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關心討論的品質

【新世紀】知識分子總是有一些公共性。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者科塞曾給出一個定義：「他可以靠思想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是為了思想而活。」可見一個人是不是知識分子和他從事什麼職業沒有太大關係。前幾年，一位旅英的波蘭學者鮑曼提出，「知識分子除了為思想而活，還要關心正義的問題，關心審美的問題，關心真理的問題。」

在當今中國，「公知」已被嚴重污名化，「精英」也成為一個負面詞彙。我們對此可作一個社會分析。首先，中國貧富差距很大。第二，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的分配存在扭曲和不公正。一些學者，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常常遭到攻擊，還牽扯到很多著名媒體和媒體人。他們常常被另一些人描繪為這種扭曲和不公正的辯護者。

對「公知」問題的討論往往迅速轉移到對這群人人格的討論，使得更重要的有關國家重大社會分歧的討論變得不可能，這是政治討論庸俗化的結果，只剩下「五毛」對「公知」這兩種簡單的標籤。

我並不想為「公知」正名，而是要說，隨便罵人不利於一個健康討論的氣氛和環境。如果真是知識分子的話，他就要關心討論品質的問題。有一個問題許多人在反思，但不好意思講出來，就是精英知識分子對庸俗的投降。當你為了追求社會影響力，犧牲掉品質上的底線，這樣的影響就背離了你的原意。

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精神」，不獨中國如此。一個人如果關懷社會事務，他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首先一個人要認定自己的立場，是為了承擔這樣一個身份帶給你的壓力和責任。這並不是讓你拋棄草根大眾，你當然要關懷整個社會，影響所有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還要為思想而活，思想是要講品質的，思想的討論和發掘是應該有嚴格的方法要求的，態度應該是認真和嚴肅的。

摘自作者在首場「云知道」文化沙龍上的發言

南都訪梁文道：能不能換個角度來寫「吃」？

在剛結束不久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梁文道攜新書《味道》系列亮相。還沒來得及細讀的粉絲驚詫於，連「道長」都開始談「吃」了？

2004年起，梁文道在香港最紅的飲食生活雜誌《飲食男女》開闢專欄，一直寫到現在，結集成《人民公社》、《第一宗罪》、《味覺現象》三本書。為了交待自己寫「吃」的動機，這位南傳佛教上座部的信徒，在序言《外行人的懺悔》裡坦白：「20多年以來，彷彿不論我寫些什麼，只要我退一步思考自己正在寫的東西，它們就會把我引回同一個源頭。在我看來，這一切寫作類型似乎都可以溯源到一段時間、一個地點；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這一百年裡的巴黎。」

具體到寫「吃」的「退一步思考」，梁文道特別提到歷史上第一位美食評論的作者葛立莫·德·拉·黑尼葉和他編寫的史上第一部餐廳「指南」《老饕年鑑》（Almanach des Gourmands）。撇開此公與法國大革命的關係不說，「當他第一個創立了美食評論，自此這種範式很快在社會上形成，反過來又捆綁住他，反而讓他逃不開他當初的寫作標準。」梁文道告訴南都記者，他寫飲食，就是在對普天之下只有「閒趣性散文和食經」兩種寫吃範式的侷限提出質疑———能不能換個角度來寫「吃」？

在《味道》三書中，梁文道試圖從食物生產到被消費的全過程，作為檢討國家某些問題的切入口。就如他年輕時信奉馬克思主義，用法蘭克福學派那套關於文化工業的理論來寫藝術評論一樣，在飲食中，梁文道仍在探討政治、經濟和全球化的問題。「思考國家、社會不是只有時評一條路子最正宗。它們唯一的不同只是被我利用的題材不同了。」

飲食寫作的「輕與重」

南都：你寫的食評跟蔡瀾這類美食家的評論差別很大，感覺更像是「美食版」的《常識》、《我執》。

梁文道：我不希望寫傳統意義上關於美食的所謂閒趣性散文，或者是寫世界各地吃的經驗，廣東人叫「食經」，大家會把它當成美食指南來看。我儘量避免去談任何一家具體餐廳，談某一道菜怎麼樣，而是更希望圍繞著人類飲食的方方面面所牽涉的社會、政治、歷史、經濟、哲學甚至宗教的問題。我的看法是飲食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環。只不過這個重要性大家好像知道，其實又沒意識到。中國人很喜歡講「民以食為天」，但我們又總是覺得好像吃是小灶，是彫蟲小技，沒有嚴肅地看待它，學術上的處理也很少。

大家都會覺得，在今天的中國談政治最重要，比如像我寫時事評論可能更要緊。可是很奇怪，你有沒有想過，大家平常老說「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巨大的輝煌成就？」其實這個成就，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喂飽十三億人不容易。

南都：所以有人說「和諧」就是先吃飽糧食才能人皆可言。

梁文道：沒錯，可見吃的問題太重要了。我們今天下各種各樣的判斷背後，有各種潛在的前提、預設、偏見跟範疇，我們很少去反省思考這些東西是否成立。比如說，一般作家只要寫到「吃」，風格就會發生變化。因為他覺得寫「吃」就要秉承蘇軾以來的傳統，用一種輕鬆、趣味的方法來寫。但我們很少去想為什麼要這麼寫？今天講毒奶粉、有毒食品，全是吃的問題，它們並不輕鬆有趣。

南都：你書中也寫到經濟學家赫希曼希望打破經濟學中將飲食歸為「私人的」這種二分法。這裡牽涉到吃的「公共性」問題。「吃」如何對集體發生效用？

梁文道：如果仔細觀察世界各大宗教，都在某種程度把「吃」當成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比如上古時代，商周的青銅器全是關於廚房器具（當然日常不是用它吃喝）。假如它不重要，怎麼會將青銅器作為國家重寶？西方基督教傳統裡面的聖餐儀式更有趣了。耶穌說：「這是我的身體，你們拿去分了吃。這是我的血，你們拿去分了喝，以後也要這樣做來紀念我。」這句話跟它包含的整個儀式，自此之後普天之下的基督徒，不管是東正教、敘利亞正教、天主教還是基督教，都有這個儀式。這說明了一種非常深刻、終極的「我們融為一體」的慾望。

什麼叫融為一體？我們常說分享食物，但仔細一看，就算坐同一桌吃同一道菜，你吃到的那一口就不是我吃到的這一口。但是當耶穌說「這是我的身體，你們大家拿去吃」的時候，全球信徒在那一剎那吃到的是同一個身體，一種現實中不可能達到的「同一」出現了，即精神上的一體。所以人類分享食物，沒有比聖餐儀式更好地說明這種「在一起」是什麼了。

口味上的固執　文化上的依賴

南都：你寫到你的祖父、祖母常做北方菜，父親又是順德口味，這裡其實牽涉到胃口與身份認知的關係。很多人一提故鄉，往往離不開家鄉的飯菜，你的「胃的記憶」是什麼樣？

梁文道：小時候我在台灣長大，台灣大部分都是本省人，他們吃的是典型的閩南菜或者台菜。但是我們家由於是流散到台灣的中原北方人———我外公是河北人，外婆是山西人，在家吃飯是以北方麵食為基礎，所以我自小吃的東西就是內外兩套截然不同的東西，這變成了我身份的一部分。又由於我父親是順德人，外公也在澳門生活過很長的時間，每年放假我都回香港呆兩個月，這樣算下來，我是吃三種中國菜系底下的食物長大的。

我從小就覺得我哪裡人都是，也哪裡人都不一定是。很多人的口味是很固定的，我沒有這個問題。我是那種到了外國幾個月不吃一頓中國菜都毫無問題的人。我沒有這種口味上的固執，或者文化上的依賴。我從來不被這種身份的問題困擾。國家、民族也好，都不能夠太束縛我。我們太強調「根」多重要，根聯繫到大地，所以很多人要是「無根」會很困擾。但你如果不認為這是個問題，它怎麼會困擾你呢？對我來講，「無根」甚至讓你變得比誰都自由。

南都：薩義德在回憶錄裡也談到這個意思。

梁文道：對。我不是說童年的記憶不重要，就像薩義德童年的巴勒斯坦跟埃及的經歷，當然重要，它構成了你的一部分。但由於構成你的東西太多了，所以你就變得很難百分之百地回到當時那麼複雜的根源，身處那個雜根相處的狀態。於是你就不被它束縛，反正你回不去。「根」是一種非常傳統的現代族群，民族主義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意象，覺得我們腳底下真有個什麼東西，從根長出樹幹，然後生出我們來，我們跟它這麼聯繫在一起。它是一種虛擬的血緣關係。可是你換個角度，比如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理念，像變形蟲似的，「根」是多方面生出觸角的，是多源頭的、往四處蔓延的。換一個意象來思考你的身份問題，你的感情觀感就不同了。

傳統消逝，山寨風行

南都：撇開身份問題，能否談談你對美食的記憶？你在文章裡說，小時候在台灣有條中華路，匯聚了最好的外省館子。韓寒說中華傳統文化在台灣得以延續，那飲食文化呢？

梁文道：小時候中華路上能吃到最好的湖北菜、湖南菜、北京菜、山東菜。我還記得有一家店叫「點心世界」，唐魯孫先生的文章裡裡常談到那家店，他們做的其實是清真小吃，後來我跑遍大陸都喝不到那麼好的羊雜湯。所以說，那個時候我經歷了一段所謂的老民國各省的人聚在一塊碰撞出來的風景。我吃那些東西長大，讓我以為中國就是這 樣 子 .1986、1987年第一次來到大陸，卻發現原來我小時候以為的那個中國早就不存在了，是個想像的中國。

南都：有些美食可能還有，只是傳統的做法丟失了。

梁文道：對，比如今天的酸梅湯其實不對的。以前全北京最有名的酸梅湯是信遠齋酸梅湯，就在琉璃廠街口。民國時代的文人比如周作人他們逛琉璃廠買書看舊書，大熱天的，最大的享受就是到信遠齋要一碗冰鎮酸梅湯。冰鎮是有講究的，那個時候沒有冰箱對不對？要用大冰窖鎮住，冰到一個程度，酸梅湯是結冰渣的，但是又不能冰到結凍，恰好裡面浮泛著絲一般的冰渣，入口的時候那個渣才剛化。那種酸梅湯整個熬製方式跟現在完全不同，我小時候在台灣還喝過。但是台灣也不正宗了，為什麼？台灣的梅子不對。但是你大概知道製法如何。現在都沒有了。

南都：前段時間有個日本紀錄片《壽司之神》走紅大陸，中國餐廳很難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精耕細作，而是一紅火就要上市。你覺得什麼原因？

梁文道：一方面我們本來就特別急躁，尤其當代中國人生存壓力太大，覺得我做一切都是為了謀生，做餐飲也一樣。第二，我們從來沒有太重視過餐飲業。都說中國人愛吃、好吃，可是你聽說過有中國人特別尊敬廚師的嗎？沒有。中國人去哪家館子吃，其實不知道廚師是誰。但是法國講吃的是三星名廚，到日本也說吃的是某某師傅。這個行業的從業者也沒有自尊，大部分廚師就算做得好了、開了館子，也不期望子承父業，唯一的願望是希望自己賺了錢，子女生活好了，好好地去唸書，將來不用再幹這一行。這是一個人人都能入行但人人都想逃離的行業。我常常在想我們老說中國人愛吃、懂吃，但光從對待餐飲從業者的態度來講，你會懷疑那是真的嗎？比如說我們常常跟人家說中華美食博大精深，說法國跟中國是世界上最懂得吃的國家，但實際上，你去歐洲、去美國，說吃中餐是什麼概念？就是最廉價的東西。你看美劇裡面，中餐就是外賣一個盒子回去吃炒麵。

南都：這跟唐人街的華人移民的廚藝應該關係很大吧？

梁文道：還得說中國人做事的方法。我舉個例子，以前老唐人街都是廣東人，通常做粵菜、燒臘。忽然發現那邊來了一家東北人做酸菜白肉鍋做火了，然後整條街所有廣東菜館跟著學，魚目混珠瞎做。外頭客人來，到底選哪一家呢？他們不是比賽誰做得好，而是比誰賣得便宜。越搞越賤，終於賤到人人都吃怕了，然後酸菜白肉鍋就不見了，跟著又來另一個熱潮。有時候甚至到了什麼地步？你去美國所謂的中國菜館全部都會做壽司，因為壽司全球流行。這就是山寨傳統。

