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這是聖誕節，笨蛋！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在西方國家，聖誕節即使對於出版業和書籍的零售業而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出版商很應景地適時推出一大批聖誕主題書，和一大堆精美的周邊產品；大型書店則張燈結彩，聖誕裝飾品可以從門口開始堆到廁所，雪人聖誕樹之後還是雪人聖誕樹。不論是書還是賣書的舖子，紅紅綠綠得一塌糊塗。

格斯咸（John Grisham）的新作一看就知道是要趕聖誕節上市來搶錢的；封面底色一片聖誕紅，作者名字和禮品包裝上的碎花全金，當然還有中間那個小方塊裏的綠。弔詭的是，這本書講的是一個人厭倦了聖誕節，下定決心要逃它一年的故事。書名正是《跳過聖誕節》（Skipping Christmas）。

格斯咸這位美國暢銷作者，以寫法庭故事和律師生涯的小說聞名。好幾部作品都曾被荷里活拍成電影，例如《The Firm》和《A Time to Kill》，想必香港讀者也不陌生。律師在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很多對他們又愛又恨，既不能缺了他們，又想把他們丟得老遠去餵狗。而格斯咸對律師這一行和法律界的刻劃，可謂相當內行而別出生面，扣住了讀者想理解這夥冤孽的欲望。

這回他一捨本行，轉而抓住了另一種美國生活的圖騰—聖誕節，一個同樣叫人又愛又恨的事物。在美國大城市郊中產住宅區呆過的人都理解得到，那是一種多不自由的生活。不只在戶外曬衣服不行（怕破壞社區的整體景觀），在聖誕節不放個雪人不布置棵聖誕樹之類的植物一樣招人白眼（還是怕破壞社區的整體景觀）。《跳過聖誕節》的主角路德對這些繁文縟節深惡痛絕，身為會計師的他一算舊賬，發現去年過節竟花了六千一百美元，而那些錢的絕大部分都用在一些毫無意義的東西之上。例如永遠吃不完的派對食品，喝不完的酒，用完一年就怕老套的裝飾，穿過一次就不會再穿的新衣，以及寄了出去永遠也沒有人要認真看看的聖誕卡。於是路德決定和妻子來一趟加勒比海遊輪之旅，向聖誕節說再見，至少一年咁多。

一些書評認為這本書不好看，因為才翻過頭幾頁就必然猜得到結局如何（你也大概知道了），沒有了格斯咸過往作品的懸疑和刺激。我倒覺得還可以，特別是對美國中產階級那種消費成了被迫消費，看來很個人化實則集團壓力巨大的現代生活，格斯咸有入木三分的觀察。書中各種重複（如公司同事和街坊對路德的決定再三質疑），與其說是作者無能所造成的沉悶，倒不如說是刻意營造的效果。問題倒是結尾，格斯咸打消了主角的狂想之後，竟然回歸一個最傳統最溫情的聖誕情懷，彷彿合理化了之前被批判的一切無聊。也罷，這到底是聖誕節，這到底是本在這個節日裏被送去當禮物的「當造」書，還是不要太過掃興的好。誰知道這本書明年此刻的下落如何？

梁文道：說說我的偶像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少時沒有機會讀沈從文，只在些文學史文學評論的文章裏說他有多好多好。例如夏志清大名鼎鼎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裏頭講沈從文那一章就叫人看了心癢難搔，好比讀旅遊書介紹遠方名勝，雖不能至，心卻嚮往極了。後來回到香港，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弄本《邊城》來看。一頁頁慢慢看下去，不趕故事，不知日之將盡早到了要亮燈的時候。終於黑到再也認不出字，才暫停下來，抬抬頭伸展頸項，心裏就有了還好我會讀中文的感激。

這種文字這種故事，表面看來平淡得很，很多人說他「空靈」。後來有朋友說這種「水靈靈」的東西年輕時看過就行了，讀多了也就不想再讀。我聽了其實很生氣，想有本事你來寫寫看，卻不好表示，就淡淡地笑笑算了。這清淺的文字，不故作繁複的述，以近乎白描的手法一面一面圖畫層層遞出，其實是極大的耐性和克制的成就。得壓下一個作者常見的慾望，放棄繁複的修飾，放棄跳出來指東劃西的想法，然後在有限的選擇裏去尋找最精當的字眼，尋找最無奇最不驚人的表述方法。看來一切自然天成，實則機關算盡。充斥街頭只有小聰明的作者打死也寫不出這種「空靈」。

例如《邊城》，沒有花團錦簇的修辭，把現代白話文逼到一個幾近透明的極限，但就讓當時的我深深陷入那個山水明麗人情樸淳的邊城裏了。因為這種行文的路卻是這天衣無縫地合適這樣的小鎮，淡筆寫淡景，活生生是形式與內容統一的示範。同樣的耐性同樣的筆調，再慢慢鋪陳出翠翠、爺爺和大老二老之間那纏夾不清的關係所造成的悲劇時（其實這到底是不是悲劇也不好說），我又感到無比的鬱悶，恨起這些人的不痛快。但故事看完了，我又從原來的情緒抽離出來，同情起這山水這文化裏活的人的無奈。這就是沈從文，在那個圍繞著中國傳統熱火地開展爭論的時代，他看到的是活人的局限和遇到局限的反應，他不批判太多但試圖理解。

《邊城》寫得如此視覺化，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個誘惑，想把它拍成電影排成話劇，要為它繪上配圖。但對我而言實在沒有人能窮盡《邊城》所看得到的景象。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說他生前的願望是在有機會編選作品時，只要一套袖珍小本子就行了，不需精美漂亮，不需豪華考究，但求字清楚、款式樸素。我想，沈從文自己最清楚自己的作品該受到何種對待。不過，最近又有朋友想把《邊城》改成音樂劇。也是，且不管這小說如何地「音樂性」，裏頭反覆出現的竹管小曲和岸邊山歌就夠惹人遐思了。但還是那句，我祝我的朋友們好運。我知道這回我是有點太過，我也知道正如所有的經典，《邊城》也不無瑕疵。但你得原諒，一個小孩對偶像的熱情，總會令他有不可理喻的時候。

梁文道：蚯 蚓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關夢南的第一本詩集出來了。我告訴朋友，朋友並不相信，他以為他早該有過許多本書了。的確，一個寫詩寫了三十年的人，怎會到現在才出第一本詩集呢？而且你知道我們常常看見他的名字，在許多比他年輕許多的作者的不知第幾本書的鳴謝名單裏，在出現過又消失掉，並且再也找不到的刊物編輯名單裏，在每一年每一月都曾被報道但參加人數不一定很多的座談、文學營和朗誦會裏。寫詩寫了三十年，但不曾出過個人作品集的關夢南就像泥土裏的蚯蚓，從土層往上攀升到了植物的頂端，有漂亮的蝴蝶正在曬牠的翅膀。在文壇裏頭只有出過書的人是蝴蝶。

達爾文晚年在爭論的風暴中奠立了進化論的基礎，卻莫名其妙地栽進對蚯蚓的研究裏。蚯蚓這小東西在西方文化裏是種充滿死亡氣息的蟲矢，真正名副其實地賤如地底泥。可是在達爾文眼中，牠卻是整個生物圈的基礎，日夜不息鑽動吞嚼，翻出一層壤土使植物能夠紮根生長，抽芽成莖，開花結果，活出一片生機盎然的綠地，昆蟲動物在其中存活死亡。不知過了多少個世代之後，依然是蚯蚓在最底層繼續卑微地翻土……。

《關夢南詩集》裏近半是二千年之後的近作，顯見是詩人較為滿意的作品。比起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作品，這批近作的文字更接近日常口語，題材往往是一個今日香港上班族的生活，沒有太多明顯的技巧雕琢，刻意的形式追求。就像黃燦然在集末的評論裏所說的，寫得很「隨意」。但這種做人寫詩累積了幾十年下來的隨意，卻有一種不簡單的動人力量。誰都讀得懂，但誰都不能讀了之後沒有感覺。

比如《便條》，是一首擬仿因為上班時間不同，而不能相見的父女相互在雪櫃上留下的便條的詩。語言真像是便條上的留言，感情也是這種短短口訊裏滿載的真切。有趣的是第二截父親的便條，告訴女兒「阿女：為什要養成早到的習慣呢╱長命工夫長命做╱爸爸在以前的公司早到了十年╱最後還不是兩袖清風被辭退了？╱產前抑鬱的女人十分挑剔╱凡事要打醒十二分精神╱阿女你是做會計的╱如果一旦發現公司盤數有什不妥╱最緊要第一個撤退╱又……（b）休漁期過後╱黃花魚依然是那的瘦╱海洋與大陸一樣╱都是烏賊的肥╱（c）……好了，再談。」然後竟有另一段「修正版」：「阿女：高興妳個對工作有責任心╱做人不要太計較得失╱對老闆娘要諒解啊！妳媽媽懷孕的時候╱也曾經情緒很不穩定╱又……（b）黃花魚的蒜子肉的確令人懷念╱一向清蒸加熟油花╱今初嘗試煎烤╱好讓你便於帶」女兒一早上班，投訴老闆娘的難以應付，又想要爸爸給她做黃花魚。做父親的該怎回應？兩段不同的便條盡見做父親的心情，既想不無抱怨地向女兒慨嘆人生的無常與各樣小小的挫折，但又回轉無盡的包容和積極的鼓勵。至於黃花魚，女兒既然想吃、就盡量做好它吧。

這已經不只是一個做蚯蚓的文人，還是一個做蚯蚓的父親，一個蚯蚓般的常人，默默在土裏左右翻動，思量別人未必盡知的心事。

梁文道：聽說鍾士元轉行做了記者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我的拍檔江瓊珠看完鍾士元的《香港回歸歷程》之後說：「這那是回憶錄，這簡直是個記者的報道集，甚至是本教科書！」她說得真對。我們之所以認為這不像一本回憶錄，是因為一般而言，大家對政壇人物的回憶錄有特定要求。首先，我們希望一個政壇人物在離開了政治風眼之後，可以比較不懼利害地說出一些大家不知道的秘辛。可惜，這本回憶錄沒有爆出任何內幕。

秘聞不一定石破天驚

這本書剛出來的時候，傳媒起過一陣熱鬧，但說來說去就是有人找過鍾士元競選第一位特首，和他當年在倫敦街頭為防鄧蓮如被人騷擾所以大叫「她是我的」這兩件事而已。前者就像吳康民所說的，太過幼稚，中國政府怎會真的信任這個舊電池？後者則無傷大雅，笑笑就夠了。充分反映出了這本回憶錄乏善可陳，在傳媒眼中沒有什賣點。

我雖八卦，但還不至於只懂得用這幅眼鏡去看一本「政壇元老」的回憶錄。說這本書沒有秘聞可言，其實就聯繫到了我們對回憶錄的第一個要求，那就是豐富的人物關係。在《香港回歸歷程》裏面，我們讀到許多人名，而這些名字對鍾士元而言，絕大多數竟就只像個報紙上的名字，沒有任何個人意義。例如眾所周知與其有師徒之誼的李鵬飛，我們就完全讀不到他對這段師生關係的看法如何，就只像看舊報紙般地再三重溫這個名字什時候去了倫敦，哪一年出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如此而已。再如董建華，雖然鍾士元說自己自七十年代就認識他，但這個認識到底是什樣的認識，為何可以使得他在九七前決定支持董出任特首呢？如果有任何不為外人所知的事情的話，那也只是他的太太原來很欣賞董太太「待人態度」此等無關痛癢的小事罷了。所謂的秘聞，不一定要是什石破天驚的大新聞，只要是一般讀者在報紙上看不到的那種活生生的政治人物關係就夠了。沒有了這種關係網，沒有傳主對這些關係的個人看法，所謂政治就只是缺乏了具體運作過程，抽空了內容的流水賬。要看這種東西，為什我們不去看報紙、教科書，和充斥坊間的評論文字呢？

香港政客可悲

據李鵬飛的說法，這種不動情、重事實的態度就是鍾士元的性格。如此說來，這本回憶錄倒也算是體現出了傳主的性格。而這本乏味的著作其實還體現出了鍾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現實主義態度。例如八四年五月他在英國（而不是香港）受到了嚴峻的挑戰，指他這批行政局立法局議員不是來自民選，無法代表香港人的意見。他的回應方法就是利用傳媒發動公關，令港人來信表態支持。事後我們完全看不到他對這種殖民地制度的反省，看不到他有任何引入民主方式解決代表性這根本問題的意圖。同樣情況也出現在他轉投中方陣營之後的表現，他建議用比例代表制來選立法會成員，以抑制民主派在分區直選的優勢，是忠於中方的表現。

