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主流電影的反動軌跡

【都市日報-兵器譜】《V煞》表面看來，還是不脫主流電影鼓吹個人英雄的調調，只見主角V一個人耍弄6把快刀，迅雷不及掩耳地暗殺秘密警察於瞬間。而且他還是個滿腹墨水出口成文、足智多謀的革命家，憑一己之力鼓動起整個革命大潮。

但要是沒有待燃的火藥堆，一枝火柴又怎能燒起焚天大火呢？如果不是飽經壓迫的人民已經走到忍無可忍的地步，縱使V再神通廣大，也煽動不了數以十萬計的倫敦巿民公然抗命，走上街頭。結局那一幕正是整部電影的高潮，幾十萬人披著和V一樣的黑色風衣，戴上和V一樣的面具，齊步操向荷槍實彈的軍隊，無畏無懼。反倒是帶著重裝武器的軍人傻了眼，強權果然應該害怕人民。你們不是要抓通緝犯V嗎？來吧，眼前數十萬人都是V，數十萬人都是通緝犯。

《V煞》是個很好的標本，用來檢視最極端的思想如何暗渡陳倉，潛入荷里活的文化工業，暗自騷動。一般以為，荷里活不只是世界影壇的霸權，也是容不下丁點反動力量的保守文化大本營。正因慣常的保守心態，才更襯顯出《斷背山》那點點的出格。荷里活保守，是因為即使它的大片廠制度已經衰落，但整套工業程序依然穩健運作，一切製片和營銷的預算與設計莫不緊緊地扣連著對大眾主流巿場的估計。所以它的電影就算再怎麼反叛創新，依然不脫幾套早經實踐證明有效的公式。

《V煞》當然符合許多公式：早在《Matrix》亮相過的武打特技，大規模的爆炸場面，扭曲但不失溫情的愛情關係和歷盡滄桑的超級英雄……甚至它的原名《V for Vendetta》也被中文翻譯馴化，變成普通不過的《V煞》。因此這部片的原著漫畫作者Alan Moore非常不滿本來更激進的東西不見了，而無政府主義者更開設網站批評它的溫和。是的，《V煞》本來不該只是鼓吹人民推翻暴政的一般大片，它還有濃得化不開的無政府主義色彩。例如V噴在牆上的那個標誌：一個圓圈中間有個大大的V字，根本就是無政府主義圖騰的倒裝，把A反過來變成了V。普通商業電影的觀眾恐怕沒辦法從這些蛛絲馬跡裏解讀出更極端的思想主張，所以批評《V煞》過度溫和不是沒有道理。

但是我們也該看到它流暢的劇情和華麗的視覺效果下，《V煞》那股遮蓋不了蠢蠢欲動的顛覆潛能。電視時事評論節目的名嘴是個不折不扣的騙徒，生產藥物的大企業是抹殺良心的奸商，一個越是吹噓自己穩如泰山的政權越是虛弱不堪，凡是打出國家安全至上旗號的政客其實都是禍國殃民的。這些「反動」訊息雖然不夠深入，可是卻隨電影的通俗語言變得更有效，更深入人心。

可見即使是在荷里活，別有企圖的作者還是可挾帶私貨過關。

梁文道：人民力量萬歲

【都市日報-兵器譜】《V煞》絕對是近月來最振奮人心的電影。看到結尾倫敦國會大樓給炸得寸瓦不留的那幕時，有些朋友差點忍不住眼淚，拍手喝采。但同樣的一部電影，美國好些保守派影評人卻是破口大。

說它「無知、愚蠢、膚淺」甚至「鼓吹恐怖主義」。為甚麼憑《Matrix》揚名的華楚柯斯基兄弟會製作這套娛樂性十足的電影，但又同時分化出兩批截然不同的觀眾呢？

電影的故事其實十分簡單，背景是不久之後的英國，百姓生活在法西斯式的高壓政權下，凡是諷刺主政者的異議分子、同性戀，甚至伊斯蘭徒都沒有好下場。秘密警察開著巡邏車滿街巡迴，看看誰敢違反宵禁令。每人的電話、電郵以至家裏晚飯桌上的對話，都嚴密地受到監聽審查。好音樂是禁曲、好書是禁書，政府由早到晚透過國家電視台宣傳自己的威風，捏造有利自己的新聞。但是一個頭腦精明、身手如超人，總戴上面具，名字叫做「V」的人出現。

他劫持了國營中央台的頻道，呼籲國民一年後齊齊戴上和他一樣的面具衝上街頭，揭破這個虛弱政權的假面。與此同時，他還準備大量炸藥，不斷暗殺黨政要人，像個恐怖分子中的恐怖分子。

《V煞》大可以放在《1984》等經典反暴政的電影傳統內，本該是美國人最歡迎的類型片，但它卻挑動了當前美國保守派的神經。一來是它把美國描繪成一個由盛轉衰甚至陷入內戰的敗落強權，二來是它呈現出來的英國根本是在影射布殊政權的未來走向，以反恐和國安的名義不斷壓制異己，收緊人權；為此不惜虛構恐怖襲擊和「大殺傷力武器」的情報。但《V煞》更具殺傷力的地方，是它那滿溢的無政府主義，這點恐怕是任何政府領導看了都要頭疼的。但是我們的人民政府就不用擔心了，因為《V煞》高舉的是人民力量。

正如它的宣傳語「人民不該害怕政府，是政府應該害怕人民」，終於推翻英國大獨裁者的，不是V和他的炸藥而是成千上萬的百姓。V戴上面具這個設計靈感，明顯來自有「新世代切．格瓦拉」之稱的馬可士副司令。馬可士是墨西哥東南部叛亂組織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領袖，也是個謎般的人物。

他不只為墨西哥印第安原住民奮戰，同時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環境和貧富差距。他懂得行軍布陣，擅長用極富詩意與哲思的文章透過電郵向全球散布訊息。他不只寫宣言檄文，甚至還寫童話故事。但到底誰是馬可士呢？誰有這麼聰明的頭腦和漂亮的文筆？

十個印第安沒人知道，只有無窮的猜測。他永遠戴著頭套，只露出炯炯有神的雙眼，但從不揭出頭套下的面孔。因為他和他所有的同志都戴這種頭套，你分不出誰是誰就正好顯示他們有志一同背靠群眾，不搞個人英雄崇拜。更妙的是就算有天他死了，也沒人會發現。

馬可士的精神永遠長存於戴上頭套的同志身上，他就是查巴達解放軍，每一個查巴達解放軍都是馬可士。

梁文道：尋找不存在的正宗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有一個日本朋友帶我去吃壽司，他說這是香港其中一家東西做得最正宗的店。我們坐在吧台，用啤酒伴着師傅送上的敬菜，邊喝邊聊日本菜的新潮流。後來侍應送上刺身用醬油，我這個朋友居然把放在刺身木盤上的鮮磨山葵抹在醬油碟裏，再用筷子攪和一下。我忍不住問他，為甚麼要學香港人一樣，把醬油和山葵混成泥狀，這不是很不正宗嗎？朋友笑一笑，說：「我覺得這麼攪，味道也不錯。」接着我又發現他拿筷子挾壽司，而我則堅持用手。我跟他到底誰像日本人？誰的吃法才算日本正宗呢？

這次遭遇對我而言是個文化震蕩，因為它動搖了我們關於「正宗」的想法。飲食文化裏的「正宗」，其實包含了一連串的假設，例如吃日本菜最正宗的方法，就該是日本人的吃法，因為正宗總是一種和民族甚至種族有關的東西，「正宗」（authenticity）和「當地人」（locals）是緊緊連繫的雙胞胎。如此說來，去Cova喝下午茶的太太們千萬不能點cappuccino，因為意大利人過了中午一般只喝espresso。

問題是就算在意大利，他們也不一定總是跟隨這個規矩；我們又何必堅持午後只飲特濃甘苦的espresso，而不放縱一下自己，來杯香甜的 cappuccino呢？同樣地，日本人也不可能千人一面，所有人吃壽司都是一種吃法，我們又憑甚麼替他們假定一套集體的民族性呢？就算真有一種大部分當地人都會採用的正宗飲食方法，這也是和當地的社會、文化甚至氣候有關的，一旦移植到了不同的地方，自然就得變通。這個道理其實大家都明白，例如紅酒要在室溫的狀態下喝，但我們都曉得這指的是法國的室溫，而非亞熱帶香港的室溫。

飲食「正宗」的第二個假設，就是一個文化裏做菜的材料、方法和用餐的程序是固定不變的。菜譜幾乎就像一個樂譜，落在不同歌手手中可以有不同的演繹；但萬變不離其宗，切不可荒腔走板、掉音跑調。前兩年揚州有人跑去登記「揚州炒飯」的專利權，結果給人斥為荒謬胡鬧；可是仔細一想，搞這件怪事的人不就是迷信正宗嗎？以為全天下的揚州炒飯都該有個譜，不能到了廣州就有廣州式的揚州炒飯，到了加州則有加州式的揚州炒飯。

堅持正宗根本違背了飲食文化的本性，飲食之道，就如人類的一切生活文化，總是在適應環境，總是在改變。欣賞美食要有好奇心，不能泥古不化，死守祖訓。比方說番茄，本來是美洲土產，直到「發現」新大陸之後，才傳入歐洲，慢慢被人接受，今天成為意大利菜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意大利人當初嚴守正宗，堅決反對把如此詭異、不知是果還是菜的東西放進鍋裏，今天的意大利菜會是個甚麼模樣？

無論如何，想吃正宗的異國菜式，已經是這個時代的標誌。就跟旅遊一樣，大家都厭倦了傳統旅行團的固定行程大眾景點，人人都想在旅遊中感受當地人的生活，體驗正宗的異國情調。我們在乎的不是旅程是否舒適好玩，正如吃外地食品在乎的也不是美味可口，而是正不正宗。

我想起社會學家Dean MacCannell在他的經典名著《遊客》（The Tourise）裏說過，現代人都覺得自己過的不是真實日子，而是沒有意義的一連串偽裝，所以我們對其他地方的日常生活感到好奇，覺得他人的生命才是最「本真」最有意義的。因此我們比古人更愛旅行，想親眼見證親身體驗異鄉人的真實生活。或許，我們熟悉的食物已經成了填飽肚子不得不吃的東西，不只沒有驚喜，甚至沒有意思。只有一嘗異國正宗食品，才能帶給我們新鮮豐厚的飲食體驗。

梁文道：兩種警察兩種故事

【都市日報-兵器譜】報紙每天發行，電視和電台更是隨時更新新聞，所以媒體總有幾套事模式，不管發生何事，一切資料皆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迅速地套進既定的框架，成為讀者看得明讀得懂的「故事」。

把新聞說成是故事，並不意味新聞是虛構。正相反，故事的結構為事件予賦意義。近日的「徐步高案」就是個絕佳例子，說明新聞為甚麼是種故事，不同的故事又會引導大家注意到哪些不同的重點。

此案一發生的時候，幾乎全港媒體都聯想到電影《無間道》，一個壞人埋伏在警隊中的經典故事。再加上大家在開始時都無法獲得太多確切消息，又有各式各樣的小道流傳；於是在最初兩天，各家報紙紛紛提出稀奇古怪的不同版本，有的說這裏牽涉賭球集團，有的甚至說案中還有另一個神秘惡警。如果大家繼續猜謎炒作，對警隊來說肯定不是好事。

有警察犯案殺死同袍本來就是非常嚴重的打擊，若巿民由此懷疑警隊中是否還有「內奸」，是否還有更多不為人所知的陰暗面，則整個警隊形象和公信力就會陷入空前的危機。任何政府部門遇到這種情況都必須出動公關，盡量化危為機，把劣勢變成優勢，方法就是說出另一種故事。

於是兩天後，警務處副處長罕有地在調查還未達到結論前，召開記者招待會，有問必答，把已知的資料公開，務求排除不利警方的猜測和流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別強調殉職警員曾國恒的角色。

