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直到菲律賓人質屠殺事件發生之後，我才發現自己對這個國家的無知。沒錯，我曉得當年馬可斯夫婦的荒唐，知道阿基諾夫人的「人民力量」，甚至聽過他們社會運動的興盛，看過他們小劇場的活力；可是我對這個國家的瞭解本應比這點皮毛深得多才對。因為香港幾乎已有一代人是被菲律賓人帶大的了，目前還有十多萬「菲傭」住在香港，她們或許就在我們家裏和我們朝夕相對，或許就在你每天上班的路上與你天天照面。如此親近的一群人，我怎麼會對她們如此陌生，又怎麼可以對她們的來處如此無知呢？ 台灣社會學家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是本備受好評的論著，內容豐富而精緻，雖然談的主要是身在的台灣的外籍幫傭，但這兩天我還是能在這部書裏學到不少東西。就拿「外勞」這兩個字來說吧，它提醒了我，儘管都是來香港打工的外國人，但我們絕對不會搞錯那些出入中區金髮碧眼的西裝友，與印尼泰國菲律賓工人的區別；前者叫做「expat」，只有後者才會被人稱作「外勞」。藍佩嘉說：「這樣的現象告訴我們，種族界線實與階級不平等，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階序有高度的相關」。 不只如此，我們還要分辨菲傭、印傭與泰傭的差異。我在「海外僱傭中心」的網頁裏看見「家傭特性」這一欄，點進去一瞧，發現它倒是很能用最精簡的語言去描述不同種族的族性。關於菲傭，它說她們「學習能力較強，平均較注意個人衞生，思想括達（『括』字寫錯了）」；關於印傭，它的評語是「性情純樸，思想較單純，服從性高，很少與僱主爭執，任勞任怨」。這些評語十分符合一般人的印象，我們一般人的確喜歡說菲傭「比較古惑比較醒，識英文，又識得聯群結黨」，印傭「比較聽話聽教，但是有點『鈍』」。 藍佩嘉深入考察，指出這不只是仲介商種族主義眼光作祟，更是一整套引入工人方式的結果。招聘菲傭，他們會在城市中心登廣告，所以招來的主要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白領。但是他們在印尼走的卻是鄉村路線，圖的是鄉下人「尚未被污染」，而且一招就招來同一個家族裏的女性成員，好讓她們彼此監看不敢胡來。除此之外，語言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有些人愛找菲傭就是看上她們的英語能力，帶小孩還能順便當英語家教。問題是這些受過良好教育，英文又流暢的女傭也比較有能力和雇主計較，懂得爭取自己的權益（所謂的『古惑』？）。相比之下，印傭的英語不太行，但可以使用簡單的粵語，不只能夠和老人家溝通，更重要的是那些溝通必然簡單。簡單地說，她們不能以複雜的語言和雇主討論自己每天工作十六小時究竟算不算是違反勞工權益，她們只能簡單地回答「係嘅，太太」。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有一位前市政局議員抱怨中環每逢週日就被菲傭「霸佔」，建議大會堂的廁所不該開放給她們，以免損及市民的利益。星期天的中環，那也的確是個奇景，這一大群菲傭會唱歌跳舞，在這座城市的中樞野餐。藍佩嘉寫道：「當家務移工星期天出門時，她們離開了雇主的管轄範圍，也遠離家鄉父母與丈夫的視線，她們換上了緊身Ｔ恤、迷你裙、名牌牛仔褲，戴上閃亮的金項鍊、搖曳的寶石耳環，踩着高跟鞋，再刷上睫毛膏，擦上口紅和指甲油。透過這些有形的裝飾，她們妝扮出一個截然不同於在雇主家工作的形象，將自己投射成為一個都會、時尚的異性戀女性形象。」只是星期天，她們能夠脫離彼此隔離的工作狀態，聚在一起互訴心聲笑鬧玩樂（但又不能玩得太晚，否則雇主不高興）；只有星期天，她們變回都市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打扮自己（但還是要小心，雇主會懷疑你把自己搞得那麼香艷是不是『變壞』的徵兆，所以你最好把香水口紅迷你裙裝進袋子裏，出門之後再像超人一樣地變身）。 平常，她們住在雇主家裏必須扮演一個溫馴謙卑的角色，盡量拉開自己和女主人的距離。藍佩嘉說：「她們經常用這種說法戲謔地讚美朋友的打扮：『You look like our madam！』」。為了演好一位女傭該有的樣子，她們還會在仲介商的指示下剪去一頭長髮（在印尼，那尤其是女性珍惜的特徵）。然後，或者帶着淚水把落髮收拾起來，仔細藏在一個布包裏頭。自此之後，她便是一個家傭了；只是一個家傭。 我想起「德成僱傭」的那則電視廣告。先是三個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泰傭、菲傭和印傭分別以母語介紹自己，結果她們全都被擋在門外。最後，一位身着制服的女工用粵語說「我來自德成」，她便能順利地走進一個家庭的大門。她不只是這幾個人裏頭唯一留着短髮的女工，她還是一個最沒有國別色彩最純粹最抽象的女工。假如我們想要的就是一個脫掉性別身份去除國族背景的單純女工，我們又怎能注意到她身後的那個國家菲律賓呢？
2010年8月29日星期日
梁文道：她只是個女傭（香港與馬尼拉之間的距離二之一）
2010年8月27日星期五
梁文道：榴槤拌飯
【飲食男女】愛吃榴槤，所以我平日也很留意榴槤做的甜品。可惜香港雖有不少店家精於此道，甚至以之聞名，但我始終覺得它們只能稍稍解饞，是原果的代用品而已，好比代糖始終不是真的糖。
我也喜歡娘惹菜，可去了吉隆坡這麼多回，它最有名最多人光顧的那家娘惹餐館我卻一直沒有機緣試試。問當地一位食家朋友的意見，他說得很婉轉但又很有道理：「其實最好的娘惹菜都在人家家裏，外頭的餐館不是不好，但不知道為甚麼他們總要把菜弄得那麼精緻那麼漂亮。尤其裝修陳設，永遠都要擺出那種最典型最華麗的南洋風格。這些餐廳很適合遊客，但不一定是平常一家大小吃便飯的地方」。旨哉斯言，目前為止我吃過最好的娘惹菜館的確很沒氣氛，格局就跟快餐店一樣；不過檳城的娘惹都愛去那兒午飯，感覺像是食堂。
無論如何，這回我還是下了決心要去那家名店，看它是否名不虛傳。果然，店裏有許多古董和藝術品，非常地exotic；老闆也是個有品味的文化人，談吐不俗。但那食物，坦白講，留下印象的不多。
然而，我在這裏卻意外地吃到這輩子最美味的榴槤甜品。嚴格地說，那不是用榴槤做的甜品，而是一種榴槤的吃法。你在餐牌裏頭看見的這道甜品既不是餅也不是糕，它分明就叫做「榴槤」。不過上桌的時候，擺出來的卻是一個放雪糕的小皿配上一根小勺，橫豎都無法令人聯想到榴槤。味道怎樣？我說一遍做法，你大概就能猜到了。先取甜度較高的品種如「D18」（帶苦味的「貓山王」與「林鳳嬌」最好還是鮮着吃），然後去核取肉，再用手把剝下來的果肉打成泥狀，一邊攪拌一邊倒點椰奶進去。最後將這團榴槤肉泥放進冰箱冷卻，吃的時候就和舀雪糕一樣舀出來便好。看起來它真的很像雪糕；但相信我，這世上沒有一款榴槤雪糕比得上它。
聽店東說，這是他家的傳統吃法，似乎很多上一代人都曉得它。我孤陋寡聞，沒有見過，不過這倒讓我聯想起了另一種比較常見的榴槤食品，那就是 tempoyak了。tempoyak其實是馬來人的一種醬料，也是把榴槤果肉打成漿狀，只不過不倒椰奶卻下白鹽和砂糖。拌好之後放上幾天，等它發酵出一股奇奇怪怪的酸臭味，這就成了可以用來做菜的名醬了。大馬著名食家林金城兄說過，這種醬可以拌飯，馬來人特別喜歡。榴槤拌飯？起來實在是太古怪，怪得能上《Bizarre Foods
2010年8月26日星期四
梁文道：族基政治（下）
【am730-觀念】自99年起，馬來西亞旅遊局每年均會舉行重點節目“Colours of Malaysia” ，以推動大馬多元民族融和，內容包括不同種族的歌舞表演及文化藝術交流等。在同一個族群裡頭總有不同階層的分野，而這些階層對社會福利政策的看法是彼此矛盾的。
依我淺見，今天的馬來西亞就是一個結構龐複的現代社會，它不再是數十年前初初獨立建國時的那副面貌了。所以「族基政治」應該是一種很沒前途很難搞得下去的遊戲才對。可是直到目前為止，馬來西亞的政治布局卻依然沒有大變，頂多只是稍為鬆動而已。
這是為甚麼呢？
其中一最顯淺的理由是那些建立在族群劃分基礎上的政黨，既無能也不願去變更這個局面；試問，一家航空公司會想推動高速鐵路網的鋪設嗎？當然不。為了掩蓋跨族群政治訴求出現的跡象，為了使人忘記自己的真正利益需要，它們往往會提出一些容易煽情但又非常抽象的價值議題。情況就像美國的共和黨總喜歡在選前挑出墮胎和同性婚姻等議題一樣，因為只有訴諸這些情緒化的價值爭論，它們才能使一些抱持保守信仰的藍領階層忘記共和黨的減稅方案對他們根本一點好處都沒有。
因此我們便會在大馬看見一些和族群身份相關的課題老是被人不停提起，今天是這個族群的特權遭到挑戰，明天是那個族群的文化受到侮辱，你來我往搞個不停。
冷靜點看，這其實全是政客的把戲，拿人民的實質福祉為代價，以換取自己的政治籌碼，結果便是族群身份認同的僵固以及族群界限的持續了。
「族基政治」是一套很危險但又極有效的遊戲，難怪全世界都有政客把它當成動員工具。遠如近年法國右翼針對移民的種種舉措，近則有馬來西亞這個現成的例子。若要打破這種局面，阻止其惡化的趨勢，就必須有人能冷靜地出入於不同族群之間，一方面搭建文化轉譯的溝通渠道，另一方面左突右刺地揭穿種種障人耳目的伎倆。在今天這個身份政治越玩越火爆的世界裡面，這不是一個輕鬆的擔子，但卻絕對需要有人承擔。
梁文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說起米蘭·昆德拉這部小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其實在中國早就有很多，據說光是我手上這個版本，這樣一個譯本，現在已經賣出過百萬冊了，累計起來，也不要談以前有一些盜版，或者再以前有像韓少功先生從英文翻譯的版本。既然如此，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這本小說，我為什麼還要重頭去介紹他呢？這一來是因為我最近注意在被邀請去介紹這個新的版本，然後我注意到這個版本譯的非常好。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候，重新去讀昆德拉這部小說是有特別的意義，會給我們特別啟發。
我們今天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呢？各位，是個反三俗的時候。反三俗是哪三俗呢？我老是記不清，庸俗、低俗、媚俗，雖然我不大搞得清楚這三俗仔細的區別是什麼，反正我們就叫它反三俗。說到反三俗運動，我就不能不想起這部書裡面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曾經的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把它掛在口上，就是Kitsch，一般中文把它譯成媚俗。昆德拉在這部小說裡面，對這個媚俗這個觀念做了相當精彩的闡述，到底什麼叫做媚俗呢？媚俗是不是我們現在反三俗裡面反的那個媚俗是同一個意思呢？其實不是，為什麼呢？因為這裡面所講這個媚俗，是來自德國人那個Kitsch，它有一套獨特的含義，當然經過昆德拉自己的創造性詮釋。
我們在這裡面看一看，他舉個例子，他說到小孩的時候，常常看那些歐洲給小孩看的有插畫的舊約聖經。他就注意到這裡面的上帝，他是個很慈祥，鼻子上面拖著長長的白鬍子的老人。他就想既然上帝長了一張嘴，那麼他應該也吃東西，既然他吃東西，那麼他必然會有腸子。可我馬上被自己的想法嚇壞了，因為我說出了一個生於一個可以說不信神的家庭，但是琢磨上帝是否有腸子，豈不是褻瀆神明嗎？因為有腸子的上帝，豈不是表示上帝要拉屎嗎？糞便是一個比罪惡還要尖銳一個神學問題。上帝給了人類自由，因此可以斷言上帝不該對人類種種罪行負責，但是糞便的責任得由人類的創造者獨資來完全承擔。
說完糞便，我們再來想另外一個重要的神學課題就是性愛。這裡面他就說到，以前歐洲的神學家曾經爭辯過，到底亞當、夏娃會不會在伊甸園裡面做愛呢？有人就說不會。但是後來有一個九世紀有名的神學家就是斯科特，他就說不，亞當是可以任意的像我們伸出大腿跟手背一樣，隨意讓自己的陽具勃起。那麼千萬不要以為這個觀點是表示一個很褻瀆的想法，其實不是的。這位神學家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想說的是在亞當而言，他的陽具是像隨意肌一樣隨意控制隨意勃起的。因此他這個勃起是要勃起就勃起，而跟興奮無關，也就是說他會跟夏娃就算做愛的話，不是出於一個性的興奮，不能控制的興奮，而是出於什麼呢？出於大腦的命令，是一個理智指揮的過程。
