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或黃世澤：中正路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當時仍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為了紀念蔣介石領導全中國軍民抵抗日本的功績，紛紛將各縣市中心的街道改名為中正路。

雖然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將大陸各縣市的中正路，又改成吹捧共產黨為主的解放路，但在國民黨仍能有效控制的台澎金馬地區，中正路被保留下來，成為今天台灣各大小縣市中心地帶必有中正路的奇景。

雖然在大戰後，各縣市所設的中正路，存有國民黨黨員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甚至肉麻吹捧，但無可否認，蔣介石率領剛打完內戰不久，幾乎倉卒成軍的雜牌國軍，能夠在英美等列強參與太平洋戰爭前，並無令中國全部落入日軍手上，令日軍機械化部隊在中國中部僵持至日本偷襲夏威夷檀香山珍珠港(Pearl Harbor)；中國在二次大戰後，一舉成為五強成員，並非純屬冷戰政治需要，或蔣介石的一時僥倖，蔣介石在領導抗戰上，有他的功勞。如在一些主要地區保留中正路，也是對歷史的一份尊重。

不過，中國共產黨上台後，二話不說就取消了中正路，以及以國民黨籍抗日名將命名的道路，在八十年代，才在北京、天津和武漢恢復，以多次大破日軍，最後力戰而死，連日本人也要稱為大將軍的張自忠命名的道路。有不少國民黨籍抗日名將，不單路名不保，不少在文革時，更連墳墓也被毀掉。現時，都仍未有跡象，這些名將的功績獲得重新肯定，甚至能像張自忠一樣重獲路名。

近年，中國政府為了統戰需要，不斷拉攏國民黨，甚至連國民黨主席連戰，都被請了去訪問北京，會見中共領導層。中國政府近年亦在官方宣傳上，某程度上頌揚當時國民黨軍人對抗戰的貢獻，並不再一面倒將共黨將領的貢獻無限放大，對國民黨將領的貢獻隻字不提。

不過，中國共產黨由始至終，都仍未對蔣介石在抗戰中的貢獻，作出應有的肯定。至少中國政府現時，並無在戰時首都重慶市，將市中心一條主要道路命名為中正路。當然，像現時台灣大小縣市的市中心都有中正路的奇景，實屬畸型現象。

但如果像今天中國內地，連重慶都無一條中正路，這樣與篡改歷史實在無分別，也看不出拉攏國民黨的誠意。為了歷史也為了政治，在中國內地若干縣市恢復中正路，在大戰結束六十年的今天，也是一件很合理的事。

梁文道或黃世澤：基本教義「定居者」

【都市日報-兵器譜】姑勿論其動機是真的想謀求和平，還是只不過犧牲一小塊餅碎好保住更大份的蛋糕，以色列總理沙龍到底還是宣佈正式從加沙地帶撤走猶太「定居者」(settler)了。

「定居者」這三個字必須用引號框住，是因為從猶太人和親以色列的西方主流媒體看來，那批居住在花園洋房的以色列人只不過是去開墾荒地的先驅，但在加沙地帶那些既無工作，又要日日生活在坦克與直升機陰影下的鐵皮房子的巴勒斯坦人看來，這批「定居者」卻是越過聯合國確定的國界的非法「殖民」。

這批猶太殖民又得分成兩股來看，有些是三十多年前受到政府稅務優惠鼓勵，又受到那些幾乎不用錢的墾殖地吸引的世俗化以色列人；另一些卻是猶太教中的基本教義派。的確，猶太教也有基本教義派，其對經典解讀的忠誠一如基督教中的基本教義派；其手段之極端比得上塔利班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他們之所以前去加沙地帶定居，不只是為了俗世的利益，還是為了履行上帝對以色列人的承諾。

在摩西率領他們的袓先離開埃及的時候，上帝曾對他們許下一塊「流奶與蜜的地方」。就這批猶太教基本教義派看來，包括加沙地帶和整個約旦河兩岸都是這塊流奶與蜜的「大以色列」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根本無權立足。

一位叫做Smooth Stone的以色列博客就寫了一篇針對加沙撤居行動的文章，再三引述聖經和古史，證明以色列定居者的合法性。他還警告：「願悲劇與災難降臨阿拉伯人的家庭及子孫，直到百代之後」。

在這種從宗教觀點出發的以色列人中，最激進的大概就是住在加沙地帶的一些極端拉比。他們不只堅決反對以色列撤出加沙，甚至還舉行一種古老而神秘的儀式叫做「火之鞭笞」。

首先要在地上挖出一個大坑，然後於午夜時分穿上黑衣黑袍走進去，點一圈黑色的蠟燭，同時持續唸咒呼喚「復仇天使」擊殺仇人。據知他們要殺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要他們離開預許之地的沙龍。

梁文道或黃世澤：私有化日本（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國有企業私有化，對日本而言並非新鮮事物。因為有不少大家耳熟能詳的巨無霸企業，例如以imode名聞世界的NTT，不少美國香煙的生產商日本煙草集團，以及經營東京山手線的JR東日本，前身都是日本政府擁有的企業。但這些企業脫離政府之後，又能否達到私有化的目標：減債和提升績效。

有些在本質上不適宜由國家經營的企業，私有化後確實令企業經營更為靈活。像前身為日本煙草專賣公社的日本煙草集團。如果仍由政府擁有，不單令政府難以推行禁煙政策，作為一個國有企業，收購海外大型煙草公司，以至收購食品廠都會受到強大的政治壓力，日本撤銷煙草專賣後，企業有如等死。

但日本煙草集團民營化後，日本煙草就收購了美國RJR煙草，擁有一系列有名的美國牌子香煙，又不會像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受到政治壓力。之後，日本煙草收購Asahi的食品業務，像菲里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進軍食品業，亦少了很多問題。

不過，有些巨無霸級的企業，如果私有化手段不當，不單不能達致減債目標，更可能是一場噩夢的開始。最有名的例子，那就是日本國鐵的改革。

由六十年代開始，日本因為開發子彈火車，以及國鐵的官僚架構過分臃腫，令日本國鐵在八十年代承受二十多兆日圓的巨額債務。

如果不及早解決，勢必成為日本政府沉重負擔。日本政府在一九八六年決定，將日本國鐵分成七間公司，分別是JR東日本、西日本、四國、北海道、九州、貨運和東海。

政府將部分債務轉到有賺錢能力的東日本、西日本和東海，而土地資產注入日本國鐵清算事業團。政府希望將股份上市，以及出售鐵路沿線土地，將日本國鐵債務問題解決。

雖然JR東日本、西日本和東海成功上市，但其餘四間JR公司仍然虧蝕，難以脫手。更糟的是，日本泡沫經濟爆破，房地產市場低沉，根本難以藉出售房地產減債。結果在十年後，仍然有廿多兆日圓債務。

最後，日本政府解散日本國鐵清算事業團，將剩下的債務以六十年分期付款償還。而日本政府想JR東日本、西日本和東海承擔多點債務時，幾乎引發訴訟。日本國鐵的不快經歷，亦成為了部分反對日本郵政私有化的人的論據。

因此，如果盲目相信私有化是政府減債良方，不去思考怎樣做好私有化，往往只是製造另一場噩夢。

梁文道：誰說這只是玩具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鐵人三兄弟」真是大方，送了我們一具12吋高的活動人形公仔，好在一場文化交流會議上面當抽獎禮品，作為香港創意產業的象徵。結果它給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抽中，台北來的幾個年輕學者和文化人可就失望了，只有自己到旺角的玩具店搜購。後來我問他們成果如何，他們很滿意地說：「滿載而歸！不過很貴，好在台灣真的很難買到。」

如果你不知道甚麼是「鐵人三兄弟」，不知道這些叫一票台灣人也要遠道而來大破慳囊的人形公仔是甚麼東西，那麼你多半是個三十開外，從不踏足旺角年輕人商場，也從不翻閱潮流雜誌的老成中年吧。看看呂大樂和姚偉雄這本《玩具大不同》，你或許能夠得到一個概況，知道繼電影之後，香港還有這麼一股令它驕傲的創意產業新潮流。

按照兩位作者的說法，傳統玩具講究的是功能，例如「扭計骰」，可以滿足玩家的益智遊戲需要。這些功能的果效通常很短暫，所以玩膩了的玩具也就可以丟到一邊去了。但《玩具大不同》裏界定的「香港玩具」則很不一樣，雖然多是人形角色，卻不知道拿起來該怎麼玩，至少我沒見過有人用「鐵人三兄弟」的玩具公仔來扮家家。這些香港設計師原創，小量製造手工精細的塑膠玩具有的是觀賞價值，玩家買回去往往就這麼擺，當作雕塑一般欣賞。也就是說，現在這些屢在外地獲獎、聲名日顯的「香港玩具」其實是種藝術品。

例如崇拜李小龍的Eric So，他製作的李小龍公仔就不是給小孩用來打打殺殺的，而是想表達一種香港平民的奮鬥精神。但這些藝術品雅俗共賞得很，時下年輕人完全可以只把它們當成潮流玩意。比方說Jason Siu那一系列的喇叭頭公仔，本來是想強調人要勇於表達自我，就像頭上裝了一個擴音器一樣地speak your mind；但很多人喜歡它就只是因為它「好玩又有型」。

呂大樂和姚偉雄這兩位社會學家寫這本圖文並茂，設計精美的書，除了是潮流一覽，更主要的目的是拿這些「香港玩具」作範例，說明現代創意產業的生態走向。不只雕塑和玩具的界限可以泯滅，藝術與通俗的分類可以溶解，從創意出發的設計更可以不斷越界。一個公仔概念能夠變成一本漫畫、一部電影和一系列小配件，正如Hello Kitty也能出電視機一樣，創意概念在各種傳統產業之間來回流動，無有限制。或許將來的創意產業是這樣的：不再是一個導演去問有甚麼「好橋」可拍；而是一個創意人去問一條好橋一個點子除了弄成玩具和電影，還可不可以變成地產項目。

梁文道或黃世澤：私有化日本（中）

【都市日報-兵器譜】上回解釋了小泉純一郎要做「日本王安石」的理由，這回要解釋一下，為何日本有部分執政黨國會議員，要冒解散國會，不再獲自民黨支持之險，仍要阻止小泉純一郎通過郵政私有化法案。

在日本，除了一般由政府投資開辦的郵局，亦有些設於住宅內的「特定郵局」。這些郵局相當古怪，設於特定郵局局長的家中，政府為這些古怪郵局，每年繳付相等於郵局營辦成本十分一的補貼。而最奇怪的是，這些郵局的主人都是世襲，一個現代國家的公務員，可以靠世襲產生，真的不可思議。出現「特定郵局」這種難以理解的怪胎，與明治維新時，政府為打擊私營「飛腳問屋」而不擇手段有關。

所謂的飛腳問屋，是江戶時代的民營派遞公司，就像今天那些私營速遞公司，主要業務是替政府傳遞公文。在一八七零年，前島密接手管理政府的文件派遞工作，發現這些飛腳問屋又貴又慢，因此要盡快建立現代化的國營郵政網絡，取代這些飛腳問屋。

前島密當時想到一個妙計，那就是以世襲制，以及政府經費補貼，換取地方名士在家中設立現代郵局。結果，在短短十多年，日本郵政在全國設有四千多個郵局。在前島密的妙計下，飛腳問屋很快成為了歷史。不過前島密百多年前所想的妙計，為後世遺下的副作用相當大。

當這類特定郵局，佔了全國郵局多數時，事實上在地方製造了一批既得利益分子。現時，日本郵政兩萬五千間郵局中，有一萬九千間是這類特定郵局。這些特定郵局的主人，肯定是反對日本郵政改革的骨幹。日本政客一直以來，都不認為運用行政資源來輔選是羞恥的事。自民黨的政客，利用這些特定郵局局長在地方上的聲望，運用日本郵政的資源，及基層網絡下，在選舉中輔選戰無不勝。