換句話說，鍾向來是一個服從現有政權現有體制的人，他可以在一定的局限下玩得出色，但從不挑戰局限。這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又豈是一個有遠見有視野有大立場的政治家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又決定了他雖一身榮寵，但終究是個悲劇人物。鄧小平固然可以在中英談判期間明言不需三腳，一腳把他踢開；麥理浩回到英國之後可以不顧舊情，奚落這批港英忠臣。香港的政客，到底是可悲的。

梁文道：明信片上的建築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我不喜歡寄明信片，但不討厭收到。在我收過的明信片中，有不少是著名旅遊區的照像，多半是朋友自異地寄來「到此一遊」的證據。任誰閉上眼在機場商店伸手去摸，都會有一半的機會摸出一張以當地特色建築為主題的明信片。不知道我的朋友們是否就是這摸，所以我收到的明信片中就真有過半是建築物，如果好好存放起來，就是一列全球遊客必至的名建築大展了。

十年不見的朋友張錦滿介紹陳世良的《建築就像明信片》給我看，先不論書，名字就起得好。很多人對世界各地建築的認識就是來自明信片，尺寸不大薄薄的一張紙用最經典的角度把一座城市裏最經典建築展現，代表了一個偉大藝術家的創意，一群工人的血汗，一個地方人們仰望目光之所寄，以及或許一段未必光彩的歷史。如果再加上一段簡單的文字解說，那就可能是很好的建築啟蒙了。我想這或許就是陳世良寫這本書與後續的《建築變成明信片》的原點了。

台灣這幾年來有兩三家出版社很集中地出版一些關於都市規劃、設計以及空間和建築的書。裝幀和印刷一秉建築書的傳統，盡量精美；但是內容素質則相當參差。有很受歡迎，寫作風格很「詩意」的理論家往往雜七雜八抄了一大堆，居然就能在中文世界裏闖出名堂。也有老實點地乾脆翻譯法國西班牙前大師之作的，但譯筆真叫人不敢恭維。本身是建築師，在倫敦念理論和建築史，又為雜誌寫入門專欄的陳世良則不扮高深，文字清淺易讀。他這兩本書寫得很明信片，題目從羅馬萬聖殿到羅杰士（Richard Rogers），不齊全但都很重要，至少沒有一個不是有趣的。一個城市一座建築一位名師就是一單元，文章短小（卻未必精悍），沒有太多專業術語（就是有也不解釋），漂漂亮亮的一本書兩三小時就看完了，休閒之餘還長見識。我不會因為是朋友推薦就百分百地肯定，事實上若以入門書觀之，它的無謂感受太多，具體資料不夠豐富，而且還有若干編輯缺失（例如一座名的「新藝術」時期巴黎住宅，不斷說它著名但就是不說它到底叫什名字）。可明信片嘛，不就是那回事。

雖然台灣近年這類書不會令人滿意，可是卻表現出一種希望︰那就是台灣的建築認識和欣賞水平應該會有很大的進步，連帶當地建築風貌也該有一番新顏。反觀香港，主要的雜誌都關心室內設計和裝潢多於建築整體，介紹建築的本地專著兩手收得完，教人布置家居的就源源不絕。這到底反映了什？

梁文道：別人的經驗使你解放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由於直到目前為止，我都只喜歡過女人，而我是個男人。所以當我第一次知道這個世界有同性戀這回事之後，我就對同性之間的愛情故事很好奇。並非因為我從來對陌生的有偷窺之慾，而是我很想知道作為一個異性戀，在看同性戀的情慾故事時會有何感受。我們的主流社會充斥著各種有關愛情的影象、文字與聲音，裏頭總是一女一男的角色、橋段和情節。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一個同性戀者如何養成？她在看著那些悲壯、悽酸的異性愛情巨片時，可會生起一點無奈，可會比我多一重主動去轉化主角的性別？有時候我甚至想如果同性戀才是主流，我在看著充滿她們的措辭的小說時，我會不會有透不過氣的壓迫感？我須不須要遮掩一下自己的什？

具政治效果的愛情故事

對像我這樣的人而言，《月亮的騷動》雖然又是一本平常的愛情故事集，只不過是一本《她她的初戀故事：我們的自述》，但有非常的政治效果。據說這本由金曄路主編的二十六個港澳女孩第一次喜歡上另一個女孩的經驗自述集，是近期商務網上書店暢銷榜中的十大之選。我猜讀者之中除了厭倦主流愛情故事和外文書，想知道更多熟悉環境中其他同志的經歷的人之外，可能也有抱著和我相同看法的異性戀。

對我這類人而言，《月亮的騷動》的第一個政治效果是它竟然真的很平常。雖然結集在「她她的初戀故事」這個名目之下，但這初戀與我熟悉的初戀很相似，同樣的患得患失，同樣的牽腸掛肚，同樣的事過惘然。如斯平常，如斯平常地叫人共鳴，可以令最把同性戀當作異類的人也發現「正常人」不只是自己。就此而言，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給明光社的朋友。

它的第二個政治效果，相反地，來自於那些故事的不一樣。不只是二十六個人有二十六個故事，個個不同；而且因為這是女孩子與女孩子的愛情，而非主流的男女模式。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主流以外的愛情受到了怎樣的壓抑，人類之間最根本的情誼與交往怎樣被監控和限制。又由於這些是女子間的故事，而非泛泛的同志愛情列傳，所以有不同的感性與情調、纏綿及溫柔。

無所謂「真正」性傾向

對我而言，最大的發現還是性慾傾向在這些故事主人翁身上的流動。不少作者的初戀對象後來有了男朋友，也有作者在第一次愛上一個女子之前也曾暗戀甚至交往過男人（所以這不是一個人的初戀體驗，而是一個女子與另一個女子的初戀體驗。）它們說明的不是一個人怎樣發現了自己原來是直或彎，也不是一個人終於會找到自己的「真正」性傾向，而是一個人可以擁有的情慾潛質，人類在不同的所謂「性傾向」之間的變化能力。當然你可以說這些女子受到社會壓力與潮流影響被迫轉向，但你不能否認在這種邊緣裏，人會變得更自由更開放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這本書可以發揮解放的作用。

梁文道：美食的神話與現實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我在電台做書話節目的拍檔江瓊珠不時被人誤為江獻珠，也有人以為她們是姐妹。老實講，有時我也覺得如果江瓊珠真的是江獻珠那就太好了。江獻珠不只是個成功的食譜作家，又在報刊雜誌上寫食經，還是廣州知名美食家江太史的孫女，可說是幼承庭訓。江家另一名人南海十三郎則是她的叔叔，在《蘭齋舊事與南海十三郎》這本憶述故人故事的書裏，無論是廣州，江家的美食文化還是南海十三郎的身世遭遇，她都有第一手權威性的說法。書裏除了太史蛇羹等名饌的本相真原之外，還有很多令人神往的事。例如吃荔枝，她江家就有極為矜貴的吃法。原來江太史自己有一個宏大的荔枝園，凡耕種施肥之法盡皆考究，不在話下。每年糯米熟成，她們就會在黎明時分到園裏自採自啖。原因是糯米懼光，日曬之後糖分變酸，口感就不對了，只好「經過夜晚的溫涼，糯米方能顯出其香、甜、鮮、脆的最佳狀態」。

這都是已去的美好日子，住在這由盛轉衰的「美食之都」，讀來徒令人傷感。江獻珠近撰《傳統粵菜精華錄》及《古法粵菜新譜》二冊，又是一個令人慨嘆生不逢時的例子。這兩本書原文出自「特級校對」陳夢因的《食經》，江獻珠加以編撰，配上食譜，還有圖片示範，的確是圖文並茂，掌故與實用並重的粵菜文化導引。余生也晚，孤陋寡聞，此前從未讀過香港「食經鼻祖」陳夢因先生（筆名「特級校對」）的文章，再加上有江獻珠以現代人的角度加以註解，自是第一時間買回來捧讀。豈料不只愈看肚子愈餓（這是我的一個毛病，看人寫食，總是不能自制地有生理反應），而且還很痛苦地發現這種飢餓感竟是永遠無法消除的。

陳夢因先生見多識廣，對傳統粵菜有極深的認識，他寫的食制之中，有不少是「食在廣州」時代的作品，惟年份久遠，聽其作法之繁複品味之精玄，往往令人有如聞神話的感覺。例如做太史豆腐要用雞汁，但這汁竟不是煲一鍋雞熬出來的，而是不加水蒸出來的！好在他有江獻珠這入室弟子，親手操作之後為師傅的經補上了譜。於是神話似乎有了重現人間的可能，掌故成了彩色的照片活現眼前，蒸雞汁是真有其事的。

但你可千萬別以為自己跟著書動手下廚，就可復活粵菜極盛時期的景象於家中飯桌之上。過去一二十年來，香港的傳統零嘴小吃在政府政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愈搞愈糟，在便利店用微波爐「叮」熱魚蛋就可算數；另一方面大富大貴之家只懂在貴價材料上花錢，於是有的食材因為準備費時賣不出好價漸漸消失。貧富差距固然加大，吃的工夫則平等喪亡。在這兩本書裏有的菜，明顯是如今一般人家花不起工夫去做的，有一些則根本是材料都找不全了。例如鼎湖上素這所有坊間酒樓都誇稱會做的菜，照書中看來竟沒有人做得對。要照歷史原樣做好這道昔日廣州四大酒家代表菜之一，原來得有桂花耳、石耳和口蘑，可這三樣材料在如今的香港是根本找不到的。所以看這套書的心情是很矛盾的，陳夢因的食經愈是精采，遺憾也就愈大。

梁文道：這個聲音很中國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過去幾年，香港文化學術界很流行談本土脈胳裏的中國因素，例如公園設施裏的亭台流水，建築上的紅牆綠瓦，電影中的燈籠清裝，文學裏的人物形象與語言。雖然我們常說香港文化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卻不會把整個香港的現代都會文明都歸入中國文化的範圍之內，反而能在一幢幢的玻璃幕牆大樓之間一眼就指認出一座飛簷很「中國」。在此，我們所謂的「中國」是一種別具一格的文化傳統；又如「上海灘」的唐裝，無論怎樣西化，還是會被看作傳統中國的象徵。既然在這個被認為是中國一部分的城市裏有這多中國的代表，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它們為什可以代表中國，它們有多中國化，和它們是否符合真正的中國傳統了。

有關這些問題的討論，表面一點的是爭辯那些服飾建築是不是真的夠中國正統、合禮法規矩，這當然也有意思，但問題在於它們總假設了一個中國傳統的穩當存在，忽視了所謂傳統並非一成不變的死物。所以有須要更深入一點，先把中國文化的本真性懸而不論，去看看這些中國元素實際上發揮了什作用，它們跟本土脈胳發生了什關係，如何轉變演化等等。在這後一類討論裏，我們往往發現本地文化的中國因素代表了香港人對中國的想像和情感投射。因此中國因素在香港各個文化領域裏的出現，就不能只是真不真確正不正統的問題，而且還是怎樣被構造被處理，和它們的後果如何的問題了。

余少華的《樂在顛錯中–香港雅俗音樂文化》在這個背景下是一本難得的論著。其難得處之一在於香港雅俗音樂裏的中國因素本來就是極其顯眼，而又乏人探討的領域，余少華卻花了不少力氣來處理它們。其二是近年以文化角度研究音樂的不少，但在流行歌詞和單純的樂壇歷史之外，還能從音樂角度很技術性地去分析的就不多了。余少華任教於中文大學音樂系，對於這個系裏幾位青年學者的勤奮和創意，我向來配服。余少華擅長音樂史和民族音樂學，又曾是香港中樂團的團員，自然有不凡的內行看法。

在這本論文集裏，余少華由譚盾為香港回歸譜寫的交響曲談起，說到唐滌生、南音、顧家輝、黃霑和許冠文，細數了坊間流行音樂曲式和歌詞的組織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為何在一段時間裏只奏不唱。看過之後，弄得我好像也有點入了門能充內行的感覺。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他對香港文化環境裏音樂上中國因素的分析。例如他談徐克的《笑傲江湖》等港片的配樂，不但很正確地指出了演員明明彈的是琴，而聲帶播出的卻是箏等極不專業的張冠李戴；還進一步鋪陳出此種現象反映出的對中國的看法。

作為一個學者，他沒有苛責黃梅調、時代曲和鄧麗君等流行音樂「扭曲」了正統中國音樂，反而承認它們塑造了幾代人對中國音樂的聆聽習慣及印象。並且再進一步，余少華質疑什才算是真正的中國音樂。比如關於現在大家習慣了的中樂團，他不只介入中樂是否適合交響化的討論，還從中樂傳統裏的合奏觀念變化，二十世紀裏中樂樂團的歷史，各項樂器形制的沿革入手，說明如今所謂的「正統中樂」根本就已經是一個西方化了的樂種和實踐，而這個偏離傳統的過程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各種力量共同促成的。面對這種情況，余少華一方面從美學的角度陳其得失；另一方面還是客觀地表示了在音樂學上，並沒有所謂正統或不正統的中國。總括而言，這是一本關於我們聽來很中國的聲音、它們為何中國、如何中國的好書。

