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演藝學院的畢業典禮果然成了一台戲。梁振英在台上端坐，學生在台下示威；上得了台的學生，也很能把握機會，或者交上請願信，或者來個三鞠躬，甚或豎起中指，亮出屁股。自然，事後有人就要罵這些年輕人不識大體、不懂禮節，以及「博出位」。
「博出位」？這當然是博出位，要不然你以為他們在幹什麼呢？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示威都是要博出位，因為只有出咗位，你才能迫得電視畫面給你那可憐兮兮的兩秒鐘，你才能利用那短短的兩秒鐘去表達你的意見和立場。尤其是在網絡媒體仍未興起的年代，大多數人都是被迫的受眾，只能接收影像，或者乾脆被人代表。
就算到了今天這個人人都是個小媒體年代，掌權的精英仍舊享有不成比例的媒介佔有權。就拿特首梁振英來說好了，無論他走到那裏，都有一大群記者跟着他，隨時準備散發他的言行表演。只要他高興，就算半夜三更都能吵醒全香港，讓大家洗耳恭聽他的最新妙計。請看看每天的電視節目、報章雜誌，和各式各樣的網絡訊息，全香港有多少個人的出鏡率和上報率能比得上梁振英呢？
相比之下，吳家進是誰呀？他不發起這次行動，不在梁振英面前演藝一下，有誰會知道他的意見？又有誰會想瞭解一個演藝學院應屆畢業生對香港特首的感受呢？換句話說，這些博出位的舉動，就是一個沒有政治權力的弱者，一個就連在媒介上都會被排除被消聲的小民，試圖在精英聚攏過來的光圈內打開缺口，向公眾表達自己的努力。
即便是到了這種非常時刻，梁振英也還是可以抓緊機會表現自己，例如他的平靜微笑，大家盡可將之詮釋為「寬容大度」（事實上，除了保持微笑，他也不可能再有更好的選擇了）。由此更是可見媒體的目光是何等地「照顧」權貴。
有些人時常抱怨，覺得媒體對建制不公，深恨不能將其盡數納入掌中。可別忘了，你天天霸佔了本城最大的舞台，迫着大家天天看你巡迴演出。假如自己沒把角色詮釋好，還要怪人家劇評不客氣，劇院位置太偏僻，甚至嫌觀眾喝倒采；這是不是該反省一下，或許你真吃不了這行飯？
2013年6月30日星期日
梁文道：舞台
2013年6月29日星期六
梁文道：小吃大雞排（另一種台灣式言談之一）
【飲食男女】前陣子，有幸和台灣作家焦桐共遊新加坡，路上少不了要向這位出了名愛吃會吃的前輩討教。當地記者，自然不會放過機會，也要他向大家推介台灣美食。恰好有天他和台灣一位專寫「輕小說」的少女作家同台，於是那位小女孩被迫回答相同的問題，也得說說她最想介紹給新加坡人的台灣食肆。結果，她介紹的是「豪大大雞排」。焦大哥立刻側首輕聲忠告：「小姐，這種東西千萬別多吃，會搞壞身體的」。
按照常識，這類用老油去炸，用大量味精和化工調味品去調味的高脂食物，當然能把人吃壞吃垮。問題是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人覺得它好吃？好吃到要把它當成台灣代表來介紹給外國人的地步？就和近年流行起來的許多台灣小吃一樣，它的走紅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除了味覺的總體敗壞之外，我實在找不出其他理由。既然廉價，我也不能要求它有多好的選料，但也不能沒有雞味到這個程度呀。吃到嘴裏，就是油腥，和一股猛烈的虛假調味，以及厚厚的粉與薄薄的雞；大家難道就是喜歡它的尺寸夠大嗎？大有何難？把雞排捶扁捶鬆便是，只不過甚麼纖維也給它徹底捶散了。
也有台灣人替這種面積比得上半張臉的雞排說話，形容它堪比舉世知名的「維也納炸豬排」（Wiener Schnitzel）。甚麼不好比，跑去和這種東西相比？很抱歉，這是另一樣我無論試過多少回都還不能理解的美食；就算到了名店「Figlmueller」，它還是一樣的寡淡無聊。拿台灣和維也納並論（在食物上），可真是牛頭不對馬嘴，維也納有多壓抑呀？那是座出了佛洛伊德也特別需要佛洛伊德的城市。除了「Plachutta」的煮牛肉比較精彩之外，整座城市的傳統食品都是慾求不滿的病徵。但偏偏台灣人就喜歡用很多國際案例來附會自己，就像前幾年的電影《一頁台北》要把台北拍成巴黎一樣，他們還有人把街頭小吃說得像西班牙的tapas。可西班牙人再窮再不堪，也不會弄出如此人工如此千篇一律的味道吧？
美食家謝忠道幾年前批評台灣將小吃宣傳成美食，是件貽笑大方的怪事。可以料想，他後來被人狠罵「不愛台灣」的情況。照我瞭解，他其實也很喜歡台灣的傳統小吃（和我一樣），只是不認為那是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去與法國高級料理媲美的角色（我也有點認同），更不能被糟蹋到今天這步田地（我完全同意）。然而台灣人能言善道，總有包裝自己的辦法，如果不走外援路線，就搬一堆「古早味」和「五十年傳承」的字眼來跑跑復古路線。所以市面上才有這麼多標榜自己不知「傳承」了多少代的現代加工食品。看上去很美，吃起來則應了焦桐送給那位少女作家的忠告：「小姐，這種東西千萬別多吃，會搞壞身體的」。
2013年6月28日星期五
梁文道：濃情軒
【蘋果日報】不管叫不叫做「囍歡里」，其實大家一早就都曉得利東街的結局了。在市區重建局和發展商的協力「打造」之下，它註定要變成如此一道空具「情懷」、毫無內涵的「亮麗風景線」。只不過，它偏偏還要叫做「囍歡里」。
十年前，我在商業電台上過一陣子班，常常要跟林夕和他的幾個大弟子學習度橋，包括為一些活動和節目取名。絞盡腦汁，滿桌廢紙，塞爆一座煙灰缸，我們極力迴避各種香港「創意」的痼疾；其中最令人瞧不起的頭號大患，就是許多港人最為熱衷的「食字」。
所謂「食字」，就是逗弄諧音字的意思。不是一定不好，只是很難做得出讓人驚喜的效果，往往淪為懶人不動大腦的逃生窗口。偏偏懶人太多，於是香港滿街可見食字的濫調。凡是和泰國有關的事物，都能用「泰」、「太」同音的效果。所以泰式按摩水療店叫做「泰舒服」、「泰輕鬆」；泰式家品設計叫做「泰美麗」或「泰優雅」；而泰國菜叫做「泰好味」、「泰好食」和「泰新鮮」的，更如恒河沙數。這類名字多到叫人生厭的地步之後，就使得任何一個「泰××」都失去了個性，面目模糊，分不出甲乙東西。
更叫人難受的，是這類食字「創意」背後的一股窮酸味。明明是腦筋遲鈍，學問不多，胡亂拿些自己懂得的少數文字拼湊些諧音效果；卻還要擺出一副風趣幽默的樣子，沾沾自喜。例如這個「囍歡里」。
據說這幾年大陸「含毒」文字危害香港甚深；但要不是我們自己底子不厚，又豈能這麼容易就給人「打造」出這麼多可笑的「平台」呢？喜歡食字，恰恰是語文能力不夠用的表現。
所以我還可以想像，假如他們要在「囍歡里」裏弄一個小茶檔，它多半要叫做「濃情軒」。因為奶茶和咖啡應該是香濃的；而「軒」則是大家不知道該如何命名某個角落空間的時候，自以為最有文化的選擇。為了貫徹「囍歡里」的品味，我鄭重推薦他們要在里內開間「濃情軒」。
2013年6月23日星期日
梁文道：他是我們的人
【蘋果日報】周海嬰在他的《魯迅與我七十年》裏頭有筆叫人看得驚心動魄的紀錄，直到今天都還不時給人拎出來討論。話說：「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
當年這番話之所以引起轟動，是因為魯迅乃少數沒被中共貶毀過的現代作家之一；不只不貶毀，而且中共還把自己當成文藝領域的魯迅嫡傳，奉之如祀先賢。沒想到冷靜且冷酷的老毛竟能冷到這個地步，說得出這樣的話，可見他果然實際。
後來我讀陳丹青的文章，才發現自己從前看《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居然沒注意到原來胡頌平也曾問過胡適類似的問題。胡適身在台灣，但對彼岸的情況也能掌握大概。魯迅要是還活着，會不會也像其他舊識那樣被改造成「新人」，甚至如馮友蘭那樣主動獻媚呢？胡適的回應是哈哈一笑，然後肯定地說：「魯迅是不會屈服的，他是我們的人」。