《梁文道·味道系列》，梁文道著，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味道·人民公社》，24.00元；
《味道·第一宗罪》，26.00元；
《味道·味覺現象》，28.00元。

梁文道：不見為淨（殺生之一）

【飲食男女】參加「Green Monday」的活動，才知道音樂人張繼聰吃素的理由非關宗教，而是純粹的不忍。從前他也是個食肉獸，尤好和牛，總以為素食者之所以茹素，是因為還沒試過真正好吃的牛肉。直至他偶爾在網上看了一套關於屠牲的紀錄片，便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主動搜尋更多資料，愈看愈多，終於到了一個無法承受的地步，此後漸漸禁絕一切肉食。聽了他的自白，我十分感動，而且非常佩服。因為聽過工業化肉類生產流程之可怖者，並不在少；但多數人只把它當成一個不便的真相，略曉一二就夠了，根本無意深究，只會扭過頭去把它埋在記憶底處。而張繼聰卻能發心動念，以理智認知其層層黑幕，憑良心痛改舊習；這實在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事。

許多茹素的朋友都喜歡傳佈畜牲禽魚遭到屠戮的殘酷場面，試圖以此打動大部分雜食者的同情心。似乎看過小牛流淚公雞割喉之後，仍然鐵石心腸繼續吃肉的人，便全是泯滅天良的壞人。久而久之，很多人就開始受不了了，覺得這是一種近乎恐怖襲擊的威脅。這麼令人不舒適的真相，當然最好別讓大家看見。於是我們就可以繼續安樂自在地活下去，好比美軍無人戰機的駕駛員，遠在戰區千里之外，坐在設有空調的密室之內，手邊一杯咖啡，眼前一台熒屏。對我們來說，殺伐就只是用拇指頭按鈕而已，戰爭則如一款逼真的虛擬實景遊戲。你只消把那枚紅鍵按下去，屏幕上就會亮起一團光點，既沒有血花和體液濺到你的身上，也聽不見任何恐懼至極的尖叫，以及隨之而來的悲哭。完事之後，甚至用不着洗手，直接就能回家晚飯，在溫暖的燈光底下聽孩子報告功課。

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是個殺伐殺得最乾淨的時代，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把動物和人類分隔得最遠的時代。大部分小孩親眼見過的牛，就只不過是市場裏艷紅的牛肉而已；他們連吃草吃飼料的牛都很難碰見，更加不會撞上宰牛的場面。而且愈是現代愈是文明，這個距離就會拉得愈遠，屠宰也就變得愈益抽象。十幾年前，我們還能在「電氣化火車」的車站上看到一列列滿載肉豬的列車駛過，聞得到牠們的氣味（並且急急掩鼻連說「好臭」），甚至聽得到牠們的嘶叫。今天，文明的香港早已成功地把這個不便的過程擋在城境極北，免去了大部分市民目睹豬肉之源頭的負擔。所以，我能想像為甚麼美國某些大城市的兒童，會不知道超市冷藏雞肉和在電視上看見的雞的關係。他們開玩笑說，那些天真的孩子居然以為雞肉就和薯片一樣，是種和動物無關的工業製品。我相信這可能不是一個笑話。偏巧，今天又是人類史上人均肉食量最高的時代。

梁文道：他們全是敵人

【蘋果日報】前幾年他們說李柱銘是漢奸，勾結境外勢力，就是想要搞垮特區政府，破壞一國兩制。後來他們又說原本也算建制派的唐營人馬心氣難平，於是勾結境外勢力，想要搞垮梁振英主持的特區政府，破壞一國兩制。現在劉夢熊走出來「爆大鑊」，從內部裂解梁營，他們又會不會說這位全國政協委員也勾結了境外勢力，想要破壞一國兩制呢？

走到這個份上，梁振英政府其實已經接近癱瘓了。姑莫論他用人不淑，手下沒有幾個賢能；光看他怎樣處理這個小得不能再小，邊緣得不能再邊緣的「團隊」，便知他連最底線的人和都做不到。這樣子搞下去，全香港恐怕除了他身邊最核心的幾個人之外，剩下的七百零七十萬五百八十多人都全變成唯恐一國兩制成功的外部敵人了。

正如呂大樂的反覆申說，梁振英本來就是一個沒有太多朋友的人，腳下基礎不過方寸而已。饒是如此，他偏偏還要舉這一隅之力，意圖以各式名目的委任手段，把稀薄的人脈廣披在香港的各個領域之上。以一位從政人物而言，這簡直就是場拿自己政治生命開玩笑的豪賭。正常的情況應該是明知自己盟友不多，於是廣結善緣，盡量把敵人變成朋友。為什麼他卻能夠反其道而行，排除異己，一意孤行地把自己人安插在所有還插得進去的縫隙裏呢？既不怕挨罵，更不怕得罪人。

用一個高靜芝去把關一切人事任命，固然糟糕。以一個性格比他還剛愎，何時何地都一副「戰鬥格」的邵善波去主管最該納天下英才於彀中的中央政策組，更是叫人匪夷所思。單看這兩個例子，似乎可以大膽推測，梁振英在用人這一點上可能真有他自己一套邏輯。

熟悉共產黨思維者，都不難猜到，這套邏輯便是敵我矛盾的邏輯了。按照這套邏輯，眼前局面若是不如己意，應該全是敵人做祟的緣故。於是就要派人攻城掠地，拿下據點。要是遇上阻力，那也一定是敵人太過凶惡，只好加倍火力。正是越有困難越要奮進，愈戰愈勇。

梁文道：外江香港

【蘋果日報】到了《一代宗師》，王家衛終於更清晰地展示了南洋香港的北面。而這個北面，其實不遠，就在珠三角而已，電影開頭的兩戰打完，梁朝偉飾演的葉問就在畫外自白，一句道出他家與香港的一段因緣，平常說到葉問的香港經歷，都曉得他18歲來過聖士提反書院唸書，比較少提他父親在文咸街做買賣的往事。

而這條文咸街，可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早在19世紀中葉，文咸西街就有三十多家南北行，業者來自廣東全境，業務則米糧乾貨俱包。其買賣上啣華南，下接暹羅、越南、星馬和印尼，是當年南北海陸的交滙節點。

佛山葉家只不過是這條街道的區區一員，台山、新會、東莞、饒平乃至於澄海，廣東各地的方音全都響在這裏，大家溝通雖無困難，但並不表示他們講的全是同一種話。那是個人人說話都說「鄉下話」，而標準的港式粵語遠未成形的年代。

最近看亞洲電視最有價值的老劇頻道，我很驚訝地想起，原來一直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頭，很多香港人說話仍是帶「鄉音」的。而且那些鄉音竟然全都上得了電視，既不是為了彰顯角色新移民的身份，更不是被取笑的對象；只是正常地說正常地聽，稀鬆平常。

四九年後，香港的北方一下子擴大了不少，歷史上頭一回來了這麼多兩廣以外的住民，我們廣東人管他們叫「外江佬」。在《一代宗師》裏頭，趙本山飾演的「關東之鬼」丁連山是外江佬，小瀋陽飾演的小混混三點水也是外江佬。至於章子怡演的官若梅，則可說是「上海婆」了（不曉得是否影射和晚年葉問相好的那位上海女子）。這群老民國人，不管你有多顯貴，不論你有多精英，逃難南來，也就只能混跡街頭，隱沒一方了。

最有意思的是張震扮演的「一綫天」，照劇情暗示看來，就算不是委員長衛隊，恐怕也是國民黨暗殺組織的成員。他在香港的出路竟是「上海白玫瑰理髮廳」。焉知從前我常常幫襯的「上海」理髮師傅，是不是個老民國的角色？

梁文道：南洋香港

【蘋果日報】我常常在王家衛的電影裏面看見一個被忽略被遺忘的香港，它的存在如此真實，但又似蜃樓一般，浮沉在昏黃懷舊的光影之中，乃至於當我這麼對人家說的時候，老是被人當成笑話。

那是一個怎麼樣的香港呢？那是個張國榮飾演的旭仔要去菲律賓尋找他的生母的香港，也是個梁朝偉飾演的周慕雲說去就去新加坡的香港。這個香港，每個人都看到了它的老舊，還有很多人在裏頭看到了一點傳說中的「南洋」。的確，那個年頭的香港恐怕根本就是南洋的一部份。既有從上海南下星馬，再轉戰香港的邵氏兄弟；也有從仰光起家，把生意帶到香港來的胡氏兄弟。那時候的香港，街上的冰室會賣咖央多士，家裏的零嘴少不了椰子糖。在這一座已然遠去的香港城，一個人的媽媽怎麼會好端端地跑去菲律賓，似乎是一件不必解釋的事。另一個人又怎麼能買張船票就去了新加坡，就像我們今天去南丫島一樣隨便？這同樣用不着解釋。

這個香港已經不見了。今天在香港大學上學的學生甚至老師，有誰曉得「陸佑堂」的那個陸佑是什麼人？當然，你可以像維基百科的詞條一樣，介紹他是「香港著名華僑實業家、金融家、慈善家」；但這一句簡單的話恐怕難以涵蓋他複雜的身世。到了馬來西亞關丹，你會發現當地華人把他當成自己人；而廣東江門與新會，說不定也把他看做是自家的榮光。那他到底算是什麼人呢？

什麼人？這是個在現代國族主義與各種地方身份政治興起之後，才變得如此重要的問題。執着這個問題，或者堅持香港人自成一路的史觀，又或者義無反顧地擁抱大中國的身份，你便看不清那個在江海之中人來人往的老香港。

董橋生在印尼，蔡瀾生在新加坡，邁克最早的專欄則開在大馬的報刊上頭；可今天我們就都說他們是香港作家好了。那段往事，那段回憶，且都當做電影，曲終，人散。

梁文道「云知道」主題沙龍講稿

（騰訊編：2013年1月12日，騰訊書院第四期——「云知道」主題沙龍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進行。「云知道」組合由熊培云、許知遠、梁文道三位知名的青年知識分子組成，此次騰訊書院的主題是知識分子的中國處境——從「社會良心」到「公知」。三位公眾眼中的「公知」從各自角度闡釋了公知的形象時如何倒掉的。）

我比較不太擅長談個人經歷，所以我講遠一點。

知遠剛才講的一句話我非常認同，知識分子本來就應該是公共的，我們很少聽說有私人的知識分子，當然理論上是存在了，比如他受聘於某個私人的化工產品公司，當然他也可能是傑出的學者，投入進去，不發表文章，這也很常見。但是我們一般講知識分子的時候，它的意思總是有一些公共性。我們在這裡先定義一下，無可避免要稍稍列一下。有一個大家現在不會看的書，最早從知識社會學角度談知識分子的第一批研究，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一個美國的社會科學寫過一本非常重要的談知識分子的書，他裡面有一個定義，知識分子是什麼樣的人？他可以靠思想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為思想而活。後來很多人都繼續沿用和發展這句話更豐富的含義，他是指知識分子和你從事什麼職業沒有太大的關係。你可以是一個作家，可以是一個中學老師，可以是一個大巴司機或者大學教授，這都不妨礙你當一個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在這裡面更關鍵的是你是否為思想而活。所謂為思想而活是什麼意思呢？我再掉一個書袋，是一本近幾年的書，是一位很有名的在英國的波蘭學家，叫鮑曼，他有一本書是《立法者與闡述者》。他有一個闡述，知識分子除了為思想而活，還要關心正義的問題，關心審美的問題，關心真理的問題。這三點如果讀過北大的學旨一定會想到這是從康德而來的三大範疇的真理、正義與審美，他關心這些課題。

這樣一種關懷和一個知識分子本身從事的工作有沒有特殊關係呢？可以有，也可以沒有，如果有當然很好，表示你在某個領域，你是一個大學的學者，你擁有某種很專業的知識，讓這個知識帶給你某種權威。當你關懷其他事的時候，這個權威可以成為別人重視你的武器。最好的例子是愛因斯坦，我們知道愛因斯坦後來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在戰爭期間有大量關於政治的看法，你從很嚴格的政治學的角度看，他的很多政治看法其實並不專業，甚至可以說是幼稚，但大家仍然會傾聽他，因為他是愛因斯坦。但是我們或許可以不同意他說的話，說他說的不對，但是你不能否認他盡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無數其他學者在演說的，比如薩義德常常談到的知識分子始終應該保有一種業餘者的狀態，就是你在行業以外、職業以外對某種事物的愛好，這種愛好是可以很深的。比如說法國社會學家寫的那本書也提到這一點，和薩義德完全一樣，他們都提到一個詞——普世性，大家注意這個普世性不是中國言談語境下所講的普世價值，他講是知識分子應該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和關懷領域之外，應該有超出你那個領域，或者你所處的單位和文化傳統帶給你的一套束縛，你要有超出的慾望，因為你對某種普世的東西有所追求，普世的東西或許就是普世的真理、正義或者審美，這裡面講的普世其實是一個踰越邊界。