也就是說，我們看總結一下，剛剛我們看到那樣一個神學世界是什麼世界？是個亞當跟夏娃會做愛，會生小孩，可是他們沒有性快感，沒有性興奮。上帝有嘴巴，有鬍子，但是他呢，甚至可能還吃東西，但是他不會拉屎，一個要把糞便跟性快感排出去的這麼一個世界是什麼世界？這是一種對生命的絕對認同，把糞便被否定，每個人都視糞便為不存在的成為美學的理想，這個美學理想就是Kitsch，就是我們講的媚俗了。所以他就說了，究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對糞便的絕對否定。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的就是昆德拉一個典型小說裡面夾敘加議的風格，這是他很喜歡的，寫一段故事，寫著寫著就開始忍不住要大發議論，這個議論者到底是他本人，還是這個小說的敘事者呢？常常我們會被他搞混了。我們現在又回到這個故事了，這個故事裡面很有名的女主角薩賓娜是一個畫家，對不對，這邊說到薩賓娜內心對共產主義，當然講是過去當年捷克那個共產主義，最初反叛不是倫理性的，而是美學性的，令她反感的遠不是世界的醜陋，而是這個世界所帶的漂亮面具，換句話說就是媚俗。五一節就是這種媚俗的典型。然後他就說五一節的遊行，捷克當年搞那種五一遊行，很盛大，很漂亮，形形色色的衣服，彩旗，大家非常快樂的、慢慢的接受檢閱。然後這裡面說到遊行隊伍走進主席台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好像要證明那是他應該有的喜悅，或者更確切的說是要表達他們應有的贊同，這並非是一種簡單的對共產主義政治的認同，而是對生命應有的認同。五一節吸取的是對生命的絕對忍痛這個生生泉源，所以遊行隊伍中人們發出心照不宣的口號，並不是共產黨萬歲，而是生命萬歲，它之所以有力量，就在於它奪取這個口號了。恰恰是這個愚蠢的同意反覆，驅動著遊行隊伍中對共產主義思想仍舊完全無動於衷的人們。
可是我們要瞭解昆德拉這個作家，他是一個對政治非常敏感的作者。他有時候，甚至你會覺得他非常犬儒，你說他當年是不是一個很反共的流亡分子作家呢？其實他並不是，反過來他也不會因為到了法國居住，然後就一面倒的歌頌所謂西方自由世界的理想。你看這裡面就說到薩賓娜後來移居到美國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是美國的參議員。這個參議員開著車，後頭帶著四個小孩，然後放著小孩出來，在草坪上玩，太陽底下，非常快樂天真爛漫的快樂的玩著，然後他就用做夢似的神態，看著正在奔跑的四個小小的身影，轉頭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我說這就是幸福。這幾個字呢，就是指的薩賓娜在這一刻彷彿看到參議員站在布拉格廣場一個主席台上，臉上掛著微笑，與共產黨國家領導人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對腳下遊行隊伍中同樣微笑著的民眾發出的微笑一模一樣，因為這也是一種媚俗。
2010年8月22日星期日
梁文道：記憶如何錯誤──奉覆陸離女士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前幾年正當天星碼頭的存廢之爭成為熱門話題的時候，有幾位朋友覺得那批保育份子的熱情很不可思議；他們不曉得為甚麼這些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會這麼在乎一座老建築的去留，也不明白自己曾經不太重視的「集體記憶」怎麼就忽然成了一股潮流。雖然，集體記憶並不是那場運動的唯一訴求，可是它卻實實在在成了許多香港市民瞭解此事的入口。說到集體記憶，我這些朋友可就有話要說了。有人想起數十年前渡輪上不同艙次間的身份差別，有人則想起這座將要拆毀的碼頭早就不是當年自己天天經過的那個老碼頭了。假如保育份子現在要保的東西根本不是甚麼饒有年歲的原件，而是一個完全後生的新事物；為甚麼他們還要為它付出這麼大的勁呢？又假如一位上了歲數的人，明明見識過兩代天星碼頭的交替，卻還是默默走到現場，看看這群青年的喧騰與汗水；你猜她心裏頭到底抱着一種怎麼樣的情懷呢？
這真是一個越想就越複雜，也越想就越有趣的問題。而這種聯想，本來大可以發生在〈梁文道訪問盧瑋鑾：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讀書好》 2010， 4月）的讀者心上；但是因為我的一個錯誤，弄混了盧老師的原話，沒有點出她真正有過感情的其實是上一代的天星碼頭，於是我的讀者便喪失了這個機會。這難道不是一件很讓人遺憾的事嗎？
我替《讀書好》雜誌做過不少訪問，以我粗疏的性格，恐怕每回都記錯了很多東西。有些受訪者（如董橋先生），或許會婉轉相告，使我得以在後來結集時改錯更正；可是有些受訪者客氣，我便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失誤了。站在讀者的角度來看，陸離女士的〈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矯正了我的錯失，使他們能夠重新體會盧瑋鑾老師的微妙心境，這難道不是一次非常慈悲的佈施嗎？其實，我覺得任何批評也都是一種了不起的佈施。
二十年前，我好打筆戰，甚麼「真理越辯越明」之類的道理我全把它當成爭勝的藉口。現在回想，那是因為我以為自己要比自己所談的事情還大。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寫過的文字說過的話全當成自我的擴大與延伸，那他當然就不能忍受別人對他那些產物的挑戰了。一直要到這兩年，我才明白原來每次簽在書上的那些「×××先生斧正」都應該是真誠的。至少我以為，寫作並非自瀆，要寫是因為有些事值得說與人聽。一切攻錯，一切筆戰，都真的和自我之尊嚴無關。
話說回頭，其實陸離女士的某些提問我早就輾轉在林道群兄和邁克的文章裏讀到了，只是當初我一來怕貿然直接回覆陸女士不太得體；二來我也心存玩忽，甚至還想學邁克搞笑一把。如今反覆拜讀陸女士的大作，難免後悔不已，不能不深自省思。
首先，我卻先要澄清關於「西西回流說」的問題（陸離女士見到的那篇文章其實是《讀書好》雜誌對我在今年台北書展的講話紀錄）。也許大家不相信，但我的確知道西西的作品首先是在香港出版和獲獎的；任何一個對香港現代文學史稍有涉獵的人恐怕都不會搞錯這點吧。所以我那番話的重點並不是西西作品首發的地點；而是在一個和華文出版有關的背景上看，假如沒有台灣文壇和出版界的「回流效應」，本地政府和文學界之外的社會人士可能不會廣泛認知西西的重要，本地廣大讀者也就可能不會那麼容易讀到西西的作品了。我這個想法對劉以鬯先生和《素葉》等諸多前輩沒有絲毫不敬，純屬以事論事而已。
如果「西西回流說」這一點是觀點的分歧，那麼陸女士提出的其餘疑問便都和事實相關了，而且她說的全部都對。尤其是我在《我執》裏頭述及古蒼梧先生見證陳輝揚先生在五台山剃度一段，更可謂大錯特錯。擾及二位前輩，我非常悔恨，謹此衷誠致歉；拙作來日要是還有再版的機會，定當聲明更正。另外，我在〈失落的慢讀〉中又錯把史諾比每天一字讀完《戰爭與和平》的故事改成了他每天一字地打完全書，這也要特別多謝陸女士的指正。
為甚麼我會記錯這兩件事？這類錯誤有沒有可能避免呢？表面上看，這叫做粗心大意，只要為文之際多加查證即可。但我覺得這個想法對自己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因為我們每天說話寫字都會涉及大量事實，想要逐一核對根本就不現實。所以這裏的關鍵在於自己有沒有感覺到核實對證的需要。假如我要談漢朝滅亡的年份，那麼我一定會去查考它的確切時間；可是在我寫到太陽升起的方向時，我就肯定不會要求自己再親身觀察一次了。簡單地講，我應該把前述問題修正為何以我會把這兩條事實的記憶當成太陽從東邊升起的那一類「常識」？憑甚麼我會有這種不自覺的信心呢？
為了深入認識自己的過失，除了不懈追問自己的記憶方式，這兩週我也翻閱了好些有關記憶的書。果然，在已故法國哲學家里柯（ Paul Ricoeur）的《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然後我就可以再往下探，挖掘這些錯誤記憶的根源了。科普作家瑪莎．魏曼．里爾（ Martha Weinman Lear）在《誰偷走了我的記憶》
在魏曼．里爾這本書裏頭，我還讀到加州大學狄肯教授的一段話：「我認為記憶是種複寫的過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某物上不斷複寫的過程。因此，目前記在大腦中的每個事件，還是當時記下的模樣嗎？或許是，但不是以我們所想的形式存在。因為每當我們記下某些事情，我們總會將其複寫在其他記憶之上」。如果我這兩條記憶不只經過個人主觀經驗的變形，而且還在複寫的歷程中不斷摻入了其他層次的記憶；那麼我就必須面對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了，那就是導引這一切扭曲與複寫的傾向究竟源自何處。
根據魏曼．里爾，錯誤記憶有時來自於想說一個好故事的慾望。這故事不一定需要聽眾，它也可以只是一個自己喜歡的故事。對我而言，「史諾比每天一字地打出了《戰爭與和平》」可能是個比「史諾比每天一字地讀完了《戰爭與和平》」更吸引的故事，所以我就把真實的版本改造成前面那個版本了。理由？大概是因為這個改造版本的難度更高，涉及到了我對藝術創作之極限的興趣：也就是說，文字寫作可以在一種沒有預先謀篇的情況下逐字組合而成嗎？
無論如何，記憶這回事正如魏曼．里爾所說的，就和夢境一樣，深受潛意識中慾望與恐懼的影響。我漸漸發現陸女士指出的這兩項錯誤皆是我個人慾望投射的結果，也是我某種恐懼的回聲。所以陸女士對我的其中一項指責現在看起來就格外有意思了。在批評過我搞錯了史諾比的故事之後，她進一步責難我對那個故事的感想是「過份鑲嵌花巧的文字，去包裝記錯又信口誇張的內容」。照道理講，一個人若是從頭就記錯了一件事，他建立在這個記憶上的隨後鋪衍又怎麼能說是刻意的包裝呢？然而，陸女士這句話在我眼中卻別具哲學意蘊，因為它等於是在問一個人有沒有可能「刻意錯認」（ deliberate misattribution），然後再對它巧飾遮掩。我懷疑這也許正是我的情況：在潛意識的層面，我知道真相，只不過為了成全慾望逃避恐懼，我竟選擇扭曲真相並覆上重重厚網，好把它們轉到自己期望的方向。至於慾望甚麼恐懼甚麼，我就不在這裏多說了；但起碼我認識到了克服這類過錯的一些辦法。我不能保證日後不再令到陸女士懊惱，我只敢說自己對拙作的一切過犯通常要比指正我的先進還認真。
陸女士又很懊惱我常常在英文的複數型上犯錯，這也令我非常抱歉。坦白講，我中學一直沒有唸好，回港升讀高中以前，甚至連 26個字母都背不全，真是有愧師長教導。雖然後來憑自學稍有長進（最少能背字母了），雖然自忖 s這個音還是發得出來，但我英文基礎爛卻是不爭的事實。今幸得陸女士不吝教誨，我一定提神改進。
也許可以教陸女士稍感寬慰的，是我已決定從下期開始便不會再替《讀書好》雜誌做人物訪談了，應該可以減少她的煩惱。我知道有些朋友會覺得我今日犯下的錯誤都是我「紅」了之後心高氣傲的結果，不過我可以衷心地說，對於「紅」不「紅」這種事我一向沒有太大感覺，如果有，那也只是更加厭惡自己。然，各方友好的要求以及與日俱增的工作卻壓得我不勝負荷。就拿《讀書好》的訪談來說吧，首先我要記者把錄音逐字打成一份三萬字上下的原稿（所以他們才是最辛苦的），然後我再將它修整為剩下一萬字左右的文章（所以最後的文責在我）。儘管我常常要花一個通宵才能勉強完成這個工序，可我就是無法防止把《中國學生週報》弄成《中學生週報》之類的筆誤。除了無能，時間不夠肯定是個很要緊的因素。
不知何故，少年起我就有種不會活得太長的感應，再加上不善拒人，往往不知不覺便攬下太多超出能力範圍的事。可如今我已是快四十歲的人了，當知個人限度所在，不應再把自己看得太重。世上能人不少，香港新進尤多，怎知道別人不會幹得比我好呢？為此，我要再度感恩陸女士的善意提點，助我航向另一段旅程。
（附記：上週拙作〈莫貝之別──敬覆方舟子先生〉原來弄錯了回應對象，〈揣著糊塗裝明白的梁文道〉一文實乃流光君手筆，方舟子先生只不過是轉載該文。在此向二位致上萬二分歉意之餘，又讓大家見識到了我的粗糙疏忽，豈不可笑？）
2010年8月21日星期六
梁文道：媚俗
