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非政治的政治

【蘋果日報】理論上任何政治行動的基礎價值在於自由，我投票出於自願，我遊行出於自願，我參加集會也必須是自願的。這種種自願行動的前設則是瞭解；我瞭解這張票投下去的意義，知道這趟遊行的目的，曉得這些集會的政治取向和背景。當然，那一切意義，目的及取向，皆是政治的，所以這才叫做政治行動。

觀察建制派組織群眾的方式，我覺得最有趣的特點恰恰在於他們用了最不政治的方法去搞政治。插花班、書法、八段錦、社交舞……所有活動所有團體都跟政治無關；但一遇到什麼事，同樣的活動和團體就成了意見書、大集會以及選票的基礎了。這才是他們真正的成功之道。蛇宴月餅旅行團只是表面，而且民主派一樣供應；他們那些群體的情感聯繫一樣是民主派想要擁有的，只不過民主派永遠做不到那麼鞏固那麼深入。

想像一下這些市民的心情，他天天在某個場所上課，與兼具同學和街坊身份的人們成了朋友，總是和這個場地的某先生某姑娘閒話家常，偶爾談到政治，但那絕對不是全部。對他來講，競選期間拉拉票，這叫做幫朋友。去一次慶回歸大滙演，則是好玩有益有建設性的群體交誼，說不定還能滿足一下在公開場合展示所學的成就感。政治不是他的關懷所在，政治只是這所有人倫關係的外衣。

曾幾何時，傳統左派不是這樣子搞的。從前他們也會遠足行山唱歌，但唱到一定程度就必須得有「讀書會」，乃至於工廠女工巴士司機都曾讀過一點「辯證法」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政治得不得了。然而專講政治往往會講出很激進的路子，於是六七暴動之後十多二十年，這整個陣營便發展出去政治的策略，直到今天。就算真要講政治，也就是「愛國愛港」「穩定繁榮」如此空泛如此欠缺政治內涵所以怎麼講都對的空話。又能交朋識友，又能充實生活，還要「愛國愛港」，這麼好的事情哪裏找？

梁文道：合唱團與婦女會

【蘋果日報】開始留意建制派的樁腳和基層組織，是○三年政府強推廿三條的時候。當時有不少民間文藝團體以「文化界代表」的身份支持官方立場，只不過多半不見經傳，例如成為一時笑柄的「大埔兒童合唱團」。「大埔兒童合唱團」？這是什麼團體？難道它要比許多成名立萬的大牌更能代表文化界？笑話！

笑話之餘，我則好奇，真想知道他們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組織，為什麼會和其它同樣不知名的小團體分別呈上內容一模一樣的表態文件？是誰在散發和收集那些文件？為什麼他們要支持政府？他們對廿三條的理解又有多深呢？

就拿我家附近一間「××婦女會」來說吧，這類機構肯定大家都見過，而且就在你家附近，牆外經年張掛建制派區議員宣示政績的海報，牆內的日常活動則往往無涉政治。它不搞政治，它搞的是青少年書法班，基礎插花課程，甚至婚姻和家庭生活輔導。每天早上，我都看見一群街坊在裏頭學太極劍，學得十分起勁，氣氛樂也融融。看來這是一個扎根地區的緊密群體，一夥婦女送完子女上學會聚起來喝茶聊天，有需要的時候則彼此照應幫忙，簡直是教材上街坊鄰里社群的好示範。

然後到了選舉，同樣一群人變身成了非正式地區助選團，認識的竟然叫我：「梁生，幫吓手啦，投×××一票啦，佢好做得嘢㗎」。在我表露自己是長毛支持者的身份之後，她的回應則是「哦，長毛都幾得意，不過×××仲好呀」。再說幾句，我發現除了「搞搞震」之外，她根本不太瞭解長毛的政見；而且，她也不太瞭解×××的政見。

梁文道：尋找完美的Room Service（room service 三之二）

【飲食男女】窩在酒店房間裏寫東西和坐在開放式咖啡館寫作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狀態。前者自閉內向，仿若閉關修行；後者放開心神，任由外在世界的信息來去出入。我不知道這兩種寫作環境會不會在寫出來的文字上留下它們的氣息和印記；但我知道一份文本之嚴肅或通俗，沉靜或熱鬧，俱與寫作環境無關。例如今天在中國大陸幾個最暢銷的小說家和最當紅的編劇，就有把自己關在一家酒店裏頭幾個月不出門的習慣，可見與世隔絕的空間不一定就要生產出與世隔絕的作品。

為甚麼要到酒店房間創作？那當然是圖個清靜，而且是要比家裏還清靜。不必打掃，不必洗衣，沒有多餘的擺設分心，甚至沒有書籍玩具讓你東翻西摸。躲在一家酒店裏頭，就連任何能夠與你產生親密關係的人也都不見了，唯一要往來的是侍應和清潔工，簡單而專業，用不着分去多餘的情感。我知道香港有位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便是如此，長年寄居九龍一家酒店，大概因此塑造出他那博覽群籍的本事。那為甚麼一定要住酒店呢？今天豈不也有許多酒店服務式的住宅嗎？不，它們不一樣，酒店的好處是有東西吃，根本不必自己下手，省去許多工夫。甚至像我這樣，一年有一大半時間住在不同城市的酒店，每天必須在外頭幹的事情弄完，便回到房間洗洗換換，再也不想下門，就連到樓下餐廳都不想。這時候，酒店的客房點餐就是解決肚腸問題的唯一答案了。

學酒店管理以瑞士為聖地，但現代酒店業的服務模式和運作系統卻是美國首創。所以我很感謝威斯汀酒店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發明了24小時客房點餐，使得我們就算看書看到半夜，寫字寫到通宵，也都還能嘗到一口沙律或者三文治。可是我也要怨怪美國人定下的規矩，使得我們無論走到哪裏，吃來吃去還是得在房間裏吃凱撒沙律和公司三文治，平淡乏味，公式無聊。說真的，我在客房點餐的經歷已經足夠讓我寫一本酒店客房點餐指南了，不過它們彼此相似和糟糕的程度卻使得這本指南失卻了所有意義。又有不少酒店可以提供旗下餐廳裏的菜式，於是能在房間叫到芥蘭炒牛肉、四款芝士薄餅，以及特盛壽司拼盤。然而我的經驗使我了解到，不管那些餐廳有多好，坐在他們店裏吃和坐在自己房間裏吃，徹徹底底兩回事。先不管溫度濕度的影響（比如軟化了的脆底薄餅），光是用心就很不一樣了。通常送到房間裏的菜，廚師好像會做得比較隨便，我不確切知道原因，但念及你連正正經經走進餐廳都不願，廚房的草率也就顯得情有可原了。

終於我開始關注些一般人眼中很無聊的細節了，例如送餐餐車的造型好不好看，五星飯店餐車上那瓶小插花新不新鮮等等。天呀，難道這個世上就沒有真正像樣的room service嗎？答案其實是有的。