我為什麼講這些呢？知識分子是什麼樣的人，比如說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很古怪的人，是美國一個著名的作家，因為他和我是同行，他是做電視的，但是他是美國最有戰鬥性的公共知識分子，寫了很多小說、政論和書，對美國主流社會和價值觀有很猛烈的批判。他可以是一個教授，可以是一個政治家，但是他都可以是知識分子，只要他跳出自己的領域。我們講關懷思想和關懷事物很簡單，像剛才說的鮑曼，你既然這麼關心思想，願意為思想而活，可能你就有某種慾望和責任，你需要把你的關懷和關懷所得說出去，試圖影響一些東西，影響一些社會的改變。這在我看來，剛才我講的一系列的書名和人名，只是要給出一個知識分子大致的框架，是一個素描，大概知識分子是什麼樣的狀態。

按照這樣的素描來看，知識分子必然具有一個公共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就算是很討厭公知，在網上以罵公知為名的方舟子先生也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本來是做生化方面的研究，具有這方面的專業能力，但是他開始關心另一位著名作家有沒有涉嫌造假的時候他也躍出了他的身份領域，他有這樣的熱情，我願意帶著良好的意願理解這是他對真理的追求、對思想的關懷。在這個意義下，孔慶東先生也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是做文學的，但是他對文學另外的領域，比如說北朝鮮很有關懷，他提出一個概念認為大家應該學北朝鮮，這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中國今天批判知識分子的人就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這就變成了知識分子罵知識分子的情況。這就很簡單了，大家都知道《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他是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他不只是寫東西，他還行動，打過西班牙內戰，但是批評知識分子是他生平最大的樂趣之一。在當年的英國，看他的書，如果幫他做一個索引就會發現他最多用的詞就是知識分子，他每次都罵，所以知識分子批判和痛恨知識分子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的生活樂趣之一。這是我瞎說的。

但是在中國今天的狀況有點不太一樣，有點特別。剛才我這麼定義知識分子，當然我們很多網民都會在網上追罵一些公知和母知。後來我看這些討論的時候，我們可以馬上為它劃一條很簡單的歷史脈絡出來，在中國所謂的公知被污名的現象，背後是有背景的。很多年前有一個詞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大家都認為是負面詞——精英。所謂精英被批判，它其實是有具體原因的，這個原因是因為當時精英這個字眼很有趣，它包含很廣闊，但在現在這麼一個具體的處境來看的話，它指的是什麼樣的人？它首先是指在改革開放以後，在今天獲得最大利益的一群人，或許是某些高官，或許是某些富商，或者是某些總經理，今天在北京各大會所出入，拿著雪茄紅酒晃晃的這些人（當然我覺得很有趣，中國被罵的精英不反感自己是精英，中國現在很多報紙都出現奢華，精英這些字，這些是講的最多的字眼）。這批精英被罵的理由，背後是有一個社會分析的。首先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很大，權力分配不公平也是很鮮明的，在這個情況下，那些在我們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分配下有著很大的上下差距，這是一個現象。第二，對這個事實要有一個分析，大家分析認為它裡面牽扯到一種分配，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分配，大家認為這個分配本身是不公正的，也就是因為某種扭曲和不公正的制度，使得某些人成為經濟上獲利最多的人，政治上獲得利益最多的人，這些精英彼此之間，大家又認為其實他們還有聯繫，這個聯繫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會認為這個制度之所以不公正，之所以扭曲，是因為這裡面我們講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是互相勾結的，權力尋租，發財的商人第一桶金全部都是黑的，或者後面背了很多老百姓工人的血汗在裡面，國家發展到今天重大的環境污染也是在他們開發過程中出現的。我們有這樣一個分析以後，於是這個精英很壞很黑，這個東西就很清楚了，這是我們瞭解到精英這個詞為什麼會被污名化。

還有另外一種人也罵做精英，這些人是一些學者，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提出的這些說法，無非是在為剛才我說的那種不公平的制度在辯護，在為他們說話，在為他們做一些主張，維護他們。又不只是經濟學家如此，還牽扯到很多著名的媒體和媒體人，包括像《南方週末》和很多報紙雜誌，都被認為和這些經濟學家、學者是一脈相承的思路。所以，大家看到這裡的精英群體之所以糟糕，是包含了這幾種不同的人，是在這樣的脈絡下。

這裡面還牽扯到另外一種觀點，這些精英群體他們講的不只是要維護這樣的不公平的事，他們還試圖為這種不公平的制度、有問題的制度提供說法，那個說法裡包含了某些價值，比如他們常常用的一些字眼，自由，這是很有問題的字眼，自由是指誰的自由呢？裡面講到的很多觀念市場化、私有產權，都很值得懷疑，被打上問號。還不止，因為這些講自由的人裡或許是理論聯繫，或許有些時候是偶然，他們經常會講到政治民主，於是政治民主、經濟人權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就形成了串聯的神聖同盟或者是邪惡神聖同盟，這個邪惡神聖同盟還有另外一個面向，再仔細研究這一幫所謂的精英分子，他們把持了國家和老百姓最大的利益，為己所用，更可惡的是他們還勾結了國際勢力，一種是勾結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他們想徹底打開中國的種種市場壁壘，包括政府對本土市場的種種維護，好讓國際企業進來大賺其錢。國內的企業則在這些時候，大量掠奪老百姓的血汗錢，國家的資本加上國際的資本一起來掠奪，如果要讓國際資本順利進入的話，大行其道的話，就包含了另一點，需要這個國家的政權被顛覆，它的制度被改變，比如把它變成民主制度，這個時候這些人就大獲全勝了，就唯一可以擋住我們普通老百姓受迫害的那個可愛的政權就遭殃了，理想中的政權就遭殃了，就被顛覆。所以，到這種時候我們又可以引入另一種東西民主主義和國家主義，一開始我講的那些觀點是有點左傾的觀點和民主主義的觀點就能河流攻擊剛才所說的這些精英群體。這些精英群體他們常常講的那話語這時候就被定義普世價值下。這大概是一個很粗糙的過去幾年理論環境現象，大概是這樣一個脈絡。

在這個情況下，公知的被污名化順理成章了。因為按照我一開始的講法，孔慶東先生，司馬南先生，方舟子先生都是公共知識分子，但是我們一開始講到的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延續當年南方報系的傳統，對國家和社會有強烈不滿和批判的這群人，因為也有很多人對現實強烈的批判是我認同的某些方面。但是以南方報系或者以媒體方面的這些知識分子，由於已經被認為和剛才所講的那些很壞的精英結盟在一起，我們平常一講公知就講這些人，所以，很順理成章的方舟子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就遺忘了，大家覺得剛才講的那些人才是公共知識分子。當然這裡面還有一些插曲，就包括了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也許私人品德很不好，我可以曝光一下，我們看到某某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晚上在哪裡帶著兩個女孩怎樣怎樣。或者被認為是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韓寒（韓寒騰訊博客）學歷造假。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我們將來在別的場合談道德和知識分子的時候都會談，按照剛才這樣一個主線談下來，也可以瞭解到，今天對公知的污名化，有時候可以很粗糙，有時候可以很精緻，這樣一種社會分析底下得到了我剛才說的結果。在我看來，我們現在要做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讓不同意見的雙方都承認，方舟子你別裝了，你也是公共知識分子，大家都是，不是公知是不是壞人的問題，而是這裡面有兩種不同立場的公知，大家應該把立場背後的工具和理由拿出來大家討論。

但是我們迅速把公知轉移到對這群人人格上的討論，就抹去了剛才我認為更重要的牽扯到整個國家重大的社會分歧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在學術界、從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裂就存在，只是現在進入到大眾輿論下變成了這樣的東西，其實這是某種政治討論庸俗的結果。

有許多人批評，尤其是一些做媒體研究的學者常常批評一點，西方國家的媒體政治討論和政治生活越來越貧乏，政治的言語、論述、話語越來越空洞，它和另一現象有關，就是對私人生活的關注，你可以發現，不只是中國，全世界都一樣，過去十幾年大家都流行講真人秀，我們忽然之間前所未有的對一個人的私生活，私人的性格和個性感到無比的興趣。所以，有代議民主的國家選舉總統，他們很多選舉變成不再是政治討論，而變成這個總統有沒有婚外情的討論，變成有沒有抽煙的討論，變成他是什麼人的討論，而不是一整串政治立場的討論。

同樣的情況，我自己感覺在中國甚至更嚴重，尤其是微博為主的網絡輿論場裡，由於嚴肅的政治討論很難在微博上展開，所以，我們更傾向於用一種很簡潔、粗糙的語言來總結，不要說政治討論，就連一般的交流在微博上也是很難的。舉個例子，因為我自己不用微博，但我會上去看，我常常覺得很好玩，比如說有時候我在一些場合講一些東西，有在場的朋友就發微博，他發出來的微博使我瞭解到，原來我說話常常不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常常發現大部分微博上對於我在某場演講上的講話，其實都不太接近我的原意，有時候甚至是相反的。由於那樣的微博發出去，也許他是一個受歡迎的微博主，被轉發了很多次，有人看了那樣的微博就會下判斷，沒想到梁文道當時會這麼講，按照今天的趨勢一個個人的判斷，梁文道就是一個傻B。因為我這種經驗越來越多，我不太敢在微博上下判斷，如果我對這件事情感興趣，我是一定要想辦法找回他的原話是怎樣的，他的整篇文章是怎樣的，我很難根據別人的隻言片語和別人的總結來漸漸判斷另一個人和另一件事，但是今天我們大概都是沒有時間來做剛才我說的那麼廢神的事，因為微博的速度那麼快，你上午在關注伊能靜，晚上關心李云迪，今天早上大家最關心的是南京搓手貓，因為我們關心的事情是每小時在更新，我們的判斷是每小時變，所以沒有人追究我們的判斷基礎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嚴肅的政治討論更加不可能，因此只能提供一種印象，而印象不只是關於政治議題的印象，還關於人物的印象，這是最容易讓你下判斷的東西。所以，整個公知的污名化在我看來是過去幾年各種思想界的討論，比如說新左派和自由派的爭論，後來加上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或者是新儒家，有些人不能叫做新儒家，也可以廣義叫做文化保守主義者。各種文化觀念的交鋒變成了庸俗化的結果，就是「五毛」對公知，兩種人格類型，變成了這樣的局面。

在今天我不是要為公知正名，不是要說公知多有良心，而是要說這樣的隨便罵人都不利於一個健康討論的氣氛和環境。當然我這樣一個呼籲恐怕改變不了什麼，因為時代也許就是這樣，我知道時代真的很微弱，但如果真的是知識分子的話，他要關心討論嚴肅的品質問題，他就必須要有這樣的呼籲和關心。知識分子，剛才知遠兄提到了一些庸俗化的問題，平庸的狀況，廉價的掌聲和呼聲等等，我想今天讓很多人在反省，但是不好意思說出來，其實這個問題就是精英知識分子對庸俗大眾的投降。這麼講很討厭。去年和前年也翻譯了一書《知識分子到哪裡去了》，這本書裡就認為整個當代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在向大眾投降，按中國話講，我們要接地氣，要瞭解老百姓講什麼，有他們的語言說話。如果大學教授總在想辦法用草民的語言說話，這當然是很接地氣的表現，但原來給你的一種嚴格的訓練，知識品質的素養做什麼？這和一般的精英主義不一樣，精英主義認為要在精英和大眾之間割出圍欄，但是後來認為不能，要向下層開放，圖書館要放開，但是那背後還有一些想法，有些東西是世界上有品質的東西，這個有品質的東西應該是全民都共享的。今天的情況是精英分子放棄了有品質的追求，我們一起來擁抱大眾，一起用大眾的語言來說話，如果他們喜歡你罵娘你就罵娘，他們就會很高興。