正由於不少政客依賴特定郵局局長支持而上台，所以絕對沒有本錢，去為了小泉純一郎的政治理想，犧牲多年以來靠日本郵政古怪制度而建立的人脈網絡。因此，日本執政自民黨有一批人，肯定要為了自身利益背叛小泉純一郎。

在利益當前，任何制度有多不合理，都會被保留下來。而日本郵政私有化製造的政治風暴，背後也只是政客們謀取私利的攻防戰。

梁文道或黃世澤：私有化日本（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因參議院否決了日本郵政公社民營化法案，毅然宣布解散國會眾議院。如果執政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失敗，他就會辭去首相一職。

傳媒指領匯上市很重要，港府的問責官員都未曾要以自己的政治前途押注，為何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為了日本郵政私有化問題，就不惜解散國會，冒上政治風險？首先，日本的郵政局，並非一般的郵政局。香港郵政，一如英國、美國等地的郵政機構一樣，並不會兼營銀行業務，是近年才向物流業發展。但日本、德國、台灣等地的郵局是兼營銀行。香港人很熟悉的DHL，母公司德國郵政集團(Deutsch Post)就控制當地附屬於郵政局的銀行Postbank。而日本郵政的儲蓄業務，其規模亦並非一般銀行那麼簡單。

由於日本郵政有強大的郵政局網絡支援，日本郵政的分行網絡多達二萬五千間，乃只有千多間分行的商業銀行所不能比，加上不用承受存戶商營銀行的倒閉風險，而利率以及儲蓄產品為存戶帶來的利息收入以及靈活性，亦比商業銀行優厚，令日本郵政現時有三百多兆日圓的存款，是日本最大的東京三菱銀行的三倍，也是全球實力最強的銀行之一。不過日本郵政空有大量存款，卻不能支援日本的私營經濟。因為日本郵政的儲蓄業務，原是日本政府為戰爭籌募資金的工具，因此日本郵政一般只會將錢借給政府，而不會借給私人機構。

這個設計，保證了戰爭時，政府有源源不絕的廉價資金去支持戰爭。戰爭結束後，日本郵政的儲蓄部門依舊存在，而當時日本百廢待興，郵政儲蓄就由原來去支持戰爭，變成日本公共建設的資金來源。日本的高速公路、鐵路和電訊網絡，都是由日本郵政儲蓄的資金支持下興建。政府手頭上的錢太多，不是一件好事。因為當政府有源源不絕的廉價資金時，不單令私營公司發展受窒礙，更變相鼓勵官僚揮霍。在戰後，日本搞出日本國鐵(日本七間JR的前身)、日本高速公路事業團一類的政府財政赤字黑洞。日本政府不容易將這些黑洞逐一放下，但如果不將日本郵政這個根源卸下，日本政府要瘦身實在難過登天。曾經擔任郵政大臣，在英國修讀經濟學的小泉純一郎，當然明白如果他不去做「日本王安石」，且怕日本政府仍然維持老樣子。為了萬世流芳，小泉純一郎，只好孤注一擲。

梁文道或黃世澤：無辜的兇手

【都市日報-兵器譜】「一個母親為她被射殺的十幾歲兒子傷心得歇斯底里；一家人站在被摧毀的家門前，呆若木雞；一個家庭被迫分開，流離失所；不義的法律武斷規定學校校門與商店店門開關的時間；刻意羞辱一個民族，將其文化視為低等和異類；讓一個民族無家可歸，沒有公民地位；逼迫一個民族接受軍事統治」。

美籍猶太作家艾蓮娜．柯雷普費茲(Irena Klepfisz)把這些情況報告給她的母親——一位納粹佔領波蘭時期的倖存猶太人，然後問她：「它讓妳想起甚麼？」母親回答：「我知道它讓我想起甚麼」，接著陷入沉默。

艾蓮娜的母親當然想起在家鄉的日子，經過檢查站時趴在地上的恥辱，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痛。只不過現在這一則報道說的不是當年納粹治下猶太人的苦難，而是以色列佔領區巴勒斯坦人的現狀。

二戰時期的猶太人，現在的巴勒斯坦人，二者何其相似，幾乎任何一個良心未泯的大屠殺倖存者都能毫不費力地認出這點。

但是為甚麼？當年受害的猶太人會把自己經歷過的事重演一回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為甚麼在北美有巨大影響力的猶太社群不只沒有想辦法終結這場正在天天發生的悲劇，反而極力促使美國政府支持以色列的佔領政策，繼續羞辱巴勒斯坦人？為甚麼除了艾蓮娜等少數作者，那麼多的猶太裔高級知識分子對這些事噤若寒蟬？

著名的猶太學異見分子馬克．艾里斯(Marc H. Ellis)在《一個猶太人的反省》一書指出，這不只是甚麼猶太教原教旨主義作祟，而是經歷納粹大屠殺之後，所有的猶太人都是受害者，受害所以清白無辜。

以色列的建國就是世界社會對猶太人的賠償，它的存在就是道德良心的化身。所以不管猶太人做了甚麼事，他都是無辜的。以色列政府出於國家利益侵佔巴勒斯坦，還是可以用道德和宗教語言美化它的一切作為。只要任何人，包括本身是猶太人的艾蓮娜和馬克，出言譴責以色列政府的劣行和猶太人的靜默，都會被認為是反猶分子，是希特勒的同路人。

這是世間最可怕的邏輯，因為曾是受害人，故此可以清白地加害其他人。

梁文道：胡錦濤為什麼不參拜中國的「靖國神社」？（如何紀念抗戰‧二之二）

【明報-筆陣】當中國官民不斷抗議施壓，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要再去靖國神社參拜；當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60周年紀念的那一天，日本民眾以破紀錄的人數前往靖國神社致祭；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到，如果中國的老百姓想在這一天公開追悼在抗戰中死去的平民和軍人，他們會去哪裏？他們能去哪裏？

是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嗎？這尊著名碑石是中國最大型的紀念碑，沒有按照中國傳統面陽朝南，反而為了遷就觀眾向陰朝北，饒是如此，觀眾向它獻花致敬也往往要經官方批准和組織。近兩年來，曾有人民自發向其獻花卻被公安問話阻擋的事例，請注意這些人還不是在敏感的六四那一天為死去的學生致哀，據知他們只是想悼念抗戰英烈而已。何人民英雄紀念碑也非專為抗戰而設，它紀念的是「3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30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和「由此上溯到1840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

所有的死者紀念碑都是一種責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與現存者的生活以道德義務的形式綑綁起來，要求在生者明確認識自己的活與死者的死有因果關係，要求生者以紀念的方式履行對死者的義務。而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一座典型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是現代民族國家用來紀念其創基人，然後凝聚民族認同的常見手段。其無名可以形成一種意義上的空洞，把民族國家的建立超乎個人行為之上，訴諸集體的犧牲與經歷。簡單地說，每一座無名的民族英雄紀念碑都在訴說一段故事，一段關於國家誕生的故事，一段現政權合法由來的故事。看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不難發現它表達了一種從無產階級革命史觀出發，現代共產中國成立的故事。抗戰在這段長達1840年的故事裏只不過是一個片段。

那麼八寶山公墓又如何？它固然以紀念個別死者的方式保存記憶，但一不是專為抗日戰爭而設，二不是囊括了所有抗戰英魂。其實比對一下帶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義設立，但依然陳列了200多萬個靈位的靖國神社；與較為世俗化但專為軍人而設的華盛頓阿靈頓國家公墓，我們就會看到中國原來沒有一個專門保存戰死軍人靈位與遺體的國家級墓園，更沒有一個全面紀念抗戰死難軍民的國家級建設。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最明顯的原因就是怎樣紀念抗戰牽涉到了現代中國史的敏感問題。請看以下這封決戰前的遺書：「父親大人：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孤軍奮鬥，前途莫測，然成功成仁之外，當無他途，而成仁之功算較多。有子能死國，大人情亦足慰。惟兒於役國事已十幾年，菽水之歡，久虧此職，今茲殊戚戚也。懇大人依時加衣強飯，即所以超拔頑兒靈魂也。敬叩金安」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璉將軍手筆，但他幸好沒有死在三峽石牌之役，後來還參與過金門古寧頭一戰，是抗共國軍的名將。對於這樣的人物，共產黨應該如何定位？像這樣的人物在不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的範圍內呢？

長年以來，共產黨的官方史學都傾向調低國民黨在抗日戰爭的貢獻。但是自80年代開始，民間史學界出現了「國軍正面戰場」的說法，陸續挖掘國軍史蹟。近年政局以「民族統一大義」為前提，以對抗「台獨分裂分子」為要務，大陸媒體重新處理抗日史事的局面就打得更開了。國新辦主任趙啟正甚至公開說「蔣介石也沒有投降啊，他也堅持了抗戰」。但是中國官方仍然沒有改變基調，中宣部最近把號稱有史以來最全面客觀的中央台紀錄片《抗戰》剪去大半，嫌它太過歌頌國軍；《人民日報》更在日本投降60周年發表評論，稱「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

所以如此尷尬，所以這般進退兩難，是官方一方面固然要拉攏國民黨，還它一個公道；但又不能去得太盡，因為正如人民紀念碑碑文所示，領導抗日戰爭是共產黨權威來源之一，是中國人民爭取獨立歷程的一部分。如果抗戰有一大部分功勞是後來和共產黨死戰的國民黨所有，這個建國故事又怎麼說得通？如果抗戰的主導力量不是共產黨，又會不會有損其統治合法性呢？

更為難的是高調紀念抗戰還會帶來很多現實的政治外交問題。在中日關係還沒來到今天這個緊張局面之前，政府不只沒有主動協助慰安婦和被迫害勞工向日申討賠償，甚至還阻撓過從事這些活動的民間人士。

抗日戰爭的苦難，是現代中國集體記憶裏的創傷經驗，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恥型民族主義」。如果要治癒這段創傷經驗，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斷要求日本「認真對待歷史」之外，也得自己認真對待一下歷史。全面放開抗日戰爭真相的研究報道和教育，建立一個國家級烈士陵園，是自我療傷的方法。想要與日本促成全面的歷史和解，首先要自己與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傷口。

從這個角度看來，中央政府在抗戰結束60周年的舉動，實在太過低調，不只無益於歷史傷口的治癒，也落後於民情的要求。不要忘記不只仍有戰爭受害者活到今天，關於那場戰爭的記憶也還留在民間，許多抗日國軍將領的名字直到今天還在部分地方傳誦。另一方面，特區政府的表現同樣令人失望。港英時期的「重光紀念日」在回

歸之後改稱抗日戰爭12345勝利紀念日，但只持續兩年，到了1999年就乾脆取消，為的只是維持《假期條例》裏17天公眾假期的上限。政府總是想推動愛國教育，難道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推動嗎？

梁文道或黃世澤：愛國宣傳

【都市日報-兵器譜】九一一週年紀念在即，世界各國的執法機關除了怕阿蓋達組織再度發動恐怖襲擊，荷里活的片商也很忙，因為荷里活的主要電影公司，包括環球、哥倫比亞三星和派拉蒙公司，都在籌拍九一一的紀念電影。

與九一一有關的電影，例牌頌揚美國的愛國意識。不過由電影公司向傳媒披露的故事大綱，這些電影宣揚愛國之餘，亦不會看來很肉麻。像環球所籌拍的《九十三號客機》，以當日聯合航空UA93客機乘客，為了阻止恐怖分子將客機撞向華盛頓，慷慨就義令客機撞向賓夕凡尼亞州一處無人空地。而派拉蒙所籌拍，由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執導，影帝尼古拉斯基治所演的九一一紀念電影，就講述幾名紐約市警察，被困世貿中心廢墟的故事。

反觀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所拍攝《心繫家國》宣傳片那種肉麻，雖然愛國宣傳肉麻難免，但美國就算要拍攝與九一一有關的電影，乘機宣揚大美國主義，其焦點都不會是國旗，或國家如何偉大，而是個別的平民百姓，如何在危難關頭作出決定，而這些平民百姓，都是基於美國立國那套信念去做決定，從不用強調美國國旗、政府或總統如何偉大，建基於美國建國的理念偉大就夠。《心繫家國》以至共產黨以往所拍的宣傳片，除了不斷地強調國旗國徽，很多時把政權描述成人民沒有政權便會死，因此非崇拜不可。而國家本身所抱持的信念偉大與否，無關要旨。