閱讀一個地方的報刊，我很喜歡留意常用的形容詞與副詞，尤其是那些和情緒相關的字眼。它們就像電郵和手機短信裡的表情符號，是一套數量限定的格式，用來表達這個地方最常見或者最受歡迎的情緒傾向。憑我多年翻閱大陸報刊的經驗，我發現「激動」和「動情」是出現頻率相當高的詞，一般用來形容某些被訪者說話時的語氣，或者被用來形容受訪者的心情。比如說：「看到解放軍戰士進災區的雄姿，我非常激動」；「聽見領導這番話，我很激動」。又或者，「老人動情地表示，社會對他的關心，他永遠難忘」；「大橋落成那天，他動情地說，這輩子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我還發現，凡是「激動」和「動情」派得上用場的地方，必定是些很「正面」很「激動人心」的場合。它也許是天災過後一位領導不辭勞苦地跑來現場親切地慰問災民，也許是一位勞動模範堅守崗位矢志不渝地服務人民。總之它不會是負面的，不會是一個考試考壞了的學生很「動情」地表示，自己的一生完蛋了；更不會是一個盜匪被捕時說，「被警員踩在地上的那一刻，我覺得非常激動」；儘管他們在那一剎那還真的十分激動。
假如你聽說今天的中國人變得很無情很冷漠很犬儒，不願相信任何崇高的理念與價值，那麼你就真該多看點報紙多讀點新聞了。這些文字裡的中國人，是一群天真純良的好人，並且十分浪漫，總是會為一些正面的消息而激動，總是會為一些好人好事而動情。
最近流行「反三俗」，可是我連那「三俗」裡的「庸俗」「媚俗」「低俗」都分得不大清楚。所以我拿起了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因為正是這部經典小說，把源自德文Kitsch的「媚俗」變成了文化界的關鍵詞。在解釋什麼叫做「媚俗」的時候，昆德拉舉出了當年捷克共產黨政府慶祝「五一」勞動節的例子：
「那個時代，人們表現都還積極或儘可能有積極的表現。……遊行隊伍走近主席台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好像要證明那是他們應有的喜悅，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要表達他們應有的贊同。……五一節汲取的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這一深深的源泉，遊行隊伍中人們發出的心照不宣的口號，並不是『共產黨萬歲』，而是『生命萬歲』。……恰恰是這愚蠢的同義反覆（『生命萬歲』）驅動了遊行隊伍中對共產主義思想仍舊完全無動於衷的人們。」
公平地講，昆德拉寫出來的「媚俗」典範並不只是「冷戰」時代的捷克政府，還包括了一些自以為是的人權鬥士。在他看來，「媚俗」無非就是一種情緒的專制。這種專制的重點不在於控制人民的行為，也不在於控制每個人的思想，而在於控制他們的情緒。以正義和正確之名，它要求大家必須在恰當的場合表達出恰當的情緒，哪怕那些表達有點違心或矯揉造作。就像捷克「五一」節的遊行和人權鬥士抗議赤東的進軍一樣，一定是和某些光明偉大的價值相關。面對著那麼了不起的東西（例如「生命的偉大」），你不「謳歌」不「動情」不「激動」，難道要冷笑要噁心不成？
有意思的是，昆德拉也提到了那種很低賤很下流的庸俗，只不過他把它當成「媚俗」必須拒絕的東西。他認為西方人很難想像亞當和夏娃會在伊甸園做愛，更難想像他們會拉屎，因為這都是些下賤的髒東西，很不符合大家關於樂園的審美理想。他說：「對生命的絕對認同把糞便被否定、每個人都視糞便為不存在的世界稱為美學的理想，這一美學理想被稱之為Kitsch。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對糞便的絕對否定：無論是從字面意義還是引申意義講，媚俗是把人類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視野之外。」
那麼我們今天「反三俗」，反的究竟是那些和糞便相關，陰陽怪氣而且取媚大眾的「低俗」？還是排拒低俗永遠向上的「媚俗」呢？我不曉得，可是我隱隱覺得，「旗幟鮮明」地反對低俗和「萬眾一心」地被「感動中國」的英雄所感動，很有可能是同一回事；它是同一種的情緒導向。
2010年8月20日星期五
梁文道：榴槤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葉一南兄每年都去馬來西亞，我也是；他喜歡去那裏吃榴槤，我也是。我倆的分別在於他去馬來西亞純粹吃喝玩樂，榴槤則只不過是他感官之旅的其中一站；可我去馬來西亞卻總是工作，而夜晚街邊的現開現吃榴槤檔就是一日辛勞過後的慰安消夜了。
我愛吃榴槤。愛到甚麼地步呢？講個小故事你就明白了。上個月我在新加坡，有一天走進俗稱「大榴槤」的濱海藝術中心（因為它的外形確實很像榴槤），剛進門便忽然想起這是七月，正好是檳城果園豐收的季節，於是鼻孔裏就突然湧進一股榴槤的熟甜香氣。我嚇了一跳，急忙東張西望，看看附近有誰這麼壞，竟敢在出名聽話的新加坡撒野，公然把榴槤帶進高雅的藝術殿堂。我左看右看，哪裏找得到半點榴槤的身影？過了半晌，這才曉得那股非常實在的氣味竟然只是幻覺。原來只要季節對，看見任何長得似榴槤的物體，我都有可能生起「幻嗅」。
或問，身為佛弟子，如此執念於一種食物豈非不妙？沒錯，貪嗜榴槤畢竟也是貪。然而，佛陀也曾稱讚稻田的形狀美麗不是嗎？我誇誇榴槤香不至於太離譜吧？我如此勸說自己。
今年春夏之際，我參加了一趟禪修營，導師是我的皈依師，來自馬來西亞的達摩灑甘露尊者（Bhante Dhammasakkaro）。他的風格可以很嚴厲也可以很幽默，而且十分地自在瀟灑。有一天午齋之後，他循例開示，告訴我們食物與肉身的關係，要我們瞭解再美味的菜式再壯健的人體都難免於成住壞空的歷程，畢竟是要腐敗的。說着說着，不料他語氣斗變，突然笑咪咪地問一群短期出家的沙彌：「你們有誰沒吃過榴槤？」，其中幾位舉起了手，然後尊者就故作惋惜狀地說：「沒吃過榴槤！那麼你的人生就有點遺憾了。」
後來尊者又接着說起了泰國人會在清晨供僧時向出家人奉上榴槤，和榴槤不能吃太多，否則火氣旺要影響坐禪的事。我一路聽一路想，浮想聯翩，心想日後如果真有要出家的那一天，一定得去泰國才好。可是轉念再想，不對呀，泰國榴槤又怎比得上馬來西亞呢？然而馬來西亞到底不是佛教國家，一般民眾供養出家人的風氣並不太盛，萬一他們不給我榴槤那該怎麼辦？正當我覺得有點苦惱，便聽見尊者的聲音：「好啦，洗好缽具碗盤，先去行禪，不要一吃飽就打瞌睡。」嘿！嚇我一跳，我究竟想到哪裏去了。
上個禮拜又到馬來西亞辦事。某日上午，我隨兩位師姐去向師傅請安。雖然學的是南傳佛法，但我其實很不懂規矩，不曉得供養師傅午食的種種儀軌，只好偷眼瞄着師姐，她們怎麼做，我便攝手攝腳跟着怎麼做。就連唸誦，由於唸的是巴利文，我也只能小聲地慢慢唸，生怕唸錯。直到師傅用過，我才鬆了一口氣坐進飯廳預備吃自己那份。這時尊者走過來打開冰箱，取出一個小膠盒給我，說：「你來之前，我就留了點好東西給你。」盒子裏兩、三塊艷黃芬芳的榴槤肉，我滿心歡喜，猛一抬頭，正好看見師傅慈祥的笑容。
梁文道：族基政治的詭局（一）
【am730-觀念】我喜歡馬來西亞，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把它當成學校，一間能教懂我族群政治之魅力與困境的學校。對我這個中國人來說，這實在是一門十分切時的課程。
馬來西亞的長壽執政聯盟叫做「國陣」，底下有三個分別代表三大族群的政黨；一是馬來人的「巫統」，二是華人的「馬華公會」，三是印度人的「國大黨」。這樣的組合在表面上看好像很「和諧」，很配合馬來西亞那多元共存「真正亞洲」的形象。可是只要仔細觀察下去，即使外人如我，也能輕易發現它的問題。
一般而言，政黨應該是種代表人民直接參政問政的工具。除了現在的中國共產黨、過去的德國納粹黨，以及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世界上幾乎沒有多少個政黨能夠宣稱自己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全民黨」。尋常政黨總是局部的，它要不是代表某種傾向某種理念；就是代表某一部分人民，而這一部分人民則總是因為一些共同的屬性和利益，才成為一個似乎十分清晰而且相對獨特的群體。那麼在馬來西亞這個例子裡頭，「國陣」到底代表誰呢？好聽點說，「巫統」、「馬華公會」和「國大黨」就像三條扭在一起的繩索，堅不可摧。
難聽點講，那就是一個死結，無法代表任何一個群體也無法代表任何一種利益傾向，只能不斷困在內幕政治的算計和妥協之中。
再深入點說，這個格局乃是典型的「族基政治」，以族群為一切政治行動的基礎，以族群為全國政治、經濟和社會規劃的原點。它的前提係馬來人是馬來人，華人是華人，印度人是印度人，三大族群各有不可歸約的利益和獨特主張；所以才要有屬於自己的政黨去代表自己。然而，這真是一個不可置疑無法動搖的客觀事實嗎？
我們怎能保證所有馬來人都有一致的利益主張，又怎麼確定每一個華人都有相近的政治理念呢？舉個簡單的例子，當經濟日漸發展，有一部分馬來人已經先富了起來，並且形成一個權貴階層，而另一部分馬來人則仍然處於貧無立錐之地，處在社會底層的時候，那個據說能夠代表馬來人利益的「巫統」到底是代表哪一種馬來人呢？
換句話講，在任何一個足夠複雜的社會裡頭，人民的階級、利益、信迎、教育背景、工作種類、政治理念以及居住區域，這一切一切都不可能簡單地按照族群身份呈現平均分布的狀態。總有一些地區會混居了不同族群，而這個地區自有其與別不同的規劃需要。
2010年8月19日星期四
梁文道：道德和倫理的回歸（政治機器的倫理元素二之二）
【am730-觀念】然而，身為一個評論家，楊照的主要關懷不在於這些政治哲學上的大哉問，起碼不是在這本書裡去談這些問題；他試圖在另一個層面上將價值注入到政治機器之中，使運轉得過於流暢乃至於太過油滑的政治遊戲稍微頓滯，讓充滿算計因而變得太過冷酷的頭腦稍微溫潤。
台灣是全球華人社會之中第一個真正成功轉型為現代代議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會讓我們這些住在其他地區的華人如此關注，以之為參照，視之為樣本。可是在觀察它的過程裡頭，我們卻又發現了許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台灣不是已經擁有很充分的言論自由了嗎？為甚麼它的言論自由沒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談，反而惡質化為一場又一場的名嘴口水仗？台灣不是已經擁有很獨立的司法體制了嗎？為甚麼它的司法問題還會搞得這麼嚴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爭議甚至醜聞？
於是有些人開始把台灣這個模範生打成壞榜樣了，他們說：「你看，這就是民主的後果！」「你看，這就是開放的代價！」「看你們還有誰敢說要學台灣」。然後又有人出來幫台灣說話，告訴我們台灣其實不是這樣的，其實它很好，其實我們都只是被媒體誤導了……閱讀楊照評論多年，我發現他的目的不是懷疑，更不是從根本上否定，台灣政治社會轉型的大方向，進而讚賞甚至肯定其他的代替方案，比方說近年甚囂塵上的「中國模式」；更不是為台灣辯護，以動人的言詞述說「台灣真好」的小故事，這不是一個台灣評論者該做的事。
楊照不是一個「道德哲學」意義上的思考者，潛心探究自由的價值與證成民主之必要；因為他實在沒有這個需要，這早已經是台灣整個社會的共識了。在肯定這些共識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們了解的是光有這些共識還不夠，光有這些大方向還不行；我們需要的是使得這些共識得以落實，使得一艘輪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標順利航行的實際條件。換句話說，言論自由和媒體開放是對的，但是你不能在這些理想和名嘴肆虐的現實之間劃上單純的因果連線，這中間還要補上其他零件。尊重也是對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法條可以毫無中介不經詮釋地擴大到這個社會上去，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講，楊照是希望在台灣社會轉型的理想與實況之間尋回那失落的鏈條，在政治遊戲和種種社會機制裡頭添補那少掉了的零件。那些鏈條與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說的「倫理學」了。相比起宏大，高遠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實現理念與原理的方式。它是一連串具體規範，就和鮑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問題一樣具體；比方說「結社如何孕育創意？」、「議題為甚麼是選舉的核心？」、「政治人物應該怎麼迎接下台？」……。楊照之所以持續不懈地執著於這些問題，是因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來今日台灣以至於其他華人社會最要緊的關鍵了：不是沒有正確的理念，而是沒有使之具體成形的方法與策略。這裡所講的方法與策略，絕非冰冷功利殘酷的權謀計算，而是蘊含價值的踐行性規範。
