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編：2013年1月12日，騰訊書院第四期——「云知道」主題沙龍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進行。「云知道」組合由熊培云、許知遠、梁文道三位知名的青年知識分子組成，此次騰訊書院的主題是知識分子的中國處境——從「社會良心」到「公知」。三位公眾眼中的「公知」從各自角度闡釋了公知的形象時如何倒掉的。）
我比較不太擅長談個人經歷，所以我講遠一點。
知遠剛才講的一句話我非常認同，知識分子本來就應該是公共的，我們很少聽說有私人的知識分子，當然理論上是存在了，比如他受聘於某個私人的化工產品公司，當然他也可能是傑出的學者，投入進去，不發表文章，這也很常見。但是我們一般講知識分子的時候，它的意思總是有一些公共性。我們在這裡先定義一下，無可避免要稍稍列一下。有一個大家現在不會看的書，最早從知識社會學角度談知識分子的第一批研究，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一個美國的社會科學寫過一本非常重要的談知識分子的書，他裡面有一個定義，知識分子是什麼樣的人？他可以靠思想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為思想而活。後來很多人都繼續沿用和發展這句話更豐富的含義，他是指知識分子和你從事什麼職業沒有太大的關係。你可以是一個作家，可以是一個中學老師，可以是一個大巴司機或者大學教授，這都不妨礙你當一個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在這裡面更關鍵的是你是否為思想而活。所謂為思想而活是什麼意思呢？我再掉一個書袋，是一本近幾年的書，是一位很有名的在英國的波蘭學家，叫鮑曼，他有一本書是《立法者與闡述者》。他有一個闡述，知識分子除了為思想而活，還要關心正義的問題，關心審美的問題，關心真理的問題。這三點如果讀過北大的學旨一定會想到這是從康德而來的三大範疇的真理、正義與審美，他關心這些課題。
這樣一種關懷和一個知識分子本身從事的工作有沒有特殊關係呢？可以有，也可以沒有，如果有當然很好，表示你在某個領域，你是一個大學的學者，你擁有某種很專業的知識，讓這個知識帶給你某種權威。當你關懷其他事的時候，這個權威可以成為別人重視你的武器。最好的例子是愛因斯坦，我們知道愛因斯坦後來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在戰爭期間有大量關於政治的看法，你從很嚴格的政治學的角度看，他的很多政治看法其實並不專業，甚至可以說是幼稚，但大家仍然會傾聽他，因為他是愛因斯坦。但是我們或許可以不同意他說的話，說他說的不對，但是你不能否認他盡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無數其他學者在演說的，比如薩義德常常談到的知識分子始終應該保有一種業餘者的狀態，就是你在行業以外、職業以外對某種事物的愛好，這種愛好是可以很深的。比如說法國社會學家寫的那本書也提到這一點，和薩義德完全一樣，他們都提到一個詞——普世性，大家注意這個普世性不是中國言談語境下所講的普世價值，他講是知識分子應該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和關懷領域之外，應該有超出你那個領域，或者你所處的單位和文化傳統帶給你的一套束縛，你要有超出的慾望，因為你對某種普世的東西有所追求，普世的東西或許就是普世的真理、正義或者審美，這裡面講的普世其實是一個踰越邊界。
我為什麼講這些呢？知識分子是什麼樣的人，比如說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很古怪的人，是美國一個著名的作家，因為他和我是同行，他是做電視的，但是他是美國最有戰鬥性的公共知識分子，寫了很多小說、政論和書，對美國主流社會和價值觀有很猛烈的批判。他可以是一個教授，可以是一個政治家，但是他都可以是知識分子，只要他跳出自己的領域。我們講關懷思想和關懷事物很簡單，像剛才說的鮑曼，你既然這麼關心思想，願意為思想而活，可能你就有某種慾望和責任，你需要把你的關懷和關懷所得說出去，試圖影響一些東西，影響一些社會的改變。這在我看來，剛才我講的一系列的書名和人名，只是要給出一個知識分子大致的框架，是一個素描，大概知識分子是什麼樣的狀態。
按照這樣的素描來看，知識分子必然具有一個公共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就算是很討厭公知，在網上以罵公知為名的方舟子先生也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本來是做生化方面的研究，具有這方面的專業能力，但是他開始關心另一位著名作家有沒有涉嫌造假的時候他也躍出了他的身份領域，他有這樣的熱情，我願意帶著良好的意願理解這是他對真理的追求、對思想的關懷。在這個意義下，孔慶東先生也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是做文學的，但是他對文學另外的領域，比如說北朝鮮很有關懷，他提出一個概念認為大家應該學北朝鮮，這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中國今天批判知識分子的人就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這就變成了知識分子罵知識分子的情況。這就很簡單了，大家都知道《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他是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他不只是寫東西，他還行動，打過西班牙內戰，但是批評知識分子是他生平最大的樂趣之一。在當年的英國，看他的書，如果幫他做一個索引就會發現他最多用的詞就是知識分子，他每次都罵，所以知識分子批判和痛恨知識分子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的生活樂趣之一。這是我瞎說的。