因此，在中國的政治宣傳中，就會有「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類肉麻政治口號，還不要計毛澤東及後來的中國領導人，為了鞏固權力以及滿足個人慾望所作出的個人崇拜。

其實真正厲害的意識形態宣傳片，不用將政治口號掛在嘴邊，甚至各式徽號圖騰都不會出現，但在觀眾觀看時，就能感受到國家那種偉大和不朽。而美國荷里活的電影，很多在選材上都做到了。

當然，世上不是沒有吹捧領導人而在電影史上佔一席位的宣傳片，像吹捧希特勒的邪惡經典《意志之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德文Das Triumph des Willes）是少數例外。問題是，全世界拍宣傳片的人，有這套片導演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的才華又有多少個？如果中國有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多令人反胃的宣傳片了。

梁文道或黃世澤：新聞主播

【都市日報-兵器譜】美國三大電視網之一的ABC的皇牌新聞主播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因肺癌去世，輿論界一致認為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終結的不只是三大電視網聯合壟斷美國電視新聞節目的時代，也是英雄主播的黃金歲月。

所謂的英雄主播是這樣的一種人，他能夠獨力代表整個頻道的新聞節目，成為一個電視台新聞的象徵(icon)。久而久之，甚至能夠讓觀眾產生了「看新聞，看主播」的習慣。所以這些主播在電視台裡不只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且還得到外人難以想像的高薪厚祿，以彼得．詹寧斯為例，他的年薪是一千萬美金。

回憶彼得．詹寧斯，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是以28歲的「幼齡」就登上了主播台，但兩年後卻因為自覺功力未夠，要求調為駐外記者，然後開始了他十多年浪跡南亞次大陸和中東地區的記者生涯。中學沒畢業的他養成了手不釋卷的習慣，作任何題目都務求全面掌握有關材料。所以當他重新回到美國出任晚間新聞主播，竟能在和駐伊拉克記者連線因為技術問題中斷時，說一句「以下的報道就先交給我」，然後就說得頭頭是道恍如自己正在巴格達現場一樣。很多人由此詬病香港的電視新聞，選主播首重美貌，年齡則28歲都嫌老。走紅的主播一樣是一台新聞部在觀眾心中的代表，但卻是純粹視覺性的代表，與其新聞採訪編輯的功力無關。事實是否如此，當然可以爭論。但在做這種比較的時候，很容易就忽略掉兩種體制的分別。

香港不會有彼得．詹寧斯這類主播，是因為我們根本不需要。首先，彼得．詹寧斯他們這種英雄主播參與了新聞報道的內容，不只在自己報道的文稿和語調上有充分的自由，甚至還可以決定選題與畫面的剪取。這也是為甚麼28歲當主播會被人懷疑的原因，做一個主播就意味著對整節新聞報道負上責任。反觀香港，如果一個主播說話的內容資料有誤，我們又會怪編輯記者。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電視新聞分工如此「專業」，主播從來不會被預期在連線中斷時說一句「等我」，他只需要說聲抱歉，然後對著讀稿機唸下一則新聞。

香港的電視新聞分工對主播的要求只是令觀眾悅目順耳，清楚「冇甩漏」。所以一個想學彼得．詹寧斯的年輕人到最後發現他又被當成「人肉讀稿機」。

梁文道：跟著一首歌去旅行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有人提醒我《KowloonHongKong》這首英文歌會不會是香港的城市主題曲呢?是呀，這首歌的歌詞那麼正面直接地告訴聽眾：「我們愛香港，它簡直是為你而設的」。而且原唱的「筷子姐妹花」從這個名字到她們的形象，都是那麼異國那麼「東方」，完完全全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洋人眼中西化的中國城市印象。一聽這首輕快調皮的歌，你就立刻想到兩個女子又扭又擺地歡迎你，很適合在老舊的啟德機場接機大堂播放。

不過問題是歌詞里那一句「香港為你而設」的那個「你」，到底是誰呢?看來不大像是這個城市的居民，而是遊客。雖說城市主題曲應該得到自己人的認同，但它另一重預設的重要聽眾卻是遊客，在遊客真的光臨貴寶地之前先給他一個主題。那段主題和旋律舖開了賞游城市的氛圍，是世界旅遊團上的聲音坐標，看不見的景點。這類歌曲對聽覺印象起到的作用，應該像埃及金字塔和中國長城在視覺印象里起的效果一樣。

如果你是一個旅人，而不是一群遊客中的一隻羊，或許看到名勝景點就會打呵欠，因為你更願意想象自己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筆下的「逛游者」(Flanuer)隱身都市人群之中，信步漫行在街巷的角落，觀察收集與回憶。若是如此，你大概也不會喜歡作為一道聲音景點的城市主題，更不願意從耳機聽MP3里的法國「香頌」去巴黎，在里斯本的斜路上聽葡萄牙的「法多」(fado)，你想聽的是市街里日常活動製造出來的雜音。

但是拜托，都什麼年代了，還有「逛游者」這回事嗎?還有無目的的旅程嗎?那又是小說的題目?炕C

全球旅遊指南的第一聖經《寂寞行星》(LonelyPlanet)系列剛出了一本《實驗旅遊指南》，提供幾十種很實驗的旅遊方式，給所有厭倦了公式旅遊的遊客。可以當做是無聊的趣聞來看，也能夠真正地把那些訣竅付諸實行。比如說其中一種是機場旅行，辦法是到了一個機場既不上機也不出境，就在裡頭晃悠二十四小時，感受一下世界各地的機場風情。

這本書居然還有一章叫做「歌詞旅行」，就是跟著一首城市主題曲的歌詞線索，制定你的逛游路線。這一章的作者依據《堪薩斯城》這首老R&B去美國的堪薩斯玩，歌詞提到要找一個「瘋狂的小女人」懂得「瘋狂的愛」，然後在「第12街角落的小酒館」飲一瓶「堪薩斯酒」。好在作者有個九十歲的老奶奶還住在堪薩斯，記性不好，脾氣很壞，身高隨著年紀變矮，勉強算得上「瘋狂的小女人」。奶奶對孫子的愛也或許是種瘋狂的愛。一老一少到了第十二街，原來什麼酒館歌廳老早全拆了，於是只好隨便找個空蕩的街角就開了瓶在便利店買來的酒。一杯過後，奶奶記不住事的毛病又犯了：「我們在這裡幹什麼?今天是誰的生日嗎?」這段跟隨城市主題曲的實驗旅行就在沮喪的孫子開車接奶奶回家的途上告終。

梁文道：誰是金玉均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般受過中學教育的中國人大概都聽過福澤渝吉的名字，知道他是日本現代化的思想導師，也知道他的「脫亞入歐論」，主張日本應該脫離野蠻的亞洲，像歐洲等先進文明一樣地支配亞洲。就算只是念過小學，也不可能不知道李鴻章，曉得他曾背上賣國惡名達百年之久，但卻是清末開放的洋務派領袖，曾建立北洋海軍。至於韓國的金玉均，恐怕就算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生都未必瞭解他是誰。當然，中國人也不知道日本在韓國的殖民到底壞到甚麼程度。

在近期中日關係的緊張情勢底下，先有靖國神社、東海領權等老問題存在，復有日本扶桑社的新版歷史教科書火上加油，於是《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的出版格外引人注目。這是本以青少年讀者為對象的歷史入門書，體裁和寫作手法類似中學教材，本來沒甚麼很了不起的驚人之見，內容又嫌過於簡略，而且沒有推介參考材料讓人自行追索下去。但就算它只是本教科書，卻也是第一本把中、日、韓三國近現代史放在一起的教科書，還以三國語言同步發行。

為了完成這本書，三國各自出動了十幾二十名學者教師，分頭負責撰寫自己國家的部份，再譯成另外兩國的語言。儘管如此的分工方式已經隔開一重複雜的爭論，並且願意參與這個計劃的人都算是相當開放開明，但還是免不了有架要吵。因為這三個國家的歷史在過去一百多年來糾纏得分不清彼此，但彼此對同一段經歷又有很不同的理解和習見。更不用說各自的現實政治使得歷史解讀格外複雜，例如南北韓與海峽兩岸的分裂，就絕對影響了近代韓國和中國史的書寫方式，中國人連自己的現代史都說得結結巴巴，何況還要加上日韓兩國？

雖然有太多的問題，但我還是要鄭重地把這本《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推介給所有中學師生，就看在它定位和內容結構的份上。以往學校教史，不外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兩大塊，從來沒有一種區域史的概念。而面對當前的種種歷史爭議，中國人也很習慣地又是用「中日關係」的框架來看，同時還沒興趣認知日本的角度是怎麼樣的，更沒有想到要把韓國加進來構成一種三邊的視野。

比如說金玉均，即使是瘋狂喜愛韓流、深切認識金喜善的國人也不知道他和福澤渝吉、李鴻章一樣，同為近代東亞改革運動家。金玉均力倡韓國應該「廢棄門閥，制定人民平等的權利」，是韓國人心目中的改革先驅，曾經深受日本明治維新的感動，後來他在1894年去上海見李鴻章，希望得到這位鄰邦改革派領袖的外援，結果在會面之前就被暗殺了。這段歷史連很多介紹李鴻章的書都沒有提起過。

想要搞清楚現在面對的中日問題，就得回到歷史；回到歷史就要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局限，上溯至近代歐美列強叩關的年代；從那個年代開始看，就會發現所謂的中日問題其實是包括韓國在內的東亞近代史的一個部份。這樣的視野使得平平無奇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竟有開人耳目的衝擊。

梁文道或黃世澤：醜陋的中國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醜陋的中國遊客》的文章，論盡中國遊客在海外所顯現的各種醜態，結果引發軒然大波，不單是作者，就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都成為中國網上憤怒青年們的謾罵對象。

其實用醜陋來形容中國人的各種惡習，並非《海峽時報》的發明。早在一九八四年，台灣作家柏楊發表了《醜陋的中國人》的演說，公開批評中國人一些常見問題，包括髒、亂、吵，勇於內鬥、死不認錯等等，再配合他以往幽默而辛辣的一些雜文，結果引發一場大爭論。柏楊被部分中國傳統捍衛者猛烈攻擊，而他的書來到中國大陸後，引起知識界一股熱潮，亦成為了八六年和八九年民運的其中一條導火線。

不過柏楊寫《醜陋的中國人》並非為了發洩對中國遊客在海外所作所為的不滿，而是柏楊本著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本著他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希望誠實地指出問題所在，從而令中國人覺醒。不論認同柏楊的觀點與否，他毫無疑問繼承了魯迅等知識分子，啟蒙民智，提升民族思想水平的責任。

很可惜，由於《醜陋的中國人》率直地點出問題所在，而在他筆下，中國人其中一種劣根性，就是死不認錯和死要面子。因此柏楊的書，令某些人很不舒服，引起的民族反思並不多。之後，亦由於《醜陋的中國人》間接引發民主運動，中國政府亦禁了這本其實很有民族情懷的書，最近中國政府才宣布解禁。

中國經濟發展亦越來越多中國人變得富有，不單令他們有更多機會出外觀光，亦助長了他們由國家長期積弱所誘發的自大心理，而自開放改革以來，政府亦不好好去做改善民族水平的工作，中國人結果一去到別的國家旅遊觀光就洋相盡露，引起當地民眾的反感，結果令南洋華人要用英文寫文章，批評中國遊客是醜陋的一群。

香港有句俗諺：「面係人地畀，架係自己丟。」若然中國遊客在海外能夠入鄉隨俗，尊重對方的生活習俗，又願意在八十年代《醜陋的中國人》爭論中反省一下，或許就不會出現，亦不用南洋華人用英文來批評中國人這些問題。