梁文道：加法的政治

【蘋果日報】香港民主派有分裂的本錢嗎？還是香港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在我看來，這根本與「本錢」無關，而是走到一定程度，任何政治版圖都有重劃的可能，任何政治光譜也都必有細分的趨勢，正常，甚且健康。即便昔日和氣生財的建制派也要狼豬割裂，何況眾聲喧嘩的民主派？

但是放在現實上看，我們又不得不注意到整個香港政治地形過去幾年以來的變化，尤其叫人注目的，是往年選舉中民主派對建制派的「六四之比」這個「黃金律」的日漸傾斜。建制派的地區組織工作日趨嚴密，樁腳益形穩固，不只手上四成選票風吹不動，甚至還逐步侵蝕對手腳下那六成地基。所以，我時常擔憂，除法之外，香港的進步力量也要開始做點加法的政治了；忙着辨析誰更加民主誰更真正民主的同時，總得有人想一想怎樣抵禦對手，擴大影響。

於是就不能不先研究建制派組織樁腳的方式了。要想理解建制派的群眾基礎，最好的樣本就是看他們怎樣動員支持者走上街頭，參加己方策劃的活動，例如上個星期立法會門外那群反拉布的市民。在理解對方的前提底下，我比較不傾向簡單粗糙地斥責那些人「出賣良知」「腦殘無知」，反而願意把他們看成是我們的「fellow citizens」，有着和你我一樣的理智感情，有着與你我相當的利害趨避，這樣才能進入對方的世界，來日方可溝通乃至於說服。

不嫌土氣套一句共產黨的經典戰教，「團體大多數，打擊極少數」，與其分散焦點痛罵拿了三百塊錢去演戲的臨記，何不集中精神追究主事者的無恥？我甚且要同情那些臨記平日的謀生困苦，念及社會貧富差距的懸殊。更何況罵人不一定會起到平常所說的「罵醒」神效，往往卻令那些挨罵的市民越罵越走，越是挨罵越想相互取暖；加不成，反倒算成了減法。

梁文道：維穩產業

【聯合報】已故美國總統艾森豪曾在卸任演講警告國民，許多軍工產業越做越大，連帶一批相關企業，形成一股不可漠視的政治勢力。他們口袋裏有錢，首都中有人，藉著遊說集團打進國會，甚至國防部門，和那些政客官員分享共同利益，認同相近立場。這種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立場就是不斷尋找國家的敵人，為美國製造和發明各種潛在與隱性的威脅。只有外敵的存在，國民才會內聚緊張；只有持續緊張，才有理由維持強大的軍備；只有維持強大的軍備，整個軍火工業才能發達暢旺。這便是著名的「軍火工業綜合體」了。

今年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之前，中國財政部公布了預算報告，其中一筆備受關注的專案是「公共安全支出」，它比去年多了百分之十一點五，達到七一一八億，再一次地超過國防預算。雖然財政部說過好幾次了，這筆開支絕對不是維穩經費；但大家還是繼續把它記在維穩頭上。為什麼？因為一來我們成天到晚地面對維穩，聽說維穩，都知道鋪天蓋地的維穩工程不可能不要錢；二來，財政部的年度預算儘管從不「維穩」，但它偏有這條從不列明細項的「公共安全支出」。所以，管它叫維穩費，多少也算是「合理的懷疑」吧。

本著這種合理懷疑的原則，我不妨幫忙大膽猜測，猜猜這筆錢的數額怎麼會變得這麼大，並且越來越多。

為方便說明，且讓我們假想如此一個鄉鎮，地處僻壤，民風淳正，向來太平無事，根本沒有維穩需要。可這裏頭有個中年漢子，常投訴水電不暢，說三道四，對地方有不少意見。遇上這等人，政府本來也沒什麼，頂多把他當個麻煩人物，不理就好。然而某日，地方官福至心靈，想起上頭好像有筆錢，專門用來維穩，於是決定申領，也在這鎮上成立一個「維穩辦」。明明局勢穩當，憑什麼理由要向上級伸手取錢呢？有的，就是那個惹麻煩的漢子了。新成立的維穩辦人數不多，事情很少，主要就是盯緊這人，三天兩天便拿他問話，搜搜他的東西，也許還檢查他的電腦。這一搜查不得了，居然發現這人的電腦裝有翻牆軟體，紀錄顯示他常在推特等被牆媒介上和人說話，其中還包括少數幾個「境外敏感人士」。於是罪名就有了，叫做涉嫌勾結反動分子。但是，這個新成立的部門絕不能輕易送他法辦，畢竟他是地方上唯一一個維穩對象，也是這個小辦公室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

第二年，鎮上維穩辦的工作增加了，必須擴編，因為對那個維穩對象的監視必須加強。或許是不堪其擾，這人在網上發表的言論越趨激進，以前是投訴斷電發生得太過頻密，徵地偶有不公，現在卻總是專門針對體制。結果進一步坐實了當局對他的設想和定位。再搞下去，他開始屢屢上訪，並且試圖說服他人認同他的言論，加入他的上訪…自此之後，整個國家便又多了一個破壞穩定的不利因素，這個鎮的維穩經費也逐年增長。對於當初想到那個點子的地方官而言，真可謂得其所哉。

相比起全球左派時時批評的美式軍火工業綜合體，我們現在是否也可以推想懷疑，中國是否也出現了一個「維穩產業綜合體」？連同受聘於地方部門的「保安公司」和提供監控技術的軟體開發商，他們一起綁架了國家的根本利益，預言成真地等自己創造出一批維穩對象。越多不利於穩定的條件，這種「生意」便做得越大。

去年我曾在一席晚飯上聽見某個國企高層自述，說他們單位響應局勢，也在公司內部成立了一個維穩辦，由一把手任辦公室主任。一家盈利甚巨的國有開發商為什麼也要在內部設立維穩辦呢？他們有這需要嗎？這個辦公室又該怎樣證明自己的績效？我百思只得一解。

梁文道：其實不明白

【蘋果日報】拉布的最後一晚，立法會門外有兩批目標截然不同的群眾，一批支持拉布，另一批反對拉布，雙方各自喊叫，偶而互相叫陣。見慣這種場面的記者很懂得在這裏頭找故事，於是就有一個鏡頭對準了其中一名反對拉布的中年漢。記者問他：「你覺得拉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這漢子倒也老實，儍儍笑道：「其實我們都不是很明白」。

每回建制派發動人海戰術，我們總是能遇見這些形像，神情迷茫言語不清的老人家，人云亦云但又不知其所以然的師奶麻甩佬。由於對手不乏年輕人，很容易形成新老對抗的世代之爭的印象，所以這回他們也找來一群或者染着金髮或者目光不善的小伙子，可惜還是被人發現，這些少年一樣「不是很明白」。因此每一趟建制派的群眾動員都得遭人訕笑，要不是罵他們利用無知老弱，就是說他們「群埋爛仔」。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明白，招來這些群眾的人到底在想什麼。難道他們不曉得其中埋藏弱點，早成媒體遊戲的慣性獵物？難道他們不曉得只要有幾個這樣的例子，建制派和「反智」、「無知」、「利益交換」這些字眼的關係便更形鞏固？我尤其不能明白的是，這些老人小孩何其無辜，你怎能忍心推他們出台任人嘲辱？金毛不一定是飛仔，老弱也未必無知，只不過他們恰好不知道這個行動的底蘊，於是在鏡頭下便被固定成可笑的對象了。

