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食物溝通不了甚麼

我在一個博客上看見羊肉串起源的異解，它聲稱：「早在 1800年前，中國內地就已有了烤羊肉串，馬王堆一號漢墓還出土過烤肉用的扇子，考古專家在魯南臨沂市內五里堡村出土的一座東漢晚期畫像石殘墓中發現兩方刻有烤肉串的畫像石。這樣看來，烤羊肉串最早不是出現在新疆地區而是中原一帶……。（ http://wjl9000000.blog.sohu.com/97865531.html）。這種說法很容易引起誤會，令人以為大家今天吃到的羊肉串就是馬王堆遺址的遺緒，中間還一不小心給傳到新疆去了，結果變成維吾爾人的名菜。就像許多考古學家在香港挖出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骨骸，然後硬說他們是「香港人的祖先」一樣；那些人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呢？恰巧先後出現在同一個地點，前頭的人就一定是後來者的先人嗎？

烤肉大概是人類最早也最普遍的烹調方式，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沒烤肉。把肉切成塊，再串在一起來燒，同樣是很自然的行為，實在說不上誰先誰後。要是認真起來，希臘人也可以說他們才是烤肉串的發明者，因為兩千多年前的荷馬史詩就已有相關的紀載了。

但是我可以肯定，新疆羊肉串一定是從中東傳過來的。理由很簡單，維吾爾語裏的肉串叫做「 Kawap」，不僅和舉世知名的土耳其「 Kebab」讀音相近，而且都能在阿拉伯語裏頭找到它們的共同根源。去過北非、近東、中東、中亞和東南亞的人一定看得出來，這片伊斯蘭世界裏的肉串長得都很像，調味風格也是異中有同，應該都是伊斯蘭文化影響的結果。

從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文明是可以完全孤立的，人類的交互影響總會在最不可思議的細節上露出痕迹。只不過經歷了年月的洗刷，外來的種子漸漸被本地的厚土掩蓋，久而久之，大家就會忘記自己和外界的巧妙聯繫，把本土誤看成一個偉大但卻封閉的傳統。比如說川菜，四川人總以為吃辣是他們的天賦本能，自有永有；可辣椒是從哪裏來的呢？如果沒有歐洲人的殖民運動和海洋貿易，原產於美洲的辣椒又怎能來得了中國呢？

所以很多學者懷着善意盼望這一類小知識能夠打破種種自我中心的幻覺，讓我們在每一頓飯裏感嘆歷史走向的微妙，人類交流的偉大，甚至進一步推導出世界和平的願景。

這是不是太過天真了一點？我也曾經天真，以為食物是最好的溝通工具，透過食物，不同的人可以相遇相知。結果我發現自己錯得離譜。

許多維吾爾人堅決不吃漢人做的東西，就算你標榜自己的餐館是正派「清真」，他們也信你不過，畢竟漢人是吃豬的民族。反過來呢，漢人飲食幾近百無禁忌，近幾十年還迷上了羊肉串，各大城市到處都吃得到。可是吃了這數十年羊肉串，漢人就真懂得維吾爾人的心事了嗎？不，我們羊肉串照吃，但對烤肉的人陌生依然，偏見也始終不變。

相信食物；但也不能對它有太大的信心。

梁文道：預知災難的來臨

理論上，一家公司的股權變動是和地方政府無關的，哪怕那家公司是國營企業，不須把它一切事情攬上身；理論上，一家鋼鐵公司的股權變化是和媒體無關的，假如員工對公司的情況心存不滿，媒體也沒有任何責任要為這家公司的高層著想，壓抑員工發聲的機會。可是，萬一當這些本來無關的環節全都神秘地扣上了連繫，最後會發生甚麼事情呢？七月二十四日，吉林省通化鋼鐵集團的群體騷亂給了我們一個答案，那就是一名無辜者的慘死。

民間企業建龍集團曾經入主國營通化鋼鐵集團，非常典型地以資本運作的方式轉移掉國有資產，造成巨額虧損，最後鎩羽而歸。期間，一位新進來的高層可以坐享百萬年薪，一位老資格的中層管理人員卻只有可憐兮兮的三百元一個月，就更不用說底層的工人會是何等境況了。所以，當「通鐵」職工一聽說建龍又要回來，立刻就怒火攻心，衝了出來，包圍工廠示威抗議，最激動的那一群甚至出手活活打死了建龍集團派駐的高層。

此事震動全國，吉林省政府當晚就公開承諾建龍永遠不會再參與「通鐵」的工作。看來員工是勝利了，只是勝得有點慘，因為這裡有一條人命的代價。據報，那位死去的高層為人怯懦，平日不大敢面對下屬的挑戰，也和此事的核心部分無甚關係。這樣的結局原來是可以避免的。早在24號那天之前，甚至在建龍第一次主政「通鐵」的時候，就已經有不少「通鐵」員工向當地報紙投訴，揭發公司內部極不公平的待遇差異；可惜這些信件石沉大海，不獲理會。於是他們直接把東西貼到網上，但帖子才剛貼出來，就立刻被網站刪除了。如果報紙跟進他們的投訴，深入調查箇中內幕，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出面調節，這場騷動還會發生嗎？假如網站沒有抹除他們的發言，引起公眾關注，對建龍和「通鐵」主管部門造成壓力，不能不三思原有方案，員工們還會憤怒至一發不可收拾嗎？

防民之口，好比防川，宜疏不宜堵。這是千年以來的管治智慧，為甚麼有人就是學不會呢？從現代良善管理的角度來看，政府和政府擁有的企業之間應該有一個「手臂的距離」(arm’s length)，一方面防止官商不分造成的貪腐，另一方面可在後者出事時保持相對安全的間隔，以免引火上身。媒體則應該有相對自主的報道空間，使得當局能夠獲取較完整的資訊，掌握社會民情的脈動，從而做出明智的決斷。「人民網」的「輿情監測室」最近公布了2009年上半年地方應對網絡輿情排行榜，顯示地方政府能否快速有效地回應網絡民意是個重要的課題。可是，如果民情根本上不了網，形成不了「輿情」，那就連回應都談不上了。當民情不得反映，當所有「防火牆」全都失效，剩下的便是那地殼下暗自湧動的岩漿了。

梁文道：書展就是香港

事前絕對無人猜得到，今年香港書展的重頭戲原來是「 o靚模」。周秀娜寫真集大受歡迎，因為她「樣靚身材正」，裏頭有一張吃雪糕的照片，意態撩人；另一張則刷牙刷到把牙膏滴在胸口上，為讀者開啟了豐富的聯想空間。後來她乾脆跑到書展會場門口活人示範舔雪糕的方法，並聲稱要在簽名會上親吻粉絲。於是報紙說，她的同行好友 Kama不幹了，馬上叫了一部車去會場大門「免費派奶」。有人問她這麼做會否太過「意識不良」，她就說「飲奶有助健康」。這一切，實在很「香港」（陳冠中常把『香港』看成一個形容詞，我只是在不同的意義上跟隨他而已）。同樣很「香港」的，還有「明光社」這個保守派基督徒的急先鋒，他們建議當局明年應該為寫真集另闢專展。我不能自制地想像，要是真有這麼一個展覽，裏頭那番春光無限的景象會是多麼叫人神往。比如說 Kama也許不再「派奶」，而是直接分發裝滿牛奶的水槍，讓粉絲和她繞着會場追逐嬉戲。這等舉世無雙的寫真展，也只有「明光社」才想得出來；有人說「禁慾的內核就是淫蕩」，信哉。

由於「 o靚模」成了書展的代言人，網上又出了一批反對「 o靚模破壞書展形象」的正派青年（究竟他們以為書展的形象是甚麼呢？），所以書展主辦機構「貿易發展局」罕有地勸喻「 o靚模」入場切記要衣着健康，還把她們的簽名會挪到遠離館的地方。我不得不說，「健康」也是個很「香港」的概念。

每一年，媒體都在等待書展鬧出禁書的笑話，看它會不會又把裸身露體的希臘神話圖冊禁掉；每年，都有記者找我這種「文化評論人」評論禁書事件，期盼我痛罵書展打壓表達自由。可是說實在的，我同情貿發局。巡查書展的「淫審員」只是機械地按章辦事，腦子裏只有法律規定的人體裸露範圍規章，沒有任何文化審美上的認識準備。如果你要他們用意識內容的角度來審書，後果可能更可怕。同理，「 o靚模」寫真就算牛奶流得再多，只要沒露點犯例，你又能奈她何？莫非我們真想貿發局扛起文化重責，辦一場有內涵有深度的展覽，掃除一切牛鬼蛇神，留下鉅著經典嗎？會在內容上審查書籍發表主張的書展就不是香港書展了。然而，貿發局還是規勸了 o靚模，因為健康是我們這座城市最重要最重要的道德共識，絕對沒有人反對，也不會有人擔心這種勸告已經迫近了某道不可逾越的底線。

大家常說香港書展沒有文化，可是半官方的貿易發展局依循殖民時代意識型態不干預的路線，又怎能文化得起來呢（正如政府一向不敢公開討論文化政策，但是提供文化服務）？因此買賣之外，它請很多比較有文化的機構替它辦活動，也算是盡了力了。而今年來訪的「名家」，尤其內地那一批，坦白講，一開始是很嚇人的。例如郭敬明，被法庭判他抄襲罪成，但他堅拒道歉，還說被抄的那位作家因此成名，得益匪淺云云。其中唯有麥家，不只處在創作顛峰，而且質優量大，雅俗通吃，是真正當打的名家。可是，後來他們又補上了賈樟柯呀，雖然還附帶了《中國不高興》那一群苦大仇深的老憤青，但也算得上百花齊放了。更何況它近年還改變了只有外來和尚會念經的心態，終於發現香港也有好作家，在這一屆請出也斯與韓麗珠，讓他們享有專場演講的待遇。你又還能要求甚麼呢？

不要忘記，主辦方到底是官方，「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今年馬家輝和我擔當書展大使，去四個城市宣傳香港書展，請嘉賓一起座談。北京那一場有賈樟柯和陳丹青，上海那一場有王安憶與陳子善，我們的領導兩次都是活動剛開始不到五分鐘，便退場去外頭忙。最初我還有點氣憤，別說大陸辦這類活動都是市長宣傳部長從頭坐到尾十分捧場，我們香港人可是主家呀，怎也該給來賓一點面子吧。但後來再想，也就釋然。假如書展大使是成龍，嘉賓是周迅，他們也許還會堅持聽下去，但你文化人算是甚麼東西呢？後來，貿發局的公關安撫我們：不要生氣，他們的總裁將和一批專欄作家飯局，一定會把我們都請上。

我絕對無意諷刺，而是真心認為香港官員的學習能力強，從善如流，接下來兩場座談他們真的乖乖坐着不動，給嘉賓莫大的尊重。你看香港書展人流這麼盛大，還是秩序井然，便知他們真有過人處，不能不服。我只是感慨香港這個書展，會有 o靚模鬧出的新聞，也會有正氣浩然的志士堅拒低俗；會有精明幹練的管理者，也會有良莠不齊的大家演講。如此多元，但又說不出的古怪。再看名人精英向媒體推介的讀物，往往既不低俗，亦不高深，來去是一批健康向上又好讀易讀的暢銷書。不能說他們很有見識，也不能說他們無知；不能說他們高雅，也不能說他們鄙下；總之就是透露着一股健康的拘謹的中產階級氣息，總之就是不好不壞並且曖昧的 mediocre，總之就是香港。