曾國恒的手槍開過五發子彈，卻離奇地收回槍套之中，本來是令所有人猜疑的重點，因為它意味著可能有更複雜的內情甚至其他人存在。但在警方的分析裏，這卻成了警察訓練有素，毅力驚人的明證。他們認為負傷的曾國恒開過五槍打死徐步高後，忍痛依循訓練養成的本能收槍回套。

而且副處長在講到曾國恒和另一名受傷警員時，忽然雙眼通紅語帶哽咽，完全表現出為同袍難過的情緒。加上這兩日間不只特首和警務處長分別探視慰問負傷警員和曾國恒家人，又有消息開始討論曾國恒的遺體即將安葬於殉職公務員專用的「浩園」。與此同時，政府也全力配合，發放和曾國恒有關的資料。因此另一種媒體常見的警察故事就被觸發啟動了。

果然輿論從質疑警方轉向頌揚英雄，市民對一個好警察的同情掩蓋了壞警察造成的傷口。眾多網民在論壇留言悼念曾國恒，有些市民甚至送花給留醫的警員冼家強。

雖然仍有許多疑點，但本來可以更大的傷口暫時止血。傳媒沒再問還有多少「無間道」，開始繪聲繪色地描述徐步高「入魔」的經過，構造出對警隊整體問題不大，但更刺激曲折的故事。

中央政府時常把「正確引導輿論」列為傳媒工作重點，看來可以向香港取經。傳媒永遠是飢渴的，百姓永遠是疑心重的；與其遮遮掩掩，不如公開透明。要緊的是搞懂傳媒乃是售賣故事的行業，向它們暗示一種對己有利的故事走向，往往就可扭轉大局。

梁文道：香港不是創意的天堂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大家最近都很關心香港會不會被「邊緣化」的問題，害怕像物流這樣的傳統優勢產業在深圳的激烈競爭下，漸漸失去光芒；就算金融服務業吧，北京和上海也在迅速崛起，香港還能領先多久呢？所以很多人說香港得在保持固有的強勢之餘，還得大膽創新，試試其他玩意，比方說創意產業。

可是回頭看看香港人一直引以自豪的傳統價值，或許會發現它們和創新是有矛盾的。比方說我們一直誇耀自己的「快」：資訊流通的速度很高，辦事的效率很驚人，遇到問題的反應很即時。我們一向以為香港的快就是靈活，能變通；但是我們卻沒有發現所謂的快速與變通，其實是矛盾的。因為反應快可能是保守的表現，而變通是得花時間的。

最近在看一堆談創意的書，其中一本是前年和去年的暢銷書，叫做《梅迪奇效應》（The Medici Effect）。梅迪奇指的就是文藝復興時代控制翡冷翠的梅迪奇家族，這家人把當時各個領域最聰明的天才（例如達芬奇）聚在一起，結果締造出了歐洲史上的創意大爆發。祖安遜（Frans Johansson）在這本書裏又用了一段文字介紹這個家族和他們的成就，但是用整本書反覆說明這個家族象徵的特點，那就是調動不同領域和專業的知識，讓它們彼此學習互相衝擊，於是可以產生意想不到的新觀念，此之謂「梅迪奇效應」。

《梅迪奇效應》是本典型的商業暢銷書，符合我說過的鐵律，把一個生造出來的名詞翻來覆去地講個不停，所以一個晚上就能略讀完畢。但是這類書還有個特點，例子和故事非常豐富，而《梅迪奇效應》裏面的故事都很有趣，看起來娛樂性十足。

在祖安遜筆下，當代最有梅迪奇家族風範的機構，大概就是設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旅遊名勝聖塔菲的「聖塔菲研究所」（Santa Fe lnstitute）了。這個研究所有許多古靈精怪的項目，比如說數學家、生物學家和股市分析師一起研究財務策略演變和生物競爭間相似的數學公式。有名的「六度分離」（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論也是源自這個研究所。

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在聖塔菲研究所的一個研討會上，正在探討集體通訊問題的法國電訊工程師柏納波（Eric Bonabeau）和研究社會性昆蟲的生態專家會面，然後他花了兩三年的時間不務正業，跑去鑽研螞蟻和蜜蜂如何覓食。當然，他和搞不懂他在搞什麼的公司解約了。幾年之後，柏納波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他的產品現在正應用在巡邏阿富汗山區的美國無人偵察機上。對一隊無人飛機來講，最大的問題是怎麼讓它們有效率地搜查，使一架機不會飛去另一架機剛剛才盤旋過的地區。柏納波的辦法就是給它們裝上「虛擬費洛蒙」。使它們知道某個點才給同伴搜過沒多久。而費洛蒙正是螞蟻在走過的地方留給同伙的化學暗號，讓蟻群有效率地集體行動的溝通方法。

要孕育這麼有原創性的點子，必須有不務本的耐性，願意失敗的勇氣，和跨入新領域的好奇心。而這一切都需要時間的消磨與空間的自在。如此一來，乃知香港之所以不是創意土壤，全在它的高速、緊迫和狹隘。我們的反應很快，因為我們堅持固有的思考方向和做事習慣，不越軌不離譜，遇上任何情況就很自然而然地依本有的模式回應。像柏納波這樣肯放下舊東西，再闖新領域的人太少；像聖塔菲研究所這樣的機構則根本不曾存在。港式創新就像娛樂圈的新人，層出不窮，年年翻新，但是骨子裏都是同一回事。

梁文道：失去理想的法國學運？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正在燃燒整個法國的學運和工運令很多人想起1968年的「五月革命」，於是英國的《金融時報》就跑去訪問「紅色丹尼」—丹尼爾．柯思邦迪，當年的學生領袖，如今的歐洲議會議員。

這位老鬼認為如今的學運和當年的革命實在無法相提並論，因為他們當年講理想，要的是更美好的未來；而現在的學生只是保守派，求的是不失飯碗。有老鬼這番話押陣，各大傳媒更是肆無忌憚地比較兩場相隔45年的運動，紛紛哀嘆新不如舊，還是往日年輕人有氣魄有夢想。讓我們先來看看今天法國學生所謂的「保飯碗」是怎麼回事。事緣法國中間偏右的政府總理德維爾潘推出了《首次僱用合同法》，讓規模達20人以上的企業可以在和26歲以下的青年簽約的兩年內，不須任何理由就解僱他們。這對仍然在學的年輕人而言，無異於把未來交給了一個極不穩定的環境。

要知道法國有相當深厚的社會主義傳統，相當尊重工人的權益。這條新法等於是打開了一個缺口，動搖了法國企業和僱員之間的慣性平衡。於是連本來最不需要擔心就業問題的精英—索邦大學的學生，也都怒奔街頭，築起了法國革命史上極富象徵意味的街壘。

然後連工會、中學生、退休人士乃至於一些小公司的老闆都加入了！法國政府提出這種法案的用意是為企業鬆綁，使他們可以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增加聘用青年。畢竟法國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廿五，拖住了經濟發展的後腿，也增加了包括福利金在內的政府開支。但許多國際大傳媒忽略的一點，是這項措施的原意其實是要回應去年年底的法國城郊暴動。因為當時法國大城巿郊區青年最不滿的，就是找不到工作和備受打壓的工作環境，尤其是那些深受種族和階層歧視之苦的移民第二代。

可是許多原來是這道《首次僱用合同法》拯救對象的青年，也都加入了這場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原因是除了擔心工作機會外，他們就算有工作，也得面對低薪和隨意被辭退的風險。更可怕的是出於歧視的理由辭退員工本來就是犯法的，將來上司或老闆就算歧視，亦能夠不說一句話就請下屬收拾包袱。就事論事，法國學生和工人掀起這場運動是有道理的。

但是很多傳媒偏偏把焦點放在兩代學運的差別，關注運動之外形多於實質問題，更請出上了岸的前學運老鬼月旦一番。

於是《首次僱用合同法》的內容爭議，就被輕而易舉地轉移為學生的理想夠不夠氣魄等虛不著地的層次了。就算丹尼爾．柯思邦迪說得對，如今的學生沒有改造未來的視野，難道就等於他們的要求是錯的？他們的憤怒就沒有根據了嗎？

一場社會運動的真正價值在於其訴求正義與否，衝擊不義的現況與抵抗不義的未來是沒有高下之分的。

梁文道：當清流政黨遇上泥沼中的政客

【明報-筆陣】假如說民主黨是89年六四民運的產物，那麼公民黨代表的就是03年七一之後崛起的新力量了；前者是「老式」社會運動的聯盟，後者則是回歸後專業人士和新中產階級的連線；論形象、論新鮮感，在這一刻的優勢都是屬於公民黨的。很多人看了公民黨的黨綱，見到支持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這些主張，就擔心如此濃厚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會不會不合傳統中產階級的胃口，甚至埋下未來兩條路線的分歧，引致內爭。我反而覺得正因如此，公民黨更是任重道遠，應該盡力重劃香港的政治光譜，在過往維護中產權益和促進基層福祉，高揚經濟自由與強調社會公平等種種對立之間拉開一道新色彩。為什麼中產階級就一定要反對社會福利？為什麼專業人士一定就會疏遠基層？現在身為公民黨執委的吳永順、黎廣德、張超雄和陳家洛等人，在過去數年來都以言行證明了香港的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可以有非典型的新形象，至於幾位大律師就更不用多說了。

在香港的政治現實局限底下，任何一個政黨都不能不考慮北京的看法，公民黨也不例外。公民黨明言「平反六四」只是個人選擇，不會把它放進黨綱，論者多以為比起民主黨，這是去掉一個政治包袱的聰明動作。因為這無異於宣告自己堅守井水不犯河水的立場，專注特區事務，不願置喙全國性議題，不像民主黨那樣老和支聯會有斬不清的絲絲連繫。不過中央政府要是真怕民主派，就總會找到不同的理由。在江澤民主政的時期，平反六四絕對是個大禁忌。但是參考過近年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獨聯體「顏色革命」的經驗之後，在如今的中央政府眼中，最可怕的卻是「海外滲透」了。反過來說，一些連年堅持平反六四的老民主黨員倒是相當「心繫家國」。如何應付層出不窮的「國際聯繫」指控，公民黨諸君不可不作預備。

在公民黨的創黨成員之中，雖不乏學者律師等有識之士，但是有實際政治操作經驗的人卻寥寥可數。最令人意外的，是像黃英琦和何秀蘭這類近年在區議會工作上樹立新風，頗得新一代中產階級好感的角色，竟然沒有被邀請入黨。可見公民黨欲以新人打出一片新天地的意志相當急切，其15名執委中年紀最輕的余冠威甚至說要令人覺得「政治不再骯髒」，真是一派清流氣象。可是政黨畢竟也是一副選舉機器，既以執政為志，就不得不在選戰中壯大成長。以公民黨目前的陣容看來，雖不能排除毛孟靜等新秀奇招致勝的可能，但要在區議會和立法會等兩級選舉中戰勝根基早成的對手，到底有點難度。

所以即將到來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就是公民黨成立後面臨的第一場選戰，也是它最有機會打得好的選戰了。由於這是一個面向專業界別和既得利益階層的小圈子選舉，沒有充足地區網絡和資源，但有龐大專業界別人脈及影響力的公民黨，或許是民主派中能夠奪下最多席次的黨派，更是最有聲望推出特首候選人的一股力量。從策略上講，在選委會一戰若能佔得先機，掌握談判的實力，說不定就能由上往下地積累起可觀的政治資源了。

提到選委會，大家都知道民主派不再杯葛，「保皇黨」不再必定保皇的這一屆選委會選舉，是政治上第一次認真的選委會選舉。以中央政府慣性思維，當然要消滅「反對勢力於萌芽狀態」，最好就是像以前一樣，不讓任何對手有出線挑戰曾蔭權的機會。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一個小圈子產生的特首面對民意基礎比他大的議會，要不是變成寸步難行的跛腳鴨，就是化作「天天選舉」迎合民意的政客。對曾蔭權而言，日後5年要想坐得安安穩穩，大展宏圖，這場800人參加的遊戲就得搞得跟真的一樣，既有對手還得有辯論甚至大型造勢活動，讓全民經歷一次「幻覺直選」，手中無票但是感覺有票。

