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日星期日

當梁文道遇上王貽興 終於成了才子



知道我要訪問王貽興,朋友的反應是「嘩!咁肉酸,你有冇睇過《謎》呀?呢個所謂才子好騎呢噃。」坦白說,我很少看電視,無線翡翠台看得就更少了,於是回去看了一集《謎》;他們說得沒錯,這果然是個很肉酸的節目,不論是Adam鄭還是「謎小姐」,都叫人看了頭皮發麻。至於王貽興,我不覺得他騎呢,我只是覺得有點無奈,有點心痛,因為我所認識的王貽興不是這樣的。

我認識的王貽興是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主,是一個很用心鑽研小說事手法,產量很高但水準穩定時而又叫人意外的青年作家。我認識的王貽興應該是一個很內向的人,文學界的聚會很少碰見他,各式各樣的座談論壇他也不大參加。看他的作品,我甚至猜想他是那種躲在狹小的房間裏偏執地幻想,試圖寫出一些他既不曾經歷也永遠不敢去經歷的有乖倫常的狂暴異象的蒼白少年,而夜越深他筆下的情緒就越是陰暗。我認識的王貽興是個尊師重道的年輕人,永遠稱人甚麼先生,永遠把「我的師傅董啟章」掛在嘴上。他曾經協助師傅董啟章當他所辦寫作班的導師,與師傅一起指導更年輕的學生。可現在,當董啟章正勒緊褲帶寫他那大概只能賣出一千本的宏偉巨著的時候;我卻看見報紙副刊汽車版訪問王貽興,暢談某輛名牌新跑車的魅力……

梁文道(梁)/王貽興(王)

走出困局

梁:你在《謎》這個節目裏成為笑柄,你會否覺得被誤解,或是很不舒服?

王:誤解一定有。開始做電視被人罵時是有一點不高興,現在已完全豁出去了。可能當你做一些性質近似的事情時,還會有一點自尊與放不下的自我;但當你做兩件極端相反的事,其中一樣即使你都覺得那不是自己的時候,反而就輕鬆了。好像梁朝偉會拍王家衞的片,但又突然會拍一些很爛的片一樣。當我在文學上走到扭曲的邊緣,將自己推向死角不停踢自己的時候,突然走出來做一些完全相反的事,我反而覺得是一種relax。很多朋友擔心我,其實我沒事。好像《謎》,很多人覺得很難接受,但我覺得當cult片玩都幾好玩。

梁:你喜歡北野武嗎?

王:喜歡,大家認識的北野武是很嚴肅、很有型,而且沉默的大導演,但他又會做一些很白痴的電視秀,專門整蠱人。日本能接受兩個極端不同的北野武,而香港的接受能力似乎較低,例如做幕前的,他接受到你在電視裏親切靚仔的形象,卻接受不了你在《謎》裏的古怪。其實這種工作不可能要求你永遠定型在一個部份。我從作家變成藝人,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怕自己被定型,怕自己到四十歲的時候定型變成某一個面向。或者是怕寂寞吧,像師傅(董啟章)他們寫得那麼好,卻沒有人欣賞,我覺得很可怕。你潛心修練幾十年,當然希望能夠一鳴驚人,或者幫到人,或者幫到自己。但最後若是沒有人知道,亦沒有人理會,你會問這幾十年做的是否白費?我不想我喜歡、追求和付出的事業,會令我將來倒過來埋怨它。

我女朋友的爸爸是修理電視機的,幾年前的一天,他送我一本書,說剛去過一個阿伯的家修理電視機。那個阿伯原來也有寫作的,家裏很多書,但卻說寫作沒用,懂很多知識也沒用,連修理電視機的錢都沒有,只能送一本自己賣不出去的書給我女朋友的爸爸。我拿來一看,呆了,那個阿伯竟然是海辛。

梁:吓!?