所以，我最後想講這個情況在我看來挺可悲的，今天已經變成了一個時代，其實全世界都差不多，在中國精英被污名化以後，在大家都不好意思講精英這些字眼的時候，如果在場的各位多半是大學生或者北大學生，我強烈建議你們首先要肯定自己的精英身份，你們當然是精英，北大的學生都不是精英誰是精英？你們如果關懷社會事物也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首先一個人要認定自己的立場，是為了承擔這樣一個身份所給你的壓力和責任，這種責任和壓力不是讓你拋棄草根大眾和人民，你當然要關懷整個社會，影響所有的人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還要為思想而活，思想是要講品質的，思想的討論和發掘是應該有嚴格的方法來要求的，態度應該是認真和嚴肅的。

這是我簡單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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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編：1月10日下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感恩答謝會在環球貿易中心舉行。「云知道」組合，熊培云、許知遠和梁文道，三位風格各異的70後作家，共同探討「寫作的輕與重」。同時，「云知道」組合也各自發佈了自己的新書，熊培云《這個社會會好嗎》 發現社會、倡言自由後，重申個人的責任。許知遠《時代的稻草人》背對盛世中國，追求內在自由。梁文道「味道三書」：《味覺現象》《人民公社》《第一宗罪》，談論吃的社會含義。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云知道」組合將前往全國各地舉辦講座及沙龍，就「知識分子」的話題進行深度討論。）

梁文道：專業

【新世紀】人真是會麻木的。自從受到內地媒體採訪以來，許多一開始不能接受的做法，久而久之，我也就慢慢開始習慣了。都不清楚多少回了，我在報上看到自己的專訪，會發現一些根本沒向我提出過的問題，而我居然還能「回答」得頭頭是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其實那些問答並非全屬虛構，只不過是記者假裝問過我幾條問題，再從我在某一場發佈會或者演講說過的話裡節錄一些內容，當作對其問題的回答而已。也就是說那些答問從未存在，但部分內容卻又真是我說過的話。

其實我算是幸運的了。有一位作家朋友甚至碰到由頭到尾全部瞎編的專訪。後來他在某個場合看見那篇訪談的記者（作者），便上前責問，不料對方氣定神閒地答道：「×老師，你不會這麼較真吧？」於是，當我最近收到一位記者寄來的「作品」，要我審校其中「答案」有沒有錯誤時，我竟然生出一股感激的心情。

這種要求我碰過好幾回了，你可以說那是「求真」；也可以說是要我確認他的做法正當，成為這篇不曾存在的「訪問」的同謀。無論如何，我真的適應了，並且漸漸相信這是個常見的現象。除我之外，必有無數受訪者願意配合，這些記者才會表現得那麼自在，彷彿本應如此。

回想當初，我是連看稿都拒絕的。因為我曾經認為，接受一個採訪，就要信任這個記者和這家媒體，信任他們的專業能力與操守。

假如受訪者在訪談刊發前看稿，這豈不是給了他一個審查的機會嗎？沒錯，這也是一種新聞審查，這個世界上的審查絕不僅止於政治。

若是為了確認事實，要不請記者就具體疑難再次查詢，要不就該花錢另聘編輯出手代勞。你讓受訪者看稿把關，他也許刪改悔不當初的言語，甚至修飾美化，讓自己更加正面更加高大。

我以尊重專業的態度去對待媒體，拒不事後審稿，得到的結果卻是一長串的基本事實錯誤，以及天馬行空的編造。所以，偶爾我也開始學著看稿了，因為我發現原來許多媒體人並沒有以同等的專業標準去要求自己。

這只是冰山一角。某些商業發佈活動要發「紅包」給記者，乾脆成了人盡皆知的「行規」，不發反而顯得搞活動的人不專業不懂行情。而媒體的管理方則默許這等行規的存在，視之為記者過低薪水的正常補貼。換句話說，專業倫理的淪喪已經嵌入到整個行業的薪資結構，成為傳媒業的肌理結構。我真不知道在這樣的狀態底下，你要拿什麼去對抗由上而下的權力巨手？

偶爾我去一些媒體座談，講這些大家不太愛聽的話，部分同行還嫌我想給大家再添枷鎖，似乎專業規範和政治條框都是管控，只有全都甩開才算真正自由。他們大概不清楚，新聞自由不是個體的為所欲為，而是集體的自主能力。真正的新聞自由與專業倫理的自律，根本是不可分隔的同一回事。

按照已故社會學大師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講法 ，社會上所有「場域」的相對自主，皆離不開這個場域之內的自律邏輯，它對內界定了場域裡邊各種互動和競爭的規則，對外則撐起了足以區別其他場域和外在力量的界限。

放在新聞界上，這個次場域的自律邏輯便是它一系列的專業倫理了。整個新聞界對這套倫理的堅定信守，不僅可以為每位同業帶來尊嚴，使其不輕易自侮；更能贏得外間的尊重和支持，使之不能輕越雷池。

如果不顧操守，收取商人和公關的「紅包」，那你又為什麼不能拿點官員給你的好處呢？反過來說，哪怕是一個受訪作家看稿，也很難說不是一種「干預」。

且莫以為這是要談道德大放高調。從古至今，多少專業在為它們的自主獨立奮戰的時候，都要倚仗它們惟一可以自恃的專業倫理。昔時歐洲學術界擺脫教會和國家的羈絆，也正是他們努力建設自己的自律邏輯的時候。今天不少「第三世界」的司法界力爭司法獨立，主要武器就是界內全體對司法原則和司法精神的不易認同。當一整個專業都能堅守原則，並以專業操守為傲，社會大眾便會逐漸形成共識，知道這個行業的精神與底線。我們見過太多這樣的事例了。

我們不能拿種種限制當作藉口，放棄自己的專業操守。當你開始懂得一個受訪者沒有權力去審查你寫的文稿之後，你才真正懂得拒絕任何不專業干涉的理由。

我相信，到時候，連被你拒絕審稿的受訪者也會懂得，並且站在你的旁邊。

梁文道：最早的美食評論

一、食評的起源

從藝術評論到時事評論，再到現在這堆飲食文字，這二十多年以來，彷彿不論我寫些甚麼，它們都會把我引回同一個源頭。在我看來，這一切寫作類型都可以溯源到法國大革命。

回想最初，當我還在努力書寫藝術評論的時候，我就時常在想自己正在書寫的這種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它和讀者有甚麼關係，它在社會中又據有甚麼位置。一邊思考一邊閱讀，很自然地我就找到了狄德羅。這位法國「百科全書派」的思想領袖死在大革命前五年，公認是引爆大革命的思想源流之一。其實這位多才多藝的啟蒙怪傑還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藝評家，所謂「現代意義」指的並非在他之前沒有人評論藝術。不，當然不是，從柏拉圖以來，西方關於藝術的書寫就從來沒有斷過。但狄德羅是第一個會專門經常為不同畫展寫獨立評論的人，而且他在每一篇評論裏面還要花掉不少篇幅去描寫那些畫作的細節，似乎是要讓那些無法親臨畫展但又對它們很感興趣的讀者也能「看見」他所目睹的作品，這種先描述後評論的體式也成了日後藝評常見的習慣。

我關心的不是狄德羅的藝評成就，而是使得他得以創造出這種評論類型的條件。首先得有經常對公眾開放的畫展，那些藝術品不再只是專供親友觀賞的私藏；而且有展出時限，不是永久存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然後要有一群愛好藝術的觀眾，他們未必擁有多了不起的藝術收藏，只是想多開眼界，還想跟上藝壇潮流。再來還必須要有一個成熟的出版機制，以及印刷品的健全市場，使得這些評論能夠面世，能夠被人買回家去閱讀。換句話說，狄德羅之所以是最早的藝評人之一，並不在於他有開天闢地的創見，而在於這麼多條件乃至於機制的存在。這些機制延續至今，雖有變化，但早就在法國大革命前便種下了現代藝術體系的社會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講，藝術評論的出現無異於一整套藝術體系之誕生的標誌。短打型的時事評論就不必多說來了，今人對「公共領域」的出現早有了解，都知道大盛於啟蒙時代的這種寫作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運動的催化劑之一。

我想多說一點關於飲食評論的事。無論是一般食經作者和美食家，還是對法國大革命素有研究的中國學者，大概都很少想到看起來完全無關的這兩件事的隱密連繫。所以，我想介紹格里莫‧德拉‧瑞尼爾（Alexandre Balthazar Laurent Grimod de La Reyniére)，歷史上第一位餐廳評論的作者，他的《美食年鑑》（Almanach des gourmands)可能是史上第一部餐廳「指南」。他比較多人認識的薩伐侖（Jean Anthelme Brillat- Savarin，《味覺生理學》的作者）還要早，正好活過了整段革命時期。他的父親是當時法國最有錢的富翁之一，但天生下來就雙手變形的格里莫很反叛，不願接受家族保守的老觀念。他喜歡誇張的表演，曾經整治過好幾場像劇場演出一樣的宴會，免去侍者，用機器轉盤給客人上菜，乃其時巴黎社交圈裏的名人。但歷史記住了他的理由，則是因為格里莫開創了前所未見的評論類型，也就是我們今天早已見怪不怪的餐廳評論。

二、餐館的誕生

法國大革命過了好多年之後，史上第一位「食評人」德．拉．尼葉（Alexandre Balthazar Laurent Grimod de la Reyniere，上周我寫成「德．拉．瑞尼爾」，其實「黑尼葉」更加符合法文發音）糾集了一幫喜好吃喝的朋友，就像北京一群文人吃客那樣，組成一個「評鑒委員會」，定期聚會，品評大小餐飲供應商的成果。但和北京這些朋友不同，當年那夥巴黎美食家不必依附雜誌，他們乾脆自己出版年鑑。又與今日絕大多數食評不同，他們裁決的不止是食肆，還包括菜販肉商乃至於農場酒莊，有意者可以郵寄樣品，讓這群大老爺在會議中品嘗商量。

中國文人向不避談飲食，今天山東曲阜自誇的「孔府宴」甚至還把它的源頭追溯自夫子那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以證文人美食文化之深遠。而且中國大概也是全世界第一個發展出繁盛餐館業的國家，早在宋朝，杭州就出了不少人人嚮往的名店。那時節，一般歐洲人外食的唯一選擇可還是簡陋客棧裏的粗湯呢，其高下先後不可以道里計。然而，又的確是德．拉．尼葉這夥人以《美食年鑒》首領今日飲食指南之先河。不知道為甚麼，中國古人就是沒想過像他們那樣，以街區為分類，逐一評介各區卓越食肆。如果真要追究，那又是另一個比較歷史的大題目了。

先來看看餐飲這個行業。今日史學界公認西歐餐廳的出現，乃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事。從前專為王公貴族做飯的家廚眼看着主人排隊斷頭，頓失依傍，只好跑出來以一技之長在市場上謀生。正好又碰上了新興資產階級有錢有閒，亟欲在生活品味上與舊貴族一競高下，搶奪文化資本領域之內的專制地位。於是一時間，巴黎滿城餐館，尤其不乏裝潢雅致，菜品繁複的高貴名所，正是官學外流，民間享福。且看德．拉．黑尼葉在大革命後幾年的見證：「1789年以前，巴黎餐廳不過百數，現在卻至少多了五六倍新店。」在這種情況底下，消費者要能明辨其中等次，恐非易事。於是一本迷津指南，難免應運而生。

我是個外行，沒有能力在這裏混進宋代有沒有發生過資本主義萌芽的爭論，但不論內行與否，相信都不難看出這是個資本主義的故事。《美食年鑒》的出版及其大受歡迎，靠的乃是一大群新興消費階層。這些人開始把吃飯理解為一種消費活動，既不只是滿足家常日用層面的生理需要，也不單單是貴族大排筵席式的奢華展覽，而是介乎二者之間，一種同時帶着獵奇嘗鮮的色彩，又可以糅入日常生活之中的特殊行為。這種行為用今天的話講，就叫做「上館子」，看似沒甚麼了不起。但請放回當年的背景裏看，忽然出了這麼一批人，他們可以選擇不在家裏吃飯，出門卻又不是為了到人家裏做客，反而是去一種叫做「餐館」的地方花錢晚飯；這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嗎？