近幾年來，我常常想起胡適這句簡潔有力的斷言，甚至想像他說這句話時的情景。因為我看到太多好友反目的事了，不管香港還是內地，許多昔日同道皆因一時政見的歧異而走上了陌路，且不憚以最陰損最惡毒的言語去攻擊對方的人格。然而胡適，他深知對岸形勢之凶險，壓力之沉重，卻仍然毫不懷疑魯迅的堅毅。看來他甚至沒想過魯迅會「識大體不做聲」；但凡魯迅讀者，恐怕都會同意胡適真懂魯迅。
最感動我的，當然還是「他是我們的人」這六個字。任誰都曉得，魯迅是胡適最大的論敵；聰明如胡先生，自然也知道他倆將在歷史上被後人並舉為風格和意識形態的兩端；但他還是要說「他是我們的人」。這個「我們」指的當然不是政治見解上的「我們」，而是心靈自由、始終一如的「我們」，是身為真正有擔當的獨立知識份子的「我們」。他知道要瞭解一個人，不在一時分合，而在他一路下來的言行。即便歧異若此，他相信魯迅終究是「我們的人」。
梁文道：台灣好Q
【飲食男女】在台灣長大，我自然懷念台灣小吃。可是，等到它真正名揚天下，成了不少外地旅客的觀光重點之後，我卻又總是覺得好像那裏出了點問題，只是千頭萬緒，一時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直到近兩年有毒食品的風潮終於吹到台灣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關鍵就在台灣人形容食物時很愛講的那個「Q」字。
嚴格地講，這幾輪食品問題是不能用「風潮終於吹到台灣」來形容的。因為這麼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不是台灣的飲食業者學壞了，受到彼岸毒風的影響。事實的真相卻是，許多根本不該下在食物裏的東西，許多根本不能拿來生產食物的工序，原來早在幾十年前，他們就已經很本土很自主地幹了起來。舉個例子，首先把「順丁烯二酸」加入樹薯粉，製成人稱「毒澱粉」的中學老師王東清便說，這是他四十前就傳了出去的技術。
毒澱粉也好，兩年前爆出來的塑化劑事件也好，它們全都和我們熟悉的那種「Q」有關，因為毒澱粉與塑化劑這些材料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使得食物吃起來更加結實，更加有彈性。平常我們看台灣旅遊節目，那些活蹦亂跳的主持人總愛在嘗了一口東西之後（不管那是甚麼東西），就馬上嬌呼：「哇！好Q！好好吃哦」，大概就是這些害人不淺的化學製品的結果。近幾年來，我發現可以用「Q」去形容，或者以「Q」去評斷其好壞的食品名單還在不斷擴大，不斷變長。從塑化劑下得最狠，因而也最「Q」的「珍珠」（「珍珠奶茶」裏的「粉圓」），到肉圓、肉羮、黑輪，乃至於粄條，居然都要以「Q」揚名。
就連香港也在口味上受到了台灣小吃的改變，我愈來愈常在坊間飲食節目和文字裏見到「好有口感」的說法。按照我的理解，「好有口感」大概就相當於台灣人的「Q」，粵語傳統裏的「彈牙」。問題是為甚麼我們會這麼欣賞「Q」的口感？從前，肉圓和肉羮這類閩南台灣小吃並不以「Q」著稱，大家最在乎的並不是它們咬起來有多彈牙。但是到了今天，台灣人竟然把「Q」變成了一個它們是否做得出色的味覺審美標準。於是香港遊客跟着旅遊指南或者網站上的道聽塗說，也拿着這把量尺去台灣尋找傳聞中最「Q」的小吃。這豈不是一種口味上的貧寡？嘗不出食物中的其他要素，吃不出食材原有的質地，獨以一「Q」掩蓋住所有能在嘴中得到的感受。就以口感而論，華人傳統裏頭其實還有太多不同的範疇。例如「糜」，恰好和「Q」相反，本是廣東白粥和福建芋泥之所以為人稱道的特點；但是在這個連一碗地道好粥也不易尋的年代，它早就被「Q」搶盡了風頭。又如「糯」，原是台灣麻糬和香港糯米糍的本色，以前我們愛吃這些甜食，就是喜歡它強化了糯米那種糯口的感覺；如今，我卻聽到不少人用「Q」去稱讚一塊麻糬，難道沒有人覺得不對勁嗎？
流風所及，就連吃外國菜的偏好也受到了左右。新一代華人都喜歡日本麵食，但就是不太愛吃在關西廣受歡迎，也更加具有日本傳統色彩的蕎麥麵。因為它怎麼做都不可能「Q」得起來，除非日本人也開始用毒澱粉去代替蕎麥。
這真是味覺的貧困。似乎食物進嘴，一定要對舌齒產生巨大的抗力，否則我們就好像沒吃到東西似的。如此貧乏的味覺審美，如此霸道的「Q」，難怪就要有如此興盛的化工手段。
2013年6月22日星期六
馬家輝：梁文道總在罵我胡說八道
【晶報】曾有一年跟梁文道同往馬來西亞巡迴演講，先後到不同的城市，馬來風情，南洋風光，講話時口沫橫飛，吃食時肚滿腸「飛」，是非常愉快的一個星期，亦是在這七天內，文道幾乎天天跟我談佛說禪，令於卅年前早已皈依並有法號名為「智輝居士」的我有所感悟，決定重投學佛之路，求取精進，覺醒人生。
所以那亦是非常具有智性效益的一個星期。
可惜，其後，返回香港之後，感悟很快煙消云散，由於疏懶，由於執著，我的覺醒之路走得非常緩慢，甚至進三步退兩步，令我極感懊惱。但當時在檳城入住的酒店倒讓我印象久久難忘。
主要是因為那間酒店有個曖昧的名字： G-Spot。
當我對朋友提到這個酒店，對方都掩嘴而笑，尤其是女性朋友，立即若有所思，思得很有意思，很有別樣意思。看來這個名字確實觸碰到女子的「精神 G-spot」，雖未至於高潮迭起，至少記憶深刻，一定記得，一定有所聯想，搞不好住過該酒店的人其後不管過了多少時間，在深宵床上跟情人浪漫纏綿之際，一旦觸碰到身體的 G-spot，立即記起檳城的蕉風椰雨。該酒店確實坐落海邊，隔窗望去，無盡無際的大海，長長的沙灘，茂密的樹林，灘上的小狗，路邊的小吃攤販，懶洋洋的南洋風味，有令人感到渾身騷軟的神秘魅力。
但，別誤會，那一夜我和梁文道在 G-Spot 酒店內，時間全部耗在討論佛偈與禪修之上。
談到酒店，不得不說另一奇遇，亦是跟梁文道有關。
話說又是曾有一年我又跟梁文道巡迴演講，在中國內地，北京廣州南北闖蕩，其中一站來到上海，被活動主辦單位安排入住虹橋區附近的一間五星酒店，頗舊的，我忘了名字，應是1950年代甚至更早以前的建築物，到達時已是晚上11點多，累極了，因是夏天，氣溫高，本應熱得渾身是汗，但不知何故一踏進酒店竟然渾身寒冷，忍不住打了個哆嗦，又打了兩個噴嚏，用小說裡的描述語言便是，感到「陰風陣陣」。
「有異樣！」 我對文道說。
文道皺一下眉頭，道，「胡說八道！你最愛胡說八道！」
然後便沒理我。多年以來，胡說八道久了，我像童話《狼來了》裡的小男孩，再怎麼認真的感覺和想法都沒人相信，所以我在內地行走最常被罵的一句便是「不靠譜」；自找的，活該的，怪不得別人。
然而那一回我倒說了真話。真是覺得有異樣，從年幼到年長，我經歷過十次八次的怪異事件，男鬼女鬼，有形鬼無形鬼，各式各類的靈怪遭遇我都有過，從香港到台灣，從美國到日本，都有，可沒想到活到四十多歲的這把年紀，來到上海，竟又遇上，而這一回，跟昔日相比，具備同樣的驚嚇效果。每回見鬼都是新鮮事，每回都感寒心，一顆老男人的心，唉，不知道到底能夠接受幾回折騰。
那一夜的鬼，是個女鬼，但沒有現身，只是「現聲」，在我耳邊用最淒厲的聲音猛叫猛喊，把我嚇得心碎膽裂，一夜無眠，翌日站在演講台上，幾乎跌個踉蹌。
那一夜的鬼，大約在半夜3時半現聲，因為在此以前，我仍未睡。入住酒店房間後，把行李放下，非常疲勞卻又非常肚餓，匆匆忙忙到路上覓食，跟文道去了一間港式茶餐廳，吃了云吞面和乾炒牛河，天南地北閒扯政治，並且不斷抽著他親手替我卷的紙煙。當然也喝酒，青島啤酒，冰凍的，像把腸胃都冷冰起來，省下熱度，留待明天。
吃飽了，滿足了，回到酒店，各自回房，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洗澡，且讓我教導你辨別房子裡面有沒有鬼：冷，寒。有鬼的地方肯定又冷又寒，不是像空調般的冷與寒，而是像深夜曠野裡的那種冷與寒，陰風不知道從何處襲來，令你凍得入骨入肉，難以自控地顫抖。 那夜從浴室步出，一陣寒氣使我的身體不斷抖動，手抖，腿抖，屁股也抖，我心知不妙，立即穿上衣服，跳到床上，用厚厚的被子把自己包裹起來，但因焦慮惶恐，雖然吃了安眠藥，依然久未成眠，直到3點多始陷入迷糊狀態。
為什麼我知道時間?
