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或馮振超：救災「全球化」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年無論政界、商界、文化界都在談論全球化，地球村概念更吹噓「天涯若毗鄰」的道理，指出資訊科技進步，地域界限分野愈來愈模糊。全世界人類像活在一起，變成左鄰右里。

但從各世界強國參與世紀大地震及海嘯的救災工作而言，卻見不到全球化效應，且從部分富裕強國吝嗇的救災表現來說，反而有點各家自掃門前雪之感。當聯合國緊急救濟協調員埃格蘭不點名批評一些國家捐助金額太少後，美國總統布殊及國務卿鮑威爾即時對號入座及作出反駁，但轉過身來又把捐助金額由1,500萬美元提高至3,500萬。

要理解美國捐款是多是少，大可以從數字中作比較，美國南部佛羅里達州今年被熱帶風暴弗朗西斯吹襲，同樣造成天然災難，洪水摧毀大量房屋，事件造成9人喪生及涉及600萬人受到停電困擾。當時總統布殊旋即要求國會撥款20億美元作為救災緊急基金。

弗朗西斯造成的災難程度，實在不可與南亞天災相比，但布殊總統不知是否不了解印尼海嘯的震撼性，還是認為南亞地區與大美利堅相距十萬八千里，故在處理上凸顯了這巨大差異。

不過，從災後美國傳媒的反應來說，布殊總統不可能不知道南亞發生的驚天巨震。CNN、ABC、CBS等電子傳媒不斷發布最新災情，國內數十份報章的頭版也同步大事報道有關消息，就是一些州縣報章如The BirminghamNews、El Nuero Herald、Orlando Sentind、The Palm Beach Post等也以大災難來形容這場天災。

可惜，平日最認同全球化是發展大勢的美國，今次卻反應遲緩。甚麼地球村理念在今次美國政府救災過程中根本未見出現。

另一大國日本，對南亞天災也視為小事，捐款只有3,000萬美元，與10月時新潟地震時撥款金額40億美元(包括用於自然災害及處理意外)比較，真是九牛一毛(地震造成40人不幸喪生)。理性一點，自家有事緊張也是必然，但大國們素奉行全球化主義，並以此道來進侵小國市場，可惜有利可圖就全球化，賑災時就變成單邊主義。南亞海嘯證明就算科技發達，地球上每一個民族，國家始終是有著無形而實在的距離，而富有國家們提倡的全球化，純然是她們在商業財金、文化資訊侵略時一種解說的藉口，一到重要關頭，就是住在隔籬，她們也可不發一聲把大門關上。

梁文道：海嘯之前，人類無言

【明報-筆陣】當地震發生，我們這類天天要對時事發表評論說說意見的人，一一失語。我們可以要求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盡快協助國人和市民，我們可以呼籲印度洋諸國盡快協調，建立海嘯預警機制；我們甚至可以請大家重視科研機構的工作和政府對災難的預防及控制；當然，身為香港人，我們更擅長分析大型災害對經濟的影響，以及預測股市隨後的表現。但在這個大家都在關心天災的時候，不難發現上面那些重要的議題，我們平常談得多麼的少、多不足夠。吊詭的是，這些議題的討論和落實正是平日就該持續關注的，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再說什麼「國際合作」其實已經來得太遲。

評論面對這回印尼大地震最有口難言的，就是地震本身。關於地震，有什麼可談的呢？在過去150年來，香港方圓350公里的範圍內，大或等於6級的地震只有8次，所以我們從來不需要特別預防特別關心，除了得小心滑坡的處理之外。有論者認為我們要在這次地震的災害裏「學習教訓」，但那是什麼教訓呢？難道我們經歷災難之後，得到了教訓，就可以讓地震不再發生嗎？

這種失語狀態顯示的不是評論者的才華不夠見識不足，而是整個現代世界論述上的缺失。過去十年以來，大陸、台灣然後是香港，興起一股「論述」熱。彷彿要診斷社會的健康，對治政治的毛病，就得先有一套論述去命名社會問題，提供觀看的角度與分析的方法，坐言才能起行，搬出實質的措施。如果論述很重要，那麼天災面前的評論失語就是說明了我們各式各樣的論述並不包括自然環境在內，或者即使有包括自然環境在內的論述，但未成主流。

關於地震，前人是有很多「論述」的，他們把不測的大地顫動編織進宗教神話或者道德寓言裏面，所以有很多教訓可以總結出來，比如說人世罪惡，天降災譴。我不是要鼓勵大家迷信，回到前啟蒙時期，但我們可以從這古今對比看到現代人是多麼地內向，內向到一個危險的地步。今天我們流行講「環境」二字，有趣的是這個詞的英文envi-ronment是在十九世紀才鑄造出來的。這個現象表示的不是現代人很重視自然環境，恰恰相反，它表示的是在現代世界裏面，包容人類社會環境並且與之不斷溝通互動的大自然成了一個可以分離可以獨立命名的東西。前年過世的德國社會學宗師盧曼(NiklasLuhmann)曾經準確指出，所有的社會理論，無論規模有多大，關心的都是社會系統的內部，談的都是階級、宗教和種族的問題；而非社會系統和它外在環境的關係。現代文明已經忘記不管我們的文明成果有多先進，它到底是在自然環境的限制底下發生的。人類習慣的森林和綠地，在地球史上只是間冰期裏非常短暫的一刻，瞬息即逝。

馬家輝兄日前在《從黑夜的悲嘆裏尋得激勵》一文裏引述了達爾文看到海嘯之後的感想：「人類花了無數時間和心血所積累的成績，只在一分鐘內就被毀滅了。」達爾文的可悲，在於他的演化論，他的宏觀視野，並沒有使他的同代人覺悟到是大自然選擇性地決定了人類和他們的社會可以繼續發展下去，反而產生了強調不同企業、國家和種族彼此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過去我們看到的只是達爾文學說裏的物競，現在我們是否可以更好地理解天擇呢？我們能不能開始理解所謂的「適者生存」指的不是什麼民族，而是整個人類呢？

生態學與環境哲學就是我們這時代少數可以把自然與社會包涵在一起的論述，環保運動就是在這些論述的背景下具體展開的行動。但地震與海嘯和環保有關嗎？答案是有的。有論者認為愈是貧窮愈是政治不先進的地區，愈容易被天災摧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蒂亞‧森(AmartyaSen)研究了中國和印度面對饑荒時的情，就得出類似的判斷。但是地震不同於旱災，愈是富裕先進的城市，就愈是承受不了地震。因為現代文明(特別是大城市)不止有人口密集的居住形態，而且有各種技術支撐起來的依存系統及設施，一遇到地震就會發生「生命鏈危機」。這也是為什麼近代史上的震災要遠比古代來得大。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文明是不是比以前更適合自然環境，是很成疑問的。

再說海嘯，自從荷李活電影《明日之後》放映之後，很多人開始擔心氣候突變，開始害怕海嘯。事實上這回從布吉島回來的生存者中，也有人用這部電影的場景形容自己的可怕經歷。過去我們以為全球暖化的禍果會由子孫後代承受，但是連對環保主張十分質疑的布殊所信任的「美國國家科學院」(NAS)，也開始認為氣候的改變是可以在10或20年之間突然發生，儘管它未必有電影所描述的那麼戲劇性。又看看這回受到海嘯侵襲的亞洲諸國，愈是地勢低緩接近海平面者，損害愈是慘重。首都成為一片澤國的馬爾代夫本來就有五十年內完全被海水淹沒的危機，原因則是全球氣候暖化帶動了海平面上升。很多科學家早就指出，溫室效應加劇，兩極冰融造成的水位升高會使得瀕海地區更加無法承受突然的天災，例如地震和海嘯。12月26日的印尼9級大地震發生的前一天，通訊社發布了北極圈開始有冰原長草的消息。這兩者之間曲折隱蔽的關聯沒有進入我們的論述，我們又怎麼會有面對未來危機的能力呢？

梁文道或馮振超：使命感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日教會的劉少康牧師責承我應參加《使命人生40日》活動，今我突然間再想起使命感這三個字，近年香港不知是因為經濟差，令每個人都為著自身生活而奔波勞碌，還是其他理由，令使命感與日常生活步伐變得好像越來越遙遠。而且不只我一個是這樣，我問上幾位要好的同事、朋友，他們都好像對使命感顯得陌生。

我們生於70年代的「香港仔」，絕對不會忘記70、80年代的香港，當時可以說是一個充滿使命感的時代，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少年警訊》，這個節目吸納了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加入成為警訊少年，當時的節目主持林嘉華，英姿凜凜(雖然面上暗瘡印清晰可見)，但已成為我輩之偶像，而加入《少年警訊》的原因全然就是心中那股使命感(以現在的潮流語言來說就是心中還有一團火)，希望能夠幫警察叔叔一把，除暴安良。

但可惜，就是90年代《少年警訊》改用一個較「潮」的英文名稱JPC(Junior Police Call)以作招徠，也不復當年勇，時下已很少聽到青年人會抱負使命感的參加《少年警訊》了。

電視媒介的滲透率最高，電視劇潮流可說是另一項可以作為量度現代人使命感指標的工具，80年代描述警察生涯的警匪片當道，兩位電視天王劉德華及梁朝偉，分別曾主演兩部令他們成為一線主角的電視劇—《獵鷹》及《新紮師兄》。

這兩部電視劇已被視為經典，當中劇情的共通點是劇情主線描述年輕人立志加入警隊成為男子漢，深層義意是表露對社會承擔的使命感，從這兩部劇集當時迷倒少男少女的客觀事實來說，可解釋為受眾對劇中主角的使命感產生認同共鳴。

反觀今年最受歡迎的電視劇，是以清代背景講述女人世界爾虞我詐的《金枝慾孽》，戲軌猶如我們每日生活當中的辦公室戰場，談的自然是為求生存，大可不擇手段的歪理，使命感這回事自然顯得過時，不提也罷。

現代人生活真的就只有個人生存這麼簡單？一個沒有使命感的社會，每個人只會關心自我，無怪乎如一點燭光(關正傑主唱)、摘星(陳百強主唱)這些80年代主流勵志歌曲，到今天已幾近絕跡於流行歌壇。

近日的海嘯天災，確實是我們彰顯使命感的時候，懇求讀者們伸出富有愛心的雙手，幫助貧窮受災者建立希望的未來。

梁文道：一無是處的西九諮詢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科學館正在展出三家入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財團的建議，市民的反應看來相當踴躍，每天都有不少人排隊等進場，離場時又有不少人填問卷。但進場的市民到底看到了甚麼？他們看過的影片和模型，又幫不幫得了他們一盡公民責任，準確有效地填寫政府問卷，好回應政府的「諮詢」？

