此送命。唐代著名史學家杜佑在《通典》裏盛讚他是古往今來司法官員第一人，殊非虛言。

電視劇看得多，我們很容易以為古人查案判案，憑的全是長官個人意志，沒有法律條文可據。例如包公總是喜歡在說完一堆巧妙的推理、找出真兇之後，再以一句「罪當處斬」做結。可是那個「罪當處斬」裏的「當」字到底有何依據，如何應「當」，電視劇也沒有說明，我們就更是不甚了了。

其實中國成文法典成立的時期不算太晚，在第六世紀中葉北齊就有了一部《麟趾律》，唐朝的《唐典》即據此發展而成。而且當時的司法制度相當精細繁複，主理審訊的機構分別有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遇到牽涉死刑的重大案件，被告還可以一直上訴到最高層的「廷議」。所謂廷議，就是控辯雙方在皇帝面前辯論，然後當朝百官也可以提問和發言，最後再像用陪審團一樣用投票的方法決斷結果。

說回徐有功，當時武則天初得大位，推行特務政治，想要剷除唐朝宗室的勢力和仍然忠於李唐的大臣，所以鼓勵告密。一時之間，許多急於升官發財或復仇雪恨的小人，紛紛出來告發上級或敵人意圖謀反，其中自然少不了冤假錯案。

可是只要案子到了徐有功那裏，就有真相大白的希望了。他靠的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偵探頭腦，而是專業的司法倫理，嚴格依據法律條文詮釋案情，絕不會為了迎合主上的意思，而扭曲事實或置法律於不顧。

梁文道：政綱的理想與務實

【明報-筆陣】2006‧11‧15星期三下午參觀當地企業時間項目晚上會見峴港市委書記、市人民委員會主席*明天中午抵達河內，後天才正式出席APEC會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行程早上9時APEC投資論壇工商及科技局長王永平參加部長級非正式會議時間項目APEC今日程序美力推亞太自由貿易區擬設專組研究中方有保留

梁家傑在11月11日宣布他參選特首的政綱，第二天沒有一份報紙把它放在特別顯著的位置，也沒有一份報紙詳細羅列這份政綱的內容。這種情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在香港的選舉歷史上，政綱從來就是種不能沒有但有了也沒多少人會看的裝飾品。特別是在政治新聞流於耳語風聲，大家關心派別角力多於政策內容的今天；這份叫做「我們想要的香港」的政綱，其受注目的程度當然及不上陳方安生會不會為梁家傑助選的傳聞。

政綱一物，通常被認為不外乎空談，難以落實，所以不必認真對待。於是又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大家愈不重視它，它的寫作就愈草率，塞進去的東西就愈不邊際。而現實上，立法會議員可以發揮的空間又小之又小，因此他們的政綱往往最是誇張，彷彿像一份特首的施政大綱樣樣俱全；反正沒人會在下一輪選舉計較它到底落實了幾成。

至於特首選舉，由於結果早定，所有市民都心知肚明當選者靠的絕非一份高瞻遠矚、擲地有聲的政綱；所以它更有理由可以是篇急就章，傳媒也更用不理會上頭到底都填了些什麼字。政綱是講理想的，而香港人認知的政治只有現實。

長期接受殖民地公務員那種萬事化約至行政問題，按章管治風格的香港人，並不慣見一個有遠見談理念的政治人物；所以當初董建華甚至梁錦松登場的時候，市民皆有眼前一亮的感覺。可是用不了多久，泡沫爆破，一切又都打回原形了。

所以曾蔭權上台的主要口號「強政勵治」談的就純是政策執行與行政管理的效率，完全不提「強政」是為何而強，「勵治」的最終目的又是什麼。普遍認為這一招是帖解毒劑，針對的是董建華好高騖遠清談誤港的作風。於是理想對現實，遠見對執行的對立習見就更被強化鞏固了。

蔡子強兄在他的《新君王論IV》裏專門分析曾蔭權的領導哲學，精妙地將其總結為「香港仔」3字，說的就是這種「沒有那麼多visions，只想把交託給自己的工作做好」的公務員風格。果然曾蔭權今年反覆重提「務實」，似乎生怕大家忘了他超卓的執行能力，忘了過去8年各種「中心」大計帶來的幻滅。曾蔭權不厭其煩地以這樣或那樣的方法去提醒市民，他和董建華是兩類人；他是務實的，而董建華則是空有理念的。

現實與理想的對立在香港還別有一層政治意義，那就是民主派的追求總是理想的，而保守派的主張則總是現實的；要求盡快普選是講理想，顧及中央的意思或者「平衡各界利益」則是現實的。由於理想的達成總是要遇到現實的阻撓，所以一提起理想，就一定得連上「空」這個字。保守派形容民主派永遠喜歡用「空談理想」的說法，同樣地，討厭董建華的人也不斷使用這4個字去區別他和曾蔭權的差異。

理想和現實在政治思考上的對立源遠流長，到了20世紀更形激烈，原因是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被認為是理想遠大的visionaryleader(邪惡版本)，他們那種執迷於烏托邦想像所造成的巨大傷害，使得有點理智的知識分子一談及烏托邦甚或理想就色為之變。政治思想家伯林(IsaiahBerlin)和哲學家波伯(KarlPopper)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他們再三告誡為政者必須有清醒的現實意識，切莫以為有一條簡單的律則可以推演社會的進程，有一個偉大的願景是可以不計代價也得盡力實現的。

民主派和保守派的對立，董建華與曾蔭權的區別，也被許多務實的香港人放在這樣的框架中理解。似乎理想談得太多不只無助於現實的維持和改善，而且還會釀成大禍。

然而現實與理想真能如此一刀兩斷地切割清楚嗎？務實就必然可以不談理念嗎？事情恐怕也沒那麼容易。以惹起各方反對的銷售稅為例，政府再三強調稅基過窄的問題，試圖以此說服市民接受開徵銷售稅。可是當被問及多收回來的稅款要拿來做什麼的時候，財政司長唐英年幾乎是在沒有詳細備案的情下，張口就說要把錢投在教育上面。我想沒有人會反對香港的教育投資應該擴大，但政府開徵一項新稅種，眼的就真是教育嗎？看來又不像，起碼擴大教育投資一直都不是政府宣傳銷售稅好處的理據。

這就是有沒有理念的問題了。在政治判斷裏面，理念和理想關切的是價值的選取，利益分配的決斷；而務實則傾向於解決現實發生的問題。前者是政治的範疇，後者是管理的範疇，二者缺一不可。稅基過窄也許是個問題，開徵銷售稅或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單單眼於此，不足以說服市民，也不算完整成熟的政治判斷。反過來，多了的錢該怎麼用？用在教育上為主呢？還是都放在醫療和福利上呢？這就涉及到價值選擇的層次，是該談理念和遠景的時候了，是領導人要告訴大家他將帶領社會往何方發展的時候了。

再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假設某地的交通因為道路不足而擠塞混亂，從務實管理的角度看，解決方法當然是修建一條新路。可是這條路要經過哪些地區？遇到受保護建築或天然濕地是該花多幾倍錢繞道而行，還是成本效益優先所以遇神殺神遇佛滅佛呢？這就是利益分配的問題，是測試為政者理念為何的關節了。

沒有理念與理想的支撐，所謂務實就會變成真正的空談。少了理念的點睛，一份政綱或者施政報告就算文辭寫得再動人，有更多零碎的「德政」，也不會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不能起到凝聚民心指引方向的作用。今天我們回顧羅斯福的「新政」、甘迺迪的「大政府」甚至貝里雅當年的「第三條路」，或許不能同意它們的內容，或許會指摘其中有太多口水的成分；可是我們不能不承認，是它們的理念而非現實，令我們記住了它們。

梁文道：奇緣

【成報-秘學筆記】為了寫一篇談電影中所呈現的書店的文章，我終於看了《摘星奇緣》（Notting Hill）這部從來沒想過要看的電影，而且果然後悔。故事簡單，一個永遠帶尷尬笑容的帥哥在倫敦諾丁山區開了家生意不好的小書店，有天巧遇住在洛杉磯比華利山的美女大明星，最後他們結婚了。

我不知道荷裏活還會拍多少部這種電影，但我知道大家會樂此不疲地看下去，因為它描述了不可能發生的遭遇。

例如這部《摘星奇緣》，一個只能在雜誌封面或銀幕上供人瞻仰的明星，不知道為甚麼，也看不出有甚麼很迫切的理由，就毫無保留地愛上了一個失婚並且生意失敗的無名中年。這是一種超級粉絲的心態，覺得自己縱使平凡，或許也能莫名其妙地得到偶像。為甚麼？可能就是因為自己平凡吧。

那些明星呀，總是住豪宅，出入有保鑣，身光頸靚；你以為他們愉快自在嗎？才不呢。他們其實羨妒我們，想跟我們一樣搭地鐵，擠茶餐廳，做個常人俗子。因此這類公主愛上乞丐的故事一定不會放過這點，強調厭棄宮廷無趣華麗的女子怎樣迷上了街頭的人情風景；離開了香檳開不停的頭等廂下到人聲鼎沸的三等艙，甚至願意為此葬身大海。《摘星奇緣》也不例外，安排了一場女主角參加男主角妹妹生日派對的戲，好顯示她在一桌的家常菜與俗人笑鬧之間其樂融融。我很平凡，但是平凡就是我最大的長處。

話說回來，其實我也不算太討厭這些電影，還開始有點同情的欣賞。如果拍得好，說不定它的藥效可以持續一段日子，讓我在每天的淩遲苦痛之中，依然能夠掛上一抹出神的微笑。

梁文道：虛榮(2)

