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難得老友有興致，來電叫我一起討論文化局的事，畢竟設立一個文化局是大家十多二十年來的心願。只是眼前政治氣候變幻萬千，文化局早不來晚不來，偏偏趕在地下黨當道的時候出台，也真不知是該喜還是該憂。
比起這位朋友，我大概算是個逃兵，早已厭倦再在香港談什麼文化政策了。一來是能力有限，可以做的事好像都做過，再也翻不出什麼新花樣，只好期待來者比自己本事。二來是很怕再和官員政客說老話；同一番話講了二十年，豈不累人？自從剛開始跟着榮念曾、胡恩威與黃英琦諸友學習文化政策，再到後來與陳雲等一眾同道在報端上大談「文化視野」，這中間還真差不多有二十年了。那二十年我們到底都說了些什麼呢？
香港藝術家的工作空間太少，連個堪用的畫室都租不起。後來他們找到工廠大廈，總算一線生機。結果政府一「活化」工廈，情況立刻打回原形。香港不容街頭演出，想學巴黎那樣在街角站頭獻藝，立時就有阻街犯法的嫌疑。結果除了旺角行人專用區，街頭藝術依然有罪，從早年的曾灶財到今天的「艾未未少女」，統統一掃而光。由政府藝術場館的獨立運作，老舊建築的保存再生，甚至到內地開設「歌德學院」一類的機構推介香港文化（這還是當年董建華沒上台的時候，胡恩威跟我向他提起的建議）……；有哪一樣值得今天再談？
最要命的是那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衙門官氣不減，官員卻如走馬燈換，我們總要像教書一樣，面對新一輪的官說老一輪的話；等到他終於懂點門道，也就差不多該是走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