一開始，或許只是好奇，想試試所謂的好環境好菜式是怎麼回事。後來大家發現，就算是廉價的飯堂，也不失為解決腸胃問題的便利辦法。再隨着工商業發達，很多人開始把食肆當成午間會議的臨時場地，更多工薪階層則需要它來補氣果腹。於是飲食就和市場上其他一切貨物一樣，真真正正地被納進了現代消費社會的花花世界裏頭。既然消費，便要選擇。一心從事文字創作，有打算以此為業的德．拉．黑尼葉便看準了這個市場上的新需要，操筆下海，幹起了餐館評價的勾當。《美食年鑒》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該當如何選擇。

這是個政治公民與經濟市民同時誕生的年代，在很多人的下意識裏頭，消費非但無罪，甚至還是自由的具體體現。當年的巴黎市民（至少是有資產的巴黎市民）還不像百年後波德萊爾筆下的「漫遊者」那般怪異，毫無目的地在街上信步閒逛；他們比較接近我們現在都會鬧區裏頭的「消費者」，把一張城市的地圖看成是消費活動的潛在對象，每到一塊街區，心裏想的就是這附近有甚麼好玩好買好吃。從這個角度來看，整座巴黎便是一座大商場，難怪《美食年鑒》最受讀者喜愛的部分就是它的分區指南。

相形之下，德．拉．黑尼葉自己最喜歡的諷刺小品則不得不割愛，讓出篇幅給書中那些資料日益豐富的實用指南。於是《美食年鑒》變了，變得愈來愈像日後的《米芝蓮指南》，也變得愈來愈不像文人愛讀的《雅舍談吃》那一類趣味散文。《美食年鑒》連續出了很多年，而且沒有滯銷的迹象，但德．拉．黑尼葉最後還是狠下決心，停止作業。有人認為，那是因為他過不了自己那一關。身為啟蒙之子，身為大革命的過來人德．拉．黑尼葉本來有很大的抱負，就算當不上第一流的文人思想家，他起碼也要做個優秀的劇作家。豈料命運弄人，喜歡吃喝復又精於此道的他，居然成了個美食家。不只如此，他還發現讀者原來不太欣賞他精心巧構的文字藝術，也不太在乎他自己珍而重之的散文小品，他們只想細讀排在這堆創作之後的餐館指南。這叫他情何以堪？

三、史上第一個食評人的困境

德．拉．黑尼葉（Alexandre Balthazar Laurent Grimod de la Reyniere）喜歡自己在《美食年鑒》裏的散文，但他的讀者卻希望他把更多篇幅放在分區餐館指南上面。以一個想當文人卻被市場逼成美食家的人而言，他感覺沮喪自是可想而知。但他自己並非預料不到這種情況，早在第一冊的《美食年鑒》裏頭，他就斷言大革命是個下半身顛覆了上半身的革命，物慾層面的感官享受代替了更高層次的細緻感情，窮無止境的胃口則取締了更上層樓的靈性追求。可是，那又是個《百科全書》之後的時代，文人相信理性非但能夠為世間萬物定下準則的位置，甚至能在這各種事物之中找出它自身依循的原理和準則。所以德．拉．黑尼葉一方面溫和地譏諷大家好吃愛喝的潮流，鄙之為下；另一方面卻又試圖調解矛盾，想要為口腹之欲這種至為本能至為動物的慾望定出它的“理性”和標準。

談到這裏，我們不妨回想一下之前我在這裏說過的狄德羅的藝術評論，以及從啟蒙時代一路發展到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所有政論寫作。由側觀之，這些評論豈不都在制定規則？一幅畫為甚麼好？一個政府為甚麼壞？討論這類問題全都需要理性和判準。同樣地，評價餐館當然也得有它的合理依據，不能主觀隨口地瞎說好吃不好吃。定義「美食」，替「美食」立下原理，這就是德．拉．黑尼葉交給自己的任務了。加上後來的薩伐侖，當年就有這麼幾個法國人想要把飲食拉上藝術的枱面，想要替它創造屬於它的美學。似乎本來再低下不過的肉慾，只要能講出個道理，它的地位便會提高不少似的。所以，德．拉．黑尼葉還不忘反過來教訓食客，指導他們欣賞飲食的「藝術」，告訴他們有品位的進餐態度。例如，「切莫用刀切分麵包。佐餐的麵包該當自己以手掰開，這才是恰當的禮貌」，時至今日，這句話仍被今人視為玉律。換句話說，他想要把惡名昭彰的「饕餮之徒」變成令人艷羨的「美食家」；因為天生下來胃口奇大而來者不拒，並不算是藝術，只有經過教養的有節制有選擇地品嘗才叫做藝術。誠然。德．拉．黑尼葉是西歐第一個把「gourmand」當成正面詞使用的人。在他之前，這原是七宗罪的第一宗罪。

我常常懷疑今天合格的飲食書寫為甚麼一定要評論餐廳，或者介紹菜式。我也時常思索飲食書寫之所以成為一種「次文類」的根本條件是甚麼。所以我自然就會想起德．拉．黑尼葉以及他所身處的那個世紀，因為那是一個許多規範剛剛成形的年代。在他之前，沒有人知道甚麼叫做食評。正是由他開始，才有了這種我們今天熟視無睹的次文類。但和狄德羅的藝評一樣，這不全是一個人的功勞，而是整個經濟環境和歷史脈絡的變動的造就。想起他，想起那百年間出現的無數作者，我不能不思考當書寫藝術不一定是藝評的時候，書寫政治也不一定要合乎某種時評規範的時候。拿中國的例子來看，問題會變得更加有趣。比方蘇東坡，你說他到底是個美食家、畫家、詩人、旅遊達人，還是個幹部呢？沒錯，他自然是個幹部，是個官員；而那還是個官員也能（甚至也該）舞文弄墨的時代。換到今天，如果有一個官員寫詩寫到拿下地位崇高的魯迅文學獎，恐怕就要人獎俱毀了。我們很容易忘記，這裏頭的要點並不在於幹部能不能也是詩人，而在於他寫的怎麼樣（可惜愚見以為，那位在去年真的奪得魯迅文學獎的官員，也還真寫的不怎麼樣）。換了蘇軾活在今天，恐怕也很難免去「偽美食家」、「偽畫家」、「偽詩人」及「偽旅游專家」之譏。

或許我可以體會德．拉．黑尼葉毅然放棄《美食年鑒》的心情。他立志當個「文人」，大革命前的歐洲文人就該像狄德羅和伏爾泰那樣，自由自在地創作任何體裁的文字，無拘無束地探究任何他感興趣的知識，就算不能學歌德那般探討色彩學的原理，至少也可延續蒙田以來的道路，一切隨筆。然而，當他跟上時代的浪潮，甚至引領潮流，要為美食正名，要替美食定錨之後，他便發現連自己都被定住了。因應市場需要，因應讀者期待，他的寫作不再自由。他不能夠借着吃喝大談革命之後的新形勢，因為人家要看的是一家館子裝潢是否得體，服務是否周到，飯菜是否可口。那是現代餐飲業的萌芽階段，是吃喝逐漸專業的時代，他的寫作既參與了這個時代的創造，也被困在了這個時代裏面。他最後的出路就是出走，離開他手創的事業，離開他心愛的巴黎。

梁文道：幼稚園老師

【蘋果日報】如今這般世道，幾乎每一種職業都有它的職業病，就像薪水一樣，是打工的回報。幼稚園老師也不例外，他們的職業病多和腰背相關，做不到一年便會自然痠痛。為什麼？只要在幼稚園呆上一天，你馬上就會明白為什麼了。

那些老師總是要彎下身來親近孩子，弓着背去輕撫他們的頭髮，聽他們牙牙說話。孩子哭，他會安慰；孩子在教室亂跑，他要低着身去捉住他們。當然，孩子還會忍不住拉屎，老師要拉着他去洗手間，把他清理成一個家長可以放心帶回家裏的乾淨寶寶。放學了，學校門口老見一群矮了半截的大人，除了家長和工人，剩下的就是和孩子說再見的老師了。

幼稚園老師的姿態是謙卑的，他們放低自己，好接近孩子的高度，為了將他們接引到那深不可測的未來。未來？有誰知道這一群小孩的未來會是怎樣？這最早的教導，便是為了擋去一點未知的風雨。見到老師同學要招呼問好；和同學遊戲要懂得寬容禮讓；做錯了事要知道錯在那裏，不該說謊；喜歡說話是開朗的表現，但又不該太過放任，一切做人處世的技藝，一切是非對錯的判斷，都由這些彎腰弓背的老師溫柔地種在了孩子的心底，是他們日後人生的根本定向。

這些老師，我從未聽過任何一個名人在回顧平生感念師恩的時候會提起他們，因為他們的名字註定被人遺忘。或許他們的腰真是彎得太低了，於是越來越有學問的中產家長老是喜歡教訓他們教育的道理。政府更是看不見他們，讓這群最初的老師的報酬繼續排在一切老師的最底。至於說好的師資培訓，說好的教師薪酬表現？梁振英在他的「施政研究報告」裏表示，會轉交給另一個委員會去研究到2015。

然而，不管是2005，還是2015，我們的老師仍然不變，還是會彎着過早衰老的腰，去接下一批又一批抱着母親大腿不放的哭喊小孩，再在校園門口目送一代又一代再也不會回頭的學生。

梁文道：誰在影響誰？

【蘋果日報】這幾天在北京，走到那裏都有朋友開玩笑：「看，境外敵對勢力來了」。大家都曉得「境外勢力」這個說法的空洞荒謬，它真的就像個玩笑一樣。難怪有網民一連幾天發佈「境外敵對勢力」系列，公開其中嫌疑人選如蘇菲．瑪素和Scarlett Johansson的艷照，請大家小心提防：「同志們注意，境外敵對勢力來勢洶洶，很難抵擋」。

為什麼境外人士要跑去「干預」內地的問題？ 為什麼香港和台灣的民眾閒着沒事，參加抗議內地新聞審查的簽名，甚至跑到廣州聲援「南方周末」？真講原理，這或許就像當年美國揮軍伊拉克，中國知識界也曾聯署抗議一樣，是出於對與地域無關的普世價值的認同。又好比黎智英出售台版《蘋果日報》，香港也有人跨海聲援台灣那邊的抗議一樣，是身為同業的團結與精神。也就是說，這不是為了要「敵對」誰，而是要正面肯定人間有些超越疆界的原則與價值。

然而，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這四地又真有一些具體的聯繫，使得即便是贊同台獨的人也忍不住要在「境外」關注境內。我說的還不只是所謂的「血濃於水」，也不是愛國報國的遠大心志，甚至不是這幾個地方相互滲透相互浸潤的文化影響；而是更加實質非常可見的種種紐帶。

就拿傳媒舉例好了。我們都知道香港傳媒受到大陸政府影響的方式，或許是媒體老闆在大陸另有生意，不得不為了那邊的發展而左右他在香港的媒體的取態。又或許是每日在此間媒體投放廣告的財團巨賈，他們不能不為了在上頭的買賣而考慮自己在香港該避開那一家媒體。這種情況在香港已是多年存在的現實，近來也漸漸擴散到台灣去了，惹起彼岸無休爭議。假如「境內」可以用這種方法影響「境外」民眾每天都要面對的媒體環境，「境外」幾百個人關心一下「境內」媒體的處境，又算得了什麼？又能「敵對」到什麼程度呢？

各式各樣或潛或顯的權力紐帶早已串連起「境內」和「境外」，在這種處境底下，擴大視野、主動關懷，豈非自然不過？

梁文道：不只是插曲

【蘋果日報】既然「南周事件」塵埃稍定，裏頭的員工便已開始忙着下一期的工作；可它門外仍有不捨的人群，每天來給裏頭的人打氣，同時喊出目標更為遠大的口號。這些人有的被拍照紀錄，事後被人傳去「喝茶」；有的當場帶走，過了兩天才獲釋放。《南方周末》對這些支持它的人有沒有道義上的責任呢？他們要是出了問題，又算不算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

那兩天我在北京，這個問題成了一個小圈子裏的話題。有人認為「南周」一開始就把抗爭定位在他們自己的系統之內，只想以自己的方式擺平事件，害怕形勢擴大節外生枝，實乃無可厚非。也有人認為體制外的壓力才是解決這事的關鍵，置門外市民不顧，真是既不負責，又白白浪費了體制內與體制外公民聯動的契機。據說就連「南周」內部，也有上下層級的爭議。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沒想仔細，我一時也不知如何判斷。我只曉得，對於這些不只是要「南周」不被過份干預，還想實現真正新聞獨立的市民，外間不應就此別過頭。