因為被女鬼嚇醒後，我瞄了一眼床邊桌上的鬧鐘，是凌晨3點22分；當受到騷擾的時候 我總想知道準確時間，這是我的怪癖。
那顯然是個可惡而頑皮的女鬼，在我好不容易入睡之後，忽然，在我耳邊厲聲猛喊，持續了兩三秒，對於鬼喊來說，已算是很長很長的時間。我被嚇得坐直身子，抓起桌上的眼鏡，戴上，因睡前故意不關燈，清楚看見室內無人，只有我，以及在微微晃動的厚窗簾，我明白自己被鬼耍了，心臟砰砰地暴跳，像敲鼓般，幾乎把胸腔撐破，掉到地上。
其後我到5點左右才再度迷糊睡去。翌晨上路，搬離酒店，演講之後搭機返港，我把經歷對文道細述，他的響應仍是： 胡說八道！
梁文道：是你吵到了噪音
【蘋果日報】身為當今世上影響力最大的佛教僧侶之一，阿姜．布拉姆自然不是只以風趣著稱。任何學佛的人都會發現，他對佛法的解釋，對禪修的指導，真是清晰扼要，直中要害。就拿「觀呼吸」這個今天已有許多人都懂得的法門來說吧，他在《禪悅在當下》裏的一段話，大概會讓不少初學者有很深的體會：「自從我開始教導呼吸的禪法後，我就發覺人們似乎都太快開始觀呼吸。如果你尚未真正安頓下來，並且不夠警覺，就只能透過意志力去觀呼吸，但那並無法持續很久。你開始觀呼吸，卻逐漸陷入昏沉或甚至睡着，這是因為心尚未準備好的緣故」。
就算未曾接觸佛法，大概也能在他的言語裏頭受益：「假設有人罵我們是豬，如果我們總是記得這件事，那麼每回想起這句話一次，豈不等於又挨罵了一次」。這種態度看起來十分阿Q，或許就是有些人以為佛教很消極的原因。沒錯，佛法不太鼓勵我們去對付痛苦，因為通常用來消除痛苦的手段，很可能都只是逃避而已。挨罵之後回罵，失戀之後醉酒，不開心的時候打機，都不能真正解決讓人不好受的東西。
可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要接受這一大堆叫人難過的事情。阿姜．布拉姆如此說明：「試圖改變事物只會讓你更加陷入生命的泥沼，而被動地接受也是一樣」。然後他引入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佛學概念──「厭離」，並且把它解釋成「不投入」（disengagement）：「你不管這些事情，對它們既不關心，也不擔心，而只是坐在那裏，不滲入正在經歷的事物」。因為它們全都不受控制，「而一切不受控制的事，都不關你的事。……如果他們稱讚你或責罵你，那是他們的事；無論別人說的是好話或壞話，都毋須受其影響」。
同樣的道理，也能應用在平日的靜坐禪修。因為我們總是會在修習的時候受到噪音干擾，不是人喧，就是車囂。阿姜．布拉姆的老師阿姜．查，當年常常教訓他們一群弟子：「不是聲音在干擾你，是你在干擾聲音」。
2013年6月21日星期五
梁文道：叫做bra的和尚
【蘋果日報】好幾次，一些內地學佛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非常羨慕香港。不為我們的繁華，不為我們的熱鬧，而是為了我們的運氣和緣份；一年裏頭，總是有許多國際知名的高僧大德過訪，而且各個宗派都有。難怪這兩年多了一批「佛法自由行」，有趣得很。
你看，一行禪師剛走，又輪到駐澳洲的南傳大長老「阿姜．布拉姆」（Ajahn Brahm）上場了。比起一行禪師，香港人知道阿姜．布拉姆的，還不算太多。但只要你讀過他的著作，在網上看過他的開示（根據計算，平均每一秒鐘都有人在點擊他的視頻鏈接），你就不可能忘得了他。這位曾在劍橋大學修讀理論物理學，跟隨泰國一代大師「阿姜．查」（Ajahn Chah）出家的英裔比丘，可是澳洲家喻戶曉的名人。所以他常常收到邀請，去不同的學校演講。有一回，他在路上碰見一群中學女生，她們喊他的名字，使他「受寵若驚」（這是他的原話），很奇怪這些只見過他一次的女孩怎麼會記得住他的法號。其中一個女孩便說：「當然啦，我們怎麼會忘記一個叫做『胸圍』（bra） 的和尚呢」。每次講完這個故事，阿姜．布拉姆總是和信眾一起開懷大笑。
在很多佛教徒的印象裏頭，南傳佛教的出家人應該是特別嚴肅的，持戒精嚴，不苟言笑。但是阿姜．布拉姆卻是出了名的幽默甚至搞笑。
他去年在香港和港大佛學研究中心的衍空法師對談，被問到出家的原因時答道：「當我唸大學的時候，首次墮入愛河，後來遭到拋棄，打算到一個寺院自殺……。這是開玩笑的！真正的原因是相信其他宗教的話，生命結束時的考試考不好，便要下地獄。地獄那麼熱，我這個英國人會受不了。要是信仰佛教，這輩子沒考好，下輩子可以再考」。
然後他又回問衍空法師為什麼出家，衍空法師回答：「本來我結了婚……」他馬上明白：「呀，這是出家的好理由！」衍空法師接着說：「不，我昨天剛見過前妻……」阿姜．布拉姆顯得十分同情：「唉，這真是很大的煩惱！」於是衍空法師解釋：「不，她現在也是出家人。」阿姜．布拉姆跟着讚歎：「這真是很浪漫！」
2013年6月19日星期三
梁文道：美國也有
可是你看最近「斯諾登事件」搞出來的這些風波。根據目前一些媒體報導所言，先不說美國國土安全局對自己國民隱私的侵犯，它又憑什麼跑去記錄和監控那些外國人的電子通信呢？誰給了美國政府這麼大的權力？而那些號稱「不幹壞事」的網絡巨頭，居然也背著用戶給美國政府開了這麼大的後門，豈不自掌耳光？
我知道，我們仍然可以說美國的媒體自由保證了某種底線，使得這些消息能在美國曝光；也可以相信美國的權力制衡依然管用，能以國會的力量跟進調查。但這一切都不能漂白美國政府在這件事上的問題，即使是「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1975年由法蘭克·丘奇倡議主持，現為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成立之後，專門設立審核政府情報工作的特別法庭，也在最近的報導中被認定是塊情報部門的橡皮圖章，完全起不到平衡官僚的作用。同時我還猜得到，這樁新聞會在中國引起怎樣的輿論反應。其中一種，大概就是幸災樂禍，一方面大力抨擊美國官方侵犯全球人民的隱私，專權霸道；另一方面則說美國人說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然後結論大概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美國也有」的邏輯。所謂「美國也有」（或者「美國也是」），其實是種什麼都可以往後頭裝的說話方法。比如談到中國校園的安全問題，我們就能回應「美國也有校園槍擊案」；提到中國官場的腐敗，便可拿些例子說明「美國也有貪汙腐敗」。而「斯諾登事件」，自然就是美國也一樣侵犯美國公民「隱私」的明證。
可我從來不能認同這類「美國也有」的邏輯。因為它的潛台詞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美國既然也犯了中國常見的毛病，所以就用不著光盯著中國不放了。
首先，如果我們時常批評中國的現況，而且在批評的時候不去連帶討論美國的同類現象，那並不是因為我們「親美」，而是因為我們不是美國人，當然會更加專注地分析己過。不客氣地講，「美國也有」又關我們什麼事呢？
其次，「美國也有」所訴諸的似乎是種很古怪的「普世價值」：我有喜歡騙人的毛病，他們也有，所以欺騙是很普遍很常見的人類行為；既然普遍，於是正常，欺騙也就因此算不上是壞事了。這種小學生似的邏輯，從前也在這裡談過，不再贅言。但我想指出，相信這類負面「普世價值」的人，恰巧往往也是平日最喜歡用「國情不同」和「文化差異」來說事的人，恰巧也是平日最視普世價值為仇讎的同一群人。當人家物議中國網絡和通信監察制度的時候，他們就說個人隱私等西方「普世價值」不能照搬到我們身上，因為我們的國情特殊，對國家安全的理解有自己的特色。等到「斯諾登事件」爆發，他們一方面奇怪地站回捍衛隱私的「普世」角度去抨擊美國，另一方面卻又反過來標舉負面的「普世價值」，告訴大家西方人一樣侵犯隱私。
他們到底想說什麼？又到底相信什麼呢？假如你真的認為個人通信隱私不容政府侵犯，那你就應該用同樣的標準去要求所有國家，不可動輒高談國情分別；假如你真的認為個人隱私應該讓路給國家安全，那麼這時候你就應該大力聲援美國政府，誇讚它幹得好，而不是反過來加入抨擊他們的陣營。
文化當然別有差異，國情自然各有分殊；可有些事情它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理性評論應該建立在首尾一貫的原理之上，不能老是把龍門搬來搬去，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反對「普世」，對自己有利的時候又一下子「普世」起來。這讓我想起「冷戰」時代的那個老笑話，一個美國人對著一個蘇聯人炫耀：「我們有言論自由，我可以臭罵美國政府。」那個蘇聯人聽了之後很不屑地回道：「那有什麼了不起，我們一樣可以臭罵美國政府。」
2013年6月16日星期日