我永遠不能忘記多年前的七一，為了騷擾遊行，建制派租下維園球場搞聯歡派對。那天台上一群中年女性正在扇舞，動作純熟，看得出是久練有功，而她們滿臉歡悅，應該是高興苦勞終有展露人前的機會了。忽然遊行隊伍之中有人按捺不住，朝着舞台高聲喝罵。我看見一位女子僵住了笑容舞步，非常愕然；我今天只是來跳舞的，為什麼罵我？其實我們都不是很明白。



迴響：
無待堂：梁文道，你不明白甚麼？
Kursk: 其實不難明白
魚之樂：欲加之罪

梁文道對批評的回應：
（思潮作動）
「坦白講，我的政治立場這麼多年來沒有變過。最近支聯會在深水埗開六四紀念館，我有去揭幕，還呼籲大陸遊客去香港的話，一定要去六四紀念館看看。我其實從來沒變，我只是覺得我不再需要去寫那些大是大非、很簡單的事情，例如民建聯這群人，找人去扮成群眾，去反拉布，這到底對不對？這當然不對！這還用說的嗎？好了，現在是這件事大家都覺得不對，只是我們做文字工作的人該怎樣去回應呢？我是不是應該再講第一百零一次，講他真是『衰格』、講他真的不對？我覺得不是，我覺得要討論的問題是︰『那些人是甚麼人？』我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我之後會再寫。我那篇文章（《其實不明白》）的重點是︰為甚麼民建聯你可以經常這樣做呢？你們又蠢又無恥，蠢的意思是你們每一次都讓人家拆穿，以前的蛇、齋、餅，每一次都給人『踢爆』對不對？我覺得你無恥的地方是，為甚麼你要利用這些人呢？因為我認識好多新界婦女會甚麼的人，對她們來說，那是她日日耍太極、玩劍、舞扇、去玩的地方，然後有日你忽然去跟他們說︰『喂，七一那天，不如我們去維園去跳舞啦！』她們真的不知道在發生甚麼事的，然後她們走出來，就給我們罵，我覺得她們也很可憐，真正有問題的不是這班人，而是她們背後（的人），為甚麼要這樣做？為甚麼要指示他們？」

（主持揣測有人會覺得他只評香港，不評中共、或與中共相關的事）

「我們要了解整個建制派如何動員群眾，組織如何去組織，我們要研究它。我以為自己寫得很清楚，坦白講，我當然反對她（陳冉）入特首辦，但理由不是因為她做過共青團，而是因為她不是一個在香港有身份證、有居留權的人，為甚麼要開特例任用她？於是令整件事很可疑。但坦白講，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對凡是共青團的人，就反對他進政府工作，因為在香港，我猜有九成九的內地留學生，都是共青團，然後他們會住下去，久而久之成為香港居民。我們想像一下，如果陳冉住夠了七年，那怎麼樣呢？怎樣去處理她呢？還在坦白，在大陸，我認識的共青團員包括甚麼人呢？大家知不知劉曉波也是共青團員，陳光誠也是共青團員，你想用『共青團』去說明甚麼呢？我不是共青團無害，共青團當然可以很有問題，但那些問題是埋伏起來的，要你很仔細去分析的。」

「不過，如果大家不喜歡我現在寫的東西，我會想︰『是不是我跟不上這個時代呢？』我寫文章寫二十多年了，從來不覺得自己文筆好，只因為我小時候喜歡讀胡適的關係，我要求自己講道理要清晰。但現在我經常被人誤會，可見是我行文不夠清晰，或者這年時代對行文清晰的標準變了。我的行文模式，在大陸、在台灣、在星馬、或者幾年前在香港，大家都會看得明白，或者覺得清晰，但現在人們覺得不夠清晰了，這表示香港對於文字的要求、閱讀方法有一些變化，我不是太跟得上，可能需要更清晰表達立場。」

梁文道：水到渠成

【蘋果日報】三四年前，北大演講，那天正好要談當代知識份子的困境，於是說着說着就說到了六四。事後，主辦這次活動的學生幹部告訴我，當時他們緊張得要命，不曉得我打算在這個話題上逗留多久，萬一耳線上報，他們可擔待不了。還好那只是個例子，儘管禁忌，但刺激一下也就過去了。

前幾天在北京一個小型會議上頭，一位在大學教書同時也常寫評論的朋友問起：「有沒有發現這兩年很奇怪，六四好像越說越公開了，似乎開始沒那麼緊張」。他說得是，在場幾個人的立場都很接近，也時時四處流竄演說，這種感覺看來是有共鳴的。一開始是我們自己說，後來則是學生主動提起。一開始談的時候，氣氛總是有些異樣，「敏感」二字寫在大家臉上；到了後來，台下聽眾講得理直氣壯，不管有誰在場，而台上講者則神色如常，彷彿談的不是六四，而是五四。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是不是六四二十週年的時候，當局打壓過緊，又要斷網又在校園內宵禁，反而激起了年輕人的好奇心，一時間人人都知道了一個他們從來都沒聽說過的六四殘酷真相？還是因為有這些人，堅持不懈地講，無有避諱，先是溫和地將它當成一件發生過的事實，慢慢再顯露出自己的態度與取向？

我不知道。可是我肯定這不是什麼「海裏頭」（中南海裏頭）的轉向，不是由上而下的什麼溫和開放，更與近日流傳的什麼「六四快將平反」無關；它純然是種隱隱然的民情由底浮上。在以事件為重心的新聞報道裏，你看不到它；只在網上看牆內的網站，你也感覺不到它。如此模糊，如此難言，我只曉得水流正在湧動，侵蝕出沙原上一條細渠。

梁文道：酒店作家（room service 三之一）

【飲食男女】電視台裏的一個同事經常出差，去過許多不同的城市，其中不乏以吃著稱的好地方。但每至一地，除卻工作，他就幾乎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酒店房間裏面，以客房點餐打發肚腸需要。從前我很難理解這種怪異的習慣，因為我曾經是一個甚至絕不在飯店吃早餐的人；到了一個陌生環境，為甚麼不試試當地人的生活口味？

可是幾年下來，我也成了如此一個常在客房點餐的怪物了，在每一座城市標準化的酒店房間裏孤獨地吃着標準化的食物。不 ，並不是因為我和那位同事一樣，成了人盡皆知的大明星，去到哪裏都怕有人過來搭訕拍照索簽名，於是與其囚禁在他人的目光之下，還不如自閉在自己臨時過夜的房間裏。雖然我也有點不習慣其他人的盯視，但我叫room service的最主要理由卻是為了工作，而我的工作就是讀書、思考和寫作。