細閱政府在展場上發放的「意見卡」，不難發現有些問題是看完展覽也回答不了的，因為這個展覽根本沒有提供回答這些問題所必需的資料。例如意見卡的第四條其中一項，要求市民在「香港薈萃」、「芝林」和「活力星國際」三份建議間選出最能「提供高質素及多元化的節目及展覽」者。觀眾要怎樣從財團片言隻語預言式的描述裏，去猜想它們未來提供的節目夠不夠高質素，多不多元化？

為了滿足政府的要求，有建議書乾脆大言不慚地以假想式的方法去提供有關資料，例如「現代和當代藝術博物館可能舉辦的特別展覽例子包括：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於○二年五月十一日至八月十八日舉辦的"Mastisse Picasso"」。這「可能」二字真是可圈可點，它憑甚麼保證馬諦斯和畢加索這樣的巨匠作品展會在未來出現？答案是沒甚麼保證，所以它說「可能」的意思也就包括了「可能不會有這樣的展覽」。

其次，有一類問題對參觀的市民有相當高的知識要求，沒有足夠的專業背景，是無法作答的。比如意見卡中第一條問題的b項，要大家選擇「商、住及酒店的組合」最好的一個，第二條問題的a項，則要在三份建議書裏找出「文娛藝術區的整體布局」最佳者。乍看似乎不知所云，再看看英文版就有點頭緒了。所謂「文娛藝術區的整體布局」原來是「Master layout of the WKCD（註：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英文簡稱）」。甚麼叫做Master layout？請恕我冒犯，以一般市民對專業規劃和建築知識，恐怕根本連這個術語都不懂，更何況要他們選哪一份Master layout比較好。

至於很多人關心的天篷，不出所料，意見卡完全沒有提供市民反對天篷設計的機會。它只是叫大家就「a.提供有蓋遮陰的戶外公共空間」，「b.外形獨特，會成為深受市民與遊客歡迎的海濱地標」和「c.建築和工程設計先進及最富藝術感」等三項問題考慮，然後回答「d.總的來說，你最喜歡哪一份建議書的天篷設計？」。如果有市民根據前三項問題，發現總的來說他不喜歡所有天篷設計，他便沒有空間表達意見。

在我看來，整份意見卡最嚴重的問題，是它要求市民「三選一」，卻沒有提供選擇和評判的基礎。比如說第二題的b項是「文化藝術設施的組合」，市民會發現三份建議書各有分別，有的預備設立藝術中學，有的則有廚藝學院；有的會開水墨博物館，有的沒有。蘋果與橙，哪個「組合」比較優秀？這時候認真的市民可能會要求政府說明它的要求，甚至想看看政府的IFP（即俗稱「標書」）有沒有獨立設展。結果走完整個展覽，你會發現政府沒有任何答案。

換句話說，西九文藝區該有甚麼博物館甚麼設施，政府沒有具體想法；香港未來需要展出更多水墨畫還是更多大廚，政府完全交給財團決定。市民各憑主觀喜好，不須任何根據隨興畫圈就行。

如果說西九計劃是特區政府七年來施政缺失的總結象徵，這個展覽和諮詢也就是西九計劃缺失的總結象徵了。它要問市民意見，卻沒有提供充份資料；它用上了專業術語，卻連一本教育性的導覽手冊都沒有；它聲稱公開透明世上所罕有（曾蔭權司長說這麼大規模的城規諮詢是世界上少見的），卻硬迫市民在給定的範圍裏做有限的選擇；它要市民在三份建議書中選擇一份，卻因為沒有設立評選標準，反而暴露了自己沒有研究基礎的根本缺陷。大家在看這個展覽時必須記住，這是個配合諮詢的展覽。它的諮詢部份既然如此兒戲，一無是處；這個展覽也就只能是場選美，當不得真。

梁文道：誰是公共知識分子

【蘋果日報-國際要聞】到底誰是蘇珊．桑塔？她是一個作家、編劇、劇場和電影導演，以下這幾百字用來列出她全部作品的名錄，大概剛好夠用。要是再加上她得到的所有獎項，那就有點勉強了。「到底誰是蘇珊．桑塔？」當她17歲不到，帶那個年紀不可能擁有的知識與智力，烈火般的熱情意志，明星似的上鏡樣貌出現在哥德風味的芝加哥大學校園時，她的教授，也是她的前夫，也曾經問過這個問題。

到底誰是蘇珊．桑塔？如今仍有大學生在上不同的課程時問起她的身份。研究文學的人不可能沒有讀過她的《反對詮釋》，研究流行文化的不可能沒讀過她怎樣談「媚俗」（camp），研究攝影的不可能不知道她如何分析攝影的形式，研究疾病文化史的不可能不參考她那針對愛滋病歧視的開山之作。她在這麼多個學術領域奠下了開創性的成就，她到底在何處任教？不，她不是大學教授，她一直是個自由作家。

她是個紐約客嗎？是的，她大半輩子住在紐約，參與了現代紐約派知識分子的象徵《紐約書評》的創刊。紐約文化界總是流傳各種關於她的傳聞：某某某是她的舊情人嗎？她的下一本小說講的是甚麼？她又帶領劇團去那個戰地演出了嗎？紐約愛她，但她未必很愛紐約，她曾表示：「我住在曼哈頓，因為這裏有最多的外國人，這裏是最不像美國的地方。」

重新界定公眾看世界方式

她不拒絕在活地阿倫的電影裏亮相，甚至不介意被《花花公子》訪問，蘇珊．桑塔向來是媒體的寵兒，是美國公眾最熟悉的知識分子面孔。但美國人不一定很認同她，比如說在九一一之後，她居然說：「以勇氣而言，恐怖分子不算懦夫。他們攻擊的不是文明、自由和人性，而是一個自以為是的超級強權」。布殊聽過她激烈的反戰事之後，恐怕也會問：「到底誰是蘇珊．桑塔？」他可能不知道這女子早在越戰初起就去了河內寫反戰報告文學。

到底誰是蘇珊．桑塔？雖然她寫過自己患癌的私人經歷，但從來沒有太多人真正知道她這個人怎樣吃怎樣活。過去的中文媒體常叫她做「才女」，但在這個稱呼如此惡意低俗的今天，我們不妨採用另一個被中央政府禁制的說法：公共知識分子，而且她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典範。她不只活在公眾目光底下，她一生所有的作為，寫作、演講與示威，一直都在試圖重新界定公眾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許，我們要問的不是這個人是誰，而是她到底塑造了怎麼樣的公共世界。

梁文道或馮振超：第一夫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前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遺孀蔣方良辭世。以其俄商背景，三子早逝，晚年疾病纏身孤寡一人，望鄉而不得歸，終於死在綠色濃綢的台灣，實是政壇領袖遺族的悲苦範例。但縱觀三地中文媒體，不少歌功頌德之詞，說蔣方良女士乃婦女典範，真是叫人摸不著頭腦。這位「偉大婦女」到底傑出在哪裡？如何成了典範呢？

絕大部分稱讚蔣方良的人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只是一味說她夠「低調」，不只從不對政事指三道四，甚至不願出席公開場合。也有人認為她為了愛情拋開祖國跟隨丈夫，即使他丈夫後來天天大聲疾呼要「反共抗俄」，也毫無怨言。更有人拿她和一向被認為比較偉大的宋美齡比較，說這位俄國女士不尚奢華，生活儉樸到刻苦的地步。

換句話說，蔣方良的偉大就在於她不只有苦不吭聲，而且還甘之如飴；身為「第一夫人」不只不出來爭坐頭等艙A1位，還老遠躲在深閨唯恐別人認得。這樣的偉大得自反面理解，也就是中國傳統對皇后太后和外戚干政的深遠恐懼。

在中國當皇后，一方面要孝廉慈愛母儀天下，另一方面則不能太過面對天下壞了朝綱，很不好當。從好的角度來看，不許皇后干政是對正常秩序和制度的保障。但是這也就為中國男性政壇領袖的枕邊人設下了重重限制，令她們必須規行矩步，忍受一般妻子忍受不了的困牢。不只中國，就看過去的美國總統大選，也有不少美國人認為以夫人論，選布殊較為上算。因為布殊太太很低調和藹，閒時就像其他第一夫人，不是哄小孩讀書就是帶著「婦女界」同仁搞愛心慈善活動；反觀克里老婆，雖不若希拉利強悍，但還是太過外露張揚。

當年列根的妻子南西被揭發迷信星相，一時之間備受指責，論者怕總統的國家決策受到婦人玄學的影響。但大家就是沒有想過，如果列根真的因為南西而相信術士之言，責任為何不在輕忽的列根而在南西身上呢？第一夫人因此成了特種職業，現代版和古代皇后版一樣，要展現人民母親的風采。所以不論國籍，她們的日常行程都很相近。

每回各國領袖群集的高峰會，夫人們必不可少的活動就是探訪孤兒院。至於蔣方良，她獨特的「偉大」，就是以俄裔身份，證明了老公的清白無私。

蔣經國自己的老婆都是俄國人，他還為了國家反俄如雔，真是偉大領袖。

梁文道或馮振超：查找不足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回歸中國這麼多年，大家都說要認識祖國，但實際上大家了解多少呢﹖如果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就跟任何一個內地人差不多的話，「查找不足」這四個字也就沒甚麼好再討論的了。「查找不足」絕不是胡錦濤一時興起隨口而出的日常用語，相反地，它是一個有根據有歷史的政治詞彙。

其實身為國家主席在一個公開的正式場合底下，當著記者的攝影機和鎂光燈，對著兩個特區的主要官員，說話又怎可能隨便呢﹖

特別是以謹慎知名的胡錦濤。

很多論者說胡主席在澳門的這一番話只是「提點」罷了，香港傳媒太過敏感才把它看作「教訓」，他們認為新華社在當日下午三時發出的新聞稿刪掉了「查找不足」可能是擺了烏龍。

但以新華社的地位去處理國家主席的言論，甚麼部分不好擺烏龍，偏偏這麼恰巧地把烏龍掉在這四個人人矚目的關鍵詞呢？

在共產黨治下的現代中國政治，針對不同情況有不同的語言使用系統，各有脈胳，各成秩序，絲毫馬虎不得。

一個再平常的用語進入了這些系統，在特定場合之下說了出來，聽者也就應該心領神會，知道如何估量這話的分量和目標。

比如「查找不足」，其實就是一系列上級要求下屬或百姓認錯悔改的字眼之一，在這個訓話系統裡面它的分量相當輕微，沒有「好好覺悟」那麼嚴重，不會有附帶而來的改造運動。

仔細看，「查找不足」的「不足」甚至連缺點都談不上。因為它的意思可以是「你董先生已經幹得相當不錯，但在成功之餘仍得戰戰兢兢，『查找不足』啊」。

儘管「查找不足」一詞本身算不上甚麼嚴重的指控，但是得注意胡主席使用這個詞的具體環境。他去澳門而不過咫尺之遙的香港，就像老爸不遠千里而來慶賀老二生日，不去隔壁老大他家，還把老大叫過來在他面前說老二真乖，話聲剛了回頭就要呆站著的老大「查找不足」。