【成報-秘學筆記】我回想自己的原初犯罪場景，竟然就是我的「初戀」（至少我如此描述）。

唸幼稚園的最後一年，我喜歡上了同學馬燕。在快要畢業的某一天，我拉著他走到校園中央的一座水泥滑梯。那座滑梯有兩條平行並排的滑道，所以小朋友們可以雙雙站在頂端同時下滑，比賽誰的速度快。那天我向她提出：「我們一人一邊，手牽著手滑下來，只要能同時到達地面就表示我們結婚了。」於是我們結婚了。

暑假之後，我以為我們會上同一所小學，可是開學快一個月了，我還是沒看見他。後來我病了，家人帶我去看醫生，恰巧那個醫生也姓馬，我就問：「馬燕是你的女兒嗎？」大家大笑，當然不是。半年之後我才放棄重遇馬燕的想法。

為甚麼這是我的原初犯罪場景呢？那是因為日後每當我向其他人述說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們嘻笑之餘總會讚歎：「你那麼小就這麼浪漫，好厲害！」換句話說，這個故事可以為我帶來一種浪漫多情的形象，而浪漫與多情是我們社會肯定的正面價值，令人欣羨令人欽慕。所以我如何可以否定，在我覆述這個故事的時候不曾有一絲一毫炫耀的動機呢？難道我不曾在說這個故事的時候生起想要以此博人好感的念頭嗎？就像我對他也說過這個故事，而他的反應也一如他人，難道這不是在利用那最初純淨的感情去誘惑他人的醜惡行徑嗎？

更何況那所謂的最初純淨也是不無疑問的。我為甚麼要在同學們眾目睽睽的情況底下，用這麼誇張的方法去向一個可愛的女孩表白呢？就像富商在報紙上登廣告向女星示愛一樣，這無非也是炫耀。

而炫耀為的不就是虛榮嗎？主啊！虛榮是多麼可怕的重罪呀！光明天使路西法不就是由此墮落成為撒旦。我的罪孽如此深重，竟然五歲的時候就嚐到了虛榮的誘惑。 三

梁文道：屢敗屢戰的司法獨立

【都市日報-兵器譜】有「陳青天」之稱的台灣檢察官陳瑞仁終於在三天前首次採取強制行動，帶隊搜查一家公司以公款買鑽戒給台灣第一家庭的證據。陳水扁和吳淑珍案子發展到這個地步，形勢是越來越嚴峻了。

壯哉陳瑞仁！大家都說他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個敢於指控在位領導人的司法人員，證明了台灣民主縱有千般不是，卻依然守住了司法獨立的底線。這下子不只一路以來藉著陳水扁貪污案情教訓香港人切勿「盲目」追求民主的傳媒應該收口，而且突顯了台灣還是兩岸三地在現代民主政治通道上的先導。

清末以後，司法獨立就是中國有識之士追求的目標。百多年來文章寫了不少，甚至血都流過了；可是中國現在有的卻是名義上的「獨立審判」，而非完整的司法獨立，因為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接受三權分立的想法。至於香港，雖有足以自誇的健全法制，也基本上尊重三權分立的原則；但是《基本法》固然偏重「行政主導」，行政和立法兩權也始終離民主甚遠，所以還算不上有充份現代化的政治體制。

回顧王朝時期的中國雖然沒有司法獨立的現實，但不表示沒有司法獨立的追求。近閱台灣史學家盧建榮的《鐵面急先鋒 ─ 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 (514—755)》，才知道在六至八世紀期間，中國有一批法官力抗王權干擾，以個人力量創造司法獨立的紀錄，付出生命的代價，並且前仆後繼，置死生於度外。

在那個年代，沒有審檢分立的制度，法官其實兼備了檢察官的角色，所以他不能只顧及原告的利益，還要憑著自己的良心和理智辨別案情的是非曲直，難度不可謂不高。其次，由於司法系統始終是政治架構的一環，所以政治力量介入造成的冤獄可說是層出不窮。面對上級甚至王權的壓力，許多司法人員都不得不低頭，扭曲真實，把明明無罪的判作有罪，將十惡不赦的壞人輕輕放過。

為甚麼在這樣的環境底下，硬是有一支司法隊伍不只堅守自己的專業操守，臨案不亂；而且還不畏帝權，捨身取義呢？

梁文道：原初罪行(1)

【成報-秘學筆記】人生所犯的一切罪惡，皆有其源頭，那就是記憶中最原初的犯罪場景了。它未必是一個人一輩子犯下的第一宗罪，也不一定是甚麼重罪，卻是決定了他日後罪性傾向的關鍵，也是他意識根處縈繞不去的死結。

聖奧古斯丁反省的開端也就是他自己的原初犯罪場景。十六歲那年，他與一群惡友深夜時分闖入一座果園，搖下整株梨樹的果實。那些梨子並不好吃，所以大都給他們拿去餵豬了。「我們所以如此做，是因為這勾當是不允許的」。「我也不想享受所偷的東西，不過為了欣賞偷竊與罪惡」。

「當我作惡毫無目的，為作惡而作惡的時候，究竟在想甚麼？罪惡是醜陋的，我卻愛它，我愛墮落，我愛我的缺點；不是愛缺點的根源，而是愛缺點本身。我這個醜惡的靈魂，掙脫上主的扶持而自趨滅亡，不是在恥辱中追求甚麼，而是追求恥辱本身」（《懺悔錄》第二卷第四節）。

無論從任何角度去看，少年時代偷點水果都不算是特別嚴重的罪行；然而聖奧古斯丁卻用了許多篇幅去描述和省思這件事，難免令一個天真的讀者疑惑不解。莫非聖奧古斯丁律己甚嚴，在懺悔內省的過程中不放過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瑣事？可是我們又會發現在其自述的罪行之中，花在偷梨這件事的篇幅比諸其他，卻又不合常理地長。這是為甚麼？

理由是這件事乃他首次感到罪惡本身的誘惑，而且屈服其下。他偷梨不是為了想要吃梨的私慾，也不是為了滿足豬群的飢餓，而是為了偷竊本身帶來的虛幻自由及其派生的快感。這是為犯罪而犯罪，純粹的罪。而且這種由罪惡自生的引誘，導向了他日後其他所有罪行的性質。這就是聖奧古斯丁的原初罪惡場景，他在此初次領略到了原罪的存在與頑固。

梁文道：忘記電影，我們去看小說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有這麼一個定則很難被打破：你喜歡一部小說，就千萬別看改編自它的電影：因為有九成九的機會，你將失望而回。但是又有一種常見的現象：你喜歡一部小說，明明知道一條定律的存在，但你還是忍不住去看它的改編電影；因為你實在太想知道那些嚮來只存在於腦海之中的面孔與風景一旦具體化成視覺上的形象，會是個什麼模樣。

我去看宮崎吾朗導演的動畫電影《地海傳說》，理由之一是他乃宮崎駿之子。正所謂虎父無犬子，雖然宮崎駿一直不想讓兒子學他走上動畫之路；但是幼承庭訓，耳濡目染，功夫想必差不到哪里吧?

更何況這部電影改編的是娥蘇拉‧勒瑰恩(UrsulaK.LeGuin)的經典名著。這一部全六冊的《地海傳說》(EarthseaCycle)和《魔戒》(LordoftheRing)、《納尼亞編年紀》(TheChroniclesofNarnia)並稱奇幻文學三大巔峰，一直是暢銷書，不只小孩愛看，更迷倒了許多口味最挑剔的文學評論家。宮崎駿一直想把它拍成電影，如今有子代父出徵，怎能不看。

可是電影才看到一半，我就明白為什麼宮崎駿觀賞試片的時候要中途離場一小時再悄悄回座，也明白何以娥蘇拉‧勒瑰恩會對宮崎吾朗說：「這不是我的小說改編，它只是你的電影，可是拍得還不錯。」(多麼言不由衷!)

很多人嫌《地海傳說》的畫面不如宮崎駿電影那麼豐富多彩，覺得兒子的筆觸也沒有父親那麼細致，魔法場面沒有奇觀，敘事結構不夠曲折。這一切我都可以原諒，畢竟拿剛出道的兒子首作去和縱橫畫壇數十年的老爸比較是不公平的。我覺得宮崎吾朗的風格與宮崎駿截然不同，例如它在繪畫上采取的是一種較為粗放的手法，喜不喜歡實是見仁見智。

我無法接受的是，很多觀眾看完之後覺得莫名其妙，不懂一個大法師怎會如此窩囊，三兩下功夫就給邪惡術士收拾得束手無策；而一個小女孩又怎麼會突然變成一條飛龍；還有更多朋友說這部電影說教，總是嘮叨什麼世界「平衡」、「有死才有生」這類大而無當的道理。在戲院里的時候，我盡量假裝自己沒看過原著，發現這些評論都說得很有道理。難怪事後我告訴朋友原著小說有多精彩，他們都不願相信，也提不起興趣去親自證實一下。我不能接受的是，宮崎吾朗就這麼用一部電影毀了一本更多人應該認識、應該欣賞的絕妙佳物。

《地海傳說》到底有多好?我願以自己的信譽嚮各位保證(如果你覺得我有的話)：它要比《魔戒》好太多，更不用提其實相當平庸只適合小孩學英文的《納尼亞編年紀》了。當今最博學也最保守的文學評論大師哈勞‧布魯姆(HaroldBloom)曾經盛贊娥蘇拉‧勒瑰恩在奇幻和科幻這兩類通俗小說的範疇上達到了無人能及的境界；又把她捧得比知名的嚴肅作家蘇列辛(DorisLessing)還高。