如此「幻覺直選」不僅對曾蔭權有利，也是包括民主派在內的香港主流民意想要見到的。假如曾蔭權真想「強政勵治」，想從人人都是潛在反對派的泥沼中超升出來當強勢特首，他就應該說服中央，讓民主派提名的候選人起碼有競爭的機會。反正這個選舉委員會最終服膺的還是京港政壇潛規則，其大部分成員的意向還是北京可以左右的，又何風險之有？最後曾蔭權若能在一場「幻覺直選」中壓服民主派共主，他這個特首豈不幹得更風光？

如果民主派真能捧出一位特首候選人，而且成功得到足夠提名，曾蔭權就會收到一份意外的禮物，那就是徹底收編自由黨及民建聯了。設若民主派抬出了李永達、余若薇甚至陳方安生，民建聯還會不會像馬力所說的那樣，自行提名一個候選人出來？在巨敵壓境的嚴峻情形下，中央政府還能容許「愛國愛港」勢力好整以暇地和曾蔭權討價還價嗎？局勢進展至此，大隊歸邊可期。所以對公民黨來說，大舉進軍選委會甚至推出特首候選人，是有利無害的；對曾蔭權而言，為自己培養一個對手，雖然冒險但終於是好處多過壞處；從市民的立場看，一趟掛羊頭賣狗肉的選舉到底是場熱鬧的大戲，而且可以促成更多的政策辯論，帶動追求民主進程的情緒，亦未必一無所得。

我知道這番沙盤推演，在公民黨諸君目中只是權謀計算，是許多好讀書善深思之士不願亦不屑為之的。但在深度的政策研究甚至政治哲學的研讀之外，政治依然有它不大「清高」的另一面。一旦下場，雖然無奈亦不可不作計較。唯祈知我者諒我。

梁文道：復古莫札特

【都市日報-兵器譜】音樂界把今年定做「國際莫札特年」，因為今年是莫札特誕生250周年。於是很多音樂廳早就做好準備，推出特別節目大事慶祝；唱片公司更是不會錯失促銷的好時機，一套套的專輯甚至全集排著隊出版。

這種盛況，在1991年已見識過，那年是莫札特逝世的200周年，一生一死，五十一百，都是音樂產業搞市場營銷的好藉口。但比起15年前，今年有個明顯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標榜「本真」的唱片和演奏越來越多。喜歡古典音樂的人一直有個謎思，就是盡量追求作曲者的原意。所以唱片評論常見：「XXX的技巧完美，但是很難讓人信服這是對於巴哈最準確的詮釋」；又或者「XXX是值得祝賀的，因為他讓我們無瑕地聽到貝多芬的聲音」。也就是說，一個樂團也好，一個獨奏家也好，不只要在老曲子上玩出新意，還要不懈地尋找作曲家最真最原始的意思，如此演繹方可稱作「權威」。

約30年前，追求原意開始變成追求原音，在大堆學者考證支持下，出現了一批古樂團和用古樂器演奏的表演者。此後一發不可收拾，時至今日，古樂變成龐大的門類。所謂古樂，指的不是中世紀和更古老的音樂作品，而是用當年的樂器、當年的演奏手法演繹當時的音樂。例如莫札特其實是個很近代的人，但當年的樂團規模和今天相去甚遠，我們實在不該用上百人大樂團去演奏他那些原本是寫給幾十人小樂隊的交響曲。這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因為莫札特年代的樂器和今天的大不相同。比方說鋼琴，如今的鋼琴是種發展得相當完美的樂器，發出來的聲音幅度大，音量雄渾；但莫札特彈的維也納琴卻只有5組61個鍵，發音清脆，彈起來有特殊的顆粒感。

再說音高，18世紀的音高標準要比今天低上半度，按古樂家看法，彈一首G小調的曲子實際上該變成降G小調。再嚴格一點的，甚至要講究演奏和聆聽的環境。

像巴哈的大部分作品，就該在教堂裡演出，因那裡的音響效果才是當年巴哈聽見的聲音。古樂大師嘉迪納近來推出一系列極受好評的巴哈聲樂唱片，均是在教堂裡錄音。古樂潮流興起後，許多「老」一派的音樂家認為演奏不能盲目崇古，使用古樂器更不一定是古人的意願。他們爭辯：假使可以的話，莫札特也會樂意把他的歌劇交給今天編制龐大的樂團演出。換句話說，莫札特以前使用人數少一大半的樂隊，其實是被迫的；如果條件許可，他老人家一定覺得樂手人數愈多愈妙。爭來爭去，還是音樂演奏的「本身」迷信累事，總覺得演出得「真」，甚至比「美」還重要。到底我們聽音樂是為了美好的感受還是為了聽實話呢？維也納和薩爾茲堡有不少專門哄遊客的莫札特音樂會，樂手都戴上假髮穿上古裝製造復古的氣氛。

看來今年他們該給聽眾們也配上一套了。

梁文道：正宗崇拜症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前一陣子去廣州，有機會到一家據說是全廣州最正宗的法國餐廳吃飯，結果吃到很怪異的煎帶子。先不說那碟帶子已經雪藏到失去了味道和彈性的地步，主要是它的配菜嚇人，居然是一堆粗切成方形的西生菜，而且帶着還沒乾的水珠。吃過那麼多的法式煎帶子，看過那麼多的食譜，就是沒見過這樣子的做法。與其說它是煎帶子，還不如說它是放了幾塊帶子的沙律。

後來和廣州的朋友談起這次令人失望的經歷，他說不可能，如果這家餐廳不正宗，那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老外光顧？尤其駐廣州法國領事館的人都常常去呢。他說得也有道理，通常我們辨別一家外國餐廳正宗與否的方法，就是看它的客人都是些甚麼人。例如很多報道和評論就用「一半客人都是日本人」這樣的說法，來證明一家日本餐廳果然是正宗的。

既然連法國領事館的職員都去，為甚麼那家廣州法國餐廳會供應如此不正宗的煎帶子呢？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為廣州的法國餐廳本就屈指可數，難得有家稍為不錯的，身處異鄉的法國人又怎能不去一解思鄉之情呢？這個道理就跟美國老唐人街裏的唐餐館一樣，能有幾家是正宗地道的呢？但要是把你放在亞特蘭大或達拉斯這種華人人數較少的城市裏，除了去那些館子吃些形跡可疑的咕嚕肉與宮保雞丁外，你還有甚麼更好的提議？當地食家一見這麼多黃皮膚黑頭髮的人擠在這裏，又會不會認為這間餐館一定正宗呢？

所以我對「連日本人都去，這家日本餐廳一定很正宗」這種說法，總是帶着懷疑的態度。因為我們看得到日本人，但看不到他們的心情是不是很無奈。偏偏「尋找他鄉的正宗故事」成了全球食客的一致目標。兩年前美國全國餐館協會做了一項大型民調，發現現在的美國人去嘗異國風味的最大要求就是得正宗，而他們檢驗正統的辦法是「去那些當地人都去的餐廳」（go to restaurants where native of that cusin eat）。

這項調查最有趣的地方是當問到受訪者是口味要緊還是「正宗」（authenticity）要緊時，大部分的人都回答正統要比好吃重要。這就是我最無法接受的一種「正宗崇拜症」了。甚麼叫做正宗呢？在最極端的情況下，那就意味着一家意大利餐廳必須由意大利廚師用意大利的設備、材料和方法去煮意大利菜。所以雖然是在海產豐富的香港，做一道魚還是得用意大利來的飛機冰鮮貨，因為在正宗的意大利菜譜裏，可沒有用「三刀」做材料的。

結果我們在這樣的餐廳裏面就必須犧牲海鮮最重要的那個「鮮」字，以求異國的正宗。可嘆的是，就算你用上了意大利來的魚，你煮出來的東西也不可能完全正宗，因為這裏畢竟是香港。人家那不勒斯餐館提供的是剛從海裏撈上來的魚，飛過半個地球來到我們這裏，就算有妙手回春的本事也做不到那不勒斯的正宗味道吧。

盲目追求正宗是可笑的，因為世界上所有文化的飲食傳統本來就是不斷遷徙、變化和適應的。就如中東的串燒到了中國變成羊肉串，隨着伊斯蘭教到了馬來西亞就是沙嗲，同一類做法到了不同的地方就該用當地的食材。日本又何曾有過土生土長的咖喱，硬要吃正宗的「日式咖喱」豈不是件怪事？

外來的風味本地化不一定是件壞事。硬要在廣州吃頓正宗法國菜，還不如去源自廣州的豉油西餐「太平館」。那「瑞士雞翼」和煙鯧魚真是想起都流口水，比起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煎帶子好吃多了。

梁文道：虐待動物為甚麼是種問題

【都市日報-兵器譜】從大陸到香港，最近半年來都有許多虐待貓狗的事件惹起注意。尤其叫人齒冷的，是幾條網上流傳的的短片，片裏只見一名女子用高跟鞋的鞋跟踩穿了幾頭小貓小狗和兔子的頭，畫面之恐怖，實在是慘不忍睹。

於是網友們憤怒了，先是群起而攻之，再來則籌款懸紅通緝。終於涉案數人先後出面認錯，甚至接受所屬單位的處分。可是還有一種聲音，認為中國大地連人的問題都還沒解決好，我們何苦為了畜牲神傷；連許多百姓的吃喝病老都還沒照顧到，又何必急著為動物謀褔利？

的確，一隻狗受到虐待傷害，有時候會比車禍天災更能牽動人的情緒，比一個人被打劫殺死更易惹起同情。通常我們會強調那些遇害的貓狗是「無辜」的，但難道死在盜匪刀下的人就不是「無辜」的嗎？為甚麼我們會以為一頭小貓要比一個人更無辜更無助呢？

其實這是一種相當現代的觀念，只有在現代世界，寵物才從所有動物之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特殊的範疇和類別；也只有在現代世界，人類飼養的動物才漸漸被區別成可食的家畜與不可食的寵物。寵物型的動物總是被人的情感投射為非常被動、柔弱的狀態，猶如人類身上最軟的那根肋骨。相比之下，人類就算再怎麼無辜，只要他不是嬰兒，大家下意識還是覺得他有人的種種陰險潛能，甚至可能已經有了許多令人不快的紀錄，他會欺騙、他會不忠、他還可以傷害其他人。而一隻狗，卻是永遠不會為惡，沒有「原罪」的。

因此寵物成就了人類自己永遠無法企及的純真理想，各種小動物和嬰兒的圖像在現代世界裏廣受歡迎，乃至於氾濫成災，這是有道理的。當我們讚嘆一頭小狗可愛的時候，我們眼中看到的其實不只是一隻幼年的犬種動物，還是一種我們在日常生活裏愈來愈難找到的狀態，一種抽象而且未受人間種種計算污染的純真。除了排解人的寂寥，成為人的伴侶之外，現代寵物的意義還在於它是種補償，大家把世間不可能存在的天真純潔投射寄寓在牠們的身上，愛牠就是在遺忘人類自身的無力。

所以虐待動物一事雖非自今日開始，但卻直到現在才成為一種問題。因為貓狗有這麼特別的地位，虐待牠們就是摧殘人性裏最稀缺最軟弱的素質。

梁文道：職業拳手兼職作家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80後」作家韓寒和大陸文學評論界一哥白燁的爭論是○六年中國文化界的大事，韓寒那伙少年粉絲在網上出盡了粗言穢語，端莊的學者可招架不了，落荒而逃。再次證明即使是在文學界裏，暴力還是最管用的。話說回來，韓寒又真是十分有型，不只每部作品都暢銷，還留了頭飄逸長髮，復旦大學他不念，偏跑去當賽車手，絕對是文學傳奇的好材料。

作家不務正業是很正常的，因為光靠寫作多半會餓死。就算是杜甫，成名之後還是得靠自己種的草藥謀生。只不過一般作家的正職不是教書，就是編輯，文氣得很，哪像韓寒這般，左手開車，右手拿筆，達到了矛盾統一的境界。

