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先知必定不受祖家的歡迎（下）

【南方都市報】早年「台灣新電影運動」的兩根標杆分別是楊德昌與侯孝賢，觀眾也分成了「擁楊派」與「擁侯派」。喜歡侯孝賢的會說楊太過冷酷，不如侯的悲天憐人擁抱鄉土；喜歡楊的則會辯稱他好就好在拍出了現代都市生活的無情與疏離。事後看來，這種區分顯然是太粗糙了，侯孝賢並非「鄉土」二字可以概括，而楊德昌也不盡是冰冷抽離。

但是楊德昌對於「台灣式的鄉土」又的確是有距離的。很多年前他曾經介紹我看一篇論文，談的是納粹反猶太意識的根源，那篇論文的作者把問題追溯到納粹支持者的「鄉土情結」上，指出他們特別執迷地崇拜大地與浪漫化的農村圖像，覺得鄉土代表了有根、踏實和傳統，是值得大家熱愛甚至犧牲生命的。與此相反，寄居城市的猶太人則被視為無根、漂泊、狡詐而多變的他者。

當時，台灣文化上的鄉土情結開始被納入了政治措辭的範疇，我們目睹市面上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本土論述，飲食是台灣的好，藝術是台灣的妙，連哲學也有人提倡「台灣哲學」的說法了。終於到了一個地步，只要誰不喜歡台灣本土自生的東西，誰只要否定台灣鄉土的純樸不變，肯定台北都會的駁雜不純，誰就是不愛台灣；而誰不愛台灣，誰就是人民的公敵了。最後，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終於要在眾目睽睽之下，跪在地上親吻土地，仿佛這才證明瞭國民黨不是「外來政權」，這才表示他真是愛台灣的。

愛台灣愛得泛濫之後，就連「愛」也變得虛無可疑。幾年之間，台灣成了一個落花流水皆有情的小天堂。每個政客都像瓊瑤小說里的角色，人人愛不離口，總是充滿激情，偶爾還要淚酒廳堂。打開那些厚得像本小說的CD封套，你會發現許多歌星錄每一首歌都有說不盡的心事；為了表示這是真的，他們還要親手用筆去寫出那些感人的心情。至於媒體，八卦的盛行就最能說明這種近乎農村鄉願的濫情風氣。沒人關心楊德昌的運鏡方式，大家只知道他拋棄了蔡琴。楊德昌也真不識相，用《麻將》狠狠刺穿了這一切，告訴大家所謂的愛無非盡是計算，而城市的功利無情早已吞噬了逝去的鄉土醇美。

台灣文化的感覺結構越是直白粗淺，楊德昌的作品就越是顯得低沉晦澀。我想他也很不喜歡台灣電影工業的產銷模式，新片上映，男女主角一定要有緋聞嗎?他自己一定要去接受那些低智的電視採訪，甚至滿嘴「胡哥」、「吳哥」地和主持人玩一些辱人的遊戲嗎?

曾經，他以為放棄電影、改行漫畫，就是一條出路。到底漫畫是門手工業吧，何況這是他自幼就有的興趣(他家里還藏有手冢治蟲的全集)。可惜連漫畫，台灣人也接受不了楊德昌的口味。

除了內行，一般觀眾都不大喜歡楊德昌。侯孝賢的電影固然也是票房毒藥，可至少大家還會帶刻版的印象，覺得他是「我們台灣人的導演。」而楊德昌，他鏡頭下的台灣幾乎從未美化過；對於台灣的一切，他總是批判。不愛台灣，你就不是自己人。

楊德昌真的不愛台灣嗎?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結尾，小貓王去探視獄中的小四，留下了一卷錄音帶，裡頭錄了他們最喜歡的貓王歌曲《一個更明亮的夏日》。小貓王還在帶子里告訴小四，貓王終於回信給他們這幫小粉絲了。說他「很高興在一個不知名的小島上也有人喜歡他的歌」。要有多深的情感，才寫得出這麼一句沉重而荒謬的句子呢?更令人絕望的是，小四根本不知道小貓王來過，也不知道這卷錄音帶的存在，因為獄卒擋住了小貓王，還隨手把他留下來的帶子丟進了垃圾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