但是在中國今天的狀況有點不太一樣，有點特別。剛才我這麼定義知識分子，當然我們很多網民都會在網上追罵一些公知和母知。後來我看這些討論的時候，我們可以馬上為它劃一條很簡單的歷史脈絡出來，在中國所謂的公知被污名的現象，背後是有背景的。很多年前有一個詞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大家都認為是負面詞——精英。所謂精英被批判，它其實是有具體原因的，這個原因是因為當時精英這個字眼很有趣，它包含很廣闊，但在現在這麼一個具體的處境來看的話，它指的是什麼樣的人？它首先是指在改革開放以後，在今天獲得最大利益的一群人，或許是某些高官，或許是某些富商，或者是某些總經理，今天在北京各大會所出入，拿著雪茄紅酒晃晃的這些人（當然我覺得很有趣，中國被罵的精英不反感自己是精英，中國現在很多報紙都出現奢華，精英這些字，這些是講的最多的字眼）。這批精英被罵的理由，背後是有一個社會分析的。首先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很大，權力分配不公平也是很鮮明的，在這個情況下，那些在我們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分配下有著很大的上下差距，這是一個現象。第二，對這個事實要有一個分析，大家分析認為它裡面牽扯到一種分配，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分配，大家認為這個分配本身是不公正的，也就是因為某種扭曲和不公正的制度，使得某些人成為經濟上獲利最多的人，政治上獲得利益最多的人，這些精英彼此之間，大家又認為其實他們還有聯繫，這個聯繫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會認為這個制度之所以不公正，之所以扭曲，是因為這裡面我們講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是互相勾結的，權力尋租，發財的商人第一桶金全部都是黑的，或者後面背了很多老百姓工人的血汗在裡面，國家發展到今天重大的環境污染也是在他們開發過程中出現的。我們有這樣一個分析以後，於是這個精英很壞很黑，這個東西就很清楚了，這是我們瞭解到精英這個詞為什麼會被污名化。
還有另外一種人也罵做精英，這些人是一些學者，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提出的這些說法，無非是在為剛才我說的那種不公平的制度在辯護，在為他們說話，在為他們做一些主張，維護他們。又不只是經濟學家如此，還牽扯到很多著名的媒體和媒體人，包括像《南方週末》和很多報紙雜誌，都被認為和這些經濟學家、學者是一脈相承的思路。所以，大家看到這裡的精英群體之所以糟糕，是包含了這幾種不同的人，是在這樣的脈絡下。
這裡面還牽扯到另外一種觀點，這些精英群體他們講的不只是要維護這樣的不公平的事，他們還試圖為這種不公平的制度、有問題的制度提供說法，那個說法裡包含了某些價值，比如他們常常用的一些字眼，自由，這是很有問題的字眼，自由是指誰的自由呢？裡面講到的很多觀念市場化、私有產權，都很值得懷疑，被打上問號。還不止，因為這些講自由的人裡或許是理論聯繫，或許有些時候是偶然，他們經常會講到政治民主，於是政治民主、經濟人權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就形成了串聯的神聖同盟或者是邪惡神聖同盟，這個邪惡神聖同盟還有另外一個面向，再仔細研究這一幫所謂的精英分子，他們把持了國家和老百姓最大的利益，為己所用，更可惡的是他們還勾結了國際勢力，一種是勾結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他們想徹底打開中國的種種市場壁壘，包括政府對本土市場的種種維護，好讓國際企業進來大賺其錢。國內的企業則在這些時候，大量掠奪老百姓的血汗錢，國家的資本加上國際的資本一起來掠奪，如果要讓國際資本順利進入的話，大行其道的話，就包含了另一點，需要這個國家的政權被顛覆，它的制度被改變，比如把它變成民主制度，這個時候這些人就大獲全勝了，就唯一可以擋住我們普通老百姓受迫害的那個可愛的政權就遭殃了，理想中的政權就遭殃了，就被顛覆。所以，到這種時候我們又可以引入另一種東西民主主義和國家主義，一開始我講的那些觀點是有點左傾的觀點和民主主義的觀點就能河流攻擊剛才所說的這些精英群體。這些精英群體他們常常講的那話語這時候就被定義普世價值下。這大概是一個很粗糙的過去幾年理論環境現象，大概是這樣一個脈絡。