當中國人因《海峽時報》的批評而感到憤怒時，難道中國人沒有絲毫的羞恥？如果一個民族缺乏自我反省能力，就只有請外人來批評一下，希望有人因此發奮圖強，做好自己。光靠沒有反省的憤怒，不能為民族爭回一口氣。

梁文道或黃世澤：小記

【都市日報-兵器譜】不知自何時始，記者愛把自己叫做「小記」。訪問裏有時會出現「小記跟著張柏芝走入辦公室」之類的說法，如果報道附有採訪手記，那就更是「小記」成災，比如說「試過大廚的手勢，小記才知道天外有天」。甚至在寫編輯室內幕一類的感想文章時乾脆署名「小記甲」、「小記芳」、「小記強」等等等等。

自稱「小記」，當然是謙虛的說法，表示自己能力有限，見識不多。有這份自知自覺本是難得的好事。我想起多年前聽台灣的著名評論家、老報人、《新新聞》雜誌的總主筆南方朔曾經說過：「當記者最危險的事，莫過於一個二十出頭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突然成了人民喉舌，要替我們關注社會，監察政府。做記者的難道不該為自己突然得到的權力和角色感到恐懼？難道不該在下筆時感到有千斤重擔嗎？」所以南方朔得訓練每一個來到他手底下的新記者，逼他們讀現代史好知道世局的來龍去脈，唸政治理論好有框架分析政壇亂象，學點古文以便文字有法有度。我又想起吳明林回憶初入行的經驗，那是幾十年前的《星島日報》，頭一年跟「師傅」專做法庭新聞。因為法庭只說英語，可訓練英語聽讀能力；而且報道法庭新聞不得有半點馬虎，可訓練準確真切的採訪能力。老牌名記者陸鏗有本書叫做《大記者三章》，那真是記者身為無冕皇的老好時代，所有「小記」都得以有朝一日成為「大記者」為目的。

現在則是「小記」當道的年代，「小記」有時不只是自謙，可能還是自我設限：我是小記，我就是小記，說不準那天就轉行，何必苦辛。於是有記者去新聞發佈會可以明確地表示：「?？無新聞稿？無新聞稿我返去點寫呀？」。

但能怪那些年輕人嗎？如今這行頭有誰會想幹上一生一世？有必要終生學習當記者嗎？更何況現在的傳媒不同以往，報人不必再有啟迪民智的責任，也不必有胸懷家國的心志，最要緊是傳達資訊，接近讀者。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大記者」，「小記」夠晒親民。更何況現在很多記者都給派去追突發做「狗仔」，為甚麼要讀《資治通鑑》？還有些新聞系畢業生一入行就去做副刊，無非逛逛商場試試新餐館(這可是副刊的主要資訊)，說一句「試過大廚的手勢，小記才知道天外有天」豈不很恰如其份？

梁文道或黃世澤：Kuso（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雖然Kuso是日文字，但Kuso文化很早在香港發展和生根。香港Kuso文化的發展，與香港電視發展史，以及家中電視控制權很有關係。

以往無線有一個皇牌綜藝節目，叫《歡樂今宵》，除了金牌司儀何B何守信、現在大家很熟悉的汪明荃，欣宜的母親肥姐沈殿霞等人做台柱外，還有盧海鵬、賈思樂、廖啟智等人所演的趣劇和搞笑環節。

其中一個經典的搞笑環節，就是拿當時膾炙人口的流行曲和流行樂手來開玩笑。例如羅文的金曲《幾許風雨》、《歡樂今宵》的製作人員有本事變成《幾許瘋語》，由盧海鵬重新以搞笑方法演繹。而達明一派，在《歡樂今宵》時段會慘變成「撻成一派」。

而電視遙控器的主權，一般在母親手上，而母親們對無線節目的偏愛是慣性的，孩子很容易長期跟著母親看相同的電視節目。對香港廿多歲的年青人，他們是看《歡樂今宵》一類的節目大，因此，他們久而久之養成了Kuso文化所需的幽默感，這也是香港Kuso文化的基石。就連周星馳本身也是無線的產品，周星馳成名作《蓋世豪俠》，基本上就是一套顛覆了武俠，玩盡廣東話俗語精要的電視劇集，香港人由這套電視劇認識到甚麼才叫好笑的無厘頭文化。在周星馳無厘頭文化推波助瀾的一些人，例如導演王晶，也是無線出身的。因此，香港的Kuso文化，溯本追源，其實就是電視文化在香港的興起。不過，周星馳也並非一個一成不變的人。周星馳在《少林足球》後，吸收了日本漫畫的精要，再加以發揮，令無厘頭文化得以跨越廣東話文化的框框，闖到台灣、中國、日本甚至荷里活，成為通行全球的Kuso文化符號。像《少林足球》，實現了《足球小將》誇張情節的真人化，連日本人都不敢玩得那麼盡。因此最近日本有人請周星馳拍搞笑廣告，Kuso漫畫《Keroro軍曹》向《少林足球》致敬，亦不是甚麼出奇的事了，正所謂Kuso無界限，好笑好玩就是好的Kuso文化。

在這兒的中年人，實在不用怕Kuso是新事物，會有代溝。只有曾經是《歡樂今宵》、《蓋世豪俠》或《黑白殭屍》的擁躉，就會知道Kuso是跨越年代的顛覆性文化，有香港文化的根，年紀稍大的人，放心去擁抱Kuso好了，那是會令你心境回復青春的。

梁文道：抗戰結束了嗎？（如何紀念抗戰‧二之一）

【明報-筆陣】兩種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是今年全球紀念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戰時死亡人數最多的俄羅斯在納粹德國投降的60周年，於莫斯科紅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一隊前蘇聯紅軍接受俄羅斯人民的英雄式歡迎，光榮無比地經過克里姆林宮，一派戰勝國的氣勢。反觀死傷數字比得上俄羅斯，戰時國體殘敗猶有過之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卻只是出席了一個抗戰展覽的開幕式，相當低調。而且全國上下的官方機構、各級傳媒也是多談當年的苦難國恥，少談勝戰的榮耀喜悅。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勝方，中國卻表達不出一種勝利的感覺。

二是近期各種國際媒體競相吹噓中國的強大崛起，《經濟學人》甚至以「中國統治了世界經濟」為題作了個專輯。而東南亞各地的傳媒和民調也顯示出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日益增加，彷彿王朝時期的朝貢體系隨時再臨。但是中國人自己卻不這麼看，中央政府唯恐中亞的顏色革命降到自己頭上，部分百姓則把美國日本當做兇險的國家。似乎八國聯軍圍攻京師的日子還沒過去，四處仍有強敵環伺，我們依然處在「最危險的時候」。

當然「中國威脅論」有誇大不實的地方，也有很多國人對當前中國的地位深感驕傲。但是巡視一遍中國各大網站的網民言論，我們更容易感到的是一種浮躁不安的情緒。聽說南韓要求中國人以後改稱「漢城」為「首爾」，有人立時上升到民族尊嚴的層次，說些「我們愛怎麼叫就怎麼叫，你韓國人憑什麼？咱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之類的話。少數更極端的言論甚至要合併蒙古、越南，好「振我漢唐天威」。另一方面則是無日無之地討論美國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時時處在被威脅甚至滅國的危機之中。這兩種表面矛盾的情緒其實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都是無法確切把握中國在國際上的位置，沒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現，而且是同一種民族主義的體現。

這種民族主義就是學者劉擎所說的「雪恥型民族主義」，它來源自一連串的「國恥」和創傷記憶，是百年來無數的苦痛塑造出「中國一定要強大」的民族凝聚驅動力，其最具體的日常表現就在中國人很愛掛在嘴上的「中國不會再讓人欺負」。念茲在茲地嘮叨「欺負」與「被欺負」，是因為現今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裏有太多消散不去的創傷經驗，猶如受傷的童年記憶陰影般地纏繞終身。總是被這樣的夢魘折磨，怎麼會有健康平和的心態呢？

這一連串的創傷通常可以簡單地歸結成四個字：內憂外患。而內憂與外患不只互為因果，並且相互纏結在集體記憶的根幹上，剪不清理還亂。在這一系列的外患裏，由甲午戰爭開始，日本就是外患之最。而八年抗戰淪喪了半壁江山，更是近世中國外患史上最大的創痛，其傷口至今淌血，其經歷仍然歷歷在目。因此抗戰似乎仍未結束，中國也沒有一種戰勝國的氣度。

很多人都會說這是日本的責任。關於日本的戰爭記憶問題，我以前說過，不贅。但值得注意的是使得日本右翼依然有壯大土壤，令其國民歷史認識不夠透徹的冷戰體系同樣影響了中國的抗戰記憶。二戰結束之後，隨之而來的冷戰固然使得許多日本戰時政府的官員再度出山，佔日美軍當局也以保持社會穩定的理由沒有徹底清算天皇體制。就算是蔣介石也要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不敢開出適當的賠償條件，反而「以德報怨」，甚至還請日本戰犯當軍事顧問好對付共產黨。另一方面，為了爭取日本成為盟友，中共也不斷向對方伸出橄欖枝。領導人則上自毛澤東，下至鄧小平，三番四次在外交場合中「感謝」日本的入侵帶來共產黨擴大勢力的機會。今天這個局面，難道只是日本政府單方面的責任嗎？

梁文道或黃世澤：Kuso（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Kuso是最近在香港、台灣以至日本網絡玩家很熱門的字，這個字本來是日文，原意是糞便。不過，Kuso不是代表有人無聊變態得去玩糞便，而是代表了一種流行於新生代，跡近無厘頭的次文化。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盛產電子遊戲的國家，每年都有不少精品推出。與此同時，每年亦大量出產一些水準低得令人哭笑不得的遊戲，當中設定狗屁不通得令人苦笑。後來有批日本人，發揮日本文化中凡事認真做的特性，很認真去對待這些水準超爛的遊戲，漸漸發展成網上Kuso文化。

發展至今天，Kuso文化已經不是狹義代表「認真對待爛遊戲」的苦中作樂行為，取而代之是，當網友們見到一些令人發笑的事物，就可以天馬行空，自由發揮，總之你想得出可以怎樣挖苦，而又做到樂而不謔就可以。

在網上，最經典的其中一個惡搞文化符號，是由中國長沙國防科技大學研製的「先行者」機械人。《人民網》日文版，以及不少官方傳媒，當初以中國的科技成就大肆介紹。但先行者機械人樣貌之簡陋，成為了無聊日本少年的大好搞笑題材。

有日本人為「先行者」設計了在胯下發射「中華大加農炮」，之後更有人為先行者作曲，寫遊戲，寫網頁，結果中國國防科技大學的心血結晶，成為少年人快樂的泉源，日本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惡搞文化不只在日本出現，還在香港和台灣落地生根，顛覆傳統文化。

由於周星馳的無厘頭表現，充滿Kuso愛好者要求的顛覆性和搞笑性，在台灣和日本，介紹Kuso文化時，定必提及周星馳，不少周星馳電影對白，更是愛好Kuso文化的人指定金句。政客有時候，甚至會成為Kuso愛好者的至愛。

一直為推廣科普不遺餘力的中大講師曹宏威博士，在上年立法會選舉論壇的一連串動作，成為了網上討論區的搞笑內容。

現時曹宏威上電視，隨後那晚網上討論區都會有大量相關的影像加以借題發揮。而曹宏威網頁上，經常收到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古怪提問和留言，這也是這伙Kuso愛好者的傑作。除了周星馳，曹宏威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流行文化icon。

因此，不要對Kuso這個不知由哪裡走出來的字感到丈八金剛，這是新生代的文化和語言，一種具顛覆性而令人快樂的文化。無厘頭並無過去，而是在Kuso大潮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梁文道：世貿會議又是一齣動作片

【都市日報-兵器譜】「動作！請給我們更多動作， 我們要看的是更多的動作場面」。如果你假裝自己從未看過香港中文傳媒，或者把自己當作一個剛剛學懂中文的老外，看一眼香港媒體怎樣處理年底的世貿部長級會議，你一定會認為香港人對報紙的要求不和對電影的要求一樣，都是要有更多「喋血街頭」式的動作場面。