須知政治是一門語言的藝術，除了說出口的話，政治人物(尤其是中國的)每一行動每一姿勢，都有可能是一種飽含訊息的言語。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查找不足」就變得很不簡單了。

梁文道：大日子裏的大城小事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今天已經是「禮物日」，如果你還有禮物要送，卻還沒想好該送甚麼，會不會焦燥又頭疼呢？這類送禮的日子總叫人難受，彷彿有很多選擇，但又沒有絲毫頭緒。同樣地，對於作家和出版商而言，聖誕假期的困惱也是很煩人的。因為聖誕讀物已經成了出版業裏的一個小產業了，每年的聖誕假期出版商都要想點應節的東西出來賺錢，因此就有一批作家要動手寫些應節的小故事小文章。

在過去十多年裏，這個聖誕小產業裏最令人難忘的故事大概就是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奧吉．雷恩的聖誕故事》（Auggie Wren's Christmas Story）了。保羅．奧斯特是最紐約的作家，他住在紐約，寫在紐約發生的事；風格可以幽默可以冷靜，有大都會裏合該發生的懸疑，也有城裏人並不罕見的世故，十分紐約。和很多被認為是後現代作者的傢伙們不同，奧斯特很懂得說故事，一般大眾都明白都喜歡的故事。他最近甚至在主持類似大陸「故事會」一類的活動，鼓勵一般老百姓寫短小實在的故事，然後徵集成書。

《奧吉．雷恩的聖誕故事》是個好示範，短小到十多分鐘可以看完，新近獨立成冊的這個版本還有出名的阿根廷插畫家伊索（Isol）的配圖，有超現實主義的趣味。這個故事本身就開始自一個作家的聖誕困惑：答應了《紐約時報》寫一篇應節的文字，但關於聖誕節還有甚麼是沒被寫過的呢？書裏以第一人稱出現的那個作家，就像保羅．奧斯特的夫子自道。他要寫聖誕，而聖誕故事總是得溫情感人。但作家自己一向避免煽情，他到底是個紐約派知識分子。有可能寫一篇不煽情不濫調的感人聖誕小品嗎？

結果保羅．奧特斯竟然真的做到了。還是在紐約發生的事情，有這個神奇大都會的典型小人物當主角。每天營營碌碌的平常人至少總有一件令他生命不平常的事，而且是別人看不到的。正如書裏那個照相本所顯示的，城市裏的生活日日重複，但反覆的節奏藏住了不細心就察覺不出的變奏。城裏人又多欺瞞，小小的壞心眼人人都有。貧富差距更少不了這種大城的份，窮人家小孩走上邪路做賊不是罕見的事。貧困、謊言、盜竊和平常生活裏偶一出現的善良，居然成就了一個使人久久不能放下的聖誕故事。

保羅．奧特斯用一整座城市和它的陰暗寫出了聖誕節的最佳註腳。如果還沒送好聖誕禮物，就送這本小書吧。

梁文道或馮振超：政治上的「認錯」

【都市日報-兵器譜】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澳門對董班子的訓話，成為國際新聞，《亞洲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及新加坡《海峽時報》都有報道分析事件，胡主席的講話內容圍繞著提醒董班子的施政要求，其中一句是「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

此時此刻，胡主席的講話大有弦外之音，正當領匯事件膠著於究竟是有人搞事還是政府疏忽時，胡主席並沒有對香港市民加以責難，摒棄過去部分國家官員在捍衛特區政府時的老官話，如「一小撮人在搗亂、一小撮人不愛國愛港」等說話來挺董，可見今時不同往日矣。

更值得深思的，是董先生的回應，從他在記者會的對談中，其講話內容大意是胡主席並無責難董班子各人，並且讚揚香港整體發展良好，並無出現任何管治危機。如此一來，究竟是全世界皆誤解了胡錦濤主席的一字一語，還是董先生眾人皆醉他獨醒，只有其高超理解能力才能真正解讀這些讚美的金句呢﹖若從政治角度剖析這宗政治對談，可見董先生仍然未懂用政治語言來解讀今次事件。

如果我是董先生的智囊，大概我會叫他不要再以本能反應來糾正大眾對胡主席講話的理解，這會予人一種「死撐」及與民意背道而馳之感，反過來應借此機會，利用認錯來挽回民意，舒緩怨氣，及對董班子的閣員們指點一番。

回應內容大概可以是這樣子吧，「從胡主席的訓示中，我深深體會到胡主席對香港問題的了解程度，他和普羅市民大眾與我一樣，清楚了解昔日特區政府的不足，我身為特區領導一員，對過失責無旁貸，胡主席的說話，就像我過去聽到香港市民的聲音一樣，是一種無形但有力的鞭策，而各特區官員亦會如我般反省過去，團結一致，共創明天。」

這種柔性回應手段，目的是把胡主席、政府與市民從新地歸納在同一陣線，把內部對政府不滿的矛盾減至最低，而輕輕地承認政府昔日的不足，好處是既可消減怨氣，又能把不是說成是昔日的事，與今日的特區政府明確分開，這種表達方式可令特區政府顯示出願意承擔責任，富責任感及具有新思維的正面形象。

認錯其實並不可怕，正如赤角機場啟用之初出現混亂，當年政府高官的第一把手陳方安生迅速走出來承擔責任，不用老細出聲已給予公眾一個交待，這正是一個利用認錯來減輕政治風險的範本教材。

中共偉人鄧小平在七七年九月十九日對教育部門的管理幹部的一番講話更值得反思，「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

梁文道：香港的營商環境 終於接近國際水平

【明報-港聞】從紅灣半島到領匯事件，很多高官、商人、學者、評論人與主流傳媒等看起來很有國際視野，也應該很有國際視野的人士和機構，都大力宣揚一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損害，香港優秀的營商環境轉差的論調。但只要看看近日國際傳媒的報道和評論，就會發現跟本地精英的說法有很大差異，「國際人士」就算不是正面，也是以一種相當持平的態度來看這系列事件。所謂「營商環境惡化」到底是我們自己杞人憂天，還是我們對於營商環境好壞的理解，與外國有一段差距呢？

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一向以敢言著稱，言論往往相當驚人。他回應紅灣半島事件時，說這種以民意壓迫地產商低頭的手法，恰好顯示出香港愈來愈重分配而不重創富，而民主黨派挾持民意正使香港經濟走向衰亡。他甚至還宣稱「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這番話是「營商環境惡化」說的最激烈表達。

營商環境好壞是觀點問題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的許寶強教授在上周一個論壇裏說得好，所謂營商環境的好壞，其實是一個觀點的問題。同樣的營商環境，對不同位置不同階層的人而言，其好壞優劣是完全不同的。舉個例子，97前的香港營商環境人人稱善，但是從世界各地的電訊業者來看，由英國大東電報局壟斷的香港又是不是一個理想的營商環境呢？今天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未經充分研究論證的情底下，硬是要交給單一地產商發展，這樣的香港對中小型地產商和其他國際性的文娛工業機構來講，又是不是一個有充分競爭可能的理想營商環境呢？陳啟宗先生不也反對過西九計劃的單一財團發展方案嗎？同樣地，領匯不能如期順利上市，對很多投資者來講是個噩耗，但是對於現時正在眾多公屋商場艱苦經營的小商戶而言，這豈不是個不用擔心加舖租的良好營商環境嗎？

其實，無論以任何標準而言，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親商的城市。對於某些領域的大商家，香港自英國殖民地時期開始就一直在「積極不干預」的面具底下，給予傾斜的優厚對待。銀行、地產、碼頭與能源等行業，有很多年完全不用受到外來競爭者的威脅。

此外，為了鞏固統治，港英殖民地政府一直籠絡商界「精英」，讓英資財團在行政局裏直接擁有議席，又讓許多商人和與他們利益攸關的專業人士進入各種諮詢架構。

巨富隱性影響力遠勝小市民

回歸之後，商人巨富非制度化的隱性影響力更是大增，他們不止可以和特區政府保持密切關係，甚至還有各種渠道上達中央。

今天大家都說領匯上不了市，房委會有破產之憂。但房委會財政危機的直接原因，豈不正是政府停售居屋？而停售居屋這個決定，與其說是一眾「負資產」小業主的壓力所致，倒不如說是來自發展商的影響。因為比起大商家，一般香港市民在政治上的能量其實相當有限。

很多人都贊同陳啟宗的講法，認為今天的香港太過強調財富的分配。其實大家感到的「太過」，只是因為過去的香港太過不注重資源的再分配，今日香港面對的困境，也與昔日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有關。舉個例子，直到公元兩千年的12月以前，香港都沒有法定的退休保障計劃，這固然節省了過去的營商成本，但也導致今日退休人口必須依賴其他福利計劃來維持生計。如今許多中年低技術性工作人口，因為經濟轉型而陷入永遠喪失工作機會的危機，是否又和往日普及教育來得太晚有關呢？且莫論我們受過大專教育人口的比例，要比東亞很多發達地區來得低。甚至在上個世紀末，也只有半數學童享有全日制的小學教育。香港普及的九年免費教育在1978年展開，小學六年的義務教育要在1971年才正式出現，而這一切都是在當年官方不情不願，社會各方施壓的情下才獲得實施的。即使如此，現在還是有人懷念精英教育，卻不知我們教育質素的「下滑」(儘管是可爭議的)是和高等教育普及來得太晚太急有關，也不知龐大的待業人口及貧富差距也與往日過度強調精英的路線有關。

一說到香港的福利保障，論者就會舉公共房屋為例，說明香港政府厚待市民。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被認為是香港公共房屋史的轉捩點。如果細心回顧當年的歷史，就會發現若不是這場大火，港英政府就無法克服商界的強硬反對態度，開始以公帑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從一開始，商界就不贊成任何形式的公共資助和社會福利，哪怕那些措施長遠而言有利於社會整體和營商環境。政府在大火之後，雖然開始規劃公共房屋安置日益增加的人口，但是對於市民的優質生活還是興趣不大。數十年來的各種福利及保障，政府也幾乎都是在不情不願的情下推出。

終於到了今天，香港市民開始把財富分配等事關社會公正的議題擺上桌面，長久以來被寵壞的部分商界人士自然不習慣。盧少蘭女士以一人之力把龐大的領匯上市計劃搞垮，大家不去討論她的論據和公共財產私營化等更重大的課題，卻要狙擊誰是「幕後黑手」，徹底看不起這麼一個「普通師奶」。是不是忽略了在某個角度而言，盧女士其實是經過前「合一堂」社工的努力底下，成功「自我增權」的範例？同理，紅灣半島事件在陳啟宗先生的眼中，是末日天使吹起的第一響號角，但在大部分市民看來，卻是香港公民社會價值日趨健全平衡的象徵。

