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讀者認識傅高義（Ezra F. Vogel），大概是因為他寫了本《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而30多年前的老讀者瞭解他，是因為這位哈佛教授出了本《日本第一》。回想起來，那真是本了不起的乘浪之作——不是「逐浪」，是因為當年大家都曉得日本的厲害，但不曉得它後來會厲害成這個樣子。傅高義在日本還未跑到第一而已有這股勢頭時，預示了它的走向；結果之後日本果然成了大家傚法的對象，傅高義本人也成了全球競邀的「趨勢大師」。這難道不是一次經典的「乘浪」示範嗎？
我甚至把《日本第一》看成一種模式，一種學術研究與話題生產的模式。這種模式的特色之一，是要在大家正驚訝於某個國家和地區的表現時，率先以清晰的概念和語言歸納出它的成功之道，總結成一套兼具描述和解釋功能的「模式」，界定了討論的框架，使得後來者無論贊成與否，都離不開作者給出的模型。其更大的特色和魅力，還在於除了單純的描述和解釋，又多了一層指導現實的教化作用。因為這套模式是可以學習的；就算學習不了，起碼可以參考。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日本第一》最奇妙的地方，是它不只吸引了美國人（也就是傅高義原本預想的主要讀者和教化對象），還吸引到了它所描寫的對象，也就是日本人自己。日本人從來著迷於「日本人論」，喜歡看人家怎樣談論自己分析自己。自從《菊與刀》以來，幾乎所有外國人寫日本的書，最大市場就是日本。傅高義的書一出版，日本人真是高興得不得了，真以為自己可以頂著第一的頭銜，跑去教訓其他人了。上世紀80年代，日本最威風的時代，他們甚至喊出了「買下美國」的狂言。那年頭的日本官商一手拿的是美金，另一手拿的恐怕就是《日本第一》。
《日本第一》不只把日本變成了模式，它自身也成了人人效仿的模式。越南經濟突飛猛進的那幾年，有人為這「第五小龍」著書立說；冰島成為奇蹟的那段時間，也有人撰文推行「冰島模式」。當然，在印度和巴西的GDP還未像今年表現得這麼不理想的時候，也有很多書總結過它倆的成功之道。幾年前，頗受國內「新左派」學者看重的馬克·裡歐納德（Mark Leonard）也寫了一本介紹中國的小書，其中不乏對中國某地「審議民主」和正在創造「中國道路」之智庫的歎服。對了，同一個裡歐納德，他更早的一本書叫做《為什麼歐洲會領跑二十一世紀》。
發明模式，指出道路，乃是不少知識分子的最大誘惑，尤其是人文社科學者，尤其在這學術出版全球化的時代。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今天有個墨西哥學者寫了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民主困境，你會感興趣嗎？如果他寫的重點是墨西哥社會的獨特條件，並且以此檢視和批評主流民主化理論的不夠周全不夠普世，行內人大概就要覺得有點意思了吧？又假如他有本事上溯阿茲特克帝國的歷史，把古時殺人取心的獻祭說成是別有深意的偉大發明，再連接到墨西哥長年一黨獨大、貧富分配不均的近況，硬把它說成是不同於西方的了不起的「墨西哥道路」，恐怕你我都想馬上看到此書的中譯，並且覺得這是挑戰「西方話語權」的偉大嘗試吧？
一套模式不只可以扭轉許多落後地區學者長年感到的不平，過了把「我也有一套」的癮，還能讓他們引人注目、揚名立萬。除了滿足知識上要有創見的野心，擅長預言趨勢多於準確理解現狀的模式大師，還會被一些國家奉為上賓，因為喜歡聽人好話、喜歡為自己添彩的，絕不止日本。某些情況下，模式更是證明政績、表達自己很有視野的好辦法，對外它能起到政治公關的宣傳奇效，對內則能說服人民以增加統治的認受性。這便又擊中了知識分子的另一死穴，那就是喜歡當國師，想在智識上指點政治人物去指點江山。如此一來，喜歡發明模式的知識分子碰上了喜歡發明模式的政客，乾柴烈火，不啻現代歷史上的另一種「模式」。
可惜模式來得快去得也快。當年《日本第一》出版了十多載，日本才碰上了「失落的20年」。此後各種模式時效的速度便呈遞增態勢，模式書出了沒多久，它要談的模式就已告破產。世界變了，學問也變了。在黑格爾的年代，哲學的問題是它總是來得太遲了；在我們這個年代，哲學的問題卻是它總是來得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