綜觀現代文學史，我有一套聽起來很荒謬的作家分類法，那就是把他們分成在咖啡館寫作和在酒店房間寫作這兩大派。在咖啡館寫作這一派比較顯眼，出了不少明星，比如波伏娃和沙特這幫巴黎知識貴族，又比如近在台灣的白先勇與後來的駱以軍。想像他們坐在咖啡館的木椅上，包圍在咖啡和香煙散發出來的霧氣裏，就着泛黃的燈光寫作讀書，這是一幅人人好像都見過但實際上又沒有多少人真的見過的畫面。因為這種畫面已成為傳說，深織進現代都會、公共空間與現代文學交纏共生的歷史之中。遙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各大城市，從布拉格、維也納、羅馬，一直到巴黎，有多少文人每天過着「我不是在咖啡館，就是在去咖啡館的路上」的日子呀。他們真把咖啡館當做辦公室，每天上班，就連人家送信送書報，也都曉得應當送上某間咖啡館請侍應代轉，所以文藝青年，要親近偶像，也就變得格外容易了，用不着四處尋覓芳蹤，只需要跑到他常去的咖啡館，走到他常坐的那一桌旁恭候便好。

年輕些的時候，我也曾想感染一下傳說中的文藝氣息，在維也納入住卡夫卡當年經常下榻的旅舍，夜裏走到不遠處的「哈維卡咖啡」，自據一桌作狀寫字。這種儍事幹過一兩回就夠了，因為我發現那根本不是理想的工作環境，很難瞭解當年那些大家怎能在如此喧鬧的空間裏創作。雖然當年那些見慣世面圓熟人事的侍應曉得擋住粉絲的熱情，留下一點私隱和寧靜給自己的明星老主顧；但是這麼開放的場所，人來人往，眾聲喧嘩，難道茨威格他們真的可以安心沉思？

於是我自然傾向酒店作家那一派。印度裔英籍作家Pankaj Mishra寫過一篇叫做〈suite dreams〉的小文章，裏頭羅列了不少大作家和名酒店的配對關係：「湯馬斯•曼在麗都的Hotel Des Bains寫下他的《魂斷威尼斯》，康拉德是曼谷東方文華和新加坡萊佛士的常客，諾爾•考沃德在上海和平飯店寫出了《私人生活》，奈波爾在喀什米爾湖畔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完成《騎士伴侶》，納勃可夫晚年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瑞士的Le Montreux Palace」。其實這個名單還可以拉得很長很長：毛姆也是文華東方今天當賣點的名客，格林是河內大都會酒店的嘉賓，亨利•詹姆斯曾經躲在威尼斯的Pension Wildner的房間裏經營小說，克麗絲蒂在伊斯坦堡的佩拉飯店造就了《東方快車謀殺案》，更不用提海明威和巴黎麗池的佳話了。

然而，每次想起這串名單，或者有幸拜訪這些酒店，我都要納悶這幫傢伙怎麼這麼有錢。就算他們只是常去這些豪華大飯店的酒吧喝酒，並不真的常住寫作（例如海明威和麗池的關係），那也不是開玩笑的事呀。會不會是當年的物價不高，這些地方還未開出天價的房費，只是現在拿他們的名字招搖？也有這種可能，意大利亞德里亞海畔的名城的里雅斯特（Trieste），奧匈帝國版圖下的第二大城，如今以文名顯世，因為里爾克、佛洛伊德和喬哀斯都曾長居該地。里爾克也就罷了，有貴人包養，乾脆住私家別墅；但喬哀斯卻是個阮囊羞澀的英語教師，怎麼住得起那座非常華麗，而且冠上他大名的Hotel James Joyce呢？遊客很快就發現了，其實喬哀斯和它沒甚麼往事；窮鄉親一聞達，地方上的商家就得趕緊攀關係。

梁文道：阻住地球轉

【蘋果日報】如果說香港已經走到了一個必須重估一切主流價值，而且很有潛能這麼做的時候，或許我們也該看看「發展」、「效率」和「向前走」這些常見字眼背後的意思。

例如近日立法會的拉布大戰，不出所料，政府和建制派再祭出這些字眼，指責人民力量和其他泛民主派「為了政治利益，犧牲市民福祉」，使得一些關乎香港民生社會大計的法案遲遲不得通過，阻慢發展，沒有效率，香港要向前走的步伐又被拖下來了。

這是一套全香港人都不陌生的修辭術，乃至於到了每一個人都能隨時耍弄它的地步。多年以前，當灣仔居民反對合和砍樹蓋樓的計劃時，合和主席胡應湘便曾警告大家，說香港已經失卻了曾經令她引以為傲的效率，居然為了幾棵植物來破壞發展。在這番話裏頭，胡應湘完全沒有考慮到「發展」的定義是否應該包括生態的平衡與環境的愉悅。

西九文化區至今仍未落成，偶而便聽到一些文化界的朋友抱怨香港辦事效率太低，一項大好計劃拉倒重來，十年過去還是空地一片。他們大概忘了當初政府方案被打倒的理由了，假如那時候沒人反對，任由官方快馬加鞭，那麼現在的西九會是什麼樣子呢？沒錯，它大概會接近完工的階段，然後長實和新鴻基也開始廣告全新概念豪宅，形容它是一個包含了豪華酒店高端商場，順便還帶上藝術品味及百老滙歌舞劇的「優質物業」吧。

別問他們為什麼拉布，別問他們為什麼反對，別談任何關於正義和權利的大問題。重點在於快，用一套綴滿了「發展」「效率」「向前進」的語言工具抽空一切目標與價值。於是我們朝向末日的高鐵就能開得再快一些。

梁文道：有些不變的事情

【蘋果日報】九七以前，當我們提出香港需要文化局的時候，很多人都不太明白這種部門的必要，他們甚至不曉得文化政策是什麼。反應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怕文化局成了政府的意識形態機器，無端招惹是非；另一種是認為該有的「服務」都已經有了，從電影節到圖書館，樣樣不缺，又何必架床疊屋，把所有這一切歸放在一把新雨傘之下呢？

就說大陸吧，從中央文化部到地方文化局，當然要在宣傳部的「指導」下肩負起捍衞意識形態的責任。可是外間往往也忽略掉了它們還有另一面，有些官員真想在局限之內盡力做點不一樣的事。十幾年前，有一個剛在北大唸完博士的朋友，滿腦子都是他論文裏巴赫汀所說的「眾聲喧嘩」，想在他剛剛開展的仕途裏實驗一下多元化的路線。十多年後，他成了一個移民構成的大城市的文化局長，我見過他盛意拳拳地向一位香港官員請教「先進經驗」，應該怎樣讓這麼多的外地人認同自己現在身處的城市，愛護這個地方，同時不失多元色彩。人家以為香港也是移民城市，對本土文化的發展和認同一定深有體會；不料我們那位多少得負責點文化「服務」的公務員答非所問，不知所云，弄得我們一批香港朋友尷尬到想鑽洞。