梁文道：招魂
【飲食男女】從前，許多學者都認為食物很難成為一種藝術，其中一個理由是它沒有象徵的作用。例如牛扒，通常它就只是牛扒而已，並不指涉任何比它自己更多的東西。我們對它的判斷就只能是好吃或不好吃，熟或者不熟，很難說它還表達了甚麼。但一首音樂就不同了，我們固然會注意到它的物質層面，在感官上判斷它悅耳與否；同時我們還會思考它表達的東西，那或者是種失落的情感，又或許是段鼓動憤怒的訊息。然而食物，它就只是種感官上的東西，可能會帶給我們巨大的愉悅，甚至讓我們願意為了一頓傳說中的美食而放棄不少欣賞藝術的機會；但是除了那股動人的官能震撼之外，它畢竟不能指涉比這更多的東西。
《清明上河圖》表達了北宋汴京的盛況，一碗麵做得到這個功能嗎？就算你把一桌菜式堆砌成《清明上河圖》的模樣，它始終是種視覺的表達，而不是在味覺上讓你嘗到一段傳說中的太平盛世。然而，有一些人並不同意這種主流觀點，在他們看來，食物裏頭也有不少象徵的例子，而且還不只是視覺上的象徵那麼簡單。就拿端午節的糉子來說好了，今天我們大部分人都已經忘記了糉子的象徵意義，儘管曉得它和屈原的關係，可是不太可能會在吃糉子的時候一邊吃一邊想念兩千年前一位投江自盡的詩人。不過，糉子確實有過象徵的作用，或者至少被賦予了象徵的作用。
這種作用是怎麼來的呢？靠的當然不是外形，一枚糉子怎麼看都很難令人聯想起詩人，聯想起忠君、寃屈，與高潔等抽象的價值。糉子和屈原的關係，其實是被故事固定下來的。大概沒有人會再相信糉子真是一種為了不讓魚蝦吃掉屈原屍身而發明的代替食品；但我們的先人卻為糉子發明出這則離奇的傳說，久而久之，在屈原和糉子之間繫上了一條斬不斷的紅線。好比月餅，一種早已存在的傳統食事。可是故事告訴我們，漢人反抗蒙元暴虐，遂於餅中藏入紙片，使它成為傳遞革命訊息的道具。於是月餅又多了一層從前所沒有的象徵意義。儘管我們現在已經不把月餅當成政治象徵，就像我們已經不再在乎糉子的象徵一樣；可這些故事就如掩埋在表面之下的歷史地層，只是被蓋住了，卻沒有消失。
我曾經很認真地想過，這類故事是否還有可能復活。我們雖然生活在一個食物就是食物，大家不再拿它去紀念甚麼的時代。就像牛角包，傳說那是維也納人發明的，故意把它做成新月的形狀，用來象徵穆斯林的標識，好紀念1683年奧圖曼土耳其帝國大軍圍城的戰役。這種故事真不是現代人編得出來的，因為我們只關心食物的味道，不太願意把它們連接上這麼嚴肅的大事，似乎吃喝只會貶損了歷史與政治的神聖。不過，我仍然幻想，也許很多年後我們還在悼念六四，並且在維園的集會裏頭派發糉子，紀念歷史上一切枉死的亡靈；又或者是某種新發明的食品，讓我們以口舌的動作為儀軌，替故土招魂。
2013年6月15日星期六
梁文道：滲透大腦
【蘋果日報】由於中國共產黨當初起家的時候，就以一個秘密組織的型態潛伏在國民黨當中，一方面參與國民黨高層的內部決策（毛澤東甚至做過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另一方面又接受共產國際的支援與領導（可說是當年的『外來敵對勢力』）。所以對地下組織的警覺，以及對外部連繫的敏感，或許已經成為它根深柢固的機構文化的一部份了。再加上後來分別和美蘇鬧翻，遭到嚴峻的國際孤立；和三十多年幾乎從不間斷的內部整肅，難免就會有種時刻提防敵人，甚至永遠假設敵人存在的心態與世界觀了。
這套世界觀在中共自己，以及受它影響的本地傳統「左派」而言，簡直是不言自明的現實。此所以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本地親中大佬，每當他們使用這種路數的思維框架去評斷本地政情的時候，都顯得那麼理直氣壯，渾然不覺這套東西在一般香港人看來是何等地離奇古怪。
更奇怪的是，一些熟悉現代國史，以及一些因為仇視中共而下過工夫研究中共的人，也漸漸地襲用了這套中共的秘密視野。他們越是了解中共，就越是提防身邊有沒有大陸派下來的特務；他們越能體會中共對內外敵我的敏感，就越是擔心香港有多少從北方滲透進來的力量。久而久之，他們終於也在心靈上把自己變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敵人，養成了一隻自以為十分靈敏的鼻子，四處聞嗅陰謀的味道。遇到政治原則上有異的論敵，乃至於那怕只是對某些策略手段有不同看法的人，他們也要猜疑對方受到了「收買」，或者乾脆直指對方是「別有用心」的潛伏。
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幾個月前的「國教事件」。當主事者宣告抗爭成功，請佔據了政府廣場的示威者一齊撤出之後；陳雲及黎則奮先生等精研中共歷史的論者，竟然公開指責整場反國教運動的組織者「出賣群眾」，受到了「指示」，甚至被人「滲透」。按理來講，他們的歧異其實不在立場（他們都反對政府預備推行的國民教育）；可是幾位反對中止運動的論者卻迅速把彼此的差異上升為敵我之別，同時還要懷疑對方之中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內情。而這些大膽的指控照樣只是猜測，沒有什麼站得住腳的實據。不知不覺地，他們的思考方式早就被「滲透」到和他們最大敵手一樣的地步了。
2013年6月14日星期五
梁文道：敵我的理性（無敵之一）
【蘋果日報】敵我之間，乃是一種零合遊戲。不是你贏，就是我勝；若非你死，便是我亡。由於情況如此凶險，我當然要仔細觀察敵人的一舉一動，從對手的言行歸納出一套模式，以便料敵機先。慢慢地，我可能會發現這些行為模式還是一道思考邏輯的產物，更是一座認知週遭環境的框架。這就像下棋，著名的棋手常有一種棋路，甚至外顯為可以言語形容的風格，比方說「綿裏藏針」、「大開大閤」。棋逢敵手，就得摸懂對方的棋路。
前陣子，本地「左派」元老吳康民先生寫了一篇文章，談到香港反對派背後的「英美外來勢力」，繪聲繪影地描述了其中各種已經浮面，以及仍然潛伏不露的隊伍梯次。因為它點名提到不少地位顯赫的政治人物，所以這篇文字便引起了一陣爭議，有人甚至嘲諷吳先生「思覺失調」。
許多讀者覺得吳先生這篇文章難以接受的地方，在於他那麼輕易地就把「英美外來敵對勢力」的存在說成是「不爭的事實」，但卻沒有給出任何說明乃至於證據，似乎那真是一件人人都能用肉眼看得到的事實。他從這個「事實」出發的一連串推論，又是那麼地想當然耳，彷彿猜想就是推理。
值得留意的是，吳先生並非食古不化之徒，也不像某些人所以為的那樣頑固保守；相反地，身為大家心目中的「親中派」長老，他時常公開批評中國政局的現狀，呼籲法治與人權的落實，要求更大膽的政治改革，幾乎就像大陸體制內的「自由派」一樣。
儘管如此，他還是難免「敵人亡我之心不死」的那套陳辭濫調。在他看來是「不爭的事實」，於他人眼中卻是沒有根據的指控，在他心中或許十分合理的推論，卻在一般讀者那裏成了典型的陰謀論。他之所以沒有提供更多的實證，恰恰可能是因為按照他的邏輯和世界觀，這都是自然的，不必再論證的東西，大家沒有理由看不到。為什麼建制之中居然有人反對梁振英？難道這還用得着說嗎？當然是因為這些人的背後就是看不得香港好的外敵。他們為什麼是港英留下的餘孽？因為港英不可能期待中國管得好香港。
2013年6月10日星期一
梁文道：奇遇
【飲食男女】前陣子請親友吃飯，天氣濕熱，於是就想來點麻辣口味，選了一家久違了的川菜名店。這家店我去過幾次，每次都覺得有些遺憾，或者是火候沒掌握好，或者是口味還不夠地道。可是它環境不錯，老人家坐得舒服；又聽說這幾年菜也做得進步了。便抹掉過去的記憶，再試它一試。
太久沒去，這座商場的食肆佈局又令我有點迷糊，所以我在樓下截住一位類似concierge的姐姐，向她問路。她說：「XX閣？個名好熟噃。唔好意思，你搭電梯上樓去搵吓啦」。奇怪，這家店在這裏開了起碼十多年，她怎麼會不知道？還說它的名字耳熟？
終於找到餐廳，坐下來點菜。長輩好酒，正好我在網上見到他們推廣德國白酒，覺得可以用來搭配川菜，就請服務人員順便把酒單拿來。不過，我沒在酒單上發現那些德國酒的蹤迹，他們竟也不曉得我到底在說甚麼。討論半天，他們只找到一份配好了酒的菜單。菜我想自己點，酒我想開一整瓶，明明我在網站上看過整瓶賣的特別酒單，怎麼現在竟只有一杯杯酒配好了菜的指定餐單呢？算了，我指着那份餐單裏的其中一個名字，請他們給我一瓶。但是遭到拒絕，服務生堅持這酒只能按杯發配，而且一定要連着特別套餐一起點。我只好用手機上網，請他看看他們自己餐廳的網站，上頭分明有份獨立酒單，寫着「德國雷司令推介」。
然後幾個服務生來來回回，又打了幾通電話。恰巧是禮拜天，經理不在，沒人拿得定主意。最後我只好向長輩道歉，另外在常備酒單點酒，省得大家麻煩。
