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幹過的所有文字活裡頭，我最恨採訪。之前要花大量的時間去調查受訪者的資料，構思可能的問題；之後還得費更多的工夫去把錄音轉成文字，反覆修繕其中的空白與缺漏。加上實際訪談的時間，這大概夠我寫出一整週的專欄有餘了。
可是，我還是一個月接著一個月地替《讀書好》做完這一系列的訪問。而且在可見的將來，我還會繼續做下去。除了有同事幫我記錄，省下那最令人害怕的工序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就是個習慣被採訪的人，知道訪談的用處。過去四五年來，我平均每個禮拜要被人採訪一次，有時候還真到了口乾舌燥心煩意厭的地步。然而，我還是繼續受訪，能夠回答懂得回答的我儘量回答。因為我把它當成了工作，當成了一種表達觀點的工具，和我寫文章做節目差不多，只是它更輕省更方便。我不需要動手也用不著在鏡頭前來回走動，只要坐在椅子上等人發問，然後說話。假如對方夠誠實夠認真，我發現訪談不失為一個代替書寫和演說的速食手段。假如對方敏感機智，說不定還能達到理想的對話境界，使我的大腦意外孕出一個本來不存在的觀點和想法。做採訪是苦差，但被採訪卻是份美差。
出於這份替人省事的良善用心，也出於對一些人物的好奇和對自己的挑戰，我決定每個月要去採訪一個有想法的人。所謂「有想法的人」其實是後來漸漸歸納出來的主題，一開始，我想在《讀書好》這份閱讀月刊做的是個有關讀書的訪談系列，比方說看看人家的藏書，窺視一下他們的隱私。但這個計劃一開頭就踫上釘子了，首位受訪者董橋先生對後輩一向溫厚，可他說︰「這怎麼行呢？這種東西千萬不能給人看。」我明白，懂讀書的人都曉得私人藏書最能透露自己的隱秘信息。所以近年才會有這麼多要求別人打開書房的訪問甚至專書，因為我們都很八卦，愛看人家的私生活。
不，這不是我要做的。既然我自己也不願意讓記者踏進家門，我又憑什麼帶著攝影師去踩別人家裡的地板呢？我真正要做的，是探討一些我感興趣的人物，這些人還都跟書有關，或者是作者也或者只是讀者。並且我相信他們都有想法，能開我眼界，讓我想到一些我自己不會想的事，或許還能令讀者受益也說不定。「有想法的人」聽起來很玄很泛，不過我們知道，這種人其實不太多，尤其在這個城市這個時代。真的，我常看坊間雜誌的個人專訪，記住的真沒幾個。特別是「成功人士」和「名人飯局」裡的名人，他們使我覺得成功成名的前提似乎就是不能想得太多更不要想得太與眾不同，於是讀者才可以總結出一個通用方程式︰「你看，每個成功人士都是這麼說的。」繼而傚法他們，一起成功。所以我不太明白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要去觀賞「與CEO對話」之類的節目，難道他們不覺得那些人說的東西都奶相似嗎？連最近垮下來的方式都很像。
也許這不是採訪者的責任，而是採訪者心裡早有一番固定的盤算，無論我說什麼，我都能把它們總結成「勤勞」和「掌握機遇」這幾大元素。說到這裡，我不得不評論一下近年流行的那種訪談文體。在那種文體裡面，採訪者幾乎比受訪者還重要，他的目光無處不在，他的感想接連不斷；從對方點什麼飲料開始，一直到某個最細微最不可察的小動作，全都逃不出「作者」法眼。在這種文體裡頭，探訪者的確成了作者，總是毫不厭倦地要人注意他有多聰明，他的文筆又有多炫麗。因為他是作者，所以被他採訪的人就是一篇散文甚或小說裡的角色了。
這也不是我要做的。我要最原始最乾燥的一問一答，我只要受訪者的想法。所以我不記錄他們的表情神態和衣著，儘量讓他們用自己的言語呈現自己（雖然經過我事後的編整）。這十五人這麼有意思，這麼不同，我又何必畫蛇添足？因此，我甚至刪去了許多自己當時說過的話，在你看到的文字上偽裝出一個傾聽者的姿態。假如我存在，那些問題就是唯一剩下的痕跡。所以我把本書編輯原來選用的書名《梁文道對話XXX》改成了更單純更直接的《訪問》。Andy Warhol創辦的雜誌不也只是叫做Interview嗎？縱然它早已失去了草創時期的氣息，但這個名字還是利落無匹。
至於書內的十五位受訪者，我就不說太多了，也不打算在他們的談話中勉強拉出一條宏大的主張，大家盡可自己翻看。倒是《讀書好》的現任主編鄺穎萱必須多謝，在我脫手編輯職務之後，她仍容許我偶爾放肆地刊出一篇萬言訪談。大家可別忘記這是份大眾讀物，這等長度的訪問是不少更專門的雜誌都收不下的。我最感激的，還是先後幫忙記錄訪問的編輯，以及幾近義務勞動的攝影家；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