在這個情況下，公知的被污名化順理成章了。因為按照我一開始的講法，孔慶東先生，司馬南先生，方舟子先生都是公共知識分子，但是我們一開始講到的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延續當年南方報系的傳統，對國家和社會有強烈不滿和批判的這群人，因為也有很多人對現實強烈的批判是我認同的某些方面。但是以南方報系或者以媒體方面的這些知識分子，由於已經被認為和剛才所講的那些很壞的精英結盟在一起，我們平常一講公知就講這些人，所以，很順理成章的方舟子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就遺忘了，大家覺得剛才講的那些人才是公共知識分子。當然這裡面還有一些插曲，就包括了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也許私人品德很不好，我可以曝光一下，我們看到某某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晚上在哪裡帶著兩個女孩怎樣怎樣。或者被認為是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韓寒（韓寒騰訊博客）學歷造假。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我們將來在別的場合談道德和知識分子的時候都會談，按照剛才這樣一個主線談下來，也可以瞭解到，今天對公知的污名化，有時候可以很粗糙，有時候可以很精緻，這樣一種社會分析底下得到了我剛才說的結果。在我看來，我們現在要做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讓不同意見的雙方都承認，方舟子你別裝了，你也是公共知識分子，大家都是，不是公知是不是壞人的問題，而是這裡面有兩種不同立場的公知，大家應該把立場背後的工具和理由拿出來大家討論。
但是我們迅速把公知轉移到對這群人人格上的討論，就抹去了剛才我認為更重要的牽扯到整個國家重大的社會分歧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在學術界、從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裂就存在，只是現在進入到大眾輿論下變成了這樣的東西，其實這是某種政治討論庸俗的結果。
有許多人批評，尤其是一些做媒體研究的學者常常批評一點，西方國家的媒體政治討論和政治生活越來越貧乏，政治的言語、論述、話語越來越空洞，它和另一現象有關，就是對私人生活的關注，你可以發現，不只是中國，全世界都一樣，過去十幾年大家都流行講真人秀，我們忽然之間前所未有的對一個人的私生活，私人的性格和個性感到無比的興趣。所以，有代議民主的國家選舉總統，他們很多選舉變成不再是政治討論，而變成這個總統有沒有婚外情的討論，變成有沒有抽煙的討論，變成他是什麼人的討論，而不是一整串政治立場的討論。
同樣的情況，我自己感覺在中國甚至更嚴重，尤其是微博為主的網絡輿論場裡，由於嚴肅的政治討論很難在微博上展開，所以，我們更傾向於用一種很簡潔、粗糙的語言來總結，不要說政治討論，就連一般的交流在微博上也是很難的。舉個例子，因為我自己不用微博，但我會上去看，我常常覺得很好玩，比如說有時候我在一些場合講一些東西，有在場的朋友就發微博，他發出來的微博使我瞭解到，原來我說話常常不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常常發現大部分微博上對於我在某場演講上的講話，其實都不太接近我的原意，有時候甚至是相反的。由於那樣的微博發出去，也許他是一個受歡迎的微博主，被轉發了很多次，有人看了那樣的微博就會下判斷，沒想到梁文道當時會這麼講，按照今天的趨勢一個個人的判斷，梁文道就是一個傻B。因為我這種經驗越來越多，我不太敢在微博上下判斷，如果我對這件事情感興趣，我是一定要想辦法找回他的原話是怎樣的，他的整篇文章是怎樣的，我很難根據別人的隻言片語和別人的總結來漸漸判斷另一個人和另一件事，但是今天我們大概都是沒有時間來做剛才我說的那麼廢神的事，因為微博的速度那麼快，你上午在關注伊能靜，晚上關心李云迪，今天早上大家最關心的是南京搓手貓，因為我們關心的事情是每小時在更新，我們的判斷是每小時變，所以沒有人追究我們的判斷基礎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嚴肅的政治討論更加不可能，因此只能提供一種印象，而印象不只是關於政治議題的印象，還關於人物的印象，這是最容易讓你下判斷的東西。所以，整個公知的污名化在我看來是過去幾年各種思想界的討論，比如說新左派和自由派的爭論，後來加上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或者是新儒家，有些人不能叫做新儒家，也可以廣義叫做文化保守主義者。各種文化觀念的交鋒變成了庸俗化的結果，就是「五毛」對公知，兩種人格類型，變成了這樣的局面。
在今天我不是要為公知正名，不是要說公知多有良心，而是要說這樣的隨便罵人都不利於一個健康討論的氣氛和環境。當然我這樣一個呼籲恐怕改變不了什麼，因為時代也許就是這樣，我知道時代真的很微弱，但如果真的是知識分子的話，他要關心討論嚴肅的品質問題，他就必須要有這樣的呼籲和關心。知識分子，剛才知遠兄提到了一些庸俗化的問題，平庸的狀況，廉價的掌聲和呼聲等等，我想今天讓很多人在反省，但是不好意思說出來，其實這個問題就是精英知識分子對庸俗大眾的投降。這麼講很討厭。去年和前年也翻譯了一書《知識分子到哪裡去了》，這本書裡就認為整個當代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在向大眾投降，按中國話講，我們要接地氣，要瞭解老百姓講什麼，有他們的語言說話。如果大學教授總在想辦法用草民的語言說話，這當然是很接地氣的表現，但原來給你的一種嚴格的訓練，知識品質的素養做什麼？這和一般的精英主義不一樣，精英主義認為要在精英和大眾之間割出圍欄，但是後來認為不能，要向下層開放，圖書館要放開，但是那背後還有一些想法，有些東西是世界上有品質的東西，這個有品質的東西應該是全民都共享的。今天的情況是精英分子放棄了有品質的追求，我們一起來擁抱大眾，一起用大眾的語言來說話，如果他們喜歡你罵娘你就罵娘，他們就會很高興。