梁文道：美得不像香港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畢業之後，還在為前途煩惱之時，我曾經想過去漁農自然護理署求職。我想像有一種工作可以天天混在郊野公園裏，自由自在，修葺樹木花草，純粹是體力勞動。累了之後就倒在草地上躲懶睡一大覺，下得山來是一身汗水和黝黑膚色，再喝杯冰凍啤酒……啊，真是不知人間何世，未有肥彭，遑論阿董。

壯志既然未酬，書中臥遊那總行了吧。不然，須知書有兩類。有的是精美圖冊，張張彩照靜得如畫，你真可以坐在冷氣房裏翻翻掀掀，啜一口咖啡。另一類就是萬里書店出版李日陽編著的這種《香港郊野公園１．２》，圖版不算太漂亮但很實用。這類書的文字詳實，不只告訴你一個郊野公園的位置和面積，它的特色景點，登行難度，還有詳細的往返交通資料，加上照片說明你若真跟著指示到了目的地會看到些什。它與純粹圖冊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它的照片都是「有圖為證」的類型，你若不去現場是證明不了什的。過去介紹香港郊野公園的書主要都是後面這種類型，由資深「行山友」寫給入門初哥，純純粹粹就是指南書。看這種書來代替實際行動，只會愈看愈心癢難搔。

可是近年有愈來愈多的發燒友喜歡拍照，然後輯成裝幀考究的攝影集。其中更有些是已定居香港一段日子的外籍人士。有趣的是這類圖書都聲稱要介紹香港美麗的自然一面，好像身處其中的港人都不知道有這一面的存在似的；更有趣的是，這居然是實情。例如年前港台拍《山水傳奇》，很多人看了之後嘆道：「哇！咁靚，都唔似香港。」這句「美得不像香港」真是可圈可點，因為我們太習慣香港是個高樓林立的城市這種自我形象，忘記了香港原來有百分之四十的面積是郊野公園。事實上，只要想想把山林綠地抽起之後的香港會是什樣子，你就會發現使得香港之所以為香港，使得香港（至少在外觀上）不同於上海不同於紐約的，就是這些山和綠地。香港的高樓為何秀異，在於它往往就對著一座山拔地而起，傲立海旁。儘管那些山有時候也會被削得禿掉一片石坡，很風水地說是窮山惡水，但山樓之間、險惡之處竟別有險惡的風情。

所以有時也不必拿維多利亞公園去和紐約平坦的中央公園比較，這裏的市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如果咖啡桌上的圖集讓你發現了美得不像香港的地方，其他郊野公園指南書就是教你去找它們的辦法。

商務印書館出版、漁農署編著的《都市綠洲》是這二類書的中遊。論文字資料，它不及《香港郊野公園》，不一定很清楚地標示了穿梭其中的方法。但這本小冊子有漂亮相片和印刷，裏頭還有我喜歡的文鳥這類公園裏常見的鳥類圖片，胖嘟嘟的可愛極了。它又是中、英、日三種文字並列，很合遊客需要。

翻閱這本小書，我才知道原來龍虎山郊野公園現在設有茗茶配套設施，好讓晨運客使用。但另一方面，我又聽說當局派人拆了很多晨運客自行裝建的小篷帳、觀音廟和土地公。其實使用郊野公園的人自有他們的使用方法，他們搭建的東西不見得會造成什問題，當局不必事事大有為，非得拆了市民的東西，然後又很父母官心態地要他們按政府的規定來正確使用郊野不可。我現在若還想打漁農署的工，怕是不成了。但如果我真的是他們的職員，我一定會偷偷地幫那些晨運婆婆搬個土地回來。

梁文道：在地下與地上之間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在我還年輕的時候，也有所謂沉迷地下音樂的經驗，拒絕一切大公司大廠牌的暢銷歌曲，更看不起本地的流行音樂。要聽就要聽獨立品牌的小製作，在旺角的唱片行裏與各路畸形怪誕的人馬相濡以沫，躲進小樓成一統。但凡有心儀的樂隊「成功」衝出地面，金榜題名，我就會有被背叛的感覺。然後與另類雜誌上的樂評人同聲譴責，不管其實他們做出來的東西有沒有變過（最佳例子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Ｕ２）。英雄是 Joy Division 的 Ian Curtis，據說他上吊自殺是因為自己的作品竟然進了排行榜上的四十大。演唱會？如果那些一開三十場，錢都花在布景行頭上，邊唱著悲慘情歌還能一邊擺手微笑喊著：「邊朋友，多謝你地支持！」的馬戲也能叫做演唱會，那高山劇場裏和大夥一起高叫「一起高叫 Rock and Roll」的 Beyond 玩的算是什？

怎樣才算「獨立」？

到了後來，我開始不計較地上地下的分野，腦袋可能已經像出賣了獨立精神還乾脆出賣了整間唱片公司的 Richard Branson 一樣混賬。而且回顧過去那種種堅持，竟有愈來愈多的懷疑與迷惘。為什在這一個高度體制化的工業底下，所謂不妥協的態度與獨立的藝術精神會特別受到樂評吹捧，尤其那些樂評與地下圈子本身也都是一種體制？另外，要怎樣才算獨立？音樂風格獨特還不夠嗎？我又常聽人說玩音樂不是向觀眾獻媚，得有自己的態度，可是從來沒人說清楚過那個態度的內容。我想知道表態擁抱商業算不算一種態度。

馬傑偉、馮應謙和謝至德等一夥人炮製出來的《出賣ＬＭＦ：粗口音樂檔案》和《地下狂野分子：次文化圖文傳真》，以ＬＭＦ這隊在生力啤廣告上亮相，因粗口歌馳名香港的「地下」組合為個案，圍繞著本地地下音樂和 Band 壇的圈子打轉，似乎隱隱約約可以回應我的疑問。前者從ＬＭＦ的成員介紹開始，接著掃描在香港的小圈子裏打 Band 的都是些什人；然後折回歌迷身上，看看他們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消化那些粗口歌詞；最後還很求全地請出了家長、老師和牧師，義正詞嚴地檢討意識問題。後者的文字則脫胎自馬傑偉的

兩篇英文論文，但一點學術腔都沒有，反而寫得很個人化。兩部書加起來，放在以歌詞為本的香港流行音樂研究之中，算是難得的成就。雖然作者們對於 Hip Hop 和 Hard Rock 都不內行，寫不出音樂上的觀察，但另闢蹊徑，把與這個圈子有關的各方人物都帶了出來，有作者有受眾還有唱片公司的人。地下圈子的文化和精神主要就是體現在人的身上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馬傑偉寫 a.room –ＬＭＦ的 Band 房，從空間的角度側寫出這種次文化的混雜面貌和氛圍。凡是稍懂行情的人都知道 Band 房在夾 Band 文化中的重要性，它不只是個練習和錄音的空間，還是精神上的禮拜堂。四十歲前不聽搖滾的馬教授竟也知道這點，真是難得。而謝至德的攝影，就像從一連串的影片菲林中硬生生地扯出來似的，每一幀裏都看得出前後內外不斷的動作河流，活猛有力。

搞笑的「遊記」

這群作者們自認是「中間人」。問題是他們是誰和誰的中間人呢？如果其中一方是ＬＭＦ和其他Band壇中人，另一方會不會是「一般大眾」呢？要把地下文化介紹給大眾，難怪他們擔心自己會不會出賣了地下了。可一說到「出賣」，我那堆老問題就回來了。看完兩本書之後，我發現它們回答不了我的疑惑。這可能與這群「中間人」的資歷有關，他們太像劉姥姥了，一入大觀園就亂了手腳，整天反省自己一直以來太過正經。做學生的自問為何年紀相同，自己不及人家奔放；當老師的看到小夥子精力無窮，自慚年紀太老。於是二書又成了相當搞笑的遊記。

的確，這是遊記，是一群相對來講比較正經的學院人初遇地下音樂文化圈的紀錄。他們不是向來穿梭在地下與大眾之間的蝙蝠，而是由「大眾」這一端邁向ＬＭＦ那一頭，然後回來報告見聞的記者。他們看到了很多人看不見的東西；也很自然地無法回答所有問題，這點他們從不掩飾。

梁文道：引爆常識的趨勢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讀過《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這本已成趨勢的暢銷書之後，我的確有所獲益，可那些得著都不是這本書所以成功的理由。事實上，這本書給我的最大啟示之一，是許多「趨勢類」書籍已經再三啟示過的真理：如果你能用大量的資料、生動的例子和看起來很學術的名堂，去重新說一次大家都早就知道的道理，那你出的書就會很好賣。沒有什要比告訴讀者原來他們的常識都是有科學根據的，更讓他們高興了，特別是這番重寫，又讓他們覺得這些常識原來是這陌生新奇。

運用各家理論和研究

《引爆趨勢》之所以能引爆上自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下至普羅市民的興趣，原因在於它爆對了點，那個點就是大眾的迷思。到底什節目才能吸引大眾的注意力？一個觀念要如何才能在大眾之間風行並且影響他們的行為？要怎做才可以使得一個產品受到大眾的歡迎？這些問題是除了小部分只想在小圈子和友儕之間做點小事情的人之外，大眾時代開始以後所有人都會關心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社會運動家、商人和政治家的共同興趣；他們都想知道誰是大眾，怎樣動員大眾，如何贏得大眾。《引爆趨勢》聰明之處，在於它回答這些問題的方法，不是正面向「大眾」這個龐然巨物下手，像許多其他嘗試那樣去分析大眾的組成和性質，而是去找出一個阿基米德點。只要有這個點，不論你要支起的是地球還是足球，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當然，《引爆趨勢》的作者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也不是第一個想到要從這點下手的人，只不過他實在下了一番工夫而且見聞廣博，懂得運用各家理論各項研究，從散布在各個領域的現在學說裏歸納出一些共同點。而那些研究本身有時要比本書的中心論旨還來得有趣。例如吸煙和「有型」的關係，過去大家一直以為青少年容易上煙癮是因為覺得吸煙很酷，所以打擊菸草的宣傳攻勢一直強調吸煙其實不酷。可是綜合了多項研究結果，葛拉威爾提出相反的看法：不是吸煙所以有型，而是有型有魅力的人多數都吸煙。再如《芝麻街》成功的例子，讓我們看到一個電視兒童節目竟然可以動用那多的人力物力去作準備，甚至還催生了一連串的原創性研究。這是一個連電視劇劇本都懶得花時間去編排的電視環境所不能想像的。

趨勢成形的因子

最後，花了那多篇幅去鋪陳這些有意思的材料之後，《引爆趨勢》要說的道理到底是什呢？機巧地吸納了流行病學的模式，葛拉威爾認為一個趨勢的成形與傳布有三大因子：「少數原則」、「定著因素」和「環境力量」。用我的話來翻譯，意思就是「一小撮人緣好、能量旺、又有說服力的人，可以推動大型風潮」，「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訊息必然成功」，還有「外在環境對趨勢的影響是很重要的」。請問，以上三點有哪一條是你本來不知道的呢？

葛拉威爾另一項絕妙的武器是他的修辭技巧和事方法。他在道出這三條真理之前，先讓讀者相信平常他們並不是這認為的。他的措辭令大家以為自己的常識其實是：一、一小撮人不大可能帶動大眾潮流；二、轉變總不會在一剎那間發生，而是一個長時段的過程；三、推動趨勢變化的是人的心理和性格，而非外在環境。這都與他的發現矛盾，而且確是常識。可是，他的大發現還是常識。常識本身就是矛盾而複雜的，所以我們可以一方面認為環境造成了罪案，但另一方面主張人有犯罪或不犯罪的自由意志。這就是上佳趨勢書的另一特點：使讀者在自己的常識中發掘出一些真理，然後認為那掘剩的部分只不過是「常識」罷了。

梁文道：冥冥中有定理？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再版《地的門》裏，崑南自序末尾一如其他作者，附上了序成的時刻（2001/6/24 AM04:33）。與其他作者不同，在這時刻之後還有這段資料，「秘魯七級大地震後修正為八點一級」。我覺得這段小小的資訊正是崑南之所以為崑南，很《地的門》風格的標籤。

《地的門》出版於一九六一年，是一部傳說中的香港小說，但卻沒有多少人真正親眼見過。很多前輩都說這是啟發他們，打破他們對文學固有看法的一部奇書。也有很多人把它和劉以鬯的《酒徒》並列為香港以至於中國現代主義的代表。崑南在二十三歲寫成的這部書幾乎有一切苦悶文藝青年小說的元素：對金錢和世俗的鄙視，與妓女上床，為愛情苦惱而且空虛了自己，家庭和自己之間出了問題，文學的夢想終於失落；而且最後，但不是不重要的，要死在電單車的意外裏。可是使得這一切在六十年代以及半世紀之後的今天依然不同凡響的，是交錯的事觀點，回憶和幻想的纏繞，重複出現的同一段落，大段大段的報紙佛經和教科書的摘述，節奏緊密且層層遞進的文句。當然還有開首莫名其妙來自於《孟子》、《淮南子》和《山海經》的引文，以及連續九張紙的空白（你幾乎要以為這是出版社的漏印，想要退書）。

