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8日星期日

梁文道:死生契闊

【蘋果日報】1940年9月26日,那時候還不曉得自己會有這麼大的影響,更不知道自己會被人譽為「二十世紀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的本雅明,已經過了好幾年窮困潦倒的生活了。這一天,法國和西班牙邊境小鎮包港(Port Bou)的關卡閉上了大門,可能再也不會打開,而法國維琪政府的追兵也正逐步逼近,身上懷着美國簽證的本雅明自忖這就是絕路了,身為猶太人的他注定要被送回德國受難。於是他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那瓶嗎啡,主動結束這短短四十八年的人生。在他留給老友阿多諾的口訊裏頭,他這麼說:「在一個沒有出路的處境,除了終結,再無其他選擇。這是庇里牛斯山下的一個小村莊,沒有人認識我,而我的生命即將來到結局。……我不夠時間去寫所有我願寫的信了。」

第二天,那麼短暫擋住了逃亡難民的關卡重新開放。這就是本雅明的死,可能是二十世紀思想史上最荒誕的自殺事件,荒誕到了你真覺得老天會開玩笑的地步。而且故事還沒完,很多年後,本雅明的好朋友,猶太神學家肖勒姆(Gershom Scholem)來到了這個小鎮的公墓,發現那塊刻着故人名字的墓碑之下,其實根本甚麼都沒有。他說那座據說是本雅明墓地的地方其實只不過是「看墳人的發明。他們想的是,有這麼一個東西存在,於是可以在探詢者來訪的時候收點小費」。的確,隨着著作的陸續出版,本雅明聲譽日隆,今天這塊地方居然也成了文化遊客的小小景點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死了之後還要繼續遭到戲弄,這才是真正的玩笑。

同在1940年,曾經為納粹統治提供理論根據,後來終身不得恢復教職的法學家施密特,發現自己竟然也已陷身於四面楚歌的險境之中。要不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出面維護,說不定他連命都保不住了,因為很多人懷疑他還不夠忠誠。為什麼號稱是「納粹桂冠法學家」的施密特會被黨內同志質疑甚至攻擊呢?線索可以在本雅明最後一篇重要文字《論歷史的概念》裏頭找到:

「受壓迫者的傳統教導我們:我們所身處的『緊急狀態』乃是常規。我們必須要獲得一個與這個事實相符的歷史概念。如此我們將會清楚看到,我們的任務是引發一個真實的『例外狀態』,而這將會提升我們對法西斯鬥爭中的位置。」

我曉得這段話不太好理解,也不打算在這裏做些太過複雜的哲理探討,且看它所對應的現實處境就好。那個處境就是1933年之後,希特勒利用了威瑪憲法的緊急條款,中止了這部憲法的實施,把德國帶進了沒有憲法的非常狀態。痛恨威瑪憲法,長年攻擊議會民主制度的施密特本來很歡迎這個舉動,覺得這就是他再三申說的「例外狀態」。可是希特勒卻沒有如他預想,以擁有至高決斷權的主權者身份,建立一部嶄新的憲法,把局面從非常的例外狀態帶回到常規的秩序之中。所以他逐漸失望,甚至公然不滿;對他來講,混淆了例外與常規的區別,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站在左派立場的本雅明雖然使用了和施密特一樣的術語,甚至同樣期待一場例外狀態的到來,但他卻非常明確地把希特勒的奪權看成是尋常的「緊急狀態」,一種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常規:擁有權力的人以各種各樣的危急藉口中斷了法律和秩序的約束,然後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在他看來,一個真正的例外狀態不是這樣的;它應該是革命的、顛覆的,甚至神聖的,可以一舉衝破所有體制,摧毀掉所有壓迫人民的日常秩序。

用個簡單點的譬喻來說,那就是施密特和本雅明似乎都在呼喚神明的到來,只不過他倆心目中的神的型態是不同的。施密特的上帝是創世紀裏的造物主,雖然降下洪水,但卻會把世界帶回到一個更健康更美好的常態。本雅明想像的那個神則是啟示錄中的彌賽亞,與末日一起到來,真正地結束掉一切常態,並且賜下最終極的公義。

交代過必須交代的事情,我真正想說的,其實是施密特和本雅明這兩個人的關係。這兩個人其實沒有什麼私人關係,可能連面都沒見過,只不過相互通了一兩封書信,又在自己的著作裏頭提了對方幾次而已。饒是如此,他倆埋藏在各自論述之中的隱密對話卻已成了一樁學界公案,過去二十年來,是眾多哲學家、法學家和思想史學者探索鑽研的熱門話題。首先捉住大家注意力的,是那有點被誇大了的戲劇場景:一個是顛沛流離不斷逃亡的左派猶太難民,另一個則是為納粹站台的右派「官方」法學家;一個被迫自殺,身後名卻無比尊榮;一個當時得令,此後則備受嘲諷攻訐(就像我在前面所說的,施密特在納粹掌政的後期可不是那麼風光)。這兩人又能發生什麼關係呢?

所以當阿多諾夫婦在整理和出版本雅明留下來的書信的時候,還特地抽走了他當年寄給施密特的信,因為那封自言深受對方影響的謝函實在讓人難以接受;一個被納粹逼死的人又怎麼能感謝納粹御用學者,還說自己的鉅著來自對方的啟發呢?那時候,許多知道真相的德國學者都覺得這事簡直是個醜聞;且想像萬一我們發現了林昭寫過一封感謝毛澤東對她影響的信。然後,越來越多人開始發現這兩大思想家之間的互動真不簡單,德希達、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等當代名家甚至以專著立說,力證此二人有一場跨越生死,持續了幾十年的對話。仔細讀過施密特的作品,我甚至覺得阿岡本等人可能還低估了這個對話的力度。給過本雅明靈感的施密特,不只力圖回應前者的創發,守住自己的立場;並且還因應對方的批評,修正了原有的看法。直到1956年,本雅明去世十六年後,施密特仍然在他最後的遺著裏認真思考逝者的挑戰。

敵人的書能不能看?如果要看,又該怎麼去看呢?本雅明與施密特的案例大概是我們所知道的最誇張的示範。不像今日學術界裏不同派系的爭論,他們就算有着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場,也還是可以在安全的環境底下有節制有進退地客氣辯論。但本雅明他們不同,那可是刀刃口上的生死決斷。

在柏林的日子還算太平的時候,本雅明曾經向那他幫馬克思主義同志辯解自己喜好閱讀「反動」作家的習慣。他對阿多諾夫人(Gretel Adorno)說:思想不能不冒險,不能不迎向危險的聯繫。果然,本雅明沒有停過思想,《歷史的概念》就是他最後的思想,也是他和施密特這個「政治敵人」的最後連繫,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