接下來開始上菜，則是一連串錯誤的匯演。幾乎任何你可以想得到的毛病，他們全都犯齊。首先是上菜順序，紅油抄手一類的主食首先抵達，熱菜次之，開胃涼菜最後上桌，正好顛倒了整個次序。老人家想喝溫水，他們就拿來開水和冰涼的Evian，讓我們自己在桌上混配。茶壺乾了，你要招呼他們過來盛水；酒杯空了，我就起身離席，從另一張小几上的冰桶裏取瓶自助。有道菜等了半天沒動靜，幾番催問，才被通知沒有材料，原來今天根本不做這道菜；雖然點菜的時候沒人說過這個消息。
吃到最後，我們一桌人全都笑了起來，這實在是太過完整太過經典的一次體驗，十分難得。對了，我怎麼忘記提到，他們還上錯了菜，來了一盤我們沒叫過的牛肉。
可是你能怪這些奔波忙碌的服務生嗎？當然不能。你看得出他們的努力，幾個人跑遍全場。其中一兩個的樣子還十分稚嫩，大概是才入行沒多久。從問路到埋單，整個過程反映的全是管理問題。不恰當的人被放在不恰當的位置。負責推廣市場的人自行其是，還沒和餐廳人員溝通好，就逕自宣傳新招。而廚房與前場之間，訊息的傳遞也是錯漏百出。同時，人手也很明顯不夠，使一家高級菜館淪為半自助餐廳。
可憐的是，最後要為這一切毛病承擔責任的，往往是最前線最底層的那些服務生。客人不滿，首先就拿他們出氣。沒錯，經驗不足的他們或許還不夠靈活，反應不快。但是必須瞭解，儘管餐飲業的規模一般不大，但它們的組織文化卻是最古板最科層的。尤其老派的管理方式，關注工作人員的任務職責，多過關注工作人員自身。甚麼親如一家的氣氛，通常都是少到足以登上雜誌的罕例，並非行業常況。所以當我拿着手機和他們解釋那份不存在於現實中的酒單時，他們只能謹小慎微地跟着規矩辦事，不敢做一些沒收過指令的工作。難怪這行的跳槽情況特別嚴重。一面應付客人的無理要求和怒火，一面是嚴格的規定與仔細界定在格子裏的任務指標；任誰都會做得不高興。
弔詭的是，這家館子的菜，還真是進步了許多。
2013年6月9日星期日
梁文道：港式愛國
【蘋果日報】仍然悼念六四，就叫做「大中華膠」；放下六四情結，則是扎根香港本土利益。或許這種二分法太過簡單，所以後來才有人呼籲支聯會丟棄「愛國愛民」的口號，把紀念六四的活動辦成一場兼具普世價值與人道關懷，又堅守香港歷史意義的本土活動。但是在我看來，這種想法仍然犯了簡單二分的毛病，仍然割裂了香港本土與愛國情懷之間的複雜連繫。
有意思的是，就連道德地位崇高，因此說話極有份量的丁子霖女士也要批評支聯會原訂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儘管我非常尊敬丁女士，不過我還是要提出一些她忽略掉了的往事，那就是香港在八九那一年的奇特經歷，也是我過去幾年來在許多文字裏不斷提醒香港讀者的歷史記憶。
請回想一下當年香港和大陸在整場民主運動中的分別，其中最突出的一點便是百萬人在街上高喊的「血濃於水」，以及當時不斷傳唱的《龍的傳人》與《我是中國人》。這種口號，這類歌曲，幾乎很難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遊行集會裏頭聽到。對北京的學生、工人和市民而言，運動的主旨或者是「反官倒」，或者是爭民主，和這套飽蘊民族情緒的修辭根本沒有多大關係。更何況一群北京人站在廣場上吶喊「血濃於水」，豈非莫名其妙？難道他們還需要證明自己身上流的是中國人的血嗎？
從這點來看，六四在香港的確轉化出一層它處所無的愛國激情，甚至成了呼召港人認祖歸宗的民族主義運動。然而，正是這種特殊的愛國情緒使得香港的六四不同於內地的六四，甚至弔詭地呈現出我們的本土性質。強調「血濃於水」，前提是我們畢竟和身在大陸的中國人不一樣；就像中央政府的官員老是把香港人喚做「香港同胞」，卻不會將上海人稱為「上海同胞」。「同胞」二字的詭異正在於它雖肯定彼此之同，卻又不能否認你我之異。香港人的「血濃於水」和「龍的傳人」，也同樣帶了這層連自己都不自覺的意思。
本土地愛國，愛國地本土，本土和愛國之間的繁複辯證，實在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判然分說。我只能說六四是香港人以愛國之名來肯定自身獨特身份的政治運動。
2013年6月8日星期六
梁文道：我看到了先人
【蘋果日報】六四維園集會之本土性格，可以從一個細節裏頭發現，那就是活動結束之後，人人都蹲在地上收拾垃圾清理蠟淚。不知從那一年開始，這個動作開始成為大家注意的場面，可能就是因為有人在大陸的網絡傳佈維園燭光集會的細節與圖片，大家認為這種「文明」而秩序的舉動正是香港人「素質」的體現。於是單純的善後整理，便上升成了有意識的自我展演。我們不是常把會不會在公共場合大小便之類的行為當成本土「文明程度」較高的指標嗎？熱情澎湃地吶喊之後，我們猶能靜下神來收拾公園，這豈不正是香港人特質的集體表現？
比起這點枝微末節，年復一年地公開聚集，年復一年地陳說歷史，這當然才是香港人的本色所在。我沒有做過調查，不曉得持續了二十四年的哀悼算不算是紀錄。但我知道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是全世界對抗遺忘政治的最有名案例，那些軍事獨裁政權受難者的母親，自從1977年開始，每個週四都要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五月廣場迴轉遊行，到了2006年才宣佈目標達成。我們的六四燭光集會還要走到何年？又會不會成為堪比「五月廣場母親」的經典案例呢？我不知道；可是我能肯定，我們香港人會因為這場毫不中斷的抵抗而紀入史冊。
有意思的是，直到目前為止，世界工運史上最長的一次罷工，也是香港人所締造的，那就是發生在1925年到1926年之間的「省港大罷工」，前後持續了十六個月。自那時開始，香港從來不缺政治運動，或大或小，前仆後繼；或許理由不一，立場各異，但貫穿其中的，卻是一股不服輸的意氣，一種比起對着遊客唱「反蝗歌」要「勇武」得太多的真正鬥志。
民間學者馬國明先生嘗言：「本土就是對被壓迫的祖先的相認」。如果香港的過去真的太過複雜，如果香港的故事真的這麼難講，使得我們可以擁有好幾個版本的「本土」；我寧取這種不服從的本土，與被壓迫者相認，與被排除者相認，與被遺忘者相認。在這漫天暴雨之中，我看到了我的祖先。
杜婷專訪梁文道：六四那年我在幹什麼
杜婷：八九年的時候你在做什麼？
梁文道：那年我高三畢業，六四發生的時候正好是要考大學那段期間。
杜婷：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知道這事的？
梁文道：一開始就知道了。胡耀邦去世，學生聚集，香港媒體就開始報導。
杜婷：那時看到學生遊行，還有在新華門前有學生下跪請願是什麼感受？
梁文道：遊行很讓我感動，但是反而新華門下跪那一刻我很矛盾。一方面非常難過，另一方面在我的概念裡下跪是皇權時代的平民給皇帝上書時的行為，而現在是在共和國，為什麼要下跪？
杜婷：從遊行、罷課、下跪請願到五月份學生開始絕食，市民聲援，整個社會越來越深地捲入到這場運動中，香港的情況如何？
梁文道：香港也是這樣，整個社會的情緒被北京帶動，一天比一天熱。一開始的時候香港人的關心有點兒像現在關心龔如心遺產案，可是到了絕食前後就變了，那種關心不再是一種你關心一個很有趣的話題，一個和自己無關的事，你開始覺得那個事情和我們有內在的聯繫，是讓人動感情的。那時因為要準備考試，同學們都在圖書館自修，大家都在講，我不覺得我的同學平時是很關心時事的人，但那時大家都講得很激動。
杜婷：那段時間香港也舉行了幾次遊行來聲援北京的學生是吧？
梁文道：對，我印象很深的是五月三號學界發動了一場大遊行。記得很清楚是因為那天我還在考試，要考大學，當時是考歷史。考到一半我就不考了，覺得再考下去也很無聊，我們應該參與歷史而不是在這裡答題。當時我就從考場出來，要去遊行。但後來也沒能參加，在路上突然腸胃絞痛，然後就進了醫院，結果試沒考成，遊行也沒參加，很尷尬。但離開的時候的確是為了要去參加遊行的。
杜婷：你當時是這場運動中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嗎？
梁文道：我對社會運動的看法是你只要和別人討論它，傳播訊息就已經是在參與。因為傳播訊息的時候就是在把一個運動的影響、觀念傳播出去。社會運動是個觀念運動，不是上街才叫運動，不是去了北京才叫運動，而是觀念的改變就是運動，任何參與在觀念改變中的人都已經是參與者。這個層面上我絕對有參與。但若從參加遊行、集會這方面來說，我就不是一個最認真的參與者，因為當時我對遊行和大型集會是深深懷疑而且有很強距離感的。第一次百萬人遊行我去了，第二次中途我就走了，那種場面太令人難受了。
杜婷：怎麼講？
梁文道：大家喊一模一樣的口號，因為口號不可能是長篇的東西，它後面的思想表達必然是簡單的、情緒化的，這讓我覺得很法西斯。而且我當時很強烈的感受就是香港人太久沒有出來霸佔街道遊行了，一下子出來後有點像發洩式的大集會，我甚至聽到有人喊口號要把所有的菲傭趕出去，當然沒有太多人相應，但當我聽到那句話我忽然覺得再也受不了。之前其實本來就已經很難受，我看到一個五六歲的孩子跟著媽媽出來，小孩問媽媽這是怎麼回事，他媽媽就很不耐煩，他又問那一會要喊什麼，他媽媽說人家怎麼喊你就怎麼喊。這些都給我留下很不好的印象。一個人在這種場合下用一種很偏狹的甚至種族歧視的態度去罵菲傭對我來講很難接受，一個用很專制的方法對待孩子的媽媽來參加一趟民主遊行也是很荒謬的。