事實上娥蘇拉‧勒瑰恩絕不簡單，她是個道家哲學的追隨者，曾經親自英譯過一部老子《道德經》。而且早就拿過村上春樹最近獲得的「卡夫卡大獎」，這可是許多人心目中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哨站(順帶一提，村上春樹也是個勒瑰恩迷，曾經把她的作品譯成日文)。

《地海傳說》通俗易懂，但有一種獨特的道家哲學貫穿其中，後三卷又格外突出了女性主義的激進視角。娥蘇拉‧勒瑰恩憑這兩條思想索，顛覆了長期以來奇幻文學和魔法世界的許多固定元素。比方說大的法師，為什麼一定要是個手持巫杖身材高大的白發老男人呢?故事里最偉大的法師格得本來也是這種造型，但他最後卻成了一個平凡的農莊老先生，而且無怨無悔，也永不恢复那神奇的能力。因為比起用魔法呼風喚雨，日常的耕種勞動才是最自然的大道。老子不早就教大家要放棄奇技淫巧嗎?而他捨卻禁欲生活，與女子同居結伴，也是認識到了：如果男性法師如樹一樣高大耀眼，到底還得植根於大地那神秘綿長的陰性力量。

而這一切，都在高度濃縮的電影里變成了無解的謎題甚至無謂的點綴，可惜。

宮崎吾朗這部《地海傳說》唯一叫人看了覺得好玩的，是那個男主角王子犯了弒父之罪，這本是小說所無的情節，會不會也是導演自己的心路呢?宮崎駿會不會就是在這一幕很不安地離場?待他回座，說不定正好看到王子終於修成正果，返家請罪。父子之間，總有這種奇妙矛盾的情結。

梁文道：人類學的必要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曾經有一段日子，我深深迷於人類學，讀了一堆民族誌，看了許多古靈精怪的儀式紀錄與習俗報道。我喜歡人類學不是出自獵奇的趣味，而是因為透過認識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反過來發現自己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其實是多麼地特別，對其他文化來講又是多麼地奇異。換句話說，人類學不只幫助我們瞭解陌生人，還可以讓我們站遠一點，發現自己何嘗也不是一個陌生人；不只對他人而言是陌生的，我們也不完全認識自己。我們吃飯為什麼要用筷子？進屋為什麼要脫鞋？這一切看在許多外國人眼裏固然是奇特的，要我們自己解釋清楚恐怕也不容易。

10月30號逝世於普林斯頓的克里福．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是我最崇敬的人類學家，一手開創了「詮釋人類學」這個流派，數十年來影響了整個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走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文章，是在去年某期的《紐約書評》雜誌，他評論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暢銷名著《大崩壞》，依然不脫本色，強調文化的重要遠遠超出許多科學家的想像。《大崩壞》的主旨是每一個社會都有它崩潰的一天，這個崩潰可能是由天災引起，也可能是它的存活方式耗盡了它所需要的自然資源。總之，一個社會如果不能有效地及早地調整自己，就會因為適應不了環境的變化而衰敗。

紀爾茲的評論很簡單，就是一個社會能不能配合環境的變化去調適自我，還得看它怎麼認知自然環境中的災害。比如說同樣是旱災，一個社會可能會覺得是族人犯罪冒犯了天意，一個社會可能會認為這是惡鬼作祟的結果，不同的社會因此有不同的方法去應對旱災。假如某個社會把旱災歸因於山神發怒，因此不敢再上山砍林，說不定就能因此保存水土，消災解難。為什麼簡單自然如旱災，大家的認知會有那麼大的分別呢？這就是文化在起作用了。

而文化的作用，紀爾茲在其經典《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裏有個很直接的說法：「它把意義加諸於世界，使得世界可以被理解」。那麼文化又是什麼呢？「它是一套承襲而來的概念構成的系統，這個系統以象徵的形式表達出來。人類透過這套象徵系統可以溝通、保持和發展關於生命的態度與知識」。人類學家要做的就是去把不同文化的象徵系統解讀出來，使大家可以認識不同的文化。

說易行難，今天的世界有多少問題源自於人類的互不理解呢？九一一前後，紀爾茲發現在這個所謂「文明衝突」的時代，要以對話代替對抗，用同情深入的理解取代由無知而來的偏見，人類學家可說是責無旁貸。所以近年他很努力地想要探討眾多的族群怎樣可以在現代世界共存；可惜他的工作沒有完成。

其實紀爾茲自己也明白，完全地理解異文化是不可能的。在《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這部論文集裏，紀爾茲坦白告訴我們人類學家沒有神奇的能力，不可能把自己完全變成某個部族的巫師，再回過頭來用很精確的語言去向自己的同族描述那個部族的世界觀。我們很難變成另一種人，然後再找出不同的人群有哪些共同的地方。事實上，紀爾茲根本懷疑任何超文化原則與普遍社會規律的存在。我們只能在異文化之間來回跳躍，既遠且近。但是，只要我們也學會用一種遙遠的距離和新鮮的眼光看自己，我們就會明白自己不是唯一。

梁文道：忘川

【成報-秘學筆記】他也像其他人一樣，被這座城市的光華迷惑前來，住在海濱的樓房，好夜夜細賞這不變的海景。難道他就沒發現這個城市的騷動不安嗎？難道他沒看見一年之間在他家旁邊迅速生長成形的新建築嗎？這個城市並不如外人所想，它的本質就是沒有本質；它最穩定的，就是那模糊的整體表象。

然後他會發現，搬來這城的決定果然是正確的，因為他可以忘記曾經的創痛。此城居民皆善忘，猶如此城的善變。我也忘了告訴他，他天天面對的那條著名水道就是忘川。其兩岸有幾個渡輪對開的碼頭，乘客只要搭船由此岸渡至彼岸，就會忘記此岸一切；反過來，當他由彼岸回歸，就會忘記在水的那一邊上曾經經歷的故事，甚至忘記剛見過踩過的那個碼頭早就不是原來的碼頭了。

多好的一座城，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每個人都是全新的人。沒有記憶、沒有負擔。「你來對了地方，很快你就甚麼都忘了」。

於是我帶他坐船，選擇一條最遠的航線。「我帶你去大島南方的市鎮吧，那是英國人最早發現的一條漁村。現在有很多高貴的房子，住了許多高貴的人」。當然，高貴的人不知漁村前生的故事。他果然喜歡這條路線，也喜歡那個市鎮，所以我說：「有一天你也應該住到這裏，高貴的人。」他微笑，但是有點勉強，大概是因為我的笑話並不好笑。

將來他離開這座城市之後，或許也會忘記我們曾經去過的地方，我們曾經跨越的水域。因為只要你住過這城，遺忘就會跟著你走，遮蓋了他在此地的記憶。離開桃源的漁夫只是不知來時路，離開此地的人卻根本不記得有這麼一個地方。

梁文道：碼頭

【成報-秘學筆記】聽說老天星碼頭的最後一班船已經開出了，我沒有去「見證」，其實我們都不需要「見證」甚麼。因為只要見過，就一定會忘記，在這個城市。

十多年前，我訪問過許多人，只問一條問題：「你還記得沒有太古廣場那些現代大樓以前，金鐘是甚麼模樣嗎」？結果沒有一個人能夠準確描述那曾經存在的綠色小山丘，那條斜曲急彎的電車軌道。就算灣仔和中環的老居民也記不起這一小塊曾經切割兩地的無名區域；事實上，只有地鐵開通之後，這個地方才有了明顯的名字：金鐘。

你也可以選一個晚近點的例子，比如說九龍塘的又一城。在這麼年輕而又龐大的商場出現之前，九龍塘火車站旁的這片區域有些甚麼呢？難道它就只是一塊空地嗎？

中環的天星碼頭亦將如是，與佐敦碼頭這些地名一起湮沒，成為紀錄。今天去搭最後一班船的人，今天去為那鐘樓拍照的人，不到十年就會忘記他們曾經憐惜曾經珍重的這個老碼頭的位置與模樣。

過去有一個外國作家帶著濫情的眼睛欣賞這座城市，形容它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所以它的居民無一不是過客。我覺得他沒有完全說錯，因為這個城市本身就是碼頭。來來往往的過客不會記得碼頭石柱上藤壺集聚的範圍有多大，因為這些人善忘；碼頭也不會記得任何一個它曾經吐納的行人，因為它自己就不停地移動，毀滅，和再生。

這座城市奇妙的地方就在於它的細節不斷變化，沒有一棟建築可以長存，沒有一條道路不曾挪移；但是整體上它卻總是對外呈現出一副矇矓卻又璀燦的顏色，彷彿自創世以來就是這個樣子。就像一個玻璃箱中的蟻巢，那些孔道明明沒有兩天是完全一樣的；可是我們只要遠遠觀看，就都一口咬定；「它還是同一個蟻巢」。

人可以消失，碼頭可以搬遷，但香港仍然是那同一個碼頭。

梁文道：民主黨贏了嗎？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布殊和他的團隊是當今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脅，比朝鮮、伊朗甚至基地組織都還要可怕。所以知道民主黨在美國中期選舉大獲全勝之後，許多媒體都額手稱慶。

例如11月9日的《金融時報》就發表了一篇叫做「美國民主非常美好的一天」的社論，同日的英國《衛報》立場更鮮明，社論標題乾脆就是「謝謝你，美國」。取得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和過半州長席位的民主黨當然更是興奮若狂，在他們聚集的華盛頓「首都凱悅」酒店會堂裏，響起一片「白宮！白宮！」的呼聲，彷彿兩年後的總統寶座手到擒來。