王:我很震撼,因為我幾天前才剛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海辛卷》看,過去又不時聽到人談論他,說他寫得有多好,對香港文學的貢獻有多大。當時我想,我最後會否有這樣的下場?香港其他寫作的人又會否一樣?如果是這樣,我為自己和他們都感到不甘心。一個只有五百人的小圈子,你寫到第一,下面只有四百九十九個人,一點也不好玩;但如果那個圈子有五萬人,就算我現在浪費寫作時間,使得五萬人加進來,令我的排名跌到三萬,下面還有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那才好玩。

為甚麼做電視藝人?我想原因是我見到董啟章先生、駱以軍先生(知名台灣作家),或者台灣和香港許多中生代的作家的經歷。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否這樣認為,但我覺得他們面臨一個困局,可能是環境給他的,或者是自己給自己,就是膠着狀態,很辛苦。而他們能夠做的,要不是放棄,要不就是繼續陷在困局中;我看不見任何人能夠突破。所以當我看見這困局,我很擔心如果我不嘗試走另一條路,即使我能夠寫得像他們一樣好,達到他們的境界,頂多是將自己的頭塞進膠袋裏,接着我還可以做甚麼?我在教寫作班的時候,好像向學生展示了一個可能性或者一個夢想;但原來這條路到最後是一個膠袋,一個死胡同,那我是否還有信心向學生講這一套道理?我有很大疑惑。

與此同時,當我做舞臺劇,或跟少爺占做節目,才發覺媒體的影響力真的很大,甚麼人說話比說話內容更重要,所以那一刻開始我覺得,當我成為Icon時,我做任何事或許都比現在方便,即佛家所謂的自渡和而渡人,那是否可以更好?

梁:你的意思是如果專心一致寫文學,即使有一天寫得很好,也有可能像駱以軍那樣,比董啟章更慘。反過來說,你現在所做的,有朝一日或許可以倒過來推動文學?

王:對!

極端的兩面

梁:但你是一個作家,我們看的就是你的作品,除非請槍代筆,否則一個作家寫的一定就是他自己想寫的東西。但香港普遍把藝人型的主持人視為單純的 presenter,站出來就是賣身段、樣貌和表演,大家都不會以為他說的話就是他自己構思甚至相信的;觀眾也不期望主持人要多有內涵,你無非就個是賣形象的傢伙。你如何理解這個狀態?

王:的確有兩個很不同的王貽興,一個是內在的,他不會以外貌示人,純以文字會友;一個很外在,算是一個後生、靚靚仔仔、健健康康的男仔。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是像你或陶傑先生一樣,站出來就可以說自己想說的,完全不用別人的稿子,你不喜歡就別找我做節目。我想我還未到那個階段,或者未有能力做到,所以我現在叫做慢慢起步,慢慢調整。何時這兩個王貽興才可以重疊在一起呢?我覺得需要時間。無論是電視台的信任或是觀眾對你的期望,都需要時間去改變、印證。

梁:但你等得到這一天嗎?因為香港的電視工業已經成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生產線;當你加入,以藝人的身份成為其中一份子,他們未必會有這樣的位置給你。到了最後,你以為自己能靠電視推廣文學嗎?

王:如果你大半年前問我,我未必可以回答。但現在我可能有多一些信心。我想自己還算幸運,主持《最緊要正字》都跟自己本行有關。之後的《一網打盡》雖然關係沒那麼大,但也屬於知識性節目。至於上回才採訪過你的那個《香港筆迹》,我覺得是他們給我的一個難得好機會,竟然能有一個談文學的節目。

梁:這節目的構思是你提出的嗎?

王:這是無線幾年前就有的構思,原來想找霑叔(黃霑)主持,後來他病了,才一直擱置下來。直到我出現,可能他們知道我會寫字,形象又合適,可能用年輕人的包裝方法效果都不錯,於是叫我去做。所以前景似乎不算灰暗,但是否有很大作為呢?那也未必。還是那一句,做到多少就算多少。那就像是零跟零點一的比較。

梁:但做了藝員,你或許要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例如易裝跳舞之類的。

王:一定會。還好從小到大我都是一個頗為精神分裂的人,我喜歡藝術電影,而《五福星》和王晶我又覺得很過癮。我喜歡有深度的清談節目,但台灣羅志祥那種無聊節目,我又覺得很好笑。可能我從小至大已經習慣,例如我要自己賺錢交學費,讀預科和大學的時候,也一直補習、做promoter,賣珍珠奶茶,或者做很多其他無關痛癢的事,然後才回家寫作。我習慣過一些截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覺得沒甚麼不可以的。如果工作跟寫作有關當然很理想,但若不能那也沒辦法,反正我還是得靠工作來維持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梁:你的師傅董啟章有甚麼反應?

王:他沒說甚麼,只笑着說挺好看,挺有趣。

梁:如果你只是個作家,你可以很內向。但做電視卻需要你走出街,要大眾認得你,走在街上有人跟你打招呼,你要記得微笑,甚至簽名拍照。這會否很辛苦?