不過，我看了最近一期《倫敦書評》雜誌裏Charles Nicholl的文章之後，才知道原來有個上世紀初就死了的文壇前輩更厲害，他是個職業拳擊手。嚴格來講，卡拉文（Arthur Cravan）不只是拳手，他還是個水手、伐木工、採橘工和弄蛇人！

在文學史上，卡拉文只是個小小的註腳，一般把他形容為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先驅，而超現實主義旗手布賀東（Andre Breton）更稱他是「前藝術的指標」。但這麼一位先驅和指標，其作品卻少得可憐，不足傳世。主要的問題是後人很難確定什麼叫做他的作品，更難確定他到底是誰。

卡拉文是個在瑞士出生的蘇格蘭人，喜歡標榜自己是王爾德的姪子，身材高大健碩，相貌俊美不凡，走到哪裏都有女人。而他走過的地方真是不少，不只遊遍歐洲，貫穿北美，據說還去過遠東。他的寫作類型實在太過廣泛，從他自行出版的《現在》雜誌就可以看得出來，這本雜誌從訪問、小說、散文、劇本、評論、詩以至於讀者來信全是他一個人用不同筆名寫出來的。還有學者考證，其足跡所至之處如巴黎和巴塞羅那，有許多畫展展出的其實也是他以藝名創作的作品，其中一次還是和杜象的聯展。又有人見證過他搞的「夜總會表演」，內容糅和了歌舞、拳擊、雜耍和詩歌朗誦，結尾通常以辱罵和恐嚇觀眾的方式結束，後來的藝術史家認為他是行為藝術的祖先。

卡拉文太喜歡變換姓名和人格了，有時候走在路上碰見上個禮拜認識的朋友打招呼，他會死命地說「你認錯人」了。所以為卡拉文編作品集是很困難的，直到今天還沒有任何英譯本，儘管關於他的傳記倒是有幾部（去年還出了漫畫版）。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真的是個拳擊手，最出名的一場賽事是在西班牙和當年的世界拳王約翰遜（Jack Johnson，後來紐約「棉花俱樂部」的創辦人）打了六個回合，他最後笑倒地，心滿意足。卡拉文不愧是拳手，他認為好作家必定要身體強健，寫出來的東西才有質感。所以他很看不起紀德，覺得他的身體和作品都太娘們，要好好處罰。他處罰壞文人的方式就是在《現在》裏面弄個特輯盡情攻擊對方，然後趁人家演講簽名的時候在場內叫賣。聽說他的文筆和他的左拳一樣，都是「砰砰聲」的短句出其不意地拔地而起。

後來卡拉文搭船過洋去了墨西哥，同船還有正在逃亡的托洛斯基（托氏在日記裏也提到這麼一個自稱是王爾德姪子的拳手）。他以教拳擊和當水手為業，又娶了一位作家當太太，但依然四處遊歷，安穩不得。1918年10月的某一天，他開了一艘船離開莎蓮娜．克魯茲港，預備要南下阿根廷和太太會合。但是他的太太永遠沒再見過他，再也沒人見過他，卡拉文消失了。卡拉文死了嗎？有人報告在紐約看見一個兜售王爾德手稿的人很像他；也有人找到他給母親的一封信，信裏這麼說：「有一天我會虛構自己的死亡，然後以第二個生命寫作」。

梁文道：布殊的終極勝利

【都市日報-兵器譜】美國總統布殊的民望已經跌到最低點了，但是與此同時，他的主張卻也弔詭地達到有史以來最深受歡迎的地步。他到底是失敗了，還是成功了呢？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杜拜海港世界」公司是全世界營運港口最成功，也最有經驗的一家機構，最近它收購了英國的「鐵行」公司，所以也就順理成章地把「鐵行」旗下五個美國海港的營運權接管了過來。

美國政府覺得這是正常商業交易，沒有理由不支持。更何況阿聯酋和杜拜都是它的忠實盟友，在「反恐戰爭」之中出過相當大的力氣，把自己國土上的港口交給他們，絕對可以放得下心。但是料不到這宗收購案在美國國會卻受到了民主及共和兩黨的聯手反對，其中最激烈的竟然是前總統克林頓的夫人，紐約州參議員希拉里。為甚麼說是「竟然」呢？因為希拉里反對這宗收購案的理由是九一一事件的其中兩個恐怖分子是杜拜人，假如包括洛杉磯在內的五座港口交給杜拜的公司管理，誰知道還會有多少恐怖分子順利地進入美國。

這種說法當然可笑得要命，簡直不值一駁。試想英國去年的地鐵爆炸案，主角可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這是否表示英國的公司也不該擁有美國港口的營運權呢？按照希拉里的邏輯，那五個大港早該在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後，就從英國「鐵行」手中拿回來了。偏偏不只兩黨國會議員大肆宣揚這種情緒性的愛國邏輯，連一般國民都很支持這套說法。

於是布殊只好讓步，告訴阿聯酋政府他沒辦法了。最後「杜拜海港世界」被迫在3月9日宣布放棄這五座港口，以息風波。

經此一役，布殊政府真是虛弱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既然如此，為甚麼又說布殊成功了呢？因為民主黨未來總統候選人大熱門希拉里所採用的邏輯，正正就是布殊自己的邏輯。自從九一一之後，布殊就提出了反恐優先的鷹派主張，在國土安全的大前提底下，甚麼國際法和個人私隱全都可以很不理性地丟到一邊去。民主黨曾經試著對抗布殊這種愛國第一的話語，結果輸掉了大選。因為這套主張已經太過深入民心，塑造了美國的主流民意。

故此本來對種種「反恐」政策不無疑慮的民主黨，現在卻反過來比布殊還布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反恐的理由去否定杜拜海港收購案，再直指布殊不夠重視國土安全。所以美國現在已沒有多少鴿派了，民主黨與共和黨變得越來越相像，大家都在比較誰更硬朗誰更「布殊」一點。布殊看在眼裏，是可哀還是可笑呢？

梁文道：讓侍應真心愛上你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大概是兩年前，和幾個教大學的朋友在一場研討會結束之後去晚飯。那種學術圈的飯局與所有其他飯局一樣，都是一大票人風花雪月八八卦卦，言語無味飯菜也同樣無味。於是幾個人之後再去一家愛爾蘭式酒吧吃燉肉薯仔填肚子，順便灌幾杯啤酒解日間的悶氣。

一位平常觀點也算激進、自命為弱勢族群權益先鋒的男教授一坐下就解開領帶，召喚侍應過來準備點菜。怎料那侍應的態度晦氣，餐牌基本上是整疊丟到桌上的，而且言語十分粗暴，有點像個說英語的國營食堂大娘。但整桌學者都是斯文人呀，也不能當場拍桌子發難，男教授只好忍氣吞聲地在那侍應大娘的喝令下細聲地說：「對不起，我還想要碟炸薯條，可以嗎？」大娘沒好氣地瞪一眼點個頭就走了。

目送大娘離去之後，男教授搖頭嘆道：「嘿！現在的服務人員怎麼如此差勁，不知道今時今日，這樣的服務態度已經不行了嗎？」然後一個更激進的女教授正色地說：「你怎麼知道她今天中午的服務態度是不是這個樣子呢？說不定她已經在這裏站站走走了一整天，又說不定她今天受過很多客人的氣。換了我們是她，或許態度還會比她糟上百倍。 聽罷她這推己及人、關懷弱勢的言論，舉座莫不稱善，那位男教授更是自愧不如，深切自省起來了。

說實在的，上餐館因為侍應態度不佳吃回來一肚子氣的經驗，有誰沒試過。大家都說，去吃飯是享受，一家餐廳有責任提供令人愉悅的用餐環境。但又有誰真的試著從侍應的角度去理解甚麼才叫一個使人愉悅的工作環境呢？

美國社會學家Arlie Hochschid在他1983年的名著《被管理的心》（The Managed Heart）裏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ur）。這個觀念指的是一種當時新興，但至今不衰的管理模式，就是不要只顧管理僱員的行為，而是直接管理他們的情緒和他們的心。特別是在服務業裏面，你永遠無法準確預測客人的所有行為種種感受，因此你也不可能列出一張窮盡一切狀況的正確反應清單，叫服務人員記熟了之後到時恰當地執行出來。所以老闆們該想辦法把員工變成一批對顧客要求最敏感，並且打從心底體貼他們的「情緒勞工」。也就是說，服務人員不是按章工作的機器人，而是用心待客的另類社工。訓練員工的基本手段可以是角色扮演，把餐館變成一座排練室，有的當顧客，有的做侍應，劇本則是各式各樣的情況和隨興即發的無理要求。據說這種訓練可以讓侍應懂得從客人的角度來看事情，久而久之，這種顧客的角度就會變成侍應們自己的工作態度了。

最理想的餐館侍應當然是熱愛食物甚至熱愛食客的人，但是我敢打賭，大部分的餐飲服務人員都是為了餬口才幹這行的。既然一個人不是生來就愛給客人上菜倒酒聽訓話的，我們只好想辦法改造他，使他相信人生最大的意義就是客人食得放心、食得開心。改造人性，就是情緒勞動和心之管理的真諦。想起來也真慘，從前上班是上班，做人是做人；我大可以把上班打工當成一場不情願的戲，下班脫去偽裝之後再還我本來面目。但如今，情緒勞動早就從餐館跑到各地，成為今時今日的服務態度了。老闆們不只要我的人，還要我的心。而一家理想餐廳，在這個意義上正是整個社會的縮影。

回想那晚遇到的大娘，我們在那一刻看到的她，是否就是被改造過的性格在長時段工作後崩裂脫落、情緒逐漸失控顯露出來的真正自我呢？

梁文道：布什的「終極勝利」

【南方都市報-天下論壇】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上月27日公布調查結果，隨美國民眾強烈反對迪拜港口世界公司的收購交易，以及對伊拉克戰爭感到日漸悲觀的情緒，美國總統布什的民望已降至歷來最低的34%。但是與此同時，他的主張卻也吊詭地達到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地步。他到底是失敗了，還是成功了呢?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迪拜港口世界公司是全世界營運港口最成功，也最有經驗的一家機構，最近它收購了英國的「鐵行」港口公司，所以也就順理成章地把「鐵行」旗下六大美國海港的營運權接管了過來。美國政府覺得這是正常商業交易，沒有理由不支持。更何況阿聯酋和迪拜都是它的忠實盟友，在「反恐戰爭」之中出過相當大的力氣，把自己國土上的港口交給他們，絕對可以放得下心。

但是，料不到這樁收購案在美國國會卻受到了民主及共和兩黨的聯合反對，其中最激烈的竟然是前總統克林頓的夫人，紐約州參議員希拉里。為什麼說是「竟然」呢?因為希拉里反對這宗收購案的理由是九‧一一事件的其中兩個恐怖分子是迪拜人，假如把包括洛杉磯在內的六座港口交給迪拜的公司管理，誰知道還會有多少恐怖分子順利地進入美國。

這種說法當然可笑得要命，簡直不值一駁。試想英國去年的地鐵爆炸案，主角可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這是否表示英國的公司也不該擁有美國港口的營運權呢?按照希拉里的邏輯，那六個大港早該在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後，就從英國「鐵行」手中拿回來了。偏偏這種情緒性的愛國邏輯，連一般國民都很支持。於是布什只好讓步，告訴阿聯酋政府他沒辦法了。最後「迪拜港口世界」被迫在3月9日宣布放棄這六座港口，以息風波。經此一役，布什政府真是虛弱到無以复加的程度了。

既然如此，為什麼又說布什成功了呢?因為民主黨未來總統候選人大熱門希拉里所采用的邏輯，就是布什自己的邏輯。自從九‧一一之後，布什就提出了反恐優先的鷹派主張，在國土安全的大前提下，什麼國際法和個人私隱全都可以很不理性地丟到一邊去。民主黨曾經試對抗布什這種愛國第一的話語，結果輸掉了大選。因為這套主張已經太過深入民心，塑造了美國的主流民意。故此本來對種種「反恐」政策不無疑慮的民主黨，現在反過來比布什還「布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反恐的理由去否定迪拜港口收購案，再直指布什不夠重視國土安全。

所以美國現在已經沒有多少鴿派了，民主黨與共和黨變得越來越相像，大家都在比較誰更硬朗誰更「布什」一點。布什看在眼里，是可悲還是可笑呢?

