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寫白話（我手寫我口之二）

【蘋果日報】幾十年前，瞿秋白猛烈批判白話文運動的成果，說五四以降的新文學已經演化成了「白話的新文言」。站在左翼立場的他認為「普洛大眾文藝要用現代話來寫，要用說出來可以聽得的話來寫」（「普洛」就是「普羅」的意思，乃當年流行的另一款音譯）。然而，什麼樣的白話是大眾聽得的白話呢？你拿瞿秋白的文章出來，唸給今天的香港學生，他們可能也得轉一下腦筋，才能找到恰當的頻道接聽。因為對我們說粵語的人來講，「白話」就是廣東話，從來就是相對於書面文言文的日常口語。所以最初聽說北方有人要推廣白話文，有些廣東人還以為自此之後就能直接以我們的「白話」寫作呢。

由於北方官話成了國語的骨幹，必須依托口語的白話文也就很自然地以北方話為正統。如今大家說到老舍，都會把他當成中國新文學的玄門正宗，他那北京作家的身份也便顯得比較次要了。不像金宇澄，用上海話來寫上海，坊間便封他當上海代表，有人還為此不想翻開《繁花》，因為「它只不過是寫上海而已」。反過來想，為什麼就沒有人因為《駱駝祥子》和《茶館》只是寫了北京而拒讀老舍呢？

又如董啟章的《體育時期》，大陸出版之後，有點受到冷遇，原因之一是裏頭太多廣東話。我便遇過一些記者投訴粵語增加了閱讀難度，覺得董啟章要是改用「純粹白話文」書寫，效果一定不同。老舍的北京話就一定比較好懂嗎？也不見得。雖然「擰麻花」和「撒歡兒」已經進了今天書面語的詞海；可是「五脊六獸的」和「倆錢兒醋」呢？這是當前一般讀者都看得懂的白話嗎？儘管不能全懂，但有機會的話，讀者想必也不會叫老舍先生改一改，看不明白您老人家用語是咱兒中文水準不夠。

所以金宇澄在《繁花》使用方便大家的滬語寫作要是有任何意義的話，絕不只是因為上海話可以寫活上海，更是因為它能讓人意識得到白話文的源頭與局限。說不定日後就會開出一條小道，替書面語引入更多本來就不該隔在外頭的「方言」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