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負責

【蘋果日報】劉進圖被人斬成重傷，起碼有一種人是會很高興的。這種人或許曾被某些傳媒揭發他見不得光的事，或許曾經受過傳媒的抨擊，又或許正在提防傳媒的進逼。今天他坐在家裏一邊剝花生一邊睇電視，見到這條新聞，心裏暗暗驚喜：「嘩！咁都得」！接着上網做做功課，簡直就是喜出望外，因為用暴力來收拾傳媒，真係使得，從來唔驚有手尾要跟。請問，他會不會把砍人丟炸彈當成一個日後行動的選項呢？

劉進圖入院之後，很多人急着為這件事定性。有的人怒火攻心，不曉得怎麼把這件案子說成上街「反蝗」果然有理的佐證。官方則一如所料，想說它化成單純的刑事案件，叫大家不要忙着把它「政治化」。

政治化？這樁案子本當然是政治的，只不過不是和「反蝗」那種政治相關。其政治的實質在於它清清楚楚地威脅了全體傳媒的報道自由，把恐懼植進所有傳媒人的心頭，讓他們每天都要提心吊膽，擔憂自己有沒有行差踏錯。傳媒做事綁手綁腳，在早就存在的自我審查上頭還要加上一環暴力陰影的緊箍咒。到最後，受傷的自是全香港人的知情權和表達自由。請問這如何不是政治事件？

坦白講，香港從來就有股黑暗勢力，它本來就可以明目張膽地使用暴力來遂其所願。除了這兩天大家回顧過的傳媒遇襲，更別忘記好些政治人物的遭遇。從已故的吳明欽到近日被人嘲弄的何俊仁，受過身體傷害者在所多有；請問這些案子又破了多少宗呢？去年以來，這股黑暗日益膨脹，公然參與特首競選飯局，公然毆打示威人群。請問他們的坐大又是不是政治？黑道介入政壇，難道也不算是政治問題嗎？

政治問題就該政治地解決。這一回，對付社會運動從不手軟的警務處處長和保安局局長，是否也應該以同等的霸氣站出來承擔政治責任呢？給我們一個破案的期限。我們不要另一樁懸案，我們要的是令香港的執法力量負責。

梁文道：殺一個人就夠了

【蘋果日報】「They can't kill us all」。沒錯，他們沒法把我們都殺光，因為他們從來都用不着把我們都殺光。他們只需要砍幾個人，慢慢地，一個個來。

1996年5月14日，時任《凸週刊》的梁天偉教授被人斬斷左前臂。1998年8月19日，當時還在商業電台工作的鄭經翰被人砍斷雙手和盆骨，商台為此還提出過三百萬元的緝兇懸紅。2005年，則先後發生過《蘋果日報》採訪車被淋天拿水，《壹週刊》記者被打；《東方日報》記者則收到陷阱式「報料」，到場後被人圍毆。從2005到2006這兩年裏，《明報》、《蘋果日報》、《新報》與商業電台還都收過含有「山埃」粉末的恐嚇信；《明報》更發生了小型炸彈爆炸案，傷了兩名員工。2008年1月28日，黎智英的住宅遭到燃燒彈襲擊。去年6月3日，還在做《陽光時務週刊》出品人的陳平就在雜誌社樓下被人用木棍襲擊。同年的7月30日，《AM 730》社長施永青在駕車途中被人截停，鐵槌擊毀了他坐駕的車門玻璃。數完了嗎？其實還沒有，因為這十幾年間還有黃毓民店舖被淋紅油等各種早已被人遺忘的「細case」。

這一切案件可以總結出兩個共通點：一、它們全是針對傳媒機構和傳媒人的襲擊；二、它們幾乎全都懸而未破。任何人看到這兩點歸納，大概都能輕易地得出結論：傳媒人是可以斬的，傳媒機構是可以被暴力對付的；而且還用不着承擔後果。

所以問題實在不是能不能這麼幹，而是要不要這麼幹。

那些人針對不是全體傳媒，他們的目標是一個個人，一家家機構。他們想要警告你、恐嚇你，他們需要發洩、需要報復。困難的是我們從不曉得他們在警告什麼、報復什麼，答案只能讓受害者自己琢磨，看看自己最近說過什麼做過什麼。這是種黑暗邏輯。沒有明確的方向，就算同行抱着「他們不能把我們都殺光」的團結壯志，每個人也只能自己思忖度量，一個人去承擔走過地雷的恐懼與疑慮。最後，一個可以任意對付的傳媒圈子自然也是個心事重重的圈子，一種針對「個別」的恐怖達成了全體的恐怖。

梁文道：飯局真相

【飲食男女】飯局的重點通常並不在飯，而在於局；吃飯只不過是成局的藉口而已。

前陣子，我卻在前幾年出版的小說《根西島文學與土豆皮餡餅俱樂部》（The Guernsey Literary and Potato Peel Pie Society）裏頭，讀到了一種飯局的變形。這本書的作者瑪麗•安•謝弗（Mary Ann Shaffer）做過書店店員、圖書館館員和出版社編輯，是個和書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人。這本書信體小說自然也是一通寫給書以及愛書人的情信。可惜的是，就在這部處女作面世之前，她就不幸病逝，替這部可愛的小說添上一抹悲傷的背景。幸運的是，書出來之後，口碑傳了出去，愈賣愈好，有人甚至形容它是新世紀的《查令十字路 84號》。

書名中的根西島乃是英國屬地，但卻更加接近法國海岸，於是二戰期間成了英國少有的德軍佔地。小說講的事情，主要就發生在那段島上英國人要活在納粹鐵蹄下的歲月。當時消息封鎖，島民根本不知道外頭的真實局勢，只能偶爾藉着德軍軍營意外傳出的 BBC廣播，聽見其中那段大笨鐘的報時響聲，才能確認倫敦健在。更別說物資配給的匱乏與宵禁命令的嚴格了。饒是如此，有些人還是在敵軍的注視之下組成了一個叫做「文學與薯仔皮批」的俱樂部，定期聚會。