梁文道@星期日大班

梁文道@星期日大班--Pt.1
梁文道@星期日大班--Pt.2
梁文道@星期日大班--Pt.3
梁文道@星期日大班--Pt.4
梁文道@星期日大班--Pt.5

梁文道：羊肉串

北京朋友告訴我一個「段子」。話說街上有個膚色白皙的漢子叫賣羊肉串，喊着：「羊肉串兒」的時候刻意變聲，把結尾那個「串兒」拉得又長又高，活脫脫一個維族人講話的調子。然後來了幾個小伙子，喝斥他「這是幹甚麼？正經點說話！」於是那小販立刻滿臉堆歡，換上一口字正腔圓的北京口音普通話：「嘿嘿！大哥大哥，來幾串呀？」。原來這小販是漢人，為了顯得正宗地道，故意用維族人的口音叫賣羊肉串，結果一眼就給人看穿了。這個故事不像虛構；要是編造，它應該更戲劇化一點，更搞笑一點。就算是編出來的，它也寓言般地呈現了某種現實。

現實就是維吾爾人賣烤羊肉串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他們的呦呵就如無數傳統民間小吃小手藝一樣，形成了固定的標識；你一聽那種腔口那股韻律，便知是賣羊肉串的來了。所以哪怕是漢人經營羊肉串，也得學着維族人的模樣。現實的另一面是賣羊肉串的漢人愈來愈多，以往街頭巷尾常常見到的維族人小攤早已不知退隱何方。

回想十多二十年前，北京還沒有今天這等氣派摩登，寬大的馬路也不多。在稍具規模的公共汽車站等車，很容易就看到站旁一兩個維族人推着輛腳踏車，車尾架着一截被刮開了的竹子。那段開口竹幹原是精巧易攜的廉價小烤爐，裏頭燒炭，上面能鋪一排羊肉串。雖然其時已有固定店鋪售賣電爐燒烤的鐵插肉串，但大家還是喜歡這些原始簡陋的竹籤烤肉，那種炭香是電爐沒法比的。

它是我當年在大陸旅遊最難忘的小吃之一。肥瘦相間的羊肉，其油脂被明火燒出一陣焦香的羊羶，隔條馬路都聞得到。而孜然，就是判定它正宗與否的關鍵了。不知何故，漢人處置肉串往往不肯多下孜然，風味遠遜維族原版，凡知味者不取。

如果拿它下酒，那就更妙了。外公晚年歸鄉，每年冬天我都要去河北省的河間市看望他。年輕鄉親常帶我去夜市喝酒，只見一整條街的上空煙霧繚繞，底下全是一攤攤的烤肉串，火光如星，異常燦爛。我們圍坐在低矮的小桌旁，和鄰桌一樣喝酒吃肉，肉是三十串三十串地叫，酒則一斤一斤地喝。再冷的天，有這羊肉白酒頂住。如果氣溫實在太低北風實在太大，還可以坐進廢棄大巴改成的室內「餐廳」，緊閉窗門。奇怪的是，好像從來沒人擔心窒息中毒的問題，畢竟每張桌子都供着一只用來保溫加熱的小炭爐，爐上油脂烤得吱喳響。唯一令人不快的，是下得車來從頭到腳由裏至外一股羊羶味，好像自己就是一頭剛剛燒好的全羊。不過，到了那時候，每個人早已喝得酩酊大醉，又有誰會在意身上的氣味呢？走回家的時候，大夥踩過滿地竹串，撞倒幾個空酒瓶，一路引吭高唱莫名的曲調，不知今夕何夕。

那真是最瘋狂的吃法，肉串作正餐，從普通的羊肉到羊筋羊腿，一直吃到撐破肚皮為止，再算上幾斤廉價的白酒，也花不了你多少錢。自從有過這段經歷，我就很少再在路邊買羊肉串了。也許是我已不能再把它當成點心，也許只是膩了。

然後，我今天才赫然發現它們不見了，羊肉串居然成了一種要去尋找才找得到的吃食。而那些維吾爾漢子，我現在才明白自己始終沒和他們說過甚麼話；我們只有交易的關係。等到我想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和他們的聲音一起隱去。

梁文道：Kama與Dada

有些記者朋友以為我是江湖百曉生，文化大補酒，但凡「文化現象」都能胡吹一番；遇上o靚模襲港，於是就問我對o靚模有甚麼看法，「它是否反映了甚麼香港文化的特質？」。坦白講，我真不會回答這種問題。不是我想假清高，而是我對那批相貌雷同的小女孩真沒有多大認識，也不知道他們掀起的熱潮到底「反映了甚麼」。後來我自己想了又想，發覺這些女孩子要是真說得上有何香港特色的話，那大概就是她們的名字了。

例如早前被稱做「邦民女」的Kama，和新近上位的Dada。這種名字說是英文，卻又毫無根據；像是日文，然又查不出任何出處；看來純係自己瞎編的藝名。這種不中不西不日的古怪名字，確實很香港。三十年來，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學校上課要被迫取洋名時，都曾改出這一類很有日本feel但又與日文無關的奇名，比方如Suki，Tiki，甚至Lala。它們的音節簡單，往往把同一個母音重複一次，容易上口，人人能輕易拼讀。

假如說一個人的姓名代表了父母的盼望，長輩的見識，因而無法反映出他對自己的期許和要求的話，那麼，每一位香港學生就都擁有一個重寫人生的機會了，因為他們可以在上學的時候為自己改一個洋名。當然，現在的中產孩子比較慘。他們的父母太有學問太有想法，往往從小在家實施雙語教育，也往往在小孩一出生的時候一拼定好英文名字，而且還要把它登記在身份證上，造成孩子不可挽回的遺憾。如果你沒有被好事的父母事先褫奪你二次命名的權利，也不打算尊重任何命名傳統乃至於一切語言習慣的話，那麼你大可發揮想像力(儘管很有限)，替自己弄一個沒有任何來由的奇特稱號。這就是那種港式別名的來源了。

很可惜，這種張揚自我的名字始終不受主流價值認可，於是我中學年代所認識的Lulu、Zuka、Sodium甚至check in都變成了Christie、Maryline、Peter與Austin了。說到底，一個在中學教書的老師叫做Lulu是很難不被學生笑話的，一個穿西裝結領帶然而名片上卻赫然印著Check in Chan的人，也是很難令客戶信服的。

可見這種港式別名只和青少年有緣，一旦成年，或者打入社會主流，它就不得不變不得不放棄了。所以o靚模始祖Baby「升呢」之後要多加一個Angela，好讓自己不要太o靚。

畢竟Angelababy比起Kama像英文，而且還多了幾個音。o靚模之o靚，首先在於名字夠o靚。再大一點，她們或許就要考慮改名了。除非她們打算往夜總會方面發展，因為只有那裏才會持續流行Kama和Dada一類的藝名。

梁文道：鳩摩羅什的身份

我們應該怎樣理解發生在新疆的那一場暴動呢？

一個凶手之所以成了凶手，並不是因為受害者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也不是因為受害者欠下他一筆巨債。不，他們可能從來沒有任何關係，根本互不認識。他殺人，只是因為對方的身份。

然而，受害者是可以有很多種身份的。比方說，他是別人的孩子，是某人的妻子，是一對孩子的母親。又比如說，他是某間中學的舊生，一個網站論壇的主持，一間曲藝社的成員。再抽象點，他還能是勞動階級的一份子，女性異性戀者，以及道教的信徒。他之所以遇難，並不是這些身份的緣故，而是因為他被認定為漢人；只是因為他也是一個漢人。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我們才會因為一個人的某種身份而恨他，甚至對他動起殺念呢？為什麼一個人明明同時具備那麼多種不同的身份，我們卻只挑出其中一種為目標，覺得它能凌駕其他身份類型呢？

聽說上海有個叫做「寬帶山」的網站，本來是IT業內人士的論壇。漸漸地，其中出現過一個專門用上海話溝通的子論壇，有一些仇恨維吾爾族人的言論。曾經有段時間，不知從何處而來的漢人網民甚至會在裏頭通報維吾爾人的消息，告訴友伴某地鐵站出口擺了兩三檔維吾爾人賣小吃的攤，趕映叫就近的朋友過去揍人。

在圍毆這些小販的時候，動手的人不會想起挨打的原來是某個人的孩子，某間食肆的常客，一些人的朋友，一個人的愛人。他只看到一種身份，這種身份如此顯眼如此巨大，乃至於遮蓋了他的眼睛，使他完全看不見某餘身份存在的可能。

漢人也好，維吾爾人也好，這等身份的力量來自於我們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見，總覺得族群身份必然連帶地包括了一長串性格特點，一長串生活習性，甚至一長串重要的身份範疇。舉個例子，大家都以為維吾爾人同時一定是穆斯林，由於穆斯林總被俗見認為有激進化的傾向，維吾爾人又總被俗見認定是潛在的「疆獨份子」，所以大家便順理成章地把「疆獨」和「基地」組織說在一塊，判斷烏魯木齊的騷動一定是「分裂主義者」和「宗教極端主義者」鬧出來的了。可是只要靜下心來好好分析，就會發現這種流行的說法實在是矛盾重重。假如總部設在歐洲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真是疆獨組織，那麼它該好好爭取西方人的支持，又怎會跑去和西方人眼中的頭號公敵「基地」組織合作呢？也就是說，「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和「基地」組織根本在原則上是有衝突的，說他們「合流」，只不過是我們腦海中固執定見的結果。

我們漢人佛弟子亦該反省，自己有沒有輕易地把別人的某一種身份擴大成一組呆板的印象，有沒有把維吾爾人當成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

我忽然想起鳩摩羅什大師，他在一千六百年前留下的許多漢譯佛經( 如《金剛經》 )，被我們傳誦至今，成為漢傳佛教的根本要典。鳩摩羅什大師的父親雖是印度貴族，但他的母親是龜茲國王的妹妹，而且他生在龜茲長在龜茲，成年後還在龜茲弘法利生，乃不折不扣的龜茲人。龜茲就是現在新疆的庫車，若按今天的族群觀點看，鳩摩羅什大師其實是個維吾爾人。他的模樣，應該就像電視裏的「暴徒」，就像那些被人打倒在地的小販。如果他活在今天，我們該看到他的那一種身份呢？

梁文道：萬一登月失敗/預備失敗 才有成功

40年前，1969年的7月20日，人類終於登上了月球。根據塞爾吉克魯曉夫(Sergei Khrushchev，蘇聯前總書記克魯曉夫之子)的回憶，雖然當年蘇聯所有報刊都登出了這則消息，但大家都不太把它當回事，畢竟這是敵人的勝利，而敵人的勝利就是自己的失敗。既然美國人已經在登月競賽上走快了一步，再派人去幹同樣的事情就沒有意義了，蘇聯的登月計劃只好無疾而終。他說：「我父親不能理解克羅列夫(Sergei Korolev，蘇聯太空計劃的前負責人)為甚麼會輸掉這場比賽......對於阿波羅11號的成功也不願說得太多」。蘇聯在這次賽局中沉默退場，既不高調頌賀敵手的成功，也不公開坦承自己的失敗，一時間顯得手足無措，顯然沒有面對這等結局的準備。

另一邊廂，反倒是美國做好了失敗的打算。今天回顧當年那場盛事，很多人都會記起美國總統甘迺迪宣布登月計劃時的名言：「我們選擇登月，不是因為它容易，而是因為它困難。」的確，這是一句震動的壯語，放諸冷戰時代，它能起到激勵美國民心的效果，是政治上激勵美國民心的效果，是政治上刺激士氣的特級補品。然而，把科學探索當成政治手段究竟是很大的冒險，因為科學研發從來沒有許勝不許敗的道理，所謂人定勝天只是用來騙騙自己的大話。尤其是人類登月這種難度高風險也高的大事，實在沒人可以為它打包票，說它必定會順利成功。

所以，後來的尼克遜總統曾為那有可能出現的結局準備了一篇寡為人知的演講。在這篇幸好不用宣讀的講辭裡，他說：「命運注定了那些探月者要在月球上安息。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回來的希望，但他們也知道自己的犧牲裡有人類的希望......古時，人們仰望星空，在星座裡看見他們的英雄；現代，我們同樣如此，只是我們的英雄是有血有肉的史詩人物......自此之後，每一個在夜晚抬頭注視月球的人都曉得，在那裡的某個角落裡，有永遠屬於人類的另一個世界」。