在這部小說的再版序言末端，為什崑南要加上秘魯地震的消息呢？他很關心秘魯很關心地震嗎？可能。但在序言中沒有任何其他象證明這點。整篇序文很正經，交代了這本書再版的功臣與作者的回顧，既無涉於秘魯亦不見得作者對香港之外的地方有多大的關懷。然而，就像《地的門》裏雜多的引文把主角葉文海接上了一個繁雜世界，新著《天堂舞哉足下》裏煞有介事的學問討論使得角色們更遠離了現實，秘魯的地震消息在這裏恐怕也有一個看起來突兀但又別有目的的作用。此乃一種態度的展露。

我第一次見到崑南，是他還未「復出江湖」的時候，篤信星占之學，我想他必然認為凡事有命定之數，世界萬事萬物有秘密的連繫。對於創作，他例不置可否。然後，他又開始寫作了。《天堂舞哉足下》裏的何戲就像《地的門》裏的葉文海，追尋個體的自由與自主。寫作對於崑南而言，又是不是一種個體自主自由的肯定呢？葉文海的孤寂見證於世間的諸多事相；即使他想追過世界，但若沒有世界又何來追過的對象。同樣地，崑南的寫作也是一種人世之間的自由實踐，但這個世界正如他所理解的，冥冥中有定理。前者要在後者的背景上展開，後者則制約著前者的範圍。來自秘魯的遙遠客觀訊息或許是崑南到底活在現實世界的證明，也可能是序言裏親切自述的反差，但這到底是個神秘的連繫和暗示。

梁文道：性行為偏異並非有罪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讓我們想像有這麼一個組織，其成員喜好各式各樣的搏擊運動。他們會代訂搏擊書刊用品，主辦比賽，讓會員和有興趣的公眾欣賞甚至參賽。為了增加叫座率和活動的氣氛，所以這個組織有時候會請別的國家的好手來港助陣，比方說來自泰國的泰拳好手。

與主流性行為不同

搏擊運動不是下棋，損傷在所難免。參賽雙方務求擊倒對手，傷害對手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會成為目標，即使被打至重傷的人也不會在事後有所抱怨。無緣上台的觀眾們彷彿沒有半點惻隱之心，在場中熱鬧起哄，為台上的輕脆聲響和嘶叫呻吟而喝采。這些人虐待他人和看他人受虐為樂。你認為警方會「放蛇」，潛入場中並拘捕所有觀眾和參賽者嗎？當然不。而且事實上這種為同好而設的組織不少，這類拳賽公開、合法。

但為甚麼在八月十二日，警方要派人混入中環一個私人性質的會所裏，拘捕一群清醒且自願參與看來似是在互相傷害的活動，而實則心理和身體均絲毫無損的市民呢？原因不是因為在這場活動裏有包括從泰國請來的表演嘉賓，而是因為這場活動與性相關。這是一場虐戀派對，這是一間向同好及公眾售賣虐戀用品兼營虐戀表演的公司。

由於這裏沒有人使用麻醉藥品，所以你不能像對付狂野派對那樣在裏面對待賣藥的社團。這裏的人清醒自律，這裏沒有人受傷（至少不像搏擊運動的參與者那樣受傷），所以你也不能告他們傷人。你只好把他們定義為「性行為偏異者」，為了「防止情況惡化」，用一條模糊但賦予警方極大權力的理由檢控他們。

我們憑甚麼來界定「性行為的偏異」？這是一個欠缺嚴格且公認可靠的精神病學或醫學理據的爭議性概念，它的成立只是因為它和社會上主流的正常性行為不同。我們又憑甚麼來判斷「性行為的偏異」有罪？同樣地，在倫理學上我們找不到一種「性行為偏異」道德上犯錯的理由。因為經過當前流行的倫理學語彙的套用檢查，我們既不能說這些行為傷害了行動者的自由，也不能說裏頭有強迫成分，更不能說這些行動是不正義的。虐戀作為一種「性行為偏異」而被認為有罪，只能因為它是「性行為偏異」。

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界定一種行為或行動者異常，是因為它或他們與主流不同；而判斷這種行為和行動者有罪，只是基於它和他們異常。

所以，警方拘捕這個虐戀派對參與者的做法，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是一個社會正義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大多數的代表透過性的標籤去打壓少數人的問題。正如納粹對付猶太人並不只是一小撮人的事，而是德國社會整體的責任；這些虐戀實踐者被捕也不是他們一小撮「怪」人的問題而已，而是我們全部人都該反省的事件。

性價值不應有等級

性之所以與社會正義相關，學者魯賓（Gayle Rubin）曾經提出過一套影響力相當大的解說。她認為現代主流社會存在一種「性的價值等級制度」，把諸多不同的性實踐區分成價值各有高下的標誌。

這套制度和性別、階級及種族一樣，是一種加諸人類身上的分類系統，它的價值意涵使它產生了政治效用。比方說一對同性戀情侶不能享有現代婚姻制度賦予異性戀者的權利，至於在這套制度裏往往更低下的虐戀實踐者，則根本在一個沒有實際性接觸的私人派對裏都會犯法。問題不在於虐戀正常與否，而在於我們根本應該放棄這麼一個「性價值等級制度」，放棄性作為分類人群，以至於用法律去壓迫少數人的理據。

梁文道：狗皮怎成了膏藥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小時候身體有點不適，就會從大人手中接過一瓶保濟丸。這多年過去，我離棄了保濟丸，吃過各式各樣感冒藥、止痛劑和止瀉劑，身體早成了諸種專門西藥調理而成的脆弱空殼。所謂久病成醫，現代人其實都被訓練成了自己身體的第一線醫護人員。有胃痛，在嚴重到自覺非得看大夫之前，我們已經知道要先來咬一口胃藥。一人身兼病人、醫生和藥劑師三種身份，靠的全是成藥，尤其是西成藥。現在我家的藥箱就在大門旁的架子上，名副其實有「看門口」的味道，可裏頭最顯神效的，居然還是保濟丸。不知是不是人老了，連身子也懷舊起來，幼年常用的中成藥是我如今的萬靈丹。連帶轉變的是整套「診斷」自己的方法，一套套的徵狀都轉換成了民間中藥的語言。我依然是自己的臨時醫生，只是開始回歸本土，做了個中醫。

藥房裏各種成藥混在一起，家中藥箱也不計東西，我們很少意會到中成藥原來是另一個物種，體現著不同於西藥的形狀，包裝、審美觀、營商理念、行銷手法、醫學傳統以及文化價值。狗皮為什成了膏藥，六神何以煉成一丹，裏頭均大有學問。我認識的吳文正是個有社會關懷的攝影記者，拍籠屋居民拍露宿者。料不到幾年來原來他一直在查考香港中成藥的資料，翻閱一百年前的報紙，尋訪藥廠老東家，想方設法地追索各種藥品的包裝和製作方法，結果成了這本圖文並茂的《香港葫蘆賣乜藥》。

一掀開這本書，最吸引人的是大量的圖片讓人不只看到中成藥別具一格的精美包裝和繁複裝潢，還意識到這果真是另一種文化的成品。例如藥盒上常見的「主人真相」。把老闆或創辦人的肖像放在產品包裝之上，本是西方產物，卻大盛於中成藥。且看直至今日，還有多少西藥會有這些以人格作擔保的設計呢？另一方面，不少中藥的主人肖像之所以不用照片，選用線筆勾畫，並非技術問題，而是怕，相片太真，要有所避諱。可是就算有這些人像，還是不能杜絕無良商人的行冒或影射（「影射藥品」也就是外觀設計甚至取名極為近似另一成名藥品的產品，亦為中成藥現象之一）。所以得在設計繪圖和包裝材料上下苦功，間接催生了中成藥精緻繁麗的外表。要取信於用家，就算盒裏的說明書也不能放過。難怪早期的說明書看起來像地契，後來的像紙鈔和股票，這都是不同時代的信用象徵。單是真假和可信度一個環節，已經能說出這多故事，其他方面的豐富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這本書實在不只是一本中成藥設計考，簡直還是部民間中藥百科。舉凡名店歷史（如王老吉、陳李濟）、藥壇掌故（如梁國英藥房）、藥品類別（藥油和丹丸都是中藥獨有）、製藥方法、蛇王鐵打等一應俱全。比方說印度神油，看過這書我才知道原來它是香港產品，取名印度只因為印度夠神秘。還有什「撞紅丸」，專為男性與正逢經期的女性做愛之後驅毒！這兩種東西就用不著了，這本書呢，就且放在門口藥箱旁邊吧。

梁文道：立志寫一本字典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字典，總和人的志氣有關。

我以前常聽到有人用背字典的方法來學英文的故事。傳說這些故事的人，在說故事的時候總帶著一種訝異於主人翁毅力的敬佩語調。其中最為壯烈的個案是這樣的；一個人不只逐頁背誦整本英漢字典，而且背完一頁撕一頁，撕掉的那一頁隨即就放進口裏嚼爛吞掉，以示破釜沉舟的決心與毅力。據說字典是縮小了的百科全書，百科全書則是擴大版的字典。所以，民國時期出版家王雲五把一整套《大英百科全書》逐頁讀完（一說是背完）的事，更是成了立志向學，而有志者事竟成的經典傳奇。

如果背字典讀百科全書是志氣的表現，那獨力寫一本字典甚至一部百科全書，豈不更是人上人的表率？一個人寫字典這回事不只是這幾年流行的什新鮮玩意。打從啟蒙運動時期的伏爾泰、狄德羅開始，至少也有個二、三百年的歷史。算上東漢的許慎，那就更不得了了。如果說近年各式各樣的《魔鬼詞典》、《馬橋詞典》和《私語詞典》的不同，在於它們搞怪，開了字典這個貌似客觀的聖物的玩笑的話，那也只不過是因為我們把《哲學辭典》和《說文解字》看得太過嚴肅了。更何況早在二十世紀初葉，巴泰伊（Georges Batille）和他的一群超現實主義朋友就已經弄出了一本有趣、神秘而又極具顛覆性的《無頭獸百科全書》（Encylopaedia Acerhalica）。所以前幾年在韓少功的《馬橋詞典》鬧出的風波裏，批評他炒襲外國同類虛構字典概念的人，純粹就是無知。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號稱要誘發人們思考字典書寫形式和閱讀方式的「遊戲式字典」–《朗奴文化初階字典》，也實在不算太新穎突出。也就是說，除了那個與《朗文英漢詞典》雷同的封面確實過癮之外，在調弄和質疑字典的神聖性、全面性、客觀性和參考價值這一方面，這本書既不是第一也不是最好的一次嘗試。另一方面，就認真探索文化的深度廣度和力度而言，它又遠遜於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的《關鍵詞》（Keywords），以及南方朔的一系列語詞作品。

那這是不是說我這兩位老友，岑朗天和李照興（筆名龐奴）合著的新作一無是處呢？當然不。我要說的是在看這本「字典」的時候，我們既不要把它認真當作一本文化字典，也不要太在意那個寫字典玩字典的現代傳統，而該把字典看成一個形式上的方便。二位作者為從「accent」到「zzzz」的每一條目所撰寫的「解說」，原來都是報紙上的專欄文章。字典條目這個形式，給予了作者寫作文化觀察，批評和雜感一個很大的方便，使他們得以用一個字詞去觀照和整理當時的社會現象，並把它們接連起西方流行文化研究的觀點。而採取英漢字典的格式，就更有利於這種觀點的移植和翻譯了。把異地觀念譯入中文處境，將本土經驗歸納成英文單詞，穿插往復於陌生和熟悉之間，英漢字典在二位作者的手裏成了很好的雜文寫作方式。這是一部具備了字典形式的批評雜文集。

不過，既然用得上字典這個類型，還是得讚賞朗天和龐奴的志氣。正如反資本主義要比反賭波更有氣派，寫「遊戲式字典」到底要比寫一本遊戲式電子遊戲攻略有雄心。

梁文道：我係唔睇港產片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我們大家都認識這樣的朋友，談起電影時總會祭起一句「我係唔睇港產片」，似是一種身份標識。這句話標誌說話者不認同香港電影的一切和它們所代表的價值。那，什是港產片的特色呢？情理不通？抄橋？鄙俗？暴力？還是下流。大．博維爾（David Bordwell）說：「港片的任何角色，不管男女都會落淚，笑片的演員有鬥雞眼，再不就是打打殺殺。……《轟天炮續集》（Lethal Weapon 2）把釘槍變成厲害武器，香港導演搬過來時，大家得做好最壞打算，因為他們的鐵釘會打到褲襠去（《逃學威龍》），甚至穿過腦袋（《神槍手與咖喱雞》）。」這段話看起來好像證明了不看港產片的道理，但事實上博維爾的語調是興奮多於鄙夷。