以陳啟宗先生深遠的美國背景，廣闊的國際視野，能不能猜想如果紅灣半島不在香港，而是在紐約或倫敦，事件會有何下場？答案不難猜到。紐約曾有樓房只是遮住了附近居民的陽光，而爆發重大示威迫使發展商讓步的例子。英國也有老建築被稍為更易門窗，就引起強烈社會運動的經驗。今天香港市民反對拆卸紅灣半島，不止沒有出現歐洲式的「佔屋行動」，甚至連遊行都還沒搞，只是一批小孩畫畫圖罷了。陳先生，你就受不了了嗎？今天香港的營商環境不是變壞了，只是整個社會比起以前更進步、更逼近國際上的現代價值。如果說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那只是因為今天的中國變得太不共產，拆樓逼遷要比什麼地方都容易。

梁文道或馮振超：天幕

【都市日報-兵器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到底是個甚麼項目﹖說穿了就是天幕。天幕有很多種，比如說本地最用心用功的藝人劉德華就曾經開過一家叫做「天幕」的公司，拍過一些電影，但還是垮掉了，而且鬧出官司，十分可惜。

那西九龍的天幕又是那一種天幕呢?諾門．福斯特爵士構思出來的天幕是典型的建築師之夢，它耀目而且龐大，籠罩了底下眾多博物館和劇場。建築師都喜歡文化建築，因為它們都是公共建築，可以接觸最多的公眾；也因為它們與文化藝術相關，所以建築師可以稍稍放下束縛，發揮自己的藝術才能。故此任何一位現代建築大師的履歷表上若沒有一座圖書館、美術館或劇院，他就稱不上偉大。公共文化建築，能夠使建築師與它一起不朽。

現代建築師又喜歡龐然巨物，因為它們顯眼，最能誇示設計者的存在。所以二次大戰之後的廢墟歐洲和第三世界的落後國家是他們的遊樂場，因為他們在那裡不只可以蓋大的東西，甚至可以建一整座新城。

天幕巨大，而且是文化設施，所以它當然是每個建築師的夢想。當天幕再碰上想展示政績，留芳百代的政治人物，就是最好的聯姻了。一座天幕滿足兩種人的願望，只比Kinder出奇蛋少了一種滿足，就是吃不下啃唔落。

曾蔭權司長提出興建西九文娛藝術區的目的是「創世標、添文化，顯悠閒」，明明就把地標擺在第一位，文化只是老二。天幕的地標作用十分清楚。但問題是維港海畔多加一座高達40樓的巨大建築，對海岸景色有何影響﹖地標既是代表一個城市的招牌，我們這些被它代表的香港人又喜不喜歡它呢？一篷天幕又會不會太過霸道，遮掩了其他建築師設計的場館？大家帶著疑問，提出批評。

於是政府官員又改口了。先是曾司長解釋，天幕可以硬性限制發展商不得隨意把文化用地搞成高層商業建築。但3個發展商之中有一個的天幕是可拆卸的，另一個則在天幕底下放住宅。

更莫名其妙的是，文化用地只要有規劃硬性規定就夠了，何須天幕﹖還有人說天幕可以防止露天演出的噪音外洩，那天幕底的人群豈不給鬧得耳鳴﹖

更有官員辯稱天幕可製造微型氣候，冬暖夏涼，那怎麼不乾脆蓋個覆蓋全港的天幕﹖天幕到底是甚麼﹖有甚麼理由﹖

它就在重重的狡辯之中越搞越詭異，看來比劉德華的天幕還要脆弱。

梁文道：官商勾結百年史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顧汝德（Leo F. Goodstadt），人稱「魔僧」。因為在港英的最後日子裏，他坐鎮中央政策組，制定政治策略，伴隨港督彭定康左右運籌帷幄操控傳媒心戰，一副深藏不露的樣子，頗有武俠小說裏番邦國師法王之風。在香港這塊沒見過多少頂級政治家的地方，尤其是百姓深受特區政府袞袞諸公之苦的今天，肥彭這末代港督已成傳說。而顧汝德是肥彭傳說裏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

有朋友當年曾在往英國的航班上遇到顧汝德，下機之後數小時內又正好碰上他，地點在倫敦有名的學術書店，見他老僧入定般地閱覽最新社會科學出版物。朋友很感慨：「你看，人家的級數就是不一樣，才下飛機回老家，立刻就到書店看書，看的還是硬邦邦的東西。我們的官員有空翻翻流行小說就不錯了，更用不談他們放假的第一天會去跑書店打書釘。他們有假多半去泡Spa或打高爾夫，大吃大喝吧。」

其實顧汝德除了做過政治顧問、商業顧問，還是資深的傳媒人，此外還不斷做學術研究出版論文。《香港政經》（Uneasy Partners）就是他的最新作品，正如它的副題談的是「香港公眾利益與私家利潤之間的衝突」。在今天紅灣半島和西九龍文娛區事件此起彼落，「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論調高唱入雲，大商家痛斥香港老百姓太共產之際，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

有些傳媒行家抱怨這本書沒有爆甚麼料，滿足不了大家對魔僧的好奇心。其實如果撇開這層心障，就書論書，《香港政經》寫得實在非常出色。顧汝德分析了香港政治和大財團及商界精英之間愛恨交纏的關係，述說了港英政權與英資財團的勾結到華商興起操控特區政府的歷史始末，有理論框架有事實資料。對專業讀者而言，就算不是全都發人所未發，它也有獨到的觀察；於一般讀者來說，這本書更是新鮮。如「精英」等於商界的奇怪等式，「積極不干預」的神話，上海華商和紡織品配額的關係，顧汝德這前政府核心都談得頭頭是道。

但我們還是很難忘記作者的背景，因此有時看他痛陳港英施政方式的結構問題，不免會想那你當時做了些甚麼。而在他描述港英最後漸有改善重視民意的時候，又忍不住懷疑這是不是種自我解釋。說起來，劉兆佳這大智囊不也本是一流學者嗎？他退休之後又會寫本怎麼樣的書呢？

梁文道或馮振超：全國最共產

【都市日報-兵器譜】恆隆集團主席陳啟宗日前發表「香港全國最共產」的言論，說話擲地有聲，一個資本家不滿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制度行之經年的地方變質，從常理上不難理解，但究竟香港變成全國最共產這個講法是否成立則是另一回事。

陳啟宗為商界發言天公地義，但若硬把政治化損害商界利益這種論斷套在香港這個資本家樂園，卻又有點那個。

香港政治體制，議政格局甚至參政團體，從來都十分著重商界參與。

在立法會內功能組別中，便包括多個與商界有關的席次，如地產及建造界、金融界、工業界、保險界、商界等等......商界的聲音一向是主流，再加上分組投票這種在先進國家中少見的「有趣」制度，商家們在政治上的力度可謂無出其右。

還有我們的管治班子，董先生加上唐司長及馬局長，三人位處香港政壇的最高戰略位置，商家治港格局大定，反過來可解讀為商界在香港政治舞台上的一舉一動也足以令香港命運改寫。故在參與的量值方面，商界應不會有太大意見，問題的核心顯然是在質方面。

香港商界一向在政治專業化上落後於形勢，長期只會在圍內推舉有志政壇的商界分子參政，但結果有些人根本沒有政治家必須的政治智慧與手段，令政績不顯，商界現在面對的，是局中無大將，與長毛、大班這些富有社運經驗的政治老手比拼自然處於下風。碰上商界與普羅民意利益分歧時，商界便出現無力挽之局。

施永青日前指商界應找代議士，這想法非常實際，陳啟宗與田北俊這類商界成功人士，正職是做生意，他們最擅長的自然是商業事務，時間及精神不應花在陌生的政治粗活上，硬要他們站在政治最前線發表「偉論」，便有可能出現言論流於個人化，偏離群眾。加上他們的富豪背景，俗語有云「憎人富貴」，對於基層市民而言，在身家上已不及富豪們「富貴」，現在連政治議題也要被牽著鼻子走，老大不願意是意料中事。商界應培養政治代言人，如美國總統布殊及副總統切尼，便經常被指為大商家代言人，支持台灣陳水扁總統的商人也被稱為綠色商家，證明商界建立政治代言制度奏效。

香港商家不能再以為「商業成功者，政治必有為」。要知道，政治、經濟永遠兩條腿走路，不可只許經濟發展，但政治上則永遠依戀著順民年代吧。

梁文道：台灣問題是香港表達空間的難關

【明報-港聞】在12月11日的台灣立法委員選舉之前，很多觀察家作出了兩項推測：一、泛綠陣營在台灣島內不可逆轉的本土化傾向底下，會乘總統大選的勝利聲勢，再下一城，取得立法院的控制權。基於這項推測，再結合兩岸的不良互動和亞太區日趨緊張的國際形勢，就有了第二項推測：數年之內台海必有一戰，最快甚至可能在明年就會爆發。如今第一項推測證實落空，第二項推測又會否實現呢？其實，即使泛藍陣營掌控了立法院，台灣島內政治和社會的基本格局還是沒有大變，本土化的傾向和隱性台獨的趨勢，也沒有逆轉的苗頭。因此對於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台灣若有戰爭，香港勢必受到波及，這不論是從全球的經濟秩序，還是自一國之內的角度來看，都是不用多說的了。但若採取一個很狹隘的觀點去談香港受到的「直接影響」，似乎還沒有太多人仔細分析和預測。受到前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那句「會把飛彈打到香港」的刺激，香港人最怕的，大概就是戰火會燒到這個50年未逢戰事的小小城市。其實除了這麼具體可見的禍害之外，大家都忽略了戰爭可能會改變整個香港的表達自由及新聞自由的現。

台灣問題一直是香港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程度的試金石，比起「六四」、比起法輪功，它更能測試我們社會的開放程度。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香港無人不知台獨是什麼。從各主要大眾媒體傳達的資訊，香港人知道了台獨很不合理，知道了台獨很冒進，也感到台獨非常危險。但問題是那麼不合理、那麼危險的一種政治主張，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甚至是愈來愈多的台灣人相信它、支持它呢？如果真的要走通識教育，要學生去分析台獨的是非對錯，他們交得出功課嗎？

恐怕不行，因為我們在香港的電視、報刊和市面上的書籍之中，實在很難見到支持台獨的言論，也看不到有誰去條分縷析地介紹台獨主張的理論基礎。少數幾個在97前後仍然撰文辯護台獨的作者，用不成為過街老鼠，就在本地主流媒體中一一消隱了。香港很多書店大量地從台灣進口出版品，公共圖書館同樣藏有大量台灣書籍，但出了那麼多的台獨資料就很難找到了。

其實那些東西有什麼好怕的呢？比如說有一種台灣很流行的書系，專門論證台灣人是一種特殊的血統、特殊的種族，說他們是荷蘭人、日本人、琉球人、馬來人、原住民與漢人的混種，所以應該獨立云云。這麼荒謬可笑的說法，何懼學生看了會相信？因此台獨成了一種香港人人敬而遠之、但又沒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的政治主張。