雖然這篇講辭很動人，但我們無從推測萬一美國人真要聽到它的話會有甚麼反應。1986年1月28日，美國的挑戰者穿梭機在空中爆炸解體，七名太空人全部罹難。這一回，列根總統就真要在電視上向國民發表備案的演講了。首先，他要想辦法安撫學童，因為挑戰者號的其中一位乘員是女教師克麗斯塔麥考利夫(Christa McAuliffe)，她本來要透過轉播給全美學童上一堂太空探索課。數以百萬計孩子在螢光幕前目睹令人震驚的悲劇，列根該對他們說甚麼呢？

他說：「我要對那些看過實況轉播的學童說幾句話。我知道這很難理解，但如此痛苦的事情有時就是會發生。它是探索與發現過程的一部分。它是獲取機會與擴展人類視野的一部分。未來不屬於懦弱的人，它屬於勇者。挑戰者號的船員把我們拉向未來，而我們將繼續跟隨。」不要忘記，當時還是冷戰時代，太空仍然是雙方的戰場，而且列根推出了後來拖垮蘇聯財政的「星戰計劃」。這場悲劇攸關國體，他該如何把一次失敗妝補得沒那麼慘重，甚至反過來變成美國優勝之道的另一明證？

於是在安慰完學童之後，他又意有所指地接著說：「我對於我們的太空計劃永遠有著極大的信心與尊重，今天發生的事情絕對不會減其分毫。我們不掩藏我們的太空計劃，我們不保守秘密也不隱瞞事實；我們行事光明而且公開。這才是自由之道，而我們從不改變」。最後，列根以一段充滿宗教情懷的話結束他的演講：「穿梭機挑戰者號的船員以他們的生存方式榮耀了我們。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也不會忘記最後一次看見他們時的情景：今天早上，他們預備走上他們的旅程，向我們揮手告別，然後脫離大地執拗的束縛飛往天際，撫摸上帝的面容」。

雖然我從不欣賞列根保守的自由主義立場，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溝通技巧(列根被美國媒體稱為『偉大的溝通者』)。這篇由佩姬努南(Peggy Noonan)事先寫好的講辭實在精采，面面俱到地照顧了各方需要，最後更把哀慟昇華到了另一層次，重歸美國基督教精神的本色。

挑戰者號事件已成為現代災難管理的經典個案，事後兩份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有根本的結構問題，上下溝通脫節，高層打下不切實際的目標，漠視了下層技術人員的警告，渾然不把意外當回事。如果說Nasa錯在沒有正視失敗的風險，列根那篇演講就勝在做足了功夫，從而發揮出政治溝通的最大效果，起碼在當時成功轉移了大部分美國人的視點，把一場人為的禍事變為命運弄人的悲劇。

從尼克遜那篇派不上用場的講辭到挑戰者號事件的發生，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不在白宮寫手群的技巧高超，而在他們竟然預備了面對失敗的方案。相比之下，當時的蘇聯就給人一種只能成功拒絕失敗的感覺了，幾乎每一次挫折，他們都是用不了了之的方式敷衍公眾；凱旋而歸就大事宣揚。不妨大膽地說，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其實是兩種態度的對決。

事情有時就是這麼弔詭，勝利屬於預備認輸的那一方。

梁文道：《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序

在我幹過的所有文字活裡頭，我最恨採訪。之前要花大量的時間去調查受訪者的資料，構思可能的問題；之後還得費更多的工夫去把錄音轉成文字，反覆修繕其中的空白與缺漏。加上實際訪談的時間，這大概夠我寫出一整週的專欄有餘了。

可是，我還是一個月接著一個月地替《讀書好》做完這一系列的訪問。而且在可見的將來，我還會繼續做下去。除了有同事幫我記錄，省下那最令人害怕的工序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就是個習慣被採訪的人，知道訪談的用處。過去四五年來，我平均每個禮拜要被人採訪一次，有時候還真到了口乾舌燥心煩意厭的地步。然而，我還是繼續受訪，能夠回答懂得回答的我儘量回答。因為我把它當成了工作，當成了一種表達觀點的工具，和我寫文章做節目差不多，只是它更輕省更方便。我不需要動手也用不著在鏡頭前來回走動，只要坐在椅子上等人發問，然後說話。假如對方夠誠實夠認真，我發現訪談不失為一個代替書寫和演說的速食手段。假如對方敏感機智，說不定還能達到理想的對話境界，使我的大腦意外孕出一個本來不存在的觀點和想法。做採訪是苦差，但被採訪卻是份美差。

出於這份替人省事的良善用心，也出於對一些人物的好奇和對自己的挑戰，我決定每個月要去採訪一個有想法的人。所謂「有想法的人」其實是後來漸漸歸納出來的主題，一開始，我想在《讀書好》這份閱讀月刊做的是個有關讀書的訪談系列，比方說看看人家的藏書，窺視一下他們的隱私。但這個計劃一開頭就踫上釘子了，首位受訪者董橋先生對後輩一向溫厚，可他說︰「這怎麼行呢？這種東西千萬不能給人看。」我明白，懂讀書的人都曉得私人藏書最能透露自己的隱秘信息。所以近年才會有這麼多要求別人打開書房的訪問甚至專書，因為我們都很八卦，愛看人家的私生活。

不，這不是我要做的。既然我自己也不願意讓記者踏進家門，我又憑什麼帶著攝影師去踩別人家裡的地板呢？我真正要做的，是探討一些我感興趣的人物，這些人還都跟書有關，或者是作者也或者只是讀者。並且我相信他們都有想法，能開我眼界，讓我想到一些我自己不會想的事，或許還能令讀者受益也說不定。「有想法的人」聽起來很玄很泛，不過我們知道，這種人其實不太多，尤其在這個城市這個時代。真的，我常看坊間雜誌的個人專訪，記住的真沒幾個。特別是「成功人士」和「名人飯局」裡的名人，他們使我覺得成功成名的前提似乎就是不能想得太多更不要想得太與眾不同，於是讀者才可以總結出一個通用方程式︰「你看，每個成功人士都是這麼說的。」繼而傚法他們，一起成功。所以我不太明白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要去觀賞「與CEO對話」之類的節目，難道他們不覺得那些人說的東西都奶相似嗎？連最近垮下來的方式都很像。

也許這不是採訪者的責任，而是採訪者心裡早有一番固定的盤算，無論我說什麼，我都能把它們總結成「勤勞」和「掌握機遇」這幾大元素。說到這裡，我不得不評論一下近年流行的那種訪談文體。在那種文體裡面，採訪者幾乎比受訪者還重要，他的目光無處不在，他的感想接連不斷；從對方點什麼飲料開始，一直到某個最細微最不可察的小動作，全都逃不出「作者」法眼。在這種文體裡頭，探訪者的確成了作者，總是毫不厭倦地要人注意他有多聰明，他的文筆又有多炫麗。因為他是作者，所以被他採訪的人就是一篇散文甚或小說裡的角色了。

這也不是我要做的。我要最原始最乾燥的一問一答，我只要受訪者的想法。所以我不記錄他們的表情神態和衣著，儘量讓他們用自己的言語呈現自己（雖然經過我事後的編整）。這十五人這麼有意思，這麼不同，我又何必畫蛇添足？因此，我甚至刪去了許多自己當時說過的話，在你看到的文字上偽裝出一個傾聽者的姿態。假如我存在，那些問題就是唯一剩下的痕跡。所以我把本書編輯原來選用的書名《梁文道對話XXX》改成了更單純更直接的《訪問》。Andy Warhol創辦的雜誌不也只是叫做Interview嗎？縱然它早已失去了草創時期的氣息，但這個名字還是利落無匹。

至於書內的十五位受訪者，我就不說太多了，也不打算在他們的談話中勉強拉出一條宏大的主張，大家盡可自己翻看。倒是《讀書好》的現任主編鄺穎萱必須多謝，在我脫手編輯職務之後，她仍容許我偶爾放肆地刊出一篇萬言訪談。大家可別忘記這是份大眾讀物，這等長度的訪問是不少更專門的雜誌都收不下的。我最感激的，還是先後幫忙記錄訪問的編輯，以及幾近義務勞動的攝影家；謝謝你們。

梁文道：允執厥中（《重新發現社會》序）

有一種書會令人產生幻覺︰一路看下去，你會以為這本書其實是自己寫的。因為它談的課題，恰巧是你最想談的；它走進那個課題的取徑，恰巧也是你自然而然會選上的那條路；甚至它的語氣，它的說話方式，也和你內在的聲音一致，恍如己出。接著，你難免自責︰為什麼是別人寫出了這本書，而不是自己？為什麼我就這麼惰怠，不好好坐下來完成自己應盡的天命？

可是回頭再想，便能發現既然這本書注定要被寫出來，就不該再去糾纏誰是寫它的那隻手這等小問題了。更何況，只要靜下心來，你還會注意到它的作者如此出色，根本他才是這本書最適合的作者，因為他知道你不知道的細節，他掌握你掌握不了的知識，他洞視到了你目力以外的遠方。所以，你自以為是這本書作者的感覺，只不過是個幻覺。我讀熊培雲兄的《重新發現社會》，就經歷了一次這種由幻覺中清醒的古怪旅程。

首先，這個書名就好，非常準確地捕捉到了近年中國的時代精神，以及過去三十年變化的要點。


我們知道，中國曾經是個「全能主義國家」，政府無所不能，人民則無所逃於天地間；幾乎你想得出來的所有事情，皆在政府的規劃之下。大如產業結構、資源分配，小如個人的娛樂方式、家庭生活，全都離不開國家的指揮佈置。我還記得農村裏的長輩告訴我，在文革高潮的那段期間，就連新春拜年也不行，大家道上相遇，只能暗自點動手指，權充作揖。

而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國家退卻的歷程。今天的年青人可以選擇聽搖滾，也可以崇拜周杰倫，因為國家不管了。畢業之後，政府不再為你分配工作；獨立成家，你也不能指望政府替你安排住處。生病入院，你發現公立醫院要先跟你算錢；甚至報案申訴，有時候也得花錢才能買到你以為不用錢買的服務。這個國家到底怎麼了？它退要退到甚麼地步？為甚麼你覺得它不該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你覺得它不該出現的地方，它卻好端端站在那裏穩如泰山呢？我們還要仔細思考這種種「該」與「不該」；依據何等標準，何種原則，我們能夠判斷國家在與不在的範圍和義務？又要用甚麼模型和方法去解釋它的在與不在？更不要忘記，這三十年不是一個國家全面後退的直線歷程；這三十年它且進且退，反反覆覆，有些領域它失而復得，有些地方它卻一去不回。

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幾乎三十年來的所有爭論都離不開這國家退與不退，何處該退何處不該退的大主題。有人認為國家退得不夠徹底，這種人通常我們叫做「自由派」；有人認為國家退得太過份，這種人通常我們叫做「新左派」。為了理解這種種混淆晦暗的現象，我們又曾經歷不同的重大典範。如果不嫌過簡的話，我會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主題是「個人」，大家直接把改革開放看成個人抬頭、人性復歸的契機，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紀初，主題變成了「市場」，改革開放被視作國家和市場兩造之間的探戈與博奕。無論是談個人還是談市場，我們都能畫出一道軸線去安放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態度，把它們粗略分為左右兩大陣營。

那麼今天我們該談甚麼呢？著名評論家熊培云在其近著《重新發現社會》提出的答案正好是我念茲在茲的課題：社會。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原來還有社會的存在；在政府和市場之外，不能忘記還有社會這一大塊。既然熊培云已經用了一本書的篇幅去談社會，而且說得極為精采，我就不用贅言了。但我還是想提醒大家「社會」這個東西的曖昧。按照培云兄的思路，社會雖然不盡等同「公民社會」，但二者卻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果是這樣的話，高標社會就有靠右的嫌疑了。因為當前的中國十分特異，曾有媒體指斥「公民社會」是「西方普世價值那一套的產物」，不合國情；也有左派中人認為「公民社會」只是黑格爾「市民社會」的換裝，乃代替市場的好聽一點的說法。然而，我們也知道社會曾經是西方右翼重點招呼的對像，海耶克固然批評「社會」以及「社會的」等詞彙的濫用，前英首相戴卓爾夫人更公開說道「社會是不存在的」。近年反全球化運動的其中一句口號「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化的社會」，似乎又在在證明了「社會」左的嫌疑。究竟社會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還是左派暗渡陳倉的小通道呢？