所以，我最後想講這個情況在我看來挺可悲的，今天已經變成了一個時代，其實全世界都差不多，在中國精英被污名化以後，在大家都不好意思講精英這些字眼的時候，如果在場的各位多半是大學生或者北大學生，我強烈建議你們首先要肯定自己的精英身份，你們當然是精英，北大的學生都不是精英誰是精英？你們如果關懷社會事物也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首先一個人要認定自己的立場，是為了承擔這樣一個身份所給你的壓力和責任，這種責任和壓力不是讓你拋棄草根大眾和人民，你當然要關懷整個社會，影響所有的人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還要為思想而活，思想是要講品質的，思想的討論和發掘是應該有嚴格的方法來要求的，態度應該是認真和嚴肅的。
這是我簡單的想法。
（騰訊編：1月10日下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感恩答謝會在環球貿易中心舉行。「云知道」組合，熊培云、許知遠和梁文道，三位風格各異的70後作家，共同探討「寫作的輕與重」。同時，「云知道」組合也各自發佈了自己的新書，熊培云《這個社會會好嗎》 發現社會、倡言自由後，重申個人的責任。許知遠《時代的稻草人》背對盛世中國，追求內在自由。梁文道「味道三書」：《味覺現象》《人民公社》《第一宗罪》，談論吃的社會含義。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云知道」組合將前往全國各地舉辦講座及沙龍，就「知識分子」的話題進行深度討論。）
我也很遺憾今天看不到柴靜，因為我跟她是有「特殊」關係的，很多年前，有一陣子大家知道我有一個綽號叫腰封王子，我們共同的朋友羅永浩給她一個綽號叫腰封公主，後來她寫了一本書《看見》送給我的時候就是寫的「TO腰封小王子」。
我想說的是今天還要宣佈一件事，就是剛才劉瑞琳總編輯說到的，我們來年會有一系列的我們三個的組合的名字，我們會去不同的地方演講、沙龍、座談，但是有一個主題，我們希望這是一個系列的主題一直貫穿下去，以後每一個月到不同的地方都是對一個主題下面子題的發揮。我們希望每一次都是認真的，大家回去做好功課做好準備，想好之後給大家希望比較系統地探討的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就是知識分子。這是我們今年這一年的計劃。
今天這第一場不能夠從這個主題開始了，我們接下來是再從這個主題開始，因為今天時間有限，所以我們只能回到一些簡單的東西。正好我們要發佈新書了，於是我們三個商量、研究什麼樣的題目可以把我們穿起來，他們兩個好辦，因為我比較麻煩，比起他們我寫的比較慢，寫了一本特別輕薄、無聊的東西。所以我們談不如談寫作，談什麼呢？「輕與重」，這是塔爾唯諾的《千年備忘錄》第一章講的這個觀念，我想這很有趣，所以想從這兒開始，現在從熊培云開始給我們說一下他關於寫作的看法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經歷。
（其他人演講……）
寫作要在現實前面設置隔離層
他們二位都寫了很重要的作品集、評論集，都是切入當前社會各種各樣的問題。相比之下我是一個「爛人」，我覺得很尷尬。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就是，比較起來好像這是很輕的一個東西，他們一個講89，一個講環球時報這個事。我就寫吃喝好像很不入流，於是我們可以聯想到這個輕重，這個輕重的概念，我理解的並不是一般的平常常常講的這個東西寫的很重，這是一個輕的話題，這是輕文學，這個是重文學。
我的理解並不是這樣，我仍同塔爾為莫的說法，是因為我讀到了他怎麼樣談輕的時候，我覺得他說出來我沒辦法說出來的話。他講了一個有名的希臘神話，希臘神話是長滿蛇發的女妖，她看你一眼就會變成石頭，卡接維斯是拿了一個盾牌，從盾牌裡面折射看到她從後面來了，然後一劍把她的頭砍掉，這是因為他隔著盾牌，所以不怕看到她了。這個例子說明眼神就是現實，它很沉重，重到一定程度你直接盯著它會被拖入泥沼陷進去。那麼怎麼辦？他認為文學或者一切的寫作應該是輕盈的。像隔著一個盾牌一樣，不是直入現實，而是側眼看現實。好的寫作不能直面寫作，要歪著面對現實，歪著面對的時候逃逸了，跑掉了。梅杜莎死了之後，她的血裡面誕生了那批有名的後來為帕森斯繼承的飛馬，非常漂亮的駿馬，它如此的飄逸輕盈，在天空中飛翔。
中國的文化是很基本的，從古代殷商的時候青銅器，是國家鑄造的一些關涉國家根本的一個很重要的物品，這個東西在中國很奇怪，古代世界各地皇權的行政希望做大的東西，中國不是。中國是東西不一定大，但是要重，這叫國之重計劃有時候舉行典禮的時候，一些臣子拿的杯子其實沒那麼重，但是他要裝出太重了的樣子，拿不起來。我們對重的偏好有時候會扭曲變成今天我們常常說這個東西好，它很重，很有份量很厚重。一個作品很厚重很有份量當然很好，但是這個重並不指的是題材之重，還牽扯到寫作的深，它到底該不該重？該怎麼樣重？我理解的重是假如你直接面對世界，那麼自然而然不加思索毫無間隔，沒有空間隔在中間投進去的話，你會被它拖走，你會淪陷。只有像帕森斯那樣隔一層看起來，你就輕了，像小鳥一樣在天上飛了起來。
這種寫作觀念對我什麼影響呢？我跟二位不同，他們兩個是很早發現自己有寫作天賦的。也許一開始對寫作抱著很重要的期許。我一開始是怎麼知道自己能夠寫東西呢？是因為我在台灣念中學，學校有週記，週記我們那邊是要寫出來本週我的大事，本國國家大事，本週國際大事。我覺得這個東西好玩兒的是，一個週記是累計自己一個禮拜所思四想，對自己的一個看法。但是老師還要給分數，日記為什麼還要給分數呢？我覺得很無聊，我懷疑這種東西有什麼價值？於是我開始發展一個習慣，每週週記不按格式寫，我自己編段子。老師看了之後覺得莫名其妙，寫的不是我要的週記。但是他覺得我寫的段子太好笑了，所以他不知道怎麼評分，他的評分通常是馬馬虎虎也不像不及格，也不是好分數，就是過了。那時候我知道我能寫作，我的寫作有在於一開始我寫的東西是什麼的一種距離感。