說起博維爾，那在電影研究的圈子裏可真是如雷貫耳。數十年來著述不斷，幾乎界定了美國的電影研究這門科系在大學裏的獨立地位和範圍，念電影的人沒有幾個可以不讀他的東西。妙的是這名早年熱中於引進理論，使電影分析更為系統化的學院派，卻對近年新興的各種時髦理論不具好感，認為時下流行的文化研究只把電影當成一種反映文化的載體，卻忽略了電影本身的特殊形式和美學意義。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對電影技藝本身的重視，使博維爾喜愛香港電影，並且為它寫下了這一本《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Art of Entertainment），其副題已經說明了博維爾對香港電影的基本看法，就是香港的電影基本上是一種大眾娛樂。可是娛樂不只不和藝術矛盾，反而得有圓熟且富創意的藝術技巧，才可以成為在個多兩個小時以內不斷抓著觀眾注意力的成功娛樂產品。我想這就像戲曲一樣，固然是一種大眾化的娛樂，但它所需要的技術根底是很深的。博維爾在這本書裏以他優而為之的電影技巧分析，細緻地探討了香港電影的美學特點。本地影評人偏愛的新浪潮導演作品，他著墨不多，反而主流商業電影卻在他的筆下呈現出我們自己時常忽略的優點。

比起今天毫無想像力的荷里活，比起用大把大把的美金沉落海底所升起的悲情，比起用大規模的設備和特技炸掉的歷史性三角戀，博維爾更喜歡香港電影工作者在有限的資源和條件底下，回歸影機和剪接等最根本的電影語言所創造出來的璀璨光芒。我們和我們不看港產片的朋友時常以荷里活樹立的制度為標準，詬病我們的演員沒有專業訓練，劇本馬虎草率，製作的過程太不系統（特別是午夜場的）。觀眾不夠水平。博維爾卻由外頭看到了香港的特色，結合了他對本地電影市場、傳統、觀眾心態、社會背景和生產過程等「外圍」因素的觀察，推論出港產片之所以是港產片的「內容」特點。我們或許可以說他只是個不懂中文的「外人」，不了解本地觀點，但什才算「本地人的觀點」呢？何況這般整體掌握香港電影美學特色與其工業環境的專著，恐怕還未曾有過。

梁文道：警方失策藥物舞會地下化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警方為了打擊所謂的「青少年濫用藥物問題」，近月以來不斷高調搜查各種舞會的士高此等散發及使用軟性毒品的黑點。最惹人爭議的是有許多根本還只是在門口排隊而仍未進入會場，遑論買賣藥物的青少年也一併被帶返警署。警方引用保護未成年人士的條例，叫那些年輕人的家長領他們回家。這種做法不止有很濃厚的威權家長心態，而且在制止青少年使用藥品的問題上，只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因為它並沒有掌握到這新一輪的「舞會——藥物」文化的本質。

吸毒酗酒心理問題

自古以來，人類就有一長串能使人產生心理、生理反應而又能致癮的物品名單。從極軟性的茶、咖啡和朱古力，到較為強烈的煙、酒，以至於極硬性的鴉片和海洛英，先後在不同的時代、地區為了不同的理由監控使用。

我們認為，這都不是好東西而要控制它們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它們會令人上癮。但所謂「上癮」卻不是前人用來對付它們的藉口，這並不是說酒和鴉片過去不會令人上癮，也不是說古人笨得不知道它們能使人成癮，而是以前的人並不認為上癮是一個問題。

根據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說法，「癮君子」這種有缺陷的人格類型觀念，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在西方國家出現，並且漸漸普及。

事實上，吸毒酗酒固然有生理方面的害處，但它更為人注意的是它會造成上癮者的品格問題。大部分有毒癮而主動求助的癮君子，都不純是為了自己的身體條件已經壞得不能再壞，而是因為一種深刻的無力自主感，所引發的各種心理問題。

一個人應該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憑理性節制自己的慾望，規範自己的言行，決定自己的未來，這就是現代人「自律」的信條。這種信條在於人要依循傳統生活，結婚得遵從父母之命的傳統社會裏是不存在的。也正是這樣，在人必須自主地生活的觀念盛行的現代社會，「上癮」才成為不可忍受的道德問題。因為你若對一種東西上癮，那就表示你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你在享用那件東西時會有非理性的快感，過後卻又會沉入失落繼而不斷地追求那剎那的刺激。所以「癮君子」總會為自己的癮頭感到沮喪，覺得自己「沒用」，在人前抬不起頭。因為在一個人格是否完整界定於自律性之有無的時代裏，他注定失敗。

所以，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甚麼在今天吸食大麻的人雖也成癮，卻鮮少主動求助，覺得自己有問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六十年代的迷幻藥用家身上。

一味打擊效果相反

反過來，使用古柯鹼和海洛英的人就比較傾向於認為自己是癮君子，感到孤立而且無助。因為大麻不只是一種單純的藥物，它還是一種象徵，背後有一整套文化與生活方式。使用大麻繼而成癮一點也不代表自己喪失了自制能力，反而意味自己選擇了它和它象徵的自由、和平與美麗等價值，以及一系列由各種音樂、藝術及衣所撐起的生活表現。

搖頭丸愈來愈有成為另一種大麻的趨勢，受到世界各地年輕人的歡迎。因為它也逐漸和Rave Party的文化整合起來，有自成一套的音樂、形象以及生活方式。選擇搖頭丸不表示自己失去了自律性，反而是自我意志的強烈展現。

面對這種情勢，政府如果想加以打擊，就只能朝如何分割這種新興的「舞會——藥物」文化下手，使舞會非藥化（例如主動舉辦大球場型萬人舞會）；而非一併打壓舞會與無辜的年輕人。警方的盲目手段只會進一步鞏固「年輕人跳舞等於服用軟性藥物」的印象。近日不少傳媒報道的藥物舞會地下化的現象，就是警方失策，推動了Rave Party文化與搖頭丸進一步結合的明證。

梁文道：日本朋友的圖畫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羅蘭巴特在他那本專談日本的《符號帝國》裏有一篇關於問路的出名文章。他認為現代的西方人把一套幾何化和層級化的地址系統記在了腦裏，所以他們若給你地址時準會給出一列由區至街、由街到巷，再由巷到號的長長數字與字母。但一個日本友人卻好整以暇地拿出一枝筆，在一張卡片的背面為羅蘭巴特畫了一張簡圖。這就是他該去的地方了，不需地址，但要視覺化的空間表現。圖雖簡單，不過清楚，線條的指示使任何像巴特這樣的異鄉來客都能知道方向，不致迷途。他對這番畫圖的表演之激賞溢於言表，讀者們彷彿都能透過文字感到那一筆一畫躍動時的淳靜和美。

這個法國人的日本朋友會不會就是妹尾河童呢？一個帶著紙筆到處旅行的舞台設計師，只懂簡單的英語，卻用圖畫到處和人說話，並會央著他們站定好讓他寫上一張速寫。比方說他坐歐洲的火車，發現每經另一國度，上車的檢票員就有不同的制服。於是很高興地為他們畫下一張張的圖畫，告訴讀者不同國家的列車服務員原來有不一樣的制服，有的會背個小側袋來放車票和其他工具，有的只是手上抱個皮夾，還有的也帶側袋不過他的帶子短多了。

這就是妹尾河童的作品。他的《窺看歐洲》和《河童旅行素描本》就是這樣一頁頁的認真圖畫加上短小但童稚而幽默的筆記和感想。看起來有點怪，因為他既然繪圖，而不像一般旅者那般拍照，那為何不再畫得更隨意一些，更主觀一些，而要那仔細地去「仿寫實」地去畫他看到的枕頭、鋁罐和香港地鐵車票呢？他在描畫巴黎聖母院正門那繁複的金屬裝飾時這樣回答︰「用相機把東西拍起來時，會有種『已為己有』的感覺；但事實上，這常常只是種錯覺。例如這扇門，我天天定睛細看，而且也已經拍了照，但一旦像這樣，一條線一條線地細細描繪時，還是每每有種初次邂逅的新鮮感，讓我驚艷不已……」。

好像朋友把讓他心動的東西也很珍貴地捧給你看一樣。而圖畫的確可以交到朋友。妹尾河童曾經在西班牙一個餐館裏把他很想吃的螃蟹畫給廚房，結果大廚不只煮了螃蟹，還畫了一個大頭八隻腳的東西出來，表示那是要請這位日本來客吃的八瓜魚。餐廳裏的客人看這兩人興致勃勃地畫來畫去，都高興地喝采。畫出來的菜式怎樣也比彩照更有人味。又何況有的好東西還真得繪圖，拍照不來。例如那些住過的旅館的房間平面圖，難道你能掛在房頂上往下拍嗎？看著這些附有細小說明的圖畫，想想他睡的這張床有多小，而那面鏡子又如何大得令人不安。我突然感到羅蘭巴特目睹他的日本友人畫地圖時的那種艷羨。一個能並用文圖來優美地溝通的朋友，總令我這等只懂長篇大論的人自卑。

梁文道：一盤生意以外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每年書展，我們都能聽到各種關於它的批評：不夠文化、太像大型零售攤、推動不起閱讀風氣……等等，等等。其實說到底，書展到底是一盤生意，我們為什不能換個角度，好好地從做生意的角度來看香港書展到底成就了什，錯過了什呢？

的確，如今的書籍出版事業是一盤大生意。單在美國，一年就有二百三十億美元的銷售量。在這龐大的市場裏有著其他市場上也愈來愈常見的趨勢，就是大型集團的壟斷。包括「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在內的五大集團，佔去了這二百三十億美元市場的八成。而頭二十家大公司則合共擁有百分之九十三的市場佔有率。這些數字和它們所指陳的圖景，是安德烈．席夫林（Andre′ Schiffrin）這本《書業》（The Business of Books）的背景。

席夫林在美國出版界聲譽極高，曾任藍登書屋旗下的萬神殿出版社執行董事三十年之久，一九九○年之後創立了近年影響很大的獨立出版社「新出版」（New Press）。他是個有理想有堅持的老派出版人，和他的父親（萬神殿出版社的創辦人之一）一樣，堅持在大眾化的口味之外開拓另類的領域和優質的作品。在這本夾雜著個人回憶與歷史分析的作品裏，他寫出了辦出版仍然是為了一種文化理念和回應社會議題的老好日子，與今天堅持這種路向所需要的策略的機遇。

這本書的副題是「跨國集團如何奪取了出版業，又如何改變了我們的閱讀方式」，相當清楚地點明了整本書的骨幹，不愧是出版老行尊的第一本書。我們住在香港的讀書人往往羨慕英語市場的龐大，什類型的書都可以出現；卻不知自從二次大戰以來，跨國傳媒集團不斷收購老牌出版社，已經大大縮窄了書籍出版的領域和品種。被盈利第一的原則策動，這些大財團對於不能有效率地賺大錢，但又不是沒有市場的題目興趣缺乏。結果是有才華有見地的作者出不了書，沒人認識，而有著廣泛好奇心的讀者就根本不知道原來他們可以有更多選擇。席夫林自己創辦的新出版就是對這個局勢的回應；而這家小出版社過去幾年來的成就，就更加說明了這種局勢使我們錯過了多少好東西。

馬國明送這本書給我當作結婚禮物，我用一個晚上讀完這本好看的小書，以為答謝。題旨雖大，其中卻有不少有趣的小故事。例如席夫林的爸爸在戰時曾收到一位闊太的捐助來辦出版。那名闊太第一回登門拜訪時，他老爸正忙，於是就請她坐一回兒（Please have a seat）。數分鐘過去，闊太不耐煩了：「你或許不知道我是誰，我可是×××」。誰知道這個知識分子竟然抬一抬頭，就答道：「噢！真抱歉，那請多坐個位子吧（Please take two seats）」。

唉呀！你瞧，我又忘了要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談書展了。

梁文道：忘記香港於是得到香港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在出版商推銷陳慧兩部近著《四季歌》與《人間少年遊》的廣告裏，有這樣的字眼「香港感覺」、「香港風情」。我不知道這是出版社的判斷，還是陳慧自己在寫下這些短篇故事時心裏頭的想法。但這的確令人想起陳慧的成名作《拾香記》，一本在九七談論香港文化與歷史的熱潮之後出版，糅合了一個家族與香港歷史的小說。陳慧就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模模糊糊地被建立成了寫香港的作者。可是香港該如何去寫呢？是不是但凡住在香港寫在香港而又無可避免地以這個地方為寫作背景的作者，就是一個書寫香港的人呢？