我非常尊敬「南周」的編採人員，但我更佩服《新京報》在面對壓力時的表現。聲援《新京報》的人不多，使他們免了這條難題。在密閉的大樓之內，他們的高層本可以像「南周」那樣，以一種由上而下的暗箱談判去對付困境。但他們沒有。戴自更社長召集編採人員，公示局勢，然後再請大家全體投票，決定選擇。那一晚，有人悲憤哽咽，有人默默流淚，但所有人都決定抗拒轉載《環球時報》的社論。儘管到了最後，在武警包圍印刷廠的情況底下，他們還是被迫接受他們不願意接受的結局。但其節選刊登那篇文章的技巧，透明民主的決策程序，以及面對壓迫的莫大勇氣，又豈能輕易忘記？

但願將來有人撰寫新聞史時，不要把《新京報》的事跡當成「南周事件」的插曲。

梁文道：當官的邏輯

【蘋果日報】關於《南方周末》的一切紛擾，至此畫上句號。報紙照樣出刊，撤走一個本來就由上頭派駐下來監管大家的總編，其他員工不被追究。在他們最後發出的聲明裏面，儘管始終不提庹震的名字，但至少鮮明曝露了監管審查的存在。日後，《南方周末》的日子會變得比較好過，再也不用預先報上選題審批。根據目前的消息來看，新任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為了人心和威信，大概會在不久之後調走惹事的庹震。就連曾經拒刊《環球日報》社論的《新京報》與《瀟湘晨報》，或許也都不必擔心秋後算賬。

以我對國情的認知，這簡直可以說是個令人喜出望外的「階段性勝利」了。

首先，它正面展示了時代的變化。在這場六四以後未曾見過的媒體公開大攤牌行動裏頭，我們可以看見各地媒體或隱或顯的聲援，網絡上從豪商明星到一般網民的表態，乃至於直接走上街頭而無所畏懼的市民百姓。即便對掌權者來說，這也是一個太過鮮明的民心風向標。

最有意思的，或許是廣東省宣傳部長庹震的命運。要知道近十多年來的宣傳官員多半沒有什麼真正的政治理念，如果他們保守，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信仰很「左」，而是因為最簡單的當官邏輯。活在今天，他們自己都不會太相信宣傳的正面效用，所以管宣傳的最高目標無非就是消極地別鬧出事，出了事便烏紗不保。基於怕丟官，而非有表現的邏輯，這類無助於GDP成長的官員的終極目標就是言論維穩，盡力阻止手下管轄範圍出毛病。近年來大陸新聞自由漸趨縮窄，正好和大家對宣傳能積極吹出大好局面的信心下降同步。

庹震的個案說明了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維穩太過反而不穩，太怕出事卻鬧成大事。南周事件演變到這個地步，丟了新上台沒多久的習近平的臉，責任一追究下來，還是這位宣傳部長的錯。一方面，上頭不想風波擴大，於是不願擴大打擊範圍。另一方面，這大概也給了其他地方宣傳官員一個教訓。我不肯定此後媒體形勢會不會好轉，但至少有個希望。我肯定宣傳官員更不好當，要怎麼把握才不會出事呢？

梁文道：有意思嗎？

【蘋果日報】幾年前，一位香港朋友剛替南方報系的刊物撰稿，知道我是《南方都市報》評論版的「老人」之一，便與我交流經驗：「每五、六篇稿就有一篇登不了，登得了的又多半要刪改，你怎麼可以忍受？寫東西寫到這種樣子又還有什麼意思呢？」

要講寫作的「意思」，那就得看你覺得寫作的目的是什麼了。如果你認為寫作就是表達自我，是要言能盡興，以作者尊嚴為重；那麼在這種環境底下就真是沒什麼意思了。不妨再想想那些替我們處理稿件的編輯，那些東奔西走的記者，那些在上頭主管其事面對官府的高層，他們每天花的時間心力要比我們香港同行大，遇到壓力要刪稿撤稿時的痛苦要比我們這些人深。每日絞盡心思就是為了說多點真話，把邊界推得遠一些，在重重雷區之間找出可以種花的空地。做好的版面可能要在夜半起床回去重做，辛苦了幾個月的深度調查可能會盡付東流。最後，有些人還是會被撤職，有些人會被恐嚇（甚至恐嚇到家人頭上），有些人更要入獄。說不定境外還有人要講風涼話，說他們是「喉舌」，「小罵大幫忙」（儘管說這些話的人從來沒說清楚他們到底「幫了什麼忙」）。你覺得這有意思嗎？

老實講，我正是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一種我永遠無法在香港看到的做傳媒的「意思」。原來這個行業是有效果的，清清楚楚，每一則禁令都在提醒你一個消息一種觀點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原來這個行業是有風險的，有時候你要用自己的青春、自由甚至性命去相搏。每次和同行聚會，偶而受到恭維，說我出了某一篇東西寫得真好，我都會羞愧難過。因為是那些編輯在替我把關，是他們在裏面付出代價。有一陣子，我認真考慮過要不要徹底搬進去住，就是因為這種不能和他們真正在一起的慚愧。

然後在裏面你就要接受扭曲的環境，揮之不去的恐懼，以及無日無之的細碎羞辱。這有意思嗎？那意思就在一點一滴的觀念改變，就在近日微博上頭被狠狠刪掉的無數鼓勵，就在南方大院鐵柵欄外那一束白花。

梁文道：強姦

【蘋果日報】還記得去年立法會選舉的時候，在一場選舉論壇上面，陳志全批評同台的李慧琼不辨是非。當時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什麼叫做「大是大非」，大意是假如我看見你李慧琼被人強姦，我一定會出手相救；然後他字字鏗鏘地總結：「這就叫做大是大非！」。雖然此言獲得在場市民喝采，但我一聽就愕住了，當著一位女性的面說這種話未免太過冒犯太不decent了吧。而且，是非之別用得着這樣的例子去說明嗎？路見強姦，拔刀相助，豈非最自然不過的事？

今天，我才知道是非之分原來真的如面對強姦的反應有關，而且不一定人人搞得清楚。

《南方周末》出事之後，很多人形容庹震對它新年賀詞的改寫就像強姦，而南方人的反抗則如力抗色魔。後來，新一代真理報《環球日報》發了一篇叫做《南方周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的社評，若是沿用強姦的比喻，這篇文章的主旨大概就是：世界各地都有強姦案，受害人如果反抗，通常不會有好下場。尤其中國，反抗注定是要失敗的，要是有人膽敢反抗，很可能是自恃境外有人撐腰。所有真心愛護那個受害者的人，都不應該鼓勵他繼續抵抗，只能等待環境慢慢轉變，也許未來強姦犯會累，又或許受害者不難受了。

彷彿還嫌大家不知道什麼叫做強姦似的，上頭下令全國報紙都要轉載這份社論，正式坐實《環球日報》就是新時期人民日報的地位。這好比強姦犯嫌不過癮，還要把周圍旁觀的人全部姦遍，一時間自是哀鴻遍野。於是《新京報》和《瀟湘晨報》不幹了，雙雙拒登。

接下來便是大家看到的結果，在要不照刊要不封報的選項下，《新京報》在第二天節選了那篇奇文的段落，當做社會新聞的消息，排在第十幾版的角落，而且沒有任何記者和責任編輯的署名。我知道很多《新京報》的朋友依然羞憤難平，外頭甚至有人還嫌他們不夠強硬，可是我想告訴他們，其實他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就和《南方周末》一樣，他們已經保住了自己的清白。

我們對《南方周末》事件的三點共同聲明

2013年伊始，廣州《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遭中共宣傳部門粗暴篡改。消息傳出後，在中國大陸及全球華人社群引發了強烈反應。

我們認為，這起事件是對新聞自主、言論自由的嚴重戕害，也是對中國憲政民主前景的又一次踐踏。

事件發展至今，不僅《南方周末》的編輯記者提出抗議，大陸社會各界亦發起廣泛的聲援，以爭取新聞和言論自由，以捍衛公民社會的基本價值。

對這起事件，我們有莫大的關切，並共同發表三點聲明如下：

一、我們支持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反對言論控制的抗爭，願意以最大的努力加入並擴大海內外各界的聲援行動。

二、我們呼籲華人世界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變革投以更多關注，對於近年來大陸不斷湧現的進步社會力量，更積極地伸出友誼之手，心同此理而樂見其成。

三、我們期待華人各界與政府（尤其是台灣政府）更積極主動地促使中共當局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這包括開放報禁，落實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促進社會公正，推動憲政民主變革。

發起人：

楊偉中（台灣，自由撰稿人）	丘延亮　（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張鐵志（台灣＆香港，作家）	周保松　（香港，大學教師）
梁文道（香港，評論人）	魏　玓　（台灣，交通大學，學者）
陳冠中（作家）	葉蔭聰　（香港，大學教師）
王力雄（北京，作家）	劉蘇里　（北京，書店經營者）
長　平（德國，時評人）	陳張培倫（台灣，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陳宜中（台灣，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謝世民　（台灣，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錢永祥（台灣，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柯裕棻　（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
馮建三（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	杜　婷　（香港，媒體人）

以上是我們對《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的三點共同聲明，現公開徵求連署。有意參加連署者，請發信至linkage1938@gmail.com，告知您的大名、所在地、簡單職稱等。

主場新聞訪梁文道：撐南方，即使悲劇收場

【主場新聞】 梁文道估計，《南周》連日來反對新聞審查的抗爭已有定局，事件將以《南周》編輯要員離職作結。不過，梁呼籲香港的傳媒大眾繼續關注事件、繼續施壓，縱使今次抗爭悲劇收場，仍可為內地的媒體人累積道德力量。

《主場新聞》創辦人梁文道早前參與了一份中港台學者文人要求廣東省罷免宣傳部部長庹震的聯署；梁指出，現時《南周》內部可能已開始「清算」抗爭者，中港台三地的學者正在起草第二份聯署，會傳達更強烈的抗議聲音。

梁文道接受《主場》訪問時稱，昨日《南周》編採一方早上約11點發表的聲明，雖仍錚錚有詞要「徹底還原真相」，但已形容事件與庹震無關，相信《南周》與省委宣傳部已達成共識；風波仍未落幕，但梁認為這份聲明顯示《南周》內部的抗爭已被逼終結，估計今次事件將以《南周》幾個要員離職告終，省委宣傳部或將全身而退。

梁文道稱，在事件中一直有與《南周》相關人員保持聯絡，但自昨夜起未有收到過來自《南周》編委會或任何員工的訊息，也未能聯繫上他們，相信他們已接到上頭指令，不要與外界聲援《南周》的人再接觸。梁認為這是因為中央已將事件定性為「境外勢力干預」；「境外勢力」之說固然可笑，但它除了是一種針對港台聯署學者等「境外勢力」的政治恐嚇外，亦是當局與南方報系的下台階，將南方報系與今次事件「切割」開來，避免大規模整頓。

梁文道估計，之後可能還會有個別《南周》員工在微博上發表不滿，但事件大體上已經結束。《南周》的幾個高層編輯或會遭殃，反抗激烈的《南周》經濟版部份人可能會被清洗；《南周》會在接下來一段短時間內享有相對較寛鬆的空間，但不久就會回復原狀。

官報聲勢漸壓南方報系

梁文道分析，南方報系敢言、大膽活潑的風格極受讀者歡迎，廣告生意額十分可觀；空降的集團黨委書記也要看業績，在市場導向、經濟利益、政治關口三者之間，政治往往是首先退讓的一環，這是南方報系一直能夠保持敢言風格的原因。今次事件之後，官方對《南周》的審查尺度也不會明顯收緊，甚至會放寛一段短時間，過後仍會如之前一樣逐步滲透。

不過，梁文道指出，近年多了內地民眾「buy」《環球時報》等官方媒體，也有很多人在網上「鬧」南方報系。對於習近平的所謂開明新政，梁認為，中央固然有意擺出開明的立場，但只有「親兵」如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的言論空間會被放寛，這樣就可塑造政府開放的形象；絕不可能乖乖聽話的地方媒體，只會面對更嚴厲的打壓。梁稱，這種做法大收其效，近年來走煽情、民族主義路線的《環球時報》已成最暢銷的報紙之一；過去，《人民日報》是強逼訂閱才有人願意看的，現在人們卻願意花錢買《環球時報》，黨媒的地位與影響力不斷擴大。