如果台海必有一戰，那麼香港的言論空間和新聞狀肯定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首先，我們的記者能不能在戰事期間去台灣自由採訪呢？他們能不能報道台灣島上的狀呢？即使那些報道包括了台灣人民的死傷資料，足以損害我國軍民士氣？英國政府在福克蘭戰事之中，曾嚴詞譴責英國廣播公司發放來自阿根廷方面的消息。近年英美政府也在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期間，要求傳媒自律，不要播放拉登和薩達姆陣營發出的片段。雖然前北約組織總司令克拉克上將曾經說過：「在未來的戰爭之中，所有國家都要作好準備，自己一方的傳媒會在敵營取得消息」。但是伊拉克戰爭讓我們看到誇稱最自由的美國，為採訪重重設限，許多主要電視台記者都在鏡頭前戴上愛國徽章。

新聞的中立與自由在戰爭期間還可繼續保持，還應繼續維護嗎？知名記者暨戰爭新聞史學者PhilipKnightley如此論辯：「只有在牽涉到國家存亡的戰爭之中，新聞工作者才應該全面配合國家」。但什麼樣的戰爭才像抗日那樣到了存亡危急的關頭呢？這個論點本身又是否可以辯駁？

其次，香港市民又可不可以基於各種理由，表達對台海戰爭的不同意見呢？如果有人反對台獨，但也反對戰爭作為解決問題手段，他有公開表達這種意見的自由嗎？如果有人正是基於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理由，所以在媒體上發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說法，他會有什麼下場？那些向來以反對所有戰爭知名的非政府組織如「無國界醫生」和「綠色和平」又該怎麼辦呢？

還是我們根本用不想這麼多，因為即使沒有「23條」，《基本法》第18條已經列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梁文道：耶穌會的跨國企業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下令時要考慮到至少要隔三年又九個月之後，你們才可能接到我們對這個命令的答覆」。請注意這是四百多年前一個跨國機構駐東南亞分部的負責人給羅馬總部焦躁不安的上司的回信。那個年頭由羅馬派信差到太平洋西岸，要途經海上不測的風雲，要捱過各種未知的疫症，得躲過出沒無常的盜匪，平均一百人只有三十個可以順利活到達目的地。所以那個寫信的人不是說「閣下的命令要三年九個月之後才能收到回覆」，而是「『至少』要隔三年又九個月」，如果幸運的話。

在我們今天這個由珠海報價到倫敦用不一秒的時代裏，實在很難想像有哪一個跨國企業可以耗費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在通訊裏，而不潰散崩解。那個東南亞負責人憑甚麼相信羅馬總公司依然存在？羅馬的上司又憑甚麼認為千里之外不知生死的下屬還會服從公司的指揮？那個機構應該早就不存在了吧。畢竟一九○○年時世界上最大的一百家公司，今天仍然健在的只有十分之一。

錯了，這家機構至今活了將近五百年，而且活得很好。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龐大的天主教修會耶穌會。說起耶穌會，香港人立刻會想起「華仁書院」這等頂尖的耶穌會學校，想到他們培養出來的無數精英。精英，他們是的，但耶穌會又何止訓練過像李柱銘和李克勤這樣的人物。越南西貢至今還有一座雕像，紀念數百年前為他們發明越南拼音字母的外國人，他是個耶穌會士。伽利略當年出版《星際使者》動搖地心說，但他的老師一生捍衛地心說，卻能以七十高齡為伽利略背書辯護，不顧自己歐洲頂尖天文學家的成就，他是一位耶穌會士。西方人殖民南美，處處燒殺擄掠，只有一批歐洲人組織當地土著建村反抗，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們也是耶穌會士。更不用說我們熟識的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了。

《栽培領袖》的作者克里斯．勞尼曾經也是耶穌會士，後來卻當了摩根史丹利的高層，服務金融界十七年後他寫了這本書，分析耶穌會（而非摩根史丹利）這家改變世界的跨國機構的成功秘訣。正如所有出色的企管書籍，這是一本了不起的故事書，美麗動人，有眾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但也正如絕大部份的企管書，它沒有甚麼實用價值。因為耶穌會雖自稱Company of Jesus，但它不是一家普通的Company，它是一家命令往來要三年九個月仍不會崩解的Company。這些人彼此是Companion，又同是耶穌的Companion。要今天的公司講夥伴愛和終極信仰，是否太過誇張。

梁文道或馮振超：排污費

【都市日報-兵器譜】紅灣半島的發展商在辯護他們的拆除行動時，最迷人的說詞之一，就是承諾即使政府頒訂的丟棄建築廢料收費計劃仍未趕得上收他們的錢，他們也願意自動跟隨計劃，把丟到堆填區的廢料按處理成本折算，捐出等額金錢贊助環保計劃。看來十分負責，自己弄出來的垃圾，自己出錢去補償。

這裡的核心就是建築廢料收費計劃。前陣子電視台廣告才宣傳了老半天，抨擊每年港人無論是建屋還是裝修，都要丟出大堆如水泥、鋼筋、廁盆、浴缸等難以再使用的垃圾，然後告訴大家日後丟東西可不是唔使本。你丟多少就得給多少，自己的蘇州屎人家清理不是問題，最緊要是掏銀包。這個計劃是排污費概念擴大，而所謂排污費，就是針對所有會製造污染的行業，向他們收取費用，一來嚇阻它們肆無忌憚地污染環境，二來收回的錢屬於庫房，有補償社會的意思。

例如一間化工廠可能每天都要排出大量污水，如果有排污費的話可能會把它嚇著，迫它找一種污染程度比較少的生產方法。又如果它實在沒甚麼辦法，污水照流，那就勒索它一筆。那筆錢無論是用做公共淨水設施，還是拿去幹點別的也好，到底是益了阿公，大眾不致於太虧。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排污費真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好設計，把對環境的污染換算成排污者的成本，正所謂no money, no talk。但正好這也就是它的問題，萬一那丟垃圾排廢水的家伙太有錢，或者他付出的「罰款」比起他賺回來的利潤只是九牛一毛，那他是否可以Talk得很大聲呢？紅灣半島一事就完全顯示出排污費的問題了，大商家就算把拆下來的東西全部拿去堆填，只要他賺得夠狠，他還是會眉頭都不皺一下地交出小費的。排污費本意是保護環境，實行起來卻往往變成只要有錢就有權破壞環境。更何況怎樣去為排放丟棄的污染物品計價呢？錢向誰收？誰去收錢？這筆錢又該賠到甚麼地方才最環保呢？

馬爾代夫這人間天堂五十年之內就要沉沒，原因是溫室效應造成的全球暖化使得海平面上升。馬爾代夫的居民，是不是得向全球駕車人士收取賠償性的排污費呢？每一個去馬爾代夫的旅行的人在慨嘆之餘，又有沒有想過自己也可能是搞沉天堂的元兇之一﹖

梁文道或馮振超：有毒食物

【都市日報-兵器譜】「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先。」充份反映中國農業社會平民百姓的精神面貌，但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中國人民對食，再並非只為充飢這麼簡單，其中有毒食物可算是現代中國的特殊產物。

從內地傳媒的報道中，可見中國的有毒食物是如何的多，堪稱世界之冠。

小康社會的誕生，在於建立市場經濟之始，如此一來，人心的醜惡腐敗便表露無遺，政府提倡甚麼由一小撮人先富起來的美好想法，變成人人爭著做那一小撮人，製造有毒食物只是林林總總搵快錢的途徑之一。

中央電視台的皇牌節目焦點訪談及每周品質報告層出不窮地揭露出各種各樣的有毒食物，如毒奶粉、毒瓜子、毒月餅以至毒燕窩......令中國人在自家地方談食色變，記得其中一次報道，製造有毒食物的惡商人，被記者拍得一副大搖大擺的模樣，對製造有毒食品竟無悔意，並笑言自己就不敢試食了！甚麼追求衛生文明、為人民健康打拼，諸如此類經常掛在食品工廠裡的口號，通通變成廢話。

社會中已產生反道德思潮氾濫，製造有毒食物者與受眾並無甚麼血海深仇，但為著賺快錢，他們不惜在知情及自願的情況下向同根同生的國民下毒，這可稱為富中國特色的有毒食物，與西方社會近年多次爆出的瘋牛症事件(農民們對牛隻染病大都不知情)比較確有天淵之別。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在對待有毒食品的處理手法也與西方有異，如英國在發現瘋牛症後，社會輿論與民情都會要求英國政府交代謝罪，但我國國民對國家卻顯得寬大。只會採取自求多福的態度，人民們把心思放在如何避免進食有毒食品，如珠江三角洲的居民，便會跑到香港、澳門購買日常食品，更有民間出版社在一片毒食品潮吹襲下，出版《食品安全調查》之類的書籍，教導大家如何分辨各式各樣的有毒食物。

毒食品問題其實亦不止於在中國出現，若大家不善忘的話，過去香港及台灣這兩片黃土地上，也曾發生過類似風波。

八、九十年代香港便多番發現農藥毒菜及哮喘豬，亦曾引起一陣恐慌。而台灣也曾發現有不法商人製造餿水油。這足證有毒食物問題絕對不只會發生在共產主義下的中國，相反，一向以發達文明自居、被資本主義深化多年的港、台兩地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

梁文道或馮振超：綠化

【都市日報-兵器譜】和宣稱「平衡」身心「回復」自然，其實耗費大量珍貴水資源的Spa一樣，「綠化」也往往會弔詭地帶來對環境的破壞。與「平衡」相同，「綠化」同樣是個很欺瞞性的字眼。

「綠化」和「平衡」都是十分優美的字眼，充滿新中產階級的審美趣味，很易令人聯想起一幅草木扶疏、流水淙淙、空氣清新和蟲鳥飛舞的田園景象。所以當最早的環保運動用綠色做為象徵性的顏色，把現代社會那種房屋高樓一模一樣的模糊性格，與工業化帶來的煙囪處處的地景描繪成可厭的「灰色」時，實在是十分高明的形象策略。而且這種綠與灰的對比還讓人想起工業革命之前的地球本來一片藍藍綠綠，現在的世界則是腐蝕性的紅紅灰灰。因此又被人叫做「綠色運動」的環保運動就有種要回復原始的心理傾向，它的運動方針不是進步性的，而是治療性的；它的目的不是讓人類文明更先進，而是要治療人類太過追求進步的惡果。

當綠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美的顏色，當所有樓盤廣告都用綠當成主調，當政府的宣傳片都用廣植草木的形象語言來推廣環保，所謂「綠化」的意義也就開始模糊起來了。