杜婷：所以其實你對遊行和這種大型集會的態度是有保留的。
梁文道：我現在反而更容易接受，它的確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當時我的個性和我的思考方法都使我特別強調理性批判、獨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到了六四之後，那麼讓人難過，我們都哭了，我也哭了，可是我很快就會給自己製造一個很冷靜的距離空間。開槍之後，六月五號的報紙都很暢銷，很多報紙出號外，甚至一天出兩次，因為不斷有新的消息，而後來發現所謂的新消息絕大部分都是假的。很多報紙那兩天的頭版標題都非常可笑，比如說李鵬中槍，趙紫陽南下率領50萬大軍北上決戰，就一堆這些亂七八糟的消息。我覺得這是香港大眾傳媒劣制化的開端，就是對和六四相關的消息不辨真假。當時有份報紙叫《快報》，甚至開始用連載小說的方法在二版去登這些消息。他自己知道他的東西不知真假，所以乾脆把它變成小說。為了要吸引讀者，把一個悲劇變成一個商業手段。我七號就在《信報》發了篇文章來批評這些媒體。
還有我注意到什麼報紙最多人看，就是有最多圖片的報紙，而那些圖片都非常血腥，坦克車把人壓成肉餅那種最多人要看。我當時寫文章對這個現象有個分析，分析為什麼大家要去看這些照片。不看那些照片你也知道北京發生了慘劇，你看是在印證的確發生之餘，我當時的形容就是有點像去看悲劇電影的人總是會帶著紙巾，因為他知道要哭。哭不是一個好受的東西，那他為什麼還要去？是不是他需要哭？他享受這個哭？我當時這麼形容去搶這些刊有血腥圖片報紙的市民心態。
杜婷：那一定很招罵。
梁文道：是，當時在《信報》專欄發了這篇東西后就有很多讀者寫信來罵我，甚至要求其他作者攻擊我，覺得我沒良心。但那是我當時的一個本能，就是遇到大家很狂熱的一件事情，再對也好，我都會很本能地往後退，我不是很熱的人，我是很本能要把自己變得很冷，抽離出來。現在回想那個時候是有點過度冷靜了，這不是很有同情心的做法，再選擇一次未必會那麼去寫，觀點還是會類似，但不會寫得那麼負面。
杜婷：還記得當時剛知道軍隊開槍時的情形嗎？
梁文道：三號晚上我們家特別早睡，因為之前幾天大家都睡得很少，一直在看電視。到了四號早上五六點吧，不記得是我外婆還是我媽睡不著起來看電視，一下看到，就過來拍門把我們都叫起來看。那種感覺很怪異，家裡面偶爾有人罵幾句，說幾句怎麼能這樣，但大致上很沉默。哭。四號那天很多人上街，不是遊行，就是想出門，在家裡對著電視呆不住。
六四有個特點，就是它是第一個向全球二十四小時直播的政治運動，我們和它的經驗都是被中介的，都是和電視的關係，那種關係和傳統的社會運動最不同的就是少了臨場的參與感。看電視的經驗是很孤獨、很寂寞、很壓抑的，你不在現場。所以四號上午很多人都要到街上去，就要出來，要看到人，要看到路上有人走，雖然不知道在幹什麼。
杜婷：大家都說香港人政治冷感，但當時好像整個香港社會都很投入。
梁文道：香港人對這個事情如此熱衷，第一個就是現實原因，因為九七就要到了。那個時侯對香港人來講是一個信心動搖，同時又在觀望的時期。當時很多人在考慮移民，為什麼要移民？怕。怕什麼？怕共產黨。怕共產黨什麼東西呢？可能是一些過去的經驗。香港大部分人都是難民和難民後代，用更直接的方式來說就是一些逃出共產黨統治的人和他們的子女構成的社會，這是很大的陰影。對這些人來講他們會怎麼看待這個運動？最直接的解讀就是如果這次民主運動成功了，雖然沒人知道什麼叫成功，但如果起到好的變化，甚至有一天出現多黨選舉了，那我們就不用走了。不是說中國一民主就馬上變得像美國一樣，而是說它不再可怕。或許會窮困，當時沒人知道中國會富成今天這樣，仍然會有很多社會問題，但本質上不再是一個可怕的政權了。所以從這點上香港人就把這次運動和自己的前途聯繫到一起。
第二點我覺得它喚醒了曾經被埋沒、被壓抑的民族情緒。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時候香港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香港意識的出現。六十年代的香港居民其實不大容易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因為很多人都有在大陸生活的經驗。那個時侯我們有廣東意識或者珠三角意識，但沒有香港意識。街上很多商店標榜自己是鳳城，我們常常說省港澳、佛山黃飛鴻，這些詞語就說明當時的香港人會認同自己是大珠三角地帶。但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很多東西發生變化，比如「抵壘政策」的取消，無線電視的出現，公共房屋的普及，美孚新村的出現等等，很多香港人開始覺得這個地方是我的家，我就要在這個地方住下去、活下去，取得我和我家人的成功，這個時侯香港意識就出現了。香港意識剛一出現的時候很自然要找個對照的東西去建立，那個對照就是大陸。很多六十年代成長的人都記得過羅湖橋是多可怕的事情，解放軍面無表情，非常冷酷。穿五條褲子過關是為了回到家鄉後脫掉四條送給親戚。拿面包泡進糖水，再拿出來放在袋子裡帶過去，是為了到那邊等面包徹底曬乾之後用刀刮掉上面的糖霜，他們才有糖吃。我們是用大陸貧窮、落後，甚至野蠻來建立起香港人先進、富裕、文明的形象。可是這並不表示和大陸的關係就斷掉了，沒有，它只是被壓抑了。就像一個人要建立自我認同的時候先否定父母一樣，但父母是一直都在的。到了八九，那種被壓抑的情緒釋放了出來。所以我們那時喊的口號都是「血濃於水」，唱歌都是《我是中國人》、《龍的傳人》，這在北京是不會出現的。所以在我看來六四不僅僅是發生在北京的，它也是發生在香港的，在香港它是民族主義運動多於民主運動。
杜婷：在六四之後的一次集會上你有一個很著名的行為，後來還被解讀為行為藝術，就是當眾脫褲子。
梁文道：那是八月份。在六四屠殺發生之後的幾個月香港各界不斷有各種遊行示威圍繞著六四展開，八月的時候香港文化藝術界要在維園搞一個叫「民主藝墟」的活動。這個活動從概唸到執行我都很不喜歡，那些藝術團體做的事情在我看來非常無聊、軟弱，比平時更加呈現出藝術的無力。有人要用話劇、用舞蹈去再現當時的屠城，沒有什麼會比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更有力了，把它演一次幹什麼？怎麼演都是刺激的、拙劣的模仿。
還有就是當時很多藝術象徵對我這種喜歡批判的人來講是受不了的，比如說民主女神。民主為什麼要女神？民主不需要一個很高的形象，民主就是我們之間的事情。而且還民主女神永垂不朽，過分強調一個紀念碑式雕塑品的作用讓我非常反感。所以當時我們「進念」的一幫人就說我們參加「民主藝墟」，但是批判其他參與團體的想法和做法。所以我們當時就印了宣傳單四處派發，還搞演講，批評其他人，和所有人唱反調。當然這就引起憤怒，大家最討厭我們的是我們做了一個很小的縮水版的民主女神石膏像，把它泡在放標本用的福爾馬林裡面，然後上面寫民主女神永垂不朽。在活動開幕式上我送給當時的剪綵嘉賓劉千石，說這個保證永垂不朽。
杜婷：這個太諷刺了。
梁文道：對，其實那個才是我真正的作品，脫褲子不算，脫褲子是意外。我有一個朋友叫楊秀卓，他是當時香港很有名的激進大膽的藝術家，他號稱當天要做一個雕塑。還有一個朋友叫鄭志銳，是很優秀的舞蹈家，他號稱當天有個即興的舞蹈。他們號稱要合作。到了那天我問他們你們做什麼，就發現楊秀卓放了四張椅子，然後椅子上面放了四幅染黑的國旗，每個國旗上面壓著一個痰盂，鄭志銳說我編的舞就是安排四個人坐在那四個痰盂上，我就是這四個人中的一個。坐著坐著，坐累了我們就站起來，就有人為了表示對這個「四個堅持」口號的憤怒和鄙視對著痰盂裡面吐痰、丟垃圾、吐口水，甚至有人抱著小孩當眾在裡面撒尿。我當時就覺得這些人都在發洩一些什麼東西。我就忽然想他們覺得民主是什麼呢？他們在發洩什麼呢？痰盂作為一個盛排泄物的器皿就是一個讓人發洩的東西嗎？
當時我對發洩這個題目特別敏感，因為我總覺得所有的人都在發洩一些東西。而且有趣的是小孩當街撒尿沒有人覺得是問題，你會覺得不乾淨，但你不會覺得淫穢。因為這個緣故我當時就脫褲子，其實沒有露出來，上衣蓋住，但大家看到我的內褲，然後我就坐在痰盂上面。後來當然很多人就圍過來看，很多人就開始罵。我的一個朋友陳炳釗，一個劇場導演，當時還在現場維持秩序，呼籲大家坐下來討論這麼做到底對不對，然後居然真的有很多人在討論。後來我越來越不想起來是因為那些圍觀的人罵我的話讓我覺得很好玩。
杜婷：罵些什麼？