更正：上篇書名應為《如何做正直的人》
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
梁文道：莫貝之別──敬覆方舟子先生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今日中國學風敗壞，抄襲造假的新聞屢傳不止，好在還有一些學問熱情兼具的知識份子勇於「打假」，多少堅持住了一股清流；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揭發唐駿學歷疑團的方舟子。我一向尊敬方舟子先生的見識及細心，雖然他火辣的風格未必總是對得上我的口味，可是他那挑人錯處的銳利，一針見血的明快，又實在令我不得不服。
近日幸蒙對付過不少大人物方舟子先生居然願把時間花在我身上，於新浪博客刊出〈揣著糊塗裝明白的梁文道〉一文，廣為傳誦。我乃不得不借此一隅鳴謝，並聊表數語以致衷誠敬意。
首先，方舟子大作針對的是在下一篇博客文字〈耳朵以外，聆聽的文化構成〉，我必須得先作聲明，那不是我親手所書，而是我的一次演講筆錄。究竟是誰筆錄的呢？我不知道；究竟是誰把它放在博客上的呢？我也不知道。事實上，目前所有冠我姓名的博客都已不是我本人經營的了，我不曉得它們為甚麼還會自動更新。但是話說回來，由於方舟子先生點名的那篇東西始終是我的演講筆錄，哪怕未曾經我校正，我也是要替它負責的了。
方舟子先生認為我談音樂史「項莊舞劍」，意在扯進「權力」和「民主化」的概念，而且「在論及莫札特和貝多芬這兩位大音樂家的時候，信口開河，錯誤百出，……，只要對西方音樂史有一定了解，或者僅僅是對這兩個大音樂家的生平有一定了解的人，都會覺得啼笑皆非」。也就是說，我的問題一在觀點，二在為了支持這些觀點所犯下的史實錯誤。以下且容我向方舟子先生和各位讀者稟報一己之見。
在該次演講之中，我拿莫札特和貝多芬並舉，目的是要說明一個音樂史上的重大趨勢，那就是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間，西方音樂家的身份從專門服務於宮廷與教會的僱傭漸漸轉向成了市場上販賣自己作品的自由藝術家，從以前那種只替貴族主教創作和演出的狀態漸漸變成了市民階級消費者的音樂供應人。這個轉變恰好和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歷史相呼應，代表了「舊體制」（ old regime）的崩潰與布爾喬亞階級的興起。在這個歷程之中，音樂家的收入來源變了，變得越來越依賴市場；音樂家的地位也變了，從依附於舊精英的「家臣」逐漸變成具有獨立自我意識的「藝術家」。不只如此，這同時也是音樂聽眾結構的變化，市民階級漸漸壓倒了貴族，成為最重要的音樂消費人口。而莫札特和貝多芬這兩位大音樂家的生平遭遇甚至創作，正正可以用來點出這場鉅變的不同階段。這或許就是方舟子所說的「權力」和「民主化」了。
然而，這個觀點不是我個人的獨得之妙，而是音樂史與音樂社會學中廣為人知的判斷。由於這個說法太過平凡，所以我就沒有在演講中引經據典地一一說明其來源了。竊以為，與其說我信口開河，倒還不如說我「剽竊觀點」的好。為了証明我的說法並非個人大膽原創，謹此列出兩個比較著名的「剽竊」出處。只是請大家注意，儘管它們的用語不同，可大意卻是相近的。
第一是伊里亞斯（ Norbert Elias）的《莫札特
第二是阿達利（ Jacques Attali）的《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
問題在於為甚麼是莫札特和貝多芬，為甚麼我要用他們去代表這個變化的不同階段呢？坦白講，這也不是我首創的，它同樣是學界常見的講法。
先說莫札特，意大利音樂學者帕斯特利（ Giorgio Pestelli）便曾在他的《 The Age of Mozart and Beethoven》
如果說莫札特的矛盾在自由「放棄他所厭惡的宮廷職位的舉動，並不意謂著他可以從宮廷貴族的聽眾裏脫身而獨立自主」（見前引書第 49頁）。那麼貝多芬的幸運就是一個布爾喬亞階級參與的市場已經漸漸成形。他的第九交響曲是「倫敦愛樂社」委託的，這是當年很著名的音樂商人克萊蒙第創辦的專業團體，完全以音樂家為中心，出版及演出的安排皆不由貴族主導。而它的市場實力不只暫時紓解了貝多芬失去貴族贊助之後的財困，甚至還使他感慨：「如果我原來就待在倫敦，那我可以為愛樂社譜寫多少作品啊！」（參見諾曼．萊布列希《誰殺了古典音樂》台灣中譯本頁 35）。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那個年頭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才訂立的保障作曲家版權法令也被革命政府編入法典了。雖然那只是法國的事，可是它背後那套市場基礎的觀念已經開始在西歐流行了。貝多芬晚年見證了這個時代的出現，成為許多學者筆下新年代新階級的象徵。例如哲學家阿多諾就在他的遺稿《貝多芬》裏說：「貝多芬。若說他是革命資產階級的音樂原型，則他同時也是一種擺脫社會監護，在美學上充份自主，不再是僕人的音樂的原型」。
準此，我才敢大膽地把莫札特和貝多芬當成音樂家追求自主，和音樂聽眾市民化擴大化過程中的兩座界碑。我覺得方舟子先生一定知道這一套十分尋常的觀點，只不過他更注意某些事實細節，所以方舟子先生認為莫札特離開薩爾茲堡是因為和新任大主教的關係很僵，而不是我所說的覺得自己不受尊重以及追求獨立。可是在寫給父親的家書裏面，莫札特不只批評過薩爾茲堡大主教對他的不尊重，視其與僕役無異；他也曾幻想過維也納的音樂市場，以及當地的自由生活（詳見《莫札特家書》，辛未年詳評）。另外，方舟子先生斷定莫札特後來的飢寒交迫主要是他不善理財揮霍無度，而非沒有市場。他說的很對，這也是傳統傳記裏的共識。然而我們也可以補充其他事實，比如莫札特在書信中曾再三抱怨維也納原來沒有足夠的聽眾。也就是說，不善理財固然是其困境的原因，但我們也不能斷然排除當時貴族圈子以外的音樂人口不足這個因素。同樣地，方舟子先生非常正確地指出了貝多芬壯年時期的三大贊助人也還是貴族這一點。不過那可是贊助關係，而非莫札特以往在薩爾茲堡時那種宮廷音樂家的狀態，兩者性質不同。更何況在這些贊助中斷之後，貝多芬還能依靠市場活過一大段日子，這就更能突顯莫札特與他的境況不可同日而語了。
至於貝多芬和歌德漫步街頭巧遇貴族，前者視若無睹大步照走，後者讓過一旁行禮致敬的著名故事，我就真要特別感謝方舟子先生的指正了。第一，這個事件發生在特普里茨，而非我所說的柏林；第二，來者是皇后和她身邊的隨從，而非國王；第三，她們只是走在路上，而不是坐在車上。正如方舟子先生所言，我在演講中可真是把這故事說得面目全非了。坦白講，方舟子先生只是看到這篇筆錄，他不曉得其實我還在不同場合講過同一個故事，恐怕也是一直講錯，現在要不是經過方舟子先生的提點，那就真是不知要錯到甚麼時候了。方舟子先生又說：「這個故事並無實據，極有可能是後人編的」。關於這事，我倒是可以補充方舟子先生想必聽過的一點小資訊，以娛讀者耳目。話說這個故事最早出自貝提娜．布列塔諾（ Bettina Brentano），她是一位啟蒙時代沙龍女主人般的人物，多才多藝，精通作曲、演唱、繪畫及寫作。她不只是布拉姆斯等後代尊敬的前輩，更是歌德與貝多芬的好友，於是傳下了不少那一代人的趣聞，很值得愛樂同好研究。
無論如何，方舟子先生每一出手，例不虛發。他批評我「對西方音樂史無知……，跨界充內行」，我欣然領受。只是說我把音樂史扯上「權力」和「民主化」這一點，我必須老實交代，自己也只不過是拾人牙慧罷了，別無新意。我唯一不敢苟同的，是方舟子先生「果然要當有『常識』的『文化人』，容易得緊」這一句。也許是我愚鈍，就我的體會而言，這可是十分艱苦的一件事，哪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還是當不好。
最後，我注意到方舟子先生提及內地某些網站有批評我的言論發不出去的情況，他想看看「梁仙友」是否真有這等本事。我不清楚箇中內情；但我以為平日我們批評政府，並且要求它對言論寬容，難道我們寫評論的人自己就可以不寬容其他人的話嗎？如果此事屬實，那便是對我最大的傷害和侮辱了。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在媒體上公開發言就是一件逼人做君子的事，錯就是錯，完全不得遮掩。鄙人離君子遠甚，唯祈各方先進日後不斷鞭策是幸。
（又，上週本版刊有陸離女士〈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一文，我只能在下週奉答了。失禮處還盼陸女士海涵。）
2010年8月13日星期五
梁文道：品味的美學（說品味之二）
【飲食男女】味道這回事要是真的如此主觀，我們又怎能批評人家沒品味呢？比如股神巴菲特，聽說他最愛漢堡包，到了香港，不嗜任何美食，只愛酒店對街的麥當勞。又如已故世的香港富商林百欣，雖然常常請名廚到會宴客，可是他也喜歡麥當勞的魚柳包，平日老叫屬下買一個回來讓他大快朵頤。於是便有人慨嘆了：這麼有錢，偏偏愛上最廉價最無趣的快餐，可見富豪的品味也不見得有多好嘛。然而魚柳包究竟有甚麼不對，漢堡包又有甚麼不好？假如味之於口人人有異，我們憑甚麼去指責其他人的口味壞呢？
不要小看這個問題，因為它涉及到品味究竟是客觀還是主觀的大哉問，從而引發了十七世紀以降許多大哲學家的美學討論。
從一個珍重飲食經驗，喜歡吃並且覺得吃的確有意義的人的角度來看，那一大段哲學史簡直就是一個不斷拋棄味道的過程，直到它真的變得很低很低。
何以致此？那是因為他們都注意到了「味」的廣泛應用，發現「味」不只是種在舌頭上才會發生的現象，而且還是其他一切藝術領域的基本隱喻。我們站在一幅大師的鉅作面前，雙眼感到無比快悅，這種感官上的愉悅與吃東西時的快感並無二致；我們聽到一闋壯美的歌，雙耳覺得這是言語難以形容的崇高，其言語難以形容處猶如遇上一道味道豐美複雜的好菜。你愈是發掘其他審美領域裏的趣味，便愈是覺得它們原來都很像日常所說的「口味」；難怪「taste」這個字總是會反覆出現在那些領域裏面了。漸漸地，「味」成了哲學家探討所有審美反應的關鍵入口，乃現代美學的重要課題。
然而，這又是一段貶斥味覺的歷史。儘管吃東西的口味和欣賞藝術的趣味明顯可比，儘管飲食帶來的快感和藝術品所激發的愉悅極其相似，但是有許多大哲都對此感到不滿，一來是因為傳統觀念，他們都不願承認舌頭是一個比得上眼睛和耳朵的高級器官；二來則是害怕飲食的口味太過貼近肉身也太過功利，有損藝術的崇高地位（也就是說，我們發現一個東西好吃也許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的身體恰好需要它，感知美味也許只不過是人類求取生存的本能反應；而藝術則不應該這麼功利，它應該被放在一個更不現實並且超乎生理機制的位置）。最最重大的問題在於人人都曉得吃東西的口味主觀而相對，甲之美酒乙之砒霜，幾乎沒有一樣東西會被所有人奉之為珍饈美食；但藝術可以這麼主觀嗎？難道我們對於甚麼才算得上是一件偉大藝術品的判準也能這麼相對這麼隨意？人言人殊？不能；他們以為。
於是有些思想家便汲汲於分辨味覺之「味」及審美之味的差別了；他們試圖推論，審美確實和飲食的口味相關，但又能徹底分離。尤其是康德，他精細地分析審美趣味，指出它雖然主觀，卻具有特殊的普遍性，與粗俗的口舌感官截然不同。不錯，眼耳口舌鼻都能產生官能上的愉快經驗；可是只有視覺和聽覺這兩個與藝術欣賞有關的經驗才能提供普遍而且必然的表象。說得太深？那就不要管康德那本奧密繁複的《判斷力批判》，我們來看看比較淺近的《實用人類學》。在這本小書裏面，他花了不少篇幅去談論五感，把視覺、聽覺和觸覺歸入「很容易和別人取得一致意見」的感官，而味覺和嗅覺則屬於「主觀性多於客觀性」的感官。這個區分的理由在於後兩種感官都離它們的對象太近（觸覺也離它的對象很近，但康德很奇怪地認為它能予人外在物體形狀「最可靠」的「教導」），反而分散了我們對感知對象的關注。用一句大白話講，他的意思就是味覺只能使我們注意自己肉體的感受，沒有辦法叫我們欣賞和沉思遠矩離的對象。