聽起來像是個讀書會，但它的真正源頭卻是為了吃一頓豐盛大餐。與其他為局而搞的飯局不同，這是個貨真價實的飯局。「文學俱樂部」只不過是個掩飾真相的名目罷了。發起飯局的島民餓豬肉餓得太久了，因為他們養的牲口全都要運到歐陸上頭餵飽德國士兵。有一晚，他們決定冒着風險自己偷偷烤一頭豬，呼朋引伴，大家快活一回。沒想到酒醉飯足之後，在各自回家的路上卻遇到巡邏的軍官，情急下只好胡謅理由，說他們違命夜聚是為了討論文學。文學？納粹軍官多有文化呀，不只當下放行，還主動報名參加以後的活動，想和這幫英國小島上的漁夫、農民、裁縫和園丁一起研究文學名著的堂奧。

迫於現實，這個掛着讀書會名義的飯局只好弄假成真，硬生生地變做重點不再在吃飯上面的局了。好在這些老實的島民慢慢進入狀態，讀書真的讀出了癮，會為心愛的作家激辯，這才有了整本小說的豐富材料。

為甚麼這個讀書會的名字還要在「文學」之後加上「薯仔皮批」這麼奇怪的東西呢？那是因為一個堅持飯局就該好好吃下去的島民，他在連牛油和麵粉都很稀缺的狀態底下提供一種特殊甜點：薯仔泥做餡，薯仔皮做皮的批。

當大家都無奈忘記食物，漸漸沉醉進書本的精神世界之際，只有一位夫人此志不渝地抱持初心，並且為此得罪了所有人。

事情是這樣的，她不看任何人的書，只看自己寫的食譜，因為她認為她的食譜就是文學，是「平底鍋裏的純粹詩歌」，甚至要比狄更斯還要叫人激動。真的嗎？好像還真是這樣，且看：

「我選擇為大家朗讀烤豬的正確方法。要把牛油抹在乳豬身上，我說，讓汁液流淌下來，在火上發出嗞嗞的聲音。我那種娓娓道來的方式，能讓他們聞到烤豬的香味，聽到皮肉爆裂的聲音。我還提到我自製的多孔布甸蛋糕（用了一打雞蛋）、我的棉花糖、冧酒朱古力波，以及抹了成罐忌廉的海綿蛋糕」。

結果，事隔多年，她還不忘在寫給書中主角的信裏投訴其他人的無禮：「聽了我的美味菜譜之後，他們就受不了了。那個毫無教養的伊索拉•多利比大聲抱怨我在折磨她，並打算對我的燉鍋施展魔法。威爾•謝斯比說我會像櫻桃布甸那樣被火點着。湯臣•史塔賓也在一邊咒罵我。道西和埃本兩個人費了好大力氣才把我安全帶離現場」。

梁文道：策略（矛盾的好處之三）

【蘋果日報】老實講，身為「左膠」，我不太明白為什麼相對於要求政府制訂或修改政策，仇恨大陸人會是一種解決當前香港困難的更加「實際」的辦法，好吧，或許我們呼籲再多，政府也還是睬你都傻。但你在網上用盡吃奶的力量辱罵大陸人，甚至去街上對他們叫囂，那又會起到什麼更好的效用呢？在我看來，這種號稱不「離地」的方式最多也就只不過是很實際地宣洩了情緒，也加強了情緒而已。

當然，在某些自認算無遺策的策略大師如陳雲那裏，仇恨自然有它的策略意義，那就是向當權者施加更大的壓力，逼他們幹一些他們原本沒有動力去幹的事。沒錯，一群排外情緒高昂的群眾有可能會讓政府更加嚴肅地對待我們面對的問題。然而，正如所有以鼓動情緒為旨歸的策略一樣，仇恨大陸人的激情也可能會走向另一條脫離計劃的歪路，比方說那次衝擊解放軍軍營的事件。

為什麼連最喜歡把仇恨大陸人當成策略的陳雲也要急着公開和那幾個青年劃清界限？那是因為這種行動只會予人口實，讓中央政府多了個干預香港事務的理由。但難道在廣東道上指着大陸遊客叫罵就不會帶來同樣的結果嗎？且看此事一出，香港政府的全面抨擊，大陸喉舌媒體對它的定性，以及港澳辦提出「援手」的回應，便曉得它對他們而言，無異於另一樁擅闖軍營事件。

我曾經在此分析，今天的梁振英政府和部份中央對港班子裏頭，可能有一股以鬥爭為綱的勢力，他們的運作邏輯就像內地的維穩經濟，不怕矛盾的存在，只怕天下太平。有人反對他，不代表他做錯了什麼，反而代表了亡我之心不死的敵人之險惡。於是越有人反對，就越證明形勢之嚴峻，和他們存在的價值。也就是說，一套不孚眾望的體制弔詭地將民間的怒火當成自己政治生命的源泉。本來他們要對普選設限，用的理由就是怕港人人心還未回歸，會選出一個反抗中央的特首。現在的仇恨情緒，便很切時又很實際地給了他們更多證據；看來香港果然是人心不穩，要好好管一管呀。

任何策略都是賭博，賭局則需要理解對手。假如你的對手就是喜歡矛盾，而且長於鬥爭，鬥心十足；你覺得仇恨大陸人是個會更有助於實現香港自治美夢的策略嗎？

梁文道：實際（矛盾的好處之二）

【蘋果日報】大陸投資者來香港買樓，會不會使得港人置業更加困難？跨境學童的暴增，會不會為本地學額分配的負擔加重？水貨客的活動，會不會影響了本地居民的日用供應？自由行的擴大，會不會為本地交通和社群生活製造更多問題？中央政府的強力介入，會不會扭曲了原本說好的真正普選？部份大陸遊客的言行表現，會不會讓香港人覺得難受？

就我所見，今天鬧得不可開交的「左膠」（包括在下）與「右膠」在前述這些問題上頭其實是沒有太大分歧的，雙方的答案都是「會」。那麼大家究竟在吵什麼呢？主要還是對這些問題性質的分析與回應。一般而言，「左膠」傾向分解這些問題，把它們看成是不同層面不同環節的缺失；部份「右膠」則認為它們互有關聯，乃大陸對香港的全面壓迫，其中甚至還包含一套「換血」的陰謀。孰是孰非，需要更加詳盡的實證分析，暫且不論。我們先來看看雙方另一個重大的分歧，也就是對上述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的不同。