《拾香記》作為陳慧的第一本書，就得到了市政局文學雙年獎，廣受好評；可是我自己卻嫌它的野心太大。用一個家族的經歷去說一個地區以至於一個國家的歷史，本是現代文學裏的典範類型。寫得精釆可以有雄闊的格局，寫得不好就會沉悶乏味，在家庭的私事與社會的大局之間進退失據。《拾香記》在處理這個問題時用的是一種機械式甚至數字式的方法，先別開生面地用「事」、「情」兩部分去分別開事情的背景陳述和敘述著拾香的死前回憶，再把書中的人物（大多是以一個數字起名的兄弟姐妹，例如「九健」）對應上不同的香港史實、文化氛圍和心態轉移。

看得出來陳慧在資料掌握上下過苦心，不論是六七暴動還是港姐選舉都被羅織進去了。但篇幅不大，又要把一整個家庭和香港數十年的變遷連接起來，就顯得許多地方寫得牽強。又為了要使每一個人物對應某一代香港環境的特殊性或某一類典型，結果是角色變得相當概念化。如果這是一部短篇寓言或者是一個象徵，那當然不錯；但陳慧的寫法卻又很實在，所以才顯得這個篇幅容不下她的企圖。

後來我常在報上看到陳慧繼續用她平淡的語調，努力地寫呀寫。別人寫專欄都用散文很舒快地記下每日所感所想，她就迂迴但也更細心地去把看到的和感受到的畫成一個情境，一段故事。結果反而把香港地的一些人物和他們的感性寫了出來。沒有了精心構築的架構，放棄了鳥瞰香港社會歷史的宏圖，卻得回了實實在在的眾生。在《四季歌》與《人間少年遊》裏，沒有大人物也沒有特別邊緣的底層，都是地鐵裏的乘客，二三十歲正往上爬的白領，墳場管理處的女職員。沒有偉大曲折的故事，也沒有別具深義的暗示，卻總有這個城市某些階層裏常見的錯失，偶爾興起卻也不作風浪的傷感、快樂和浪漫。要不要寫香港，反而不重要了。總有香港讀者在此感到共鳴。

梁文道：悲劇性的書寫傳統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陳寅恪集》的出版，是今年中國出版界的第一等大事。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陸就掀起了一股「陳寅恪熱」，至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達致高潮。一本講述一個並不具有大眾知名度的歷史學者晚年生活的書，竟然成了全國暢銷書。《陳寅恪集》此番出版，十三種十四冊中首先推出絕版多年但人人傳誦的《柳如是別傳》三卷，先聲奪人，肯定會為這股潮流再掀高峰。有朋友告訴我他工作的報館裏近日即有不下十人正在苦讀此書。

奇書《柳如是別傳》，初遇之時正讀大學。其中種種考證繁瑣，令我翻來覆去不能終卷。奇的是這一部談論明末清初名「妓」柳如是和其夥伴錢謙益的書，為何會那受到重視。更奇的是陳寅恪以博學著稱，通曉近三十種語文，真真正正稱得上學貫中西，晚年為何不寫出一部人人期待的通論性大書（如隋唐史），卻於臏足盲目的殘歲裏花十餘年功力去為這一個「小女子」立傳？

一位學長知我崇洋，不讀國史不懂其體例傳統，特別用近年由一批意大利史學家倡導的「微觀史學」來比附，我就有點懂了。大意是從一個被歷史掩沒的小人物身上著眼，透過仔細探挖他的言行交友，逐漸在敘述之中展示出一幅失落時代的精神風貌與生活氣氛的側面。《柳如是別傳》就是這一人，側寫晚明清初國家興亡之際，文化失落局勢奇詭之時的政治與道德的大書。何況柳如是並不是一個「小人物」，陳寅恪打破了歷來對她的誣陷和抹黑，把她寫成了數百年來罕見的中國道統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表現。所以若從女性史的角度來看，這又是一部開闢天地的巨作。

後來讀到余英時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發現這實在是本包括《柳如是別傳》在內的陳寅恪晚年作品的最佳導讀，於是有決心和信心硬著頭皮一頁頁去看這本複雜的書，乃更了解何以這又是一部「心史」的說法。所謂「心史」，即陳寅恪在五、六十年代中國政治高壓學術想息的環境底下，用複雜的密碼系統把自己對時局的觀照感想寫進柳錢的故事裏面。清末民初，中共建政，相隔了三百多年的兩個時代變局交織為一，呈現出了「文化遺民」的苦痛心境。司馬遷作《史記》有悲憤之情，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為自己的心史，這實在是中國史學裏一道悲劇性的書寫傳統。

梁文道：重建追求平等的左翼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何物為「左」？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當前的國際環境上來看，各式各樣的左派的最大共同特色，就是一種對平等的追求。追求平等是左翼之所為左翼的「精神氣質」（ethos），它的體現可以是要求階級的平等、性別的平等、性傾向的平等、族裔的平等以及任何其他身分界定範疇的平等。左翼不把不平等視為必須接受的自然傾向，反而認為所有的等級差別都是社會產物。所以左翼對於製造等級不平等的社會要有系統的分析，也要有系統的解決方法。自從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以來，左翼就誕生了，它不斷挑戰和試圖糾正社會製造出來的各種不平等和它們所製造的災難。

在如今的香港，何物為「左」？它指的可以是一批過去、或許現在依然相信社會主義中國理想的人，曾經為之上街示威，和警察對抗。在六七暴動之後被打壓埋沒，在九七之後看他們昔日反對的「大資本家」走進人民大會堂與國家領導人握手，自己則無人聞問，它指的也可以就是這麼一批一輩子都沒看過馬克思隻言片語，在九七前後「忽然愛國」支持中央政府任何決定的社會精英。

完全掏空社會理念

它更可以是一批不論特區政府如何無力處理貧富差距、社會分化，卻仍然維護政府，不論中央政府如何無意於縮減城鄉的不平等，如何日漸背離真正左翼的理想，卻依然無條件地擁護它的「老左派」。

所以，今天我們大事慶祝的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周年，特區政府成立四周年，是一個格外令人心情複雜的一天。正如本地青年學者孔誥烽所說，自從六七暴動之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就和一種恐左心態深刻地連結起來，逐漸形成今天「親中左派以本土民主」的論述格局。現在所說的「左派」竟然就只是「親中」的意思，完全被掏空了任何社會理念和價值承擔，成為一種單純政治形勢上的佔位。部分承襲左翼精神的民主派不敢明目張膽地祭出左派的旗幟，而所謂的左翼喉舌《大公報》、《文匯報》在加入世貿這等大事上，又不敢從真正左的立場上提出有異政府的看法。

政治問題如爭利益

更奇怪的是，左派癱瘓的香港，竟然是沒有右派的！在傳媒和政客不斷渲染左的害處之時，沒有人自我界定為右翼，被定位為左派的人，也不會用右去定性他們的對手。這就是過去幾年國際上新自由主義所大力倡導的「政治之終結」的局面，左右光譜業已崩潰，所有政治問題和理念衝突只是不同利益的競爭，只待技術的處理和不同立場間的妥協交易。這就是真正的右翼大獲全勝的局面，指摘對手搞意識形態的同時，假裝自己宣揚的市場機制、繁榮發展和充分就業等一籮筐的口號並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實際現實。即使像羅爾斯（John Rawls）這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來到了全面右傾的香港，也會發現自己因為強調分配的正義而變成了左派。

「所有人生而平等並且自由」是大家可以同意的最高理想，但如何落實這個理想，如何詮釋平等與自由卻有無數的可能。左右的光譜就是建立在對這等理想的解釋與落實方案的差別之上。重建左翼就是要重新尋回一組道德語彙，表達左翼的社會理念，以建立相應的社會和政策的分析，並迫使右翼凸顯它們自己的理念，使所有現實成為可以辯論的價值。所以重建左翼就是重建完整的政治立場光譜，超越單純的利益形勢估算和「埋堆」，形成可以選擇的各種策略方案，和真正的理念結盟。這是我們在七月一日應該開始去思考的路向。

梁文道：報紙是怎辦成的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黑格爾曾經把每天早上塞進門縫底下的報紙當作現代世界的特徵。以研究民族主義的發展著稱的本尼迪．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也把報紙看作是民族國家得以出現的一個重大工具。我們今天回顧中國現代史，腦子裏肯定也會浮現出梁啟超風靡一時的政評時論，和周恩來、鄧小平在巴黎有書不讀漏夜趕出小報的形象。然而，讀過資深報人，前《東方日報》總編輯馬松柏先生這本充滿了賭錢度日的記者、脾性暴躁的排字工人與寫稿速度奇快的風月作家的《香港報壇回憶錄》之後，種種關於報紙的精采比喻、理論總結和浪漫玄想，才真正落實為一個活在我們生活之右的一個具體機制。

馬家輝為他父親這本書所作的序非常精采。他指出了多年以來關於中國報業史的傳統，大多圍繞著「文人辦報」這個題目打轉。大家注意的往往是文人辦報的高標理念、遭遇轟烈，卻把得以使文人的理念具體呈現，運轉為一個可以日日面世而不斷的出版事業的一群「小人物」給忽略了。這些小人物「可能是前線突發組橫衝直撞的小記者、可能是在報館內伏案看版的老校對、可能是寒冬清晨瑟縮在街頭分報發行的女報販、可能是在冷氣房內運籌帷幄的總編輯、可能是舊式報社排字房內的黑手工人」。這些人構成了報業史上另一個隱而不彰的「小傳統」–「新聞人辦報」。看馬松柏這本書，可以發現在這些人物的圈子裏的確有了一個由行規、習慣、制度與社會風氣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有時候成就了，也有時候干擾甚至否定了往往單靠論述傳承的「文人辦報」的精神統帥。

有些做學問寫文章的朋友常常努力翻看舊報紙，我比較偷懶。所以，兩年前有一回稍為系統地查閱八十年代的報紙頭版，就很大驚小怪地發現以前的報紙居然有那多的字，一版竟能容得下五、六條消息。於是就很慨嘆地到處向人數落如今的報紙真墮落，滿滿地都是圖片，少了文字也就少了資料和分析。隱隱然又把矛頭指向報業道統的淪喪，商業化大潮的可惡和鄙俗。現在才知道這個改變與版面編排的技術和製版成本的變化有關。以前的報紙以「條」來計算字的編排，現在有了電腦排版，文字可以獨立成方塊，配圖自然容易。再加上過去的圖片得用昂貴的電版印製，哪像現在使用電腦的美編處理那樣美而廉。所以如果八十年代的報紙老闆若有現在的條件，確保他們不會也把頭版弄成現在這個模樣，整版佔滿了圖而新聞也就只得一條。

《香港報壇回憶錄》或許還不算「史」，但它卻是一部尚未出現的新聞人辦報史的重要材料。裏頭有太多的趣聞軼事，任何與報業無關的人都會讀得津津有味。例如談到「性學大師」梁小中的那一節，我就看得格外會心。在我還沒聽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之前，就已熟讀這位「唯性史觀齋主」的大作了。幼時在台灣念書的性飢渴年代，我老叫父母從香港給我寄來《東方日報》副刊某名家的專欄剪報，為的就是背頁梁小中的風月小說。雖然為了後面那些方塊而被剪得無頭斷尾，但還是看得我心跳加快。黑格爾就是黑格爾，報紙果然是現代性啟蒙的象徵。

梁文道：書 架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對於書籍的擺放，我有很多困難。空間不夠是大家的問題，其難處不用多說。可是我還有一些很個人心理上的毛病，就不知能不能與人分享了。書若多得放不下，我們可以在書架上每一格層已排滿的書籍之外加多一層，也就是說書櫃每一層上都有內外兩層的書。我的困難來自於外頭那層書若是對不齊，書籍突出層板的部分要是連不成一條直線，我就會坐立難安。家裏頭地方淺窄，動之時偶而會碰到書角，弄歪了原來的整齊，我必須立刻修復秩序，反覆查看有沒有任何些許的脫範。妻子知道我的偏執，於是會乘我不注意的時候從滿幢牆的書叢中托出一兩本，越過了原來的警戒直線，好讓我一走進來就渾身不自在，卻又不知道那裏出了狀況。

存放書籍當然還有更為宏觀更加形上的大問題，例如中西文化的衝突。我們現在常用的書櫃其實只適合放現代製書方法做出來的書，紙張夠硬可以直立站起，書脊上有書名作者名可以一排對外列開清清楚楚。但這些背後有塊板子、每行格層又不夠深的書櫃要是用來放中式線裝書就不很理想了。線裝書不可直立，就算裝進一個匣子裏再打直存放，它那軟軟的紙張也會因為承受不了重量因而彎曲。

再者，線裝書的書脊沒有任何標識，從背後看去就是一疊紙。有的書難會在腳底切口處印上書名卷號，但這得是在封面向上平放的情況下才看得到的。反過來說，中式書架四面通空，不可稱櫃，若用來放現代直立的書籍而不另置書夾，那書本就會從兩側摔了下來；但置書夾，在這中式書架較高的格層之中又顯得小器，不甚美觀。所謂的中西文化衝突，果然是存在的。