梁文道：是誰在干預誰？

【明報-筆陣】自從一向以敢言著稱的陳日君主教被教宗本篤十六世任命為樞機之後，關於天主教和政治是否走得太近的討論又再次浮現了。除了大陸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批評這項任命，擔心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波蘭的關係會在中國重演，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會長梁美芬也指出香港天主教有變形為政治團體，走向「政教合一」之路的危險。這些言論針對的都是陳主教領導的香港天主教勇於議論政治，有宗教干涉政治，濫用宗教自由之虞。

先看看所謂「政教合一」的說法，一般受過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人都知道它指的不外乎兩種情：一種是政府結構與教會組織完全重疊，二為一體的神權政治；另一種就是中世紀歐洲那種把信仰、婚姻與財產等私人領域交給天主教會，使教會擁有部分社會管轄權的狀。而「政教分離」指的就是脫離上述情，使政治和宗教分離成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教會沒有道德權利要求政治保障它的權威、利益和壟斷地位，反過來政府也沒有理由限制人民信仰某種宗教的自由，和介入教會宗教事務的權利。

西方現代化的一個重大側面就是「俗世化」，意思是所有人類行為和社會結構都不再建立於包括宗教在內的一切「超驗秩序」(transcendentalorder)之上。婚姻之所以有效，不在於有教會的見證，而在於人間法律的契約；學術爭論的勝負，不憑教義的解釋，而靠理性和邏輯的判斷。以往歐洲「政教合一」的經歷，正是社會仍未俗世化，政府的權威要依賴和利用宗教的結果。

今天的梵蒂岡固然是個神權國家，但它所領導的天主教會在全球任何角落都只不過是俗世化社會底下的普通宗教組織罷了。例如香港，一對男女如果只在教堂行禮，卻沒有在婚姻註冊處登記，是沒有人會承認這是段婚姻關係的。一個盜賊就算向神父告解，並且獲得原諒，但還是不可能逃過法律制裁的。由此可見，香港天主教會不只離「政教合一」甚遠，而且香港也根本不可能出現「政教合一」的局面。梁美芬教授貴為大學學院副院長，卻連基本常識都搞不清，實在令人遺憾。除非她自有別創一格的新學說，對「政教合一」另有獨到之見。

至於劉柏年先生的評論，就很值得關心中梵關係的朋友留意了，因為他提到了天主教會在波蘭共產黨政府倒台過程中的角色。

自從西方世界開始俗世化過程之後，天主教會就經過了漫長而艱苦的適應與改變，由最初的斷然拒絕到「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的正面開放，其中轉變不可謂不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雖然普遍被認為是個保守派，又曾在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協助下壓制過歐洲的政治神學家，和譴責拉丁美洲熱烈投入政治運動的「解放神學」；但他本人卻向來是普世人權和全球民主化的支持者。他對於宗教和民主政制之關係的看法，可歸在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那一路，也就是認為信仰不只是俗世民主政治欲去之而後快的敵人，反而是民主政治得以穩定健全的條件。

1995年他第二次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就不斷強調要改變的不只是壓制人類自由的政治結構，還要有道德等「內在結構」的革命。他認為不單天主教信仰是民主政制的文化軟體，天主教會更該是民主化的支援。因為民主是適合發展人類自由的制度，而包括宗教自由在內的基本權利則是信仰的基礎。從東歐、南韓直到菲律賓，天主教會在當地的民主化進程裏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力，就算這不是在教宗指導之下發生的，至少也符合他的理念。

因為這個背景，天主教遂成了最令中國政府頭痛的宗教之一。能把梵蒂岡這個台灣在歐洲的最後一個邦交國搶過來，固然甚妙；但要是讓它大模斯樣地進軍中國，又不免寢食難安。如今向來聲援香港民主運動的陳日君榮升樞機，又怎能不叫中國政府警惕呢？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教廷這一是為了反過來加重中梵談判籌碼的可能。

話說回頭，中國政府根本應該檢討自己的宗教政策。陳日君主教駁斥劉柏年，說他的言論「自私」，正好點出了中國宗教政策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會不同，主教不是他的領導，他也沒有人事任免和財產分配的權力，其實權乃是落在劉柏年這等平凡信徒的手上。設若中梵成功建交，中國天主教會也加入了全球天主教會的結構，劉柏年可能就會成了一名平凡的教友，搞不好陳日君樞機還當了他的「領導」。在公在私，劉柏年當然不快。

問題是中國政府為什麼要透過宗教局去管理體制如此獨特的愛國教會呢？如果說陳日君發表政治評論就是宗教干預政治，那麼由官方直接掌控教會又算是什麼呢？任命宗教領袖當政協代表又當如何理解呢？假如一個宗教組織批評政府就算「政教合一」，那麼一個宗教權威來自政治權威的教會又是不是「政教合一」呢？要是中國政府真的害怕天主教的政治影響力，它就必須理解在地下教會日益壯大的今天，它的政策反而把「宗教自由」這四個字送給了別人當武器，使得爭取宗教自由與爭取民主變成了堅實的盟友。

梁文道：改革

【都市日報-兵器譜】曾幾何時，大家都相信商人就是最好的管理者。不論是管一家學校、醫院甚至一整個政府，只要交到商人手上，都能管得像家成功企業似的，業務蒸蒸日上。此種信仰就是「商人治港」這個理念的基礎，然後隨著董建華的下台，開始動搖崩解。

其實正被政敵搞得焦頭爛額的泰國總理他信也是雄霸一方的富豪，他也毫不掩飾地說過自己的風格是「CEO治國」。

那麼，剛剛受壓於九廣鐵路史無前例的公營機構「兵變」，而要倉皇辭職的田北辰主席，會不會是最後一個「失敗」在公家機關上的商人呢？

九鐵上下員工和田北辰的衝突，很容易就理解為公子哥兒大商人與保守落後公營機構間的文化衝突，前者代表著現代高效的管理理念，後者代表了因循守舊的官僚風氣。

雖然田北辰的言談風格和富商背景使得他屢遭物議，但是在一般巿民的心目中，有問題的大概還是九鐵員工。

因為田北辰提倡的高透明度和效率等等，聽起來沒有一樣是不對的，這些都是最流行、最動聽的改革語言，也是商界管理理念的基本要求。再仔細一想，類似的語言豈不是也發生在教改身上嗎？

教革推出的種種評核和行政技巧，歸根究底也是想把公營構構變得更像私人企業，而私人企業的管理模式就是最好，甚至唯一的機構管理模式。想當年教改的大腦梁錦松，不也是一個商界精英嗎？

但是很奇怪，經過教改的觸礁和田北辰的黯然引退，大家卻會覺得這是羅范椒芬和田北辰的個人問題，而非整套改革的思路從根本上出了錯，更不會懷疑。

商營機構的管理方法是否一定適用在公營機構之上，公營機構又是不是應該有自己的獨特要求。因為改革是當代世界最大的命題，所有新上台的政府和新上任的老總一定都會高呼改革，而改革是沒有不對的。

反過來說，但凡質疑改革或反對改革的，必然就會引來攻擊，認為他們不知進取，懶惰守舊。

所以田北辰縱使走了，但這並不表示九鐵的管理層和員工就贏了，大家現在只會覺得他們這股保守勢力實在太大太硬，只有強悍的招數才能改革到底。

梁文道：最會做騷的政客

【都市日報-兵器譜】很多人擔心曾蔭權會不會為了爭取民意，而一味玩弄政治技巧，推出一些像五天工作制這樣的策略，贏取巿民的好感，卻忽略了實牙實齒的重大政策。

換另一種說法，那就是擔憂政府只重表面形象，挑起民粹主義。一個政權不開放，又或者民主政治不成熟的地方，的確是催生民粹主義領袖的理想土壤，比方說才結束軍人專政十多年的泰國。

泰國總理他信面臨巨大壓力，我們在電視上常見曼谷巿民示威要他下台。

但我們看不見的是他在廣大的農村地帶有多少支持者，事實上，他信甚至是泰國歷來最受歡迎的總理。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巧立名目地把一套凱恩斯經濟學包裝為「他信經濟學」，用公共開支大力支持農民和健康醫療服務。

另一個原因就是他懂做騷。看過「泰星」足球轉播節目的，都不難想像泰國人對足球的熱愛。而泰國球迷的最愛，就是英超的利物浦了。

看準這點，他信提出要以公帑收購利物浦，讓全泰國國民做它的股東。這個建議一出還真擾攘了一陣子，成了全球報紙國際新聞版的大花邊。

至於泰國那方面呢，則輿論一致懷疑，但小老百姓都很高興。雖然這樁交易最後告吹，但他信「愛民」、「好玩」的聲望又上層樓了。

雖然他信自己也是媒體大亨，但許多記者與他的關係一向不佳，老是想挑他毛病抓他尾巴。於是在前年十一月，他信突然宣佈直到新年以前，決不會再接受媒體訪問，原因是那時天秤座當道，與他的星座相，不太吉祥。

這番話明顯是排拒記者的藉口，但又的確很有娛樂性，顯得堂堂一國總理甚有「人味」。

在面臨現在這場政治風暴之前，他信的演技更上層樓，於今年一月開始在電視播出一個叫做《後台》的真人騷，請一隊攝製隊拍他下班後伏案工作，散步花園的情景。

節目本身相當沉悶，但噱頭十足，再次證明這個很多評論家口中任人唯親，為利是圖的政客是「人民的好總理」。

梁文道：書是廢話組成的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有一句話我不只引述過一次，現在還打算再抄一次，因為它實在說出了真理。那就是「何謂暢銷書？就是把你已經知道的事情說一遍，然後換個方法再說一次，最後還要多說一回」。我用這條原則檢驗過不少非常暢銷的書，尤其是那些號稱準確預測了世界未來走向的名著，結果屢試不爽，它們果然成功而且很有說服力地把常識重新說了好幾回。

當然囉，要把大家都知道的東西重複一遍，得靠功力。等而下之的，你會很快發現它是廢話；做得好的，你會因為它把你腦子裏想的事完美地表述出來而感到興奮。例如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就是絕佳示範了。佛里曼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響噹噹的大人物，不只得過普利茲獎，還是普利茲獎的終身評審，又與剛剛辭職的哈佛校長薩莫斯共同開課。我原來並不想花筆墨談這本書，但聽說最近譯成了中文，而且暢銷得不得了，圖書館輪候借閱的名單還超過一百人。為了替大家的寶貴光陰想，請容我簡要介紹本書大概。

佛里曼認為這個世界由於互聯網的興起，工作軟件的成熟，還有資金的全球流動，跨國界的工作外判已經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過去包出去的或許是勞動密集的低階生產工序，現在則最高端的技術服務可能都從美國移到印度去了。既然如此，一項產品和一種服務的供應鏈可就真是遍佈全球了，你再也無法堅持「愛用國貨」，因為根本沒人知道「國貨」的意思是什麼。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年代，跨國企業最有運行，所以生意人和企管人都得有國際視野，而小孩子最好從小就得有和全球人民競爭的準備。政府反正擋不住這趨勢，還不如搞好教育，同時撤除壁壘吸引外資。但這世界總有競爭甚至戰爭吧？不怕，一個天天忙和你做買賣的伙伴又怎會和你打仗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令大家水乳交融得很。