第二年又考，香港考大學可以自選考什麼，有一門宗教課，真的考宗教知識的。我選了宗教課程，我也是瞎來，有一題說宗教是什麼？我講了一個意識形態和國家理論談宗教，後來很意外的批分的老師讓我的宗教得了很好的分數。我把這些都當我寫作，在我看來寫任何東西都是一種寫作，都應該去想包括你寫報紙、新聞稿，不是說每一篇都應該這樣寫，但是要知道我在寫什麼，它是誰，跟我什麼關係。我們常常說做媒體應該反省社會責任等等，我覺得反省應該從這一剎那開始，我對著鏡頭的時候我跟鏡頭什麼關係？觀眾是誰？他們跟我什麼關係？他們跟我什麼時間上展開的什麼樣的關係？我常常想這些，這是讓我保持輕盈的根本。這是輕，輕是什麼，就是把現實替換掉，挪掉，跑到另一個空間不斷的後退或者逃亡。
於是我發現後來我寫的東西，無論社評，書評早年寫藝術評論，後來寫音樂、電影、寫類似小說的散文，或者類似散文的小說，到寫飲食，我都不覺得它們有太大的分別。我不覺得有時候我寫的是重的東西，有時候寫的是輕的東西。在我看來所謂的題材本身沒有輕重的分別，有的只是我處理它們的方法。假如以為寫飲食是很輕的話，那是因為你對這個東西是直接的，其實是重的，而不是輕的，但是我們以為它輕。
我不敢說每一次寫作都是做到了這樣的效果，但是我總是在想，為什麼我們現在的人他們喜歡看的人，說吃、說喝，為什麼喜歡看這樣的文章？這是怎麼回事？寫飲食的原本是什麼？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就寫飲食，但是中國甚至是世界上最早餐館業發達的國家。最早有餐廳這個行業而且成為一個行業從中國開始的，歐洲是很晚法國大革命之後才開始。但是很奇怪宋朝的杭州那麼多的餐館沒有出一本餐飲指南。而法國大革命之後就出了一本餐飲指南，我想這是怎麼回事？我們的寫作在寫什麼，寫的對象是什麼？寫給誰看？當你這麼想的時候，你似乎在飲食，但是其實已經逃出去了，輕了。
同樣寫時評的就算除了很沉重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我也是總想辦法不是直接的掉進去，而是要把我講的現實問題變成一個隔離層的務實。變成另一種敘事，在那個敘事裡面我們才能自由的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它、處理它，看到不同的可能性。因為我們在現實中是看不到可能性的，我們把現實拿到寫作環境下，所有的環境我們都是試想它的各種可能性。我覺得培云也好，知遠也好，他們的寫作這是我能夠跟他們炫的地方，我常常看到他們想的問題。
舉個例子，比如說培云這本書的介紹裡面說到，烏托邦時代為了未來撫平現在…如果我們在寫作裡面跳出來，換作一種逃亡、很輕盈的飛出去了，我們就能看到哪有那麼沉重，這個世界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沉重得很痛苦的拉著我們的後退讓你非掉下去不可。這就是我自己認同的一種寫作態度和想法。
但是我不能保證我永遠都能夠清醒的秉持這樣的想法來寫作。尤其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有才華的人，無論做任何媒體工作，做電視也好，做寫作也好，我都不是一個有才華的人我到最後還是覺得對不起大家。謝謝！
提問：我來自天津南開大學，有一個問題問個梁文道先生，我看過你的開卷八分鐘，講過馬明謙先生的一生，那本書我看過之後對我的感受就是一句話，迦葉是尊者，佛教很包容這樣的宗教，那個時代會也是非常不包容的比如提摩達多。我想問一下樑先生您認為這個社會應該怎麼樣去保持一種讓別人有頭的權利，怎麼能飄出去保持我個人有頭的權利？
梁文道：提摩達多是佛教的一個叛徒，我們要瞭解佛教2500年的歷史，它不是一個那麼簡單的東西，佛教史上的確有潮流式的恐提摩達多，同樣的道理我們常說佛教是最非暴力的宗教，但是仔細看，雖然我是一個佛教徒，但是情況不是這樣，日本戰國年代那些聲音是怎麼回事，抗日戰爭年間日本佛教積極支持他們的軍國主義，我們認為的佛教是什麼，是一個歷史很久散佈範圍很廣的現象。
回頭講，今天的這個社會所謂的寬容，我們今天有一句口頭禪，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是我要誓死捍衛你表達自己說法的權利。這句話不是道德上自己神聖化的一種感情，恰恰是怎麼樣懂得跟這種感情保持距離。寬容基礎不在感情，在理性，包括非常冷酷的距離感。
我們自古以來說不要以言廢人，多少人做到了？是我們太容易的看到說這個人是壞人，所以他說了這個話。但是反過來，由於這個人他說了這樣那樣的話，我們很少想到那是他的一個意見，但是我們很快的會跳到這說明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舉一個例子，曾經有一陣子方舟子先生批評我說，說我重慶還是四川的一個道者李一，說我跟他學什麼什麼，說我太迷信了。前一陣子我在電視節目裡也介紹了一本他的書，後來有人問我說，你這麼講是不是表示要向方舟子道歉，屈服他了？我覺得很奇怪，我介紹他的書覺得他的書寫的好，那個禮拜我是講中國科普書，他寫的科普文章真的好。我講的時候大家想這是你肯定了方舟子的人格，你不只是肯定他，你還認錯了，屈服了，這就是今天我們最流行的一種思路。仔細想想這種思路就跟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是誓死捍衛…那句話是相反的。