聽來可笑，但有「工技桂冠詩人」之稱的波卓斯基（Henry Petroski），卻真把書架和存書的方法當成一個大問題來研究。這位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的系主任，最擅長從日常生活裏的器具著眼，舉凡鉛筆、萬字夾、天橋，他都能談出大學問。但下筆卻又顯淺易懂，文辭流暢，讓我這種工藝設計和工程學的門外漢都看得津津有味。例如他這本近著《書架》（The Book on the Bookshell），就使我對書有了全新的看法。原來以前歐洲人放書是書脊朝內，書的前切口朝外的。原因之一是當時的書都得用鎖鏈扣住，綑在書櫃上。如果書脊朝外則不只取書不便，而且鏈條會傷書。用鐵鏈縛書，與當時書櫃的設計、圖書館的建築、書的數量、書的裝潢、找書的門徑、看書的方法以及社會整體對書的觀感是分不開的。

雖然波卓斯基對於各種工藝設計和生活用具的歷史有一種「準達爾文」的進化觀點，認為各種人造物是在不斷的競爭之中逐漸演進的，但他並不會化約地只從一個要素去說明這種器具的歷史，反而能多方面地重視經濟、政治、技術、觀念以及文化的交互作用，從一個簡單得令人忽略的工具裏翻出無窮複雜的網絡。看完這本書，你看書的角度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樣。

大道理談過，波卓斯基也不忘照顧像我這樣的偏執狂。書末附錄，他共列出了包括按書名字母、作者姓名、內容種類等二十五種不同的擺書方法。其中竟有按照字數多寡和封面顏色來決定怎放書的辦法。天外有天，信哉。

梁文道：在圖書館裏找樂子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我雖主持一個談書的節目，寫一個與書有關的專欄，但其實最近只要一提起書，我的心就發虛。因為我好久沒有正正經經去逛過一回圖書館了。所謂正正經經去逛圖書館，絕不是抱著要查考某項資料的目的，一擊即中，然後轉頭就走；而是至少得準備幾個小時（如有整日當然更好），漫無目的地在一個夠大的圖書館裏閒步瞎翻，專心一意地東摸西碰。

這去逛圖書館，其心情與逛書店截然不同。在書店裏頭我們被勾起的情緒是一種貪欲，心裏頭總是計算著還有什書是自己未曾擁有，眼睛注意的總是有什新書可以帶回家去。貪心如我，就會在書店裏昏了頭，而忘卻了知識的本真價值。圖書館裏的書則永遠不屬於任何個人，走在裏面也就可以不計利害，心平氣和。帶著平常心去巡視一行行的書架，心情就會驚異自然而生。就像前兩天我終於找到了時間去逛一間大學圖書館，想看一些好久沒看過的期刊雜誌。結果赫然發現好幾份專以「風險」為題的專業期刊，而「風險」正是我近日常在思考的問題，於是如獲至寶地拿起來讀。於是才知道自己的寡陋，原來這門學問這大，早就有一大批人下了這多的工夫。這就是逛圖書館的情緒，一種更加認清自己的謙卑。逛書店時滿腦子都是從自己出發的思考和欲望投射，就看不見自己是誰了。逛圖書館你卻不由己地開放給未知的層架，讓它們在在提醒己的渺小和位置。你去圖書館可以認識你自己。

圖書館能有這種神奇的能力，我覺得是因為它的書不賣。所以我們總能在裏頭找到最冷僻最少人知道的書，最陳舊而罕見的版本和最不可思議的題材。那種完全像是窺探一個神秘小宗派密室般的情調，和一種在大城馬路上散步時突然走下大道口摔進一個陌生古文明遺址的刺激，是到底要追求商業利潤，希望貨如輪轉的書店所提供不到的。

所以我喜歡大學的圖書館或者一些較大的研究性公共圖書館，因為它們才有足夠的重量和廣度讓我等知識逛遊者在其中閒盪，樂而忘返。我知道這不是使用它們的正確方法，正如我幾年前曾在一個城市看過的那樣，一隊露宿者排隊等著圖書館開門，目的是進去洗個澡，然後舒舒服服地讀讀早報。但這又有何不可呢？有多少種人就有多少種使用圖書館的方法。「圖書館就像一座遊樂場」，傅柯說的。所以對於香港幾家公立大學的圖書館竟然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對外開放，我格外失望。那新的中央圖書館，我們能指望它像紐約公共圖書館那樣，成為一座出色的研究圖書館嗎？

梁文道：在劇場裏遭遇文字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高行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劉健威兄在他的專欄裏有點意見。他認為再好的一個作家，只有兩部小說（也就是︽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就拿下這個文壇桂冠，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的。可劉兄或許一時疏忽了，高行健的小說當然不只這兩部長篇，他還有許多短篇呢，雖然大家總覺得似乎只有長篇小說才是「堅料」。更重要的是，高行健向來是當代第一流的劇作家，而且作品不少。他得獎的消息傳出，許多文學界的人表示對他很陌生，所以記者都擁到戲劇界的人那裏去了。這種情況反映了什問題呢？

莎士比亞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天才，他的名聲幾乎全是建立在他的劇本之上。曹禺，新文學一代大將，名作︽雷雨︾是如今中學中國文學科課本裏的材料。戲劇、小說、散文和詩雖然被列為西方文學傳統的四大文類，但若從歷史角度看，在戲劇做老大的時代，小說都不知還被端在那個貴婦的懷裏被當成鄙俗的讀物呢？那，戲劇是怎樣愈行愈遠變成今天這副模樣，和文學幾乎搭不上邊的呢。

今天我們讀劇本，多會把它們分成「可演的」與「可讀的」。通常的認識是，現在的戲劇已經經歷過了一場典範轉移，從「話劇」（drama）到「劇場」（theatre）再到「表演」（performance），作為一劇之本的文字劇本變得愈來愈不重要。而以往話劇裏的劇本也紛紛變成時興的「文本」，編劇一職現在常常叫做「文本創作」。在這過程裏，劇本也逐漸喪失可讀性，剩下指示演出狀態與記錄台詞的功能，此之謂可演性。

不過事實上，可演性與可讀性不必然對立，多了這樣就少了那樣。有些本地優秀的劇作家，像潘惠森，他們的作品實在可演可讀。另一個近期成功的例子是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樓︾，上台則每個演員都有戲可演，導演有顯工夫的餘地；下場則文字機智清脆，敘事緊湊引人追讀，確是成功的劇本。

我最喜歡的當代劇作家，卻還是討厭成功喜歡效果。死了好幾年的海勒．穆勒（Heiner Mu..ller）他認為劇本的成功要以和諧及滿足為目標，有效果的劇本卻是不斷的干擾與突兀的斷裂。這位前衛劇作家與羅伯．威爾遜（Robert Wilson）合作，語言在劇場上片斷遞出，靈光暴現，是當代「可演性」文本的典範。但是捧起來讀一樣好看，那些舞台指示性的話句一樣有魅力，能在人心裏造景。

讀穆勒給我的最大啟示（或者聯想），是反省到現代文學與閱讀這種行為的關係被鎖得太緊。從前人們與詩的關係不單是閱讀，還是朗誦吟唱與聆聽。同樣地，我們在劇場裏看演出也是一種遭遇文字的方法。你聽台詞一句句地響起沉落，看演員舉手投足，一樣是遭遇文學。以為文學就只得是「可讀的」，其實是限制了文學。出以文字，未必就只得受之以視讀。劇本之可演與可讀，反映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限制。

梁文道：西西的視覺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用文字去說圖畫，或者，以語文的呈現（verbal representation）去再現視覺的呈現（visual representation），是一種別具傳統的特殊之類。有人說這起源自荷馬《伊利亞德》裏對阿奇勒斯之盾的詳描細繪，所以它有一個希臘名字：Ekphrasis。

Ekphrasis 是一種不可能的寫作。你該如何才能把一幅圖畫完整地寫成文章，又該如何為一具無言的雕塑開啟聲音的面向呢？唯其不可能，乃成挑戰。於是千百年來有不同的作者試著在這奇異的類別裏試驗，有人想無一掛漏地書盡一面圖畫的所有元素，也有人想突出寫作者自己的主觀而展露出他和他要寫的圖象的距離；還有人搞出了美學理論，發現文字到底是文字，圖象畢竟是圖像，其中有不可跨跳的鴻溝，勉強是不會有幸福的。但也有人捉摸久了，發現文字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純粹，反過來圖象其實也有它的語文性質。我傾向這種看法。Ekphrasis 是一種不可能的書寫，因為我們不能百分百地以文字藝術去取代視覺藝術；但它也是一種可能的藝術，因為在裏頭能找到語文和圖象看似不存在的聯繫。

西西的兩冊散文新集《拼圖遊戲》和《旋轉木馬》，一者短小專欄一者長篇散文，也可說是一種 Ekphrasis（對不起，我實在不知道該怎簡單翻譯，希望有人可以教教我）。《拼圖遊戲》印得很漂亮，每一篇文章左側都是一幀彩圖，文章說的就是那張圖。這裏所謂的「說那張圖」不一定是白描那張圖畫，也可以是為圖畫而來的聯想。《旋轉木馬》也很乾淨（一種快要失傳的排版藝術），大段大段的字間有單色的素描呼吸，那些圖畫畫的就是字裏頭談的景象。雖然裏面不是每一篇文章都有插圖，但卻每一篇都有很強的視覺性。

文字有視覺性不是寫實的意思。而是西西的散文用字純淨無華，質樸直暢。她又有好奇心，關注細節時能讓人跟著她毫無阻礙地去看她想看的細節，轉來轉去就把一個情景活靈活現地畫出來了；你能看到她看到的東西，還能看到她自己在那裏。所以我很喜歡《旋轉木馬》裏的〈上學記〉。大師牟宗三先生逝世的時候，有很多悼念他的文章。唯有西西寫她上課的經驗和感想，能讓你看到牟先生為人的氣質。而這種氣質並不來自沒有距離的崇慕，也不來自冷眼旁觀，卻是因為把她自己和她自己與牟先生的距離都寫了進去。這種文章的視覺效果可能來自文章的透明和視點的擺放。

說西西這兩冊散文是 Ekphrasis，很容易會忘記它們其實是「混合媒體」圖文並茂，而且不少圖還是西西自己動手作成的。混合媒體的前設是各種各自純粹的媒體的存在，一如 Ekphrasis 預設了文字與圖像的相對獨立。但若不把文圖分開來看，也不要先決地只當西西是個文字作家。看這兩部書，或許你會和我一樣，相信每一種媒體，不管是文字還是圖像，本身就已經是「混合」了的。

梁文道：社會的錯一種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我的數學能力差不多自中學開始就癱瘓了，這一直是我個人知識生活中最大的污點，難於向人啟齒，只好不斷怪自己不濟。有些人卻相反，似乎天生就對數字敏感，在我看來模模糊糊的一堆記號，在他們眼中卻充滿意義。有一次看電視訪問前中大校長高錕，原來他每次與夫人到超級市場購物時的最大樂趣就是察看價碼標貼，看看能夠把它們分解成怎麽樣的數字組合。例如 3844 這個偶而出現的數字，其實是 62 的平方！

　　Stanislas Dehaene 的《數字感》（The Number Sense：How The Mind Creates Mathematics）從神經心理學的角度出發，不只解釋了為何有些人對數學會有特別的天分，還說明了一個長久流傳的神話，那就是為什麽亞洲人特別長於計算。原來其中一個原因是語言的特性。例如中文，其數字音節相當簡短，使其用者能夠在感覺上更輕易地掌握數字。他舉了一個例子：「請大聲朗誦下列數字：四、八、五、三、九、七、六。現在，閉上眼睛默背這些數字二十秒鐘，然後再大聲朗誦一遍。如果你的母語是英語，失敗機率約五成。但如果你是中國人，幾乎可保證是百分之百成功。」

　　可能是能記數字擅長計算是一回事，對數學問題有興趣有好奇心卻是另一回事了。我雖身為數盲，卻對數學家一直心懷敬畏，因為大部分的數學研究都沒有什麽「實際用途」。我念哲學，一門在大學中以無用聞名的學問，所以很能理解數學家們那股為了沒有用處的問題而獻身的熱情。賽門．辛（Simon Singh）的《費瑪最後定理》就是一部紀錄熱情的歷史。所謂的「費瑪最後的定理」，其實是十七世紀法國數學大師費瑪（Fermat）的筆記中一段殘缺的附注，他說：「x n+y n=z n，當 n 大於 z 時沒有整數解。」三個世紀以來一群又一群聰明的數學家前仆後繼，不要老命地付出，就為了證明這麽一段簡短的定理。坦白講，這本書裏提到的大部分數學方法我都不懂。但看作者把故事從畢達哥拉斯說到 Andrew Wiles 傳奇性的解題終局，那股被引上來的癮頭就像看完了《福爾摩斯探案》想當偵探一樣。

