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筆陣】自從一向以敢言著稱的陳日君主教被教宗本篤十六世任命為樞機之後，關於天主教和政治是否走得太近的討論又再次浮現了。除了大陸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批評這項任命，擔心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波蘭的關係會在中國重演，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會長梁美芬也指出香港天主教有變形為政治團體，走向「政教合一」之路的危險。這些言論針對的都是陳主教領導的香港天主教勇於議論政治，有宗教干涉政治，濫用宗教自由之虞。
先看看所謂「政教合一」的說法，一般受過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人都知道它指的不外乎兩種情：一種是政府結構與教會組織完全重疊，二為一體的神權政治；另一種就是中世紀歐洲那種把信仰、婚姻與財產等私人領域交給天主教會，使教會擁有部分社會管轄權的狀。而「政教分離」指的就是脫離上述情，使政治和宗教分離成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教會沒有道德權利要求政治保障它的權威、利益和壟斷地位，反過來政府也沒有理由限制人民信仰某種宗教的自由，和介入教會宗教事務的權利。
西方現代化的一個重大側面就是「俗世化」，意思是所有人類行為和社會結構都不再建立於包括宗教在內的一切「超驗秩序」(transcendentalorder)之上。婚姻之所以有效，不在於有教會的見證，而在於人間法律的契約；學術爭論的勝負，不憑教義的解釋，而靠理性和邏輯的判斷。以往歐洲「政教合一」的經歷，正是社會仍未俗世化，政府的權威要依賴和利用宗教的結果。
今天的梵蒂岡固然是個神權國家，但它所領導的天主教會在全球任何角落都只不過是俗世化社會底下的普通宗教組織罷了。例如香港，一對男女如果只在教堂行禮，卻沒有在婚姻註冊處登記，是沒有人會承認這是段婚姻關係的。一個盜賊就算向神父告解，並且獲得原諒，但還是不可能逃過法律制裁的。由此可見，香港天主教會不只離「政教合一」甚遠，而且香港也根本不可能出現「政教合一」的局面。梁美芬教授貴為大學學院副院長，卻連基本常識都搞不清，實在令人遺憾。除非她自有別創一格的新學說，對「政教合一」另有獨到之見。
至於劉柏年先生的評論，就很值得關心中梵關係的朋友留意了，因為他提到了天主教會在波蘭共產黨政府倒台過程中的角色。
自從西方世界開始俗世化過程之後，天主教會就經過了漫長而艱苦的適應與改變，由最初的斷然拒絕到「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的正面開放，其中轉變不可謂不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雖然普遍被認為是個保守派，又曾在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協助下壓制過歐洲的政治神學家，和譴責拉丁美洲熱烈投入政治運動的「解放神學」；但他本人卻向來是普世人權和全球民主化的支持者。他對於宗教和民主政制之關係的看法，可歸在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那一路，也就是認為信仰不只是俗世民主政治欲去之而後快的敵人，反而是民主政治得以穩定健全的條件。
1995年他第二次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就不斷強調要改變的不只是壓制人類自由的政治結構，還要有道德等「內在結構」的革命。他認為不單天主教信仰是民主政制的文化軟體，天主教會更該是民主化的支援。因為民主是適合發展人類自由的制度，而包括宗教自由在內的基本權利則是信仰的基礎。從東歐、南韓直到菲律賓，天主教會在當地的民主化進程裏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力，就算這不是在教宗指導之下發生的，至少也符合他的理念。
因為這個背景，天主教遂成了最令中國政府頭痛的宗教之一。能把梵蒂岡這個台灣在歐洲的最後一個邦交國搶過來，固然甚妙；但要是讓它大模斯樣地進軍中國，又不免寢食難安。如今向來聲援香港民主運動的陳日君榮升樞機，又怎能不叫中國政府警惕呢？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教廷這一是為了反過來加重中梵談判籌碼的可能。
話說回頭，中國政府根本應該檢討自己的宗教政策。陳日君主教駁斥劉柏年，說他的言論「自私」，正好點出了中國宗教政策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會不同，主教不是他的領導，他也沒有人事任免和財產分配的權力，其實權乃是落在劉柏年這等平凡信徒的手上。設若中梵成功建交，中國天主教會也加入了全球天主教會的結構，劉柏年可能就會成了一名平凡的教友，搞不好陳日君樞機還當了他的「領導」。在公在私，劉柏年當然不快。
問題是中國政府為什麼要透過宗教局去管理體制如此獨特的愛國教會呢？如果說陳日君發表政治評論就是宗教干預政治，那麼由官方直接掌控教會又算是什麼呢？任命宗教領袖當政協代表又當如何理解呢？假如一個宗教組織批評政府就算「政教合一」，那麼一個宗教權威來自政治權威的教會又是不是「政教合一」呢？要是中國政府真的害怕天主教的政治影響力，它就必須理解在地下教會日益壯大的今天，它的政策反而把「宗教自由」這四個字送給了別人當武器，使得爭取宗教自由與爭取民主變成了堅實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