提問：您覺得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文道：現在增強的不只是所謂的體制力量或者是民間反抗力量，還包括另一面。比如說拿環球時報來講，我們經過這次轉載事件已經能夠確認它是新時代的人民日報。但是它和人民日報有一個關鍵的不一樣，人民日報定戶數量之龐大是來自於機關被迫訂閱，而環球時報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報紙，真有一大批人真的愛看，真的相信。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份報紙的風格，我很多朋友覺得這幫人是腦殘，覺得他們是我們所謂的反抗者，但是我真的不是這麼看的，我覺得這些人其實代表今天中國實際環境上相當大的一個群體的想法。不能夠把這些直接的剝到對立面去。他們都是我們的同胞，是我們的同伴，我們要瞭解他們在想什麼，他們的問題在哪裡？政治是一種說服的藝術，不是打架的藝術。政治的討論、評論關心的是說服的藝術如何可能，而不在於我今天把你劃到另一面我再也不立你，或者只負責罵你。應該想這些人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你不僅要有說服人家的準備，也要有被說服的準備，這樣才能談話，才能爭取，才能改變。上來就把對方劃成人格、智力比較悲下的狀態怎麼展開對話？沒有對話哪來的順序。
提問：剛才前幾位提的問題相對比較重，我提的可能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我注意到剛才三位台上講的時候台上經常會碰出手機鈴聲、短信聲、QQ聲，台上也是一副忍受的表情。剛才熊先生提到首先要育人。
今天來這個會場以我個人理解應該是相對更關心這個社會會好的那一群人。但是還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以我個人的理解可能是因為大家覺得這個事情看小了，我想問問台上的先生對這個現象怎麼看？
梁文道：我其實沒有像你說的露出忍受的表情，因為我真的覺得時代變了，變到了一個很多舊時代的禮儀、規則、社會行為的默契都在改變。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不算很大的干預。舉一個另外的例子有一次我在香港鳳凰衛視辦公室裡面正準備做節目，我一個香港大學的一個老師是我的一個朋友，他帶著一群清華大學學傳媒的學生來交流，參觀鳳凰衛視，我看到是我的老師我們站在那兒聊天。然後他旁邊來自於清華的學生，那個狀態是我們兩個聊天的過程中我們後面出了一群人，前面有人在照片，他們自動拍照，我覺得我像故宮溥儀的那種。終於最後有一個學生問我說梁老師我能不能跟你拍照？我覺得喜出望外。這是今天的現象，這是清華的學生，我小時候覺得可能這是極端不禮貌的，但是今天沒什麼，今天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發短信，無時無刻不在線上，我如果不隨時發個東西有什麼意義？所以這是今天的時代，也許我必須痛苦的承認，或者真的這個時代的行為的規範、人的規則已經變了。我是老派了。
提問：我昨天去北大聽了新民說，在去年798有一個展覽，是關於「先生」的系列展覽。「先生」是通過影像、照片來展現民國時期的一些包括胡適、蔡言培當時的風貌。昨天我聽到楊建群教授他們的觀點的時候，我也隱約的感覺到許知遠老師所說的傳承的這種東西，也施先生的那種感受比較強烈。今天那兒人是在50年代後60年代初的積極的闡述。現在70後，你們三位，同樣是公共的言說，也在影響著把人，你們也可能被不同的人，也會把你們稱之為加引號的先生，所以我想瞭解你們如何看待「先生」這兩個字？你們心目中的「先生」是什麼樣的？你們從「先生」精神面貌中現在所能繼承的是什麼？
梁文道：換一個角度來講，其實「先生」我們不要把他想的太高級。民國年間「先生」這個詞是很日常的，很禮貌的打招呼的這些。除了胡適叫先生之外還有誰叫先生？杜月笙也是叫杜先生的。那個年代你看看他們那些政治人物書信往來也是叫先生的。
我想說稱呼方式本身是一種歷史，任何一種對人的一種稱呼的冠稱，後面聯繫了某種價值體系。「先生」這個詞意思就是你先我而生，我有向你學習之處，這是一個很傳統的中國的長幼序列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範和這個稱呼是連在一起的。49年後我們很難想像人家再叫毛澤東叫任之先生，整個稱呼體系變了，「同志」取代了先生、女士。
這個取代不像很多人以為說的很糟、敗壞了，它是另一種新的價值體系，同樣蘊含了很崇高的價值觀念。什麼叫同志？同志是大家一同邁向一個理想的目標。新中國時期大家寫信來往格式都變了，很多人說敬禮，這就是軍禮，這是革命時代的一種行為規範價值體系。
現在問題在於，革命時代的這種稱呼叫做同志，這種稱呼也淡了，現在有的是什麼？因為大家重新開始流行叫先生，覺得這個詞陌生了以後一說到就想起穿著長袍的這些人物。我為什麼提到杜月笙，要瞭解這種稱呼方式不是一種尊稱，是整個時代裡的一種規範。這種規範的約束，如果我們回顧今天的年代也是很有趣的。
我記得有一回跟陳丹青聊天，我們聊以前老北平人講相聲，那個年代的相聲跟現在的相聲比如郭德鋼的相聲很不一樣。會發現那個年代的相聲有時候聽起來很不好笑，為什麼不好笑是因為我們今天笑點太高了。第二個就是太溫柔、太溫婉，會想到民國年間北京人說話和今天北京人說話不一樣。我們今天講到北京人想到聲調很高，雄壯、威武。民國年代的北京人說話是和斯文溫婉的，就算吵架也像跟你商量一件事一樣。我無意美好民國年代，那個年代這種溫婉跟縫人叫先生是有關的，背後是有那個年代的價值觀的。同樣同志那個年代也有背後的價值觀，現在這兩套都沒有了。我們要擴大對那個時代的總體認識才能夠確定整體的認知。