「綠化」太容易被理解為栽種植物，似乎只要種種植物就是一種很綠很環保的行動。正因為「綠色」是個太過美麗的形象，是個讓人浮想聯羽的社運推廣手法；所以它的審美意涵才會那麼輕易地反客為主，遮蓋了環保運動的激進政治意蘊。內地有些城市搞綠化工程，廣植行道樹，結果卻惹來更大的浪費。因為那些馬路旁的樹種得太過貼近，而且全是同一種樹，所以一有蟲害就通通死光。同樣地，有些紙張生產商推銷自己很懂環保，砍了樹之後又種回更多的樹。問題是那些新栽的樹也都是完全相同的品種，徹底毀掉了原生森林的生物多樣性。為甚麼發展商可以拆卸簇新樓宇，還可以大言不慚地說自己「綠化」了環境呢﹖原因也就在於「綠化」二字可以用得太隨便。彷彿居民工作的環境是現代的灰色文明，一放工就回到了那花園滿布有草有樹的綠色家園。上班時受傷，下班後治癒，原來針對整個文明的社會運動變成讓個人住得舒服的環境美化措施。

把廢料堆到別人的地方，自己住得很「綠化」，這算是很環保嗎﹖

梁文道：紅灣半島是厭商主義的一塊溫床

【明報-港聞】前幾日坐的士，與司機閒聊，他說有一天他那11歲的兒子突然對他講：「阿爸，原來我們每日都給李嘉誠賺我們的錢。」我於是問他：「那麼你的兒子是否很佩服李嘉誠呢？」司機回道：「梗係唔係啦，佢都覺得太誇張，我們邊有得同李嘉誠鬥。」其實，幾個超級富豪在香港擁有廣大的事業範圍，天天賺得許多市民的手中銀紙，這根本是我們在97前就曉得的事實，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怪的是同一個李嘉誠，以前我們都稱他為「李超人」，崇仰他的白手興家，學習他的致富妙法，尊敬他的無上地位，為什麼現在竟成了一個11歲小兒口中「可怕」的人物呢？

其實只要對市井民間的閒談敏感一點，就會發現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一種對大地產商和大財團的不滿情緒正在逐步蔓延，逐日升溫。今年的七一遊行，出現了過去30年來少見的標語、口號和單張，那就是以商人為目標的攻擊性指控。有的要揭穿「官商勾結」，有的反對「地產商治港」，還有的要打倒「巨富壟斷」，一些往日人人推崇的名流，竟然成了過街老鼠。這樣的氣候轉變，恐怕不是一句「憎人富貴厭人貧」解釋得了的，畢竟港人曾經「厭人貧」但卻從未公開地「憎人富貴」。

經濟環境轉變，貧富差距拉大，多了一堆有樓階層變成負資產，這都可能是社會上集體心理轉變的原因。數碼港和紅灣半島等政府不當措施，自然也是絕佳的助燃劑。但商人巨賈們的言行，又是否也有過當之處呢？香港支持泛民主派主張的市民，眼看幾個議員上京難如登天，另一邊則是富豪輪番上京握手，回來又叫大家「最緊要穩定，別搞亂經濟」，會不會心中有氣呢？香港人從過去覺得成功的生意人必定幹什麼都無往不利，到經歷了董建華的兩屆特首任期之後，懷疑起所有「商人治港」的合法性與公平。一種前所未有的「厭商主義」正在成形，從集體情緒變成意識形態，如果政府和商界不夠敏感，不妥善處理，恐怕就會在紅灣半島和西九事件之中，引爆起一股社會風潮。

圍繞紅灣半島的爭論，已經從針對財團改到追擊政府之上了，但這並不表示新世界和新鴻基兩大發展商就此逃過大難。因為只要政府受不了壓力，終於要向發展商追補地價，而發展商與政府被迫來一場世紀大官司的話，整個社會輿論的壓力，又會一面倒向財團身上了。在這個緊要關頭，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實在已不只是抽象的形象公關，而是它們還能不能繼續享有穩定的發展環境的問題了。

說到企業的社會責任，許多論者採取典型的市場自由主義立場，認為紅灣半島的產權既然在發展商手上，它們實在有權合法地對它進行任何處置 (包括拆卸) 。而拆掉紅灣半島，改建豪宅以牟取更大利潤，不只是企業的天職所致，也是對股東利益負責的表現。換句話說，財團拆紅灣半島是道理，不拆就真是賠本的大人情了。我無意在此開展複雜的哲學討論，但還是有必要針對這種說法提出兩點簡短的回應。

首先，產權的確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基石，在香港更是沒有多少人會懷疑產權的神聖地位。且把關於產權概念的複雜討論放在一邊，我們只需提問作為基本人權之一的產權，是否必然優先於其他人權呢？以紅灣半島為例，拆除它是其擁有者的權利。但如果這個行動與附近居民享有寧靜環境和清新空氣的權利相衝突；如果這個行動會浪費人類生活環境的共同資源，傷害了社會公益；由產權保證的行動是否必然可以接受呢？事實上，相對於其他基本人權和公認的社會公益，產權不必然有先驗的優先性。

其次，在自由主義的價值觀裏，每一個人只要在不妨害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自由，去追求最大的福祉。抽煙如果可以使煙民感到幸福，煙民本來就該有抽煙以求取幸福的自由。但是他抽煙這個行為，卻會妨礙了其他人呼吸清新空氣以求身體健康的自由，而正好其他人可能覺得健康是他追求的幸福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才會用各種法律手段去限制抽煙這種行為。

企業追求股東利潤極大化是理所當然的，只要它的行動不會妨礙其他人的基本自由的話。現在我們沒有法例規定發展商不可以拆除沒人住過的嶄新樓宇，所以拆紅灣半島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拆紅灣半島會妨礙其他人的自由的話 (比如說享受良好環境的自由) ，那它至少是不道德的。合法的未必總是符合道德，例如貪污大家都覺得很不道德，但如果沒有制裁貪污的法律的話，它就是合法的了。

我們反對拆除紅灣半島講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如果拆紅灣半島根本違法，我們也就用不反對了。而道德正是企業倫理的核心所在。如果香港的大地產商一方面堅持企業行為是道德中立的純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又讓人覺得他們在經濟領域以外，還有大得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的話，就只會更加激起香港市民的「厭商主義」。所以紅灣半島事件不能只是從商業角度去看，還必須顧及企業責任的道德角度。財團也許以為自己又是單純的經濟法人，但他們其實也是要倚賴社會環境來展開經濟活動的社會角色。

梁文道或馮振超：官威

【都市日報-兵器譜】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近日不斷被立法會議員指指點點，說他利益輸送，一時間孫公滿身是箭，以一個曾為港英時代的菁英政務官而言，可說喪盡官威，對比昔日在大不列顛、日不落國的陽光溫暖底下，特區高官顯然是欠缺了一點為民敬仰的威嚴與尊重。

在中國人世界，對為官者從來都抱著一點敬畏，俗語「官字兩個口」，「富不與官爭」，是中國封建社會官、民階級、尊卑分野的一種體現，與西方現代社會講求人人平等、公僕為民絕對是兩種思維模式。

中國歷代具有官威氣燄者多不勝數，如仍為人臣的曹操，連天子也不放在眼內，一招挾天子令諸侯，官威氣揚至極。

近代一點的有太平天國時期的東王楊秀青，這個建基於基督信仰、奉聖經旨意建立的王國，洪秀全自稱為耶穌基督之弟，即天弟，但楊秀青雖只為洪秀全的一條口靚，卻狡計多端，在朝時經常天父上身，以天父之名大放厥語，指點群臣。

楊秀青每當在天京(現時南京)出巡時，儀仗隊可達千人，不止平民百姓要退避三舍，連官員們也要迴避東王，若是與儀仗隊碰過正著，更需跪在街上，要知道百姓受慣官氣，可是楊秀青對為官者亦不見有何禮遇。

近代中國，官威依然厲害，數年前，我在上海便看見過一次官威奇景，當時正在一家飯館吃晚膳，鄰桌一班身穿黑皮夾、寫上Police Shanghai 的公安大哥正在胡扯，突然見他們不知就裡的急跑出店外，分崗而立，未幾，更多公安突然從四方八面走到街上，二、三十尺便有一名身穿公安服者企立，其後數輛旅遊車經過，公安們便隔著車窗敬禮，我看著一名貌似中央高層官員者正在車內，這種官威氣道大有誰與爭鋒之勢。

港英時代的理民府組織架構最見洋氣派，理民府職責為管理新界事務，屯門、元朗、上水、大埔等地共有七區理民府，而理民府所發之公函，必以理民府長官為印記。

每當理民官出巡時，鄉紳理士便會出迎，待奉出巡，最經典而官式的場面，自然是一身洋裝打扮的洋人理民官，混在大堆唐裝馬褂的大鄉里中間，大家言笑晏晏，華洋共處之道可見一斑。

自九七後，香港官員官威收斂下來，孫明揚在立法會內被等眾議員們嘲罵連連也只得把怒氣吞回肚裡去，足見這位港英的殖民地遺臣，已學曉了當特區問責官必備的小寶神功。

梁文道：為何高官要有長俸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自從施行高官問責制之後，公務員可獲晉升的最高位置就是各局局長之下的「常任秘書長」。這個「常任秘書長」，學的是英式稱謂，英文叫做「Permanent Secretary」，中文一般譯作「常務次長」。不過叫「常任」也好，「常務」也好，一般市民往往只知其名，不曉其義。秘書長就秘書長，次長就次長，好端端地為何還要加個「常任」二字呢？其實這兩個字的學問很大，道盡了英式文官體系的精髓。

英國的官體系是現代民主政體之中擁有最深遠歷史，也是最早成熟的公務員系統。十八世紀的時候，很多英國公務員要求他們的職位是「永業」（permanence），意思就是在政府改組換屆時，他們用不與主政者共同進退。而當時的政治局面卻非如此，每逢新首相上台就來一趟大洗底，職位再低的公務人員，都有可能為了各種原因而被一併請走。隨現代政府職能擴張，公部門規模漸大，若每隔幾年就得玩一次大風吹，情況之混亂可想而知。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批穩定的文官隊伍，他們不隨政治路線的改變而上下，要在各黨派之間保持中立（impartiality）；只對日常事務負責，執行部長的決策，如非必要不用上議會解釋政策，此之謂「匿名」（anonymity）。這樣一批隊伍，相對於有上台執政的一天，也有鞠躬下台之日的政治家，必須是「永業」的。現代英式公務員體制的三大特色：中立、匿名及永業就是這麼推導出來，其中「永業」一條可說是保證了前項特性（尤其是「中立」）的制度設計，終於在一七八○至一八三○年之間被逐步確立。

值得注意的是，公務員的「永業」不只限定了高級文官參與政治的範圍和程度，讓他們用不也不能死死地跟隨政治任命的官員起舞，成了政治家俱樂部的一分子。「永業」還在另一個方向上，保證了公務員的廉潔和「中立」，因為「中立」指的不只是我們一般所說的政治中立，而且還要盡量中立於一切可能互相衝突的社會利益之外。不同的政黨可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執政議政，有的代表商界巨賈，有的代表工人基層，公務員則不能代表任何人。他們政治上要中立，同時要奉公廉潔，不能偏袒任何社會上的利益集團。