對於這個問題，熊培云的確給出了一套典範轉移的新思路。儘管在我看來，他對許多問題的細節處理要比我右傾，但這套思路卻是我非常認同的。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會，就是為了移置左右之間許多不必要的爭論，重新認清中國的難題仍然是國家高高在上，社會被壓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社會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無甚意義了。

聽起來很抽象，實際上它具體的不得了。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人只要一說「言論自由」這四個字，就被認定是自由派，彷彿言論自由是自由主義的專用名詞。可是，難道新左派就用不着言論自由？就用不着無所顧忌地表達心中所想嗎？當然不是。可見言論自由實在是任何立場都應共同預設共同捍衛的基本底線。而熊培云所說的「社會」，大略言之，就是一系列基本底線所劃出的界域。沒有這個界域，沒有這一系列基本底線和共同價值，就甚麼都說不上。


我在陳丹青的《荒廢集》裡讀到一個故事。話說胡適晚年在台灣被人問起「大陸現在正鬧著革命，你說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會怎麼樣」？胡適的答案是︰「你放心，魯迅是我們的人，他是不會屈服的。」胡適、魯迅的差異何其之大，向來被後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論敵，他怎麼會說「魯迅是我們的人」呢？他所說的「我們」又是什麼意思？我想，這就是知識分子的共同感了。大家盡可以有南轅北轍的不同主張，但不能不保持對異己的基本信任、基本尊重；這種信任與尊重不來自外在的表面的禮貌與虛偽，它來自大家對共同底線的信守。從這個角度看，《重新發現社會》不啻是熊培雲兄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期盼︰讓我們重新發現我們是誰，讓我們回到共同的底線。

梁文道：老麥歡迎你回家

十多年前，我有一群朋友響應全球呼召，在香港發起了抵制麥當勞的運動。因為麥當勞很不環保，從她們耗用的紙張到龐大的牧場，全在消損可貴的地球資源。而且麥當勞發明了一種新型的僱傭關係，以臨時散工代替長期的契約；時薪低得可恥，其他保障幾近於無，但她卻不斷用「大家庭」的溫馨形象去虛飾資本家剝削勞動階層的真相。還有，麥當勞很不健康。這在今天已經是個常識了，可當年她在登陸日本和中國的初期，均曾宣稱自己賣的東西經過營養學的精心計算，科學程序的嚴格處理，「能夠提供每日人體所需」。再加上她的超級大M與麥當勞叔叔那不見底蘊的笑容，十足是個美式資本主義文化的代言人；我等有良知有熱血的激進青年焉能不反？焉能不抵制？

然後，十幾年過去了。一個當年帶頭搞運動，如今在美國教書的左翼社會學家很驚訝地發現我竟然還在孤獨地杯葛老麥。他說：「說來真是有點不好意思。我們早就都放棄了，沒想到當年不太熱衷社運的你反而堅持至今」。我瞭解，人在異鄉，難免要找個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味道去一解西風冷雨所淋起來的鄉愁。

弔詭的是，在美國求學教書的他竟把麥當勞當成能慰遊子心的驛站，覺得她的魚柳包和炸薯條有「家」的味道。

在我這一代人裏面，有誰的童年記憶會少得了麥當勞呢？我記得她曾是我童年的獎賞，要是我聽話，媽媽很高興，她就會帶我去麥當勞吃一頓有蘋果批有大奶昔的豐盛大餐。例如某年的暑假，我天天去尖沙咀的青年會游泳，也許是我游得還不錯，媽媽便以麥當勞作獎勵。我喜歡池水的清涼，也喜歡魚柳包的實在，於是下意識地把兩者聯繫起來；美好的因結出美好的果，游泳與麥當勞變得密不可分，我就像隻快樂的海豚。

難怪《經濟學人》要制定出一套「巨無霸指標」來衡量世界各國的物價水平，因為麥當勞的確是全球化的象徵，幾乎每個國家都有，並且每個國家的味道都一樣。對遊客、移民和留學生而言，麥當勞是陌生環境中唯一一個不陌生的地方。只要走進去，他就不用再擔心自己看不懂餐牌，也不必害怕自己的舉止會不會冒犯當地人的禮儀習慣。就像在老家的時候一樣，他站在櫃枱前面排隊，輪到自己便用最簡單的英文甚或手指去點菜，然後自己拿着盤子選一張桌子坐下，在完全標準化的座位上吃標準化的食物。這就是麥當勞五十多年來最成功的地方了。食物是一個人身份認同的核心，常常和家庭、文化與民族捆綁在一起；而麥當勞作為一個外來的異質元素，竟然成功打進這個核心，讓全世界好幾代人把她當成自己的「家」，當成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終於，我今年又開始光顧麥當勞了。為了讓自己的良心好過一點，我告訴自己：麥當勞也許是彈性僱傭制度的始創者，但這已經是資本主義不可抵擋的大勢了；而且除了麥當勞，還有誰會對學歷不高經驗不多的年輕人大開方便之門呢？我又告訴自己：在反全球化運動的聲勢之下，麥當勞已經開始改變，多了環保保裝，少了有違健康的食材，同時盡量放低身段。我給自己最主要的藉口是去觀察，看看身邊的人如何生活，不要把自己搞得太憤怒太疏離。

然後我看見她是許多學生溫習功課的好去處，比起嚴肅的圖書館，她氣氛輕鬆，飲食無忌。她是「夜青」的休息中心，比起街頭的冒險與家庭的壓抑，她既安穩又開放。更令我吃驚的是清早那一群老人，他們坐在裏頭悠閒自得地翻看免費報紙，咖啡可以不斷續杯。也許他們在家裏是孤獨的，於是這個地方的人氣能使他們感到自己依然是社會的一份子。

難怪香港人會為麥當勞取出一個「老麥」的親切綽號，這是其他快餐店做不到的。假如「老麥」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象徵，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這個象徵所代表的一切已經構成了日常生活的現實，你無所逃於天地間。在這「家」的幻影之中，尋找出口就和電影《Matrix》裏的人類反抗一樣難。

梁文道：中國學術系統的潰散

掌握不到足夠的訊息而妄斷是危險的，不經思考而盲從他人的意見是愚蠢的；可是社會的運轉與生活的恆常有時卻不得不依靠這種盲從和妄斷。你要是生病去看大夫，找一個別人介紹的「外科聖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聖手呢？你有機會去先檢驗一下他的本事嗎？你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評價他過往的表現嗎？世界如此複雜，每個部件彼此依賴，我們所有人都不能不倚靠別人的專業意見。這種信賴固然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但它更是對一套系統的信任。

我們都說季羨林先生是大師，那是因為我們相信傳媒。傳媒都把季先生尊為大師，因為那是學界的共識。學界之所以有這種共識，是因為專研東方學的那個小圈子都很佩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樣與他留下來的學術遺產。並不是東方學圈子裡的人都很高尚誠實，而是整個學術界自有一套規則體制，自有一套評價彼此成就的原則。大家信的不是個人，是這一套系統。我們相信一個人取得博士學位，就證明了他有獨立研究的能力；做了教授，就有指導學生的資格；在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就表示他的水平達到最高標準。如果他的論著廣受引述，行內人不能不讀不能不重視，那一定是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於是一般人都會覺得一個哈佛回來的博士就算不是太厲害，也不可能太差；一位海德堡大學的教授就算不是名家，也不至於太過濫竽充數；一本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論著不一定是佳著，但也絕不會是左抄右抄的三流雜燴。然而，我們今天有誰能夠保證一個中國重點大學博士的資格，一部大學出版社出品的水準呢？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的成員可以涉嫌抄襲，重點大學的教授可以錯把英文裡的「蔣介石」譯作「常凱申」，一級學刊可以收款刊登投稿論文；博士生更可以從不上課，連論文都由他人代筆。當這一切都可以發生，中國學術領域的信任鏈條也就完了。前一陣子，學術打假專家方舟子先生揭發全國最年輕市長周森峰在清華上學時有抄襲論文之嫌，周先生對此仍無回應，卻有網友先替他著急了，叫大家「想想清華的學生壓力有多重？不抄襲根本就應付不過來。何必拿這點事小題大作」！我不敢相信抄襲是清華學生的普遍行為，但這位網友的意見卻讓人憂慮；假如每個人都像他這麼想，那麼清華的招牌還有甚麼意義呢？

為甚麼季羨林先生被稱作「最後的大師」？因為他是上個時代的產物，一個學界仍有信譽可言的時代；因為他的成就被國際學界承認，而不只是我們今天這個混沌昏暗的江湖自娛自樂的結果。

所以，我擔心的問題還不是中國出不出得了大師；而是就算真有，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說一個人是大師，誰說了算呢？我們誰都信不過。

梁文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大師?

季羨林先生辭世之後，輿論當然要討論的一個話題是中國以後還出不出得了大師，似乎季先生就是碩果僅存的最後巨人，學界將來再無本事醞釀出另一位眾人仰望的泰山北斗了。這個疑問的前提是大家都已肯定了季先生的地位，彷彿人人都很清楚他在學術上的成就。然而，我們真的都能看懂季先生早期在佛典語言研究上的創見嗎？我們都能欣賞他在翻譯《彌勒會見記劇本》上頭所下的功夫嗎？就算是他晚年以大量中文素材寫成，敘述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用了近乎十多年時間去撰寫的《糖史》，又有多少人通讀一遍呢？

不妨老實承認，雖然人人都稱季羨林先生是大師，但我們絕大部分人根本就連下這個判斷的資格都沒有。所以坊間才會以訛傳訛，張冠李戴地把精研東方學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季先生尊奉為「國學大師」(除非我們所說的『國學』是季先生提的『大國學』，把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也納入傳統國學的範疇)。所以媒體才會大肆渲染季先生懂得多少種古辭語言，因為這是一般人想像得到的成就，將學術看作武藝奇巧，花樣會得愈多愈好。既然我們無能判斷季先生的大師地位，可見這個尊稱就不是我們自己深思熟慮的結果。說季先生是大師，不是因為我們懂得季先生的工作，而是因為我們相信內行人的判斷。雖然那些內行人其實只是人數很少的一個小圈子，全世界也可能找不出一千人。那麼，我們又憑甚麼相信這個小圈子會肯定季先生的成就呢？我們甚至從未接觸過那個圈子，也沒讀過他們的專業學報。也許，大家只是信賴整個學術界的共識，當全學術界的共識，當全學術界都不否認季先生是大師，我們也就只好跟著信了。

儘管季先生那圈子的人在全球學術群體裡只是鳳毛麟角，其他專學的學者的隔行如隔山，根本摸不透他們幹了甚麼。我不是在針對季先生，更不敢置疑他在學術史上的位置。恰恰相反，我只不過想指出一個非常簡單的現象，那就是外行人對專業學者判斷往往要靠一套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信任鏈條。這個現象不僅限於人文學科，自然科學更加如此。例如楊振寧、李政道和史提芬霍金，我們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他們的創見創在何處，大家只能人云亦云，毫不懷疑地接受學界的看法。

梁文道：詩的申辯

幾個月前，我以一首詩結束在北京大學的一場演講。儘管那首詩不短，但同學們還是很有耐心地默默聽完；我還發現，隨着自己不由自主地漸漸投入，台下的空氣也逐步繃了起來，緊張到最後一句讀完，整個空間好像才釋然地舒了一口氣。後來大家都說，這首詩真好。當然，那 是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這首詩於我，大概就像普魯斯特回憶中的小蛋糕；無論任何時候，只要一讀到它，某個年代的聲音、氣味、色彩 與光影就會一一應召，回到眼前。這也就是為甚麼我總是要寫陳智德的緣故了，不只是為了我倆乃相識二十年有多的老同學，而且是因為關於他的回憶總是夾雜在這 首詩的段落之間，形成穩定的聯想模式。所以每次寫到陳智德，回憶就無可避免地成為主題，這不僅僅在於他和他的作品裏的懷舊氣息撲面而來。