提問：我想問一個關於讀書的問題，我們知道現在年輕人讀經典越來越少，能夠讀知識分子的書也越來越少。大家可能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也越來越少，三位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第二個問題想問一下三位先生過去一年中印象最深、最喜歡的書是哪幾本？
梁文道：我一個朋友說出版界的健康應該像一個金字塔，經典是塔尖本來不會有很多人看。什麼叫經典？我喜歡讀經典，但是我不會鼓吹大家好像把經典說到神聖。
今天這個時代什麼叫經典？已經很成疑問了。通常我們假設一個社會人要共同讀過某些經典，那是因為我們假設這個社會有一致的信仰和語言談話方式跟這些經典有關。要經過他們讀過他們，你在這個社會裡面同一個階級的人談話，比如說你是哈佛的學生你們有談資，然後整個社會才有穩定的方法。
今天我們很難有一套相對穩固的看世界、看人生的方向，很難說有沒有一種共同的言語方式。因此這種狀況下，經典反過去，它的地位或者名單去掉誰也成了很大的爭論。
至於說去年看到的書我很怕回答這類的問題，我看書有時候你注意到的不是說我去年讀過什麼書，我常常覺得讀書讀的少才會注意這些，量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很難注意我去年讀了哪些書。講興趣，我去年興趣範圍很有意思，就是常年累計希臘哲學，還有一個就是我自己修行的一些佛教書籍有關的。還有兩門新開發的，一個是尚儒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史，一個是去年出版的書作者是易華，叫做《離下先後說》，這是很重要的三本漢學著作。
另外還有一個課題我特別感興趣，就是歷史上一些有名的帝國衰落崩潰的歷史。以前我們講大國崛起講的比較多，我比較喜歡看他們是怎麼完蛋的。有幾個例外，大英帝國是達到最高峰的短短20年完蛋，但是今天英國也不算太丟人，完蛋的算不錯。但是有些完蛋很糟糕的帝國，這些帝國的完蛋會發現很有趣，我從羅馬帝國的崩潰，後來看到德國史學家有一個名詞很值得今天中國關心當下社會德人聽，這個名詞是形容羅馬帝國，我們瞭解西羅馬帝國的崩潰不是一下子，是持續了200年的崩潰。這樣的一個國家，200年的內政的問題，外交的問題，而且是同樣的問題解決不了，困擾他，還撐著，就那樣熬了200年完蛋了。他說這個狀況叫做「沒有出路的危機」。就是說整個羅馬的統治階層都知道我們國家的問題在哪裡，都知道制度必須改但是都改不了。我們常說一個國家發現制度上自相矛盾的危機必須要改變，不改變好像說崩潰是一下子，我給大家一個更灰暗的就是羅馬帝國很多了不起的國家都是這樣的，都有問題，全國上下都有問題，知識分子寫這個問題寫了200年，老百姓埋怨這樣的問題也埋怨了200年，救了200年，但是救不了，越往下爛越改不了，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將死的狀況。為什麼羅馬帝國的崩潰是沉迷的，因為它們的崩潰一點不光輝。
土耳其帝國過去蘇丹是兩座海洋的領主，土耳其也搞新政、也搞改革，也改了100多年，改成這樣。所以我建議看中國也是這樣，以前很多人預言中國什麼時候崩潰，在我看來不一定是立刻崩潰，也不一定是轉變成什麼什麼樣，而是可能會拖慢慢的爛，大家都習慣了，也沒什麼了不起，大家活在裡面也挺好。
印度也是這樣，印度也在改革，也是重新幾十年了，就是這樣，有時候社會和政治就是會遇到這種沒有出路的危機，改不了，都知道如此。
2013年1月23日
泛道德化會把問題搞得越來越糟
今天想談一談大家常常講的道德問題，我對過渡道德化的種種討論有點保留，不太贊成說今天這個是道德問題，那個是道德問題。當下我們談論問題，也常常出現道德語言流行的狀態。前不久有一條新聞，講的是在杭州，一個小夥子在公交車上，沒給一個懷著小孩的孕婦讓座，遭到她丈夫的暴打。這種情況應該怎麼看呢？在公交車上看到老弱病殘孕婦小孩，該讓座，這是我們平常的行事規範，但事實上大部分人不這麼做，這是一個社會現象。現在人們常把社會問題甚至思想問題的討論，很快上升到道德層面，就會出現泛道德化。
大家平常上網，如果你在微博上泡久了，會發現每次出現爭論的時候，大家很喜歡把人分類，有些人指責另外一種意見的人，說你說這種話，你是漢奸是賣國賊，反過來被罵的則說你是腦殘你是什麼的，很迅速變成這樣。
通常在理性討論的時候，我們都知道這不是好現象，這叫人身攻擊，但在我看來除了人身攻擊還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這還是一種道德上的指控，它其實是對整個討論的中斷。這是今天我們常見的現象，大家討論問題的時候一下子拔高到道德層面，這問題就不能再討論了，有時候還會把問題搞得越來越糟。
這種泛道德化現象，還發生在我們怎麼判定問題上面，比如事情出來後，它本身是個什麼事情？總需要討論清楚吧？但我們很迅速地認為這是個道德問題，牽涉到道德危機。這幾年大家常常聽說國人道德淪喪、沒有靈魂、沒有信仰等，這些話聽多了，所以我們很快會把很多社會事件看成道德事件。
是不是真的是個道德問題呢？如果它不是，這就等於我們轉移了視線，那就有可能掩蓋真正的問題所在，我們就會把重點放錯地方。
在香港，嫁入豪門是娛樂界傳說
舉一個例子，兩年前《羊城晚報》針對廣州大學生做過一次調查，接受調查的女大學生被問到你希望選擇的婚配對象，結果發現有七成女大學生首選富二代，更驚人的是，問卷問到你介不介意將來做一個富豪的小三，有四五成的女生表示不介意。這個報導引起軒然大波，為什麼？大家覺得是道德問題。
這種事情，它真的是個道德問題嗎？我覺得我們不要那麼迅速地將其道德化。可能生活在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人不會想著富二代，更沒有小三選擇路線，可能跟同學、同事在一起算了。從縱向看你當然覺得現在很糟糕，橫向的話你也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