為甚麼「永業」可以保證公務員的中立與廉潔？因為「永業」的精神催生了各種相應的措施，使公務員有穩定工作，鐵打的飯碗輕易炒不了魷魚；使他們雖不可成為巨富，但有相對比許多職業而言算是不錯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還有非常可觀的長俸和退休金，及其他各種福利保障，讓他們日後不會為了要發財，而加入某個財團或政治勢力從而影響現在的公務。換句話說，出於「永業」，現代各個民主國家都把公務員這種職業，設計成一種你一旦加入，就能預期也應貢獻終身的職業。

香港跟隨英國，建立了一套有效而完整的公務員體制。回歸前後，我們總是強調香港公務員穩定的重要，卻忽略了香港在回歸後，就成了中國唯一施行現代西方民主社會公務員系統的地方。這意味對於中國黨政不分的情況而言，香港有十分重大的示範作用。而香港為了公務員的永業，為了使公務員成為一種可以託付終身的職業，也付出了極為龐大的成本。比起其他先進地區，我們的納稅人花了更多的錢，去維護公務員的不偏不倚和廉潔守正。

近日政府正和公務員的代表打官司，引起了市民對公務員優渥薪酬與福利的關注。另一方面，房屋署前副署長鍾麗幗退休後加入恒基集團旗下，參與近日競投西九文娛區的工作，惹來議員和傳媒極大反應。兩件事看似互不相關，但只要放在前述脈絡底下，就不難發現它們深刻的聯繫。公務員的人工是不是太高？福利會不會太好？公務員對這個問題可以提出的回應之一，就是香港人到底預備為了文官體系的中立和永業，付出多少代價。事實上我們付出不菲，為的就是要避免出現鍾麗幗事件；為的就是不想看到民航處前處長林光宇在退休之後三個月，「冷河」都過不完就加入私人機構；為的就是不希望警隊前一哥曾蔭培在退休之後的半年就進了新創建做執行董事。

我們的公務員（特別是高級文官）為甚麼有體面的收入？為甚麼有良好的福利？為甚麼有穩定的職業生涯？為甚麼有令一般人豔羨的退休金和長俸？就是因為我們希望他們把這份工當做終身職業，不受政治干擾不為金錢左右，從一而終。在社會上充斥了不滿公務員待遇太好的情緒當兒，爆發了鍾麗幗事件，就更使得市民容易產生公務員貪得無厭的負面印象。再數下來，近年一列前政府高官在退休之後享有優厚生活之餘，還跳入商場「搵真銀」。又怎能不讓人從表面所見的利益衝突，進而跳到懷疑一切現職高官「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孫明揚處理紅灣半島，曾蔭權主持西九大計，才會各自引來種種傳聞耳語。

高官也是人，他們在退休之後心不老，還想得到更多，本來也無可厚非。更何況還有許多公務員退職之後貢獻餘生給義務工作，參與社群公益活動。我們不該以道德語言過度苛求公務員，因為真正的問題出在現時處理退休公務員的制度太過兒戲。光是二○○三年就有七十六宗首長級官員申請退休後就業，竟然只有一宗被駁回，其中更有一些連六個月的禁制期都不用過滿。例如鍾麗幗，雖說只是加入與房地產無關的香港小輪，但任誰都知在基這等龐大的集團之內，無論是高層內調還是業務互涉，都不是甚麼罕見奇事。由彭鍵基法官任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出任當然委員的「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為甚麼會批准鍾麗幗的申請？為甚麼會那麼輕易地讓一大批高官順利「過骨」？他們到底在幹甚麼？陷現任高官於不義，使市民對公務員的不滿增加，動搖文官體制於根本的，不就是這個單位的輕忽嗎？

梁文道：平衡的幻象

【都市日報-兵器譜】綠化成了一個美麗的字眼，自然則是人類最應該達到的狀態。自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環境危機開始被媒體注意，甚麼臭氧層穿洞，全球氣候暖化，以及能源日漸短缺，都成了熱門話題，就連很多中學也把環境議題列為教程之一。看來環境保護不該是大眾陌生的事。可是與此同時卻有越來越多人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綠化與自然的魔幻意像，誘惑消費者做一些看來十分環保實則加速破壞地球的事。

例如水療與Spa，就被認為是一種很健康的休閒活動，能夠用水、香薰、石頭和技巧的人體等十分天然的工具，使人進入一個非常放鬆的狀態。「消除疲勞，恢復身心平衡」是各大小Spa及水療中心最喜歡的宣傳用語，「恢復」及「平衡」二字用得尤其巧妙，它們都隱隱指涉著「自然」這種狀態。因為「恢復」有種回歸起點的意思，彷彿人類的種種作為都很人工化，遠離了宇宙的原始狀態。

而「平衡」經過過去二十多年來環保運動和新紀元運動的雜交合流，已經是很多中產階級耳熟能詳的字眼，它代表著一種最純粹最天然的完美狀態。所有東西不多不少，分量剛剛好，陰一半陽一半，是世界和人體未遭損害的模式。

「平衡」、「恢復」與「天然」這些字眼的可怕，就在於它們總給人一種優美舒適的感覺，似乎只要我們從事一些配上這些詞彙的活動，我們就會活得很自然而且很環保。文字障的力量，莫此為甚。

先不說給人又搓又揉到底對地球和整個社群有何助益，只要瞧瞧那些放了滿缸又流得乾乾淨淨的水，你就想像得到水療和Spa多麼耗用下一個十年最稀有最有戰略價值的資源。Spa渡假勝地峇里島不只有海灘，有高山，還有世界知名的美麗梯田與長久獨特的文化。香港人、日本人與澳洲人都愛到峇里的Resort玩個五天四夜，泡三天水看半天農民耕田的景觀，既自然又平衡，恢復身心康泰之後又可回到城市再戰江湖。

但有多少人知道峇里正是世界上休閒式旅遊危害最深的地區之一。全島的休閒式酒店與Spa不只要供應大量淡水給人家享用，還要製造許多洗毛巾洗床單的廢水，所以近年來竟造成當地居民食水不足和淡水受污染的怪異狀況。你泡完一天Spa舒服地遊覽山上梯田，田裡那些世代務農的農民正為不夠水去耕種所苦；你恢復了平衡，地球呢？

梁文道：賭徒式科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有種賭博心態叫做「帕斯卡賭注」，來源是十七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帕斯卡。他在三十二歲的時候放棄科學研究，轉向宗教沈思，寫下名著《沈思錄》，名言是「人是會思考的蘆葦」。至於人生中的種種賭博，他的說法是「對於上帝是否存在的這個賭注不需要猶豫，如果你贏了，你就贏得了一切」。這種思路對咱中國人來講一點也不陌生，因為實際的我們也是抱持一種賭徒式的宗教觀，不管有沒有齊天大聖，入了猴王廟拜猴王總是錯不了的。

美國物理學家羅伯˙派克（Robert Part）多年來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寫的科學專欄，是我最喜歡的專欄之一。他一直戰鬥的對象，就是科學領域中這種「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巫毒科學》是他這條戰鬥路向的大成，充滿趣味和科學知識，一一揭破現代社會各種假科學之名出現的神話和謊言。

為甚麼在這麼科學的世代，仍然有那麼多的科學謊言流傳，仍然有那麼多的「專家」欺世盜名？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太相信科學了，使得任何說類科學名詞和戴眼鏡穿白袍的傢伙都能唬得大家一楞一楞。而且我們人類都有「帕斯卡賭注」情結，尤其是在醫療領域，遇上藥石無救的情況又何妨藥石亂投？

派克筆下的「順勢療法」就是好例子。所謂「順勢療法」的第一定律就是「相似律」，意思就是要醫病就得用能產生相似病症的東西做藥，以毒攻毒。例如嬰兒有尿布疹，它就會勸你先保持清潔，然後用能讓人生疹的毒藤葛治療。問題是這藥的製法是採了毒汁再以一比一百的稀釋率稀釋三十回，這麼得出來的藥水根本和普通水無異！而大部份順勢療法的藥物都是這類普通水，它的支持者宣稱這些水有效是水記住了藥材的特性。但水又怎麼記憶東西呢？這讓我想起前陣子有本熱賣書籍說水有情緒還懂識字，難道水有眼還有腦？其實保持清潔就能自然治好尿布疹，但信徒會盲目歸功於順勢療法，何況這些人都有賭徒心態，試一試也沒甚麼大不了。但派克也說對了，有亂咁試會死人。

梁文道或馮振超：民主VS親中

【都市日報-兵器譜】一般人總以為語言是一種純綷的工具，可以用來描述世界上客觀存在的物事，或者人類主觀表達的感情。但事實上語言還可以反客為主，之前我分別介紹過「左派」和「親中」這兩個名詞的由來和演變，現在可以把另一個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字眼「民主派」加進去，看看這些好像很單純很易懂的詞語，如何引導香港政治討論，甚至帶動政局的演變。

所謂「民主派」，原來的意思簡單不過，指的就是有這麼一幫人以政治的民主化為他們的精神原則。甚麼叫政治的民主化呢﹖在當前香港局勢之下，它的主要主張就是盡快實現香港人權治權利的平等，讓大家可以一人一票直接選出特首和全部立法會議員。

其意本來甚善，但是有許多人批評民主派壟斷了「民主」的全部意義，彷彿只有他們做的事說的話才是真正的民主，任何反對他們的人都是反對民主的反動派。情形就像上回我們分析親中派，似乎只有那群人才真正知道何謂中國，才能真正代表中國。

問題是民主派到底有沒有壟斷了民主的全部意義呢﹖如果你上網查資料按一下「民主」二字，跳出來的東西包你幾天幾夜看不完；如果你去稍有規模的圖書館，光是談民主理論的書，恐怕就佔了一排書櫃了。從這個角度去看，把民主說成只是全面普選立法機關和行政首腦，當然是極度的簡化。可是作為民主派的對手，親中派或其他保守派別又有沒有提出過其他的民主化方案呢﹖許多親中派系天天強調香港民主化的條件不全備未成熟，那他們有沒有具體提出過那都是些甚麼條件呢﹖如今香港政治討論的死局是民主派就算再簡化再霸道，但到底有一套清晰的行動綱領和目標；反過來親中派卻沒有一套足以相抗衡的民主治港方案。因此在市民大眾的印象之中，民主派是主攻的一方，親中派則站在守勢，阻頭阻勢。在香港這地方政治的格局裡拿不出一個又清楚又簡明的方案去回應民主派，親中派就只好常以親中的名義，每每訴諸中央政府的心意和籠統唯心的中國人定義，使得原來是地方性的問題，一下子上升到中央層級的高度。

民主派因此只好把他們當作代理人，真正的對手則是中央。長久而往，香港的政治進程竟然就成了中國對抗港獨的詭異狀態。親中派自己放棄了民主的詮釋權，民主派也失去了表述中國的權威，有誰會是贏家﹖