準備即將來到的世貿部長級會議，許多傳媒開始報道政府到時候會有甚麼安排。非常奇怪的是，不會有太多閱聽人從傳媒處知道這個會議到底是要幹甚麼的，不知道所謂的「部長級會議」在世貿組織裏扮演了甚麼角色，更有可能不知道甚麼是世界貿易組織，和它為何會招來這麼多反對者。

我們只知道它或許會把港島北部變成一個巷戰場；南韓農民很激進，會引火自焚；歐洲來的無政府主義青年是很有經驗的示威者，他們會熟練地踩著滑板穿越警方防。而香港警察將嚴陣以待，不惜犧牲其它地區的保安也要抽調足夠警力坐鎮現場，遇上最壞的情況則會邀請解放軍出山。

但那些南韓農民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示威者到底想要甚麼，我們不明白。這已經不再是譴責傳媒只懂腥膻色的時候了，而且要知道香港傳媒(尤其是印刷媒體)的運作體制本身，就必定使得它只能關注跳樓、砍人、車禍等動作場面多於世貿議題、政策內容等更有「深度」的東西。

自從十年前《蘋果日報》創刊以來，香港幾份主流大報在人員編制上就有了非常大的變化。那就是負責國際版的編排人員數目不斷下降，最近幾年連港聞版的記者人數也不斷縮減。

增長最多的，則是包括「狗仔隊」在內，專門駐守各大醫院、警署附近，日夜監聽警方通訊以便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突發組。一間大報館擁有一支人數過百日夜輪更的突發記者隊，國際版不過五人，並非稀奇怪事。

由於報館認為讀者最喜歡的就是突發新聞，所以它必需得有一大隊機動靈活可以捕捉任何動作瞬間的突發組。這樣的編制體現了報紙生產新聞的方向，同時又反過來局限了報刊新聞的視野和能力。

所以我們大可預期萬一世貿部長級會議香港回合那怕只有一單流血事件，它依然會成為一週傳媒焦點；如果萬幸地平安無事，或許大家會看到一些國際要人夜蒲蘭桂坊伴開房的偷拍鏡頭。至於這個會到底談的是甚麼，那明顯不是重點。

梁文道：一座城市的主題曲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我第一次去紐約，飛機還沒降落，腦子里就自動響起了一首首曲子，比如說蓋希溫(GeorgeGershiwen)的《藍色狂想曲》，響亮華麗甚至還有甜甜的俗美氣味，多麼的紐約。然後，夜裡效仿所有第一回拜訪紐約的遊客，去時代廣場閒逛，看滿街不停閃動的廣告牌，誇耀資本的勝利，嘴里又不由自主地哼出《紐約，紐約》的名句：「我要在一個不睡覺的城市醒來……我那小鎮的憂鬱藍調一掃而空。」(Iwanttowateupinacitythatdoesn’tsleep……Mylittletownbluesaremeltingaway……)。

當然，我來自香港，香港也不算什麼小鎮了，但很對不起，香港有屬於她的主題曲嗎?羅大佑的《東方之珠》?拜托，那簡直是羅大佑的恥辱印記，只能證明再好的音樂家也會有失手的時候。許冠文、許冠杰的《鐵塔凌雲》當然好，但放在《紐約，紐約》那高亢的旋律和伴著它跳起的一排女子大腿跟前，也的確是首來自小鎮的舊調。黃?P顧家輝的《獅子山下》是近年復活的香港精神進行曲，卻嫌太過憶苦思甜，很有第三世界發展中地區苦盡甘來的享清福的小康味，哪像《紐約，紐約》那不知羞恥地全面唱好，無暇地繁華。

一座偉大的城市起碼應該有一首配得上它的主題曲。這種曲子不只要非常正面地把一個資本主義舊社會的腐朽美化成醉生夢死的天堂，還得為它定調，例如不睡覺的紐約。仔細想想，這些以城市為主題的歌曲，原來大部分都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產物，正是又搖又擺(Swing)的大樂隊爵士(BigbandJazz)風行一時的年頭。所以那個時代很興旺的都會大都擁有這類糜爛的主題歌留傳今日，見證它們的風華非自今日始，而是早有豐厚家底揮霍不盡的富家子。巴黎、柏林、芝加哥都是這種城市，上海也因為一首《夜上海》可以名列其中，成為中國唯一有主題曲的都市。

爵士雖然始源於棉花地里的舊調，但孕育它讓它爆發的還是新奧爾良、芝加哥、紐約、舊金山、堪薩斯城等地的歌廳夜總會。所以在爵士樂最流行最大眾化的年代，產生謳歌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節點的這類歌曲，一點也不奇怪；所以這些歌曲的主題老是繞著不息的燈火轉。

例外的反而是《紐約，紐約》，滿溢那個美好年華的風情，它卻生在1977年。約翰‧康達(JohnKander)和佛萊德‧艾布(FredEbb)應幾乎一輩子都在拍紐約的導演馬丁‧斯科塞斯(MartinScorcess)之請，為他的電影《紐約，紐約》寫首歌。他們寫好初稿，有份參演這戲的羅伯特‧德尼羅(RobertDeNiro)還不滿意，叫他們回去重寫，惹得兩位作者很生氣：「他以為他是誰?不就是個演員!還敢教我們怎麼作曲填詞。」沒想到直至今日，看過電影的人少，曲子竟成了新經典，雖新但經典。

什麼歌才配作一座城市的主題歌?必需還要市民自己都認同。紐約人最引以為傲的球隊，美國職業棒球聯盟球霸，洋基隊(Yankee)每回在自家主場的賽事結束之後，都會播放《紐約，紐約》這首歌，歡送數萬紐約球迷離場。這就叫自己人的認同了。只是這首歌有兩個版本，洋基輸了球放的是原唱者麗莎‧米那利(LizaMinnelli)的版本；要是贏了，就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法蘭克‧辛納屈(FrankSinatra)那個輝煌燦爛的重唱本。

梁文道：暑假讀詩正好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雖然「寫詩是一件寂寞的事」是句說濫了的話，但它又是真的。

就從這個專欄說起吧，寫了將近一年，我發現原來沒有談過任何一本詩集。別說詩了，就連香港文學也談得極少。家裏頭有一大堆等待介紹的小說、散文和詩集，有些是朋友送的，有些是朋友的作品但我自己掏腰包買了回來。我很勤快地一本接一本讀，總想有天得好好說一下，可是每當要下筆的時候，就不知如何開始。然後我就看這堆書的體量沉默地愈堆愈大。

到底還是有個預設，總是不想在這裏談一般讀者不會太有興趣的東西，我已經假定了有種人叫做「一般讀者」，又假定了他們的興趣範圍。但這又有誰能說得準呢？正如黎智英都曾在《壹週刊》寫詩，並且結過集子。即使據說賣得不太好，可是誰會想到黎智英有寫詩的興致？我想起英國、美國乃至於台灣都有過推廣詩的運動，效果還不錯。例如倫敦在巴士車廂內廣告牌上印了詩，這個設計就挺好，保證每個乘客一抬頭就能讀到一首詩，下車前正好讀完，帶不一樣的心情去上班。

可是一個不讀詩的人去讀詩是很難的，尤其新詩，很多人一聽就甩手，怕看不懂。所以我一直在等一本既能當作讀詩入門，又能概覽一些香港詩人的書。結果就是這本《咖啡還未喝完》，既是詩人也是評論家的陳智德和小西，編選了羅貴祥、梁秉均、蔡炎培、鄧阿藍等九位詩人的作品，與評論它們的文章。它涵蓋了老老少少幾代香港好詩人，就算不能說是很有代表性，也真是一時之選了。陌生的讀者可以看看那些評論，不一定都易讀，但一定可以在認識一個作者的同時，掌握些欣賞詩欣賞文學的門道。

比如說抒情，以前中學時代背過一些徐志摩的人大概以為就是句句感慨的文藝腔。且看這本書裏的劉芷韻，年紀輕輕，就被認為是「漢語詩歌最優秀的抒情詩人之一」；但她的抒情雖然動人，卻絕對是另一種營造感知的路數。又比如說寫實，鄧阿藍寫了很多描述勞工階層的詩，還被港台拍成電視劇；不過那又不只是所謂的反映社會現實那麼簡單。這本集子都有選詩示範，都有評述分析。

回到詩人的寂寞。這本書脫胎自一個詩社的定期聚會，每逢周末就在旺角鬧市的小閣樓上誦讀研究，與街上人群河水井水互不相犯。但他們生命健康，沒有埋怨沒有不遇之嘆，正如集子裏關夢南《歸去來兮》寫一個遲暮中年的胸懷：「不再年輕╱是應該退下來的╱我不會怪社會嫌棄╱城市是好城市╱香港是好香港╱十四歲來港工作、學習、思考╱乃至於以後的結婚生女╱國家不能給我的東西╱這個城市給了我……」開闊坦蕩地，有人依然寫詩，儘管你在樓下聽不到。

梁文道或黃世澤：日本和平主義的新定位

【都市日報-兵器譜】日本的「草根和平主義」(grassroot pacifism)曾經是一種很吊詭的運動。每年的廣島原爆紀念日，我們都會看見一些盛大而莊嚴的紀念活動，很多廣島市民會在原子彈投放到著彈點的那一刻躺在地上，紀念當年死去的受害者。

但是身為二次世界大戰的被侵略國，中國人會很敏感地發現廣島原爆紀念館沒有太多關於戰爭責任的介紹，沒有說到整場太平洋戰爭的源起。

日本是唯一遭受過核武攻擊的國家，這個獨特的經歷使得它在國際的反戰和平運動擁有獨特的道德地位。由於核武的威脅太有末世的恐懼氛圍，因此被兩顆原子彈襲擊過的日本，遂有機會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現，這個身份不必和它作為戰爭發動者的角色相衝突，但往往帶著掩蓋了後者的光環。

許多日本草根和平主義者對那場戰爭的看法是「我們大家都是受害者，所以不要再計較過去的誰是誰非，一起締造和平的未來吧」。這種態度，對於堅持要更認真看待歷史的中國人以及韓國人來說，自然很難接受。所以每逄廣島長崎原爆紀念日，看著種種紀念活動，許多中國人都會覺得很不是味道。

可是到了日本政壇正在急速右轉的今天，日本的草根和平主義有了很不一樣的定位。許多左翼學者認為日本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保守派和右翼「正常化國家」的企圖。

所謂的「正常化國家」就是要和任何一個正常的國家一樣擁有自己的軍隊，而不是有實無名的自衛隊。如果日本想正式建軍，那就表示要修改和平憲法，把其中限制其建立軍隊的第九條刪掉，有人甚至認為在此之後，右翼最終目的是讓日本擁有自己的核子打擊力量。目前鼓動首相小泉純一郎赴靖國神社參拜的右翼勢力正是希望日本建軍的同一批人。

正是在這一點上，本來和中國不太搭調的日本草根和平主義，與其代言人如廣島市市長，突然成了中韓可以爭取可以合作的對像。

因為對日本的和平人士而言，右翼眼中可恥的憲法第九條是日本這個國家值得驕傲的獨特之處。所以小泉純一郎才會在今年廣島原爆六十週年的紀念會上被人喝倒采，廣島市民不只反對核武，他們也反對日本擴軍。整體政治局勢的改變，使得日本草根和平主義的定位有了新的意義。

梁文道：全香港都是流浪狗的地盤

【明報-筆陣】我們都知道什麼是「地盤狗」。在香港的樓市高峰期，幾乎處處都有地盤，凡有地盤就有地盤狗。可是這些在建築工地上穿梭巡邏的狗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對大部分地盤建築工人以外的市民來講，卻是個謎。當然，我們平常也很少想到這個問題。