今次抗爭失敗 仍應繼續關注

梁文道稱，《南周》的抗爭是近年來首次有媒體大規模地、公開地與新聞審查機器抗衡，是南方報系的一次攤牌、壓上整副身家的一次賭搏。

過去20多年來，南方報系一直是內地新聞界的穚頭堡：報系廣聚來自全國的媒體精英及最頂尖的新聞系畢業生，是優秀媒體人的培訓基地，中國各地的報紙、雜誌、網絡媒體中均有南方出身的記者編輯。南方報系的開放立場更是全國其他自由派媒體的風向標，其敢言風格甚至會潛移默化中央空降的官員與編輯。但近幾年以來，針對南方報系的審查尺度越收越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直至連《南周》的招牌作新年特刊也遭粗暴干預，士可忍孰不可忍，內地媒體界的龍頭大哥決定曬一次冷賭一次，與當局「攤牌」。

然而，他們抗爭能夠爭取到什麼？梁文道指，最終的目標當然是撤銷言論審查，實現自主辦報。但梁自己與很多內地媒體人均心知肚明，這是不可能的事。梁文道參與的中港台學者聯署十分溫和，有網民批評文中沒有提及新聞自由等價值，要求的僅為罷免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不提改革，只問一人之罪，按理當局會較易接受，但其實聯署者都明白，讓庹震下台也絕無可能。若學者文人公開說幾句，中共就要言聽計從，「咁仲點出嚟行？」梁悲觀地指出，就算是要求當局稍作讓步，道個歉、放鬆一下審查，觀乎現時的國情，這個卑微的要求也肯定無法得到應允。

南方報系孤注一擲賭身家，嚐到慘烈的後果。梁文道認同網絡上對外交部「中國不存在所謂的新聞審查制度」的分析：中國的新聞審查，沒有制度 ── 梁指，今次事件的重點不只是抗議《南周》受到打壓，而是抗議中國這種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特殊新聞審查方式。梁文道指，就算今次悲劇收場，香港的傳媒及香港人仍應繼續關注事件，一方面向當局施壓，另一方面為內地媒體人累積道德力量，讓他們感受到香港作為後援力量的支持，為下一次抗爭做準備。

附︰昨日《南周》編採一方早上約11點發表的聲明

關於罷免廣東省宣傳部長庹震的公開建議書

中共廣東省委並胡春華書記：

此次貴委宣傳部長庹震對《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特刊的所作所為，已震動新聞界，並延及全社會，輿論上隨處可見人們對庹震之反感與抗議，顯見社會普遍對庹震以及庹震所領貴委宣傳部管理風格出於文明之必然抗拒。我們與聞其事，亦甚感震驚，有些話不吐不快，故有此建議書。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橋頭堡，一向銳意開天下風氣之先。今日中國尚存崛起復興之氣象，有賴於廣東至多。鄧習二公先後南巡，大事常自粵始，舉國上下，海內海外，大都視廣東為中國改革開放程度最重要之試金石。而以一省之力，影響流於全國，不能不談《南方周末》之貢獻。這三十年來，《南方周末》以一貫的專業、理性與溫和，關注社會民生，關注公義良知，真正奠定了改革開放的廣東傳統、廣東精神。

多年來，在一茬茬對國家飽含感情且極具建設性的「南周人」的努力下，《南方周末》作為國內重要媒體，宣傳承繼著廣東的改革傳統，贏得了國內外的廣泛讚譽：以國際言，《南方周末》已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面孔；以國內言，《南方周末》是非分明、為民代言，是屈指可數的最貼近民情的好報紙之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而言，《南方周末》即為中國最生動之元氣，豈容個別酷吏任意摧折。

《南方周末》編輯部乃中國最富有現代媒體職業精神的群體之一，且與國家改革之趨勢、開放之精神息息相連；他們一向溫和理性忍讓，有秩序感，此次貴委宣傳部新任負責人庹震會惹動眾怒、引發他們群體抗議，在《南方周末》三十年歷史上未為一見。若非庹震為官霸道，焉能至於此乎？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坊間傳聞，庹震自履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始，屢屢越過《南方周末》編輯流程，恣意插手內容製作，上不知為官分寸，下不知行恥有己；以一己之官威，視公器如私產，挾酷吏之苛嚴，毀名刊如割草，所過之處，萬馬齊喑。若非庹震仇視改革開放，焉能至於此乎？

雖記者出身，其人又不嫻文史，落筆即犯常識錯誤。此次《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獻詞，庹震不顧新聞作業規律，夜半擅自換稿，所換之文字，乃庹電話逐字授意，居然有「2000年前大禹治水」之類的不能容忍的低級錯誤：大禹難道是漢代人不成？若庹震能尊重《南方周末》正常編輯流程而不隨意凌越，以南周編輯部之業務素質，豈會不發現此低級錯誤？若非其人師心自用，剛愎愚蠢，焉能至於此乎？

我們擔心，允許庹震這樣的人繼續留任，聽其為非作歹，將會給廣東省委帶來更多負面影響，將有可能令改革開放的廣東傳統喪失，報紙雜誌應有的表達自由徹底淪陷。

有鑑於此，我們公開建議，唯一正確的措施是盡快罷免庹震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派赴艱苦地區加強鍛鍊，以利其改邪歸正。拳拳之意，幸能明察！


第一批聯署人：

A 大陸知識界（18人）：

茅于轼　　經濟學家
张思之　　律師
章诒和　　作家
李承鹏　　作家
野　夫　　作家
贺卫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張千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秦　晖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郭于华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
张　鸣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徐　昕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秋　风　　儒者，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杨东平　　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
笑　蜀　　評論人
刘苏里　　書評人
王建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仝宗锦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郭玉闪　　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所長


B 港台知識界（9人）：

陳健民　　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江明修　　台灣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
梁文道　　香港文化人，前南方周末專欄作家
蔡子強　　香港政評家，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張楚勇　　香港城市大學高級特任講師
陳祖為　　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戴文祥　　台灣苗栗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成　名　　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


編：事件始末

梁文道：《少年Pi的奇幻漂流》

【開卷八分鐘】趁著這個電影這麼火，我今天得給大家說說這本小說，《少年Pi的奇幻漂流》－－原名叫《Life of PI》－－我覺得這個中文名字使大家非常關注小說裡面「漂流」的那個部分，至於這個漂流前差不多一百頁的「還沒有漂流」的故事，因此就被當成是個鋪墊了。但是英文原來的書名《Life of PI》好像能夠說的更「大」一些，能讓我們知道這個故事講的並不只是關於那著名的、一人一虎在船上漂流227天的故事，而還包括這個叫做Pi的小男孩，對他來講生命是什麼，他的生命是什麼樣的一個生命。

它的作者揚·馬特爾Yann Martel現在已經是個享譽國際的作家了，但當初坦白講，其實沒有太多人瞭解他，他這本書《少年Pi的奇幻漂流》，當年出版的時候最初是到處碰門釘的，好多家大出版社都不願意出版，結果找了一個小出版社。沒想到他居然後來有點爆冷地得到了英國最大的文學獎，布克文學獎，讓很多人掉了一地的眼鏡渣子。然後這本書就被人當成是個青少年勵志讀物，也有很多人覺得它是個很好看的故事，當一個暢銷小說來讀，總之是雅俗共賞，各有所取各有所需，非常不錯的一個小說。

這本書的故事我相信都不需要我再多講了，大家看電影看平常報紙上面，大家都已經知道他的故事是怎麼回事了。回頭講，在這本書的翻譯版裡，台灣版和大陸版是不同的翻譯本，我手上拿著的是大陸版。而在大陸版裡面，他請了一位很著名的書評人來給他寫一個序。這個書評人的序是認為這本書的前半部－－因為這個書分三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這個Pi，叫做Pi的這個年輕人，他原來名字其實不叫Pi，他是為自己命名為Pi，因為他原來的名字是取自法國巴黎一個游泳池的名字，而這名字在他印度的老家的同學們的心目中都是一個很可笑的名字，讓人想起像小便、糞便一樣的東西，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後來改成叫Pi。

這邊要補充一下，這個翻譯裡面有時候有些不是太準確，比如說把他的原來的名字叫做派悉尼克，其實這個Piscine這個字在法文念的時候是發不出派悉尼克這樣的聲音的－－好，再回頭講講，他的第一部分說的就是我們這本小說裡面的一個敘事者－－第一敘事者，就是作者的一個代言人在裡面－－要為自己寫一個好小說好故事要找故事，結果聽人轉薦，找到了這麼一個年輕人，找到這麼一個人叫做Pi，說他的故事很好，這個故事能夠感動你去要有信仰的，是能夠讓人有信仰的故事，結果他就追索找到了這個Pi，這個Pi就給他描述當年他小時候在印度老家怎麼樣，後來怎麼樣踏上一個日本籍的貨輪，這個日本籍的貨輪理論上是要帶著他們一家，像諾亞方舟一樣駛向加拿大，在那邊落地生根。

然後重點就到了第二部分，就是他們這艘日本貨輪，沉船了，結果就漂下一個救生艇下來，Pi在裡面，陪伴他的是一頭皇家孟加拉虎，非常可怕兇猛大型的老虎。最初還有個非洲兇殘的獵狗，有個婆羅洲的紅毛猩猩，然後還有個非洲斑馬，到最後只剩下了就是這個老虎跟他，經過227天的海上漂流，他終於到了墨西哥那邊上岸獲救。那這個小說的第三部分就是來自日本的這個貨輪公司的兩個調查員，試圖從意外事件乘船海難事件裡面唯一的生還者，就少年Pi口中搞清楚到底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很簡單這三個結構。

先來講講第一個部分，這第一個部分裡面很多人都覺得長，包括我剛才說的書評人，他就覺得這第一部分其實可以砍掉很多，在我看來，這個說法是對的－－如果你把中間的部分看成重點，你就覺得前面寫的太長。但是假如你想瞭解到這本小說到最後就是要指出對Pi來講生命的追求跟意義的時候，你會發現前面那個鋪墊－－甚至有時候我不知道能不能只當成是鋪墊來看－－其實是很重要的，裡面甚至有一些部分你會發現他寫的一些觀察很有趣。

比如他寫動物園，他在說很多人認為動物園在囚禁動物，很不自然，讓動物失去自由很不愉快，應該放了他們出去。然後他做了一個比喻，他說「如果你到一戶人家去，把前門踢開，把住在裡面的人趕到大街上說，去吧，你們自由了，像小鳥一樣自由，去吧，去吧，你以為他們會高興的又叫又跳嗎？他們當然不會」－－意思是說這些動物他到哪裡就是要迅速適應環境，要生存，有時候他們在動物園裡面說不定生存的更好，至少這是Pi他的講法。

然後他又說到馬戲班，怎麼樣訓練老虎獅子，這對他後來如何馴服那頭孟加拉虎很重要。你要馴服這些動物方法是什麼呢，就是要讓他們搞清楚誰是老大，他們要把你當成同類，而你是他們這群體之中的老大，而在馬戲團裡面，平常表演的最漂亮最聽話最傑出的那個，其實不是這個獅子老虎群裡面的大哥，而是最弱小的那個，正因為他是最弱小的那個，所以他才更有動機和理由，要去聽這個馴獸師給他的命令，他要更比別的動物害怕這個馴獸師，這個講法我覺得很好玩。

但更重要是這前面第一部分說出了這個Pi是個什麼樣的年輕人。他從小就有很強烈的宗教傾向，乃至於居然同時信了三個不能並存的宗教，就是印度教、天主教以及伊斯蘭教，他同時信仰三個教，在他來講沒有問題，他身邊所有人都覺得這太有問題。我認為在這裡面印度教他最早接受的宗教對他的影響最深，這裡面就說到了，「這個印度教裡面講的梵天，他不只是通過神，我們人可以通過人、動物、樹木、一抔泥土表現他出來，一切都有神的蹤跡，生命的真理在於梵天與自我，也就是我們心中的精神力量，你可以稱為靈魂的東西，沒有什麼不同，個人的靈魂向世界的靈魂接近，就像一口井向地下水位靠近」，我們所看到的世界萬事萬物，包括語言，其實都無法窮盡那個最後的大我一體，我們應該怎麼樣接近他呢？我覺得這樣的一種宗教信仰就決定了他後來他的命運，以及他對這個命運的認知。