王:那要看是甚麼時候了,如果在工作中,那就要表現得很友善;但當我自己一個人,反而頭垂得比以前更低。我從來不帶CAP帽,但當我入行後也被迫着要帶了,感覺上會安全一些。最不習慣的是跟家人朋友吃飯,要很留心附近有沒有狗仔隊,連跟朋友獨處也會有罪疚感。

梁:你已經是個藝人了,做這行的事業計畫及邏輯,跟寫作的分別是很大的,它或許還會改變你的性格。比如說你會不會開始覺得被看是一件好事,或者害怕有一天會跌下來?

王:會。我想我的性格亦經常有不安全感,即使寫作時也有很多憂慮。這亦是我向前的原動力。我認識的很多作家或藝人可能會覺得沒所謂,但我跟他們的分別是二十四小時不夠用,我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才能填補那份不安全感。

身份影響寫作

梁:你會把做藝人的經歷寫出來吧?

王(大笑):哈哈!Mani 姐手記嗎?其實是會的,但不是現在。我不可能爆料,反而想寫事後重看整個工業的感受,例如台灣的吳念真寫自己幫侯孝賢拍電影的筆記便很好看。不過可以肯定,做了這一行,人不同了,看到的世界立體許多。

梁:你現在寫些甚麼?

王:全是散文,沒甚麼特別的寫作計畫,因為應付專欄和其他的已經很花時間,沒可能再有精神做小說創作。我計畫出一本書信集,是寫給不同的人、不用他們回覆的信,但寫到一半已沒法繼續下去。以前會覺得自己人微言輕,寫給甚麼人,怎麼寫都沒所謂;但現在發現我寫的東西,可能會有很多人用不同的目光和標準去審視,於是有一些事已經不知道怎麼去寫或根本應不應該寫。

梁:看!你現在的工作和身份影響你的寫作了吧?

王:對呀,但如果你說話的位置真正有效,讀者看了便可能會特別入腦。還是要看你如何利用這個身份。

梁:你怕不怕假如你越來越紅,越來越忙,你可能更加沒時間寫,可能你這一生都不能再寫小說,回不了頭?

王:即使我有很多時間,一年寫十篇很厲害的小說,都沒有人買,也沒人知,那是沒意思的。如果我的小說只為個人進境和修為而寫,我覺得我四十歲寫都沒有問題。問題是我寫的對社會有沒有影響力和價值,這個才是我追求或疑惑的問題。我師傅董啟章寫自然史三部曲,問的也就是這個問題。所謂對自身很有意義的文學創作,對那些很切身處地生活的人,究竟有沒有甚麼意義?在這樣的社會作家還可以做甚麼?他在問這樣的問題。我和他都在想同樣的問題,分別是他仍然在寫小說,我則入了這一行,入世一點。

梁:你覺得暢銷重要嗎?剛才聽你說,你似乎覺得書要暢銷才行。

王:如果你寫的並不是暢銷的東西而它暢銷,那就重要。如果你寫的文學暢銷,那就有意思了。

梁:當年得了中文文學雙年獎後,銷量有沒有增加?

王:你可以問問跟我一起得獎的王良和教授,他也沒分別,我們還得一起分享那三萬元獎金呢。

梁:這對你後來所作的決定是否有很大影響?因為你是中文文學雙年獎最年輕的得主,但銷量和得獎前竟然沒有分別。

王:我想是的,以前有個目標,以為走到那個點就會贏,之後才發現原來要兼顧許多生活上的事。我就問自己以後怎麼辦?我的書一般賣一千多本,得獎與否根本沒分別。百分之十版稅,一年後收錢,用十二個月去除,結果比拿綜緩都不如。你所花的心力、時間、精神,不應該是這樣的結果。

梁:看來你現在有兩個目標,第一個目標需要在這個圈打滾之餘又堅持到一些空間,令他們讓你把東西加進去,而並非你變成機器的一部份。第二個目標是你在這份工作之餘又要保持文學作家的身份。你一定要繼續寫作,否則你得到的名氣就不能帶到最初你想要的目的。

王:路是辛苦的,但我又不想坐着等死。

梁:你的書現在應該很好賣了吧?

王:我入行後也出過一些合集,但銷量沒有甚麼改變。

梁:為甚麼?

王:可能因為讀者未能將我的形象和作品聯繫起來。他們可能會看我寫的雜誌專欄,但文學小說就未必明白。

梁:如果再過幾年都是這樣,那我就要告訴你,你本來想做的事其實是失敗了。

王:那也得多做幾年才知道。

書與人緣

梁:還有時間看書嗎?