　　接連讀過幾部關於數學的書之後，和在港大教數學的丁南僑說起我的矛盾：想做數學家奈何有心無力。他的回應令人心寬。他的意思是我們受過的港式數學教育實在太差，重計算而輕概念文化，專注於填鴨式解題，是功利主義的產物。過去數學之中至精深卻也至無用的莫過於數論，但如今互聯網上「公匙」所需的秘碼學卻是數論結晶。有用無用豈在一時？我的數學不好，多半是這功利社會錯誤教育的結果。

梁文道：看不見的腳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現在正是ＮＢＡ進入季候賽的階段，除了實實在在的戰術之外，一定還能看見精采漂亮的表演動作，例如卡特（Vince Carter）的飛身單手強力入樽。但讓我們想像一下，如果以做出這個動作聞名，但現已退役的米高．佐敦為這個姿勢登記了專利的話，會有什?樣的結果？可能我們再也不能在場上看到這個充滿氣勢的招數，也可能每一個使出這招的球員（例如卡特）都得向佐敦付出一筆特許權使用費。這並不只是一個荒謬的假想。根據舒曼（Seth Shulman）的《知識的戰爭》（Owning the Future）一書，紐約的一家專利律師事務所正主張專業運動員可以為他們的獨特動作申請專利或「著作權」。

前一陣子因為新的版權條例引起的爭論之中，其中一個主要的概念是「公眾利益」。在亞當．史密斯的年代，我們相信一隻看不見的手，這隻手使得一個自私的經濟人在無意之中也能滿足公眾利益。可是在這知識經濟的時代，似乎還多了一隻經濟學家賀曼．達利（Herman Daly）所說的「看不見的腳」，在滿足個人利益之餘一腳踢開了公眾利益。

什?是公眾利益呢？讓我們再回到籃球，這種其發明人沒想到或者沒有去登記專利的遊戲。它今天養活了大批靠它維生的球員、教練、職員和記者。它在一代又一代優秀運動員的手上展現出了無窮的變化，不斷進步。它在一些特定的場合能夠激動人心，團結一個社區、一個城市以至於整個國家。它為無數的青少年提供了絕佳的課餘活動，讓多餘的精力和壓力得以發洩。它是許多地區窮苦人民的上好娛樂，使他們在今天任何娛樂消遣都得付出一定支出的城市，能夠免費地快樂一個下午。想想看，如果當初發明籃球的人登記了專利，所有打籃球的人都要付出一筆使用費，籃球有今天嗎？

在過去十五年，身為科技記者的舒曼不斷追索，找出關於知識產權的諸多案例和大量重要資料，寫成了這本至今為止關於這個話題的最重要著作。頭描述的是一場新的圈地運動︰十萬印度農民要為他們種了幾個世代的稻米付出昂貴的代價，因為一間美國公司宣布擁有該種稻米的基因登記。面臨生命危險的病人得不到醫治，因為他的醫生不敢使用被登記了專利的技巧。學者們無法檢證一種或許可以推進人類知識的重大科研成果，因為關鍵實驗所需的技術已經被另一個行家壟斷了。

難道我們要放棄可以刺激創新的知識產權這個觀念嗎？我們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何重新界定產權的範圍？我極力推薦大家透過這本書去思索這些問題。

梁文道：文化政策不應避諱政治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在這個時代，尤其在這個城市，主導政府行為與政策形成的主要是一種經濟取向的思維。

於這種大趨勢裏談文化政策，很容易會變成一種檢討現有官辦文化設施和服務，合不合乎成本效益的問題了。如果還想越出已有範圍，說多一點，恐怕也得和經濟發展掛，例如提出「創意工業」和「知識經濟」等名詞為文物保存、增設圖書館和資助藝術活動這些行為開脫。

成立近一年的文化委員會新近出爐的《諮詢文件》，如果擺在這樣的視野底下，就會顯得「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因為裏頭提出的甚麼「以人為本」等政策原則，難與經濟思維配合。

文化並非經濟發展

所以，文化委員會最該提出，卻又從未在這份文件裏明確澄清的，就是在它這一堆大理想和研究重點底下，是一種可以平衡純經濟思維取向的另一種看待政府行為與政策形成的方法，一種文化的視野。

早在一九四八年寫成的「世界人權宣言」把文化參與的權利寫在裏面。「聯合國文化及發展世界委員會」，更認可了文化政策是「為了塑造一個適合人類發展的環境所要建立的架構」的一部分。

九鐵要在塱原濕地上建設支線的事件上，主流輿論裏的「要在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求取平衡」的觀點，正好點出了這個社會，是如何把「發展」的意義局限在經濟發展之上，而把環境保護等其他重要的人類發展元素排斥出去。文化委員會正該毫不害臊地在重新界定政策思考的高度上，提出文化權利和人類發展的另類觀點。

由此觀之，文化權利可以推動「公民社會」，也藉公民社會得以鞏固。《諮詢文件》對「人權」及「公民社會」略過不表，是最大的缺失。

世上沒有純潔文化

要知道圖書館之所以存在，絕不只是為了使市民自我增值以配合經濟轉型，而且是要讓所有公民有接觸知識和資訊的公平機會。博物館之所以存在，也不只是為了向遊客介紹本地及中國的文化風采，而且是要讓公民有機會去重新思考，甚至再塑造自己的身分和社會整體的記憶。歸根究抵，健康的文化政策，應該幫助公民認識及鞏固自己的身分和權利，讓他們有公平的機會去分享社會的文化資源塑造自己的文化生活。

但這份文件不只避談民主，甚至為了怕惹來政府想控制意識形態，大搞民族主義的批評，乾脆提都不提「政治」這個字眼。

講民主怕政治不正確，講民族認同又怕被輿論攻擊，就變成了沒有政治的文化政策。情形就像高行健訪港，高行健和徐四民都說「文學與政治無關」。但文化真的和政治無關嗎？又真有一種可以沒有政治的政策嗎？香港政策討論裏常見的純經濟導向，就是一種避諱政治的產物，但所謂的「純經濟不政治」本身就是意識形態。文委會諮詢文件在政策原則上的不明確，和政治立場上的含混，也就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反映。

梁文道：立法管「邪教」損社會根基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所謂「邪教」，在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宗教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也就是說邪教之邪，是因為它冒犯了政府的「正」。王朝時代，政府把臣民的一切社會行為納入其監管範圍。若有任何組織有獨立的力量影響百姓生活方式，都會惹起政府的猜疑。例如早期提倡過「沙門不敬王者論」的佛教，於中土初興之際亦是險象環生。直到後來，佛道二教才和不同時代的政府建立了一種相安無事的妥協關係。明清兩代，被政府列作邪教而欲滅之後快的民間教團，至少過百。所犯者主要都是對統治者構成威脅。今天以「愛國教會」之類的名目把宗教放進其統治網裏的中國政府，實在繼承了王朝傳統。

邪教對政府無意義

香港政府的組織及其管治範圍，師法英國。英皇雖為名義上的國教領袖，但英國政府卻是一個政教分離運動的產物，自由主義的結晶。

政教分離所指的不只是教會不干預政府，還有政府對於宗教事務採中立態度。也就是說，即使是一個民選政府，也無權理會人民之有無信仰，信甚麼不信甚麼，更用不說信仰內容之真假虛實。就算有人把「御劍飛行」之術當成宗教宣揚，政府也無權過問。

我們不會說奠基自由主義的「現代」政治模式就是一種最好的模式，可以想象英國及愛爾蘭政府，如果對宗教抱較「明確」的立場，北愛問題會壞到甚麼程度。

在這種對於政府的構想裏，「邪教」對於政府而言是一個沒有意義的概念。因為正如很多論者都已指出，我們已有足夠的法律限制非法的行動。就算被特區政府打成邪教的法輪功真有犯法行為，我們也用不先宣布它是邪教，才能展開相應行動。

其實，就算一個宗教組織有甚麼犯法的傾向，一個進步的政府和社會也應該首先採取「宗教寬容」的態度。例如美國的「阿曼派」和其他教派，有的拒絕讓適齡子女上學，有的拒服兵役。但美國政府也不敢斷然地對這些非法行動採取措施，而是謹慎地與之商討妥協方案。反觀我們，竟然要為了一個認為生病不需吃藥的宗教而大動干戈。如果政府要標籤邪教，那它是不是還得邏輯地先定出「正教」的範圍？不過，對於連「法輪功今天沒有違法，不代表它明天不會違法」這種話，都說得出來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來說，邏輯顯然不適合人類。

法輪功事件在態勢上是一國兩制受到威脅，實質上是特區政府根本改變的另一例證。這個政府管完市場傳媒、色情和窮人的上進心，現在又要插手宗教的真理問題，使得香港人在短短幾年內經歷了「被管範圍」的急劇擴大。

珍惜香港社會安寧

根據《蘋果日報》三月二十日的頭條報道（見A1，「北京迫特首立法趕絕法輪功」——編者），政府有可能會以立法方式，限制或取締法輪功在香港的活動。換言之，政府要將一個本來在「明天才有可能違法」的組織，變成今天就違法。

我們不明白有何必要，為了一個法輪功，訂立一種一種涉及「邪教」這種龐雜概念的法例。根據報道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林瑞麟還表示，特區政府不准許任何組織利用香港的寬容和自由。

但他不明白，香港的社會秩序和安寧，就是建立在香港的寬容和自由之上，這種寬容和自由，應該被充分利用。限制這種作用，才真正敗壞了香港的社會根本。

梁文道：反吸煙的政治學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吸

煙，還是不吸煙？幾乎是一個黑白分明的道德問題。所以當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總監余衍深促請政府立法，全面禁止食肆內吸煙的時候，我們聽不到有任何人跳出來反駁：「呀！吸煙這麼好的事怎麼能禁呢？」也不會有煙民膽敢理直氣壯地宣揚「飯後一支煙，快活賽神仙」的真理。

吸煙違「無傷害原則」

自古以來，人類就有一串長長的禁品名單，從煙草、酒精、咖啡、可可豆、大麻、鴉片甚至番茄，都在不同時期被不同的政權宣布為「有害」的。在教會依然保有其權力的最後歲月裏，咖啡和可可豆分別經不同的途徑傳入歐洲，分別被宣布為與「魔鬼有關」，從而成為禁品。在美國於工業化時代中力爭上游的時期裏，酒精因其麻醉心智、癱瘓工作能力的潛質而遭到嚴格的管制。然後，在禁酒看來太過嚴苛而禁咖啡與朱古力太過可笑的今天，我們打算禁煙。

在各種吸煙╱反吸煙的政策討論裏，第二不被懷疑的就是「吸煙有害健康」（因為有太多的專家報告支持這個觀點），第一不被懷疑的就是政府有權就人民的健康問題立法管制。的確，我們從不質疑政府憑甚麼去管我的個人健康問題。因為我們都生長在一個「健康政治」的時代，國民健康與國家生產力有莫大關聯的資本主義時代。

本來吸煙問題也是個「人權問題」，老子我愛吸煙干卿底事？但是「二手煙」的發現徹底打沉了這種「個人選擇」的論調，因為吸煙這個個人選擇會傷害到他人的健康，違反了「無傷害原則」。而仍然沒有被觸及到的，還是「身體健康」（不管是我的還是他人的）這個領域之受傷與否到底與國家有沒有關係這個問題。至此，我們已觸碰到一個不可能回答的問題，因為這是這個時代權力運作的前設之一。

但我們可以追問的是，在宣導反吸煙運動的時候，誰的利益會被犧牲？我曾在一個大學的建築地盤裏見過一群需要頂烈日工作的工人，他們休息時很自覺地躲在門外的角落吸煙，以免影響他人健康。但還是很難避免出出入入的學生們嫌惡的目光甚至聲音（例如「嘖」這種輕微但意義實在的唇語）。

反吸煙變階級歧視

大家都知道在事實上，香煙確實是勞工階層普遍使用的一種物品。口味的濃淡反映了階層的差別，「低下階層」偏好較重的味道，是食物社會學中流行的說法。而一支支現成的紙煙，其短暫的燃速和濃烈的口味正好符合忙碌的體力勞動者小休的需要。很不幸地，這幾年來在國際上雷厲風行的反吸煙運動也在宣傳上有意無意地塑造了一組中產╱年輕╱新潮╱健康和藍領╱中年╱老套╱不健康的對立形象。因此「食煙的麻甩佬」就成為一種對吸煙者先入為主的印象了。所以我一直覺得那些大學生對地盤工人的那一聲「嘖」，在對二手煙的嫌惡之外還有一點階級的歧視。至此，反吸煙運動已經超出了健康的領域，變成人生趣味和其背後的階級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