但是民主黨開往白宮的道路真是一片坦途，毫無障礙嗎？細看這次選舉的過程，不難發現美國選民與其說是喜歡民主黨，倒不如說是討厭共和黨；與其說是支持民主黨一眾候選人的主張，倒不如說是反對布殊團隊的策略。簡單地講，民主黨沒有真正贏得選舉，而是共和黨自己輸掉了。理由很簡單，在美國國民乃至於全球最關注的伊拉克問題上，民主黨可又拿出任何完整的策略嗎？沒有，他們最明確的主張就是開始分階段自伊撤軍。但是如今一片頹垣敗瓦瀕於內戰邊緣的伊拉克該如何善後呢？他們沒有好答案。反恐戰略應該怎樣重訂呢？除了空談「國際合作」之外，他們也沒有具體的方針。相對於態度硬朗立場明確的共和黨鷹派，民主黨是迷失的，這個迷失狀態始於六年前的911。

在當時一片盲目的愛國主義和復仇雪恨的主張底下，民主黨中的傳統「自由派」(Liberals) 完全沒有分析基地組織的性質和開戰的後果，就幾乎一面倒地支持派兵阿富汗。到了伊拉克戰爭，他們的幾個領導人又沒有勇氣堅持反對黨的角色，在不理會證據和真假的情況下，貿然隨著布殊團隊的指揮棒起舞，徹底繳械。其中最鮮明的例子莫過於後來代表民主黨與布殊競選總統的克里，他先是贊成入侵伊拉克，後來又改口說布殊犯錯。如此首尾兩端，焉能不敗？所以有此，是因為在全世界向右轉的過去十餘年裏，民主黨越來越怕給人稱作「自由派」，一步步地遠離自己的核心價值。為了吸納中間選民，墮胎之類的議題他們盡量回避；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也有點宗教氛圍，他們甚至在這回選舉前請來一些福音派牧師出謀獻策。結果今天的民主黨越來越像共和黨，他們不要甚麼可以說得很大聲；但除了剛剛登上眾議院議長席位的佩洛西等少數幾人，他們要甚麼卻又只能含糊呢喃。

曾幾何時，出過羅斯福和甘迺迪的民主黨是個有理想的偉大政黨。在法西斯最猖狂的時候，他們帶領美國投入二次世界大戰，在大蕭條的年代他們推行「新政」 (The New Deal) 挽救無數平民於苦難生活，他們推動了男女平權和種族平等實現。幾乎二十世紀美國史上最「進步」 (progressive) 的政策背後都有民主黨，然而今天他們卻害怕任何與進步有關與左派有關的字眼 (例如「階級平等」)。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政黨贏得了兩年後的大選嗎？就算贏了又如何呢？

梁文道：本能(4)

【成報-秘學筆記】我熬了很久，終於忍不住對著正在看報紙的孩子帶點歉意地說：「我想抽煙。」背向窗戶的他沒有吭聲，慢慢放下報紙，然後走過來一把將我抱起，再吃力地把我放在輪椅上；拉下兩個踏板，好讓我那失去知覺的雙腳可以架在上面。

出了樓下大門，他從外套的口袋裡拿出一包煙，替我點上一根，塞到我的唇邊。然後開始推著我沒有目的地散步，就和其它公園裡的老人一樣。

狠狠抽了一口之後，我用還能活動的左手夾住香煙，開始再次向他說明我學過的生物學知識：

「你知道嗎？其實雄性動物不負責任是有原因的。

「它們只是想傳宗接代，所以不會放過任何逢場作戲的機會。反正不缺精子，它們能夠生產無數的後代；缺的就只是機會。相反地，懷孕、生產、哺乳和看護下一代安全成長，通通和它們無關，這都是雌性動物的事。由於付出較多損耗較大，所以雌性動物在性交方面通常比較羞怯保守。

「而且雌性動物也有自己的招數，它們能夠隱藏子女真正生父的身份，甚至利用這點來詐騙。有一種雌鳥就有辦法使得三或四隻雄鳥幫它喂幼雛，因為它們都以為那是自己的孩子。

「你看，每個男人不能肯定女人懷的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們天性就容易『不負責任』，轉頭便走。」

「你的意思是，你不肯定我是不是你的孩子？」我看不見他的表情，但我回答：「不，我只是想說，當時決定落掉你這個孩子，未必是我自己的意願。我有自己也控制不了的本能。」靜默片刻，他接著說：「不負責任的本能？還是繁殖的本能？」

梁文道：兒子的記憶(3)

【成報-秘學筆記】我曾經想像自己要是真有一個孩子，在我死後，他將如何記憶這樣一個人生陷落的父親。

他會記得自己在冷漠的氛圍中，爬行、直立、走路，說第一句話。他甚至會記得在他掙扎地做 這一切艱難的動作時（這一小段時間預演了他終其一生的折磨和無助，只是當時他還不知道），父親一言不發地坐在椅子上沉默，眼神透出的距離感就和他與父親那張椅子間的距離一樣長，怎麼爬都過不去。

他會記得自己到了一個振翅欲飛卻仍離不了家的年紀，開始結識情人，開始裝扮自己，想去一家廉宜但到底叫做餐館的地方吃飯；他向父親要錢，一臉不忿。而父親正從他的高峰滑落，因為長期曝光遭到觀眾厭倦，所以被電視台解約。他不再忙於寫作，只有一份銷量不佳的刊物讓他保持一個專欄，因為老闆還算照顧老相識。他很久沒有教書或者演講了，不只是反應遲緩，大家更怕他叼絮昔年發生的舊事，一些他重複了幾十年的笑話。至於那本他承諾要寫的巨著，儘管他每天關在房裡幾小時，依然停在大綱的階段。

孩子走進父親的房間，他哪裡是在工作？他只是發呆。然後孩子說：「爸，再給我一點錢好嗎」？

他記得，雖然父親從未當面直說，但父親一直懷疑這是場誤會，他根本不是父親的孩子。這個最初的錯誤導致了後來一連串更大的錯誤。就算說不上恨，但父親永遠擺脫不了對母親和自己的厭惡。這個父親自私、陰冷，充滿悔意，直到最後。

如果我把這個想像寫成小說，題目至少得有駱以軍的《我未來次子對我的回憶》那麼巧妙。但我不是小說家，正如我終於沒有這個孩子。

梁文道：政府憑甚麼包養藝術家

【都市日報-兵器譜】十多年前，當我第一次結識大陸文化人的時候，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們給我的名片上印有「國家一級評論家」和「國家二級藝術家」之類的銜頭。我這個在資本主義社會長大的人完全鬧不懂為甚麼藝術家和評論家還要國家評級論別，當時就問：「這是種榮譽嗎？」朋友笑而不答。

後來我才知道這不是榮譽虛銜，而是實實在在的身份，有了這個身份才能享有相應的待遇，是哪一級的身份就配得上哪一級的工資和褔利。原來大陸文化人都有國家養，真叫我羡慕不已。但是這幾年制度改變，許多文化人藝術家再也無法寄身於「作協」、「文聯」一類的單位機構，紛紛下海自力謀生，好日子已是老早以前的事了。曾經與余華、蘇童等知名作家並稱「射鵰五虎將 」的「北丐」洪峰，近日真成了「北丐」，在瀋陽街頭行乞，目的是抗議聘用他的瀋陽市文化局停發工資。結果惹起全國輿論的注視，有人說他「做秀」，有人恥笑他竟然還指望國家包養。可見短短十餘年間，中國國民對於文藝工作者的角色的看法已經有了極大的轉變，這又牽涉到了整個文化藝術領域與政府關係的根本變革。

很多論者歡呼，今天中國的藝術家和作家終於脫離了國家掌握，告別了官方豢養的體制，恢復自由，回到一個由市場主導的正常生存環境了。甚實這種「正常」狀態在歐洲也只不過是近兩百年之間的事罷了，從前的藝術大師，如巴哈和達芬奇莫不託身於宮廷和教會的庇蔭，要想完全自立於市場根本是天方夜譚，因為當時根本沒有足夠龐大的文化消費市場。自從現代文化消費市場出現之後，政府與文藝工作者的關係就不再是不證自明的一件事了。相反地，如果政府要出錢資助文化或者供養藝術家，反而得有理據支持。常見的理據有三：一是受資助的項目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對外代表國家形象，對內團結國民認同，例如法國的羅浮宮博物館和中國的故宮博物院。二是受資助的項目和藝術家有重大的文化意義和藝術成就，但在市場上卻又無法生存；於是把資助當成一種社會投資，將受資助者當做「公用物品」。三是把受資助者看成文化產業的一環，於是資助他們就等於是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換句話說，這是將文藝資助看作一種工業政策。

回到中國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在從政府把文化當成意識形態工具，全面圈養藝術家，到完全將文化推向市場任其自生自流的這段轉軌期間；有人不分清紅皂白地主張一刀切割政府與文化的關係，有些單位則抱持「存在即合理」的態度繼續昔時做法，缺的就是一套完整合理的文化資助政策和相關討論。

與其單純指責洪峰身為作家還想吃公糧；或者慨嘆今天的政府不再重視文化，中國社會更需要的是辨明政府支持文化藝術的理據，徹底理順在文化藝術領域上政府與市場的分際和關係。

梁文道：中國可以做個沉默的援助國嗎？

【明報-陣筆】主權平等與不干涉曾經是國際法的根本原則，只要沒有戰爭，和平狀態底下的任何國家都沒有干涉他國內政的權利。可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和平」的概念卻有了根本的擴充和改變。如今有這麼一種「積極的和平觀」，指的是在戰爭以外，基本人權還得受到保障，才算是完整的和平。為了達至這種和平，國際社會有權介入一國內政。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聯合國曾以「和平受到威脅」的理由制裁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當時南非政府以種族隔離政策是他們自己的內政這個傳統說法反駁指摘，但是不被理會。於是長達30年的國際譴責與制裁就此展開。