大致上講，由於「左膠」喜歡把這些問題看成是各種層面的制度缺失，所以我們也比較主張制度上的修正，例如把單行證的審批權收回到香港手中。有意思的是，「右膠」通常也不會反對這類改變現行政策的技術方案，只不過他們認為光談這些不夠「實際」，太過「離地」。那什麼才是既不「離地」又很「現實」的好辦法呢？那就是在限制外地人買樓，限制內地孕婦闖關等各種技術層面的調整之外，多開一個情緒乃至於道德上的戰場。簡單地講，就是鼓吹仇恨，將一切不同背景不同來歷不同階層的大陸人總體化為一種人（或者一種「蟲」），厭惡他們驅逐他們。同時，還要排除所有反對這種仇恨的香港人，將他們打成「港奸」。就連那些默不作聲，靠自由行賺錢的商戶，也該受到譴責（陳雲便咀咒他們「會下地獄」）。剛剛在上週發生的廣東道「反蝗」遊行便是一個好例子。據說，透過這類比較「實際」的行動，港人就不怕沒房子住了，奶粉不用搶了，自由行會減少，醫院與學校就都夠位子了；就連真正的民主普選和港人治港都有希望了。

梁文道：施恩（矛盾的好處之一）

【蘋果日報】「騰訊」網的總部設在深圳，其主管網站內容的班底高層也一向和廣東有關，當中甚至有不少出身自大陸媒體界的「黃埔軍校」南方報系，所以它的評論在分析香港事務時常常會有比較體貼港人的開明見解。例如最近一篇很快就被刪走的「社論」文章，不只沒有隨着主流喉舌起舞攻擊港人「反蝗」行動背後的「法西斯心態」，還反過來反省許多大陸人潛藏心中的「恩主」意識。

那篇文章說得很對，許多大陸人開口閉口就是「要是沒有我們消費，你們香港人吃什麼」。這些說法不只刺耳，而且有誤，其誤就在於把許多措辭上的方便隱喻當真，把經濟活動中的交易當成了恩情的饋贈。「CEPA」能夠叫做「送大禮」嗎？這本來就是世貿協議下的標準原則，正常不過的貿易關係而已。東江水輸入香港能叫做施惠嗎？香港為此停掉了原有的供水計劃，拿出白花花的銀兩買水，這難道不是一筆銀貨兩訖的交易嗎？

可惜的是，所有這些比較貼近常理的觀點，都不見容於官方主導的輿論環境。因為大陸政府有種把一切政治經濟關係擬人化的習慣，將國與國之間的外交說成是一個人和另一個做了「老朋友」，將大陸和香港的行政關係比喻為無私的父母與抱回來的失嬰之間的親情。這種修辭本來也不奇怪，自有其淺易動聽的效果；但問題在於官方把它樹立成了意識型態，真想讓人民覺得國家就是個家，而政府則是個對外友善，對內親切的大好人、大家長。久而久之，修辭掩蓋了實質，就算平時清醒的時候很難接受政府是個好家長這種觀念的百姓，也會衝口說出「沒有大陸送禮，香港早就完蛋了」。

拿掉反省這套修辭的清醒分析，同時再三強調香港人的「忘恩負義」與「眷戀殖民」，這有什麼好處呢？好處就是強化大陸人對香港的反感，加劇中港矛盾。中港矛盾惡化又有什麼好處呢？很難講，其中一個好處或許就是在香港政改問題上站得更硬的時候，可以拿大部份大陸人的民心當後盾。

梁文道：歷史的傷口

【新世紀】十幾年前，我和台灣一位重要的評論家談起中國的諸多問題。他認為：「最重要的或許只不過是一個非常個人的問題：『文革』的時候，你在哪裡？遲早有一天，大家會發現這是個躲不過的問題，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自己面對自己回答的挑戰。」

身為「文革」最重要的象徵人物之一、曾被毛澤東當眾建議改名為「宋要武」的宋彬彬，終於在四十多年後回應了這個挑戰，向當時另一個意義上的重要象征——被她們一群學生活活打死的卞仲耘校長道歉。有人說她勇氣可嘉，有人說她迴避真相洗脫己責，也有人說道歉總比不道歉的好。脾性所限，我不太敢評論，因為我擔心另一個問題：換了是我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我會做什麼？又能做些什麼？

雖然過去的罪責到底是每一個具體的活人所犯，必須由每一個個體自己承擔那份重負，不能諉過於時代或幾個大人物，更不能讓政府來個總體的否定就代表大家含混過關，但我們都曉得時代的限制、集體的瘋狂以及政治的高壓。同樣地，對於歷史創傷的治癒，個體的反省和懺悔，恐怕也不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是重建健康正常社會的開端。恰恰相反，只有在一個真正撥亂反正的大環境底下，在重估道德價值的社會壓力之下，個人才有勇氣或者被迫真正面對自己的過去。

什麼叫真正的撥亂反正？拿南非來說，如果不是終結了種族隔離，徹底否定了那套邪惡的觀念和體制，使得整個社會再無人敢去公開懷念那個年代的「單純和美好」，世人稱頌的真相與和解還成得了事嗎？

再說德國。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西德就和日本一樣，為了「冷戰」的需要，許多原納粹分子安然過渡到了新時代，甚至在各行各業位居要職。大部分當年為希特勒吶喊痛哭的百姓則保持沉默，以遺忘遮掩昔日的目盲。不過，60年代中後期席捲全球的學生運動改變了這一切，各地年輕人逆反上一代的抗爭在德國多了一股弒父的狂熱，格外悲情格外沉重。當時，退休的總理也好，仍在位的部長議員也好，全都不能用「歷史的錯」「偉人的失誤」「我也是受害者」和「向前發展」之類的藉口過關，必須在鏡頭之下說清楚自己知道什麼、做過什麼。這就叫做真正撥亂反正的大環境，這才是個體真正懺悔的土壤。

可嘆的是，歷史的創傷並不是這麼容易就治得好的。沒有政權和價值觀的完全轉變，南非和德國固然不能輕易告別過去的陰影。就算經過如此一番寒徹骨，巨大傷害所留下的後遺症也還是會在最意外的時刻把你痛醒。在談到當前南非治安不靖、暴力頻發的問題時，當地著名公共知識分子Max Du Preez引述了災後現場心理學家的分析說：災難是結束了，日子也重新開始了，但忙碌地過著新生活並不表示過去幾十年積壓下來的問題也就清理好了。它浮現在今天的病徵是無法寬容異己，易被激怒，暴力傾向鮮明，以及藐視秩序。