巴菲特吃漢堡包吃得很爽，這點毫無疑問。可是這個「爽」只是他身體上的快感，與外在對象沒有多大關係。真正的藝術則不只限於肉身上的快感，它還能釋放你的想像力，使之徜徉於遙遠對象之上，自由遊戲。吃是主觀的，審美則是主觀而普遍的。你不能和一個人爭辯誰的飲食品味比較好，但是你絕對可以與其他人討論藝術品之高下。
2010年8月12日星期四
梁文道：道德和倫理的回歸（政治機器的倫理元素二之一）
【am730-觀念】最近讀到台灣著名評論家楊照的新著書稿，《如果做正直的人》。這個書名嚇人一跳，因為它似乎太過煞有介事，而且道德說教的意味太濃，保守、傳統而且古老，幾乎不像是任何一個現代評論家會喜歡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楊照著作的書名。畢竟，是一個生活在當代社會裡的知識分子，而且受過完整的高等學術訓練，把他應該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這個時代都會遭到無情的懷疑甚至嘲諷；他也應該曉得我們已經不再相信有誰能夠宣稱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別是道德上的真理)，從而大膽指導別人立身處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楊照還敢寫下這一大堆文字去告訴我們，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呢？雖然他曾經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評論集，名字一樣宏大而駭人；可是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於他還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這本書活似一部指南。
沒錯，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種甚麼樣的人，述說他的構成條件與周遭環境；那麼《如果做正直的人》就是下到更具體的實踐層面，宣講一種應該怎樣做人的道理了。勉強區分，前者屬於「實然」的論說，後者則屬「應然」的探討。
這讓我聯想起近代哲學史中一度存在過的一對極其相關，但又明顯不同的概念區分，那就是「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和「倫理學」(ethics)，這兩種關於人類實踐生活的哲學探究是沒有多大差異的，反正它們講的都是倫理道德，所以現代大學的哲學課也經常混用這兩個名詞。同樣的理論，一會兒說是「倫理學」，一會兒又說它是「道德哲學」。可是對於許多先哲而言，這兩個名詞卻有著微妙的差別。粗糙而且簡單地講，「道德哲學」關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問題，比方說「甚麼是『善』？」「道德律則應當如何證成？」以及「假如自由意志是虛幻的，人類還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至於「倫理學」，它的對象範圍就比較微觀比較具體了，例如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鮑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的《哲學倫理學》(Ethica Philosophica)，裡面談判的全是「如何控制我們的低級慾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樣對付沉悶」等非常實際細碎的課題。我假借這個區分，用來聯想《如果做正直的人》的性質，把它界定為一部教人在這個政治秩序及社會環境急速變動的時代裡，應當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靜思考以及如何穩定心性的「倫理故事集」。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再多說兩句有關政治與道德之關係的問題。首先，我們知道學術界曾經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純以實證的科學態度去研究人類的政治生活，並以之為政治學正宗。
2010年8月8日星期日
陸離：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
韓寒在「香港書展」說：我最想見張栢芝。
稍後韓寒又說：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然後「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即刻變成「有線電視」中文字幕，一個鐘頭之內在螢幕底部不停滾動，差不多每分鐘出現一次。）
實情「都」不是這樣的。
張栢芝事件，起因是，在坐滿二千人的「讀者交流會」，有人問，「香港明星之中，你最想見哪一位？」
問題前半截，韓寒無法逃脫「香港明星」這個範圍。他只有「自由」去在問題後半截選擇一位香港明星，除非他拒絕回答。（結果他遲疑了一會，笑着選擇了張栢芝。）
梁文道事件，又複雜了些。提問紙大意是：你有看這些新作家嗎？你有受他們的影響嗎？譬如某某某和梁文道？
面對這張紙，很明顯，韓寒的「自由」，比剛才被迫回答「香港明星你最想見誰」還要少。眼前現成已有梁文道和某某某，他可以怎樣回答？
「有線電視」習慣多次重播。但我實在懊惱「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平均每分鐘就出現一次，只好清心寡慾，不再重看韓寒。
其實我「正式閱讀」梁文道，僅始於大約半年前。
緣起二○○九年十二月，梁文道在《讀書好》訪問陳冠中，四次將《中國學生周報》誤作《中學生周報》。當時我懊惱想，一次錯，可以是校對或筆誤的問題，錯四次，應該是作者「烏龍」了？
於是我開始定時看《讀書好》梁訪問，看《蘋果日報》梁專欄，隨緣看「鳳凰衛視」梁書介，又買了今年一月台灣版《我執》。（限於精力，也只能暫時大致如此了。）結果「遺憾懊惱」，又有下面這些——
一、《我執》頁 312，梁文道寫「香港一代才子」陳輝揚出家，有疑問八：（ 1）事實是陳輝揚至今根本沒有出家。（ 2）陳輝「陽」是香港作曲家，「陽」應為「揚」。（ 3）古蒼梧「沒有寫過」陳輝揚在「五台山上剃度」。（ 4）陳輝揚尤其沒有「在五台山」剃度。（ 5）那次跟陳輝揚去五台山旅行的，是小思（盧瑋鑾）和張敏慧，不是古蒼梧（古兆申）。（ 6）因此根本無所謂剃度的「經過」。（ 7）更無所謂「其中的悲欣交集」。（ 8）亦無所謂「朋友終了大願是欣，吾等凡夫再也……」，特別對古陳兩位來說。
二、今年一月，梁文道在《蘋果》專欄「牛棚讀書記」寫「失落的慢讀」，題旨好，文字特別巧，中段寫古修士慢讀，尤有興味。可惜亦有疑問起碼十一：（ 1）全文建基於一個錯誤記憶：梁說（花生漫畫 PEANUTS）小狗史諾比「每天打一個字，遲早能把整部《戰爭與和平》打出來。」——漫畫原文其實是每天「讀」一個字。（ 2）梁說「史諾比迷一定還記得那則著名的漫畫」——既云著名，更不應錯。（ 3）原來漫畫故事是頗長的連載，不應說「那則」。（ 4）史諾比「對著一部打字機專心寫作」——不，「史諾比寫作」那是另外很多個不同的故事，不是這個故事。（ 5）「有朋友問他：史諾比，你在寫什麼呀？」——不，這裡沒有朋友這樣問。（ 6）「他誠懇地回答：我每天打一個字，遲早能把整部《戰爭與和平》打出來。」——不，他從未如此回答，更何來「誠懇地」？（ 7）「如此簡單的情節，卻包含了豐富的意蘊。」——這裡梁似乎過份鑲嵌花巧的文字，去包裝記錯又信口誇張的內容了。（ 8）「譬如說我們可以懷疑重寫一部著作的意義，那是抄襲，還是巧合？有沒有可能在沒看過《戰爭與和平》的情況下把它一字一句完完整整地重新寫出來呢？如果有，這算是什麼創作？它是一齣歷史的喜劇嗎？」——這裡梁顯然繼續文字花巧，卻變本加厲生安白造，信口開河！（ 9）「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這則故事，比如說寫作與閱讀的秘密機制。」——秘密機制，很嚇人。（ 10）「感謝史諾比，是他讓我第一次認識到「詮釋學循環」的奧妙……這套理論已經不算什麼新潮學說了，任何受過一點文學研究訓練的人應該都很熟悉它的原理。但是這種熟悉，這種把它看成只不過是另一種閱讀理論的想法，卻很容易就使我們忘記了它的根源，以及在那根源處流淌的一套隱密傳統。」——梁繼續流暢地「巧言」，繼續流暢地「高深」！但「感謝史諾比」什麼呢？根本記都記錯。（ 11）「失落的慢讀」結尾一段，大概應該是「梁文道最優美文字」之一，可惜最後他仍然要重複錯誤：「……每當我迅速瀏覽網頁，無目的地翻閱桌上堆積如小山的書籍，被那不自覺的速度驅動，終於疲憊地摘下眼鏡閉目休養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史諾比。他坐在他的房頂上，不知時間為何物，小心翼翼地敲動鍵盤，只寫一字，然後住手，讓一切停在那一格。」——這裡梁文題目本來就是要講「慢讀」，史諾比原文講的也正好是「慢讀」，為何梁會無端通篇錯記成「慢打」呢？完全不合情理，真是詭異。
三、今年三月，《讀書好》頁 18，梁文道說，「香港有些作家，他們的作品能夠在台灣出版，然後從台灣回流到香港，像西西。」——我看了也很懊惱，致電西西，她當然自己都不能同意「台灣回流香港」說。事實是西西的書首先由香港劉以鬯先生出版，然後「素葉」再出版一批。西西獲頒第一個徵文首獎是在香港《學友》雜誌，跟着是《中國學生周報》徵文比賽第一名。多年後西西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方才先後獲頒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年度推薦獎。香港政府倒是比較後知後覺，所以西西稍後再獲官方「文學雙年獎」，前年再獲馬來亞「花踪」獎。（參看「素葉」網站，及葉輝《書寫浮城》頁 109：「大約是 1974年，《中國學生周報》辦了一個西西作品討論的小輯……在台灣以至大陸讀者還沒有廣泛地認識西西之前，此間的寫作人已經陸陸續續討論西西的作品，並不如一些不知就裡的人所言——西西在台灣受到重視，此間才開始對她注意。」）
四、今年四月，《讀書好》頁 29，梁文道訪問小思（盧瑋鑾）談小思創立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特藏」（兩者之間微妙分別，於此略去不贅），文中提到天星碼頭，很懊惱梁文道明顯將小思小時候很有感情的「已知第二代」天星碼頭，跟年前香港一群年輕人留守保衛的「已知第三代」天星碼頭，矇矓混為一談了。（限於篇幅，略為詳細的解釋請參看「香港雜評」網站，「梁文道訪問盧瑋鑾：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文末「香港陸離張貼意見」。）
五、另外一些瑣碎的小疑問，前前後後加起來，都有十個八個。有些可能只是校對問題，有些可能是我聽得不清楚，僅略舉一二如下：（ 1）譬如梁文道寫泰王，一時蒲密蓬，一時蒲美蓬。介紹韓德利新書《國王從不微笑》（ The King Never Smiles），連載三篇「三之一」和「三之二」 Smiles的結尾 s都失踪。但是這種情況 Smile的結尾只能是 s或 d，絕對不可能空空如也！兩篇文字先後都只得「沒有 s的 Smile」，那是令人不安的。後來聽梁在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介紹同一本書，他的 s也似乎沒有讀出來。（ 2）梁對一個英文字的結尾 s似乎略有麻煩。有一次他將要讀出 lists這個字，我頓時心驚。果然他只是讀了 list，聽不見結尾 s……當然我必須保留我聽錯的可能性。但是很抱歉我無力重聽深究了。（ 3）然而何解他又會將「時代周刊」寫成 Times？卻又替 education加個 s呢？