例如他的 新著《抗世詩話》，裏頭有一篇〈重讀《有人》，懷何喪先生〉。他談至自己初讀楊牧是在中六那一年（恰巧是我們相識的時候）。他又談到那一年看過一場名為 〈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的裝置劇場（這是我第一個正式參與的劇場公演），其中一名演員坐在角落的帳篷，仿效彼時北京絕食學生的姿態，輕輕讀出：「有人問我 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外縣市一小鎮寄出，署了/真實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當時那位演員的名字叫做張達明；也許智德不知道。

然後陳智德也在這篇文章裏告訴我一個我不曉得的事實。我們的班主任「何喪」是個怪人，上課不依課 本，天馬行空地從西洋文學說到經子史集；真要講課文，那多半是在罵它編排注釋的混賬。這麼一位有性格有才華的老師，可不是每個學生都受得了的。並且我還記 得他的固執。有一回我在週記裏向他喜孜孜地報告遭遇高達電影的驚艷，結果他非常不以為然，批評高達中後期的孤芳自賞鑽死胡同，與我在週記本上來回筆談了一 個月。原來陳智德也有類似的經驗，他說：「我幾次在週記裡與他討論新詩，『反方向』地向他推介新詩作品，他不喜歡新詩的意向始終頑強。」可智德究竟和我不 同，他乾脆把一首詩影印下來貼在週記本上，終於使得「何喪」承認「我喜歡，這種詩我是懂的」。這首詩，竟然又是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聽 說陳智德是個很好的老師，像「何喪」一樣頑固，誨人不倦，能夠把最不懂得欣賞新詩的頑石點化成狂熱的詩迷。如今不少年輕詩人，都曾是他詩歌課裏的學生。一 頁頁翻讀結在《抗世詩話》裏的這些小文章，我可以約略領會他做老師的風格。它們真能把很多人心目中極難理解極為堅硬的現代詩一一化成繞指柔；且靈活機敏地 以不同範例不同角度因材施教，為秉性各具的學生闢出種種方便法門。如同當年他鍥而不捨地說服了自己的老師，眼前這本書是一闋義無反顧的詩之「申辯」（ apology）；點點滴滴，磨杵成針。

難怪它被命為《抗世詩話》。


據聞詩集的出版在冷戰時期的捷克是種事件。只要聽說某部作品面世，哪怕隆冬盛雪，大清早的書店門口還是會排出一條人龍靜靜等待。然而，這對香港絕大多數的詩人與愛詩人來講，都是個只能想像的幻境；現實往往是我們並不需要詩。所以我和智德老是要懷念從前那間詩人開給詩人的「東岸書店」。就像他說的，在我們旺角書店遊的行程規劃裏頭，總是「最後來到東岸書店」；喧騰鬧市中的最終喘息。我們同時還都明白，這種書店的倒閉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於是它就倒了。

再這麼說下去，我們很容易就會變成發酸發臭的討厭鬼了；明明自己不合時宜，卻怨天尤人；明明身無長物，卻感慨懷才不遇。必須承認，《抗世詩話》偶而會發散出一股怒其不爭的怨氣。但陳智德非常清醒，他瞭解這不是時代的錯，社會的錯，香港的錯；容我大膽地替他說一句，這根本是詩的錯。他在〈詩魔之怒〉精當地引述了白居易的〈與元九書〉：「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請注意，這是以「老嫗能解」著稱的白居易呀，連他都忍不住表露出了「抗世」的情緒，詩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

在陳智德看來，這個問題正正是詩的本份：「以文藝的美來抗衡時代主潮的暴虐和醜陋，以文藝的真去揭露潮流的偽假和遮蔽性；為達致此，詩語言的建構和獨立性十分重要，個體理念之清晰自主至為關鍵」。也就是說，如果還原到最基本的層面，詩是語言的反抗。它反抗意識形態對母語的摧殘，如保羅．策蘭（ Paul Celan）以深奧難解的手法在納粹留下的德語廢墟裏植出新株；它反抗消費主義強迫人人失憶的現實力量，以及它在語言上散播的病毒所造成的空白，不斷擴散：「刪去名字、刪去部首/刪成沒有署名的文字/往下還缺去幾句……」。面對日常語言的破蔽和偽飾，詩的反抗力量來自於它釋放世間萬事萬物的能耐。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說得好：「說到底，詩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現實自身」。

詩是現實自身，因為它不呈現包括人類行動在內的事物，而是直接觸摸它們，於廢墟和瘟疫之中救贖它們。正如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說的，「事物的聚攏就是詩」。因此，千萬不要以為只有憤怒的詩才是「抗世」的。儘管陳智德備受稱頌的近著《市場，去死吧！》果決有力，彷彿一把不可掩蓋的吶喊；但這並不表示這本溫和可親的《抗世詩話》就一定順世苟且。不，任何真誠的詩以及正直的詩人都一定是抗世的。因為我們所在的這個語言世界是這麼地空洞和扭曲，把屠殺說成事件，把蝸居說成豪宅，更深深地從根處斬斷了語言與事物之間最源初最神秘的命名關係，而且還使我們習慣它的虛妄，以為這才是常態。不用憤怒，你只要認真對待語言，詩自然就是一種反抗了。如果我們覺得詩的語言太過新奇，那是因為我們的語言陳腐；如果我們認為詩的語言難以索解，那是因為我們的感覺早已麻痺。

就像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它一點也不激動，反而語調和緩地道出人在不義之前的困惑與沉思。如斯淡靜，卻正好彰顯了社會的不公與理想的淪喪。因此，它感動了一個頑固的老師與一群陌生的聽眾。

梁文道：重看皇后碼頭的不朽

儘管皇后碼頭早已夷為一片平地，而曾經簇新的中環天星碼頭也變成了日常生活的尋常景物，兩年前發生在那裡的浩大抗爭似乎不用再提了；但是直到今天，我才在模糊的記憶裡頭了解到當時那場運動的氣氛，以及它潛在的意義，因為我看到了謝志德的照片。謝志德是香港最優秀的攝影家之一，但是對許多社運人士來說，他更是種種抗爭的忠誠紀錄人。當時間過去，喧嘩聲淡遠，他的照片便成了一種詮釋，例如他現在公布的這一輯皇后碼頭保育運動存像。我還記得那一兩個月，幾乎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皇后碼頭拍照。拍一座碼頭，你多半會把它當成背景，注意它的功能本質，從而聚焦於岸的船舶；注意它休閒的用途，猶如一座觀海台，以它為取景的角度拍下海港的風光。但在謝志德這一輯照片裡頭，海面所佔的比例竟然出奇地少，船隻出現的次數也是屈指可數。為甚麼？沒有海洋也沒有船艇，在他看來，皇后碼頭究竟是個甚麼地方呢？

原來它是個大型的客廳。首先，我發現謝志德拍下來的大沙發份外搶眼，奇詭而安穩地座落在碼頭的正中央，四周圍繞著標語橫額與橫七豎八的生活用品。這就是當時那場運動的環境了。八十多天以來，抗爭者露宿碼頭，漸漸把它變成適宜人居的地方，有草蓆，有飯煲，還有那張極富象徵意義的大沙發。他們似乎是在霸佔公共空間，但在另一個層面上卻恢復了皇后碼頭的某種本性。比如那些無處不在的欄杆與柱子，謝志德大量使用它們結構畫面，形成相片裡可堪椅靠的自然線條。抗爭者也用它們規劃出自己起居坐卧的空間區隔，顯得如此正常，彷彿這座碼頭本來就是一個有待人們進駐的住家。我在那些照片裡看見許多不認識的人，他們只是來閒逛參觀，與抗爭者溝通交談。莫非這就是抗爭者口中的「公共空間」？

謝志德為幾十位抗爭者一一塑像；請他們在這個公開的大客廳裡選一個角落，然後對準鏡頭，留下他們的影像。據說所有的攝影都是死亡的見證，因為每一刻都不可回頭地逝去了，而攝影卻記取那終將消失的一剎那。正正是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了謝志德與當時其他拍照者的不同，也看見了那些鏡頭下的抗爭者和很多遊客的差異。其他的拍照者與遊客來到此處，是為了憑弔，他們也許同情甚至支持這場運動，但他們不相信它會成功。

但這些抗爭者，看他們的笑容神情，似乎打從心底相信自己一定會勝利。所以，謝志德不是在拍必死的建築和風景，而是在拍一些「不死」的人。起碼在這些照片裡面，那些人，那場運動以及作為背景的那間客廳，穿越時空地活下來了。在這一切盡皆湮滅之後，這種死去的不朽格外叫人刺痛。

梁文道：麥當勞是香港人的排隊老師？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幾乎所有來過香港的大陸朋友都對這座城市的秩序和整潔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感慨港人過馬路真的會看交通燈號，搭電梯也真的會左行右企，最繁華的街道上少見廢紙，抽煙的人則願意把煙頭按熄在垃圾桶上。六四維園燭光晚會那天晚上，還有一位內地博客貼出一張照片，裏頭是群眾響應大會主辦者的呼籲，正在低頭鏟走留在地面的蠟塊；那位博客評論道：「香港人多文明呀！真的很感動很感動」。要不是經他提醒，我根本不會以為這一幕有多特殊；正如我們香港人一般不大覺得自己的城市很乾淨很有序，直到聽見大陸同胞的讚美。

先不說乾淨，我想問的是香港人真有那麼守秩序嗎？如果是的話，那種對秩序的尊重是怎麼來的呢？其實只不過是三十年前，在街上截部的士還是種比賽誰能走得更遠的運動，衝進地鐵車廂霸位更是一種全民參與的競技遊戲，那還是一個人人視排隊者如儍瓜的年代。這三十年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是誰教懂了我們排隊？許多大陸友人都認為這是英國人種下的法治文化。可是英國殖民香港一百五十年，前面那一百三十年怎麼又沒訓練好香港人排隊的習慣呢？

我記得以前曾經看過一份報告，專門研究麥當勞的文化影響；根據這份報告，原來我們的排隊老師竟然是麥當勞！

回想麥當勞初初登陸香港的那個年頭，她可還真是一個新文明的象徵。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她大概是第一家分開吸煙區與非吸煙區的餐廳。她永遠窗明几淨，沒有一般茶餐廳或速食店枱底下那些不明來歷的濕水污紙，也沒有燈光照射不到的發霉暗角。我尤其喜歡她的洗手間，你絕對不用擔心自己會踩到人家留下的液體；她那麼乾淨，乃至於大家都把她當成公共廁所。儘管我們免費利用麥當勞的洗手間，甚至把她當成大暑天下的冷氣開放休息站，可是她們的員工從來不給我們臉色，更不會強迫我們一定要買些甚麼。噢，說到員工，儘管不如美國原裝的那麼友善，但香港這批的態度也足夠好了，至少不會把手指插進飲料之中洗刷，不擺一副不耐煩的晚娘臉。

透過麥當勞，幾代香港人接觸到了傳說中的美國先進文明，她有效率而友好，準確而清潔。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我們漸漸學懂了自律、節制和禮貌，以免與身邊的氣氛格格不入，丟人現眼。而自律，就是這家餐廳的文化核心了。年青人開始明白不能恬不知恥地拿光人家的免費紙巾，還要把自己製造出來的垃圾親自丟進垃圾桶。最重要是懂得排隊，因為這是家半自助餐廳，沒人會把食物送上你的餐桌。你一定要看着其他人怎麼做，再決定自己的舉止。既然人人都在排隊，你怎好意思打尖呢？從一開始還需要經理在場督導，到大家自動自覺列成行伍，大概只花了幾年時間。我們排隊，是因為這是家文明餐廳（或者美式文明餐廳）；無論是入鄉隨俗，還是為了不失體面，在麥當勞排隊都是很正當的。