然後呢？然後沒有了。請問以上所說的，有哪一樣是每天看報看雜誌的你沒聽過的呢？既然講的就是這些，為什麼《世界是平的》會這麼紅，不只全世界的MBA都讀過它，連比爾．蓋茲都要大力推介，難道他們都是蠢貨？他們當然不笨，他們只是太忙。一本很有深度很有創意的書，太忙的人是不會有時間和精力去消化的；但一本很膚淺的書，他們又會不屑一顧。所以一本書不能有太多創見，以致於過度違背常識，才看幾頁就受不了。但是它卻要顯得有點智慧，將讀者都明白甚至認同的道理用很聰明的方法包裝一下，使得讀者感到有那麼一點挑戰性，掩卷時就會有「英雄所見全同」之慨了。因為作者說中了你的心底話，你讚美他就等於讚美你自己；他是天才，我也不賴。

佛里曼最聰明的地方就是起了個好書名，以「世界是平」來比喻經濟的全球化，意象十分鮮明，而且聽起來很不合常理，看似充滿機鋒獨具慧眼。再加上許多用故事手法表達的資料，不枯燥，並且印證了大家平常在電視看來然後藏在潛意識的記憶。如果你想知道什麼是暢銷書，這本書非看不可。

梁文道：網絡乞討

【都市日報-兵器譜】開口問人借一萬元或許很難，但要是只借一塊錢那就太沒問題了。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一萬元，何不試試花點時間花點氣力，向所有你認識的人每天借一元，遲早會有籌足目標的一日。

這個想法很多人都有過，但付諸實行的卻不多。我唸中學的時候就曾做過實驗，結果光是一天就借到了三百元，夠我吃喝好一陣子。

這裏的關鍵是借一塊錢其實不算借錢，因為這個世界上會向人追討一元欠款的恐怕不多，所以它實際上就是討錢。說白了，這叫做乞討。

只不過乞討和討借感覺上總是有分別，雖然兩者都是收集零錢，雖然兩者針對的對象也不必定要是認識或不認識的人。

因此網上很紅的「救我論壇」(www.savemesites.com) 雖被視作「網絡乞丐」(cyber-begger) 的大本營，但它還是煞有介事地登一段聲明，表示「乞丐」這些字眼太侮辱人了，而那些在網上討錢的只不過是走投無路才尋求協助的一般人罷了。

「網絡乞丐」的概念最早來自一個叫做凱倫 (Karyn Bosnak) 的美國人。她在2002年的時候因為消費得太瘋狂，所以欠下一大筆信用卡債款，不知該從何還起。於是她想到了我們人人都想過的那個瘋狂念頭，就是向每個人都「借」很小量的金錢，以收集腋成裘，積少成多之效。

只不過她需要兩萬美金，得認識多少人或者花多長時間才能借到這個數目呢？

嘉琳開了一個網站，就叫做「救救凱倫」(www.savekaryn.com)，把她的籌款大計放到網絡世界裏，向全球網民求救。二十個禮拜之後，她還清了債務，還成了名人，有無數的媒體採訪她的傳奇故事。

然後根據美國名人鐵律，她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了書，現有九種語文版本(包括台灣出的中文版)。她發財了。

不要以為只要學她這樣，開個網站就能解決自己的負資產。同樣一個怪主意，第一個幹出來的是天才，第二個就是蠢才了。

只要上上前面提到的那個「救我論壇」，或者現在大陸上也越來越多的同類網站，你就會發現還有很多要養四個孩子的單身媽媽，與等著動換心手術的小男孩。他們得到的，恐怕只有同情和點擊率。

梁文道：華人的代表 官方的無語

【評台】雖然在柏林、康城和威尼斯等世界四大電影獎項中，奧斯卡金像獎是最不國際化的一個，但憑着美國電影工業雄霸全球的實力，它還是最受矚目的。所以李安得獎與否一致被華文媒體看做是華人在世界影壇的重要關頭。特別是在近年大陸急躁的民族主義情緒背景下，李安得不得獎，更已是個牽涉到中國人文化身分的大問題了。

今年的奧斯卡獎的確特別值得中國人關注，因為起碼有三個人、三部電影與三種情緒在它和中國之間拉上了關係。第一個是李安和他導演的《斷背山》，一開始就備受華人重視，而且果然不負眾望，奪得華人導演的首座奧斯卡金像獎，被認為是華人揚威國際的壯舉。第二個是獲邀頒獎的章子怡與她主演的《藝伎回憶錄》，章子怡向來是娛樂媒體口誅筆伐的對象，而《藝伎回憶錄》更被視為是「中國女人跑到日本當妓女」的媚外爛片，二者加起來堪稱「國恥」。第三個是陳凱歌及其《無極》，雖然沒有得到任何提名，但製作單位一直聲稱要「衝奧」（衝擊奧斯卡），並且得到官方的協助，可惜最後在一面倒的民間嘲諷聲中成了笑話。

當三地一致地把李安描繪成「華人之光」的時候，其實是在傳達一種「代表關係」，也就是說李安代表了全體華人，所以他的光榮也就是我們全體華人的光榮。同樣地，當我們把飾演日本藝伎的章子怡說成是「華人之恥」的時候，也是把她當成了代表，她的恥辱就是大家的恥辱。但是我們卻很少去追究這種代表關係是怎麼形成的，正如我們從來不用質疑劉翔、楊利偉和李政道帶給我們的榮耀感，彷彿這種代表與被代表的關係是不證自明的，他們用不着先問准我們，我們也不用投票去選舉他們出來。

李安和章子怡之所以能夠代表全球華人，最淺顯的理由自然是他們確實具有華人身分。但是所有稍經現代社會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族群與民族的身分不是一種客觀實存的條件，而是人為主觀地參與構想的產物。也就是說，我必須經過一番聯想才能把李安和我都放進「華人」這個範疇裏面。所以不妨大膽點推論，不是李安和我們都是華人，才使得他代表了我們全體華人上台領獎﹔而是我們把李安推為代表這番言語這種行動本身，使我們共同分享了華人的認同。並非代表關係立基於已有的身分，而是代表關係塑造了身分。

因此，重點不在李安如何為華人爭光，也不在他爭了什麼光，而在我們藉着把他推許為華人之光這個行動能得到些什麼﹖把一個人當成一整群人的代表，總是有透過那個被推許出來的人樹立整群人身分與形象的作用。簡單地講，我們希望溫文儒雅又才華橫溢的李安就是全體華人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李安雖然是一個彈性十足的導演，拍《理智與感情》時有英國味，拍《冰風暴》與《斷背山》時又十分地道地掌握了美式風貌人情，但我們還是願意強調他的含蓄，因為這是大家心目中的中華格調。另一方面，陳水扁也極樂意強調李安是台灣代表的身分，稱讚他是台灣「文化立國」的榜樣。可見代表的意義，決定於被代表的人怎麼塑造他的身分，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

於是我們就很能體會稱呼李安那代表身分之四種方式的差別了，說他是「台灣人的光榮」、「中國人的光榮」、「華人的光榮」乃至於「亞洲人的光榮」，其實是在表述四種不同的身分。至於說章子怡是「中國人之恥」的人（例如許多大陸網民），往往又愛補充一句「她不配當中國人」之類的氣語。這表示雖然依據常識她是個中國人，但大家雅不願她成了中國人的代表，不想和她分享同樣的認同，免得共同成為在海外賣淫的妓女。褫奪章子怡的代表身分，就是反面地界定了中國人的內涵與意義﹔排除一種代表形象，就是維護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覺。

在大陸官方的眼中，最好的代表當是陳凱歌的《無極》。難得陳凱歌從當年「醜化中國社會」的《黃土地》作者，蛻變成一個能夠集合中、日、韓三地影星炮製出「中國式國際大片」的導演。於是雖沒有當年張藝謀《英雄》那種在人民大會堂首映，全國其他電影不准同期上畫的特殊待遇，但還是得到了官方其他形式的支持。例如《無極》在四川全國首映，當地宣傳部就下令媒體不得在那段期間刊登「負面宣傳」，也就是不許說它不好。原因不難想像，這部耗資巨大，動用許多特技效果的電影很有大片格局，很能代表新時期的大國氣象。一時之間，關於它能問鼎奧斯卡的傳聞也在官方媒體上炒作得甚囂塵上。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無極》連摸一摸奧斯卡邊的機會都沒有，反倒是因為涉及「宣揚同性戀」而被大陸禁止上映的《斷背山》成了「華人的驕傲」。官方媒體很小心地把李安描述為「第一個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華人」，而非「第一個榮獲奧斯卡的中國導演」。歡迎什麼，拒絕什麼﹔想用誰代表自己，不希望誰代表自己﹔認同何種形象，不認同何種形象﹔真是一目了然，卻又何其尷尬。

這就像當年苦苦盼望的第一座諾貝爾文學獎終於到了高行健手上，卻要被迫稱呼他為「法國作家」一樣。不同的是，大陸百姓不一定都喜歡高行健，甚至可能不認識他，他的盜版書也不容易暢銷。如今的中國觀眾卻都自動過戶地把李安封作自己的代表，雖然沒法從正式渠道看到《斷背山》，但每個網民討論起來照樣頭頭是道，這當然是託遍佈大江南北的翻版碟之福。此等局面不僅暴露了文化和傳媒管制策略的可笑，以官方力量強推意識形態代言人的徒然﹔更突顯了官方與民間對於誰能代表自己，又代表自己什麼的理解差異。獲官方護航的代表遭到百姓的恥笑，被官方打壓的形象卻被民間自己樹立起來，這到底是誰跟不上誰﹖

梁文道：非暴力抵抗

【都市日報-兵器譜】很多人都把巴勒斯坦與恐怖主義聯繫起來，卻忽略了哈馬斯，比起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更早實行恐怖襲擊，而更早以殺傷無辜旁觀者為建國手段的，其實是猶太復國主義者。

那些想要建立以色列國的猶太人曾經在英治時期的耶路撒冷炸掉了酒店，也曾在倫敦搞過汽車炸彈，目的就是要讓旁觀者瞭解，誰不支持我們，誰不站在我們那邊，他就可能是下一個受害者。不少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手段，其實都是從早年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那裏學來的。但在整個20世紀裏面，除了恐怖主義外，還有另一股同樣以全球觀眾為目標，但手段截然不同的力量，那就是非暴力抗爭。其最有名的領袖和導師就是印度聖雄甘地。他策劃過一次以鹽稅為目標的大型抗議行動，堪稱非暴力抗爭典範。所謂鹽稅，是英國殖民政府自19世紀以來在印度施行的一種法令。殖民政府壟斷了食鹽這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再對所有銷售它的印度商人課以重稅。甘地選擇這項法令為抗爭目標是因為它表面看來雖然和印度獨立大業沒甚麼直接關係，但卻是影響所有平民生活的具體傷害，剝奪了印度人自行產鹽的權利，同時逼窮人負擔更重的生活費用。所以反抗鹽稅是反抗殖民統治的最大象徵。

甘地在1930年的3月12日，帶著70多個來自全印度各地不同種性地位的靜修者，以苦行僧姿態開展了長達240英哩長征，目標是海邊小鎮丹迪。他們堅持非暴力原則，一路上奉行最儉僕刻苦的生活方式，所至之處莫不受到當地群眾的盛大歡迎。全印度以至全世界的媒體都以顯著的篇幅報道甘地一行的消息。終於在4月6日的清晨，甘地走到了丹迪的海灘，抓起一把泥土，盛起一桶海水，開始了印度人民自行產鹽的抵抗運動。當時的英國總督面臨兩難選擇，捉了甘地會點燃全印度的怒火，不捉他則是坐視這場運動的升級擴大。最後當局還是逮捕了他，但行動果然沒有停下來。5月21日，一大群示威者越過警方架起的鐵絲網，繼續往海灘邁進。然後全球傳媒見證了一場全人難以想像的震撼場面：數以千計的群眾排隊走向警方崗哨。一個個手無寸鐵的平民被警察用棍打傷倒地，但隊伍卻完全沒有停下來，不發一語繼續勇敢前進，沒人抵抗沒人出聲。前面一個人倒下了，後頭的就把他扶起帶走，然後下一個再上。直到後來，連打到手軟的警衛，都受不了。這不是一次爆炸襲擊，但卻炸出了全印度甚至英國人的義憤，平民最卑微的要求和殖民政府赤裸暴力之間的對比實在太過強烈。再也沒有觀眾能不動容，再也沒有人會覺得英國的殖民統治是合理的。