難道南非做得還不夠嗎？當然不夠。「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只不過處理了兩千多宗個案，涉案的全是直接參與暴力和酷刑的兇手。大部分當時支持隔離政策的白人都換上了新面孔做人，大部分人格與尊嚴受過侮辱的人則默默進入了忽然來到的新社會。前陣子因為曼德拉逝世而被人記起甚至歌頌的最後一位白人總統德克勒克，曾在委員會的庭訊上很漂亮地為白人三百年來的錯誤道歉。但在問到他任內執法單位的具體暴行時，他就推得一乾二淨，說他一概不知。聽完這話，圖圖大主教哭著回應：「他怎麼可能不曉得？」然而，德克勒克的表態卻很有代表性。那是歷史的錯，集體的錯，與我無關。

德國青年運動顛覆父輩，然而，那就能切掉納粹的邪惡，不讓自身殘留歷史創傷嗎？其中最激進的一幫人走上了武裝革命路線，弔詭地干下了和父輩相似的罪行：協助巴解組織，恐怖襲擊以色列人。一位在青年時代是前德國總理施羅德和外長菲舍爾老同志的學運領袖，今天乾脆成了新納粹運動的重要領袖。歷史的線索太過複雜，有些德國學者認為，這些激進化的學運與現在部分新納粹，儘管都是源自清算歷史的需要，卻因為不夠自省反而繼承了他們當初想要否定的遺產。

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多久了？「二戰」又打完了幾十年？南非與德國已算是清理歷史的典範了，至今仍被歷史的夢魘纏繞。「文革」還不是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傷害，它是一個個家庭、學校、社區等社會基本單位的崩解，是加害人同時又是受害人的分裂。這十年的傷口，你說還得用上多少倍的時間來癒合呢？

梁文道：犯賤

【飲食男女】終於看過近期潮文《澳牛的黃昏》，實在唏噓。可嘆的不只是「澳洲牛奶公司」的淪落（如果它真像該文作者所說的那樣的話），更是港人尊嚴的可憐。

自從中港矛盾惡化，本土主義興起，我們就開始努力尋找能讓港人重拾尊嚴，能在強國面前抬頭挺胸的偉大質素與傳統，結果從抽象的價值觀一直到某些具體的街巷空間，上穹碧落下黃泉地找出了不少好東西。此前我便讀到一位獅虎健筆宣稱，原來「講英文」也能算是香港身份的核心，不知他是認真還是搞笑。終於，我們現在開始把去「澳牛」俾人問候娘親也當成構成港人尊嚴的要素了。他們的態度友善了，不再冷眼待客，更不用粗話罵我了。我就覺得自己沒面子了，甚至認為這是全體香港人尊嚴的黃昏。

說起來，這種去排隊吃飯還要喜歡被人呼喝的犯賤快感，一向也非「澳牛」獨家提供，更非港人獨有，我懷疑它是所有華人的文化品味。晚清到民國，大陸便有不少傲慢無禮的名店。一九四九之後，許多國營化的老字號也是以冷如冰霜的待客之道著稱，不少客人還甘之如飴的視之為「整體經驗」的一部分，覺得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服務員就該有這分氣勢。再看遠在倫敦唐人街的「旺記」，揚眉吐氣，直把這股受虐狂的快感帶到昔日日不落帝國的核心，讓洋人大開眼界，奉之為景點。可見「犯賤」還真的很難說是港人獨有的核心價值。

當然，肯讓大家作賤自己到這個地步，這些名店必然得有過人的本事。按照通常的理解，服務惡劣的另一面當是味道好得驚人，這也是多年前我在此談論這種現象時的觀點。只不過，依我有限的經驗，這條律則看來也不一定靈光。就如「澳牛」，侍應態度糟糕不在話下，可它真的好吃到了一個能讓人忍受那般對待的地步嗎？除了忌廉炒蛋，我真不以為它的其他出品能值得上這份代價（除非你真把捱罵當成光榮）。

後來，我才讀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ary Becker）的名著《Accounting for Tastes》，發現味道根本不重要，遠近馳名的服務態度本身就是最大的賣點。簡單的例子是開在同一條路上，隔街相望的兩家餐廳，一家火爆到晚晚大排長龍，另一家經營得普普通通。為甚麼那家生意好的不願擴大店面又或者抬高價格呢？這不是很違反市場原理人類本性嗎？不，因為排隊正是那家生意好的店子的最佳策略。在門口忍受風吹雨打幾小時的客人不覺得受累受氣；相反地，他們會很高興自己站在正確的隊伍裏面。對於業者而言，花無百日紅，一家館子不一定會永遠好下去，現在應該盡量設立門檻，擋掉某些客人，然後在那些心甘情願進門的客人身上謀取最大利益。

故意製造門口的人龍是一種門檻，讓經理高傲地嚇走某些客人是一種門檻，成為傳說的昂貴開銷也是一種門檻。就算你賣的東西和人家差不多，許多消費者也還是很願意努力地跨越那道難過的關。不是他們喪失了理智，而是他們把這些門坎本身當成了享受。訂到了人家訂不到的位子，花錢喝一杯外頭便宜十倍的咖啡，這難道不叫人愉快嗎？同樣道理，飽受侍應惡氣也是一種門檻，受得了的人會把它當成身份象徵，把它看做是使人心情大好的特殊體驗。這種人就是你理想的客人了。在這個意義上講，一年只有幾秒鐘機會能搶得到位子的「Noma」，與一向趕客的「澳牛」是一樣的產品。如果「澳牛」變了，那大概是它收割夠了，又或許它的門檻效應不吃香了，走上貝克所說的那條路，世上絕大部分餐館都會走上的下滑之路。

梁文道：語言認同

【蘋果日報】練乙錚最近指出，粵語在香港可能會發展成「香港話」，猶如閩南話在台灣變成了台語一樣。的確，港式粵語有它自己的特點，除了他所說的個別新造字詞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其發音吐字要比原來「正統」的廣州話濁重。可是港式粵語究竟能不能成為香港身份認同的核心力量，變成一種香港人之所以為香港人的象徵呢？這就很難說了。