我在香港的生活經驗告訴我，一般香港的男孩女孩，他們婚姻戀愛對象往往不是自己的同學就是同事。也不是說香港女孩子都很純真，從小到大沒想過要嫁有錢人，但嫁入豪門在香港是娛樂界的傳說，在大部分人觀念裡不構成一個選項，大部分人婚配很簡單，就是跟同事或同學，沒有太複雜的東西。我們來看看，為什麼香港的女孩子會覺得跟一個社會地位、收入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結婚，讓她很放心？
其實很簡單，她們面對的問題跟內地女孩一樣，結婚想要什麼？有車有房。香港開私家車不是很普遍，先把這個剔掉。但香港人很重視房子，香港樓價特別高，我認識很多中產階級的年輕男女畢業後大概十幾年才存夠了錢供得起一個房子的頭款，但為什麼他們願意一起存錢來買房子，而不是讓那個男的去承擔呢？香港人沒有覺得，我能夠通過認識一個有錢人，一嫁給他我的住房問題就解決了，沒有這個概念。
為什麼呢？因為在香港，你真的到無瓦遮頭的時候，只要你願意排隊，政府會給你一個公共廉租房，起碼有房子住。假如你收入不是那麼低，但買房子又做不到，可以買低於市價很多的經濟適用房，辦法就是排隊。如果家裡有父母要養，排隊就靠前一點。因此香港女孩結婚不用通過婚姻來解決住房問題，也不需要考慮小孩的學費和父母的醫療問題，婚姻就是兩個人愛不愛的問題。
香港95%的小學中學都是受政府贊助的，包括很多名校，它們在學費上因此也是有限制的，最好的中學一個月學費大概400塊港幣，成績是進不進得去的唯一指標。父母老了病了，去公共醫院，做一個心臟通道管手術就是幾百塊港幣。所以香港年輕人結婚就是結婚，而不是通過結婚來獲得社會資源，但是對內地的一些女孩來講，婚姻可能是獲得這一系列社會資源的手段。
說一套做一套才是根本的道德危機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能不能說那些想嫁富二代的大學生道德敗壞？我不這樣認為。當然你可以說我志向高潔，就是要保持純真，但的確，我們不應該有這種期望，我們應該假設大部分人都有相當的理性，相當的知識跟道德水平，我們也都有弱點，都想為個人謀取好處，有不同的人生理想，但你不能夠侵犯他人的權利。所以今天很多問題不一定那麼像是道德問題，它的背後其實是社會資源及如何分配的問題。
但今天我們是不是沒有道德問題呢？有，只不過這樣的道德問題不一定是道德本身，而可能還是其他的問題。如果大家都說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話，而且這些話牽涉到人生道德或理想的時候，因為跟現實脫節，最後的結果就是，這些話是空洞無效的，我們所有的道德理念都變成犬儒的，用日常話講就是虛偽的，對道德這東西無所謂了。這就像如果有個官員戴著價值不菲的名表來教導大家要清廉，清廉本身是對的，但你相信嗎？
現在很多學校課堂裡，告訴同學怎麼做叫做對，怎麼做叫做不對，應該怎麼做等等，但就在孩子看到爸媽給老師送禮的時候，就在他看到親友寫條子給學校的時候，孩子已經明白那些東西其實是假的，不是真正要這樣做的。我們可以列出幾百條道德口號，只是覺得應該如此，大家都說，大家都聽，但沒人覺得它跟我跟現實有任何關係，沒有人相信，也不照著做。我們說一套但實際上做的是另外一套，這才是根本的道德危機。
觀眾：我知道您是學哲學的老師，可以講一下哲學應該怎麼樣學習嗎？
梁文道：這個問題恐怕我沒有資格回答你。學哲學，我個人的意見是，你要能夠把自己跟環境、身邊的人區別開來，哲學一個很基本的東西就是要把我們熟悉的東西陌生化，就是要跳出來反省、反思。比如眼前這個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如何是真實的？比如我們討論的道德，牽涉到日常生活我們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東西。要習慣重新看，用陌生眼睛看你熟悉的東西。
觀眾：看了您在英國做的節目，感覺英國崇尚個人精神，它的道德狀況是什麼樣子？
梁文道：英國其實有一套沉澱已久的社會規範，表面上看它五花八門，什麼都有，其實它特別保守。比如很多人很尊敬皇室，奧運開幕式把女王捧出來，但是會播放一首有名的顛覆皇室的搖滾歌曲。它的保守不在於能夠包容那麼多的東西，在於它在不能夠認清楚一樣新東西的時候，會容納你的存在。英國是沒有發生大規模革命的地方，但是歐陸大型革命背後的思想因素都跟英國有關。《資本論》是在英國寫的，對法國大革命影響很深的好幾個人都是英國人，但是很奇怪，英國自己沒有搞成革命，這是它保守的地方。
觀眾：您能否也談談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
梁文道：一般我們對國民性的理解，是整體享有某些共同的性質，這些性質第一是根本的，原則性的，能夠指導、延伸出很多表面的行為、信念跟說話方式。第二它是恆定的，長久以來都是如此，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對國民性我有相當大的保留。100年前中國人跟今天的中國人就不太一樣。同樣是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澳門人、內地人都有點不一樣，環境造成的影響可以巨大。一個例子就是新加坡，八成五是華人，上世紀60年代中期獨立，獨立前是髒亂聞名，以毒品、鴉片、紅燈區聞名，貪污盛行，但是到今天短短四十多年，新加坡人是那麼守秩序、愛乾淨，你能說什麼才是他們的國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