梁文道：演員與服務員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除了家裏，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餐館和書店，久而久之，開始特別注意不同餐廳不同書店的待客之道。比起餐館那五花八門的侍應手法和格調，書店店員要掌握的基本技巧就簡單得多了，無非就是效率、禮貌和寧靜。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寧靜，說話不大聲、動作別誇張、盡量讓家賣書的商店看起來像間圖書館。但不論是書店還是飯館，最主要的還是懂得自己賣的是甚麼，而且愛上它。

上個禮拜有天和朋友在蘭桂坊喝完下午茶，就到附近的書店逛逛，看見一本談自慰歷史的新書給膠套封得密密實實（其實是本歷史書，不知有何見不得人的猥褻成分？），於是拿去櫃台請店員開封。孰料店員竟擺出一副即使在神州大地也久違的晚娘臉，很不客氣地說：「呢啲書我哋係唔會開嘅噃。」如果這位女士自己也是個讀者，她當理解一本書要是根本打不開，又怎能判斷它是不是本值得買值得看的書呢？

形容餐館的前場，英文裏常用「劇場」（theatre）這個字眼，意思是餐廳好比劇場，看侍者來回穿梭，上茶邀碟就宛如演戲一般。不同的劇場不同的戲碼有不同的風格，每家餐廳的演出也都有自己的花款，帶給觀眾獨特的感受。

在好些頂級的西餐廳裏面，或許是因為地毯夠厚，侍者們可以來去無聲，甚至跡近隱形。但不知道為甚麼，每回你有需要的時候，他都會恰巧出現在桌前微笑着等待指示；甚至於在你還沒開口之前，他已經及時地滿足了你的要求。舉個例子，鎮在冰桶裏的白酒要是放得太久，喝起來溫度就會低得過頭。但在一家真正高檔的餐廳裏，當你剛剛覺得白酒入口有點冰時，一抬頭或許就會發現那瓶酒已被取出，放在一旁靜待回溫。如果不是徹底地從客人的角度出發，不是真正瞭解酒熱愛酒，又怎可能做到這種妙到毫巔的精湛演出？此時你會感到這家餐廳這座劇場對觀眾、對飲食的關愛，簡直是達到了潤物細無聲的地步了。

又有一些中菜劇場上演的是熱鬧大戲，人聲喧嘩鼎沸，堂倌們來去如風。你拿起菜牌點菜，只見白衣大佬會很不客氣地訓斥你一頓：「呢啲嘢有乜特別，第一次嚟梗係要叫×××，同埋×××啦！」好吧，就乖乖聽他的話，看看他是否言過其實。後來當你挾起一箸大佬推介入嘴，面露驚訝之色時，那個說話和動作都略顯粗魯的堂倌或許會一臉威風自得地站在身旁道：「點呀？係唔係好嘢呀？都話咗你啦！」如果不是對自家出品有十足的信心，他的演出又怎可能如此有說服力。

在大陸即使是上最好的餐廳吃飯，有時還是會覺得不大對勁。雖然侍應們彎身打哈禮貌周周，噓寒問暖非常體貼，但硬是給人一種冷冷的感覺，好像一切都是裝出來的，他們並不真的喜歡自己的工作。直到看見一個身軀壯大的大款客揚聲高喊：「喂！服務員！快上菜！怎麼搞的？這麼慢，真他媽的不像話！」我就懂了，因為這些侍應都是「服務員」。在中文裏凡是用上「員」這個字的工種都不是甚麼太高尚的行業，又宜讓人呼喝使喚。我曾親眼見過餐館的侍應給人訓練成奴隸，要跪下來給客人點煙；也曾見過飛機頭等艙裏的空姐給人一杯熱水照頭淋，只因那杯水燙着了貴客。

今天的中國服務業也流行「顧客永遠是對的」這類口號，但享受服務的人卻覺得一切天經地義，只要老子有錢，有甚麼不可以？餐廳是劇場，但演員不只是侍應，演出也從來不只是獨舞。只有尊重侍者也是種專業的顧客，才配得上專業的服務；只有把自己也完全投入角色的食客，才能和最好的演員演出完美的戲碼。

梁文道：把恐怖散布到全世界

【都市日報-兵器譜】史提芬．史匹堡的《慕尼黑》至少有一樣好處，那就是讓對政治，尤其是中東政治不感興趣的觀眾，多了一個機會去認識甚麼叫做恐怖主義，甚麼叫做巴勒斯坦。

《慕尼黑》這部電影的名字本身就點出了一個奇異的事實：源自中東的以巴衝突何以會延伸到德國？巴勒斯坦的激進組織「黑色九月」為甚麼又要把針對以色列的鬥爭搬到慕尼黑呢？原因自然是主辦1970年奧運會的慕尼黑是當時國際媒體的聚焦之處，而恐怖主義是一種戲劇，它需要舞台，這個舞台愈大愈好，觀眾愈多愈妙。

恐怖襲擊的重點當然是殺傷敵人，但它還有另一項重要目的，就是整個衝突場面必須讓人看到，使敵方恐慌，叫無關的旁觀者震驚恐慌然後追問其中的因果關係。沒有觀眾的恐怖襲擊不算完全成功的恐怖，那頂多叫做暗殺。因此成功的恐怖行動通常有兩個對象，一個是直接的受害者，另一個是間接的觀眾；前者的殺傷是物理的，後者的衝擊則是心理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早年用過一種標誌，主體是銜著橄欖枝的和平鴿。但這隻鴿子卻很吊詭地背著根長槍，而槍口卻噴著火舌，其舌尖燒過一截和平鴿中的橄欖葉。這個標誌要說明的道理很簡單，和平是巴解組織的經濟目標，但要達到這個目標卻不能沒有武力。尤其在以色列和同為阿拉伯兄弟的約旦、埃及等國的雙重壓迫下，沒有一支長槍，沒有槍口發出的巨響，世人又怎聽得到你的聲音呢？

華人世界裡最致力於探討中東問題的前線記者張翠容，在她新出版的力作《中東現場》裡有一段和如今執掌巴勒斯坦政府的哈馬斯發言人札哈爾醫生的對話，十分可圈可點。張翠容說起一些來自中國的勞工死在自殺炸彈之下，十分無辜。而札哈爾的回應則是：「我並不覺得他們是無辜的。誰叫他們來以色列工作、來幫助殖民者佔領我們的土地？你應該勸他們不要來，不要成為以色列的同謀者，不然，便是與我們為敵」。

「沒有人是真正無辜的」，這是許多恐怖主義支持者的信條。札哈爾醫生所說的那個版本還算是比較「合理」的，至少他還試著把那些到以色列打工的中國人描繪成以色列的同謀。但在更多的情況下，恐怖主義訴諸的卻是種反向的國際主義情緒，也就是讓所有表面無關的觀眾都擔心自己會不會是下一個受害者，刺激他們去想如果我們不聲援這些恐怖分子，不去向以色列施壓，我們會不會也跟著遭殃。因此恐怖主義需要的不只是觀眾的驚愕，還要他們因此恐懼而行動，向自己的政府施壓，不要再站在錯誤的那一邊。

梁文道：間諜的處境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如果我只能看一個間諜小說家的作品，那必定就是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因為他寫的不只是精密曲折引人入勝的間諜故事，還是人在間諜處境的表現與變形。什麼叫間諜的處境呢？試想一個埋伏在敵方陣營十多年的間諜，每天要和同事開會研究怎樣對付真正的自己人，午餐在飯館裏與熟識的朋友瞎聊扯淡，晚上臨睡之前要去女兒的床前吻一下她的額頭；然而卻沒有任何人，包括他的至親，知道他真正忠的對象。

間諜的處境是一種異常的狀態，所有人間社會最基本的價值都在此扭曲變形。信任變成一種最不可信的東西，看身邊人對自己的倚靠，一個間諜是會奸笑還是難受呢？背叛也不再是種絕對不可接受的罪惡了，因為他的背叛正是為了更大的忠誠。進而言之，所謂的終極忠誠也變得非常虛無漂渺，難道他就沒有一刻懷疑過自己？難道他就不曾想要找個人吐露真相，卸下多年來糾纏在思緒與睡夢中的重擔？

在勒卡雷的作品中，間諜處境其實是個大型實驗室，他把各類身份不同背景不同的人像動物一樣丟進去，看他們的肢體被拉長截短，看他們在火爐裏頭炙烤於冰庫之中瑟縮，然後靜靜注視飽遭折磨之後的這些動物出神發狂，又或者沉默失語的狀態。

史提芬．史匹堡拍的《慕尼黑》處理以巴問題這麼敏感的題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薄窄的中，不偏不倚。那就是強調「人性」，無論是巴勒斯坦的恐怖份子，還是以色列的特工，都是有家室有血肉的活人。又是如此一來，又要挨受批判力度不足的指責了。什麼都昇華到人性層面，那還有對錯之分呢？巴游的恐怖襲擊固然可惡，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迫害難道就是正義的嗎？

其實「探討人性」未必就得避開政治批判的鋒芒，講以巴問題要不偏向任何一方也不一定就得犧牲道德力量。勒卡雷在《The Little Drummer Girl》（中譯《女鼓手》）一書中就作出了最佳示範。故事大綱很簡單，說的是一個以色列特工引誘一名有左傾激進思想而且同情巴勒斯坦的英國女演員，把她吸收倒向以方陣營，要她「飾演」一個和巴勒斯坦恐怖組織成員勾搭上了的天真女子，再打進該組織的核心，使它徹底瓦解。本來根據評述推理和間諜小說的倫理鐵律，我是不應該在讀者還沒看過這本書之前，就把故事說白道破的。但是我固執地相信，任何一部小說（即使是推理小說），如果事先說穿了結局就不再好看的話，那它肯定好極有限。因為它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居然就是那不可揭穿的終點，一旦揭開，就像洩了氣的氣球，再也沒有什麼值得留連回味的東西了。可是《The Little Drummer Girl》絕對不是這種小說，它真正的力量全在故事推進的細節，也就是那座實驗室裏發生的戲劇。演員原本是最陳腔濫調的間諜比喻，但在勒卡雷那解剖刀般的筆下，卻割出了最讓人苦痛的內涵。那個英國女演員要假裝自己有個恐怖份子情人，好博得整個組織的信任，問題是那個情人早就死在以色列特工手中了。於是她的以色列導師要像個導演似的帶她入戲，做她的假想情人。在這個過程裏面，她先是被誘導放棄自己的反以思想，再從頭訓練好投入更狂熱的反以恐怖份子的角色。一個人歷盡幾次脫胎換骨的自我否定，受盡煎熬的她自只有瘋狂的結局。而那個引領她的以色列特工，則因為教導工作幹得太出色，把反對以色列的理由說得像是由衷而發，終於也入戲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可見間諜實在不是007，而是人性的極限狀態。

梁文道：學術不因政治添榮

【都市日報-兵器譜】備受爭議的美國哈佛大學校長森默斯終於自動請辭，成為該校150年來最短命的校長。這本該是象牙塔裡的風波，但卻成了美國以至於其他國家報紙國際版上的熱門新聞，原因自然是哈佛。這幾年中國一片留學熱，上至高官下至中學生，說到放洋就言必哈佛。

到底哈佛的地位是怎樣得來的呢？它的聲譽又是建立在甚麼東西之上？除了它龐大的資產、傑出的教授與知名的校友外，我還想到一兩件趣事。

上個世紀80年代，哈佛違反了和美國政府關於錄取美籍非裔學生的約定，被政府告上了法庭。先不說這件事的是是非非，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哈佛面對政府時那理直氣壯寸步不讓的態度。還有一回，哈佛的畢業典禮想請列根總統任主講嘉賓，但後者因哈佛不肯頒授榮譽學位予他而推拒邀請，這間高傲學校的態度很明確：不來那就算了。