如今頗有一些香港人津津樂道龍應台在做台北市文化局長時的政績。其實早在十幾年前，台北市文化局還不存在的時候，我們去那裏大談文化政策和創意產業，也是要遭到懷疑和抵制的。因為文化人不一定喜歡把文化和「政策」與「產業」這兩個字眼連起來，嫌它們實際功利。真沒想到現在台灣說創意產業會說到這麼過火的地方。

當東莞圖書館的漫畫分館已經辦了兩屆「Cosplay」大賽，當台北把文化當成自家賣點的今天，我們香港仍在重演十幾二十年前的爭論。

梁文道：和官員說文化

【蘋果日報】今天沒人敢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了，但我猜同樣也沒有人敢說香港政府不是文化沙漠。過去這二十年，為了文化政策，我們一群朋友少不了要和官府政黨打交道，真長見識。首先得搞清楚，香港每年花在藝術節目圖書館之類的東西上的公帑並不少，甚至在東亞地區稱得上名列前茅，最起碼要比台灣多。然而我們負責制定文化政策的部門叫做「民政事務局」，負責執行相關政策的部門稱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在議會代表文化聲音的議員則是「體育、演藝、文化」界的霍震霆，光看這些人物和名目，就知道文化的份量有多重了吧。

曾經見過一個性格很江湖的官員，擅長去車公廟替香港求籤，每回和他談到正事，就起身舉杯高叫「大家飲杯」。還見過一個典型的港英精華，和他說台北上海的進展，他就用冷笑代替「台北上海算得乜」這句不屑出口的話。那麼新加坡呢？香港不是一天到晚要和新加坡競賽嗎？他們也有文化部呀。不料他竟回應：「咁新加坡有冇文化咗呀」。我不曉得他現在再去新加坡會有什麼感想。最後那一位名義上主管香港文化政策的高官我就沒有一會的運氣了，只知道他真的熱衷「民政」，比較喜歡去大大小小的同鄉會交誼感情，據知其他文化圈的朋友們也很難見得着他。

印象至深的一回是在某高官宅邸聊西九，他想說服我們接受政府方案，於是在俯視維港的草坪上指着對岸感性地說：「你看，將來西九起咗個大型文化區，東九啟德嗰邊又起番個大型體育區，幾好睇呀！香港咁就雙翼齊飛啦！」

梁文道：象鼻

【飲食男女】前兩個禮拜寫到在郵輪上吃象鼻的笑話，忽然想起象鼻豈不就是我們中國人「滿漢全席」的八珍之一嗎？許多年前，徐克拍過一部飲食電影，叫做《金玉滿堂》，其中便上演了一幕紅燒象鼻，據說這種做法不只可以軟化象鼻，還能燒出它天然的美味。我從來沒吃過象鼻（也從沒想過要試），很難想像它那股「天然的美味」到底是甚麼味。只知道《呂氏春秋》曾經盛讚象肉是「肉之美者」；而《本草拾遺》更說一頭大象包肉含了十二生肖中所有動物的肉（連龍肉也算在裏頭），其中又以象鼻為最，因為只有象鼻是大象的「本肉」。

這些象鼻當然不是從印度或非洲運來的急凍貨，而是本地土產。很難想像吧，中國也曾經是一個有大象的國家。此所以考古遺址才能挖出刻在象牙上的甲骨文（也有人說這些『象牙文』的歷史比甲骨文更悠遠），也所以殷墟能夠出土象牙酒杯。根據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的《象之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tal history of China），三千年前的中國，北起黃河下游，南至珠江三角，處處都有大象的足迹。

這些象都跑到哪裏去了呢？一般認為氣候的變化是牠們消失的其中一個原因。十五世紀之後，全球天氣變冷，而象群可不喜歡低溫，只好往西南方向撤退。但看起來真正能夠打擊大象的，其實還是我們人類。不像印度次大陸和中南半島上的居民，漢人很少想到要利用大象去工作戰鬥，往往只把牠們視做敵人。當然啦，象不會吃人；可牠會吃人類的莊稼。反過來看，人類伐林墾殖，也注定要減少象群維生棲居的空間。兩相循環，人類與大象便成了不共戴天的對手。孟子早就說過了，只有暴君商紂在位的時候，天下才會呈現出一片荒野蠻林的景象；等到周公幫助武王征討了殷商，世界就好看多了，連大象也都跑光了。可見象之存殁竟成了華夏文明繁榮與否的指標，我們愈昌盛，牠們就愈糟糕。

象群一路南逃，跨過黃河，也涉過了淮河和長江，終於來到嶺南，這是除了雲貴邊境山區之外中國象的最後據點。與此同時，烤象鼻和象牙便成了嶺南聞名的特產。另一位研究中國環境史的美國學者馬立博（Robert Marks）在其《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中寫道：「大象們曾經在嶺南的大部分地區倘徉，很有可能就是在雨林下的空地裏」。當南下的漢人移民開始適應此間瘴氣，並且一路砍林燒山，一路引沙造地（其實今天的珠江三角洲有一大半是人類造出來的）。他們也就得延續對象的戰爭了。馬立博又說：「有清楚的證據表明大象是通過非常專業的方法和技巧被誘捕和殺死的」。

「天下間四隻腳的除了桌子之外，廣東人沒有不能吃的東西。」我們享有如此「美名」。固然是食膽甚大，但也是因為嶺南的生態環境本來就很多樣，聚集了不少北方罕見或者早已絕迹的生物，比如大象。反正要殺，那就千萬別浪費，潮汕人和廣府人秉持物盡其用的傳統美德，不只宰象割牙，就連牠的肉也要想盡辦法炮製。每次捉到活象，我們的祖先「爭食其鼻，雲肥脆，尤堪作炙」。不僅火烤紅燒，聽說糟漬的味道也不錯，切條生炒還行""。等到象鼻不好找了，後來的香港人就開始吃象拔蚌，那條「象拔」起碼長的像真象拔。嶺南還有華南虎，香港最後一次發現老虎是1947年的11月，一位主教在沙田看見了牠，而且當年還有不少其他目擊者的報告。至於現身香港的最後一頭大象，恐怕就是幾年前馬戲團帶來的吧。

梁文道：老黃曆

【蘋果日報】難得老友有興致，來電叫我一起討論文化局的事，畢竟設立一個文化局是大家十多二十年來的心願。只是眼前政治氣候變幻萬千，文化局早不來晚不來，偏偏趕在地下黨當道的時候出台，也真不知是該喜還是該憂。

比起這位朋友，我大概算是個逃兵，早已厭倦再在香港談什麼文化政策了。一來是能力有限，可以做的事好像都做過，再也翻不出什麼新花樣，只好期待來者比自己本事。二來是很怕再和官員政客說老話；同一番話講了二十年，豈不累人？自從剛開始跟着榮念曾、胡恩威與黃英琦諸友學習文化政策，再到後來與陳雲等一眾同道在報端上大談「文化視野」，這中間還真差不多有二十年了。那二十年我們到底都說了些什麼呢？