王:有,但看的並不是大部頭的巨著,我正在看鴻鴻(台灣著名詩人)的《過氣兒童樂園》,董啟章的《時間繁史》和林達的《西班牙的旅行筆記》。

梁:你看書有沒有特別偏好?

王:沒有,甚麼都看,有時間就會一本經典加一本較輕鬆的一併看。

梁:像吃主菜和甜品。

王:現在吃主菜也得分很多次。看董啟章的《時間繁史》其實也有一點吃力。

梁:從前是甚麼時候開始喜歡閱讀?

王:三、四歲已經開始了。你知道我沒有爸爸,所以常跟舅父、阿姨去租書,我就在書店門前的書堆裏看書和漫畫,初時看《老夫子》、《壽星仔》,部份缺失的期數,便靠自己的想像力將故事連結,開始對想像和故事情節等有興趣。後來轉看小說,古龍和金庸。之後開始迷上日本漫畫,例如《漫畫週刊》、《城市臘人》、《龍珠》,還會將故事加鹽加醋告訴同學。故事講得多,於是能力就慢慢發展出來。我還會畫漫畫,整本校簿畫滿漫畫,然後自製圖書卡貼在上面租給同學,那年我才讀小四。還搞過班報,叫了幾個同學到我家去做剪貼,弄些時新聞改編和諷刺老師的故事,再賣給同學,賺到錢很開心。後來發現自己的漫畫天份不高,所以就看更多的小說,如衞斯理、亦舒、梁望峰,終於發現漫畫或文字原來只是一個載體,述才是我的興趣。中一、二開始投稿給文學雜誌,但多給退回;真正成功刊登是在《MAGPAPER》,那已經是中五、中六。因為他們登了很多,我寫作的心就更熾熱了。

梁:影響你最大的作家是誰?

王:一定是董啟章先生。在中大的時期讀得很不愉快,我以為那是一個鼓勵創作的地方。後來看到他的作品,才發現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得到很大啟發。之後有機會聽他講課,談到也斯、西西的作品,簡直驚為天人。雖然修他的課沒有學分,我也情願不上自己的堂,去聽他講課,表示自己行動的決心。

梁:你曾經那麼愛看書,現在看書的時間這麼少,你滿意嗎?我想你一生看書最少的時間就是現在吧。

王:對,惟有自欺欺人地告訴自己反正最近沒甚麼好書。
梁:今年書展會否出書?

王:會結集專欄文字出版一本講愛情的書。

梁:每年書展都會有些藝人出書,然後大家就會說某某「晉身才女行列」了。過去你是用作家的身份去書展,而今年,已出了近十本書的你多了一個藝人的身份。再去書展簽售新書有何感覺?

王(笑):嘿,那我就終於成了一個才子了吧。

十多二十年前,剛從演藝學院畢業的黃秋生重投演藝圈。有一晚他又回到劇場客串城市當代舞蹈團的演出,散場之後我和他聊了一會,記得當時他說:「我希望自己在演藝圈搞出名堂之後,可以把大眾帶進劇場。」後來他當然沒有帶來多少劇場觀眾,但他偶而還是會出現在他曾經熱愛的舞台上;更重要的是他在另一條路上也走得很好,成了公認的影帝。










聽王貽興述說他的理想,我很難不想起黃秋生。有一天他會不會也做了影帝?還是榮升新世代的金牌司儀寶座呢?你以為我是在諷刺他嗎?不,恰恰相反,我挺不喜歡某些流行刊物記者那種慣見的嘲諷語調和自以為聰明的態度,我見過他們用這種手法把王貽興描述成一個背叛理想放棄高雅而且徹底從俗的爆紅「才子」。真是可悲,你既然不曾歌頌甚至採訪過任何一位堅持「高雅」理想的作家(例如海辛),又憑甚麼指責一位作家庸俗了呢?為甚麼當年王貽興以二十出頭的年紀奪得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時候,你們不說他是才子;直到現在才用上引號去說一個「才子」的落難呢?

王貽興說的沒錯,他和董啟章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一個作家的作品和他身處的現實到底有甚麼關係呢?只是董啟章交出了越來越厚重的文學思考,而王貽興則選擇了不同的應對方式。萬一某天,王貽興忘記了今天說過的話,我想無人有權責怪他半句;因為無人有資格要求所有作家都該像海辛那樣,名載史冊,但是要用賣不出的舊作來支付修理舊電視的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