直到最近，傳媒爆出了即將開幕的香港迪士尼樂園，原來在過去兩個多月曾要求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到他們竹篙灣地盤捉走45頭「流浪狗」，而且大部分已遭人道滅。這才引起許多保護動物團體的非議和網民的爭論。由於迪士尼樂園這個地盤格外惹人注目，又因為迪士尼以幾隻卡通動物做標誌，向來宣揚一種和善可親的形象，大家才會特別留意迪士尼公司怎樣處理地盤狗。畢竟「高菲」(Goofy)也是一隻狗。

其實比起許多地盤管理者在大樓建成，自動解散地盤狗隊的做法，迪士尼公司通知漁護署捉走狗隻，原來已經是合乎政府規定的「負責」做法。漁護署對待地盤狗，其實有一套政策。它在2002年10月24日頒布了《在香港的建築地盤飼養狗隻的守則》，其中清楚列出地盤管理者的責任，包括「不得棄養狗隻，送還漁農自然護理署或愛護動物協會」。

迪士尼公司既然依循守則，把地盤狗送交漁護署，何以又會遭人物議？除了它的公司形象之外，莫非漁護署的守則本身就有問題？看一下數字，光是在03/04年度漁護署就收到了759隻流浪動物。但在公開數據裏面，我們既無法分辨這些流浪動物裏面有多少頭貓多少頭狗，也不知道這些流浪狗裏哪些是地盤狗哪些不是。從這個未分類的數字看來，漁護署極有可能把地盤狗也當成是流浪狗處理。

可是地盤狗真的是流浪狗嗎？這些狗平常把守地盤財物建材，不讓宵小有可乘之機；護衛地盤工人，使之不受「閒人」干擾。而且，這些狗與工人日夕相處，不只為勞累沉悶的工作生活帶來了安慰，也生出了一般飼主與寵物的感情。一旦工程結束，工地管理者和建築公司就把牠們遣送給漁護署，這是負責任的做法嗎？有些寵物飼主養狗養悶了，或者覺得牠不再可愛失去了娛樂的功能，就把牠送去愛護動物協會。這種做法雖然合法符規，但還是會被人斥責為沒有良心。地盤管理人和建築商對待地盤狗的態度不也是如出一轍嗎？何大部分被遺棄的動物都下場淒慘，愛護動物協會在03/04年度收到了5318頭被遺棄動物，而因為各種原因(例如協會空間不足)要「人道」滅的動物居然有5801頭。這裏面有多少是曾經守護如迪士尼樂園那樣的工地的地盤狗呢？

深明公關之道的迪士尼公司後來迅速作出補救措施，和愛護動物協會合作，把地盤裏一頭3個月大的小狗命名作「迪士尼」，呼籲市民認養。但是迪士尼還是得面對更多的「犬患」，根據8月7日的《南華早報》，大嶼山陰澳及竹篙灣一帶還有很多流浪狗，樂園工地本來也是牠們起居逡巡的地盤，牠們可不會在意你這個樂園准不准野狗出入，收不收門票。未來的迪士尼樂園和旁邊政府管理的公園，可能也會遇上這批沒有預約的動物。到時候該怎麼辦呢？也把牠們都抓走嗎？

經人飼養或束禁在某個區域，然後逃出走失再度「野化」的動物，在全世界的城市管理者眼中都是個問題。說起來，這些問題不外乎人身安全、環境衛生和交通秩序這幾樣，但其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秩序問題，那就是人與「非人」(non-human)社會與自然的劃界問題。所有的文明都要處理這兩端的區分配置，也都有一套自己的處理方式。我們熟悉的現代西方文明把地球空間分成3個層次：城市、鄉間、野地(或者是「大自然」)，而所有的動物也被分成3類，應該各安其位地棲留在這3層空間之內。基本上城市裏的動物就是經過閹割潔淨養在家中的寵物，豬馬牛羊等牲畜可以在鄉間農村活動，其他與人類最沒有往來的動物就該在人類接觸範圍之外的「大自然」裏。

這種秩序不只是空間的分類，也是動物的分類，它是人類按照自己對理想生活的意願定立出來的藍圖。只不過動物不一定都會聽命於人的理想秩序，所以北美洲部分城市一到夜裏就成了浣熊的天地，印度部分城鎮則有猴群聚居。很多城市居民無法接受路邊會有動物的排泄物，更害怕開車會撞上野牛糜鹿，但卻很少想到這等清潔和交通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必定要付出的代價。人類與其他物種分享地球是不可避免甚至必要的事實，人類的空間秩序卻是自己的一廂情願。

為寵物絕育，設立愛護動物協會等機構去收容流浪動物等候領養，這都是為了防止寵物變成城市裏流浪族群，和把流浪動物的生態吸收回歸到寵物行列的辦法。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嚴格區分城市、鄉間和野地等3種空間的層級，讓所有動物停在牠「應有」的狀態和位置，好使人們活得文明舒適。不過看一看源出「馬騮山」且日漸伸展蔓延的恆河獼猴群落、新界及大嶼山等離島的野化牛隻，就知道這是一場很難完成也不可能終結的鬥爭。

上次我提及中環老排檔民園麵家的結業，說那是經濟理由在作祟，其實還遺漏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香港特別嚴厲的空間秩序控制慾。我們的政府對空間的管理有非一般的堅持，認為文明城市的街道應該像上個世紀初的現代主義建築大師所說的一樣，只宜人來車往，不容商業交易和任何其他活動發生。所以街頭熟食檔要一一清除，甚至在公園走道上唱歌跳舞也有「阻塞交通」(康文署語)製造「危險」的機會。而我們的家長和小孩在火車車廂碰到不慎飛進來的甲蟲等不該在此的昆蟲，則務必踩死牠而後快。

陰澳和竹篙灣流浪狗群帶來的最有趣問題，就是在這個城市擴展到鄉間的過程裏，香港政府和另一個以嚴格維持空間秩序聞名的公司(有些學者甚至把迪士尼樂園叫做controlfreak)會怎麼對待這些動物原居民。

梁文道或黃世澤：會考狀元

【都市日報-兵器譜】每年會考放榜，各大傳媒例牌都會追訪一些報考了很多科目，並且能成功在那麼多科目全取「A」的考生。雖然中國科舉制度已經被廢除，但科舉彷彿借屍還魂般依附在源自英國的會考，這些考生並稱為會考狀元。

不過，這些曾經在會考取得佳績的人，一生人很可能只在傳媒如此風光一次，除了出身自九龍華仁書院的現任東區區議員，前立法局議員李汝大，以及因其美貌得到不少少男歡心，出身自拔萃女書院的彭匡怡，筆者對其餘會考狀元日後在社會的發展，印象模糊。

很多在社會上的成功人士，都並非會考狀元，但為何傳媒總愛追捧這些會考狀元？在中國古代，身為平民要在太平盛世晉身權貴，除了學魏忠賢般的流氓自閹成為太監，科舉是最正常的途徑。一個家族可以傾盡男女老幼之力，資助家族其中一位男丁寒窗苦讀，為的只是晉身翰林後，由官職所帶來的榮華富貴。

在戰後，香港華人要在社會向上爬，除了像李嘉誠般白手興家致富，就靠在學校苦讀，在會考取得好成績，之後再進香港大學，畢業後成為專業人士，甚至殖民地高官。在五六十年代這段艱難的日子，成為會考狀元差不多就進了大學。因此，潛藏於中國文化的狀元情意結，在香港留存下來，令會考狀元每年都得到市民的羡慕目光。

另一方面，傳媒如此報道會考狀元，也代表了中產一種自我肯定、基層的一種期盼。由負責報道新聞記者到閱報的專業人士，誰不是會考的勝利者？在會考狀元的報道中，他們會回憶以往風光歲月。而基層亦在會考狀元身上，找到了他們的一絲曙光。原來他們的下一代，還可以靠寒窗苦讀而出人頭地。因此，關於狀元們的報道是有一定的新聞價值。不過，時代已經改變，會考固然已成為了一些教育改革倡議者的眼中釘。會考中取得佳績，都不代表日後的風光歲月。以往大家認為做了律師、醫生一類專業人士，日後便能生活無憂。但現在私人執業醫生要每天開診十多小時，維持診所皮費。律師要在報紙登廣告，靠幫人做債務重組來維持。寒窗苦讀，都不代表能夠翻身。在會考狀元都可能不值錢的年代，又有否代表著這個社會缺乏階級流動性，貧者難脫貧，富者可更富？這才是今天會考狀元風光背後，所潛藏的一堆問號。

梁文道或黃世澤：末日時鐘

【都市日報-兵器譜】1945年，一群參與過美國研製原子彈「曼哈頓計劃」的核物理學家「良心發現」，組成了一個叫做「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的團隊和刊物，向公眾宣傳核武器的危險，希望把這種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武器徹底消滅，或者至少控制在最小的數量和最安全的範圍之內。

為了把人類面對大規模毀滅的危機用最具體最可感的方式表達出來，「原子科學家公報」在1947年設計了一個叫做「末日時鐘」(doomsday clock)的圖像。

這個鐘的鐘面總有一支時針指著12點的位置，如果分針也走到12點這個地方，那就表示「午夜」終於降臨。這一刻是發射核武倒數至零的時刻，也極有可能是人類與地球的末日。

當這個末日鐘在1947年面世，它的分針就指在離午夜只有7分鐘的刻點上，自此之後從未有比11點43分更安全更遠離末日的時間。

六十年來每當有一個國家宣佈核武試驗或者擁有核武，它的分針就會被撥近零點；每當有新的核武限制條約出爐，或者遇上了國際情勢趨緩的傾向，指針就會離午夜遠一點。

決定這根致命分針移動方向和跨度的，是「原子科學家公報」背後的一眾科學家和研究國際局勢的專家。「末日時鐘」上一回移動，是在2002年的2月27日。自那天起，它就停在距離世界毀滅只有7分鐘的地方，與它1947年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完全一樣。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和前蘇聯宣佈締造減少戰略性核武條約，世界曾經樂觀地以為核戰的時代終將遠離。畢竟今年已是原爆的六十週年，沒有人不知道核武的可怕。

但是當年恐怕沒有人想到今天會有「反恐戰爭」，也沒有多少人料到恐怖分子可能會擁有生產核武的技術，更沒有人想到贏了冷戰的美國會單方面拒絕控制核武的約定，布殊政府會退出當日和蘇聯簽定的協議。末日的陰影，依然在我們頭上徘徊。

梁文道或黃世澤：欺上瞞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四川出現不明來歷疫症，因死豬搞出百多人染病，數十人死亡，加上青海的H5N1病源未明，世人對中國來的疫症相當擔心。中國官方的資訊，很多人都不相信。因為中共建政後，有相當悠久的欺上瞞下的傳統。

令任何疫情資訊，都不能夠自由流通。中央政府未必知道地方發生什麼事，一般黎民百姓手頭上的資訊更相當混亂。世人對疫情固然相當關心，但為何地方官員永遠都不報告實況，這又與整個中共建政後領導人好大喜功，以及缺乏制衡有關。

中共建政後十年未夠，毛澤東不按當時中國的客觀環境，搞起三面紅旗，亦即人民公社、大躍進和總路線。由於先前已經有三反五反，大鳴大放等政治運動，如果官員犯顏直諫，力指毛澤東提出的主張荒謬無稽，不單烏紗不保，而且可能成為專政對象，下場悲慘。下級為求官運亨通，官員只好將生產數字放大好幾倍來報，迎合一下領導人的口胃。雖然，中國在大躍進中餓死了不少人，付出沉重代價。但由於領導人依然好大喜功，官員認為欺上瞞下，是保護自己的妙法，結果造就官員不理人民死活，明明大災難在前，都硬講成盛世。

在民主社會，有疫情而不報可以導致政府倒台。但在中國，有疫情不報而不被揭穿，就可以瞞天過海，還可能藉虛假的報告，以及在上層的人脈關係步步高陞。加上中國疆土太大，正所謂山高皇帝遠，中央政府如何英明也好，亦不可能事事都去理，核實每一個官員呈交的報告。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官員們欺上瞞下的膽子就很大。