於是我只好避看「開卷八分鐘」。更害怕他談完古琴，忽然又談莫札特。尤其擔心 2012年是「圖靈年」， Alan Turing Year!（莫札特是我的「至愛」，圖靈是我的「至至愛」！）
平心而論，梁文道近作談標題黨，不久之前談推特，都流暢可讀，又有娛樂性。問題是，梁文道寫文章，做主持，談到我們「略懂」的東西，必要時我們可以提出疑問，一旦涉及我們「完全不懂」的東西，則究竟他有錯沒有錯？何時錯？何處錯？我們豈非無從得知？
印象中，早期梁文道應該不是這樣的。他越漸粗疏，似乎是「紅」遍中港台之後的事。提出疑問，我知道我絕對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的一個。但我當然不敢肯定我自己必定正確。有一個古老的說法，可以在此借用，就是「有待就教於高明」。
高明教我之前，我忍不住重讀「失落的慢讀」結尾一段，和上週「我們的香港書展」結尾一大段，由「且想像那是何等光景」讀起，開始彷彿聽到有人在唱歌，沒有實質，但又不全然空洞……我終於忽然醒覺，梁文道原來是一位散文家!可能不是我的一杯茶，但他肯定已經掌握了某種音樂性，某種節奏感，自成一家，所以他有很多「歌迷」……但是在「或許約翰史特勞斯式」的悅耳旋律背後，他的「詞」的內容不單止會不時「擺烏龍」，信口開河，倘若他「彩唱」披上「評論」的戲服，他更會「有時」有道理，「有時」沒道理。至於他的「評論」如何頗為經常地似是而非，或者說一漏二，很遺憾（很懊惱），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2010年8月7日星期六
梁文道：《地產霸權》
港人仇富 都是高地價政策惹的「禍」
這十多年來，香港人對富豪的看法起了非常大的變化。說來也很奇怪，我記得十至二十年前的時候，大家要是說起某些超級富豪，比如說李嘉誠，你打的你跟的士師傅聊天，一說起李嘉誠都豎起大拇指說好，直叫李超人。為什麼大家羨慕他、佩服他，白手起家從一個小工廠幹到一個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超級大富豪，但是到了今天香港卻出現了很嚴重的一個仇富心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今天給大家介紹這本書《地產霸權》。《地產霸權》這本書最近在香港書展期間推出，非常非常的轟動，作者潘慧嫻，正是這本書之所以轟動的原因之一。
坦白講，你把這本書全看完就會發現一個觀點，其實我們很多香港內行人都知道，但是難得的地方是它提供了大量的事實，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身份非常有說服力。這個作者是什麼人呢？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潘慧嫻，她曾經是香港最大的地產公司及新鴻基地產集團創辦人郭得勝的私人助理，做了八年的事，後來加入了另一個大的發展商嘉里建設，負責土地和物業的股價跟收購，參與規劃和契約修訂的工作，因此她對香港的地產業的運作非常熟悉。然後，她又到了加拿大卡加利市任職石油土地收購代理工作，使她在香港、加拿大兩邊都有非常豐富的地產工作經驗，而且是第一手的，是最貼近這些超級富豪身邊，瞭解整個集團日常業務的運作。
她就在2007年的時候，首先用英文出版了這本書的原文版，當時這本書叫《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就是《土地以及香港的統治階級》，並在加拿大得到了「加拿大書評年鑑」的年度學術書籍評選獎。現在被譯成中文真是來的非常及時，因為香港人越來越關心香港地產集團跟香港的貧富懸殊到底是不是有關。
我們來看一看。一開始在前言裡，潘慧嫻為這個中文版加了非常多的材料。裡面就說到，2009年的時候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是跟瑞士一樣的，很厲害吧，接近43000美元，但是香港貧富差距的堅尼係數卻高達43.4，僅次於中非共和國的43.6，而高於中國內地的41.5。香港是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亞洲城市，是置業成本第四高的國際都會，比東京還高，香港零售商舖租金的高昂在全球排名第二，這個是一種病，她認為，這個病叫做高地價政策。
還沒完呢，2009年，香港700萬人裡面有123萬人是在貧困線以下，也就是說，在香港走到街上去旅遊、購物去玩也好，你看到的7個人裡面，有一個人他的收入其實是在貧困線底下的。還有，10萬人居住在環境惡劣的籠屋。籠屋是什麼？是這樣的，香港有些老街區、老樓房非常陳舊。它裡面會把一些小房間，比如房間大概是20平米，把它隔成一個一個像做火車的硬臥一樣的床鋪，大概有3層床鋪，一層床鋪用個籠子把它圍起來，這個就當做一個房子租出去，也就是一張床大小的一個空間，然後你在裡面吃、睡、住，這就是你的房子了。
為什麼住這樣的房子呢？那當然是因為你負擔不起一個比較寬敞的空間，一個正常的空間，而住這樣的地方的人多半是一些非常窮困的人或者年紀大、失去工作能力、又沒有人照顧的人。香港老人的社會福利又不太好，那麼所以就有不少上了年紀，失去工作能力的退休人仕住在這樣的籠屋裡面，潘慧嫻告訴我們這種人有10萬人。
反觀李嘉誠，新鴻基的郭氏兄弟，還有李兆基這些超級富豪，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躋身全球50大富豪之列，資產淨值分別是1260億港元，820億港元以及700億港元。與2003年的資產淨值比較，李嘉誠的財富增長了107%，這很厲害。到了2010年5月，這些經濟巨頭，她所說的這六大家族，他們控制了香港股市總市值的14.7%，而在1991年到1994年期間，70%的香港新落成的私人房屋是來自7家地產商，55%來自其中的4家。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到底這裡面有沒有一個壟斷的問題呢？作者就指出了一個香港很多人知道的問題，就是香港的高地價政策。高地價政策是怎麼回事？它緣起實際上是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當時中國政府害怕港英政府把香港最重要的資產，就是土地，在他們撤出前大量的拋售，使得後來的特區政府沒有足夠的土地儲備發展，也沒有足夠的土地賣地的收入來源作為財政的支撐；而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有動機，希望香港的樓價慢慢高起來，顯得香港人好像對香港經濟非常有信心似的。於是當年開始規定每年的土地供應只有50公頃，使得在1985年到1997年的之間，香港的土地價格不斷的飆升。
賣地的收入就成為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而不是稅收，因此可以使得香港維持一個自由經濟港的美名，就是非常非常低的稅收，好像對商人來講非常好，那是因為政府不靠收你的稅來掙錢，而是靠賣地。但是問題就來了，這個賣地的收入這麼高也就是土地價值高，土地價值高樓房就貴，租金也貴，在另一方面增重了大家的營商成本跟生活成本，哪怕你交的稅其實並不多。因此很多人就認為，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其實是讓所有的商戶跟平民小百姓在交一種間接稅。
香港不搞「強制拆遷」 政府「巧取豪奪」有高招
昨天我們說到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其實是今天香港很多產業無法發展的主要原因－－地價成本太高了。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各位來香港旅遊也許不知道，你在餐廳坐下來吃頓飯，你給的這筆錢裡面大概有五到六成，其實是給這個東家拿去交租金的。
你算算你吃的這頓飯，比如說你吃一頓飯給了港幣100塊，裡面有50塊拿去交租，剩下50塊是什麼呢？就是水電、火啊、煤氣、燃料，然後這個人工，最後剩下一個食物成本。那你可以想像這個店家如果多賺點錢的話，他能夠做的是什麼，要不就是提高價錢，但你負擔不起，要不就壓低價錢，但是也同時壓低食物的成本。
終於香港現在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都感覺到日常在街上吃東西，水準是日益下降，除非你非常有錢出幾千塊錢一頓飯，那你去吃那些米芝蓮三星沒問題，是不是？在食物上你就能看出香港的貧富差距的嚴重了。
我們繼續介紹這本潘慧嫻的《地產霸權》，她在裡面提到，這些地產商當年就是非常積極的、非常聰明的，在很好的機會入市，那是資本家的聰明，不可怪他們，但是後來的情況就不一樣。比如說，1999年香港特區政府居然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況下，把一個很珍貴的數碼港地皮批給李澤楷的電訊盈科，說是要發展高科技產業，最後變成了一棟非常昂貴、有無敵海景的貴價豪宅樓房。
香港除了賣地之外還有另一種處置土地的方法，就是由市區重建舊區，把老百姓的舊房子收購回來，然後把土地轉賣給地產商發展。過去這麼多年來，香港其實一直有些老地方、老街坊，他們不想搬，但是政府要收他們的地，當然不會像大陸很多地方一樣鬧強制拆遷。可是有種陰謀詭計，巧取豪奪也不在話下，就是現在政府把強制拍賣的門攔在降低了。過去一個發展商要收購一個大樓，只有九層業主同意賣給它的話，剩下一層反對，發展商都可以申請要強制拿掉他的房子，現在政府幫忙了，把門檻降至八成，也就是說一棟樓10戶人家，只要有8個人同意賣給我，另外兩個人反對，我就可以不管他了。
舊區重建和地鐵站上面的地皮交出去的過程，是沒有公開拍賣的。它是公開競投，各發展商入標，政府的部門就內部閉門考慮。他們考慮就比如說第一是財政實力，這財政實力當然是越大的發展商越有實力，越有機會中標。第二，還要看你過去的往績，就是說你過去賺不賺錢啊？你過去能賺錢，我就給你，所以搞來搞去，始終都是一些大地產商能夠拿到這些重建的地皮，跟地鐵站上蓋交通位置最好的黃金地點的地皮。於是他們就會更加坐大，而政府又沒有公平競爭法去處置他們，所以說香港是個自由港，但是香港其實在很多方面並不符合資本主義所講的這種追求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理念。
在一些樓市高峰期的時候，香港的公開土地拍賣會很好玩的。拍一個特別小的，不起眼的小地皮，這時候一些小型發展商，覺得這總算輪到他們有口剩飯吃了，有機會進去投標拍賣，你就會看到像長江實業這些大集團他們也派人進去舉手，但其實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要那塊地，他們是要把地價一路搶高，10億，15億這麼上去，在非常恰當的時期他舉一舉手，讓他家上一個億、兩個億，甚至三個億。把地價抬高幹嘛呢？它給市場製造出來一個訊息就是，你看，這個交頭非常旺盛，投資的地產商都覺得未來地皮會越來越貴，蓋的樓房出來也會越來越貴，於是這些大地產商囤積起來的樓盤、樓房的價值就憑這麼一個兩個簡單舉手動作，又可以進一步推高了。
不止如此，真正講到壟斷我們必須注意香港的一些地產集團，還有各種各樣的行業，各種各樣的經營。比如說像香港的電力公司，香港電燈，整個香港島都是他一家獨吞。香港的電力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不像歐美等國家開放電網，我們是兩家公司瓜分了香港跟九龍兩大塊地方。煤氣也是一家公司獨佔、幾個公共大巴公司也是幾家地產商的、香港兩個最大的連鎖超級市場也是兩個大地產商的。這就是一個橫向的壟斷，使得很多小資本的經營者，很難進入這個市場裡面跟他們玩。
這書裡面舉了一個非常有名的案例。當年香港商人黎智英開了一個網上購物的「蘋果促銷」，想用網絡的方法去對抗兩大超級市場，結果這兩大超級市場就反過來威脅那些賣貨品給超級市場的供應商說，「如果你們敢拿貨交給他，我們就不跟你買」，用這樣的方法逼黎智英要向海外買可樂回來供應給香港的市場，當然他就撐不下去了。事實上，大陸現在開得到處都是的家樂福，當年也來過香港，還是幹不過這兩家，因為他們就是有辦法去壓迫供應商。