香港藝術家的工作空間太少，連個堪用的畫室都租不起。後來他們找到工廠大廈，總算一線生機。結果政府一「活化」工廈，情況立刻打回原形。香港不容街頭演出，想學巴黎那樣在街角站頭獻藝，立時就有阻街犯法的嫌疑。結果除了旺角行人專用區，街頭藝術依然有罪，從早年的曾灶財到今天的「艾未未少女」，統統一掃而光。由政府藝術場館的獨立運作，老舊建築的保存再生，甚至到內地開設「歌德學院」一類的機構推介香港文化（這還是當年董建華沒上台的時候，胡恩威跟我向他提起的建議）……；有哪一樣值得今天再談？

最要命的是那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衙門官氣不減，官員卻如走馬燈換，我們總要像教書一樣，面對新一輪的官說老一輪的話；等到他終於懂點門道，也就差不多該是走的時候了。

梁文道：站穩什麼立場

【蘋果日報】薄熙來事件爆發之後，內地各大媒體都發出了回應黨中央的喊話，內容來來去去就是演繹那幾個關鍵表述，例如「團結在黨中央身邊」，又如「站穩政治立場」。看見這些熟悉的字眼，我不禁懷疑那個必須站穩的「政治立場」到底是什麼立場，而那個必須被緊緊團結擁護的中央又是種什麼樣的「中央」？

多年以前，我在一家曾以「講政治」和培養幹部著稱的大學演講，台下學生多為共青團團員，其中更不乏早已入了黨的精英；可是當我刻意問起《資本論》中某個關鍵概念時，平日擅長答問和表現自我的青年卻全都成了啞巴，勉強回應者也多半只是胡扯而已。受了那麼多年的馬列教育，甚至還加入了共產黨，他們可知道共產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嗎？每次看見這些年輕人的臉孔，看見他們好奇，熱切以至於疑惑和不屑的神情，我都要懷疑自己究竟可以做到些什麼。他們不再為了信念入團入黨，以後也可能是個講原則的媒體人，或者在一家民企打工求上進，又或者做了個只想打好這份工的公務員。如果他真的當了幹部，有一天遇上陳光誠這樣的人，他可還會記得我曾說過的故事以及那些青春歲月裏讀過的書？他會不會跟着大隊，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就像當年入黨那樣地理所當然，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無數利益鏈條的其中一環？我真的不知道。

往昔的路線鬥爭縱然虛矯，但起碼要砌出一套綴滿了主義的說辭。今天則連主義都用不着了，純粹是赤裸裸的利益爭鬥；再也沒有一個敗者會被扣上政治的大帽子，你只需要說他貪腐說他「私生活不檢點」就夠了。甚至打擊陳光誠也都不必批他反動反黨反人民，光天化日之下禁閉他威脅他就是，甚麼都不必多說。如此世道，你要站穩甚麼「政治立場」？

梁文道：模式

今天的中國讀者認識傅高義（Ezra F. Vogel），大概是因為他寫了本《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而30多年前的老讀者瞭解他，是因為這位哈佛教授出了本《日本第一》。回想起來，那真是本了不起的乘浪之作——不是「逐浪」，是因為當年大家都曉得日本的厲害，但不曉得它後來會厲害成這個樣子。傅高義在日本還未跑到第一而已有這股勢頭時，預示了它的走向；結果之後日本果然成了大家傚法的對象，傅高義本人也成了全球競邀的「趨勢大師」。這難道不是一次經典的「乘浪」示範嗎？

我甚至把《日本第一》看成一種模式，一種學術研究與話題生產的模式。這種模式的特色之一，是要在大家正驚訝於某個國家和地區的表現時，率先以清晰的概念和語言歸納出它的成功之道，總結成一套兼具描述和解釋功能的「模式」，界定了討論的框架，使得後來者無論贊成與否，都離不開作者給出的模型。其更大的特色和魅力，還在於除了單純的描述和解釋，又多了一層指導現實的教化作用。因為這套模式是可以學習的；就算學習不了，起碼可以參考。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日本第一》最奇妙的地方，是它不只吸引了美國人（也就是傅高義原本預想的主要讀者和教化對象），還吸引到了它所描寫的對象，也就是日本人自己。日本人從來著迷於「日本人論」，喜歡看人家怎樣談論自己分析自己。自從《菊與刀》以來，幾乎所有外國人寫日本的書，最大市場就是日本。傅高義的書一出版，日本人真是高興得不得了，真以為自己可以頂著第一的頭銜，跑去教訓其他人了。上世紀80年代，日本最威風的時代，他們甚至喊出了「買下美國」的狂言。那年頭的日本官商一手拿的是美金，另一手拿的恐怕就是《日本第一》。

《日本第一》不只把日本變成了模式，它自身也成了人人效仿的模式。越南經濟突飛猛進的那幾年，有人為這「第五小龍」著書立說；冰島成為奇蹟的那段時間，也有人撰文推行「冰島模式」。當然，在印度和巴西的GDP還未像今年表現得這麼不理想的時候，也有很多書總結過它倆的成功之道。幾年前，頗受國內「新左派」學者看重的馬克·裡歐納德（Mark Leonard）也寫了一本介紹中國的小書，其中不乏對中國某地「審議民主」和正在創造「中國道路」之智庫的歎服。對了，同一個裡歐納德，他更早的一本書叫做《為什麼歐洲會領跑二十一世紀》。

發明模式，指出道路，乃是不少知識分子的最大誘惑，尤其是人文社科學者，尤其在這學術出版全球化的時代。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今天有個墨西哥學者寫了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民主困境，你會感興趣嗎？如果他寫的重點是墨西哥社會的獨特條件，並且以此檢視和批評主流民主化理論的不夠周全不夠普世，行內人大概就要覺得有點意思了吧？又假如他有本事上溯阿茲特克帝國的歷史，把古時殺人取心的獻祭說成是別有深意的偉大發明，再連接到墨西哥長年一黨獨大、貧富分配不均的近況，硬把它說成是不同於西方的了不起的「墨西哥道路」，恐怕你我都想馬上看到此書的中譯，並且覺得這是挑戰「西方話語權」的偉大嘗試吧？

一套模式不只可以扭轉許多落後地區學者長年感到的不平，過了把「我也有一套」的癮，還能讓他們引人注目、揚名立萬。除了滿足知識上要有創見的野心，擅長預言趨勢多於準確理解現狀的模式大師，還會被一些國家奉為上賓，因為喜歡聽人好話、喜歡為自己添彩的，絕不止日本。某些情況下，模式更是證明政績、表達自己很有視野的好辦法，對外它能起到政治公關的宣傳奇效，對內則能說服人民以增加統治的認受性。這便又擊中了知識分子的另一死穴，那就是喜歡當國師，想在智識上指點政治人物去指點江山。如此一來，喜歡發明模式的知識分子碰上了喜歡發明模式的政客，乾柴烈火，不啻現代歷史上的另一種「模式」。

可惜模式來得快去得也快。當年《日本第一》出版了十多載，日本才碰上了「失落的20年」。此後各種模式時效的速度便呈遞增態勢，模式書出了沒多久，它要談的模式就已告破產。世界變了，學問也變了。在黑格爾的年代，哲學的問題是它總是來得太遲了；在我們這個年代，哲學的問題卻是它總是來得太早。

