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前幾年正當天星碼頭的存廢之爭成為熱門話題的時候，有幾位朋友覺得那批保育份子的熱情很不可思議；他們不曉得為甚麼這些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會這麼在乎一座老建築的去留，也不明白自己曾經不太重視的「集體記憶」怎麼就忽然成了一股潮流。雖然，集體記憶並不是那場運動的唯一訴求，可是它卻實實在在成了許多香港市民瞭解此事的入口。說到集體記憶，我這些朋友可就有話要說了。有人想起數十年前渡輪上不同艙次間的身份差別，有人則想起這座將要拆毀的碼頭早就不是當年自己天天經過的那個老碼頭了。假如保育份子現在要保的東西根本不是甚麼饒有年歲的原件，而是一個完全後生的新事物；為甚麼他們還要為它付出這麼大的勁呢？又假如一位上了歲數的人，明明見識過兩代天星碼頭的交替，卻還是默默走到現場，看看這群青年的喧騰與汗水；你猜她心裏頭到底抱着一種怎麼樣的情懷呢？
這真是一個越想就越複雜，也越想就越有趣的問題。而這種聯想，本來大可以發生在〈梁文道訪問盧瑋鑾：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讀書好》 2010， 4月）的讀者心上；但是因為我的一個錯誤，弄混了盧老師的原話，沒有點出她真正有過感情的其實是上一代的天星碼頭，於是我的讀者便喪失了這個機會。這難道不是一件很讓人遺憾的事嗎？
我替《讀書好》雜誌做過不少訪問，以我粗疏的性格，恐怕每回都記錯了很多東西。有些受訪者（如董橋先生），或許會婉轉相告，使我得以在後來結集時改錯更正；可是有些受訪者客氣，我便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失誤了。站在讀者的角度來看，陸離女士的〈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矯正了我的錯失，使他們能夠重新體會盧瑋鑾老師的微妙心境，這難道不是一次非常慈悲的佈施嗎？其實，我覺得任何批評也都是一種了不起的佈施。
二十年前，我好打筆戰，甚麼「真理越辯越明」之類的道理我全把它當成爭勝的藉口。現在回想，那是因為我以為自己要比自己所談的事情還大。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寫過的文字說過的話全當成自我的擴大與延伸，那他當然就不能忍受別人對他那些產物的挑戰了。一直要到這兩年，我才明白原來每次簽在書上的那些「×××先生斧正」都應該是真誠的。至少我以為，寫作並非自瀆，要寫是因為有些事值得說與人聽。一切攻錯，一切筆戰，都真的和自我之尊嚴無關。
話說回頭，其實陸離女士的某些提問我早就輾轉在林道群兄和邁克的文章裏讀到了，只是當初我一來怕貿然直接回覆陸女士不太得體；二來我也心存玩忽，甚至還想學邁克搞笑一把。如今反覆拜讀陸女士的大作，難免後悔不已，不能不深自省思。
首先，我卻先要澄清關於「西西回流說」的問題（陸離女士見到的那篇文章其實是《讀書好》雜誌對我在今年台北書展的講話紀錄）。也許大家不相信，但我的確知道西西的作品首先是在香港出版和獲獎的；任何一個對香港現代文學史稍有涉獵的人恐怕都不會搞錯這點吧。所以我那番話的重點並不是西西作品首發的地點；而是在一個和華文出版有關的背景上看，假如沒有台灣文壇和出版界的「回流效應」，本地政府和文學界之外的社會人士可能不會廣泛認知西西的重要，本地廣大讀者也就可能不會那麼容易讀到西西的作品了。我這個想法對劉以鬯先生和《素葉》等諸多前輩沒有絲毫不敬，純屬以事論事而已。
如果「西西回流說」這一點是觀點的分歧，那麼陸女士提出的其餘疑問便都和事實相關了，而且她說的全部都對。尤其是我在《我執》裏頭述及古蒼梧先生見證陳輝揚先生在五台山剃度一段，更可謂大錯特錯。擾及二位前輩，我非常悔恨，謹此衷誠致歉；拙作來日要是還有再版的機會，定當聲明更正。另外，我在〈失落的慢讀〉中又錯把史諾比每天一字讀完《戰爭與和平》的故事改成了他每天一字地打完全書，這也要特別多謝陸女士的指正。
為甚麼我會記錯這兩件事？這類錯誤有沒有可能避免呢？表面上看，這叫做粗心大意，只要為文之際多加查證即可。但我覺得這個想法對自己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因為我們每天說話寫字都會涉及大量事實，想要逐一核對根本就不現實。所以這裏的關鍵在於自己有沒有感覺到核實對證的需要。假如我要談漢朝滅亡的年份，那麼我一定會去查考它的確切時間；可是在我寫到太陽升起的方向時，我就肯定不會要求自己再親身觀察一次了。簡單地講，我應該把前述問題修正為何以我會把這兩條事實的記憶當成太陽從東邊升起的那一類「常識」？憑甚麼我會有這種不自覺的信心呢？