梁文道或馮振超：華人與狗

【都市日報-兵器譜】上海外灘早前正籌劃申請世界遺產，這處處散發著歐西建築文化的獨特景貌，記載著中國近代史的辛酸與繁華，保護外灘歷史文化風貌理所當然，但計劃大綱卻被指宣揚了外灘租界這段對中國而言並不光彩的歷史，還引伸至鄰近外灘不遠處的黃埔公園。

這個曾令中國人引以為恥的地標，在大上海的租界年代，樹立著大意為「華人與狗不得進入」條文的木牌。如今在上海更有聲音指黃埔公園內藏著中國國恥，不應視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歷史的可貴，在於記錄著真相的每一部分，無論是盛勢或衰敗、戰爭與和平，都是歷史片段，記下目的是敬告後世以史為鑑。在中國近代史中，面對著艱辛與苦難，戰敗、割地、求和營造出後大清朝殉落的開端，民國立，抗戰起、中國共產黨的五星旗飄揚於大地又是另一番景象。

還有人不敢面對黃埔公園這個不快的經歷，大概又是封建思想中家醜不外揚的一種現實體現，反觀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數十年前原來已拋卻了舊思維，對黃埔公園毫不介懷。

1964年，共產黨史詩音樂劇《東方紅》公映，毛主席與周恩來總理聯袂觀賞，其中一幕場景是上海灘一個公園門口，一批碼頭工人正在搬運貨物，毛主席看在眼裡，突然煞有介事的對著周總理說「那時候的上海灘，公園門口都有『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牌子，演出的時候也應該加一塊。」

場景是利用幻燈效果投射而成，工作人員在散場後，連夜趕工重新製作這套幻燈片，令「華人與狗不得進入」這句話被搬上舞台。今時今日，毛主席已騎鶴西去，再難問到他對舊中國飽經苦難的感想，但從「華人與狗」這段記述中，毛主席顯然是坦誠面對歷史的。

要知道1964年的中國，絕不如今日般強大，領導人在承擔國恥之同時，並不如平民百姓般來得自如吧。相反，日本近年多番意圖掩飾侵華史實，實有欠國體。竄改教科書已非新聞，更深層的是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利用參拜推崇戰犯為國家英雄的行為。

德國總理施羅德在D-Day紀念儀式上(盟軍登陸諾曼第)向全世界坦承歉意，承認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責任。勇於面對歷史，證明國恥並不可怕，最可怕的還是堂而皇之否認國恥前塵的偽君子。

梁文道：語言改變不了事件的本質

【明報-港聞】公關公司常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是：「壞事可以變好事，好事也可以變成壞事。」意思是只要公關手法和技巧得當，再差的行動都能變成人人歡迎的善舉；反過來，如果沒有正確的公關程序和措辭手段，用意再良好的計劃也會被人辱罵鄙視。但這世界就真是如此是非不分，可以任人扭曲擺佈嗎？一件壞得不能再壞的行為，真的能夠透過言辭的修飾及後續的小動作，就變得使大家滿意嗎？

新創建和新鴻基地產終於在作出了一項讓許多市民和所有環保團體失望的決定，宣布將新創建有份參建的私人居屋紅灣半島，在沒有任何居民使用過的狀下全部拆卸。紅灣半島的七幢物業自興建那一天開始，爭論就不斷纏繞它。起初它是政府「八萬五」建屋大計的一部分，由於選址紅磡海旁，被譽為擁有無敵海景和上佳地段的高級居屋。當時有人批評把居屋蓋在這麼好的地方太過浪費，彷彿買不起私樓的居屋住戶，就活該不能在家看海。後來政府在仍有市民輪候居屋的情下，為了彌補「八萬五」政策對樓市帶來的打擊，又反覆停止發售居屋，使得紅灣半島這高級居屋白白空置了兩年。今年2 月，政府乾脆以8 . 64億元的價錢將紅灣半島賣給了參建商新世界和其後購入權益的新地，平均每呎才五百餘元。要命的是樓市隨後復蘇，於是「政府明益地產商」和「官商勾結」的聲音，不絕於耳。

這場混雜了各種陰謀推論的鬧劇仍未過去，市民的焦點就開始轉移到兩大財團會如何處置這片居屋上了。按照正常的商業邏輯推理，它們應該會把它完全拆卸，然後在這 片優質土地上，重新建起賣得更貴的私人樓宇(據測量師估計，整個項目可以得到62 億元的利潤)。

果然，新地和新世界不脫商人本色，真的要把紅灣半島完全拆除，同時提出多項方案保證「環保」，以杜市民悠悠之口。本來是一件為了暴利而集浪費與製造污染於一身的惡行，兩大財團偏偏有本事把它說成「好事」。

首先，新地副主席郭炳江形容紅灣半島是香港房屋政策的一粒瘡，遲早都得解決，否則只會腫脹生毒，他們現在出手除瘡，實在是為社會做好事。言下之意，責任其實全在政府那惡名昭彰的「八萬五」，財團如今把這片霸佔了寶地的居屋變成私樓，實在是導香港回正軌而已。兩大財團也在它們的《致香港市民書》裏說：「再發展紅灣能夠真正體現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的精神。不善用香港珍貴的土地資源是重大的浪費，扭轉土地錯配亦是向下一代灌輸若有錯誤，應有勇氣予以修正的寶貴精神。」

因此新世界發展的執行董事梁志堅在記者會上才會說：「你們話七棟新簇簇的樓拆落來係浪費，教壞下一代。實際上我們唔係將物料丟晒落大海，我們唔係教壞下一代，我們想話畀下一代知，我們勇於認錯，勇於改過」。

發展商的邏輯是：要勇於認錯的其實是政府，是它的房屋政策造成了平民住靚樓的資源錯配；而勇於改過的則是發展商，是它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出手修正政府的錯誤。換句話說，錯全出在政府身上，發展商反倒是下一代應該效法的勇者。可是正如小學生都聽得多的教訓一樣，指摘其他人的錯誤並不會令你自動變得正確。說政府有錯，難道就能掩飾自己的劣行嗎？浪費了興建紅灣半島時投入的大量珍貴地球資源，把從未有人居住過的簇新樓宇全部拆掉，是改正錯誤的善法，還是以更大的錯誤去掩蓋上一個錯誤呢？何什麼又叫做「地盡其利」？難道把一般平民負擔得起的房子變成更貴的豪宅，就叫「地盡其利」嗎？一個高密度的居屋可以比同等面積的豪宅容納更多住戶，這為什麼又不是地盡其利？這裏所盡的利，其最大得益者，難道不就是發展商自己嗎？明明是犧牲了重要資源使自己得到最大利益，偏偏還要說成是正確地教導下一代，這正如行政會議鄭耀棠所言，是「天大笑話」。誠然，我們注意到發展商宣稱會採用香港前所未見的「環保拆樓法」

，使得大部分拆樓造成的廢料都另有用處。但是大家必須小心，那些材料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運往內地處理。很多環保組織都曾發現許多先進地區的廢料，說是運往中國「再處理」，實際上卻因成本或地方上的行政監管問題，變成只是簡單的掩埋堆積甚或焚毀；而且所謂「再處理」

本身也會造成一定的污染，使得中國成了世界垃圾場。如果這回發展商們沒有確保它們造成的廢料得到妥善處理，恐怕又是另一課反面教育：為了自己的乾淨和利益，盡可污染破壞人家的環境。

同理，在它們的《致香港市民書》裏，發展商強調新的發展會「綠化紅磡灣畔，增強空間感，改善區內環境」，聽來十分悅耳，其實還是假環保之名行浪費環境資源之實。很多人以為種樹植草搞綠化就是環保，卻不知不妥當的綠化只會造成更多的污染。例如高爾夫球場，看似又綠又天然，其實往往因為過度使用藥劑毒化了附近水域。更可惡的是，這種假綠化是把自己的幸福和享受，建立在他人利益和公共資源的犧牲之上。在紅灣半島現址上重建的新樓盤，就算再多樹木再多空間，也掩蓋不了商家們耗費資源和污染環境的事實。其未來住戶的優質生活環境的前提，其實還是地球資源的浪費，和現時附近居民的不便與受損的健康。

大樓拆得或許可以很環保，但用過的資源到底是不可復得。把一張新鮮印製的白紙重新搗碎再製成「環保紙」，又怎麼會是環保的行為？再多的公關說詞，還是不能掩飾事件的本質。紅灣半島拆卸事件的本質，就是商人由牟取更大利潤出發，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有論者指出它的確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可是「發展」二字的意義並非單面的經濟效益所能盡蓋，它還得考慮其他多元的社會價值。這裏牽涉到商業機構的社會責任問題，我們下回再談。

梁文道或馮振超：港式「習非成是」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97回歸後，香港政治大勢極度傾斜，政府的弱勢形象深入尋常百姓家，市民大眾對政府德政與弊政皆指指點點，部分習非成是、就是市民明明理虧的，也對政府照罵可也，弱勢政府面對民意風向，亦惟有採取懷柔手段，爭取社會公義對政府而言，變成第二考慮，如何理順民意才是問責官員以至董先生的首要重任。

早前爆出水貨客被九鐵公司拒絕使用羅湖居民通道事件，法理上其實顯淺簡單不過，通道原意是為羅湖禁區居民提供方便之門，但卻為水貨集團變成水貨私家通道。

最後當被明令關門，水貨客便以「習非成是」的邏輯思維來討價還價，對於羅湖通道的原始實際用途與功用卻置諸不理。長毛議員也一味以為民請命姿態出擊。

從傳媒跟進事件的取態而言，大概對水貨客的處境極其量也只是帶點同情，明顯地，傳媒對取締水貨通道的態度比較官府還來得直接了當。

最欠guts者，要數香港仔漁市場事件，爆出這宗糊塗帳，緣起於污水養魚，後來才發現公眾停車場多年來被無理霸佔，有檔主更表示經常「入咪錶」，自覺並無犯法云云。從政治角度出發，魚檔檔主們經年的違法行為叫人火起，倘若是強勢政府，拉人封檔相信亦屬理所當然，民意亦不會有太大反應，可是政府處理手法明顯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其後更因租金多寡問題與檔主們多番談判，要知道政府官地並非私人產業，但弱勢政府就是惡不到哪裡，縱然法理俱備，也未必能主動出擊。

港式習非成是並非只發生在官、民之間，就是官府內亦同樣如是，政府的署任制度行之經年，但這種「上司放假、下屬頂住」的做法，在商界根本講不上是甚麼一回事，可惜政府仍連年支出大筆署任薪金，雖為外界詬病，但在公務員工會的群眾壓力底下，至今惟有不甚了了。

或者，最令全港市民引以為傲的習非成是，就是那港式檸檬茶，歐美等地炮製檸檬茶都是以檸檬汁滴進紅茶裡去，只有香港把檸檬片放在茶中「篤下篤下」，港式檸檬茶可能是極少數港式習非成是的正面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