梁文道：小弟和老大

【蘋果日報】行走江湖最重要是講面子，幾個中學生年紀的小流氓在街上被人欺負，他們的大哥當然要過問一下，否則日後在道上還怎麼混？同理，「主管」幾條街道的地區小頭目的地盤遭人「踩場」，明明亮過自家招牌，卻一點用都沒有，這時候他的大佬也不能不出面吧？一般而言，這類無日無之的小糾紛絕對驚擾不了最頂層的龍頭老大；除非這個幫派太過虛弱，縱是最底部最前線的小弟少了根寒毛，也算是丟了龍頭的大臉。

或許這個類比有些不倫不類，但我還是要把它當做瞭解共產黨現況的起點。沒錯，如今的黨國就是這麼一個最基層的鄉鎮小幹部都能順勢綁架到最核心領導人的局面；此所以陳光誠先生揭發鎮級幹部惡行，卻要遇到整個國家的壓力；此所以汶川一個縣級領導「負責」丟官，沒多久卻能在異地升遷回歸原級。過去的強人可以眼都不眨就像剪指甲一樣地剪掉這些小雜碎，現在的體制則得一路保人保到村子裏去。

這個邏輯很簡單，全由利益串連。下級交了「保護費」，和上頭某人有了關係，那個上級就得照顧下級；否則一遇事，不僅有損自己這條線的利益和尊嚴，搞不好還會連自己也被拖下水，遭到其他路線的清算。如此這般，幾乎全中國每一個地方都能扯出一條上達天庭的利益輸送鏈。而這許許多多的鏈條，就是大家所說的「利益集團」的其中一種版本了。

所以陳光誠得罪的不只是某個地方計生辦的小官員，還是整個計生機構背後的保家。當他進一步碰上了政法官員，那就是整套政法系統的大患了。在外國媒體和人權組織也開始加入關注之後，這位盲人律師更升格成了「國家公敵」。走上「國家公敵」的道路，從鄉鎮開始；開罪小混混，也就等於搧了龍頭一耳光。

梁文道：傳奇（鐵達尼的最後晚餐之二）

【飲食男女】我們關於豪華郵輪的想像，盡皆源自一艘沉沒的輪船。由於它只經歷過一次首航，此後再也無人能夠見識它那傳說中的華美，於是鐵達尼就變成了幾近永恒的慾望對象——一場絕對得不到的幻夢，一座歷史煙霧中明滅不定的海市蜃樓。關於它的一切，只能愈說愈離奇，愈講愈綺麗；當然，這也包括了它曾經提供過的美食。所以這麼多年以來，無數餐廳還在嘗試複製這艘船上的菜式，把餐館裝點成當年的頭等艙，好讓做夢的人體驗一回真實。然而，在真的接觸過這所謂的真實之後，許多客人並不覺得如意，花了一大筆錢，他們卻常常追問：「就是這樣嗎？」彷彿嫌這齣古裝劇演得還不夠逼真，一切都和想像差得太遠。

或許是因為適應不了當年上流社會的飲食習慣吧。一頓十道菜的晚宴裏頭居然上了四道肉，肝醬和蘆筍這些現今常在頭盤出現的材料卻被放到了主菜之後。也許他們會懷疑昔人往矣，今天的廚房根本做不回當年船上大廚的水準。這些尋夢人往往沒有想到，很可能自己要找的只不過是則故事，由於時間的流逝以及影像的塗抹，漸漸被放大到扭曲事實的地步。

在我看來，今天任何一家認真複製鐵達尼最後晚餐的高級餐廳，其出品大概都比當年的原版要好。理由很簡單，技術；人類這一百年可不是白過的。如今我們擁有的冷藏技術根本是一百年前所想像不到的，就說那道 Homard Thermidor，難道當年保鮮龍蝦的方法竟然要勝過現在？事實上這是所有郵輪餐廳的基本局限，從一開始在食材的新鮮程度來講，它們就要落在所有地面食肆之後了。尤其海產，航行在大海上的郵輪偏偏離海鮮最遠；除非它把自己當成漁船，天天逼令船員捕魚。沒錯，地面上的飯館也不會每樣食材每天進貨，但它的靈活和彈性絕對是船上廚房不可比的。一位海上大廚常常得在啟航前十幾天就設計好所有菜單，按單備好所有材料，完全沒有因時制宜這回事。

第二，儘管坐得起鐵達尼號頭等艙的只有區區324人，但這也就意味着它的專屬餐廳每天都得準備324人份的餐飲了。請問，現在有哪一家星級食肆會做到這麼大的客量？這又是另一項郵輪餐廳的限制，它要應付的客人實在太多，廚房細心調治每一道菜餚的時間實在太少。愈是以大為賣點的「豪華郵輪」，問題就愈嚴重。在那些動輒同時坐上千把人的雙層大飯堂裏用餐，你就應該當係「去飲」，千萬別抱太大期望。

好吧，我知道有些只容三百多人乘坐的「六星級」小船，而且每次泊岸都要找機會搜羅食材（他們甚至備有「陪大廚逛街市的旅遊項目」；但假設你真正講究飲食，特別挑剔美酒，你能容忍一箱箱波爾多頂級佳釀天天就在海浪上那麼晃呀晃嗎？這也是郵輪飲食的基本限制，既然是船，它就得擺動；既然擺動，它就不可能是存放好酒的理想環境。更不必說當今安全規則層出不窮，各種煮食爐具無法像岸上餐廳那麼隨心所欲。

這並不是說郵輪吃喝一定很糟，而是說它很難做得太好；如果真有能弄到可以跟地面一級餐廳拼上下的，那它背後的團隊和花掉的工夫就一定很厲害了。這也就是為甚麼每當評論者要誇一艘郵輪的時候都愛說「它的餐廳就和岸上的一流餐廳差不多」，但大家絕不會反過來說福臨門的水準拍得住郵輪。而且早在鐵達尼的時代便已如此，那些頭等艙生還者總是在回憶中把船上的散點餐廳（á la carte restaurant）形容為「The Ritz」。

只有傳奇，才會使我們就算坐在真正的「The Ritz」裏頭，卻依然覺得它比不上那艘沉在海底的鐵達尼。

梁文道：綁架

【蘋果日報】陳光誠先生成功出逃，是內地朋友圈子裏的一件大事，那天夜裏，人人在網上奔走相告，喜色溢於言表（當然是網絡上的表情語言）。後來看見陳先生在視頻裏公開籲求溫家寶總理關注，卻又不免有些傷感了。

關於溫家寶，我們還可以說些什麼呢？他到底是可以寄予厚望的埋伏「民主派」，還是演技精湛的「中國影帝」？為了這個問題，許多原為同道的知識份子反目成仇；無論是我向來敬重的崔衞平大姐，還是一直勇猛銳利的余杰先生，都被來自不同立場的言論攻擊得體無完膚。其實我們有沒有可能先甩開溫家寶，從一個更大的結構來看今日黨國體制的變形呢？