梁文道：比如說淫穢什麼的。我當時在想為什麼大一點的人，我當時十八九歲，為什麼我的性器官會比一個小孩的淫穢呢？為什麼他露大家不覺得是色情我露就會是問題呢？更多人在罵就是覺得我在侮辱民主運動，說民主不是這麼爭取的，我就問他們那你覺得民主是怎麼爭取的，或者為什麼這是侮辱民主，民主到底有多神聖、有多乾淨。更好玩的是，香港一個政治人物叫曾健成，我們叫他阿牛，當時他是糾察隊的。他很想制止我，但被別的藝術家勸阻，大家說你就讓他那樣，反正也沒露出來。當時有幾個朋友在旁邊看，像編舞家梅卓燕，還有一幫女孩也在那邊，阿牛就問，你們這幫跳舞的，身為女人還站在這裡看，你們不覺得這樣很淫穢嗎？她們說沒有啊。然後阿牛很憤怒，說你們簡直是敗壞我們中國傳統的婦道美德。這時現場討論又轉變，變成一群很兇狠的男人在罵一群女人多麼淫蕩、多麼不要臉。
杜婷：當時坐在那裡多久？
梁文道：坐了兩個多小時，後來警察終於來了。警察不想刺激大家情緒，他們不敢直接穿過人群到我身邊，就在外圍讓一個圍觀的人進來問我拿身份證看，當時我就很憤怒，我隔著人群對外面喊你們警察要找我就直接進來找我，你憑什麼找一個無關的人來拿我身份證。結果警察只好進來，看我態度非常強硬，就說懷疑我有違法行為，要把我帶回警察局，我就跟著他們去了。
當時大會籌委會主席是榮念曾，因為有參與者被抓，他們就派人過來看，後來找律師商量。他們討論的重點是我算不算在公共場所做出不雅行為，還有其他幾個類似罪名是可以同時告我的。但當時沒有扣押，讓我回去了。過了幾天他們就通知大會的律師說決定不起訴我。我猜測主要的原因是這是政治運動當中發生的事，當時的港英政府不想在這件事上做太刺激的動作。而且說不定他們還把這個事情解讀為我對共產黨的憤怒，一個人太憤怒才會這麼表達，所以不要再煽起更多無謂的爭端了。最直接也是最荒謬的原因是當時負責這個案件的警司是英國人，他看的是《南華早報》，《南華早報》對這件事的報導是媒體裡最正面的，就是說一個藝術家脫下他的褲子來表達抗議，整個事情變得很藝術。那個英國警司看到之後說藝術家就這樣，於是就算了。其實當時很多中文報紙都在罵我，說我是個不要臉的淫穢男人，還說在場的女性觀眾紛紛喝罵我，事實不是這樣，那天真相是所有女觀眾都說好，只有男人說不好。
杜婷：這個現象挺有趣的。
梁文道：對，後來《電影雙週刊》還專門做了一個專題，大家來討論對於我的這種露體行為為什麼男人比女人更忍受不了。
杜婷：其實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你的抽離，你和當時公眾那種熱烈的情緒之間保持著一個距離。在六四發生的那段時間，你一直是冷靜的、抽離的，但到了後來，距離六四發生的時間越久之後，你反而會更認真地投入，每年都會寫文章、做講座來談六四。為什麼？
梁文道：我是一年比一年覺得這個事情不能丟掉，一年比一年覺得需要去記住它，需要去討論它，不斷去發掘它的遺產和意義。六四在今天的我看來已經成為對抗這個時代我所不喜歡的一些東西的一個重要的象徵，包括今天我發現當年和我一樣熱情，甚至比我熱情得多的人變得怎樣的冷漠或者是轉頭而去，這個東西在我看來是種不可饒恕的背叛。這種背叛不是他們的錯，是這個時代的病，這個時代道德的虛無，普遍存在的犬儒。所以六四在我看來是對抗這個時代所有錯誤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你怎麼看六四，回答這個問題基本就可以看到你有沒有生病，生這種時代的病。
而且其實這個時代的道德虛無和犬儒我認為是和六四有直接關係的。我們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之後迅速進入冷戰，但冷戰在哪一年結束？你會發現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會答的，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正式終結。「蘇東波」對蘇聯和東歐造成的影響是冷戰在這些國家的斷然落幕，但中國沒有。你說今天我們冷戰結束了，對啊，但真結束了嗎？又好像沒有。冷戰不只是政治上的對立，同時又是兩套思想文化的對決，那種對決一定包括了對對方的懷疑和不信任，這些我們直到今天都還有，怎麼能說它結束了呢？我把今天中國的狀態叫晚期冷戰，就是一種很曖昧的狀態，好像走出去了，其實又沒有，好像結束了，但是你又說不清它怎麼結束的，在哪一年結束的。要先有這個背景再來理解六四就會有個鑰匙。當蘇聯、東歐那麼垮下去的時候，中國出了六四事件，這其實就是說中國用六四這樣的處理方法來拒絕冷戰的結束。
從此之後中國就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歷史軌道，在消費層面上我們完全自由，和今天的蘇聯、東歐，甚至歐美完全一樣，他們有iphone，我們馬上就有，但政治上我們則完全不變。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意味著從經濟到政治的巨變，我們用六四做到的事情是我們有保留地改變。於是造成的後果就是今天很多人用消費者的自由替代了公民自由，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很自由地下載美國最新電視劇，很自由地去買「偉哥」去喝可樂就是自由。我們用這種自由來麻痺對公民自由的追求，甚至以為這就叫做公民自由。這就形成今天的道德虛無。
杜婷：六四對你個人意味著什麼？
梁文道：它奠立了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東西的基本想法。六四的時候我在排戲，排我人生中第一部公開的舞台作品，那時我們分成兩派，有一派人認為這個戲不應該再演，我們那個戲的主題是談開放和自由，那當時最大的舞台就在街頭，我們直接上街去比在劇院用隱晦的方法表達更重要。另一派人覺得我們應該繼續做，因為一個開放和自由的社會不是所有人都該做同一件事，上街遊行的確很有意義，但並不表示當大家都在上街的時候演戲就是罪惡的，我們有這個自由。我屬於後者，我到今天都不後悔。這個東西使我在十九歲的時候就在思考政治是什麼，藝術是什麼，政治、藝術、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當時的思考奠定了我後來對事物認識的基本格局。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對六四的態度是我判斷我身處的社會是否正常的標尺，也是衡量我自己和這種社會的關係，我有沒有被同化，我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的一面重要的鏡子。假如有一天我不再發聲，我就知道我變了。我必須要寫，每年都寫，每年都講，就是每一年再度確認自己是誰。
2013年6月7日星期五
梁文道：六四在香港
【蘋果日報】在繼續分析把自己變成自己的敵人這種古怪思維之前，我必須先岔開一筆，談談關於六四的爭論，順便貢獻一點自己身為「大中華膠」的證據，好給本土派（例如陳雲）多一些彈藥。
許多論者已經指出，每年六四的維園燭光集會其實就是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份。當大陸無法公開談論六四，甚至把它當成一個不曾存在的日子的時候，這場堅持了二十四年的晚會，便成為形成港人身份認同的獨特儀式了。這兩天收到一些台灣友人的郵件，他們都對十五萬香港人無懼風雨，甚至任由蠟淚滴滿手掌的熱情感到驚訝。一位來港定居已逾十年的馬來西亞朋友向他們解釋：「等到你在這場合流下眼淚時，你就真的成為香港人了」。旨哉斯言。
另一位曾經在港教書多年的台灣前輩則憶起當年八九，百萬人在風球之下示威軍隊入京，維園內外水深過膝的情景，他說：「無人不是全身通濕，痛快淋漓……真正是香港數百萬人終身難忘的民主洗禮！」
這位兼具港人身份的外地朋友觀察得很對。早在八十年代「高山大會」就開始發芽的香港民主運動，是到了八九這一年才真正壯大起來的。在那幾個月裏面，出了名政治冷漠的香港人忽然頭腦發熱，談政治的書籍一下子蓋過了地圖字典和亦舒，成為當年全港暢銷書籍之冠；平日在副刊專欄上風花雪月的飯局作家，也忽然天天在地盤裏發表自己研讀民主理論的心得。今天大家都在批評泛民主派的大佬綁架了六四，怎麼就忘了二十四年前的社會環境呢？要不是先有那樣的背景和氣氛，民主派根本就不可能成為一股有意義的政治力量。
也就是說，在策略上你或許可以把本土民主運動和六四切割開來（行不行得通，則是另一回事）；但在歷史和理路的脈絡上講，告別六四則是否定了香港民主意識的過去。（六四意識之一）
2013年6月2日星期日
梁文道：今時今日嘅服務（二之一）