不止如此，我們還要注意香港的租金高昂，是只升不降的。例如說2003年SARS的時候，當時香港經濟非常糟，小食品店、餐廳、賣東西、零售商苦不堪言，於是他們向業主提出減租的要求，但是絕大部分都被拒絕了。相反的經濟好的時候他加租是毫不猶豫的，所以這個租金是有的加，減的情況非常少。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租給你，他還要收跟你的盈利掛鉤的租金，也就是說你賣衣服，你必須每個月向你的業主報告，賺了多少錢，然後他收取的租金要跟你的業績來衡量，也就是說你賺錢賺多了，他的租金就要更多。
另外，在香港買房子的人不可不知道，你千萬別以為買了那個房子之後，從此之後你就跟這個發展商沒關係了。不是的，因為他每個月還要收取你15%左右的管理費用，管的是比如說掃掃垃圾什麼，但是這些東西到底值不值15%，這些保安到底值不值這個價錢呢？不管了，反正也是經濟好的時候他還要增長，你買了一套房子，但是賣房子給你的這個人，以後一輩子還要繼續每個月賺你的錢。
2010年8月6日星期五
梁文道：衣服的味道（說品味之一）
【飲食男女】許多年前，大陸還有人在討論英文裏的「taste」到底該譯做「品位」好一點呢，還是「品味」比較貼切。到了現在，大家似乎都已經有了共識，那就是大陸把它譯成「品位」，港台則繼續堅持自己的「品味」，各說各話，互不相干。在我看來，爭論大可不必，因為「品位」和「品味」都分別道出了「taste」的不同面向；合在一起，便能恰好說明它的複雜內涵。
為甚麼會是「味」呢？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們說一個人懂得吃，稱讚他有「品味」，這自然沒甚麼不對。可是我們還把這個「味」字延伸到了其他範疇，從衣著打扮、家居陳設、音樂欣賞、藝術上的偏好，一直到閱讀的傾向和習慣，我們一概以「味」打發。甚至找對象談戀愛，也有人大談「女人的最高品味就在於她對男人的選擇」。難道我們判斷一件衣服的美醜，一首歌的好壞，乃至於一本書的雅俗，靠的全是三寸不爛之舌嗎？
當然，這只是個隱喻，我們只是以味覺去比喻這一切領域中的取捨決斷，而不是真的用舌頭去舔一本書和一條裙子。問題在於為甚麼是味覺？我們為甚麼會把味道當成這林林總總不同判斷的基礎呢？為甚麼一個讀者對某種類型書籍的喜好叫做「閱讀口『味』」？為甚麼一部好玩的電影叫做「充滿趣『味』」？又為甚麼一個喜歡高爾夫球的人要比一個摔角迷有「品『味』」呢？莫非閱讀、電影和運動這三種截然不同的東西有甚麼共通點嗎？更重要的是，它們和味覺有相似的地方嗎？
再把視野拉闊一點，便能發現這不只是西方才獨有的現象，而且還是其他文化裏源遠流長的傳統。印度人談音樂，常常提到每一首曲子會帶來不同的「rasa」，而「rasa」正是滋味的意思。中國人分析書畫，時時從筆墨的濃淡說起，而「淡」正是一種味覺的類別。也就是說，不同地方的人都注意到了「味」的特性。
味的最大特性就是它的主觀。同一種水果，不同的會吃出不同的反應。比方榴槤，不喜歡它的人覺得它像糞便，喜歡它的人則譽之為果王。味覺是最私密的感覺，吃到嘴裏的東西，你很難告訴他人那究竟是何滋味。比起視覺與聽覺，味覺與它的對象太過接近，它們的距離太過親密；不像看一個美女可以隔遠偷窺，嘗一塊蛋糕你非得放進嘴裏不可。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經驗，都有自己的偏好；如此主觀，不可分享。這便是「味」的本質。
梁文道：上海的苦澀回憶（上海的文藝復興二之二）
【am730-觀念】今天的上海當然不是沒有文化荒原，只不過比起民國年代，它現在就像一個風華褪盡的老貴婦，只剩下可借憑弔的遺跡以及觸人遐想的傳說罷了。為甚麼上海會變成現這副模樣？這是個大問題，我只能簡單地抓住其中一點來談，那便是對於文化繁榮來說不可或缺的自由環境與寬鬆空氣了。
1930年，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身為這一左翼組織的發起人，魯迅遭到國民黨通緝，罪名是「墮落文人」。這道通緝令一直延續到他逝世之後，前後七年。在這七年裡頭，魯迅大部分時間都避居上海，原因是這座城市有外國租界，國民黨鞭長莫及。事實上，魯迅自己就曾在給曹靖華的一封信裡頭說過他在上海擇居的其中一個條件是「一要租界」。可見上海租界實是當年中國最理想的避難地帶，雖在中國，卻又盡得不在中國之妙。
1872年，《申報》正式在上海創刊，雖曾數度起落，但始終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尤其在1932年底以後，它的《自由談》更成了當年最大膽的言論陣地，屢屢抨擊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直到董事長史量才遭特工暗殺，《申報》的言論才較趨保守。
為何《申報》可以有這份膽量，從清政府一直鬥到國民黨，苦苦撐持了這麼多年？答案還是租界。它身處的公共租界便是《申報》的最佳保護傘。一個魯迅上一份《申報》固不足以說明全貌，但也道出了些許令人神傷的真相。儘管我們痛恨昔年殖民帝國的霸道，不齒當日租界之橫蠻；可是我們也很難否認，要不是這些「外國勢力的干涉」，或許魯迅老早就遭蔣介石的毒手，《申報》也老早就關門大吉了。
換句話說，當年中國最自由最開放因此也最具文化影響力的上海，其實恰恰從反面見證了近代中國史的悲劇；以神州之大，竟然只有跑到列強控制的飛地，方能營造出一點引領潮流的思想震央。既然如此，我們能不能得出一個結論，說舊時上海的輝煌全靠租界，而今天上海在文化上的失色就是在於少了租界呢？當然不；不同時代的遊戲有不同的玩法，現在的中國城市也有它自己的文化繁榮之道。且看北京，明明是天子腳底，最高權力的集中地，它怎麼又能成了文化人和文化產業最密集的城市？
為甚麼比起商城上海的沉沉暮氣，首都北京的創意活力反而顯得更奔放也更充沛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剖析中國政府的權力運作。
2010年8月5日星期四
梁文道：上海懷舊的尷尬（上海的文藝復興二之一）
【am730-觀念】上海難免叫人可惜，尤其它有這麼輝煌豐厚的歷史，而那些故事你愈聽便愈為之扼腕。沒錯，就算沒有世博會，它也已經是全世界最受關注的城市之一了，任何外國遊客要是想來中國旅遊，都會發現它是這片土地上最讓人目眩神迷的明珠。愈來愈多的國際企業取上海為地區總部，愈來愈多的環球流動專業人士捨香港而就上海。浦東高樓崛起之快唯有杜拜可以抗衡，浦西那一台古典的盛大演出則顯得益發華貴動人。
沒錯，上海市民仍然可以在這裡挑出許多毛病，外地人也仍然可以又羨又妒地編造與上海人有關的笑話。可是只要一拿出近年移居上海人口的數字，這個數字的聲響便能蓋過一切了。就像我一個學界朋友所說的，上海的城市管理要比北京好，太多了；所以他才離開北京那顯赫的職位，南下定居。然而，正是這種種輝煌對比出了它在另一個面向上的平淡甚至蒼白。
那個面向與建築無關，甚至和金錢的關係也不算大；它比較需要勇氣、想像力與各種各樣複雜的思辯能力，它需要寬闊的襟懷和遠大的視野。簡單地說，那就是文化了。
且看那令外人懷念更使上海人自豪的歷史吧。它曾經是全中國的電視中心，不只住了一批坐擁巨資的老闆，還擁有最優秀的導演、編劇及演員。它也曾經是全中國的音樂中心，如果沒有上海，我們根本不能想像現代中國流行音樂會是甚麼模樣。它還吸納全中國的作家和藝術家，構成了現代史上最具活力的文化界。出版就更不必提了，光是《申報》與商務印書館，就足以使它登上民國文化首都的寶座，並且不可置疑。可是現在呢？
成名的音樂人、電影人及藝術家全都一窩蜂地往北京鑽，未成名的新進大概也不會來上海找機會。每家大型出版都把駐北京的分公司當做交流訊息挖掘礦藏的重鎮，而上海往往只不過是必須「有個點」的大城市罷了。
至於傳媒，就連廣州輸出的人才也都要比上海多得多。我不曉得上海人自己怎麼看，至少我自己每次路過那些文化名人故居就都會替這座城市感到難過。
例如「多倫路」，號稱「文化名人一條街」；二十年後，上海出得了另一條多倫路嗎？固然它有王安憶，固然它有王元化，以及一大批出色的作家和學者。但是論到一個能夠代表上海的文人，你又會想到誰呢？莫非是余秋雨？
梁文道：《大廣東2》
【開卷八分鐘】我記得去年的時候，我曾經說過，香港這幾年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廣東身份的回歸。此話怎講呢？是這樣的，其實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以前，香港跟廣東在人口往來上其實還是密不可分的。雖然那時候已經解放了，大家覺得關卡已經比較嚴了，其實不然，很多人仍然是很容易就可以來香港，當然後許多很多人偷渡、逃難等等等等。
真正使得兩地有所區隔的，我覺得是到了七十年代，香港已經執行了抵壘政策，就是取消抵壘政策，就嚴格控制邊境的關卡，使得廣東人來香港不容易了。而與此同時，港英政府在香港扶持一個城市的認同感，各種俗文化、流行化起來，兩地的發展差距也拉大了，終於使得香港人產生一種與別不同的香港認同。
然而我們很多在香港的人仔細看看小時候的生活，看看自己的言語，看看自己的生活習慣，你會發現相當多的廣東痕跡。例如說，以前老一輩的人常常講一個話，叫做省港澳。這個省港澳的省就是指的省城廣州，港就是香港地，澳門就是澳門街。你看省城最大，香港地小一點了，澳門街那就更小了，這三個地區恰好在珠江三角裡面，把它劃成一個三角形。
在我們老一輩人心目中，這塊土地原來是不分家的，沒錯我們這裡面有很多的小地方，有東莞，有佛山，有番禺，有南海，有鐘山，有各個不一樣的城市和鄉鎮，但是大家整體的感覺是相當強的。
這樣的一個獨特的嶺南文化，廣東文化其實就在香港也保留的相當多，有時候保留的甚至比廣東還要好。這是因為香港沒有經歷過過去幾十年的種種風暴和運動，所以有一些的傳統文化保持的不錯。
於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仍然有許多外國人類學家，他要做中國華南社會的的前沿考察，他進不了大陸，就來香港的新界，發現新界的許多的宗族社會和習慣保存的很好的。我們現在來看一看，就是我們香港和廣東之間的文化聯繫留下的痕跡。
今天給大家介紹這本書《大廣東2》，為什麼叫做2呢？是因為出過一本《大廣東1》。去年香港書展的時候出的時候頗受重視。現在又出來《大廣東2》是接續下來講的，這本書坦白說裡面談關於廣東的內容沒有上一集多，我覺得這個有點名不副實。反過來裡面談的是相當多的香港本土的俗文化、流行文化。這些俗文化、流行文化是不是全部都能夠跟廣東拉上關係，我相當懷疑。
可是這裡面仍然有一些東西看得出廣東痕跡，例如說，我們香港以前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色情電影，這個色情電影叫什麼？《艇妹》。艇妹是什麼呢？就是艇上的妹妹，字面講是這個意思，但它其實指的是一種妓女。我們看看這裡面就有篇文章叫《艇妹的前世今生》，它指的是什麼呢？就是講當年廣州珠江西岸有很多的花艇。所謂的花艇就是一些被陸地人、被漢人歧視的疍家人，他們在水上做水上人家，不准上岸。這些水上人家在珠江西岸停泊下來，把艇弄的裝飾一番很漂亮叫花艇，其實等於是水上的流動妓院。
這裡面就說，清朝的時候，居然有數千艘這樣的花艇，而廣州人一直歧視疍家人，認為他們沒有文化，而疍家妹更被視為人盡可夫。清末廣州巡撫寒風巡視河面，見花艇林立，艇妹笑語相迎，於是留下詩句，魚姊蜆妹十五六，倚門一笑人盡夫。旋艇妹就是我們對廣東人對疍家女性的稱呼。
現在廣東人喜歡把召妓叫做叫疍，以前就叫做叫艇，而趙翼，我們知道是一代名儒，其實做過廣東知府，他當時為了看清楚艇妹的真面目，特別起個大清早去看，結果發現這些疍家妹臉其實黃黃的，並不好看。他有這樣的評語，就是趙翼的講法。
但是這個疍家人被歧視的歷史現在總算是過去了，我們不管它，可是香港有一個東西，我覺得真是保留的嶺南好文化的一個非常好的東西。這是什麼呢？就是所謂的風水林，我們看看這個照片。風水林是什麼？其實以前廣東人的習慣，就是開村闢地的時候，首先要在村子後面種一排樹林，於是我們看圖裡面的照片，是今天香港新界一個村落。
你明顯看到後面有一排書長的特別的茂密，這個叫做風水林。這種風水林其實現在香港新界裡面還相當多的。這裡面就講了，早年香港居民是根據整山環水的風水原則的選址建村，因此不少村莊背靠高山和茂密的樹林。這些樹林形似星月環抱整個村莊，在風水學上聚財又聚氣，但是這些林還有非常實用的價值，為什麼呢，因為三角河口風很多，有這個樹林一擋，不只擋風沙，而且擋強風，而且還能阻擋山泥，上面洪水爆發衝下來的時候洪水跟泥沙。