在我看來，我們捍衞廣東話，並且以粵語自豪，是無可爭議的一回事；但要把它變成身份認同政治的標誌，以為它是我們獨一無二的財產，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

當代各式認同政治，大抵都能借用拉康對「鏡像階段」的分析來理解。根據拉康，主體性發軔於鏡像階段之內的想像認同。在人生中的這個階段，八個月大的嬰兒雖然仍未發育成熟，不能自如地協調身體；但他卻會發現自己在鏡中的影像可以隨着自己的動作而動作，從而生出一種操控鏡中影像的快感。於是他還會把那個鏡像誤認為真正的自己，覺得自己真的自主獨立，非常自由。粗糙的認同政治亦復如是，儘管沒有真正自主的能力，卻喜歡投射出一個想像的小天地。在那片天地裏頭，有許多又方便又廉價的好東西，可以隨意操控；然後指着那些東西宣稱：「那就是我了，是我們之為我們的本色」。例如歷來的愛國運動，喜歡宣揚愛用國貨，彷彿用了國貨就能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又如那些在兩會和春晚上頭穿着傳統服飾的少數民族，沒有別的辦法確認自己，但可以用衣着來「建立主體性」。這是一種廉價的，嬰兒式的認同邏輯。

問題是當鏡子裏頭不只自己，還有了另一具軀體的時候，那又該怎麼辦呢？那個軀體不止不會任我擺佈，可能還會反過來干預我的鏡中影像；這是不是很尷尬很不好受呢？對於廉價的認同政治而言，最難過的事情莫過於發現自己的想像小天地原來不只是自己的；這裏面還有其他人的存在，又或者其他人的小天地竟然跟我一樣。比如「香港話」，今天許多廣東年輕人放棄了「純正」的廣府話，發音用字就和我們一模一樣，甚且以為這才是有型，這才是正宗。這是否意味着他們也成了香港人？又算不算是威脅了我們獨特的身份認同呢？就像一些台灣人發現廈門人說話居然也變得和他們一樣；我們好些香港人看見大陸人會唱粵語歌會講「香港話」，也有了說不出的古怪滋味，不知如何是好。

梁文道：粵語報國

【蘋果日報】不只《我是歌手》，在所有大陸綜藝音樂節目裏頭，除了國語歌曲之外，恐怕就只有粵語這一種方言能夠這麼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流行音樂重鎮台灣這麼厲害，也很少見人會在這等場合高歌台語。這就是香港的軟實力了，或者至少是香港曾經擁有的軟實力。

很多年前我曾在另一篇東西裏談到粵語這種方言的力量。要知道，「方言」並非嚴格的語言學概念，它根本是個政治產物。一種語言被確認為法定的國語之後，同一個地域之內的其他語言才被迫成了地方上的方言。而粵語，有些語言學者甚至認為它是另一種可以和北方官話區分出來的獨特語系。儘管成了方言，但這套方言竟然能在過去三十年內反向影響全中國，不只生出了今天那些能聽能唱廣東歌的大陸歌迷，還把「埋單」、「的士」一類的詞彙注入到整個華人世界的日常生活之中。

從語言生命力的角度而言，有這麼一支活躍的方言存在，其實是普通話以及一切華文華語的幸運，因為它能帶來一些新的刺激，一些不一樣的語言感知。猶如一孔泉水可以活化池塘，另一套語言的影響，乃是任何語言勃發生機的重要條件。而越能吸收異語影響，以擴大自己表現能力，改變自己語言世界的，就越有可能茁壯成長；例如英語。

所以我對任何語言純淨運動總是懷有戒心，這些運動的發起人通常關心的不是語言，而是認同政治。大陸時不時就有這類運動，不少還招呼到了粵語身上。幾年前，廣電總局下令禁過「港台腔」，怕它治下的電視電台不夠乾淨。後來，廣東省又有人想把粵語驅出新聞節目，好讓它變成一種沒法再嚴肅下去的單純生活用語。如今，香港的教育部門也蠢蠢欲動起來，試圖改變港人能用粵語誦讀書面中文這種獨特本領（中國怕沒有第二種方言可以大規模地做到這點了），徹底拉開我們在文與言之間的距離。

或許他們以為，只有普通話才能讓我們變成更好更純正的國民。卻不知大膽推動和保育粵語，甚至反過來在大陸介紹粵語，也是一種「報效祖國」的方法，就像香港流行文化工業一直在做的那樣，反哺出中文世界的花葉新姿。

梁文道：港奸

【蘋果日報】正當大家為了廣東話的地位而激動，鄧紫棋便在《我是歌手》裏頭用廣東話唱了Beyond的《喜歡你》，真巧。如此一來，原本說她去大陸搵真銀，不惜獻媚「強國人」的那些聲音應該可以平靜一點了吧。不，仍然有人說她廣東話的咬字不夠標準，說她唱歌的時候「Um吓Um吓一陣大陸除」，侮辱了Beyond。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可憐這個二十出頭，歌藝技巧出色，舞台感覺特別好的女孩，竟不知不覺地成了中港矛盾炮火下的小戰場。那她到底是在為香港人爭光，還是在出賣香港呢？

有意思的是，這個問題在十幾二十年前根本不會出現。且看當晚她大展歌喉的時候，台下有多少觀眾能跟着咪嘴唱和，就曉得《喜歡你》在大陸普及的程度，以及Beyond遺產的厲害了。事實上，黃家駒走了之後，他們的大陸樂迷反而更多，影響力遠及粵語地區之外。我很好奇，家駒和Beyond在大陸這麼紅，那他們究竟算是「香港之光」，還是香港之恥呢？

今天的本土意識走到極端處，常常會跑出一些奇怪的邏輯。例如一個香港人在大陸走紅，那就叫做對不起香港了。去年黃毓民在立法會一席氣勢激昂的演講錄影被他的助手放上微博，意外成了代表香港「言論自由」和「民主風氣」的示範，廣受大陸網民歡迎。有些人就是按照這種香港人不該在大陸出名的邏輯，批評黃毓民在大陸人愛用的微博上頭發功，是想主動獻媚強國網民，是他死抱着「民主中國」這齣老套大夢不放的跡象。