人權能不能凌駕國家主權？這是個複雜的哲學問題，你可以說人權是普世價值，也可以爭辯不同的國族文化有不同的人權觀。而在實踐上，它也可以變成一種重要的工具甚至武器，例如美國自卡特總統以來即把「人權外交」當作援助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元素，後來更是美國達成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

在這場爭論上，中國向來堅守不干涉的立場，遠離人權外交的路線，並且以此回應和抗拒西方國家的各種指摘甚或干預。可以說中國過往在「人權Vs主權」的問題上一直處於守勢，主要是為了對抗他國對自己的批評。可是自從中國崛起，在國際上逐漸享有更大的影響力之後，這個問題就有了重大的變化。尤其剛剛結束的中非論壇，更是把「人權」與「主權」之爭帶到了一個嶄新的外交層面。

許多西方評論家認為中國對非洲的慷慨援助和大手筆的商貿往來會助長部分非洲國家的獨裁政府，而且造成平民生命更大的損失。原因就是中國在提供援助之餘沒有提出任何指向受援國家內政調整的條件，使得壓迫人民和腐敗的政府可以安枕無憂地享受援助的好處。

其中一個最惹人關注的例子就是蘇丹。經過20多年的內戰，交戰雙方本已接近達成和議。但是自從2003年開始，蘇丹西部的達富爾(Darfur)又爆發了愈演愈烈的衝突，至今已造成了200萬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和數以萬計的人命損失。

英美為此曾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派兵進駐維和，但是遭到反對。許多人認為是俄羅斯和中國祭出了不干預的大旗，才使得蘇丹政府能夠保持強硬立場。尤其中國，現已成為蘇丹石油開採和發展的主要投資者，因此受到英美輿論的抨擊。說到石油，問題就更複雜了，據報蘇丹的石油藏量可能比沙特阿拉伯還要大，而英美的石油公司卻因為他們國家的制裁政策完全分不到一杯羹，對於中國的巨大存在又怎能不眼紅？難怪連曾與曼德拉一起坐牢，享譽國際的非洲人權鬥士兼詩人DennisBrutus在指摘中國為了滿足能源飢渴不顧蘇丹百姓死活之餘，也批評美國對中國立場的攻擊是「別有用心」了。

在這種牽涉多邊利益的處境之中，中國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是犧牲油源和外交地盤加入制裁蘇丹政府的行列？還是繼續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持續支援蘇丹政府，坐視其針對少數族裔的軍事行動呢？

其實在國際戰略格局之外，我們還有更多的角度可以切入。

首先是國際援助是否有效的問題，這是近年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例如名著《白人的負擔：為何西方對世界的援助造成了這麼多的毛病和如此少的善果》的作者WilliamEasterly，就大力抨擊傳統的援助模式不只無效，反而惡化了第三世界的政經秩序與社會發展水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受援助國家政府的貪腐。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某個國家就一項交通工程對外招標，中標的公司為了補償賄賂官員的代價，肯定要提高商品的價格或降低所提供服務的水平。另一方面，主事官員則往往收了錢就算，毫不理會購得的商品和服務到底有沒有用。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最貧困國家買進的東西特別昂貴，偏偏又四處充斥完全沒被用過但技術先進的器械的原因了。

更可怕的是不計條件地直接援助一些貪腐程度嚴重的政府等於是變相鼓勵政變，因為許多集團會發現只要奪取政權，就能繼承來自經援和貸款的巨大利益。關於這點，哲學家ThomasPogge有一個生動的譬喻：「這就像一個制服了門、控制了倉庫的團體能夠把一些贓物賣給他人換錢。」竊國者賊，此之謂也。

如今中國不問條件地向非洲國家提供高達50億美元的貸款和資助，又寬免了100億美元的外債，但這些錢有多少到得了最有需要的人民手中？又有多少會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蹤呢？我們實在不能不擔心。順帶一提，在英國壓力團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近日公布的「2006年貪污認知指數」裏，蘇丹名列156，是全球倒數第六位。

可見援助發展中國家要不要有附帶條件還不只是干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問題，還是援助究竟有沒有成效，以及到底在援助誰的問題。

回到人權和主權的爭論，中國必須認識到隨自己在國際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日漸吃重。「不干預他國內政」這個說法也不再只是由自身出發的防守性措辭，還是一套必將面對更多壓力與挑戰的外交標靶。有關蘇丹的爭論絕對不是最後一個例子。

我們或許可以參考日本的經驗。日本在上個世紀70年代成立了專事開發援助的機構之後，短短20年間就成了經援發展金額數一數二的慈善大國。但是它一直被人詬病為「沉默的援助國」，原因是它對受援國的內部問題不置一詞，結果不只使得許多援助項目得不到預期效果，

還被認為間接資助了許多迫害國民人權的殘暴政府。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它力排眾議不願對中國擺出更硬的姿態，才開始思考和建構自己的「人權外交」與「人道干涉」的政策，並且慢慢說服與緩和了外間的壓力。

中國要是想在國際事務上負擔更大的責任，也不能只是永遠把「不干涉他國內政」放在嘴上，還要更積極地參與人權事務的全球對話，發展一套既能真正幫助受援國人民也符合自己戰略目標的人道援助政策。

梁文道：只負責作曲的廚師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如果真像我們平常所說的那樣，廚藝也是種藝術，那麼它是哪一種藝術？廚師又是哪一類型的藝術家呢？或許就像音樂吧，有樂譜還得有演出；做菜也是如此，有菜譜和把菜譜實現出來這兩個環節。廚師就像個作曲家，懂得創造新菜；又像個演奏家，能夠把菜譜上的文字和記號變成色香味俱全的一道好菜。

我們欣賞音樂的標準有時候是矛盾的，一方面會稱讚馬友友拉的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有他自己的風格，另一方面又喜歡李雲迪彈的蕭邦夜曲「原汁原味」；到底是有個人風格好，還是忠於原著好呢？這可說不準，得看個別音樂家的修養造詣而定。只怕有些人兩頭不到岸，創新創得無厘頭，還毀了原作的精髓。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廚藝之上。我們可以天天去蓮香樓和陸羽嘆傳統廣式飲茶，百吃不厭；也可以讚嘆周中主政時期的凱悅軒，說它點心做得有創意。難以忍受的則是那些碩大而且濕綿死甜的叉燒包，和一些造型詭異令人難以舉箸的新派點心。傳統也好，創新也好，關鍵還是廚師令人難以舉箸的功力。

可是廚師和音樂家還是有點不一樣的。流行音樂固然有「唱作人」這種類型，音樂也曾一度要求人人既能譜曲又能登台（例如貝多芬就不只是個大作曲家，還是他那個時代最出色的鋼琴家）。但是音樂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經接受術業有專攻，有人專職創作，有人負責演繹。沒人要求容祖兒一定得懂得作曲，也沒有人認為黃偉文必須有副好歌喉。然而一個廚師，我們可以想像他只負責創作菜譜，而不實際下廚嗎？

各位，這樣的時代已經來臨了。不只上回我提到的那位Homaru Cantu極有可能靠發明獨家菜譜然後販賣專利維生，如今很多明星級的廚師基本上就是過「思考做菜」多於「實際做菜」的生活。

過去十幾年間，米芝蓮那顆星星的亮度越來越強，許多大廚透過傳媒的炒作上升到了一個前所未見的神話地位。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任何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廚師居然會得到這麼多人的追捧崇拜，恍如明星。崇拜明星的粉絲還能去買唱片看電影，崇拜星級大廚的人又該怎麼辦呢？當然就是去吃他的手藝。可是一位大廚縱有三頭六臂，也應付不了那麼多的迷哥迷姐吧？所以他們開分店。

未來一年之內，香港最受矚目的餐廳就是這些搭飛機的時間比呆在廚房的時候還多的名廚連鎖店。我們已經見識過的有Alain Ducasse的「Spoon」、Pierre Gaguaire的「Pierre」和Geoff Lindsay的「Pearl」，接下來還有Nobu與Joel Robuchon。你不會天真到以為去了這些館子就能吃到大師親身炮製的美食吧？長期坐鎮這些分店的當然是大師的門人弟子，其最大的信譽保證就是有一套嚴格的生產程序，再加上天皇每天的奪命追魂Call與傳真（如果是每天的話），使得這些分店的出品可以媲美大師總行的製作，甚至準確複製原件。

這麼一來，我們就有了一批類似作曲家的廚師了。他們不必親自下廚，他們只負責構思美食，再去指導真正掌灼的「演奏家」怎樣把他們的想法忠實演繹出來。因此明星廚師的出現的確像許多人所說的，是場飲食文化的革命；只不過他們多半沒注意到，這場革命的本質是廚房裏「作曲家」與「演奏者」的徹底分家。

梁文道：清洗(2)

【成報-秘學筆記】天上的主啊，如你存在，你一定知道我們人類用來掩飾自己罪行的種種伎倆。你看著這一切，會覺得我們如鴕鳥把頭埋在沙中般可笑？還是覺得我們像地上爬行的鼻涕蟲一樣卑賤呢？

殺人之後，權慾薰心的麥克白夫人奮力地抹除地板上的血迹。她不是在清洗自的罪惡（罪惡又怎能清洗？），她只想掩飾。可是即使在夢中，她還是念念不忘地要洗去地上的血污，那永遠洗不掉的烙印，且可笑地由此揭露了自己犯下的重罪。