那份報告最大膽的地方，就是宣稱香港人在麥當勞裏首次領悟到文明的滋味，體會到排隊的公平與效率，進一步將它們帶到日常生活的任何角落，終於使香港從一片野蠻叢林變成了現代化的都會。

我能同意麥當勞對兒童的局部教育作用，但說她塑造了香港的秩序規範也未免太誇張了吧。曾在中文大學任教多年的美國人類學家華生（ James Watson）主持過一個麥當勞田野調查，他也很不贊同這套說法。他認為與其說是麥當勞把排隊引進了香港，倒不如說是香港新一代開始樹立以港為家的新觀念，從而創造出全新的公共之化。

更何況麥當勞式的排隊也絕非無往而不利，比如說荷蘭，那裏的青年在剛剛接觸麥當勞的時候不只不排隊，反而還故意搶前插隊，對着櫃台大叫「喂！到我啦！」。和我們以為美國文明很有禮很有序的想像相反，這幫荷蘭小孩覺得亂擠一團才是美國自由精神的體現，不打尖顯得有點不尊重。

梁文道：期待中國媒體的「軟管理」

中國的職業新聞工作者受制於官僚化的管理，遇到大事得先等通知，即便最後去到了現場，也比網民慢上好幾拍了。而且傳統媒體也很難以「權威」自誇，標榜自己的新聞最客觀最全面，審核消息的過程只求真的新聞專業為準；明明大家在網上能夠看到故事的不同版本和豐富細節，你憑甚麼說你才是最正確的呢？

這就是今天中國媒體的最大危機了，它是一種信任的危機。美國受眾棄報紙取網絡圈的只是方便，未來的中國受眾則是壓根兒不再相信報紙。權威傳媒甚至被人當做笑話，其報道模式成了有名的段子：「前面十分鐘領導很忙，中間十分鐘國內形勢一片大好，後面十分鐘國外局勢非常動盪」。雖然這只是笑話，未必就是實況的準確呈現，但它背後那種壓離的情緒卻是遮也遮不住的。

從保守的新聞角度來看，這股趨勢的危險在於它會為許多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製造了繁衍空間；有心人更能惡意生產謠言，讓它們在網絡上蔓延變奏，掀起傳統傳媒澄清不了遏止不住的破壞力量。如果從有效管治的要求來看，它帶來的問題就更嚴重了。幾年前，沙士疫潮帶給大家的教訓是政府必須第一時間搶佔新聞發放權，務求最快最真，毫無保留地公布它所掌握的資料；如此方能消弭謠言耳語的散布，免除人心惶惶搶糧搶水的亂象。然而這裡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政府發放消息的渠道本身必須是可靠的。如果民眾平常就不能完全相信電視報刊，以為手機和網絡上的東西才是事實；到了危機時刻，傳統媒體還能發揮穩定局面的作用嗎？單以這一點而論，政府的權威和傳統媒體的權威是綁在一塊的。所以，為了維護有效的管治，看來就得協助傳統媒體恢復它們應有的權威；拆牆鬆綁，使職業記者的速度跟得上一般百姓，使新聞流程更自主，事件的覆蓋更全面。這不一定能讓傳統媒體順利度過技術變革和產業轉型的難關，但起碼能令它們不致於輸掉信任的搶奪戰。

或許有人會說，不用這麼麻煩，乾脆把「微博客」通通封掉，不准發售一切帶鏡頭的手機，然後加大網絡的過濾與監控就好了。當然，我們都知道這種建議是何等地荒誕，何等地不可行。

三十年前，根本沒人猜到手機短訊會是主要的人際溝通形式，facebook會把筆友變成歷史名詞。技術的演化實在太快，馴服它的努力往往就像兮父追日，徒勞無功。政府對信息溝通的管理因此也很難再停留於鎖定信息源頭的「硬管理」，反而要逐步轉型為利用信息市場的「軟管理」；不能再以阻擋不利資訊為最終目標，而要預設一切資訊皆有可能流布的情況，從而思考種種對應策略。

不過，這已經是另一個話題了。(如何拯救中國媒體的權威二之二)

梁文道：當電腦成了新聞現場

讓我們先來看看兩個現實。一是美國最大報業集團甘乃特(Gannett)在09年7月2日宣布裁員1,400人。這個舉措不會影響甘乃特旗下最知名的《今日美國報》，但一般評論都認為它反映了美國乃至於全球所有傳統報業危機的日益深化。二是以嚴格網絡管控著稱的伊朗政府竟然無力阻止改革派支持者透過twitter對外發放訊息。在去中心化的「微博客」面前，伊朗當局無論再怎麼努力地封閉網絡，仍然無法抵擋技術嫻熟的新一代用手機等通訊裝置彼此溝通，協調行動，造成媒體口中的「twitter革命」。把這兩個事件連在一起，我們就能看到一場此消彼長的媒體變革了。消的是反應緩慢，容易管理，由一個發送端對多點散放信息的傳統媒體；長的是靈活機敏，難以控制，每個信息接收者同時是傳播者的新媒體。儘管中國的報業仍然處於成長期，許多電子廣播機構的收益也還在不斷上升；可是五年後、十年後呢？到時還有多少人願意呆呆等待晚上的《新聞聯播》告訴他們天下大事，又還有多少人會甘於接受權威報刊提供的「正確觀點」呢？念及中國新聞體制的特殊國情，也許將要發生在中國傳統媒體身上的危機會比其他國家的同行更嚴重。

美國的新聞機構確實被互聯網壓榨得抬不起頭來，可是它們打的不是一場正面遭遇戰，而是名副其實的「壓榨」。確實有不少人放棄了報紙和電視，培養出在手機和網絡上搜索訊息的新習慣。但只要仔細分析那些新媒體上的熱門新聞，便能發現它們的源頭仍然是傳統的舊媒體。也就是說，就算美國人都不看報了，為他們發掘第一手消息的也還是報紙記者。所以，美國報業才會如此針對Google，覺得它的方便工具免費奪走了本來屬於自己的收益。所以，許多老牌大報還能標榜自己的專業權威，以為這是打贏網上各種小道流言最後的倚仗。

可中國呢？看看過去一年多來發生的所有大事，裡頭有幾成是傳統媒體首先報道的？「范跑跑」、「躲貓貓」，與「最牛釘子戶」，一直到近日的「鄧玉嬌案」和「石首群體事件」，傳統記者總是在跟著網民的屁股走。

換句話說，網上的論壇和博客已經漸漸取代了記者的功能，成為開發新聞的第一源頭。我常常對學生開玩笑，說今天的記者很輕鬆，他們再也不用日曬雨淋地跑現場，他們只要坐在家裡的電腦前面就行了，因為網絡就是他們的新「現場」。如今再加上「微博客」的風行，任何一個配備了可攝錄像手機的老百姓都成為「公民記者」，反應比有些職業記者還要快。任何一個熟習代理服務器，並且熱衷派送訊息的普通人，都能成為一個個人新聞社，比所有報社電視台更自由更奔放。(如何拯救中國媒體的權威二之一)

梁文道：包房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在台北，一位學界前輩請吃飯，同枱還有一對知名的作家夫婦與一位出版界的大佬。我們坐在餐廳的一個角落，旁邊全是附近的大學生，一室喧騰。這家店平常供應廉價學生套餐，但只要你認識老闆，而且事先打過招呼，他就能給你治出一桌好菜。我們這晚試的便是店家私房絕活，大家都吃得很開心。我看看那對作家捧着碗喝湯，再看看身邊的前輩手剝蝦殼，便想起陳丹青筆下的台灣。

身為北京來客，陳丹青很敏感地意識到台北朋友吃飯，總是隨隨便便在路上找家店，再有地位的主人也不訂座，不包房。是呀，例如這晚的聚會，如果換了北京、上海、廣州或全國任何一個大城市，肯定是要在包房裏發生的事。到底是從甚麼時候開始，中國人吃飯一定得在包房裏吃呢？為甚麼除了大陸以外，香港、台灣及其他海外華人社區都沒有這種習慣？

如果單從吃飯的角度來講，我其實比較喜歡熱鬧的大廳，尤其是那些有名的老地方。例如鹿鳴春，雖然近年水準下滑去得少了，但我還是很懷念她那股獨特的風味。低低的樓頂罩住了滿堂吵雜的聲浪，擠迫的環境使得白衣堂倌只能在最狹迫的縫道裏迴旋進退；鼻腔裏是一股各式菜餚散發出的氣味，眼睛看到的是人人開懷大嚼的俗世太平。每次遇上這陣仗，我就覺得好餓好餓，摩拳擦掌預備大幹一場。相比之下，包房未免太過孤清，見不着其他人點的菜，也見不着其他人的吃相，更不會有杯盤狼藉的豐年景象；無論如何，食慾都很難振作起來。

當然，即使在大陸，房間也不是人人包得起的。它有最低消費，如果不是囊中有錢，或者公費報銷，一般人家常便飯還是會在大廳搞掂。但這正正是問題所在，為甚麼大陸稍有身份的人都不願意混在外頭的人群之中，而要躲進小樓成一統呢？你看陸羽的午茶，樓上樓下誰不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們怎麼就不怕旁人騷擾？不怕相識撞見？也許情況恰恰相反，在大陸之外的高等食肆用飯，好處之一就是能見， to see and be seem，讓自己人看見自己人，這才有高等小社群的認同感。然而大陸的「精英」卻最怕被看見，不止怕老百姓看見，也怕圈內人看見。

因為被看見就不「尊貴」了（且套用「尊貴」這個廣告流行語）。就如別墅小區，愈是尊貴就愈是孤離，圍牆就得愈高，保安就得愈嚴密。特別是為人民服務的官員，他們絕對不能讓人民看見自己吃喝，看見桌上鋪滿了名貴菜餚，和地上一堆空酒瓶。做大陸精英，你得藏在暗角。

就算讓自己人看見也不行，因為你怕別人有太多的聯想。只有關上房門，大家才能輕輕舒出一口氣，從外頭那個極度污濁吵耳的世界裏脫身而出，享受熱毛巾敷臉的濕潤，與服務生的謙卑禮貌。也只有關上房門，你才確定聊天能夠聊得盡興。沒錯，自古以來，我們吃飯的目的就是為了說話，而飯菜本身只不過是談話的藉口與燃料。

比起三十年前，今天的中國人說話自由了，私下罵誰都可以，言論再「反動」都不怕。可是，仍然會有某種神秘而又不一定與政治相關的氣氛躲在意識的深處，使我們感到方便與不方便的區別（每次約朋友吃飯，他們都叫我這個香港人不要錯把位子訂在大廳，因為怕「不方便」；而且不管那些朋友是甚麼人）。原來房間的內外就是便與不便的差異。

前兩天，我和幾個朋友晚飯，一時不慎，事先沒訂包房，結果被迫坐進大廳一個稍帶屏風的角落。席間我談起這個國家的怪狀：「領導人常常公開說一些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而且他心知肚明連聽的人也不可能相信；至於聽眾，他們固然不信，他們甚至還知道那個說話的人自己明白。整個國家就是這樣維繫在一種神奇的默契裏頭，人人清楚，但誰也不拆穿。」我說這話的時候，聲線不自主地壓低；我的朋友則很有默契地俯身湊近；在這不方便的環境裏面，我們安靜。

梁文道：Michael Jackson的種族踰越？

大家在懷念米高積遜的時候，都一定不忘順便歌頌他打破種族藩籬的功勞。但要是仔細說下去，除了一首《Black or white》和部分歌曲裡的言論之外，又好像再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加上一直圍繞著其膚色變化的「漂白」疑雲，所謂「打破種族藩籬」就變得玄虛更詭異了。

如果說他是第一個獲得白人認同的黑人流行歌手，那也絕對不是事實。在米高積遜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之前，Donna Summer, Marvin Gay都曾攻佔過美Billboard冠軍的位置，更不用提前輩如Ray Charles甚至Louis Armstrong了；他們的音樂不只受到黑人的歡迎，還擄獲了好幾代美國白人聽眾的心。