秉持這套邏輯，我們還可以寫一部「演藝界港奸小史」。開頭第一章一定是葉麗儀，誰叫她那首《上海灘》唱遍大江南北。接下來還有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張學友、黃耀明，以及演員中的張曼玉、梁朝偉以及周星馳，其他幾百號人，全都是不只在大陸紅過，而且還去過大陸登台演出賺人仔，用普通話唱歌演戲來獻媚的大中華膠。少數留港愛港，不曾出賣港人的好漢，大概就只有蔡楓華等少數人了。

即便Beyond，香港「國歌」《海闊天空》的作者，他們那首暗暗質疑父權甚至政權的《大地》，也被他們自己改成過普通話版，平添一股遊子返家的鄉愁。由此可見，香港演藝圈真是奸人輩出，賣港無窮。鄧紫棋只不過又一生力軍罷了。

梁文道：路有凍死骨（Tom Collicchio的議政道路之二）

【飲食男女】說了這麼多廚師和政治的關係，我不曉得會不會給人這樣的印象，以為廚師就該以廚師的身份參與政治，似乎除了交稅、投票，甚至偶會上網發言參加遊行等一般公民也會做的事之外，他們這個行業還別有一些通往政治的特殊取向。不，我當然不覺得每個廚師都有關心政治的特殊取向。不，我當然不覺得每個廚師都有關心政治的責任，正如我不以為演藝明星都該站出對政治來表態。只不過有些特殊的個案可以告訴我們，「政治是眾人之事」這句老話果然有點道理，細心一想，便會發現廚師身處的飲食事業自然也避不開無所不在的政治。例如飢餓，這便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Tom Collicchio也算得上是幼承庭訓，他最早接觸廚藝，最早開始認識飢餓這個課題，便是來自他那替學校包伙食的母親。那時候，她媽媽發現，原來自己每天在校園食堂準備的早餐或午餐，對很多孩子來講，竟然就是他們每天的唯一一餐。等到他長大之後，練成一身本事，經營了幾家成功的餐廳，有人正在捱餓這個事情就更讓他覺得困擾了。想想看，做飯開食肆的目的究竟是甚麼？首先難道不就是要把人餵飽嗎？自己在紐約的高檔食肆內每日精進廚藝，搜羅各種罕見和昂貴的食材，向着一流水準進發；而大街外頭就是一些蹲在地上伸手向人討飯的窮人。這豈不是一件令人愈想愈難堪愈想愈磨人的怪事。

於是Tom Collicchio就此開展他的新生活，參加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替沒飯吃的人做些免費晚餐。時日一久，他發現這樣子靠民間私人的力量，比起全美國一百五十萬名飢餓人口的巨大數字（所謂「飢餓人口」，簡單的解釋就是不知道下一頓飯該從何處來的人群），實在是杯水車薪。他忍不住好奇，開始研究富裕的美國怎麼會有人還在捱餓，結果發現情況並非像主流社會所說的那樣，是那些人懶惰不願工作。很多人失業，但還有很多人是兼職兩份散工都養不活全家。這是今天美國貧富懸殊、收入差距拉大之下的殘酷現實。

這個現實的形成，原因人言人殊，可以右翼地解讀成市場化的程度還不太夠，也可以站在左翼立場視之為資本主義的結構危機。身為廚師，Tom Collicchio只知道有些活生生的人真的需要吃飽需要營養；「免費午餐」不是一個帶着貶義的髒字，而是一百五十萬人的續命之道。所以，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國的食物券政策上去了，用盡方法游說政客，還和做導演的太太合拍一部揭露美國飢餓真相的紀錄片。

這部電影叫做《A Place at the Table》，去年三月上映。除了Tom Collicchio，最大賣點是奧斯卡影帝、型格大叔Jeff Bridges的參與。原來 Jeff Bridges都唔嘢少，聽說這個計劃之後主動打電話報名加入（當時他倆還不認識）。為甚麼？早在 1986年，Jeff Bridges就已經發起了一個名為「End Hunger Network」的非政府組織，專門處理飢餓課題。他說：「美國每五個小孩就有一個不夠東西吃，這真叫人受不了。」

近年大家總喜歡比較美國藝人和香港同行在社會政治議題上的差異，以鼓勵我們的明星歌手大膽說話。Jeff Bridges便是一個上好的榜樣。那麼美國的廚師又能啟示我們些甚麼呢？

梁文道：邵氏邏輯

【蘋果日報】或許有人會說，今天中國娛樂節目的崛起，就和廣州恒大拿了亞冠盃類似，全是財雄勢大的結果。沒錯，做《我是歌手》這樣的節目是要錢的。內行人一看就曉得，那麼多的機位，那麼繁雜的人力物力組織，再加上一大票的名牌藝人，一集的開銷絕對要比我們一年一度的樂壇頒獎禮還厲害。但話說回來，難道無綫電視就是窮光蛋嗎？剛故世的邵逸夫先生在做「影視大亨」的年代，「華娛兄弟」和「湖南衛視」都還沒受孕呢，那份家底豈容小看？

邵先生熱心行善，大中華幾千座「邵逸夫樓」佳惠學子無數，難怪他老人家仙遊之後，盡是一片頌禱。然而，在景仰他對教育事業的投入之餘，我不得不對人人稱美的「影視大亨」這四個字打上問號；更準確地講，是對他成為影視大亨的方法有點置疑。

且不論「邵氏」在拍電影的年代貢獻過多少足以傳世的佳作（這方面早有更專業的影評人數算過「邵氏」成績），也先別管他怎樣獲得了政府的配合，不太光彩地擊退了「佳視」和「嘉禾」（請參見高立在「香港獨立媒體」的文章），就說他經營影視帝國的邏輯好了。簡單地講，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去榨取最大的利潤，把創作人和藝人當成「畜牲」來用（陶傑語）。如果真要花錢，那就非得等到有對手爆了出來，使點橫手把對方幹得全盤掠回；或者不惜抄橋，只不過以本傷人，同人哋鬥大，直至對手完蛋，再回復到正常的血汗農場狀態。這套邏輯到了方逸華手上，更是登峰造極。加上一路保持住和官府的友好關係，能在必要時借助其力營造對己友善的環境，於是才有了現在的帝國。

