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文字難民論

【讀書好-論寫作】

雄壯．溫情．冷酷

在香港，我們大部分人都不願意稱自己為作家。在香港，說自己是作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是怕被人恥笑，不是怕別人說你在做一份沒有收入的工作，而是你會覺得，要去宣稱自己愛好文學、愛好寫作，本身就是難以開口的一件事。這種難以開口並不是怕別人看不起你，而是我們不喜歡過度張揚。

我們還需要一點香港的感性，這跟兩岸三地的不一樣。比如說，大陸的感性是昂揚的，是很激烈的。有一次我搭飛機從貴州飛到北京，坐在我隔壁的看來是個很有權力的人，飛機快要降落的時候，他的手機就響起了，電話一拿起來他就說：「哦，怎麼啦？沒甚麼事幹。出租樓房，買了塊地，那麼，十來億吧。」就這樣子說話。每個人說話都以自己為單位。另外，內地的藝術家、作家也很有趣，譬如最近我在北京收到一位作家給我的名片，寫着「京城五大才子之一」，下面寫着「著名藝術家」，都是這樣的，是很雄壯、氣壯山河的。

台灣的則是另一種，是很溫情脈脈的；溫情到甚麼程度呢？舉一個例子，台灣歌手出的唱片，他們會記低自己錄歌時的心情，每首歌都要記低，而且都非常感性。

香港的情況又不一樣，在香港，我們是很冷酷的，我們不願意張揚，要低調一點的。當你說你是個詩人、小說家，會讓人覺得你好像很文藝。因此在香港寫作的人，我們會自稱為「文字工作者」、藝術家叫「藝術工作者」，就如在街邊賣魚蛋的小販叫作「魚蛋工作者」，就是這樣一個狀態。我們很厭倦去表現自己的一個藝術創作，或任何跟我有關的狀態，甚至連閱讀也一樣。

如果我在香港的大學演講，問台下的一百名學生，你們有誰讀過《紅樓夢》？也許沒有一個人會舉手。但這並不表示一百個學生裏面真的沒有人讀過《紅樓夢》，可能有十個人讀過，但是他們不敢舉手。相反，若我在內地大學問在場的一百個學生，你們有誰把《追憶逝水年華》或《尤西里斯》讀完了？他們當中會有五十人舉手，但說不定沒有任何一個人讀過。他們會覺得承認這樣一個身份是一件很不錯的事。這就是分別所在。

文字人的難民心態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所有的文字工作者存在甚麼概念呢？我們會寫很多不同的東西，我們想淡化藝術家的身份，而且若要賺錢的話，我們需要接很多不同的工作。我們也許會做廣告公司的文案，也許會填歌詞，也許會寫很多專欄。而專欄有很多類型。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都是相當好的作家，都曾經為香港報紙開過小說專欄，寫過連載小說──哪怕是言情小說。我也曾策劃過一陣子，因為有一陣子我們不知道該寫甚麼來賺錢好，剛巧有位朋友要我幫他寫，我就為他寫了兩、三回。我們寫的題目叫做《鹹濕黃飛鴻》，我就曾寫了《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一段。

這就是文字工作者。雖說用文字工作，但也做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我們每個人都很忙，每個人每天都要交稿，像我這樣，就是每天要交稿的。有一個朋友跟我討論，在香港，每一個人都這麼忙，都要寫這麼多專欄。他形容得非常好，他說，我們在香港寫作的人像難民一樣，難民遇到海難的時候會怎麼做？在水上泡着，一有箱子浮過來，他馬上就抱住；一有木頭浮過來，他馬上又抱住。他總是一看到甚麼東西浮過來，就恨不得自己有八隻手去一一把它們都抱住。這是種難民心態，我們也一樣。

所以香港處於一種很兩極的狀態，一方面我們是個文字工作者，凡是用文字做的工作，不論貴賤，我們都做。有時候有些專欄作家會在他的文字工作者的身份上，取笑別人是作家，取笑別人是知識分子的身份。在香港，我們不會說自己是知識分子，這是很可笑的一幕。但同時間，出現了這樣的一些人：他們覺得，只要在這裏，他就能夠完成一個身為詩人的天命。我們沒有一個甚麼文藝圈，沒有甚麼太大的圈子，沒有那種互相往來的習慣。他一方面是很孤獨的、非常疏離的，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入世的，混跡在江湖中的。這兩種狀態的並存就是我所認知的，在香港寫作的環境。

監獄上的一扇窗：台灣

不過，並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寫專欄的。有些作家就是寫不了專欄。就像我的好朋友，台灣人比較熟悉的董啟章，他就沒辦法寫專欄。為甚麼？我覺得董啟章是唯一一個我認識的，只寫小說不會寫詩的人。他筆下的人物會寫詩，但你叫董啟章去寫詩的時候，他就不會寫；他說他不能寫評論，但是他筆下的人物常常在作評論。就是說他只能化身為他筆下的人物的時候才能寫詩。那麼他這種人怎麼寫專欄？他寫不了專欄。一個人長期困處在一個狀態底下，有點像自己一個人在苦苦熬煉，他居然還可以寫到總數達200萬字的作品，華人世界都沒有人能像他這樣。但在香港就有。像他這種人，寫的時候，長期自己一個人關在牢房裏，不說話，是怎麼樣的狀態？

在內地我認識一個人，他坐牢坐了五年，在單獨的監獄裏，他沒有說過一句話。五年之後他被釋放出來，他說話，別人聽不懂；他以為別人在聽，結果別人聽不懂。於是，他拿報紙朗讀出來，作為重新練習正式說話的一個方法。香港這種環境很容易出現這些古怪的作家，因為你就像一個坐牢坐了很久的人，沒有人理你，你不知道寫了些甚麼。

在台灣，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好像你覺得監獄上面還有一扇窗。香港有些作家，他們的作品能夠在台灣出版，然後從台灣回流到香港，像西西。我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台灣的出版業，西西會怎樣。正如今天的董啟章，如果沒有台灣出版社，我很難想像他會怎樣，他可能就會成為一個瘋掉了的作家。所以台灣對我們來說，有點像監獄上面的一扇窗。

香港的文學養分

台灣文學對香港的滋養很重要。對我們很多人而言，香港本土的文學當然是我們的營養來源。但是感覺上，我們也從沒脫離過台灣文學。在我們的閱讀視野裏面，台灣文學從來都是構成養分的一部分。比如說，對於寫詩的人，當然會喜歡梁秉鈞的詩，但同時你會覺得楊牧、余光中也是你詩歌源流的一部分。

這種文學現象，我覺得起碼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是很穩固的，現在可能加入一些內地的脈絡。但是，原來在香港文學人的寫作養分方面，台灣文學是最重要的源頭之一，她可能比大陸還重要，起碼十年前我覺得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