中央領導人有時為顧及面子，更可能明知地方在說謊，也要參與這種遊戲，事後才想辦法如何收拾殘局。地方官欺上瞞下的膽子因而也更大，近五十多年，這種故事不斷重演，最後搞得中國政府信用破產，一有疫症，無人相信中國政府講的一套，世衛人員親自調查後，世人才安心。

只要中國政治制度沒有變，領導人依然愛聽好說話和愛面子，一旦出現懷疑新疫症，世人除了擔心，就沒有其他事可以幫助中國，睜著眼看疫情爆發，甚至蔓延至其他國家。不要小看透明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一個不會鼓勵官員虛報實情的制度，可以為世人帶來無數安枕無憂的日子。

梁文道或黃世澤：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都市日報-兵器譜】衛生及褔利事務局局長周一嶽最近提出了一點醫療改革的方案，意思是目前的公共醫療服務已經太過昂貴，政府就快負擔不起了，各位市民得做好自己多掏一點腰包的準備。

政府方案的詳情大家都還不大清楚，但多數論者都贊成「市民應該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不能老是用很低廉的價錢「濫用」公立醫院。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是一句聽起來很正常很自然的話。從小到大，我們就被告知要「愛惜自己的身體」；朋友見面常說一句「take care」或者「保重」，指的大概也是閣下得好好保重身體健康。在這樣的氣氛底下，我們很容易產生這麼一種印像，就是我的身體健康與否完全操之在我，與他人無關。但我真能百分百地掌控我自己的身體條件嗎？

正在看著這份報紙的你，是否正在上班途中？你每天要在這污染日益嚴重的城市工作多少小時？你可試過通宵達旦地趕著完成手上的計劃書或者明天得交出來的報告嗎？你知不知道睡眠不足會影響你的健康？你知不知道沒有時間做運動，上了年紀吃苦的可是你自己？但你可以拒絕加班拒絕過長旳工時或者上司夜間突如其來的一個電話嗎？當然不能。如果，只是如果，有那麼一天你的機器出了問題，要去醫院接受長期的治療。醫生或許會告訴你，你平常太不注意保養自己的身體了，為什麼睡得那麼少？為什麼不定時去做Gym？現在政府的政策要變了，「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你得自己拿多一點錢出來用在醫藥費上，這很正常吧？

為了預防這不幸一刻的到來，你從今天開始或許會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有升職加薪的機會。你也可能乾脆杷心一橫，晚上多幹一份兼職。或者學學你的同事，不是有越來越多的同事去上夜校多讀一個文憑嗎？自我增值，就算不能馬上找份更好的工，起碼保得住自己手上那一份。然後你就可能有更多的錢，這筆錢可以用來買更全面的醫療保險，也可以準備那不幸的一天。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真是一句再正確也沒有的話，就像「制定最高工時會破壞香港的競爭力」，和「太高的環保標準會增加營商成本」一樣，都是我們這個城市的真理。

梁文道：凱撒的歸於凱撒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常看美國報刊雜誌和其他出版物的朋友，可能發現下筆論政最具威力的，往往不是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甚至政治學家，而是一批法官、律師和法學家。香港人最熟悉的可能是理察．波斯納（Richard Posner），立場偏向保守，但出言驚人，是美國一眾法官中的明星級人物。此外時時在《紐約書評》等文化刊物上撰文的朗奴．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深受民主黨巨頭歡迎的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則是法學院裏寫作最勤，在幾場重大論辯中無役不與的健筆。

在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裏面，法律乃整個社會機器運轉的具體規則，一方面是民主正義等抽象原則的體現，另一面則是婚姻工作等百姓生活背後的框條。法界中人寫時事評論的好處，就是他們能夠出入抽象原理與社會現實之間，不會抽空地糾纏意識形態爭議中，也不會迷失在日常世界的枝蔓細節裏。

近幾年來，香港的大律師成了政壇紅人，晉身議院者有之，在媒體上發言的更多。余若薇、湯家驊和梁家傑都先後結集出書，聽說也很受歡迎。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吳靄儀，畢竟她的傳媒經驗最深，文字功力又好，懂得把本來可以很枯很乏味的東西娓娓說成一則故事。

香港大律師公會憲法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主席羅沛然，是另一個我追讀的作者。《一株活樹》是他七年來第一本評論集。只是對大眾來說，這本書未必可口易讀；他的名字也未必有其他明星大律師響亮。但熟悉內情的人都知道，勤勞又細心的羅沛然是大律師公會的「文膽」之一，參與了回歸以來公會的幾份重要文件，包括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建議書。

「一株活樹」是個很鮮活的意像，說的是《基本法》這部特區小憲法，猶如一株自然生長的樹，初始制定時只是一顆種子，實施起來經過解釋和應用，遂抽芽茁長，枝葉兼生。但正如羅沛然在自序裏說的，「問題是這株樹應由河水還是井水灌溉？狄臣首席法官在『亨特案』中認為，法院進行釋憲時，應『與時並進』，以上述原則為本。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解釋《基本法》，大體上亦如是，故有很多人將《基本法》當作『許願樹』，要它庇蔭保障，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只要『按原意釋法』，便有若轟雷，折枝挫根」。

《一株活樹》囊括了七年來涉及《基本法》的爭論，一篇篇文章重溫下來，不只發現這棵小樹的成長曲折艱辛，而且也看到回歸以來香港社會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我不願說這叫做「濫用司法體制」，但的確有越來越多的政治爭端被擺上了法庭，從中學學語言直到維港填海，莫不經過法院一圈。這到底是政府當局的智慧手段出了問題？還是市民除此之外別無他途表達意見？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呢？

畢竟法院不是解決所有社會政治問題的場所。長於法治問題的羅沛然在討論安樂死問題時也清楚點出了法官判決的性質和局限，那只是法律問題的法律答案，生命意義和社會資源分配又豈能期望有最終的法律解決。

梁文道或黃世澤：穆斯林兄弟會

【都市日報-兵器譜】埃及發生針對遊客的恐怖襲擊，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麼多年以來，都不斷有外國遊客在埃及的旅遊勝地遭到毒手，不是被炸，就是被機槍掃射。說來奇怪，埃及政府在中東伊斯蘭世界之中，一直對西方國家比較友善，而且旅遊業也向來是它的經濟支柱之一， 為甚麼會發生這麼多仇外的事件呢？

很多人恐怕不知道埃及正是現代激進伊斯蘭主義的起源地，阿富汗、巴基斯坦、利亞和伊朗等地的許多恐怖組織和極端思想主張，大都受到埃及一幫「兄弟」的影響，這幫兄弟就是「穆斯林兄弟會」。

香港傳媒普遍採用西方傳媒慣用的字眼，把「基地」和「塔利班」這些組嬂稱作「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其實這些組織自已很不喜歡「原教旨主義」這個稱號，因為「原教旨主義」是英文Fundamentalism的翻譯。它不是來自伊斯蘭教，卻是來自美國南方的保守基督教，這批基督教抗拒很多現代化的「不良」影響，主張保守教義和「原本」的聖經教訓。西方傳媒把「原教旨主義」用在部份伊斯蘭教徒身上，是因為後者也是一種抗拒西式現代化，回歸經典教義的勢力。只是後者往往比較喜歡「現代伊斯蘭主義」這個稱號。

而第一個「現代伊斯蘭教主義」社團就創立於1928年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這個組織的創始人哈桑．班納也是今天各種激進伊斯蘭思想的源頭。哈桑．班納激進的地方是他一方面十分現代化，接受西方科學思想；另一面則主張回到穆罕默德時代政教合一的「哈里發制度」，簡單地說就是由教長主持大政的神權政治。可想而知，這種思想不只對殖民時代的政府帶來衝擊，就算對後來的軍人政權和議會政制等世俗化的政府來講，也是個大麻煩。

穆斯林兄弟會從最早的「七君子」，迅速擴長成兄弟遍佈各國的龐大國際機構，影響力無遠弗屆。

它不只是埃及獨立的最大助力，也是獨立之後埃及數任政府的眼中釘，就是因為它十分抗拒西式的社會生活方式，更反對世俗化的政權。雖然和所有的大型組織一樣，它也會分裂，但它的分裂卻像蒲公英的孢子飛散一樣，反而在四處開枝散葉。如今對付遊客的埃及恐怖份子，和橫行全球的新型極端組織，莫非穆斯林兄弟會的子孫。

梁文道或黃世澤：海外併購（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世上有不少大企業的合併，都做不到收購前想要做到的「1+1=3」的效果，原因除了決策者看錯市場走勢，更因為兩間公司合併後，無法妥善處理公司的文化問題。

兩間公司不單無法將原有的公司文化發揚光大，相反更演變成一場內鬥，能量都消耗在內鬥之中。

而中外大企業的合併，要解決當中的文化差異，更屬高難度之舉。大家光是看看併購IBM PC業務後的新聯想集團，要管理原有IBM過萬名不同國籍的員工，由原有IBM PC業務主管來當新公司的CEO，新公司高層管理層中，中美各佔一半，公司總部在美國紐約，但聯想的決策中心和母公司卻在中國和香港。光是看新聯想的狀況，大家可以想像得到，新聯想未來要面對多大的文化差異問題。

一般而言，對當地文化和市場了解比較深，可以較容易克服文化差異問題。哈爾濱啤酒成為了一間美國公司後，都未聽聞有大問題，很大程度與哈啤母公司多年在中國經營獨資啤酒廠的經驗有關。

如果兩種文化的公司合併，但新公司任由一個外籍管理人員，大刀闊斧在無包袱下進行改革，其實都未嘗不可。

日本日產汽車，在法國雷諾汽車入主前，一直無法與其他競爭對手周旋。法國雷諾控制日產後，竟然派了個不懂日文的卡諾斯戈恩(Carlos Ghosn)做行政總裁，但後來大家發現卡諾斯不懂日文成為了優點，他可以摒除不少文化包袱替日產進行改革，最後成功令日產再憑藉雷諾的實力再生，現在被日本人捧為偶像，更激發了新力(Sony)乾脆找個英國人做行政總裁，為新力瘦身。

不過，日本人一向都不介意向值得學習的對象虛心學習，俯首稱臣。由唐代到明治維新，日本人對海外的優秀文化都來者不拒，並無中國人的天朝心態，更不會像中國不少管理人般，一味只是戀棧權力，並無為企業的整體大局著想。

聯想找IBM PC的原有主管來做行政總裁，確實是大膽構思，由日本新力和日產的例子來看，這也是夠先進的做法。不過，能否收到像日本一樣的效果，令收購不會因文化衝突而失敗告終，就看聯想管理層能否像日本人般，放心由外國人做，還是像傳統中國人般，事事都要管，拖著外人的後腿走。

梁文道或黃世澤：海外併購（中）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公司一方面在海外併購知名品牌，但另一方面，外資大企業亦藉收購中國一些國有企業，藉此迅速攻佔中國市場。英資匯豐銀行入股交通銀行，為進軍中國銀行業鋪路。

而世界兩大啤酒廠南非SAB，以及美國安海斯﹣布甚(Anheuser-Busch)較早前爭奪國有哈爾濱啤酒的控制權，最後由美國公司Anheuser-Busch成功奪得控制權，而Anheuser-Busch更是青島啤的第二大股東。

外資在中國的獵物，大多數是一些仍然有錢賺的國有企業，或有關產業相當有前景的國有企業。像啤酒，中國一直以來都聲譽不錯，不少在港外籍人士都是青島啤的擁躉。而銀行業一直受到政府保護，成為了國有企業的資金來源。但在中國加入世貿之後，中國政府要按協議逐步開放銀行業，外資的管理水平，以至資產實力，對身家日益豐厚的新富裕階層很有吸引力。大家看看不少自由行旅客，來到香港就找外資銀行開離岸戶口就知。

而這些藉收購來進軍中國的企業，已不是像開放改革初期的外資企業般，在中國盲目投資而焦頭爛額收場，亦不像那些中國企業去到海外買些陷入泥沼市場的公司。這些公司在中國已經有一段時間，甚至他們投資了收購對象好一段時日，對收購目標的市場潛力以至內部管理都瞭如指掌，絕非隔山買牛之舉。