你可以說它對著政府和國家領袖時能擺款，是因為它有本錢；但反過來你也可說它的本錢就是這麼累積下來的，既不刻意疏離政治但也無需獻媚。想起我們的北大，它最為後人景仰的校長依然是蔡元培。哈佛換個校長之所以能成新聞，是因為他的校長面對美國總統可以說你是政界的頭領，但我也是學界的頂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讓。我們時常歌頌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但很少去談學術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說白了，就是學術文化相對的獨立地位；正因其獨立，一個學者的話才有了分量。

我們願意相信他的發言他的研究服膺的是學術本身的邏輯，以真理的追求為目標，而非取悅政治人物的喜好為原點。畢竟政治的邏輯和學術的邏輯是兩套不同的邏輯。森默斯個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經「學而優則化」(一種傳統中國稱頌的道路)，官拜美國財政部長。但哈佛教員不會因此動搖要拉他下台的決心，正如當年他辭官回到校園出掌哈佛的時候，評論的說法是他「更上一層樓」了。

不只哈佛，現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學的校長和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弧標明自己的身份「相當於正局級」，除了中國。

巴金去世之後，很多人關心誰能取代他在文壇的領袖地位。蘇童說得好，中國文學界不再需要領袖了。但我以為如果有個作家自然成領袖還不要緊，重要的是他不再需要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頭銜。巴金就是巴金，他是不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對他的地位可有半分影響嗎？

梁文道：寵物雞變成了豉油雞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禽流感太可怕了，所以香港政府急急推出法令，不准大家在家裏養雞養鴨。以後到了鄉間，就再也不會遇到朋友跟你說「今晚留下來吃飯吧，我去宰隻雞給你嘗嘗」的場面了。

看電視上那些雞鴨飼主哭天喊地的懾人場面，我們還進一步地發現，原來家裏頭自己養雞不只是為了口福也不只是為了方便，還有感情的需要。因為雞鴨也是種寵物。的確，毛茸茸的小雞小鴨，哪一個小孩見了不喜歡？往日很多小孩就在市上買回去當寵物，天天哄著它餵著牠，看它漸漸長大，經過尷尬的青少年階段，羽毛逐步長硬長長，終於成了只肥壯得可以下蛋或者可以司晨的大雞。

人類學家薩林斯（Marshall Sahins）曾經總結美國人對家畜的態度，提出了「馴化系列」的說法，也就是「牛、豬、馬、狗」。在這一系列動物裡面，牛當然可食，而狗是萬萬吃不得的。原因是狗離人最近，牛離人最遠；四種動物裡面和人的距離愈近的愈不能吃，離人愈遠則可食程度也就相應增加了。這個系列背後的假設是人類社會禁止同類相殘，人吃人自然是大忌。那些和人關係密切的動物如狗，因為分沾了人性，所以也是吃不得的。一般市鎮居民碰不著的牛，因為人性的成分不多，故此不妨奉為桌上饌。

大概這套「馴化系列」隨著美國文化的遠播深入人心，今天大部分人都覺得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吃牠就像吃人一樣噁心。可是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吃狗的文化源遠流長，《周禮》裡面天子吃的「八珍」之一就包括狗肝，今天你一過河到深圳也能隨意找到不少香肉店。不過這不表示中國人就不把狗當寵物，我們的祖宗既吃狗肉，也把狗當成看門打獵的夥伴，大可以上一分鐘還摸摸牠的頭說聲「好兄弟」，下一分鐘就宰了煮掉，毫不矛盾，也毫無愧色。「狡兔死，走狗烹」說明的就是這個道理。

不要以為只有中國人這麼沒「人性」，西非許多部落同樣以愛狗聞名，小孩都是和小狗一起長大的，但是狗老了照樣烤來吃。這種現象說明寵物和食物的分別畢竟只是某一種文化的假設，在許多地方寵物可以是食物，食物也可以是寵物。所以小雞「強仔」是隻可愛的小動物，但卻也是肥美的豉油雞。禁止私養家禽，只不過是把雞的寵物身分和「人性」徹底剝離，完全地推向了離人類很遠很遠的食物那一端，再次鞏固我們對食物與寵物的嚴格界分。

梁文道：非常、緊急、例外與極權

【明報-筆陣】「主權就是決定非常狀態」——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

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在推銷《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候，曾經以希特勒為例，說明一人一票的直選制度未必是好東西，因為連大魔頭希特勒也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這番言論在當時備受爭議，很多人指摘她危言聳聽，為了詆譭民主價值不惜一切。那麼，民主政府到底有沒有可能轉化成一個極權政權？一人一票又會不會真的選了一個獨裁者出來呢？我們實在不能因人廢言，這個問題仍然值得深思。雖然今天的香港離理想的民主政制甚遠，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最近的例子上找出現代民主政制內藏的危機，警惕自己，並努力尋找避禍之道。

嚴格地講，希特勒的獨裁專制並不直接來自公民的授權，而是當年有「世上最理想憲法」之稱的《威瑪憲法》的一個內在問題。根據《威瑪憲法》第48條，「如果德國的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嚴重干擾和威脅，帝國總統可以採取必要手段去重建安全和秩序，必要情下可以使用武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懸擱第114、115、117、118、123、124和153條確立的基本權力」。依照「納粹官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的說法，國家元首在這種必要狀態底下是「憲法的守衛者」。如果一個憲法確立的是個民主政體，則非常狀態下的元首要做的就是吃盡全力「保護民主」。

矛盾的地方就在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獨裁者之所以擁有空前的權力，之所以能夠懸擱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正是因為他們成了「憲法的保護者」；而這個權力卻竟然是憲法賦予的！憲法怎麼可能自己埋下去憲法的禍根，民主又如何可能生出摧自己的孩子呢？目前紅極一時的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Agamben)在其近著《例外狀態》(StateofException)中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

所謂的「例外狀態」，指的就是那種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威脅，正常的法律和它所保障的權利要被暫時終止的狀態。這本該是種非常狀態，只有當秩序受到嚴重挑戰，社會發生重大動亂，甚或國家面對戰爭的時候，主權政府才能以戒嚴令等各種手段宣布全國進入例外狀態。但是阿甘本大膽地宣稱，在現代社會裏面，例外狀態不是一種非常的局面，而是一種政治常態。理由是不論是否把它明確地寫進憲法裏面，任何主權政府都像當年卡爾‧施密特所說的，擁有這種決定什麼時候叫做非常狀態的權力。

眼下的菲律賓就是最佳示範。總統阿羅約夫人為了防止政變，為了打擊她口中「右派和共產黨人的陰謀」(右派和共產黨都想推翻她，多麼奇妙的聯合！)，宣布菲律賓進入「緊急狀態」。這條法令禁止了遊行集會，使得政府可以在沒有法庭手令的情形下拘捕疑犯，允許總統動用軍力進駐任何設施。於是一些民選的國會議員被逮捕了，有幾家傳媒被保安人員進駐監視，一下子菲律賓彷彿回到馬可斯實施軍事戒嚴的年代。

問題是菲律賓是個民主國家，民選的總統憑什麼可以褫奪人民批評她的權利？憑什麼可以禁止人民反對她的集會？答案就是她判定了這是個非常時期，是個正常法定權利可以懸擱不顧的例外狀態。然而什麼狀態叫做非常狀態，什麼情是政府權力可以無限放大的必要情呢？這是個看起來很容易回答實則難以定奪的難題。如果非常狀態真的可以一一列明進入非常狀態的條件，只要那些條件被滿足了就自動啟動法律程序，那就用不主權政府的決斷了。更何一旦進入例外狀態，又有哪些條件可以辨明它該何時結束？由誰決定並宣布它的結束呢？

阿甘本認為「例外狀態」是所有法律和所有民主國家揮之不去的根本矛盾，一方面能夠把國家帶進這種狀態的政府是依法成立人民授權的，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這種狀態底下不受限制地架空法律統治人民。更可怕的是和「例外狀態」相關的一組詞語如「戰爭」、「危急局面」、「社會動亂」，成了許多政府領袖的最愛，因為那正是它們擴充權力凌駕司法和立法體系的佳藉口。

另一經典例子就是美國設在古巴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Bay)的「三角洲禁閉營」(CampDelta)。被國際特赦組織稱作「這個時代的古拉格」的「三角洲禁閉營」，拘留了許多美國政府口中的「恐怖分子嫌疑犯」。他們沒有依法申請律師的權利，也不受任何美國國內法律和國際上有關戰俘的條例保障，受到虐待和折磨的消息更是時有所聞。這個地方就是美國政府在例外狀態底下開闢出來的「法外空間」，其囚犯不是美國法律保護的美國公民，也不被當作國際法保護的戰俘，他們就是阿甘本所說的「赤裸生命」(barelife)，一群完全不具備法人資格的動物。

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夠把人送到「三角洲禁閉營」，就是因為它聲稱自己處在非常時期，這也就是布殊總統堅持該營不得廢除的理由，「反恐戰爭仍未結束」。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甚至指出反恐戰爭是場長久的鬥爭，這也就意味牴觸了許多保障基本人權的《愛國法》也必須持續下去。美國正在進入一個不會結束的「例外狀態」。阿甘本進一步指出：「因為總統的至高權威建立在戰爭狀態的緊急聯繫之上，所以在整個20世紀裏面，戰爭的隱喻已經成為美國總統的政治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從羅斯福對付大蕭條到列根對付毒品，「戰爭」二字都是他們的口頭禪。

當年葉劉淑儀關於希特勒的那番言論最巧妙最吊詭的地方，是她所宣傳的法律正是一種把非常狀態——使得希特勒掌握無限行政權力的狀態，正式引入香港的法律。最近有關政府竊聽市民權力的爭議，則再次提醒了我們「緊急狀態」的矛盾和陷阱。

梁文道：防民如防賊

【都市日報-兵器譜】衛生福利局下令要大家交出「私養」的家禽，「私養」二字真是可圈可點，表明只有雞場鴨場才是被認可的家禽環境，但又不願花錢賠償，其中一個理由是怕有人趁機走私偷渡一些雞鴨入境，再交出來要政府給錢，變相搞欺詐。換句話說，政府奪走了一批市民的私產，消滅了他們的伴侶，居然既不道歉又不補償的原因就是怕一些還不存在也不知道會不會出現的欺詐犯。這種思路可以用五個字總結：防民如防賊。

同樣的思路也出現在昨日康文署舉辦的舊書義賣活動之中。康文署為了避免有人大批大批地搜羅舊書去做生意轉售出去，於是限定進場市民每人最多只准買三十本書。我們不妨想像一下，會不會有人買了三十本書回去再稍稍抬高價錢轉售給舊書商呢？又或者一個人回家翻了一兩天，發覺買回來的書其實不對胃口，再轉手賣出，這又算不算買賣交易呢？再想像得極端一點，難道一個書商就不能找幾個兼職買手進場，大批掃貨而回？

義賣之所以為義賣，就是賣掉貨品賺回來的錢挪作慈善用途，因此一場義賣會應該以籌得最多善款為目標，至於買東西的人為何而買根本無關宏旨，主辦者也無需過問。同樣地，那些幫襯康文署買舊書的人，不管是買回去自己看，還是當禮物送人，甚至只是很變態地一把火燒了過癮，都與康文署無關，也都不違背義賣籌款的宗旨。

康文署管理的公園中長木椅愈來愈少，單人座位愈來愈多，至於以往那些一排可以坐上三四個人的長木椅也都加上了鐵扶手。為的就是不讓露宿者有睡覺的地方。公園應不應該提供地方給露宿者睡覺姑且不論，但一個有家可歸的市民難道就不能走累了，橫躺在椅子上小寐一會兒嗎？又或者老人家見陽光普照，園中靜好，難道就不能臥下來曬曬太陽嗎？

一個服務人民的政府怎麼可能老是把人民當作不法分子？因為害怕看不見的詐欺犯所以硬搶百姓財物而不給錢，因為害怕二手書商獲益而限制愛書人買書的數量，以致於就算籌款數字少了也在所不惜，這麼不信任百姓，處處防民如防賊的政府，又怎能贏得市民的尊重和信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