另外，以前的村民很聰明，種的樹也是實用性的樹，比如說荔枝、龍眼。無論是結果讓人吃也好，或者做木材拿來幹什麼東西都好。說到這個木材建材，不可不提香港也保存很好的廣東傳統民俗，就是竹棚。這個竹棚原來是以前我們廣東人搭蓋民居用的一個東西，就是用竹子搭起來做一個棚子。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竹棚是什麼呢，就是西元2000年的時候，在柏林有一個藝術節，特別請了香港的建築家、建築師帶著一群香港的搭棚工人在柏林用竹棚搭起來一個帳幕，使得德國人大為震驚。
為什麼呢？他們沒想到竹子居然能夠搭出這麼龐大的架子，而且在架子上大家還可以大展身手，爬來爬去。這個竹子香港到今天哪怕搭摩天大樓一百多層樓，還在用竹棚，竹棚上面的師傅就是傳統手藝活。西方人把他叫蜘蛛俠，其實這也是咱廣東人的絕活，用的這個竹子不能夠用別的地方，得來自肇慶。因為肇慶的竹子好，所以肇慶過去才會出現這麼多搭棚師傅。只是現在我們廣東竹已經少了，大家才開始從泰國進口，說來也有點可哀。
2010年8月4日星期三
梁文道： 《廣東俗語正字考》
【開卷八分鐘】上星期香港書展的時候，我聽到劉克襄，這位我非常喜歡的台灣作家用閩南語去朗誦他寫的詩，在場很多觀眾都覺得非常的感動，可是我發現一個很細節上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我發現劉先生在寫詩的時候，他用的是一個白話文，用了一些字眼，他卻無法用閩南語把它讀出來，反而要轉一個比較俗的講法把它讀出來。
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閩南語就像今天全國各地的方言一樣，它不是一個教學語言，於是在我們中文裡面某些比較概念化的、比較生的、比較文雅的字眼，就沒辦法用你的方言去讀出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上海的朋友，你能不能用上海話去把《滕王閣序》讀一遍呢？恐怕很難，但是我告訴你，我們很多香港人就行，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香港在過去數十年來，一直用粵語作為我們中文教育裡面的教學語言。
我們讀中文讀《史記》到魯迅，我們的中文都是用廣東話來學的，因此我們有能力用廣東話去做一個作文的思考上的語言。其實反過來我們粵語裡面還保留了相當多的一些字，是別的方言，甚至今天的普遍話裡面也不多見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回事，然後反過來講，我們很多廣東人平常說話的這些俗語，那些字原來的正字是什麼呢？也不一定每個廣東人都知道，我今天就來教教大家講廣東話。
今天給大家介紹這本書是《廣東俗語正字考》，作者彭志銘。彭志銘一直在香港致力於保存跟推動次文化，尤其關心的是廣東話裡面的俗語，還有粗話，對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這位民間學者，這本《廣東俗語正字考》裡面介紹了一些粵語、俗語，原來的正字是什麼？比如說，我第一個給大家介紹的是我們廣東人常常愛講的一個字，「葳蕤」是什麼意思呢？先來看看這個字，「葳蕤」就是這樣子來寫的，它這個字原來的意思平常我們寫就寫成「威水」兩個字，其實是錯的，它應該像我們左邊看到的兩個字。
這兩個字在《史記》跟《楚辭》裡面都有，它原來指的是什麼呢？這個「葳」字是一種草木的名字，而「蕤」在後面指的是草木花下垂，兩者加起來後來就可以形容茂盛，甚至是語式的華麗。我們廣東人把這個字唸成「威水」，平常用來講就是說這個人真威風，這個人真夠誇張，這個人很威，這個就叫「威水」，原來是這麼來寫的，大家回去讀讀《楚辭》就能夠學好廣東話了。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字，這個字用普通話來念當然是「符籙」了對不對，粵語平常我們講「父碌」。「父碌」這個字懂廣東話的人就明白，指的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靠運氣。你莫名其妙的辦成了一件事，莫名其妙的做好了一件事，這種情況，我們就叫做真是「符籙」了。
那為什麼叫「符籙」呢？我們知道「符籙」的符是原來古時候帝王下達指令的那個憑證，那個叫符，「籙」是指的是什麼呢？是上天賜祥瑞給帝王證明你得到天命這個叫「籙」。這「符籙」「符籙」加起來後來我們就知道是道士用來去驅鬼治病的一些秘密文書，一個密符，後來在廣東人裡面我們把所有靠運氣或者是好像真的是有神鬼扶助，上天命定的這種情況，我們就叫這種情況真是「符籙」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字，這個字也很特別。這個字，我相信很多廣東人還不知道原來是這麼寫的，就是這個狼戾，狼戾是什麼呢？我們看這個字寫出來用普通話來念的話應該叫狼戾或者叫狼戾。這個狼戾是什麼意思呢，它原來指的是兇狠不仁，是非常的暴力，非常的暴虐，違背的意思，而後面那個「戾」字又有彎曲扭轉的意思。所以大家如果懂廣東話，就知道我們廣東話說早上睡覺睡落枕了，就是睡的這個枕頭不好，結果頸部起來有點痠痛，這種東西我們在粵語裡面叫做瞓戾頸。然後我們一個東西拿到手轉手就扔出去不要叫戾手。
好，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個廣東話，這個叫做硬頸，這個粵語我們讀成（粵語），這個字其實是說文解字就有的字，它指的是什麼呢？就是莽撞、倔強，那麼兩個字加起來就是形容一個人非常的倔強，非常的蠻強，非常的不靈活，非常不講道理。這個平常也是我們廣東人說自己被人說成是南蠻，的確我們有種南蠻血性，你看看當年袁崇煥將軍。這就叫硬頸。
然後還有一個字，我們也有一些廣東人常常怪在嘴邊，叫做「閉翳」，「閉翳」的正字應該是這麼來寫的，但是這個法其實是我們這個作者彭志銘就認為這也是一個別說，那到底是不是這個字很難講，這兩個前面我真不會用普通話來念。我只會用粵語，這個「閉翳」它來自積鬱，指的就是心不安，不得志，這粵語我們講「閉翳」意思也就是有些不安。
心裡頭不舒服，悶得慌，這個也叫「閉翳」，但是還有一個說法說我們廣東人講的這個「閉翳」來自什麼呢？來自我們傳說中的龍生九子，九個兒子都沒出息，其中一個兒子喜歡背著重東西，那個東西，我們廣東人就叫它「閉翳」就指它老被重物壓著，所以動彈不得，那麼心情很難疏解，很難暢快，這個就叫「閉翳」。
還有一個字也是我們廣東人很愛講的，這個濕碎原來不是我們平常所寫的濕碎這個字，而是這樣子來寫的。我們前面看到的（廣東話）就是雜碎的意思，而後面的那意思是當然也是雜碎，所以兩個雜碎加起來那可見真是相當雜碎了。
好，最後給大家見識一個字，這個字是什麼呢？最後見到的這個叫「好勍」，「好勍」的勍字是這麼來寫的，它在廣粵裡面就有了，它指的是什麼呢？指的就是強勁，說文解字把它解做韁，「韁」就是拉馬韁那個「韁」，非常強勁，廣東人很強勁，對不對，其實我們說粵語在我看來是天經地義的。
（編：香港出版故轉載此文）
2010年8月1日星期日
梁文道：我們的香港書展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關於書展，我還有何可說？每年這麼寫一篇，已經快要變成一種儀式了。我不想再批評甚麼（那天晚上，主辦者就勸我別再老罵他們了），甚至連「 o靚模」也不想談。我想說些別的，例如書展裏的香港。不是藉著書展去數落香港的社會風氣；不，不是那種最簡易的文化評論。而是真正在書展裏尋找香港的書寫，香港的出版，那一切美好而動人的存在。
這並不容易，因為香港作者通常都不會是香港書展的主角。或許是因為亞洲很大，香港很小，小到出不了幾個夠得上標準的「名家」。於是包括也斯和蔡炎培在內的一群香港作家就都被分配到比較小的房間去了，並且很急忙地在開展前一兩星期才收到要辦講座的通知。請不要誤會，我不抱怨；相反地，我看到了許多人的努力。人手不夠沒辦法。不要挑剔那些展覽的設計不精彩，畢竟人家還做了一個香港作家展。也不要挑剔劉以鬯先生得的為甚麼會是「年度作者獎」（雖然叫做『年度作者』有點怪，但我們都明白這其實是對一個人一輩子的肯定），畢竟他們開始頒獎給本地作家了。
我懂他們的心思，他們一定以為本地作家的舞台三百六十五天不打烊，這時候應該讓本地讀者接觸一些外地來的陌生名字。不能說它不對，只不過大家還是低估了書展九十萬人流的意義。這九十萬人裏頭有多少是平時也會光顧書店的讀者？又有多少人平時也會去聽聽雨希與葉輝說話？對於這些通常給隔在房間裏的作者來說，香港書展無疑是他們看見讀者的最大窗口。
再說一遍，大家都已經很用心很努力了，真的。而且我這句話絕對不是諷刺。無論如何，鬧哄哄的書展也實在不是一個讓人靜心聽講甚至靜心找書的地方。所以除了日漸稀少的外國參展商，我每年只想看看幾家香港出版社是否依然健在。比如「次文化堂」，還是彭志銘在哪裏吆喝，看起來他一年比一年瘦，可眼神還是如此凶悍，一見面就照例開罵，罵官僚的沒有文化，罵商家的修養太差。聽說前兩天他還罵走了一個作者，那人不顧大庭廣眾地責問老彭為甚麼不給他出書，而老彭則一句頂回去，叫他出電子書以免浪費地球資源。見他生猛如昔，我由衷歡喜。
然後是三聯與牛津，可別以為這些大出版商容易，如此堅持絕對不是開玩笑的。前者雖然掛上「三聯」的招牌，但對香港文化始終不離不棄；如果沒有它，很難想像今日本土漫畫創作的小陽春。至於牛津，那天又見到每年一會的卡爾了，他清楚我的習慣，絕口不提贈書。說真的，我感激這許許多多有意思有理想香港的出版人，是他們讓我有書可讀。每次買到他們的出品，我都覺得慚愧，這麼多作家、編輯和一切有關人等花了不可計量的心血，我居然只用這一點錢就捧回家去？這條算式我用了好幾年都算不通。
說到感恩，我走在洶湧的人潮之中，便想起了已故的羅志華。曾經他推著車從莊士敦道穿越鬧市，把一箱箱書搬進會展中心。還有馬國明，他用拉的，將店裏的英文學術書籍拉到展場，也不知道有誰要看。一個星期的場租相當於一個月的店租，這同樣是算不通的算式。於是他們也就不再出現了。還有「進一步」，老早就明白自己的遊戲和這裏的棋局是兩回事，明智地拒絕再玩。我想起他們，這些書展裏缺席的老幽靈；謝謝你們為我們做過的一切。
幸好還有「 Kubrick」。我常常把他們的出品當作禮物，同樣的書多買幾本，出外的時候拿去送人。人家看不懂字裏行間的香港色彩不要緊，甚至看不懂中文都無所謂，重要的是讓他們曉得香港也有品相如此精良的書籍。憑裝幀決斷一本書的良惡固為智者所不取；然而，書的品相卻的確能夠說明一家出版社對書的看法。唯有認真對待書的人，才會計較它長得像不像是一本書。
最後，我終於找到了「文化工房」，據說它就在展廳角落的「失散者會合處」對面。果然，向著那個告示牌走就對了。它幾乎是袁兆昌的一人出版社，自不能期待會有大堆頭的展品。不過，你瞧瞧這復刻的香港文學史經典，梁秉均的《雷聲與蟬鳴》；再看看那六本新出的詩集。詩集呀，靜靜停在巨大廳堂的這一角，迷路的遊客可曾料想得到會合自己的竟是詩人嗎？袁兆昌告訴我，關夢南前兩天就是在這二米見方的小空格裏發佈新書。關先生從不背對人群，他反而拿起了小小的揚聲器，面向外頭川流不息的路過人群誦起了自己的詩。效果如何？讓我告訴你吧，十年前，整整十年之前，我和邵國華替新城電台做「駐書展節目主持人」，在會場內的攤位裏即時廣播。那一年袁兆昌中五畢業，出了第一本詩集。我們請他過來，誇他青年才俊，還叫他現場朗誦一首讓聽眾見識見識時下年輕人的本事。坦白說，這事原來帶著一點玩笑的味道，可是場外的同事後來跟我說效果很好。「好得意」、「好舒服」，他們說。
且想像那是何等光景。有史以來，新城財經台第一回在中午一點播放一位詩人的朗誦。就在的士乘客抱怨冷氣開得不夠冷，司機咒罵前頭那人不懂開車的時候；就在股評家總結過上午大市走勢，而記者正要報道剛剛發生的一宗珠寶行劫案的當兒；一個十來歲的少年讀詩了。一開始每個人都有點搞不清狀況，說不定還想調整天線看看是不是接收出了問題。沒有任何背景音樂，也沒有任何預兆，一把乾澀的聲音就此浮出，掠過了眼前嘈吵的群眾，掠過了城市正午的半空。或許聽不清每一個字，但是每個人都能逐漸發現，這是一首詩。那麼地不合時宜，那麼地逆反於周遭環境，卻使得大家不得不沉靜下來，傾聽。那天他們說，當一切回復正常，有些人都還一時回不過神，打電話給下一個節目的主持人問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