不過，坊間流傳的說法裡頭至少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米高積遜攻克了MTV這個偏重白人歌手的堡壘。然而，這一點不能只從表面上看，還要繼續深挖下去，瞭解當年MTV頻道的性質。

創辦於1981年的MTV， 一開始是個搖滾頻道，主力介紹各種類型的搖滾音樂。基於這種音樂口味的選擇，它們不大播放黑人歌手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歐美流行音樂文化的光譜 裡面，搖滾本來就是個白人主導的樂種。幾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談過重金屬和白人種族主義的關聯，結果被一些重金屬迷批評我不懂「重金屬的精神」。其實你用不 著去討論「重金屬的精神」那麼抽象的東西，你只需要睜大自己的雙眼，便能發現膚色和音樂口味的關係在美國實在是個可以統計出來的社會現實。自從搖滾樂誕生 以來，有多少黑人樂手可以達到Jimmy Hendrix的殿堂地位？又有多少黑人組成的搖滾樂隊能夠令人留下印象？

流行音樂和族裔次文化的聯繫一向是個被默認的美國國情。當Beatles和Rolling Stone還在英語世界大行其道時，美國黑人心中的偶像始終是Motown公司捧出來的一眾英雄；當人人以為搖滾和民歌就能代表上世紀六至七十年代的西方流行音樂時，大家好像都忘了另一頭還有Soul，R&B及Funk的存在。我的意思不是白人只聽搖滾，黑人只聽R&B，雙方涇渭分明。不，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許多黑人歌星都曾打進白人的耳朵。尤其在Disco熱潮最盛的七十年代末，黑人樂種主導的舞曲簡直是席捲天下；例如Bee Gees，他們根本就是以白人的身份在唱黑人風的歌曲（尤其那種標誌性的假音）。

可是，這些跨越了族裔表層分野的奇人還是很難跨過最底層的界限，那就是廣播電台的門戶之見了。凡是去過美國的人都知道，彼邦電台的路線之分十分細緻十分專門，直到今日為止，播重搖滾的就是重搖滾，放hip hop的就是hip hop，幾乎絕不混淆。而當年的MTV就是這種背景的產物，以推動搖滾為職志，R&B和Disco都很難進入他們的法眼。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底下，米高積遜先是以加插了重搖滾感覺的R&B舞曲（例如Eddie Van Halen在Beat it中秀的那一手solo，和Steve Lukather 狠辣的riff）衝進幾個專門的搖滾樂電台，再用精心打造的音樂電影逼得MTV不能不就範；真正創造了我們今天所知的Pop，一種以R&B和舞曲為基調，又揉合了搖滾手法的混雜樂種。所以，米高積遜所謂的「種族踰越」其實是樂種cross over的結果，這個邏輯不能簡單地倒過來說。

時至今日，MTV已成了一個跳舞音樂為主導的頻道，反而要用專門時段去為搖滾存下一塊保留區。當然，這是米高積遜之後的歷史了。

梁文道：正義－－與長平對談

自從梁啟超開始，中國的報紙就與時事評論密不可分。這一個傳統一直維續到1949年，想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代表了過去那一些多元而批判的聲音的消失。直到2003年時事評論才在中國的大眾傳媒上捲土重來，一時間湧現了各有見地、各有所長的眾多健筆，長平是其中最有影響力，亦最富爭議的一個名字。 長平曾經在多個媒體擔任不同的職責，十幾年來，曾經三度遭到降職及其他形式的處分。在中國的媒體工作者之中，這種經歷算不上太特別，亦不可說是平平無奇，因此長平的媒體生涯是一個有標本意義的個案。2008年3月14日，全球華人掀起了一股反對「西方媒體醜化中國」的浪潮，很多在西方留學的學生舉起了國旗，在街頭抗議傳媒對西藏事件的報道，使得曾經有留學經驗的長輩及西方國家的學者大吃一驚。 在這股浪潮之中，長平發表了一篇呼籲大家冷靜的文章，風格是一貫的自省、理性，力求持平，但又不失批判的力度。這篇文章結果為他帶來巨大的壓力，有些評論家質疑他是「西方的走狗」，有些網民直斥他是漢奸，比較激動的甚至發動人肉搜索，誓要揪出長平的背景和家人住處。非但如此，這件事還牽連了《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等一向以敢言和獨立見稱的媒體。 一年過後，經歷另一次降職處分的長平帶着他的太太來到香港產子，時間是敏感的五月尾六月初，許多人以為他來香港是別有目的，但是他心底盼望的是女兒能夠生在一個比較自由的地方。「而且香港的醫療比較有保障」，他說。在訪問的前一天，他的太太經歷了一早預知的生產困難，終於平安帶來長平40歲人生的另一個起點。