你愈想掩藏，那掩藏的手段就愈是耀眼。最精湛的偽裝反而誇耀了偽裝的存在。

很多人都以為我擅於與兒童交往。和他們說話的時候，我從不刻意使用童語。我絶不濫用「車車」、「餅餅」一類的疊詞，也從未吊高聲綫誇張地以「係呀－－？」一類的提問方式去響應他們最幼稚的宣稱。相反，我以一個平和與比較接近成人的態度應對；儘管說出來的話還是胡說，但是他們喜歡，他們樂於我的率直。所以朋友在旁觀察，都以為我對小孩有辦法。

我走在街上喜歡留意兒童，逗弄每一個我見到的嬰兒，至少在路過時對他們微笑，溫暖些。我家附近所有的孩子都認識我，叫我叔叔，趁我進門之前躲在一旁與我玩捉迷藏的遊戲。

可是我如何知道這一切不是偽裝？我如何判定自己對兒童的感情不是一種掩飾？我如何可能不認為這就像馬克白夫人洗地，誠懇用心地洗，到了一個就算做夢都還念念不忘的地步呢？

討好所有孩童，彷彿他們乃一總類，一個就是全體，全體就是一個。討好他們，我怕他們認出我的罪惡。討好他們，我害怕他們就是那個曾經存在過的我的孩子。

梁文道：造孽(1)

【成報-秘學筆記】在剛念大學的那一年，我們幾個同學窮極無聊，於是跑去捐精。那時以為這真是世間其中一樣頂划算的事，居然有人付費給你自慰，光是想都覺得好笑。就算錢少也無所謂啦，反正平日沒錢我們也是這麼幹。

和同學敍舊談起這事，還能感到當年那股惡作劇的下流快感。其中一人特別興奮，「我記得搞掂之後，拿小瓶子出來，還對著一個小護士一邊搖一邊叫：『哇！姑娘，多到快瀉出來了！』」大家拍桌大笑，一陣喧鬧。

突然有人冒出一句：「如果當年捐的精子很快給人拿去用，那孩子今天大概也有十六七歲了。萬一是個女的，你們說會不會糊裏糊塗碰上，不小心變成了亂倫？」

一點也不好笑。大家靜了下來，毛骨悚然。

散去以後，我走在街上想起當年懷過我的孩子的那個女孩，「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後悔，但更可怕更令我難受的，是我不能後悔。

荷索《天譴》裏的瘋狂探險家要讓自己的女兒懷孕，給自己生一個王子，好建立世間血統最純正的王朝。這個王朝，流的當然是瘋狂的血脈。假如當年我的孩子也生了下來，就算從未見過面，我想我也能一眼把他認出來。因為那是瘋狂的仇恨血脈。

我有一個朋友，生在一個不幸的家庭裏。所以他自幼就告訴自己，一定要有孩子，一定要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我批評過他，說他的想法太自私，結婚生子只是為了彌補自己的缺憾。「難道你就不自私嗎」？

我無話可說，因為我確實沒有證據證明自己的孩子也會經歷我所經歷的扭曲，我也不能肯定我的家庭必然是過往三代的延伸與複製。但是我只做我能做的事，就是中止歷史。

梁文道：睡眠大賽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算是一個睡得少的人，平均每天就是五小時。有個在大學工作的朋友很羨慕，每回見我都說：「難怪你有時間看書，睡得少還有精力，果然是天生豪傑！你再少睡一小時，就能變成拿破崙了！」

就是這樣，睡眠成為一種現代受薪階級的常見話題，許多白領聊天吹水說著說著就談到了自己睡眠時間的長短。有趣的是當男人談起這件事的時候，都喜歡競相比較彼此睡的時間有多少，儘管他們都有

一種自憐的語氣去偽裝。例如「你六個鐘仲算少？我慘過你啦！每日都只得五粒鐘咋！」彷彿比較睡覺時間和做愛時間一樣，都是一種誇耀雄性氣質的辦法，只是前者越短越好，後者越長越妙。

十月份《哈佛商業評論》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有一篇專訪，哈佛大學醫學院的講座教授查爾斯．柴斯勒 ( Charles A. Czeisler )告訴記者睡眠的重要。我們都知道睡眠不足是不對的，只是我從未認真想過它有多不對。

柴斯勒教授說：「24個小時沒睡覺或是連續一個星期每晚只睡四、五個小時，會讓你的機能受損程度相當於血液中酒精濃度達到0.1%。我們絕不會說：『這傢伙工作很認真，老是喝得醉醺醺的！』但卻一再表揚那些為了工作而犧牲睡眠的人。」

柴斯勒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組還做了一項調查，發現連續24小時值班的實習醫生出事的機率增加了168%，差點出事的機率更增加460%。

所以柴斯勒教授建議所有企業機構該有一套「睡眠政策」，除了讓員工參加「睡眠課程」，讓出差的經理人起碼有一天空檔去調整時差，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令大家超時工作，否則最終受害的是公司自己。

對連法定標準工時都還沒有的我們來講，「睡眠政策」實在是天方夜譚，大部分商界力量都會說這些辦法會阻礙了「彈性」。而所謂的「彈性」，說穿了就是把員工的生產力壓榨到甚麼程度的彈性。我們可以用公司最終會受到損害的理由來恐嚇老闆嗎？當然不行。因為在職位日漸縮減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公司聘用員工也是很有彈性的。一個人如果天天睡四小時乃至於到了一個常犯錯誤的地步，炒掉他換個新鮮的不就行了嗎？

難怪比賽誰睡得少會成為一種職場次文化，它太符合「經濟需要」了。

梁文道：拯救自己(2)

【成報-秘學筆記】《奧爾菲》裏的死神一開始可沒管那麼多，一心一意就是要把俊美無匹才華橫溢的奧爾菲釣到自己身邊，叫他離開妻子，離開肉身，來到亡魂之地長相廝守。轉捩點是她親耳聽見奧菲爾居然也愛自己，寧願為了他捨棄生命和世間的功業。後來她更目睹奧爾菲果然依諾奔來，一路上歷盡逆風之苦。於是她下了狠心，要和他分手，要把他送回人間，就此訣別。

我沒有這麼自覺，也沒有這麼理智，所以我慶幸下定決心要走的是他。就是如此，他安全了。

在我們最後的那個晚上，他坐在我對面，低頭看自己的雙膝，輕輕說出他的理由：「因為我怕自己會愛上你」。我一聽就明白了，他怕，因為他知道亡靈之地的危險；而他這麼說就表示他已經走到煉獄甬道的入口了。此刻若不回頭，尚待何時？

他就像奧菲爾一樣美好，而我的處境並不比死神強上許多。一邊是深淵，另一邊還是深淵，我站在中間那只容一人的險崖之上。如果他和我往右方下墜，是深不可測的欲望溝壑，需索無度，毀天滅地。左邊呢，則是我自己也不敢多瞧一眼的陰暗倉庫，埋藏的都是最卑鄙的謊言詭計和最虛偽的人皮面具。不管跌往何方，他的美麗與善良都將一無所存。

我回想他拯救自己的過程，嚇出一身冷汗。究竟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我連這點自知之明也沒有了？為甚麼左邊那道深淵我連看都不敢看呢？小時候學到的一切為人格言與靈性操練都丟到哪裏去了？

他是對的，所以我感激。

梁文道：天命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每年十月前後，市面就會出現一批預測明年運程的占命書，其中一本的作者是我的朋友楊天命。

認識楊天命以來，我從未請過他替我卜卦批命；不是不信任他，而是我們有更有趣的事可做，我們總是談自己最近都看了些什麼好書。我不知道是否每個玄學家也像他這樣，出門的時候袋子裏總得裝上兩本書才覺得踏實，平時最常有的消閒活動就是逛書店。他喜歡讀書到了一個地步，竟然在每年出版的運程書後面請人寫書評，好教讀者在推想來年吉凶之餘還要留點心思看好書。比如說今年他就找來徐少驊，推介《煉金術士》、《萬曆十五年》和《潛規則》；而楊天命自己也技癢，寫了兩篇書話，談的分別是余華的《兄弟》和紅極一時的《Freakonomics》。我很替他擔心，會不會有人覺得這種做法「輸輸聲」，意頭唔係咁好。

身邊既有這麼一位知名的命理專家，為什麼不順便請他替我卜一卜前程呢？其實不是因為我追隨科學，所以認定一切玄學皆不足信。而是因為一句老話，「善《易》者，不卜」。我雖不是學《易》之人，但很能領會這句話的意思；既然天命如此，卜來又有何用？不如按自己的原則照常做人。

每一個算過命的人都該有過這種矛盾，一方面就是因為相信未來已有定局才去算命，另一方面卻又希望在預知結果之後可以憑個人之力趨吉避凶。那麼未來到底是已定或未定呢？

以理論架構宏大語言艱澀抽象著稱的已故社會學大師盧曼（Niklas Luhmann），也曾寫過一篇稍為易讀有趣的小文章，叫做〈對未來的描述〉。在這篇文章裏，大師眼光獨到地拿了一個亞里士多德的知名文本為例分析古代人與現代人對未來看法的區別。亞里士多德當年關心的問題是，一場未來的海戰會不會發生？他的答案則是無法判斷甚至不該判斷。這個答案的涵義是「現在便已能確定，海戰將會或不會發生，但只是人們還無法知道而已」。對未來抱持這種態度等於表明當時的人相信未來一切已有定數，問題只是該不該以及如何去發現未來罷了。然後盧曼指出了我們現代人的關注卻是「我們是否應該冒海戰的風險？」。此種關懷並不假設未來早成定局，而是把未來看成可能發生或者不會發生的一連串風險，這些可能性的出現與否則是我們當下決斷的結果。也就是說即使未來難以確定，但我們還是可以盡量去做精確的決斷。未來不可預知，風險卻能估算；就算遇上了非人力所及的天災，我們還是可以買定保險降低損害，重點在於這個保險該買多少。