公正地講，類似的老路已經有很多人走過了，而且後來者不少，邵先生特別的地方是把它用在影視產業，走到極限。同類的富豪慈善家，也是數之不盡；血腥鎮壓過工運的卡耐基，鬥垮過「網景」的蓋茲，加上仍在高處的李嘉誠，日後大概都只會被人記住他們行善的那一面光彩。至於他們留下的霸業，就只能等它自己盛極而衰。好比「微軟」會碰上「谷歌」，我們現在終於也快要目睹無綫有悔的這一天了。只是，這一天卻還要賠上許多兵將，甚至一整座城市在燈影下的光華。

梁文道：就連明星都出不了

【蘋果日報】為什麼今天的香港再也做不出像《我是歌手》這類的節目呢？有些人可能會想起當年黃家駒的名言：「香港只有娛樂圈，沒有樂壇」。但是，這句老話還得細細再想下去。因為所謂的「樂壇」，尤其流行音樂樂壇，其實也在娛樂圈之內，只不過它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比較嚴肅的表演罷了。全世界的流行樂壇都逃不開娛樂的命運，正如家駒最後也吊詭地死在了一場娛樂節目之內。問題在於這個「樂壇」你有玩得多認真，多像樣。美國的「格林美獎」是一個認真的遊戲，如今的《我是歌手》也是一個稍為認真的遊戲，都表現出真把音樂當回事的樣子。而無綫的《勁歌金曲》，則是一個非常坦率，非常地不偽裝，把音樂徹底當成娛樂來做的三流表演。

理論上，香港做得出現在這些全華人世界追捧的音樂節目。一台獨大的無綫有這個資源，也有這個能力。十幾年前，甚至晚至十年之前，它就早該做出這些節目了。可惜它沒有。理由可能是個謎，就和整個香港影視界在華人圈內逐漸失落了的影響力一樣，需要更多的分析。或許當年它熱愛本土，不求北上；或許它覺得香港加上廣東的市場已經夠大，撐得再也吃不下更多的江山；又或許它太過相信自己的致勝方程式，同時又太過相信香港的魅力，覺得征服華人江山的道路必定由己處開始。

十年前，一位老友還自信滿滿地告訴我，香港用不着自己出明星，但任何人想當明星就一定要先來這個主場，因為香港是全華人世界娛樂圈裏最glamorous的舞台。現在呢？香港的確出不了明星了，離開珠三角，有誰知道林峯？就算拿出一樣厚的資本，開出一樣的價碼，要在香港做一個《我是歌手》，你猜台灣那群歌星是願去長沙，還是願來香港？

讓我們老實承認吧。香港整體娛樂圈的競爭力便和無綫電視一樣，十幾年前或許還能獨步華人世界，今天老早就已經掉落到邊緣的位置了。

從前有一個北京女孩想當歌星，她會想辦法跑到香港，甚至遷就所謂的港人口味，改一個性格模糊的名字叫做「王靖雯」，然後成了紅遍大江南北的天后。恐怕這是一段將來值得追憶的本土故事。

梁文道：就連電視都不會做了

【蘋果日報】因為鄧紫棋和謝安琪，也因為柳重言，大陸的歌唱節目最近在香港變得很紅。這麼多人談論，也就趁假期認真看了幾期。看完之後，我發現它們其實並沒有大家所說的那麼厲害。比如說「尊重音樂」，這就叫做尊重音樂，推動流行音樂工業的發展嗎？

台灣歌手陳珊妮說得很對，《我是歌手》這類節目為了燃點氣氛，討好現場觀眾，註定只能跑出飆高音爆巨肺的歌手。這不是不好；只不過要是換了剛去世的Lou Reed這類人上來，肯定第一輪就會被人丟了出去。可見它的音樂路向其實相當狹窄。再說不能咪嘴和專業現場伴奏，這其實都只不過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已，如果我們覺得很了不起，那只是因為我們假了太久，罐頭了太久。

有沒有造馬？有沒有潛規則？這就不必問了吧。到底是電視節目，而且是在行內水深深不可測的環境。就看那些觀眾，七情上面，人家還沒亮相就激動地站起來鼓掌叫好，投入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步。即便不是收錢表演，肯定也是之前花了不少時間力氣去暖場。央視的《中國好歌曲》算有心思，突出幕後的創作人。但柳重言一上台，周華健和蔡健雅這些資深的內行人竟然認他不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坦白講，無非就是娛樂節目罷了。扣去真正的演唱時間，每一集的《我是歌手》起碼有一半時間是花絮。那些互贈紀念品的環節，臨時安排的「經理人」搭配，乃至於接連不斷的歌手反應捉拍；全都是為了戲劇效果而存在，與音樂無關。然而，在說了這麼多壞話之後，我必須承認，這些節目真是好節目。重點不是人家有多認真地對待音樂，而是他們十分認真地在做電視。

我更想說的是，香港人今天眼紅大陸電視，酸酸地批評鄧紫棋北上搵真銀，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做不出這樣的電視節目了。他們造假，他們潛規則；難道我們的頒獎禮就很乾淨，硬捧林峯做歌王就不潛規則？他們的音樂口味太單一；我們讓主持人取笑女歌手衣着，容許咪嘴，就連一首歌都沒法好好唱完，這就算對得起流行音樂？不是人家做得太好，只是我們太過墮落。

梁文道：慈善夠了（Tom Collicchio的議政道路二之一）

【飲食男女】上回說過美國的廚師與政治的關係，我便想起一個不能不提的人物：Tom Collicchio，美國版《Top Chef》的資深評審，多家著名餐館的老闆。曾經在Thomas Keller手下工作過的Tom Collicchio是個十分出色的廚師。我多年前試過他的出品，手法簡單，但在食材上的選擇和搭配常有出人意表之舉（例如用醋調味的中式滷蛋，以及一種用長在粟米上頭的寄生菌做成的醬汁）；難怪這麼多年以來，他開在不同城市的幾間食肆還是很受歡迎。