為什麼人家說這本《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是一個關於宗教信仰的一個故事－－或者不要講宗教講信仰，講靈信的追求呢？我們來看看現在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的這個故事本綱，叫做Pi的年輕人，遇到海難，在海上與一個老虎並存。這是個什麼樣的關係，什麼樣的架構？這一開始的鋪墊已經讓我們知道，這個少年他對動物是有一定的理解，因此最後才能夠安全無事的跟這個老虎產生一種同伴間的關係。人，大概是知道人是怎麼回事，而動物跟我們截然不同，他們是一個陌生的領域，但是我們約略的仍然能夠大約瞭解他們，模模糊糊的掌握他們一些性質。

人和動物這兩者並存在海上的孤立的環境，遭遇到種種不可思議的遭遇，例如說一個會吃人的島嶼，例如說非常繁忙的海下由魚兒們組成的高速公路，遇到這種種奇幻的景象，近乎超自然的一個自然奇觀出現的時候，這兩者就隱隱約約一起指向了一個三角形裡面我們看不到的第三點－－那一點就是一個你可以放很多東西上去，可以是上帝，可以是安拉，可以是梵天，是一個超越人世理解之外的一個精神境界／我對這本小說的看法就是這樣，怎麼樣在那段奇幻的旅程裡面去找出了那第三點呢？至少暗示出他存在的面相出來。

我們看看這小說，他裡面其實有相當多精彩的部分。他不是一個所謂的魔幻小說，而是相當寫實，但是寫著寫著就踩到奇幻邊界的狀態。在寫海上漂流的歷程裡面，作者Yann Martel他很認真地在想這個海上的救生艇是什麼樣裝備，海上會遇到什麼問題，他非常仔細的去寫這些片段。於是，在寫到有一些東西，在我們看來不可思議的奇觀出現的時候，或許有些大自然的奇景是真實的，但會讓我們覺得幾乎是不真實的狀況，例如說這邊寫，「少年Pi聽到咕咚一聲，低頭看看海水，吃驚的倒出了一口氣，我以為自己是孤獨一人，靜止的空氣燦爛的星光，相對安全的感覺，這一切都讓我這麼想，但是我匆匆一眼便發現大海是座城市，就在我腳下，在我身邊我從未察覺到的是高速公路林蔭大道，大街和繞道，海下的車輛行人熙熙攘攘，在顏色深暗清澈透明點綴的幾百萬發出亮光的微小的浮游生物的水裡，魚兒像卡車、公共汽車、小汽車、自行車、行人，瘋狂疾駛。我所能看見的深度不同的水裡，有發出靈光的綠色氣泡形成的一道道轉瞬即逝的光痕，一道光痕剛剛消失，另一道光痕又立即出現了，四面八方聚過來。」

當然這只是游水魚，寫的多漂亮。然後比如說他殺死一些一種非常大條的魚叫鲯鰍，他說這個鲯鰍死的時候，做了一件特別不同尋常的事，「他開始閃爍各種各樣的顏色，這些顏色一種接一種，迅速變化著，伴隨他的不斷掙扎，藍色、綠色、紅色、金色、紫羅蘭色，像霓紅燈一樣在他身體表面忽隱忽現、閃閃發光，我感到自己正在打死一道彩虹。」

明明是一個血腥的宰魚，要吃他的場面，被描寫為是在宰一道彩虹，那這些東西真的嗎？其實是真的，但是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描寫，才使接下來非常不可思議的東西變得也好像可信了，比如說遇上了那個海上飄浮的，由肉食性植物組成的島嶼，而且上面還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笊籬，這都是非常奇怪的景象，對不對？

這樣的一個故事，讀者看的時候會覺得慢慢入戲，儘管覺得他是一個奇幻的故事。但是後來在小說第三部分，當他在複述給兩個日本來的調查員，敘述他的船難經過的時候，他們當然無法相信。於是，少年Pi說，「這個故事，你們覺得這不可置信，愛情同樣不可置信，你們為什麼還要相信」，這句話就已經顯示出少年Pi這整個故事裡面的一個核心，就是生命中有太多不可置信的東西，但他的確是會發生的，而這些奇蹟讓我們瞭解到我們平常認為可信的範圍多麼的窄小，而範圍之外又有著多麼廣大的靈信的可能，而那個可能永遠是我們無法窮盡的東西。

但是為了要滿足這兩個日本人，他又講了他的遭遇的另一個版本，在這個版本裡面，我們看到的就現實的多了。看到的是一個他的母親也在船裡面，被害死了，有一個壞心腸的廚師害死了他的母親，甚至吃人肉，但是最後也被少年Pi殺死了，那麼這整個故事就變得好像很血腥很恐怖很現實，但突然也好像很可信，然後Pi問那兩個日本人，你們願意相信哪個故事？然後這兩個日本人說有動物的故事好像比較好聽，少年Pi說對，沒錯，謝謝你們，你們的想法跟上帝一樣。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原本的那個有動物的故事是上帝安排給我的遭遇，因為這個故事比較好聽－－世界無非就是一個故事而已，但這個故事為什麼比較好聽好看呢，那是因為它的意義其實又超乎在故事之外，而故事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時候，這個故事就漂亮起來、奇幻起來了。

他就說，「我們應該賦予事物一個有意義的形式，比如說我想知道你能不多不少用正好一百章把我雜亂的故事說出來呢？」Pi告訴我們這書裡面的作者，「我告訴你，我討厭自己的外號原因之一就是這個數字會一直循環下去（就3.1416這個數字），事物應當恰當的結束，這在生活中很重要，只有在這時，你才能夠放手」，但是生命本來就是像Pi一樣，無窮無盡任何形式都裝不下，但是儘管再裝不下，就像言語形容不了梵天一樣，我們還是努力的去捕捉他，在捕捉到或者將要捕捉不到那一剎那，他的奇幻的光線就會出現。

梁文道：自學

【蘋果日報】我很相信自學，因為我相信閱讀的力量。由於很小的時候就認定自己的閱讀能力不錯，所以我曾真的以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不可以透過閱讀來學懂的。比如外語，以教材自修語言，豈不是理所當然的天作之合？其實不然，就以當代最有名的拉丁文教材《Wheelock's Latin》來說吧，清楚是夠清楚，走的全是文法下手那條老路，但毫無趣味可言。幾乎有些把它一關關順序學完的學友抱怨，真正在讀原文經典的時候，滿腦子也還是教材裏怎麼分析句子結構的那一套，離真正的閱讀還差很遠。

當然，學習本來就不可能太有趣味，自學更是要做好艱苦奮進的打算。但是時代變了，今天的網絡資源豐富，且不說劍橋那套人人都能報名參加的遙距課程，就連測驗拉丁詞彙的網絡遊戲都有好幾款呢。更何況網上還有許多同好論壇，不時摸進去看看，不止能減少獨學而無友的窄陋，還會發現天底下同病相憐者多的是，不只我一個人搞不清人稱代詞的屬格，從而補回了點點自信。

自學當要立志，但又怕立志太猛。最壞的就是那些名人故事，誰六歲就在家學會了古希臘文，誰在中學就給學校編拉丁文教材，誰又自學成才通達二十多種語言。自學確實有成才的時候，可成才也得先有那塊材料才行呀。那些故事說明的不是什麼九十九分努力如何換回成功，而是少一分天才就當不成故事裏的主人翁。

在這藏龍卧虎的網絡世界裏面，我見過不少隱姓埋名的奇人。有的會勸大家好好學習梵文，「因為有了梵文底子之後，其他印歐語種看似不規則的地方也就都有了規則」；有的則以古希臘文翻譯宋詞消遣；更有些人着手自習科普特語，好在家閒賞古埃及的文學。而且這些人態度誠懇，絲毫沒有炫學的意思，彼此切磋，溫潤有禮，與一般社交網站上的暴烈火氣真是兩回事。更要緊的是，他們並非什麼名牌大學裏的大師，我忍不住好奇，搜索了一下，發現其中居然有普通退休公務員和銀行經理。

我喜歡自學，就是喜歡它能讓人知道天地寬大，逼着自己謙虛。

梁文道：學無止境

【蘋果日報】每逢年尾看到人家總結去年好書，我都要佩服別人的記性真好，怎麼記得哪一本書是去年出的呢？我以為看書不似喝酒，年份沒有那麼重要，所以挑書讀書的時候通常不太在乎出版日期，但憑需要和興趣下手。要我回顧去年出版的佳著，還不如想想去年讀過了什麼。

過去一年，讀了不少上古歐亞文化交流史的東西，這是我最近兩年新發展出來的興趣。當初是因為看了雷競旋先生談中亞獅子的文章，覺得這真是個有意思的課題，今天的中國既然沒有獅子，古人又如何創造出這許多關於獅子的圖像和故事呢？自此不可收拾地沉迷下去，想知道馬車如何傳入中國，也想知道青銅器的冶煉技術又是否中原土產。於是便在去年學到了一個新名詞「青銅之路」，這可是比絲綢之路還要古老得多的歐亞古道，足證上古時代，世界各地的交流便已十分頻繁；而中國也實在不像今天很多人所以為的那樣，是個一開始很封閉很有自己一套的自主源生文明。

我讀到了梅維恒（Victor H. Mair）先生對殷商古巫的考察，便驚訝地發現「巫」這個字和古伊朗語相關。我讀到了饒宗頤先生對西周舊墟裏掘出的頭像的推論，他認為那上頭的古怪符號可以溯源至七千多年前的西亞陶器。正是在這樣的閱讀過程裏面，我才初識饒公學問之博大精深。以前雖也讀過他老人家兩部論著，但多半也只能跟着人家人云亦云地說他是大師。

門外窺看這個領域裏的高人過招，再吃力也只能看到熱鬧。這群學者的武器太過嚇人，動不動就用上五六種古語言，偶而引述一段拉丁文梵文還不翻譯，好像大家都該懂得似的。於是我又不自量力地興起了自修外語的念頭，順着線索上網找材料。這下不得了，在那個facebook以外的邊陲小世界裏頭，竟有一群世外高手在談學習古科普特語的好處。

梁文道：正義從不缺席

【蘋果日報】我第一次知道《孤星淚》，就是因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這首歌。八九那年，一個朋友帶來唱片，要我們聽聽看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正在合唱的歌。沒想到它竟是一首英文歌；但那裏頭的每一句話我們都不陌生，簡直就是為我們而寫，為那個時代而寫。

自從那年開始，我看過兩次《孤星淚》的現場演出，每一次都會在它結尾的時候流淚。並非為了一眾劇中人物的命運之哀苦，而是為了這首歌的第二次響起。這一回，它的歌詞變了，不再只是憤怒人民的呼召，還多了一層對未來正義的肯定，漂渺虛幻，但又堅信不移。更重要的，是這一回演唱它的演員多半已成亡魂，彷彿再生，又似在來世，純靠一股信念維繫公義之不朽。對於觀眾來講，這是最經典的悲劇，靈魂之洗滌與昇華。對於我們這些現實上的敗者而言，這是一個美好到幾乎不真實的許諾：

「正義只是遲到，但它從不缺席」。

這種亡靈與生者在一部戲劇結尾處共同現身，於音樂的萬千氣象之間達至完美彼岸的場面，也曾見於另一部政治意義十分強烈的電影，那便是近期在大陸備受關注的《V煞》（V for Vendetta）。還記不記得那列載滿了炸藥以及「V煞」遺體的列車駛向英國國會大樓的場面？在《1812序曲》的伴奏之下，象徵統治者的巨大建築炸出了滿城煙火，底下一個個蒙面的人民百姓終於可以摘下面具，坦露真我。仔細看，那裏頭有一個因為塗鴉反政府標號而被殺的女孩，有一對因為性取向犯禁而死在獄中的情人，還有許多其他被暴政迫害的冤魂。在這一刻，他們全都神奇地「活」過來了。因為此世的解放，便連受難的過去也能得到救贖。

一者企盼未來還我青天，一者功成當下以洗昔日之恨，它們都相信正義必將出入生死，貫穿時間的向度。是的，它從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