要是不嫌過份簡化，我們或許可以說今天大部份去卜問前途的人其實並沒有古人那麼信命，他們並不真誠相信有一個擺在前頭只待發現的未來。對他們而言，算命其實是在擴大資料收集的範圍，就和搜羅統計數據一樣。等一切資料到手，就能反過來收窄判斷選項的範圍，做出比較精準的決定。因此算命並不需要認命，它也是一種很實際地買保險般的行為。

為了證明這個保險值得買，如今的運程書都很願意去推估一些香港和國際大勢的演變，準確與否到時就人所共見無法遁形了。根據楊天命今年運程書的編者前言，原來他曾說中北韓試射導彈，五月股災和六月藍田的天降冰雹，十分厲害。但是比起好些命理師傅喜不自勝地在媒體上自誇算準了地震海嘯的發生，楊天命在這方面倒很低調。或許我比較老派吧，相信「哀矜勿喜」，天災人禍就算真如預言所示地發生了，也不應該是件叫人歡喜讚歎的事。所以我喜歡楊天命在作者序裏表達出來的態度：「其實在某些時候，我也會很樂意看見自己作出錯誤的預測」，尤其是「一些在預測之外的好結局」。何以會有這樣的好結局呢？道理簡單，買了保險，決定到底還是自己下的吧？

梁文道：死生契闊(1)

【成報-秘學筆記】影評人黃愛玲曾經寫過她的一個朋友看了尚．高克多的《美麗與野獸》之後，驚嘆：「怎麼外國也有《牡丹亭》」？有種愛一往情深，乃至於可以起死回生，又再復歸死亡，的確是《牡丹亭》與尚．高克多共享的觀照。

在《奧菲爾》裏面，愛得最深的，原來是一向奪人所愛的死神和她的隨從。她們把心愛的人送回陽間，然後將自己封閉在純粹死亡的境界。最大的愛絕不完滿，不講究結合，而是徹底的隔絕跟否定。這世上還有甚麼比死亡更大的隔絕與否定呢？死神明白，所以她最懂得愛。

再一次，高克多呼應了拉丁語系裏人所共知的一個傳統，那就是愛與死的矛盾同源。「Amor」（愛）這個字本身就包含了「mors」（死亡），這個字源上的關係豈是偶然？我們常常期望並且迷信，愛可以克服死亡超越生命的界限。卻罔顧現實的情況是愛情注定要消亡，因為愛情是凡人之事，而凡人都是血肉之軀（mortal），必有一死。

死神自己也知道，愛情不屬於她的世界，但她偏偏愛上了凡人奧菲爾（愛情的矛盾）。所以她必須讓奧菲爾還陽，與之生死永隔。她得不到奧菲爾，反而因此成就了愛的本質。愛神Eros是最聰明富足的父親與最無知貧困的母親生下來的，因此他雖然知道自己要追求人間最美好的事物，可是他永遠追求不到。你求，但是永不許你。

我和他亦是如此相隔。從今以後，他只能在電視上看到我說話，我也只能在電子儀器上聽見他的聲音。就像死神隔著鏡子凝視奧菲爾，奧菲爾自己卻不曉得最愛他的人正看著自己寫詩做夢。所以我怕在熒幕上見到他，我覺得只要他出現在那個世界裏，我們就是生死永別了。

梁文道：電視裏的亡靈(2)

【成報-秘學筆記】天才如尚．高克多，說起電視其實也是卑之無甚高論。但他的長處就是能在任何話題上都談出一句詩，起碼一句。關於電視，我讀到這麼一個判斷：「電視就是家裏的一個幽靈」。

然後我取出了他的《奧菲爾》（Orphee），重新在電視機上看了一回。

在高克多的世界裏，鏡子是來往生死兩界的出口，死神從此進入人間，亡靈由此穿入地府。只要有鏡子的地方，就有通往另一個世界的管道，所以每一個有鏡子的家庭都是地獄門庭的候客室。從你的床走到那面鏡子頂多是幾步之遙，長眠是很方便的事。

死神和奧菲爾每次穿越鏡子，鏡面都會變成液態，人走進去就像受浸似的。高克多這麼拍其實是在重申一個歐洲文藝傳統的古老形像：水和鏡子的雙重性質。水就是最早的鏡子，所以古詩人寫到鏡子的時候總是用形容水的修辭。而水正好代表死亡與沉淪，水仙子對水自盼是深沉的自戀，再沉淪下去就只有溺死一途了。反過來看，水卻又是新生的象徵，經過洗滌的生命是潔淨新鮮的，例如接受過洗禮的基督徒獲得了嶄新的身份。因此奧菲爾與深深愛上他的死神屢屢穿過鏡面，就是在返生復死，每一回都是終結，每一回都是開始，開始與終結並存，復生與死亡同在。

漆黑如鏡的電視是家裏的一個幽靈界域，一按開關，液晶體就為我們顯像出另一個世界的存在。那個世界裏的人明明是活的，但又不像我們這麼活。兩個世界隔一著道稀薄的水面。

因此最詭異的事情就是在電視上看見自己，我在這裏，也在那裏；同時活著兩種生命，或者同時生死。念及有一天我將離開這個世界，但是別人還有可能在電視上看見我在另一個世界的活動，我就明白電視的彼方果然是亡靈永存之地。

梁文道：我會做的事(1)

【成報-秘學筆記】我喜歡看人家說電視的好話，尤其是那些我喜愛的人，我可以借用他們的言語解釋自己還在做電視節目的理由。為甚麼上電視需要解釋呢？不，我沒有那種讀書人的清高，以為在小熒光幕（或者一版液晶片）上亮亮相，就墮落了，就俗了。不，我只是不喜歡看電視。

回復獨居生活之後，家裏的電視就像口沉默的井，水面漆黑，可以為鏡，透不出一絲光線，也沒有任何聲音。我要強迫自己每天把它打開一段時間，至少得看看新聞吧。

近日翻閱大陸翻譯的尚．高克（Jean Cocteau）作品集（其實書上的譯名是讓．科克托，但是我贊成邁克的說法，尚．高克多就是尚．高克多，獨一無二、當仁不『讓』，有甚麼好讓的？何況『讓』這個字離原文Jean的發音更遠），其中一卷是他的訪談錄。很高興在裏面讀到他竟然喜歡電視，甚至想當電視主持：

「……我認為電視是一種寓教於樂的方式。要是有時間的話，我很願意主持節目。坐在小屏幕前，我感到放鬆自在。在蒙特卡洛電視台，我曾對我的觀眾朋友們說，我來了，我來對你們說話——不是一張照片。我來到你們家中，你們可以選擇接受我，或者拒絕我的拜訪。這樣與人們親密交談，太有趣了」。

電視當然不是這麼一回事，電視機才是。即使是一口黑暗沉默的井，電視機還是我家裏的親密物件。而電視，在一個節目主持人與家裏沙發上躺坐的觀眾之間，實在有著太多太多的人。沒有那些人，你不可能對著我們說話，有那些人，你就不一定會感到放鬆自在了。尚，看來你並不大懂電視。

但我還是很高興看到尚．高克多這麼說。我不懂寫詩，不懂畫畫，更不懂拍電影，可是我至少懂得做一件他沒有時間去做的事。可堪告慰。

梁文道：深度

【成報-秘學筆記】法國導演路比桑（Luc Besson）的成名作也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深藍》（The Big Blue）。片裏的深海潛水高手對海洋有一份深沉的感應，他就像海豚，是頭屬於海水的哺乳類動物。終於在他人生最後的一場比賽裏，他下去了，再也沒有回到水面。受不住海水深處的誘惑，他一直一直下潛，消失。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末，這部電影引發的後果好比當年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讓許多少年跟隨自殺。他們學習電影裏的主角，愛上了大海那不可測的深度，自絕於有光有聲的水面世界，不再回頭……

我第一次讀現代語言學經典《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是十幾年前唸大學時的事，當時印象最深的是其中談到「上下」這組空間方位譬喻如何結構了人類的思維方式與文化傳統。考試分數好，叫做考分「上」揚，反之則是分數「下」降；心情好是「高」漲，反過來是「低」落；天堂總在「上」頭，往地獄一定是要「下」去的。上下高低，不只是一組空間方位的指示，還是飽涵了價值意蘊的隱喻。

為甚麼在上的一定是好的，在下的一定是壞的呢？作者沒有說明，只知這幾乎是所有文化的通則。莫非人類真曾在巴別塔崩之前體會過由上墜落的過程，深知上界喜樂與下降凡俗的苦痛？

當我們形容愛戀的厚度時，我們總是說「愛得有多深」，而非「愛得有多高」。可見在吾人意識根處，愛戀的本質是墮落的，沉淪的，甚至邪惡的。的確，我們會情慾「高漲」，我們的心情也會因興奮而「高揚」；但這都只不過是深情的愉悅誘惑，一如偷竊與麻藥的一時快感。愛，終究是深沉可怖的。