【飲食男女】一個地方愈是標榜某些價值，愈是要用公益廣告去宣傳某種態度，通常就表明這個地方缺了這些價值和態度。巴黎的地鐵前陣子推出了一系列很好玩的廣告海報，意在諷刺粗魯不禮貌的乘客，可見巴黎人在地鐵裏的表現。三十年來，從大街上的商店到飛機上的機艙，大陸到處都是「文明商店」和「青年文明號」的標語；看來文明始終是個惱人的難題。十幾年前，「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唔得o架喇」，成了香港民間口耳相傳的名言。十多年後的今天，華仔這句廣告金句是否還用得着重複再說呢？
最近在報上看到一則關於服務態度調查的新聞，指出香港在二十六個地區的「微笑指數」裏排到了倒數第三的位置，僅僅好過巴基斯坦和克羅地亞。調查機構是個很神秘的「神秘顧客協會」，據說他們去年派出了兩千個神秘顧客，在香港的三十種行業裏頭做了八萬次訪問，這才得出香港服務不濟的結論。這類方法不明的調查，我一向半信半疑，總覺得其公關新聞的成分要大過嚴謹學術的要求。然而，我卻從很多不同的渠道發現，香港服務業的名聲原來真的不算太好。例如「背包客棧」這個很受歡迎的華文旅遊論壇，香港人的態度便是其中經常為人提起的話題，大陸人、台灣人，乃至於新加坡人，都會抱怨我們的冷漠和傲慢。
由於我每個星期都要出入機場，所以也能稍稍體會遊客的感受。老實說，我們機場服務人員的效率、專業，和禮貌，還真是世界一流。不論是免稅店店員，還是清潔工友，幾乎每一個崗位都讓人挑不出毛病。但是當你走出機場之後，情形也就開始跟着走樣了。尤其的士司機，五次之中難得碰上有一次願意下車幫忙搬行李。這跟他們的年紀大小無關，也和乘客的年紀大小無關。有一回我便目睹一位老太太要求開車的小伙子下來協助搬行李，只見那青年嘆氣連連，顯得很不耐煩，又好像很疲憊的樣子，似乎他的實際年齡要比這位頭髮全白的老太太還要大。漸漸地，我開始領悟，行李箱的額外收費其實只是筆花在空間上的租金而已。搬運行李，這種亞洲其他發達地區的標準的士服務，並不符合港情。
等到車子上路，你就更能體會香港的士司機那遠近馳名的脾氣。他或者私下應合電台節目主持人，痛駡政局之不濟；又或者指着旁邊掠過的另一部快車，用粗口問候那部車的司機全家。與此同時，他猶能保持的士台的通話，暗嘲另一位同行連這麼簡單的路都不懂。還別忘了「八折黨」同志的聯繫，你明明還有十分鐘的路程，卻聽到他告訴電話中的客人「五分鐘就到」，接下來就是可以期待的次光速飛行了。電台廣播、的士台的通訊、八折黨的電話、前座椅背後面的無間斷廣告節目，再加上偶爾爆發的「x你老母」與「仆街」，整個車廂內的空間就這麼瀰漫着一股喧鬧與暴躁的氣氛。難怪從上海、台北，一直到新加坡，你都可能會在經常旅客的圈子裏聽過香港的士的傳說。
最近一年多，甚至連久違的濫收車費都重新出現了。尤其是在廣東道和中環置地那附近，一排的士停在那裏，你要逐一問問他們去不去你的目的地。不合司機大佬心意的話，他就乾脆拒載。要不你就轉channel講普通話，問他「一百港幣，紅磡火車站去不去？」（請注意，你是在廣東道截車）就像我們到了曼谷一樣。
投訴太多，警方終於認真對付，卻「放蛇」放出了「超收車資五毫子」的鬧劇。這件可笑的案子自然是近期的士圈的熱門話題，每一個和我聊天的司機難免都要藉此發洩他們的委屈。坦白講，我和的士司機還是很有感情的，乘車之多之密，簡直到了可以當上「全港的士後援會」理事的地步。許多司機大佬的記性又好，一聽到我的聲音就記起了我，很樂意與我暢論中港時事。所以我對他們的情況有些理解，使得我常在外地朋友面前充當起香港的士辯護者的角色。
沒錯，他們的服務態度是比不上台北甚至上海，他們的平均收入在東亞可能只低過日本等少數地區。他們常懷怨憤，他們總是不滿。但任何一個香港人只要換個角度，把的士司機理解為一家商鋪甚或一間住宅的租客，就會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的士牌照的稀缺，一如土地供應之寡少；的士租金之高昂，好比旺區地鋪那麼難頂；而每月實質收入卻怎麼也趕不上火箭般攀升的油價和物價。他們的怨氣，正是全香港怨氣的縮影。的士的服務態度要是壞了，那恐怕就是全港服務標準淪落的前兆。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就算十個華仔加起來教育大家「今時今日嘅服務態度」，恐怕也沒有甚麼作用了。
2013年6月1日星期六
梁文道：翻版敵人（變成你的敵人二之二）
【蘋果日報】凡是認真關注過海外民運史的人，大概都會發現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不少反共反了半輩子的人，如今說起話來，有時竟然比共產黨還像共產黨。遇到自己喜歡的情勢，便是「就像春風吹拂了大地」；遇到自己厭惡的人物，則說他「包藏了不可告人的陰險用心」。這些聽了就叫人打呵睡的措辭，實在是老派共產黨教育烙下的印痕。在這一點上，我倒是非常贊同陳雲，他們的中文「中毒」甚深。
語文是思想的工具，同時還結構了吾人認知世界的框架。比起表面的語文使用，這批反共老將在思考敵友關係時的表現，才真叫做怵目驚心。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三年前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魏京生和一群理論上都是同路人的民運人士對他的激烈攻擊。他們認為劉先生的得獎，是因為他夠溫和，乃中共可以接受的人物。既然這麼溫和，又為什麼要被抓去坐牢呢？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其實這全是苦肉計，目的是增加劉先生的聲譽，使他成為中國版的曼德拉或者昂山素姬。等他出獄，就能乘勢當上體制內的改革派，說不定還能當個部長甚至國務院總理了。
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謬呢？可說這些話的人卻認真得不得了，似乎真的相信劉先生和黨內改革派有默契，真的認為他有一套計算週全的方案。當然，他們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只有一堆自以為是推理的猜想。而這一切猜想的起點就只在於劉先生和他們在某些事情上的看法不同。他們將觀點的不同擴大為立場上的極端差異，與人格上的高下之分，甚至還把對方推到最終的敵人那頭（也就是共產黨），變成不可彌合的敵我矛盾。
這整套思路就建立在捕風捉影的傳聞，內心動機的推測，以及非我即敵的判斷之上；正好全是他們心目中的共產黨的慣技。為什麼反共反得最激烈的人，到了最後卻變成自己敵人的翻版？為什麼他們會把自己陣營內的觀點之爭搞得像是共產黨在整肅革命隊伍？有人會從權力爭奪的角度解釋，有人還會懷疑這是不是嫉妒，更有人反過來指責他們才是真正投共的高級五毛。我的答案留待下次再談；但是我願指出，只要你一循着這條思路去談人家的動機和私心，可能就會墮入相同的陷阱了。
梁文道：教主（變成你的敵人二之一）
【蘋果日報】雖然「本土派」的部份主張看起來那麼像港澳辦發言人所說的話，雖然他們叫大家忘記六四的主張在效果上幫了中聯辦一把；但我並不以為他們是高明的「五毛」，潛伏的「土共」。要下這種近乎陰謀論的斷言，不只需要更精密的推論，還必須有足夠堅實的證據。尤其「本土派」中的核心人物陳雲，我絕不會輕易地扣他帽子；相反地，我很認真地看待他的論說，將來還要好好地嚴肅討論。
因他而起的爭議卻是一個很好的起點，能夠讓我們暫時檢視一下今天香港公共討論裏的一個有趣現象。比如說他的一些粉絲，我發現他們有時候會用「戰無不勝」和「算無遺策」這樣的詞語去形容他們心目中的「教主」。坦白講，在我有限的見識範圍之內，過去幾十年只有另一個人時常被人誇讚為「戰無不勝、算無遺策」，那個人就是毛澤東。而今天的香港，卻一下子出現了幾個「永遠正確」的「教主」（除了陳雲，另一位當數黃毓民），這難道不是個很好玩的現象嗎？
比起恭維「教主」，更有意思的是「信徒」們批評乃至於攻擊對手的方式，因為那些動輒從猜測別人動機入手的分析，因言廢人加上因人廢言的浮泛判斷，以及務求把對方罵臭罵倒的修辭（例如「奸」和「賊」一類的字眼），全都讓我想起了當年共產黨發起的幾次政治運動。直到現在，大陸網上的「五毛」都還很喜歡把自己不同意的人稱為「漢奸」和「賣國賊」，就和我們的本土派把包括李柱銘在內的人物叫做「港奸」及「賣港賊」一樣；分別只在於把「漢」與「國」換成了「港」而已。
為什麼自詡為「更高等種族」的這群人的思維方式與用語習慣，會那麼像他們最瞧不起的「強國盲毛」呢？為什麼理論上最反共的人，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卻變得盡得老共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