梁︰梁文道 長︰ 長平 梁：去年三一四的時候你太太還沒懷上孩子吧？ 長︰ 還沒有。 梁：你原來在《南都周刊》的職位是副總編輯。一下子就是因為發了西藏的文章，被人攻擊了，然後就要把你撤下來。 長︰ 最後處理實際有兩個。第一，就是你不能在新聞一線工作，我原來都在一線，負責採編。現在我在南都傳播研究院，隸屬於南都的行政系統。但第二個要求就是你不能出任行政職務，所以我的職位叫做首席研究員。雖然像是閒職，但是我力圖把它變成一個有實際事情的一個職位。在宣傳部門眼裏，如果你說我是要去掙錢，那是最讓人放心的事。但我想去做研究，寫文章。 梁︰恰好在這個時候發表機會少了，薪水也減少了，你卻發現自己有了小孩。 長︰ 是有些壓力。當時有網友人肉搜索我的材料，從我的文章判斷我的父母現在是否還在某一個縣城。在這之前網上就只有一張我的黑白照片，所以他們也要尋找照片，因為照片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現在你在網上會查到一張叫「長平的糜爛私生活」的相片，他們把我的照片和日本的AV女星放在一起。當然你一看就知道是Photoshop整的。 梁︰可見時事評論的作者，要小心透露關於自己個人的信息。 長︰ 是得自我保護。一方面，對於公權力或者是宣傳部門，我們也許不要寫得太過份。另一面要提防網路的紅衛兵，所以我確實比較少提供個人信息。寫文章有時難免寫到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家庭，但如果我意識到這一點，我會有所節制。 梁：你也經歷過好幾次類似的打擊了，比如說，當年你在《成都商報》的時候。 長︰ 是的，我在《成都商報》的時候聽說崔健有一張新碟叫《時代的晚上》，我讓北京一位記者去採訪他，他也談到一些問題。在報上的領導看來這是很敏感的問題，當時作了非常嚴厲的批評，那種批評甚至可以說是羞辱性的。他們說你不要以為你能夠怎麼樣，你不算甚麼，不要利用公器來達到你個人的目的等等。他們把黑白顛倒，把尖銳的評論和報道看成是你想出風頭。 梁︰這也是一個常見的說法。一個人的評論要是特別尖銳，一個人的報道要是特別敏感，他們不會認為他是為了公理和社會而冒險，反而會說那是他自己想出風頭，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整份報章。 長︰ 我們在《南方都市報》也承受着這樣的壓力。對報社來說，獨立的報道和評論能贏得聲譽，同時通過這個聲譽引來廣告。但也總有人不斷證明你贏得的是負面的聲譽。以前就有個廣告公司對我們說：「你們好像專跟政府唱反調，不敢給你做廣告哪。」某些來自報社內部的一些攻擊也是這個路子。 梁：你後來就離開四川，去了《南方周末》。 長︰ 我剛去的時候想做記者，但是他們讓我做編輯，做了三個月的編輯就遇上中央點名批評了鄢烈山、沈灝、曹西弘三人的事情。當時沈灝是新聞部主任，上頭決定讓他引退，所以就讓我接新聞部副主任，一年多後再出任新聞部主任，然後很快就發生了「張君案」。張君是黑社會頭目，幹了很多很典型的壞事─搶銀行，殺人，此外還有情婦等艷情故事。對媒體來說，那是集合了幾種元素的好題材。而且當時警方破了案，上面都說是一個很正面很值得談的事情。於是傳媒紛紛採訪張君的心路歷程，談他的愛情，談他的一切，基本上是場媒體的狂歡。 當時我很輕鬆的就找到了一個角度，就是去做他的成長背景。這樣的做法在今天國內的媒體來說已經很普遍，但2000年的時候還算新鮮。我們發現他曾經是一位很想有出息的農村青年，只是沒有出路。我們因此報道了農村青年沒有出路的問題、農村政策的問題。而且我們又發現他每次進派出所一次，出來就更壞一次；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每進去一次，出來就更加仇恨社會。這個報道出來以後，湖南省委非常生氣，他們給中宣部寫了一封信。結果就是要求我們這邊整頓，錢鋼離開了，我離開了，再過幾個月江藝平老師也離開了。 梁：因為你們這樣報道，就等於說農村少年的出路出了問題，也就是批評政府政策出了問題。 長︰ 對。他們生氣的主要理由有兩個。第一，我們無視他們這麼多年來對農村政策作所出的成績；第二，破了這個案子，是警方的重大功勞，我們反而不管這一方面。 我出來之後，程益中他們就邀請我去《南方都市報》。但是我當時受的打擊是挺嚴重的，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因為我們在《南方周末》出了事的時候也很意外，我們是那麼的理想主義，那麼投入，以致於我老是覺得要在那裏幹一輩子，整天都在想未來《南方周末》到底是甚麼樣子。現在突然要我離開，我就索性放下了工作半年。然後有一小段時間先去中央電視台看看，後來又去了美國柏克萊加大當訪問學人，還去過《外灘畫報》，最後才到了《南方都市報》。 梁︰所以你經歷了三次類似的事件。但這三次受壓是不是有很不一樣的地方呢？從九十年代到兩千年初，壓力是很直接的由上而下的官方壓力；但是去年這一次的壓力卻有很大程度來自民間。以前的新聞工作者要冒的風險就是得罪官方的風險，但是現在還多了一種來自民間的風險。以前我們的想法很單純，總覺得有良知的傳媒人一定是代表老百姓在說話。但現在老百姓卻會罵你，給你很大的壓力。 長︰ 這個對我來說感受特別深切。在《南方周末》的時候，我們其實隨時都被「閱評」( 梁註：「閱評」意指宣傳部門針對性地審閱某份犯了問題的報刊 )，再過一段時間肯定要有非常嚴厲的整頓。我們感到自己始終徘徊在一條線上，那個壓力隨時都可能使我們崩潰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非常強烈地感到自己是站在老百姓那邊的，我心裏總覺得自己是在推動歷史的前進。而且當時的《南方周末》記者確實會被人當成明星，走到哪裏都很受歡迎。尤其是在高校，你需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讓自己冷靜下來，因為我們那時候太年青。還好我們同事都是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該做甚麼。 可是到了現在，你原來以為自己站在大多數人的那邊，如今卻發現自己被擠出來了，不知道自己站在哪裏了。 但是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官方和部分網民這兩者還是在一塊的。首先，我們的教育其實是被權力操縱的。第二，看起來是網民在罵我或者王千源，但是從很大程度上，那是另一頭權力默許的結果。比方說有人在網路上發帖子號召大家攻擊王千源的家人，帶上甚麼甚麼工具，還附上地址。按照中國現有的法律，這根本是違法的。可這種帖子卻沒有被刪，而且派出所不追究。難怪有人甚至猜測這麼詳細的個人身份和那些地址是從哪裏洩漏出來的。 我並不怕爭論，更不怕思想的攻擊；如果只是理念上的爭論甚至戰鬥，我雖不好戰，但我完全接受。但我怕有人要去我家裏幹甚麼，對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脅。政治發展到令人恐懼的狀態，我覺得其實跟主要的權力系統有關係。 梁︰如果你說這是長期權力教育壟斷造成了洗腦的效果，那為甚麼從前沒有呢？為甚麼這種事會發生在現在，尤其是最近兩年呢？ 長︰ 對，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如果從教育系統來說，九十年代之後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雖然我對懷舊有些警惕，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我還是時常回想八十年代。當時的思想界雖然有某種程度的單一，對國外的東西好奇而且崇拜，往往不加批判的接受；但是它這個門起碼是打開的。八九以後，則有很明顯的收歛和壓抑。首先走了相當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剩下的每個人則都得為自己的生存找理由，尤其是知識分子，紛紛後退到專門的學術領域。李澤厚當時總結，說這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突現。這個說法容易把這個變化說成是主動的，好像是我們的有意選擇。其實在當時的狀況而言，那根本是一種被動的，沒有選擇的結局。 八九是整個世代的大事，沒有說某一批人被劃成這個派、那一批劃成那個幫，當時是所有人全部投入同一陣線。但是後來，這些人分散到社會各個角色去，包括坐在媒體上頭執行命令，不准我們在敏感時期到香港的人，他甚至可能是當時在廣場上的人。更不用說有些人到了警察部門，有些人到了宣傳部門。表面上看，這就好像是每個人都委曲了自己，都忍辱負重地活着。其實不然，很多人逐漸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且他要讓自己活得理直氣壯。我們可能一度選擇背對良心背對過去，但那不是一個辦法，因為你會活得很難受。於是你看很多人都轉過來了，找了一個聽起來頭頭是道的理由去改變自己原來的信念。 其實整個社會，甚至執政黨，也在適應這個過程，就是怎樣去面對過去。過去共產黨執政是講正義原則的，他的邏輯是全世界我最正義。資本主義很壞；其他人還在落後的狀態，我們走到前面了，所以大家要跟着我。但後來這個東西很容易就瓦解了。它現在不再試圖證明全世界我最正義，他現在要證明全世界哪兒都沒有正義。比如說美國出一本中國人權報告書，我們不反駁，不去證明我多有人權，而是反過來弄一份美國人權報告書證明你也沒有人權，你也很壞。這麼多年以來，我們的教育就是在傳播一種世間根本沒有正義可言的理論。擴散出去，就出現了大家特別喜歡的話，譬如說「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三聚氰胺出來之後，很快有人就指出惠氏等外國品牌也有毒，可見全世界的商人都是黑心的，沒有人不自私，我們並不算太過份。 梁︰如果讓那些參與過八九、當年還很年青的人回看那段經歷，並且要他否定過去的話，他往往會說我當年太幼稚、太蠢了，容易被人鼓動。所以現在要鼓勵大家「理性」、「客觀」地反省過去。這其實是要適應現在的政局和社會的需要，好好活下來。於是我們原來常常說的那種道德感和正義的原則都消失了，讓給了一個更功利的生存法則。這種說法在現代中國史上已經成了一個套路。文革有那麼多的紅衛兵都參與打砸搶，後來他們怎麼回看這個經歷呢？他們很容易地安慰自己說那都是四人幫害的、我是被鼓動的，然後自己的責任就不見了。由於這種輕度的後悔在現代中國史上是有先例的，所以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良心過失或者急劇轉變。分別只在紅衛兵回顧過去的時候是在推卸一種罪疚感，八九這一代人幫自己推卸的則是過去的熱情與正義感。 長︰ 可能還要再進一步。有些紅衛兵和知青不只是後悔，還會慢慢的從反省變成肯定自己的青春。當他們掌握社會資源之後，曾經發起一場很大的「青春無悔」運動，把個體生命的經歷和社會正義體系的顛覆混雜在一起，如果要否定那段社會的災難好像就否定了自己的青春。所以他們理直氣壯地走出來說「青春無悔」，用一種感性的、激情的、似是而非的詞語和理論變相肯定了青春，甚至變相肯定了那段社會經歷。 說到六四那晚，我在維多利亞公園。之前我在部落格上說六四那幾天我就不寫東西了，盡量不談那件事，還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加了一個標題叫「罷工」。昨天還有朋友問我，說你甚麼時候開工呀？從6月2日到現在我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五六年來從沒出現過這樣的情況。我「罷工」本來只打算罷一天，但接下來這幾天不是我想罷工，而是我根本有點失語，甚麼都寫不出來。《南方周末》週四出刊，我到了週三早上才告訴編輯不行，還是不行。 那天晚上我有一種巨大的荒謬感。這20年來，我們大陸的在這件事情上太荒謬了。我們剛才談到的那些東西，不管是主流輿論還是非主流意見，完全不曾公開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可能我沒有經歷過文革，但我真覺得我那20年太過荒謬，我今天都還在想辦法來對付這個事情……太荒謬了！ 梁︰這就是那一天晚上之後的感覺？ 長︰ 那晚的言語和場面本來是正常的，起碼是在公開討論一件發生過的事。但是那種正常在中國大陸消失了，而且我們慢慢適應了。如果站在大陸人的角度看當時那個場面，你會覺得有種很強的超現實感。本來這才是最真實的，但反而變得太不真實了。我以前從沒來過，儘管我知道它，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但我沒有想到它會從感情上震撼我。這個事情對我打擊太大了，到現在都還沒有定下神來。最終，我還是肯定要寫，我並沒有看到不寫的可能性。也許這只是個小小的障礙，也許它有很大的改變，但我現在還不知道。 梁︰換個話題吧。大家都說，最近幾年大陸有時評熱。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呢？ 從晚清到民國，時事評論一直是報紙很重要的一部分，難道時事評論在大陸中斷過嗎？ 長︰ 當然中斷過。49年之後評論變成了兩種，一種是官方的社評，另一種是副刊上的雜文。後者還好，因為魯迅寫雜文，所以它的路線受到肯定。不能想像如果雜文路線沒受到肯定，時評傳統會怎麼樣。在時評重新流行之前，它的功能主要都由隨筆承擔，隨時可寫，也很務實。當時《南方周末》有一個很著名的隨筆欄目叫「週末茶座」，就在頭版。但我編頭版時就把它去掉了，原因是我想把它帶回正常的呼吸。所以我就開了一個「時事快論」的欄目，雖然短，但盡可能平直地評論一些事情，絕不指桑罵槐。 然後《南方都市報》接着在時評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它之前很多刊物也開始有時評，不過沒有像《南方都市報》這樣把它放到最重要的二版、三版。而且他們想推動一種真正的時評，而不是那種性質不太明確的雜文和隨筆。我們當時還找來香港《信報》林行止的社論，把它當成一個樣本。那幾年《信報》的社論每一篇我們都剪下來，把它發給很多編輯傳閱；同時也把民國報刊的一些文章傳給大家讀，就是想恢復那樣的傳統。這種做法很快就贏得了很大的市場認同，然後網絡也發現了它，而且聲音很強。從這個角度來說，的確是有一種時評熱。 梁：你是怎樣開始想到要寫時事評論的呢？我記得你以前是寫詩的吧？ 長︰ 寫詩，也寫過小說。最早的時候我沒有特別想做時事評論，只是自然想發一些議論。於是92年我就在《成都商報》開了一個專欄，是雜文性質的時事評論。 當時可能還是一個文人的那種心態吧。到了《南方周末》之後，我做探訪報道，就沒有再寫了。2003年，到了《南方都市報》才開始每週固定在專欄寫現在的時評。 梁：大陸最近有時事評論作者群的出現，對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種新的知識分子定位嗎？既不是文人雜文，也不是學者研究，是一種新型的模式。 長︰ 起碼是在恢復正常的輿論，因為過去的社論和評論被官方壟斷了。但大家一直沒有意識到一個事情，就是我們的官方在發評論的時候一直持續使用筆名，而且這個筆名還是虛的，可能是個寫作班子。而現在網絡和報紙的時事評論員那發言者的身份就更被突顯了。譬如說「長平」是個筆名，但是它已經代表了一個大家清楚的真實個人。 寫久了，讀者和你自己都會要求一旦某些事情發生了，是不是應該去評說一番。這種延續性跟那些一般在報上寫雜文的有一個直接的區別。 梁：要對當下的一些事情發言是一種責任感。那你覺得在中國寫時事評論的作用是甚麼呢？ 長︰ 這個問題的確是常常被人討論。在我看來，寫東西出來就是一個意義，我不是那麼功利的想去看到它的社會效果。如果一個評論可以幫助弱者、帶來一些改變，這當然是很有價值的事。但我從來不追求這些，我覺得把話說出來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因為能說話，在中國就很重要了。如果過份去追求它的功能效果，可能會產生不好的心態。 以前的《南方周末》會強調它的社會功能，當年如果你報道了一件事情，它真的很容易就解決了。所以現在老有人說輿論干預司法。其實在中國，輿論不是干預了司法，而是干預了領導。當領導看了報道就覺得某事很重要，然後也許就會干預司法。所以每當我的報道起到作用，我都看到這樣一種社會現實；對於這種現實，我是感到悲哀的。我並不完全像一些記者能夠那麼高興地說我幫助了一個人。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時特別強調做記者的「報道」就可以了。 我們的上一輩不是受新聞專業主義的影響，而是受到兩個傳統的影響，一個是中國文人正義良心的傳統；另一個還是所謂的宣傳，他們還是接受那一套。現在內地還有很多記者是這麼想，我幫你報道一件事情，給你承諾會去幫手解決。於是記者在報道以外就有很多工作，這樣的工作有時候確實是很好的，例如去找一個官員，說我都把事情報道了，你非幫我把這個事情解決不可。 梁：新聞記者都變成了社會工作者。 長︰ 對，而且它也成了權力系統的一個部分。這種記者在那個權力系統也佔了一個很大的位置，所以這個官員和他之間也有一種公務關係。我則追求一種更獨立的關係。如果這個社會正常，可能會有另外的社會功能組織去解決我們報道評論的事。 梁：還有一些時事評論者追求的是做策士，給國家建議，希望寫的東西影響上頭領導，帶來改變。 長︰ 你說得很對，我也很清楚策士確實是中國的一種傳統，能夠替政府出謀獻策，解決問題，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做策士有一種危險，就是你始終站在政府的那一邊去考慮問題，容易失去自己獨立的判斷能力。有人看了我的文章會覺得我只是在講道理，其實我只想把事情講清楚，這才是我最大的功用。至於這個道理會怎樣……有時候我也會寫一些建議，但我寫的時候絕對不是在跟你獻策。 梁：在我有限的接觸範圍內，我發現中國許多媒體彼此之間會互相照顧，甚至團結在一起。香港很多人會覺得難以想像，像你這樣的人被《南方周末》退了下來，居然還可以到央視去幹事。這是怎麼回事呢？ 長︰ 如果知識分子還是一個整體的話，知識分子也好，新聞界也好，都容易有一種共同的關係，站在一起去承受。這一點在《南方周末》的時候感覺非常強烈。我當時常講，我們是中國的媒體人，而不只是《南方》的員工；我們不分網絡、電視、收音機，不分地域，也不分哪家哪家的。當時《南方周末》之所以有那麼大的影響，其實是因為它是全國媒體共同辦的一個刊物。 梁：那是甚麼意思？ 長︰ 那時候很多媒體會主動支持《南方》，會把一些自己發不出的稿件寄到《南方》。我們的記者到哪裏去採訪也好，你會覺得當地的所有媒體都在幫助你。人家報紙的老總會跟你說，你要甚麼我可以給你。因為當地有些事，它可能報不出來。 梁：香港做媒體的人可能很難想像這種情况，雖然今天大陸的媒體已經那麼市場化，競爭激烈。但我也常常遇到一篇評論某家報紙不敢用不能用，它會幫我傳到其他報館，有時就這樣傳遍全國一圈。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大家好像有一種共同感。 長︰ 在中國，我們會覺得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條線上。就好像警察會有一種兄弟感，穿上制服就要對抗站在另外一邊的敵人，比方說黑社會。我們媒體人也必須有一種兄弟般的認同感，以及一種共同的正義感，我們手挽手地站在一條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