為了深入認識自己的過失，除了不懈追問自己的記憶方式，這兩週我也翻閱了好些有關記憶的書。果然，在已故法國哲學家里柯（ Paul Ricoeur）的《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然後我就可以再往下探，挖掘這些錯誤記憶的根源了。科普作家瑪莎．魏曼．里爾（ Martha Weinman Lear）在《誰偷走了我的記憶》
在魏曼．里爾這本書裏頭，我還讀到加州大學狄肯教授的一段話：「我認為記憶是種複寫的過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某物上不斷複寫的過程。因此，目前記在大腦中的每個事件，還是當時記下的模樣嗎？或許是，但不是以我們所想的形式存在。因為每當我們記下某些事情，我們總會將其複寫在其他記憶之上」。如果我這兩條記憶不只經過個人主觀經驗的變形，而且還在複寫的歷程中不斷摻入了其他層次的記憶；那麼我就必須面對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了，那就是導引這一切扭曲與複寫的傾向究竟源自何處。
根據魏曼．里爾，錯誤記憶有時來自於想說一個好故事的慾望。這故事不一定需要聽眾，它也可以只是一個自己喜歡的故事。對我而言，「史諾比每天一字地打出了《戰爭與和平》」可能是個比「史諾比每天一字地讀完了《戰爭與和平》」更吸引的故事，所以我就把真實的版本改造成前面那個版本了。理由？大概是因為這個改造版本的難度更高，涉及到了我對藝術創作之極限的興趣：也就是說，文字寫作可以在一種沒有預先謀篇的情況下逐字組合而成嗎？
無論如何，記憶這回事正如魏曼．里爾所說的，就和夢境一樣，深受潛意識中慾望與恐懼的影響。我漸漸發現陸女士指出的這兩項錯誤皆是我個人慾望投射的結果，也是我某種恐懼的回聲。所以陸女士對我的其中一項指責現在看起來就格外有意思了。在批評過我搞錯了史諾比的故事之後，她進一步責難我對那個故事的感想是「過份鑲嵌花巧的文字，去包裝記錯又信口誇張的內容」。照道理講，一個人若是從頭就記錯了一件事，他建立在這個記憶上的隨後鋪衍又怎麼能說是刻意的包裝呢？然而，陸女士這句話在我眼中卻別具哲學意蘊，因為它等於是在問一個人有沒有可能「刻意錯認」（ deliberate misattribution），然後再對它巧飾遮掩。我懷疑這也許正是我的情況：在潛意識的層面，我知道真相，只不過為了成全慾望逃避恐懼，我竟選擇扭曲真相並覆上重重厚網，好把它們轉到自己期望的方向。至於慾望甚麼恐懼甚麼，我就不在這裏多說了；但起碼我認識到了克服這類過錯的一些辦法。我不能保證日後不再令到陸女士懊惱，我只敢說自己對拙作的一切過犯通常要比指正我的先進還認真。
陸女士又很懊惱我常常在英文的複數型上犯錯，這也令我非常抱歉。坦白講，我中學一直沒有唸好，回港升讀高中以前，甚至連 26個字母都背不全，真是有愧師長教導。雖然後來憑自學稍有長進（最少能背字母了），雖然自忖 s這個音還是發得出來，但我英文基礎爛卻是不爭的事實。今幸得陸女士不吝教誨，我一定提神改進。
也許可以教陸女士稍感寬慰的，是我已決定從下期開始便不會再替《讀書好》雜誌做人物訪談了，應該可以減少她的煩惱。我知道有些朋友會覺得我今日犯下的錯誤都是我「紅」了之後心高氣傲的結果，不過我可以衷心地說，對於「紅」不「紅」這種事我一向沒有太大感覺，如果有，那也只是更加厭惡自己。然，各方友好的要求以及與日俱增的工作卻壓得我不勝負荷。就拿《讀書好》的訪談來說吧，首先我要記者把錄音逐字打成一份三萬字上下的原稿（所以他們才是最辛苦的），然後我再將它修整為剩下一萬字左右的文章（所以最後的文責在我）。儘管我常常要花一個通宵才能勉強完成這個工序，可我就是無法防止把《中國學生週報》弄成《中學生週報》之類的筆誤。除了無能，時間不夠肯定是個很要緊的因素。
不知何故，少年起我就有種不會活得太長的感應，再加上不善拒人，往往不知不覺便攬下太多超出能力範圍的事。可如今我已是快四十歲的人了，當知個人限度所在，不應再把自己看得太重。世上能人不少，香港新進尤多，怎知道別人不會幹得比我好呢？為此，我要再度感恩陸女士的善意提點，助我航向另一段旅程。
（附記：上週拙作〈莫貝之別──敬覆方舟子先生〉原來弄錯了回應對象，〈揣著糊塗裝明白的梁文道〉一文實乃流光君手筆，方舟子先生只不過是轉載該文。在此向二位致上萬二分歉意之餘，又讓大家見識到了我的粗糙疏忽，豈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