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六四維園集會之本土性格，可以從一個細節裏頭發現，那就是活動結束之後，人人都蹲在地上收拾垃圾清理蠟淚。不知從那一年開始，這個動作開始成為大家注意的場面，可能就是因為有人在大陸的網絡傳佈維園燭光集會的細節與圖片，大家認為這種「文明」而秩序的舉動正是香港人「素質」的體現。於是單純的善後整理，便上升成了有意識的自我展演。我們不是常把會不會在公共場合大小便之類的行為當成本土「文明程度」較高的指標嗎？熱情澎湃地吶喊之後，我們猶能靜下神來收拾公園，這豈不正是香港人特質的集體表現？
比起這點枝微末節，年復一年地公開聚集，年復一年地陳說歷史，這當然才是香港人的本色所在。我沒有做過調查，不曉得持續了二十四年的哀悼算不算是紀錄。但我知道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是全世界對抗遺忘政治的最有名案例，那些軍事獨裁政權受難者的母親，自從1977年開始，每個週四都要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五月廣場迴轉遊行，到了2006年才宣佈目標達成。我們的六四燭光集會還要走到何年？又會不會成為堪比「五月廣場母親」的經典案例呢？我不知道；可是我能肯定，我們香港人會因為這場毫不中斷的抵抗而紀入史冊。
有意思的是，直到目前為止，世界工運史上最長的一次罷工，也是香港人所締造的，那就是發生在1925年到1926年之間的「省港大罷工」，前後持續了十六個月。自那時開始，香港從來不缺政治運動，或大或小，前仆後繼；或許理由不一，立場各異，但貫穿其中的，卻是一股不服輸的意氣，一種比起對着遊客唱「反蝗歌」要「勇武」得太多的真正鬥志。
民間學者馬國明先生嘗言：「本土就是對被壓迫的祖先的相認」。如果香港的過去真的太過複雜，如果香港的故事真的這麼難講，使得我們可以擁有好幾個版本的「本土」；我寧取這種不服從的本土，與被壓迫者相認，與被排除者相認，與被遺忘者相認。在這漫天暴雨之中，我看到了我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