以英資匯豐銀行為例，匯豐本來就在香港和上海發跡，服務華人經驗老到，亦有不少熟悉中國情況的員工參與中國業務的運作，選擇合作夥伴亦很謹慎。而南非SAB以至美國Anheuser-Busch都長期有投資中國的國有啤酒廠。南非SAB做了十年哈爾濱啤酒第二大股東，而美國Anheuser-Busch都做了青島啤股東好一段日子，接近十年，近年不斷藉可換股債券，增加在青島啤的影響力，現時持股量已經與中國政府所持的股權不相上下。

由匯豐、南非SAB以及美國Anheuser-Busch等大企業的中國併購經驗都可以看到，真正的老手要在中國市場藉併購大展拳腳，並不急於一時，而是謀定而後動，不會狼吞虎嚥，見公司就買，而是經過長期觀察和合作，再等待政策改變的時機，再行下手。

因此，華人企業要收購海外企業，除了要選擇合適的公司，更需要學習外國一等大公司的耐性。為了擴充業務而不顧一切進行海外併購，到頭來焦頭爛額都是東主、小股東以至國家的損失。

梁文道：傻瓜，這是經濟！

【明報-筆陣】中環排檔民園麵家被迫結業，利東街居民自力規劃保留案則被城規會否決，這兩件事有什麼共通點呢？我們的第一反應或許是慨嘆香港傳統文化的失落，老香港街頭景觀的不再。如果拉上經濟角度，或許還可以指出這些風景的漸次失落，可能會打擊了香港的旅遊業。正好最近剛有調查發現部分自由行遊客覺得香港愈來愈沒吸引力，重遊價值不大。我們可否衡量一下，每天「幻彩詠香江」用錢燒出來的煙火，與幾間排檔一道老街比較起來，誰更有魅力？

責怪香港人沒有文化，批評政府或城規會及市建局一類的官方機構沒有視野，是一種很直接的情緒反應，甚至直接到了淺薄的地步。我們的官員真的沒有視野沒有文化嗎？以民園麵家為例，有官員回應提問時答覆，它的結束不代表雲吞麵文化的消失，因為它可以搬進街舖營業。難道他們就真的聽不懂別人說的話，不知道大家惋惜的是「排檔文化」，而非「雲吞麵文化」嗎？我不相信。我甚至不能相信說民園麵家一類的排檔製造噪音、衛生欠佳是政府決心收拾排檔的真正理由。大家想想看，比起香港，東京是更乾淨還是更髒亂呢？日本人是更注重衛生還是更不顧清潔呢？為什麼東京政府仍然容許街頭拉麵檔的存在呢？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比不上東京政府，不知道如何營造一個安全衛生的街頭熟食環境。環顧東亞這麼多個城市，漢城、北京、上海、台北、廣州、吉隆坡、曼谷甚至新加坡，沒有一個城市的政府打壓街頭商販和排檔如香港這般嚴厲。為什麼？

20世紀的50年代，負責管理小販的市政局曾經訂立明確的小販政策，在規管秩序及衛生的前提下仍然承認小販這種行當是很重要的。因為小販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給驟增的貧困人口，給了他們自力更生的空間，而且也讓市民可以用低廉的價格滿足生活上的需求。其後，市政局的小販政策日趨嚴格，小販管理隊的規模則不斷擴大，其開支到了1997年甚至達到一年11億元的地步。為了收縮街頭小販和排檔，政府可說是不顧成本也要達成目標。

那麼，各種「非法」的無牌小販是不是真的危害到了市民的健康安全呢？恐怕不是，因為光顧小販最危險的時刻就是遇上「走鬼」，假如政府不捉小販又何來「走鬼」？如果怕他們的熟食不清潔，何不合法地發給牌照再按規定監控呢？事實是政府立意要收回所有合法街販的牌照，才有今天民園麵家結業的風波。

從市場規律看來，小販其實很懂得回應消費者的需求。在他們仍未被大舉撲滅的年代，很多公共屋和舊區街道都會在下午4時左右開始形成「黃昏市集」，這當然是放學學生和家庭主婦吃廉價點心的HappyHour，也是下班人流出現順路購買現成晚餐配菜的時候。小販們自力創業，完全不違反自由經濟原則。怕他們逃出稅網的話，還可以用牌照方式規限。那麼他們到底錯在哪裏，導致香港政府務必去之而後快呢？

小販就是錯在沒有租舖。不租賃商場和街道上的舖位，他們的營商成本就會變得很低，不利於花錢租賃舖位的競爭對手。如果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在街頭擺賣，那麼商場要靠誰來填滿呢？而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自土地，土地則經過買賣而成為香港龍頭產業地產業的「壟斷地租」(monopolyrent)；透過房地產交易，香港遂成為國際金融投資資本最理想的市場之一。換句話說，小販和排檔之罪不在不安全，不在不衛生，亦不在不交稅，而在於它違背了香港經濟的主導邏輯，所以它注定是一種不入流的「非正式經濟」。

同樣道理，市區重建局之所以不願意採納日漸通行國際的住民參與式舊區規劃，原因也在於它非得搬走原區居民不可。唯獨如此，它才能完整地把一塊空白的土地賣給地產商，讓舊區變成加入市場的新資源。而且也只有如此，以商業模式運作的市建局才能分得花紅。這才是市建局「活化市區」和「改善居民生活」等言詞背後的真正動力。

利東街重建案有趣的地方，是行動原則不變的市建局和城規會遇上了新時代。在這個講求創意經濟，世界各地爭相以本土文化特色競爭遊客和創意階層的時代裏，以經營喜帖印刷零售知名的利東街也被認定是一種「老灣仔的文化象徵」。所以城規會才會要求市建局在重建此區時切記要保留它的特色，市建局也才會主動提出定將保存利東街代表的傳統婚姻民俗色彩。畢竟這是一個土地不只是一塊土地的時代，一塊土地的價值不只是由其所在區位決定，還包括了附染其上的文化價值。正如紐約蘇豪區的地價之所以昂貴，必然與它的文化藝術風情相關一樣；利東街的重建如果在商住樓宇之外多一小座婚俗博物館，甚至留一幢唐樓，不只不是浪費資源的多餘之舉，反而是替產業增值的妙事。

但問題是這等增加了的價值來自哪裏？利東街的婚俗形象不是來自政府的英明規劃，也不是來自地產商的營銷策略，而是來自利東街一群小業主小租戶幾十年的開發經營。所以，若利東街日後新建物業的價值因為其特殊文化定位而有所增加的話，肯定離不開那些要被迫遷離但卻始創這些附加價值的居民。不知市建局付給利東街住戶的賠償金額可有算到這點？

準此我們可以猜測民園麵家未必不會有復活的一天，只要那一天有人發現中環某條老街可以化身成香港大牌檔文化街，把它發展成商住綜合物業，底下的街道變成行人專用區租給商戶，而且設計成傳統排檔格局。民園麵家當然可以重返中環街頭，只要它交租的話。

梁文道或黃世澤：海外併購（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一年來，中國企業相當熱中於併購海外有名大企業。近日中海油併購優尼科(UNCOAL)搞得熱哄哄，而聯想購入IBM的PC部門，引起了轟動。中國有名電器製造商海爾，曾經想收購美國老牌電器製造商美泰(Maytag)，但突然殺出惠而浦(Whirlpool)這個程咬金，最後功敗垂成。

到底中國企業頻頻出手收購大企業，大品牌的意義何在？他們的收購是不是物有所值？

撇除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的國家能源戰略價值不談，聯想和海爾的收購的目的，都不在技術，而在於品牌和行銷網絡。

聯想和海爾都是中國進軍海外多年的製造業公司，以往以廉價取勝，但廉價產品的利潤不高，亦容易受到其他國家廉價產品的威脅，在海外建立品牌亦未能成功。為了盡快提高產品的知名度，以及保證在海外發展的前途，不被其他新興國家威脅，因此他們用以往積累下來的資金，加上在香港集資得來的錢，在海外進行併購的工作。

不過，與台灣公司收購海外大品牌的做法相比，中國企業近年在海外進行的併購工作，當中價值頗為值得懷疑。

以聯想收購IBM PC部門為例，聯想不能由IBM得到什麼技術，只能得到一系列「Think」為本的品牌，以及全球的行銷網絡，還得承受IBM部分債務。但個人電腦本身已是步向夕陽的產業，除非所設計的產品能像蘋果Mac機般，經常令人眼前一亮，否則聯想要與惠普、DELL這些品牌在利潤相當低的市場艱苦作戰。

而美國的家電市場幾經轉變，品牌根本不代表一切。不少耳熟能詳的大品牌都在七、八十年代敗陣下來，現時歐美市場的巨頭是擁有大批品牌的瑞典伊萊克斯集團(Electrolux)，以及這次與海爾爭奪美泰的惠而浦，還未計在設計上創新的日本電器業眾巨頭。

中國企業花費大量金錢在一些已經有如泥沼的產業中進行併購，表面看來很風光，但經過若干時日，才可能發覺相關的併購並非物有所值。

相比起來，台灣近年都有公司收購外國大品牌，但台灣明基(BenQ)以蛇吞象形式收購德國西門子(Siemens)手機部門，是連同西門子多項領先技術一併收購，令台灣公司在3G市場早佔先機，還可以借皇馬六條煙來宣傳台灣手機之餘，得到西門子方面一些資助，而並非只得品牌，甚至要連債務一併吃下。

似乎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併購，要預備相當龐大的學費。

梁文道或黃世澤：國民黨怎樣催生台獨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台灣的政治版圖裏面，「泛藍」陣營的尷尬在於到底甚麼叫做「藍」，除了藍色袓師爺國民黨的黨旗「青天白日」的那一片天藍之外。相反地，「泛綠」之綠卻意義鮮明，簡簡單單地就是台灣獨立。

在這個明確的政治立場之下，有急獨的李登輝掌控的台聯，也有沒那麼急於獨立的執政民進黨。

相對於「泛綠」，「泛藍」本來應該站穩統一的立場，也就是強調它的中國聯繫。但間題是「統一」」二字在如今的台灣不是一個太受歡迎的選擇，所以「泛藍」陣營誰的中國認同越強，誰越主張統一，誰的地位就越是邊緣，例如最近訪問過大陸的「新黨」。因此「泛藍」陣營如果搞起分裂，就總是被人看成是人事鬥爭派系問題，因為分裂各方都不敢明目張膽地打起主張中國統一的「正藍旗」。當台灣的政治光譜被「統獨」軸獨霸，「泛藍」這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態度又怎能不進退失據？一股沒有明確政治意識綱領的政治勢力又怎能高調地迎接每一場選戰呢？

「泛藍」和國民黨之所以淪落到今天這步尷尬的局面，乃是它1945年收回台灣時就種下了禍根。日本敗出台灣的時候，大部份的台灣人都對回到中國統治感到樂觀。例如1945年10月，國民黨軍隊進駐台北，台北就有三十萬市民主動走上街頭迎接。但被日本殖民了五十年的台灣人驚訝地發現國軍不只教育程度低下，而且根本沒有紀律可言。國軍把偷來的單車背在背上滿街亂轉，跑到醫院和學校洗劫設備及家具，連門把都難逃一劫。畢竟這是支在大陸就以腐敗聞名的部隊，他們既然最後輸掉了大陸，又怎能贏回台灣人的民心？

更要命的是國民黨派來的官員不只不善待本地人，反而處處以新主子自居，住進了前日本殖民官員的官邸，享受日本人曾經享有的特權。終於發生過「二二八」事件的省籍仇殺悲劇之後，蔣介石竟然還要把台灣人的資產轉移到大陸投進「剿共」戰爭，他說台灣人「欠整個國家的債，是全國過去五十年所做的犧牲與奮鬥，才得以收復台灣」。

國民黨的政策是早期台獨意識成長的最大助力，它的領導人越是教大家要「光復大陸，統一中國」，許多台灣人就越反感。他們倒不是抗拒中國人的身份，而是不明白國民黨弄丟大陸的責任，為甚麼要他們來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