我每日測量自己對他的愛慾深度，就像下潛海溝，不見天日，不知何處方為盡頭。深得令自己恐懼。

梁文道：一個時代結束了嗎？

【明報-筆陣】許多傳媒都把霍英東先生的辭世形容為「一個時代的終結」，除了語言濫用的成分之外(近年幾乎沒有一個大人物的去世不被稱作「一個世代的終結」)，這個說法還真有它的重要意義。只不過大家對這層意義的本質似乎還說得不夠透。

霍英東先生是香港「愛國愛港」勢力中的北斗泰山，不只擁有全國政協副主席這等國家領導人的職銜，還被公認為中央領導最信任的香港人之一。所以他不說話則已，一說就是九鼎之重，不僅能統一保守派的輿論傾向，還能左右大局的發展。最鮮明的例子就是當年董建華初選特首和後來競選連任的時候，霍先生公開挺董，普遍被認為是代表北京表態，四方無不心領神會，紛紛景從。

有這樣的身分地位，有這樣的政治影響力，難得霍先生向來謹言慎行，不輕易發言評論本地政局，更從不公開抨擊民主派等反對力量。所以連李柱銘、張文光等人也不得不佩服霍先生的寬容與胸襟，使得他成為紛亂對立的香港政壇中少數能獲得各派尊重的異數。

可是說到底，這只不過是霍先生自重。如果他的言行不是這麼謹慎，那又會是怎樣的一副光景？且讓我們做一個大膽的思想實驗，假設自從回歸以來，每逢政治爭論，每遇政策改革的重大關口，霍先生都像某些保守派人士，如不久前故世的鄔維庸醫生那樣無役不與，那又會產生什麼後果呢？

鄔醫生批評曾蔭權，大家還可以裝做沒聽見；可是同樣一番話要是出自霍先生之口呢？儘管政協的頭銜沒有多大實權，但政協副主席究竟位列國家領導人，他的評論，特區政府承受得了嗎？就算霍先生無官一身輕，可是以他數十年來輝煌的愛國資歷，以他曾和鄧小平每年相聚北戴河的經歷，以他與中央領導人的直接溝通管道；特區政府以至於香港政界能不受他影響？能不被他的評論震動嗎？

當然我們知道以霍先生的為人，這樣子的事是決計不會發生的，但如果換了是另一個人呢？當然我們也知道霍先生與中國共產黨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那種交情，是不可能再次出現的了。所以說他的逝去是真真正正的「一個時代的終結」。

然而，沒有終結也不會終結的，是可能還會有另一個人「繼承」這個國家領導人的寶座，還有更多的政協委員，還有更多的人大代表，甚至還會有可以和中央領導人共用早餐的富商名流。這些人都有一定的政治實力，就算比不上霍先生；這些人都可能透過公開發表言論產生實質影響，假若他們不像霍先生那般克制的話。

香港政治的其中一個隱憂就是我們的「司令部」可能不只一個。即使人大和政協發揮不了他們在其他省份所擁有的制度性力量，也別忘了香港還有中聯辦。前一陣子在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主席選舉風波中，就有議員毫不忌諱地公開表示自己事後去過中聯辦「交代」。

另一方面，香港保守派或「愛國愛港」勢力的一大問題，就是他們的影響力和政治身分沒有一套相應的制度配合。以港區人大代表為例，這麼多年以來還是處在一個妾身未明的狀態，他們自己固然常常抱怨特區政府只是空言「重視」卻沒有給予任何介入實政的渠道，一般市民也搞不清楚他們到底怎樣代表港人向中央反映意見。更何民建聯和工聯會據稱也有向中央反映意見的渠道和功能，部分爭取居港權的市民不就是找民建聯替他們反映訴求的嗎？

除了特區政府之外，香港有太多的管道通向北京，中聯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人大、政協，甚至民建聯。他們之間到底如何分工？到底「誰說了算」？誰才是中央的真正聲音？中央最信任誰？挑明了說，中央是更信任特首曾蔭權還是霍英東呢？

制度以外的政治影響力是必然存在的，舉世皆然；但當這種影響力牽涉到中央政府與一個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它就可能會形成不正常的扭曲，嚴重的時候甚至還會干擾到正式的地方政府施政。雖然中央政府早已使用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的身分去形式化制度化部分「愛國愛港」人士的政治地位，但問題是這些身分本身在香港政治也沒有多少制度上的角色，所以他們的影響依然不脫制度外的色彩。

相比起全國各省市，香港的歷史情是特殊的，所以香港才會出現霍英東先生這麼獨特的「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然而時代到底不同了，香港早已回歸，我們實在不需要也不應該再有一個霍英東。與其猜想和期待誰是下一個霍先生，倒不如在制度上確定各股「愛國」勢力的角色和定位，理順他們之間的關係和分工。畢竟，除了特區政府之外，還有一個甚至更多更親密的通天管道，未必是什麼好事。

梁文道：可以吃的紙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芝加哥有家很前衛的餐廳叫做「Moto」，它的大廚Homaro Cantu是美國最大膽最有創意的廚師之一。他的其中一道作品是一張紙，紙上畫了個粉紅色的綿花糖，而這張紙是可以吃的，吃起來無論質感還是味道就真像團粉紅色的綿花團。然而最怪異的還不是這張綿花糖紙，而是這張紙上的一行字：「? H.Cantu的機密產權。專利申請中，在事先得到H.Cantu的許可之前，不得揭露或者進一步使用」。

請想像一下以後上餐館吃飯，碟子上印「版權所有，禁止拍照及盜用」，會是甚麼情況？這就是Homaro Cantu打算幹的事了。他正和律師合作，替十二道獨門創作申請專利。如果成事，肯定會有更多的廚師仿。到了那時候我們吃飯就和買書買唱片一樣了，你擁有的只是一個物件一個副本、而非作品本身；你吃了一碟菜進肚子裏，不表示你就可以任意處理它。

曾幾何時，廚藝是種自由流動的東西，就和人類的一切知識與創造一樣。楊貫一用瓦烹鮑魚的效果不錯，於是個個跟如法炮製，也沒誰抄襲誰的問題。正如第一個用火槍稍為靈烤Toro的人沒有宣稱任何專利，所以每家日本料理也能為客人奉上這款美味的壽司。假如當年發明紅酒燴雞的法國鄉民登記了知識產權，今天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版本流傳民間了。

在那個時代，誰都可以說自己的東西正宗，所以北方城市滿街都是「正宗狗不理包子」和「正宗蘭州拉麵」，客人難分真假，只有憑口味決高下。妙的是有些東西不是源始老店就一定做得最好，其後人要是懶惰了，又或者從它那裏出身的師傅自己創業精益求精，結果如果不問可知。

菜譜往往沒有機密可言，誰都能學誰都能賣。儘管有些獨門配方是店主或大廚保有一生的秘學，非我族人一概不傳；可是大家依然相信好廚師靠的不又是鎖在保險箱裏的神奇配方，更是臨灶的經驗與存乎一心的直覺「手勢」。因此有自信的廚師向來不怕徒弟滿師之後起飛腳，四處掛老師的名號賣藝，說不定他還會為自己的作品遍地開花感到自豪呢。

可是Homaro Cantu自有他的打算。他也想像Nobu和Alain Ducassce一樣享大名發大財，但又不願到處開分店，因為他認為一個廚師不可能兼顧得了那麼多的店面；與其像個高級行政人員一樣坐商務艙飛來飛去巡視業務，不如好好呆在自己的廚房修練。

從這個角度看來，Homaro Cantu應該是個很傳統的老派人，可偏偏是他掀起了一種新潮流，將廚藝推向了知識產權保護下的新時代。果然，他的做法既能為他帶來聲名也能為他製造財富。就拿那張綿花糖紙來說吧，目前雖還未取得專利，就已有很多人找上門來了。其中一個大客是美國太空總署，他們覺得這個技術可以用在太空船上，日後太空人不用再帶那麼多複雜的東西離開地球，一疊加了維他命的有味紙就能讓他們餐餐都有新口味了。

梁文道：夢的反復

【成報-秘學筆記】同一個夢，我一晚做了三次。

那是一條寂靜的街道，清冷得像是霍珀畫的城市夜景。可是有家熱鬧的酒館，蒸騰的熱氣模糊了臨街的玻璃窗，又見窗內燈火溫暖，有人影浮動。每次有人告退開門，喧嘩的聲音就會在那一刻流出，短暫地濕潤無人長街，然後復歸寧靜。

我就站在街上，看著這家酒館。我不敢走進去，因為他還在裡面。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遇到他，我的一切反應都是經過克制與壓抑的，因此難免虛偽。他呢？或許就是尷尬吧。

為了獲得解放而上山，我以為自己起碼可以變得比較平靜。但是才剛剛回到門，一切又復舊觀了。難道我真放棄所有，徹底割捨？

我曾屢屢告誡自己，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應該再接觸這個人。不要把自己的困惑帶到他平和向上的人生，他既不希望再受到騷擾，就讓他好好地過他自己的小日子，我則繼續擦拭自己的鏡子，默存他的影像。這樣就好。

可是，我還是管不住自己，做出了終究徒然的舉動。這又何苦？我後悔，並且反覆質問自己。

說回那個夢。夜已深，我仍然站在街角。終於，到了酒館打樣的時候，人群盡興的一擁而出。其中有他，就這麼與我擦身而過（視而不見）然後消失在下一個街口右轉的地方。燈滅，四周黑暗，而我還在等待。

本來就是一場夢，夢裡的自己說不定真的只是個不透明的存在，所以他才可以接近到一個幾乎穿透我的地步，卻沒有仍然任何表示。

夜裡我起床兩次，復又睡去，所以同一場夢反覆了三次。難道我以為這場夢的結局會因此改變嗎？沒有，即使是夢，也沒有留給我一點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