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看最近「斯諾登事件」搞出來的這些風波。根據目前一些媒體報導所言，先不說美國國土安全局對自己國民隱私的侵犯，它又憑什麼跑去記錄和監控那些外國人的電子通信呢？誰給了美國政府這麼大的權力？而那些號稱「不幹壞事」的網絡巨頭，居然也背著用戶給美國政府開了這麼大的後門，豈不自掌耳光？
我知道，我們仍然可以說美國的媒體自由保證了某種底線，使得這些消息能在美國曝光；也可以相信美國的權力制衡依然管用，能以國會的力量跟進調查。但這一切都不能漂白美國政府在這件事上的問題，即使是「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1975年由法蘭克·丘奇倡議主持，現為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成立之後，專門設立審核政府情報工作的特別法庭，也在最近的報導中被認定是塊情報部門的橡皮圖章，完全起不到平衡官僚的作用。同時我還猜得到，這樁新聞會在中國引起怎樣的輿論反應。其中一種，大概就是幸災樂禍，一方面大力抨擊美國官方侵犯全球人民的隱私，專權霸道；另一方面則說美國人說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然後結論大概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美國也有」的邏輯。所謂「美國也有」（或者「美國也是」），其實是種什麼都可以往後頭裝的說話方法。比如談到中國校園的安全問題，我們就能回應「美國也有校園槍擊案」；提到中國官場的腐敗，便可拿些例子說明「美國也有貪汙腐敗」。而「斯諾登事件」，自然就是美國也一樣侵犯美國公民「隱私」的明證。
可我從來不能認同這類「美國也有」的邏輯。因為它的潛台詞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美國既然也犯了中國常見的毛病，所以就用不著光盯著中國不放了。
首先，如果我們時常批評中國的現況，而且在批評的時候不去連帶討論美國的同類現象，那並不是因為我們「親美」，而是因為我們不是美國人，當然會更加專注地分析己過。不客氣地講，「美國也有」又關我們什麼事呢？
其次，「美國也有」所訴諸的似乎是種很古怪的「普世價值」：我有喜歡騙人的毛病，他們也有，所以欺騙是很普遍很常見的人類行為；既然普遍，於是正常，欺騙也就因此算不上是壞事了。這種小學生似的邏輯，從前也在這裡談過，不再贅言。但我想指出，相信這類負面「普世價值」的人，恰巧往往也是平日最喜歡用「國情不同」和「文化差異」來說事的人，恰巧也是平日最視普世價值為仇讎的同一群人。當人家物議中國網絡和通信監察制度的時候，他們就說個人隱私等西方「普世價值」不能照搬到我們身上，因為我們的國情特殊，對國家安全的理解有自己的特色。等到「斯諾登事件」爆發，他們一方面奇怪地站回捍衛隱私的「普世」角度去抨擊美國，另一方面卻又反過來標舉負面的「普世價值」，告訴大家西方人一樣侵犯隱私。
他們到底想說什麼？又到底相信什麼呢？假如你真的認為個人通信隱私不容政府侵犯，那你就應該用同樣的標準去要求所有國家，不可動輒高談國情分別；假如你真的認為個人隱私應該讓路給國家安全，那麼這時候你就應該大力聲援美國政府，誇讚它幹得好，而不是反過來加入抨擊他們的陣營。
文化當然別有差異，國情自然各有分殊；可有些事情它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理性評論應該建立在首尾一貫的原理之上，不能老是把龍門搬來搬去，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反對「普世」，對自己有利的時候又一下子「普世」起來。這讓我想起「冷戰」時代的那個老笑話，一個美國人對著一個蘇聯人炫耀：「我們有言論自由，我可以臭罵美國政府。」那個蘇聯人聽了之後很不屑地回道：「那有什麼了不起，我們一樣可以臭罵美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