然而去年讓他登上美國各家新聞媒體版面的理由，卻不是他的廚藝，甚至也不是他在電視節目上贏回來的超高人氣，而是因為他從紐約去了幾趟華盛頓。

2013年八、九月間，Tom Collicchio在華盛頓見了不少政治說客與非政府組織，也約晤了好幾批兩黨議員代表，目的是要阻止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一項扣減食物券撥款的計劃。要是這個議案通過，未來十年之內，美國發放給窮人的食物券將少掉三百九十億美金的聯邦資助。Tom Collicchio大聲疾呼，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人道的方案。

上一回他在美國報刊的時事新聞上現身，已經是「九一一」之後那些天的事了。當時他出動旗下公司員工，在災難現場提供免費食物給救災人員，獲得了一片掌聲。也有些人曉得，其實在此十多年前，他就已經開始為一些吃了這頓沒下頓的窮人服務，參加相關機構的活動，出錢出力。這都是表面上無關政治的慈善工作，不可能惹來任何人的不滿，只會讓人欣賞。

然而，在美國眾議院終於通過那項極富爭議性的議案之後，憤怒的Tom Collicchio就忍不住要在twitter上頭和人爭吵了。他狠批共和黨人是「pro hunger」，而支持共和黨人的網民則以標準的共和黨口吻相稽：「maybe they are pro go to work and earn your way in life. Why don't you let them eat free at your restaurant」。接下來便是典型的左右意識形態之辯了，一方說福利不容欺詐，人要自立自強；另一方則為雖有兩份兼職但仍餵不飽一家四口的工人申寃。

為甚麼Tom Collicchio會從一個與人為善的餐飲慈善家走上了這條注定要面對歧見的險路？我們香港有許多樂於行善的名人，你要他們為善心籌款站台，多半爽快答應；但要他們加入政策倡議，那他們可能就會給你一句「我唔搞政治！我都唔識呢啲嘢嘅」。但是Tom Collicchio不同，他在所謂的「慈善」與政治之間看到了一條斷不開的連繫。想要改變他所不滿的現實，不能不從政策下手。

梁文道：寫白話（我手寫我口之二）

【蘋果日報】幾十年前，瞿秋白猛烈批判白話文運動的成果，說五四以降的新文學已經演化成了「白話的新文言」。站在左翼立場的他認為「普洛大眾文藝要用現代話來寫，要用說出來可以聽得的話來寫」（「普洛」就是「普羅」的意思，乃當年流行的另一款音譯）。然而，什麼樣的白話是大眾聽得的白話呢？你拿瞿秋白的文章出來，唸給今天的香港學生，他們可能也得轉一下腦筋，才能找到恰當的頻道接聽。因為對我們說粵語的人來講，「白話」就是廣東話，從來就是相對於書面文言文的日常口語。所以最初聽說北方有人要推廣白話文，有些廣東人還以為自此之後就能直接以我們的「白話」寫作呢。

由於北方官話成了國語的骨幹，必須依托口語的白話文也就很自然地以北方話為正統。如今大家說到老舍，都會把他當成中國新文學的玄門正宗，他那北京作家的身份也便顯得比較次要了。不像金宇澄，用上海話來寫上海，坊間便封他當上海代表，有人還為此不想翻開《繁花》，因為「它只不過是寫上海而已」。反過來想，為什麼就沒有人因為《駱駝祥子》和《茶館》只是寫了北京而拒讀老舍呢？

又如董啟章的《體育時期》，大陸出版之後，有點受到冷遇，原因之一是裏頭太多廣東話。我便遇過一些記者投訴粵語增加了閱讀難度，覺得董啟章要是改用「純粹白話文」書寫，效果一定不同。老舍的北京話就一定比較好懂嗎？也不見得。雖然「擰麻花」和「撒歡兒」已經進了今天書面語的詞海；可是「五脊六獸的」和「倆錢兒醋」呢？這是當前一般讀者都看得懂的白話嗎？儘管不能全懂，但有機會的話，讀者想必也不會叫老舍先生改一改，看不明白您老人家用語是咱兒中文水準不夠。

所以金宇澄在《繁花》使用方便大家的滬語寫作要是有任何意義的話，絕不只是因為上海話可以寫活上海，更是因為它能讓人意識得到白話文的源頭與局限。說不定日後就會開出一條小道，替書面語引入更多本來就不該隔在外頭的「方言」資源。

梁文道：看懂方言（我手寫我口二之一）

【蘋果日報】「不響」，乃是《繁花》最常出現，亦最受談論的一句上海話。放在不同的處境底下，夾在不同語氣的上下文中，其意蘊千變萬化，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一個無聲的喟嘆，沉默的姿態，又或者故意的冷淡。但「不響」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上海友人便說我再怎麼解釋，都沒法確切理解這個詞語的義涵。慚愧，我有這麼多要好的上海朋友，出入上海也近二十年了，此前居然從未聽過「不響」這個說法。自然是因為我們都在說普通話。好比一些常到香港的大陸朋友，再怎麼摸得通我們的大街小巷，也還是沒搞懂粵語的精微。

難怪滬語寫作成了《繁花》的一大特點。可金宇澄清楚得很，他的「母語寫作」已經是親民版本了，用不着像《海上花》那樣勞動張奶奶翻譯。正因如此，他這部積累多年的鉅製才有了把上海話注入到白話文的機會。等到那一天，不論東西南北，人人都能自然地把「不響」寫進文字了，便是功德一件。

我在大陸演講，以往常用粵語和台語為例，說明白話文的根本困難，就在於「我手寫我口」這句知名的口號上頭。說什麼就寫什麼，聽起來不錯，但我這隻手到底該寫誰的口呢？試想一個從小到大就說廣東話的人，嘴上「佢好緊要」，筆下「他很重要」，這還算得上是我手寫我口嗎？

中國幅員廣大，方言繁似銀河，以往只有書同文，卻不能口同音，唯一能夠暢通無阻的只有抽離了日常語言的文言文。那時候雖然也有白話文寫作，但究竟野性難馴，和今天規規矩矩的狀況不可同日而語。如今一般教科書談白話文運動，時常忽略了同時期另一項重要的變化，那便是「國語」的形成了。沒有國語的統一，就不可能有白話文的暢通與規範。在這層意義上，我甚至要大膽地說，白話文運動從文字倒逼回了去，從旁促進了國語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