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拋棄殖民體制香港才有明天（香港：一項未完成的計劃‧三之三）

【明報-港聞】多少今天香港面對的問題，其實早在1997年前就已出現，只是當日的社會瀰漫一片盲目的樂觀情緒和自我肯定的夢囈，遮蓋了已經存在的病徵，或者早就開始潰爛的瘡口。當時香港人自我慶賀的情緒其實是恐懼九七回歸的自我防衛心理造成，大家面對回歸感到極度的不確定，不知道明天會是個什麼模樣，所以反過來肯定今日擁有的一切。認識到港人這種「信心問題」，中英雙方遂一再保證香港在九七之後一切不變，不只生活方式不變，而且制度也都不變。更奇詭的是，為了徹底保證這種不變，香港特區的根本大法《基本法》乾脆把香港戰後數十年在歷史中不斷調適改變形成的殖民地體制凝固下來，保存在50年不變的時間囊之中。《基本法》這種出於臨時政治考慮的設計，在公務員減薪問題上完全暴露了它的缺陷(據說《基本法》是特區的小憲法，世界上又有哪一部憲法會列明公務員的收入不變呢？)。但它更大的問題是在法理的程度上限制了香港真正解殖工程的開展。

比如說今天我們談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似乎它是個突然之間從天而降的災難。其實早在殖民地時期，早在所謂香港的黃金年代，反映收入不平均的堅尼系數就已不斷上升(從1971年的0.43到2001年的0.525)。根據呂大樂、王志錚和黃偉邦等學者的研究，香港社會的階級流動性也一直不如大家想像的那麼開放。從事體力勞動的低下階層要上升至服務階層的長程流動機會，事實上十分稀少。「只要肯搏，香港處處是黃金」的想法，與其說是事實，倒不如說是意識形態，它之所以被接受，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受益者誇大自我經驗的結果。而部分富豪白手興家的神話，更是在傳媒之中傳誦不已，不過，如果李嘉誠的例子真是那麼有普遍性的話，他也就不會成為獨一無二的神話人物了。而九七前處身低下階層，分享不到太多經濟起飛好處的市民，則因為目睹成功人士的故事和主流社會「成功靠自己」的意識形態，要不是自卑自怨，要不就是對自己也會有上位的一天抱樂觀期盼。

如今的貧富差距確實比九七之前嚴重，但這只是原有病的惡化，而非健康軀體的突然染病。同樣地，現在為了要治理它而要付出的重大代價，也是因為過去對它的忽視。全面的高等教育投資不足，強制的退休保障來得太晚，是之前我在此談過的。除此之外不可忽視的，還有對勞動市場的保障。直到今天，香港的僱主仍然可以不服從命令和行為不當解僱員工，而員工則要在法庭上證明自己沒有過失。與此同時，香港的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為工人爭取權益的能力受到極大限制。另一方面，香港也沒有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使得香港人的工作時數遠超其他先進地區，收入卻沒有基本的保障(諷刺的是，很多反對設立最低工資的人士同時譴責有人「濫用」綜援，似乎看不到其中的矛盾)。這種情被認為是出口導向的香港經濟成功之道，因為它使香港的勞動市場能夠配合國際化的競爭環境。而這個成功之道絕非偶然，乃殖民政府有意配合所致。

殖民地政府一直有親商的傾向，所謂「積極不干預」的原則，就是最佳的例子。趙永佳的研究就曾正確指出「積極不干預」來自殖民地政府有限的財政能力，而政府財政能力的有限正是出自商界反對增加稅收。這種不利於工業和中小企業發展，但有利於金融及地產業的原則，竟被死死地寫進《基本法》，變成「小政府」和「收支平衡」的指導精神。難怪現在政府要發展創意產業，也不能像南韓那樣投入大量政府資源，而是又弄個什麼務虛的委員會了。

「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現在是香港的熱門話題，但它也絕非什麼新鮮的現象。早在殖民地時代，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工作會議甚至會在太古或匯豐的大班辦公室舉行，那更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殖民地的管治原則就是把香港非政治化，使它在統治上不需要面對一個成熟公民社會產生的種種訴求及壓力。同時英國也不想在財政上負擔香港，因此更加鼓勵它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純經濟城市。在這些大原則底下，英國在香港施展了典型的殖民統治手段，那就是籠絡一批「商界精英」，或者委任他們當議員，或者請他們出任各式各樣諮詢架構的顧問和成員。準確點講，正如顧汝德(LeoF.Goodstadt)在其近著《UneasyPartners》所說，「商界精英」不只是商人，還包括了律師、會計師等與商界關係密切的一眾專業人士。殖民政府一方面相信這批精英能夠反映社會上不同階層的訴求，更重要的卻是要透過把握他們來控制香港社會。

這種吸納精英的手段在劉兆佳和金耀基等學者的研究之中，成了香港社會穩定的美麗理據，把政治上的可能紛爭化成行政上的技術問題，推遲了真正民主化的進程。直到今日，仍有不少「保守派」相信這些偏重商界精英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各種由極小圈子產生的諮詢架構和法定組織，要比全面普選產生的民主政府更有效更「均衡」。可是如果回頭細看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歷史，就會發現像印度和斯里蘭卡等殖民地，早在1930年代就開始有限度的民主選舉了。香港之所以成為最後一個引入選舉的殖民地，是因為香港絕大部分的居民都沒有背棄對中國的民族感情，使得港英特別懼怕民主制度會成為中國勢力得以滲入的木馬，故此它寧願信任一批比較「忠貞」比較受控

的精英。歷史之諷刺莫過於此。

「官商勾結」或者說「精英集團統治」，不是特區新現象，而是殖民政府的慣技，現在則被視為「行之有效」的原理而延續下去。但特區和殖民地還是有個根本分別，那就是以往的港督來自遙遠的倫敦，現在的特首卻乾脆由精英集團組成的800人選舉委員會產生，這簡直是在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來源上確認了「官商勾結」。今日還有很多商界精英跳出來，藉數碼港和西九文娛區事件發炮指摘「官商勾結」。這不表示這些精英大徹大悟，反對殖民地式的「精英集團統治」，只是說明了特區政府在擺平精英集團內部利益分歧的手段上不如港英。換句話說，何鴻燊等人不是反「官商勾結」，只是反對分贓不均罷了。

總而言之，香港的問題根源不是什麼「時代精神」，更不是港人不信任中央的心態，而是它的體制仍然保留在殖民地年代(以上所說還只是其中一端而已)。雖然當初保留這些體制的理由之一是為了解決港人的信心問題，但今天它卻造成了實際困境。如果我們不拋開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徹底反省並且改造香港的殖民體制，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回歸、真正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