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香港的政治人才在哪裏？（培育人才‧下放權力‧香港應設區政局二之一）

【明報-筆陣】當曾蔭權說自己的職業是「政治家」時，他是幸運的，也實在是幸福的。因為政治家這個行業在香港，是一個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要怎麼幹、也沒有人知道要如何入行的特種事業。要當律師，我知道要讀書考試兼實習；要當教授，我知道要有學位加上學術出版；想經商，縱然沒有直線大路，但起碼我見過無數真人示範。唯獨是從政，是一條沒有「生涯路線」(careerpath)的縹緲迷徑。去考公務員？據說那其實不算從政，因為公務員是政治中立的行政人員。加入政黨？眼見許多耗了20年仍在帶阿婆行山的區議員白了少年頭，居然還叫少壯派；這又怎是光明大道？

大陸有小學生作文會表白我的志願是當國家主席，大了之後真想如願還能入黨一步步幹起再碰碰運氣。台灣的小孩想當總統，老師們也真能為他指點個大概方向。但香港的小朋友長大之後如果要做特首，誰能說清楚門道在哪裏？是要先有個雄厚的家族背景嗎？是要迂迴地先在商界打響名號再廣結善緣嗎？還是一門心思念好書投考政府公務員呢？在香港如果想要從政，其門徑比起在大陸還要不穩定還要不透明，直如蜀道之難。

所謂的「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其根本問題在於應該是要搞政治的政黨一直摸不上執政施政的邊，而實際上是在搞政治的公務員則在殖民體制底下被訓練成公共行政人員。連從政是什麼意思都弄不清楚，要找政治人才豈不是緣木求魚？過去這麼多年來，「政治」二字在香港即使不是髒話也是禁忌。傳媒動不動就把議員叫做「政客」，而常被稱為政客的立法會議員偶爾又會跑出來批評議會「太政治化」，最妙的是前特首董建華居然也自稱「不是來搞政治」的。直到如今，我們卻赫然發現香港的政治人才原來不夠。

要發掘和培養政治人才，首先要有可以實踐理念可以磨練技巧的平台，這些平台組成了比較清楚的路徑，讓從政者經過考驗步步爬升，一展宏圖。因此，民建聯提出了要在問責局長底下加設政務助理，而曾蔭權聽了之後則首肯促銷。這個構思的長短，論者已多，毋庸我在此贅言。但我想強調的是，在一個不民主(沒有民選政府)不健全(四不像的問責制)的體制之內，誰有資格去做政務助理？政府和局長們又憑什麼去挑選政務助理？沒有公開和合理的選拔標準，政務助理的任命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充滿了人治的隨意性。香港市民憑什麼要以公帑和自己的幸福為賭注，去為政黨培育接班人呢？坦白說，這實在只是一種因為沒有民選政府而畸形發展出來的奇怪念頭。

說到政黨的接班問題，我們不得不回顧1999年政府廢除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個動作的影響。當時政府為了要改變區議會、市政局和立法會這三級議會的臃腫架構，迅速拔除中間層的兩個議會，結果使得各個政黨的下車議員無處安身，造成不少政治後遺症。其中一個效果就是讓很多政黨的「第二梯隊」失去了平台，從一個可以掌握相當資源分佈和制訂局部政策的市政局，掉回往往只具諮詢功能且作為不大經費不多的區議會。缺了中間這麼一個施展身手和學習經驗的舞台和階梯，「第二梯隊」的從政道路不只少了讓人認識的窗口，也少了充實從政經驗的機會。

這些第二梯隊分別從兩個市政局回到散佈全港的18個區議會，工作的內容貧乏了，接觸的面積窄小了。要他們出來選立法會，面對的是突然驟增的政策範圍和一大批自己不曾接觸過的選民。再加上區議會選舉的選區分佈方式，使得他們更是要從一個原本已經夠小的區裏的幾條街道幾座樓宇，突然跳到一個像港島那麼大的地方裏競爭幾個議席。昨天還在為一個屋的街坊爭取巴士站興建上蓋，今天卻要對上百萬選民解釋自己的經濟政策，其難度可想而知。

至於立法會選舉的地區直選安排，其實也相當可笑。5個選區和它們產生的代表之間，不必要有什麼必然聯繫。一個「新界東」的代表議員可以很努力地做好地區工作；也可以只是選舉時開支票，上了船就做自己的神仙去也。如果因此得罪了新界東的選民，而4年之後他們又居然記得，下屆換個選區就是了。所以立法會直選議席的那5個區，只是一個專為選舉設計的權宜方便罷了，沒有多少實質內容，議員也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地區代表而已。因此，一個聲譽全港街知巷聞的候選人，可以空降下來輕輕鬆鬆打勝一個擁有政黨背景耕耘地區多年的「少壯派」。由此可見，對於政黨而言，區議會實在算不上意義重大的平台。再加上它的作用有限，空間範圍太小，政府可以對之愛理不理。曾蔭權既然知道什麼是政治家，能不能對這批區議員講解一下他們該走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