就拿陳光誠這件事來說吧，外人往往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它根本沒什麼大不了，只不過是揭發鎮級政府蠻搞計劃生育，用得着如此勞師動眾，又要坐牢又要軟禁，同時還要打退包括荷李活大明星在內的一眾外來聲援者嗎？弄得這麼張揚，難道溫家寶怎的什麼都不知道，得靠陳光誠先生自己上鏡申寃？

暫且回想○八年的汶川地震，還記不記得當時溫先生曾在記者招待會上信誓旦旦地公開聲明，要把學校的「豆腐渣工程」一查到底？結果一年不到，「豆腐渣」三個字乾脆成了「敏感詞」，連查都查不着。反而真正追究到底者如艾未未卻受盡虐待，老友冉云飛更得到牢獄之災。

事情很清楚，不管溫家寶知不知情，也跟他的為人無關。今天的黨國體制就像我上週所說的那樣，已經裂變成勉強套上同一個名字的一群利益鏈條，層層保護層層綁架，由地方直達中央。

梁文道：《搜索引擎沒告訴你的事》

【開卷八分鐘】互聯網的出現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好處，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手指的跳動之間，就能夠迅速掌握世界各地所有的資訊跟知識。理論上講，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應該比我們的父母那一輩更準確、更全面的認知到了這個世界了是不是？情況不一定如此。

好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個文章，那個時候還是大家在寫博客，在論壇上面吵架的年代，我就說當時我觀察到一個現象，這個國家，其實甚至全世界，大部分人常上的那些網站、論壇、博客群來來去去也就是那幾個。我們為什麼會上那個地方，是因為我們覺得大家志趣相投，如果是跟政治相關的時候，就是說它的政治立場跟你相似，比如說有的人就喜歡烏有之鄉，有的人就喜歡凱迪；而且還出現一個現象，喜歡凱迪的人絕對或絕少去烏有之鄉，喜歡烏有之鄉的人也不會去看什麼凱迪網、共識網，於是我們大家來來去去看的就是跟我想法差不多，立場差不多的人在說的話，來來去去看的是他們提供的消息，而那些跟我不一樣的人，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想法，是進入不到我的眼界範圍內。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有可能會割裂得越來越嚴重，我們有可能會在自己那個小圈子裡面越來越激進。可能今天這個網上面有一個網友說，那個那個誰不像話，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而第二個人可能說，對，說的對，我們明天就上街吧；然後後面接下來就說，上什麼街，幹了他……我們會變得越來越激進，然後到了最後不可彌補，這個分裂，這個距離也填不起來了。

沒想到現在的世界已經比我幾年前所講的那個情況還要糟了。我給大家介紹這本書《搜索引擎沒告訴你的事》，The Filter Bubble，它的作者伊萊·帕理澤有一個網站叫MoveOn.org，我過去常常光顧，現在還有另外一個網站叫Avaaz.org，全球性地在網絡上推動著各種社會運動。

這位作者一開始在前言就指出了一個改變世界的重要事件，但是當時大家沒有太注意到：2009年12月4日，Google的官方部落格出現一個很少人注意到的文章，公佈我們從此之後有個人化的搜尋了。

從文章公佈那天早上開始，Google善用57種訊號，包括你登陸地理的方位、使用的瀏覽器、以前用過的搜尋字，猜測你的身份，揣摩你喜歡的網站，即使你登出之後，它能夠預測你的需求跟調整搜尋的結果，這表示什麼？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其實今天全球主要的搜索引擎都有這個特色——就是同樣一組詞，比如說「鳳凰衛視」這四個字，你會發現你跟你家人、朋友一打這四個字進去，出來搜索結果首頁顯示的條目是不一樣的，條目的順序都不一樣，為什麼呢？難道它們不是按照點擊率來排名哪個先、哪個後嗎？不，它現在按照你個人過去使用網絡的習慣、愛好來推測你要看的訊息，你想要找的搜索是什麼。這叫什麼呢？這叫個人化服務。這本來是很多做媒體的人夢寐以求達到的一個境界：你想想看，你與其跟幾億人一起看同樣的一個電視節目，一個電視頻道，為什麼不能夠考慮你的需要，你的口味，你的偏好，為你量身訂作一個專屬於你的電視台，專屬於你的報紙呢？我們現在透過互聯網正在逐步趨近這樣的狀況。

我們再看看，這樣的狀況會造成什麼？我舉一個例子，在香港，用Facebook的人比較多，我發現越來越多的人其實平常不看報紙，也不看電視，他所有的新聞來源就來自於Facebook。Facebook上的新聞來源是甚麼？是朋友圈子裡面提供的，這些朋友為什麼跟他是朋友？是因為大家的背景相近，興趣愛好也相近。換句話說，這一群朋友他們提供的興趣相近的這些新聞，來來去去都差不多，他永遠不會知道這個圈子以外的世界是怎麼樣。

然後作者伊萊·帕理澤就說到，「臉書具體呈現我這份不詳的預感，我注意到在我的臉書上，一些保守派的朋友消失了，在政治主張上，我偏向左派，進步派，但我也喜歡聽聽保守派的想法，這講的是美國的保守派，甚至設法去結交保守派的人士，將他們列入臉書朋友的行列，我想看他們張貼的網頁連接，閱讀他們的見解，從他們的思維學習一點新知，沒想到，他們張貼的連接從來沒有出現在我的頭條動態消息，這是為什麼呢？這是臉書那個很聰明的人工智慧的搜索引擎，他的整個程序幫我決定了這一切，他為我量身訂做了我所需要的一個世界。」

然後伊萊·帕理澤還繼續說到，這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像一個過濾罩一樣，就等於你在新浪，或者騰訊上面的微博，你來來去去關注的那個世界，那就是你的世界，這是個過濾罩，過濾罩讓人自我孤立，以銀河高爾夫球迷的有線電視頻道為例，範圍狹隘，觀眾不多，但你仍和其他觀眾共享一套基準體系，反觀過濾罩，整個網絡過濾罩裡面只有你一個人，那麼也就是說，你不再跟別人共享同一個世界，同一種經驗。

第二，我們知道全世界各個媒體都有他的立場，你看《環球時報》，還是看《南方都市報》，你大概知道他們的政治立場、言論傾向，是不一樣的，但是起碼你知道，我今天決定買一份《環球時報》我大概會看到什麼。但是現在這個年代，你上網你知不知道Google、百度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其實他沒有什麼政治立場，你不知道他給你設定的這個世界是什麼。久而久之會變成什麼樣？就是所謂的民主跟公民社會不再可能，因為我們不再共享共同的資訊，我們沒有辦法打開自己的小世界知道別人的消息，我們的求知慾有降低，我們面對新刺激、新消息來源的可能性減少了。

到了最後不只是政治的退化，甚至連創新、創意的誕生也都在減少。你想想，一個小孩，從小到大，他得到了所有的資訊都是他差不多的同伴，他的朋友們、他的這個小世界提供給他，他不會曝露在一些他所未知的領域跟世界，他沒有機會接觸到他以前沒想過的新觀念、新想法，創意怎麼產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