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是《壹週刊》和《蘋果日報》的老闆，這個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也許不知道他是一個多麼認真的讀者，會把海耶克的所有著作從頭到尾一頁頁啃完。黎智英沒上過幾天學，很多人都曉得。但是大家或者不曉得他那自修得來的英文其實可以好到扮演ABC，說一些「唔好意思，我中文唔係好好」之類的話；因為他常常要用英漢辭典翻查一個英文詞彙到底該怎樣譯成中文。 雖然我和他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南轅北轍（不管是政治經濟學的立場還是讀書的方法），但我還是很想請他教育一下我們的年輕人怎樣學好英文。最後，我發現他的方法其實是很難學的。總是令人意外的黎智英；就像他的辦公室，這麼狹小，這麼簡單，完全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大亨氣派。 |
梁：梁文道 黎：黎智英 梁：你甚麼時候開始接觸英文？ 黎：我12歲在深水埗福榮街當童工，當時有一位負責看守倉庫的老人家，他從前是做老師的，退休後便替工廠看守倉庫，也會幫忙看一些英文信件及英文契約。那時我很想學英文，我發現但凡罵人的、「威水」的人都會說英文，他們見到鬼佬也會說hello。嘩，我覺得不懂英文不行！ 有一天，那位看守倉庫的老人家跟我說：「喂，你買些書本回來，我有時間便教你英文。」於是我買書回去，「a pen、a man、a pen and a man」這樣地開始讀起來。他也教我查字典，教了幾個月後，我便開始自己查字典學英文。其實他教我多少並非最重要，最重要是給了你信心，知道當你不懂的時候可以去問他，這樣讓你有心機去學習。如果那時我有不懂的地方而沒有人可以問，那麼學習的過程便會像個黑洞，你無法find out甚麼是對的、甚麼是不對的。後來有一個時期我想上夜校，便在長沙灣找了一間夜學，可是做工廠常常要開夜車，根本沒時間上課，於是後來主要就得靠自學了。那時學英文關乎到自己將來「搵唔搵到食」，因此motivation很大。那時沒甚麼機會見到外國人，遇到懂英語的人便問一下，也不害羞。 梁：因為當時年輕？ 黎：我本來就是一個不害羞的人。那時遇見懂英文的人，即使人家不理睬我，我也會跟他說英文。到了十來二十歲的時候，我到了美國紐約，那時我的英文得到了最大的進步。那個環境逼你講英文，於是你會開始注意怎樣說英文、用英文，每天讀英文報紙，很容易便慢慢學懂了。但是到了今天，我還是會錯讀一些英文字的發音，畢竟我從來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教導，只有靠自己看字典，發現很多英文生字的拼音跟它真正的讀法並不同。 梁：你當時的閱讀範圍主要是一般課本還是其它書籍？ 黎：我會看書，例如A Tale of Two Cities、Pride & Prejudice。 梁：但你當時只有十多歲，又缺乏正式教育基礎，一開始便看這些書，對你來說也挺艱深的。現在我看見很多學生讀書，往往翻了幾頁便看不下去了。 黎：我21、22歲時身在紐約，寄住在一對猶太人夫婦的家裏。有一晚，我跟他們到一個律師家中聚會，整晚我都在罵共產黨，那時罵起來沒甚麼知識。罵完了，那個律師送了一本The Road to Serfdom給我，作者是Friedrich Hayek。我回家看了四、五天，只是看了幾頁。這本書很難明白，當中用到的字彙艱深，句子又長。 梁：最後你怎樣看下去呢？ 黎：我沒想到那個送書給我的律師會在幾天後來電話，約我週末到Central Park 騎單車。他問我書看得如何，我告訴他自那天離開後我只看了四頁。他沒有surprise，着我要用心讀下去，且說若有甚麼不懂的地方，可以每星期踏單車時問問他。我就是從那時開始看一些難懂的書；在那之前，我看書都是為了發達，例如怎樣去make a million、怎樣炒股票以及富豪的自傳等等。但當我看完Hayek時，我知道自己改變了。情況就好像在下大雨的時候，你的腦袋處於車子之內，然後突然間有水撥撥清你的腦袋，所有事情都清楚了起來。從前我並無法將事物put together，但那刻開始卻發現原來不同的事物是可以交織在一起的。 梁：所以它對你來說可算是一本啟蒙書。 黎：對。它差不多kick off了我對intellectual的pursue。Hayek、Karl Popper的書這些年來我反覆地看了三、四次，它們都是很難、很難看的書，但我就是會讀很多次。The Road to Serfdom更被我翻到其中一些頁數都甩了出來。 梁：年紀輕輕開始啃硬書，每頁書可能有一半生字吧。 黎：哪怕只有三分之一的生字也夠慘了。但我覺得這是個習慣的問題，我一開始便習慣了不認識書中的字。如果一本書我很容易便能看得明白，就沒有甚麼意思了。 梁：有人說一開始看英文書碰上了不懂的生字時別急着查字典，換了你會怎麼做？ 黎：我一定查，為甚麼不？有好些生字我已查了幾十次，但就是不記得它的意思。現在當我看書遇到不明白的地方，看到我本來應該懂但又不能準確掌握的東西，我也一定會去查字典。我不能忍受去lay down一些自己不認識的事情。因此，我看書的速度並不快。我會把一些經常查過了字典然後又忘記的生字抄下來。我不可以形容自己「好學」，但我是一個很自愛的人，我不會讓自己做事做得不好。我很着緊自己做事有否竭盡全力。 我現在還隨身帶一具電子辭典，因為方便；雖然很多字它都查不到。而且我還使用手機寫文章，當我想不起某些中文字時，便會用英文來翻出那個中文。 梁：你用手機來寫文章？ 黎：對呀，二千字的文章我也是這樣寫出來的，因此我永遠會隨身攜帶電子辭典。我實在沒時間坐下來慢慢寫，所以當我等人，或是在車上讀完一些東西，就會利用空檔拿手機去寫。 梁：說回The Road to Serfdom，你最初讀了幾天也才看了四頁，是甚麼時候一下子都貫通的呢？ 黎：第一次我看不懂，但還是由頭讀到尾。直至第二次，還是不太明白；到了第三次、第四次才終於了悟。我現在讀書也常常這樣讀幾次，因為很多書要讀第二次才能完全明白。好像最近在看Michael Polanyi的Personal Knowledge，我足足讀了三次，因為他的思想邏輯跟我完全不同。但我還是買了他所有的書來看。 很多人害怕反覆讀同一本書，他們要看得快，但我卻沒有這個心態，我是要明白那本書。我看書跟別人不同的是，很多人買書看就像買cut flowers一樣，我不是這樣的。我希望將那個作者的想法變成我backyard的garden，我想買個garden回來，而不是cut flowers。因此我會看同一作者的所有著作，還要讀數次，期望將他所有的學問、知識、想法都接收了，become the garden in my backyard, instead of just cut flowers。我要吸收這個人的想法、邏輯和學問，讓它成為我思想的一部分，這樣才有用。橫豎我看書又不是為了考試。 梁：有些人看不明白一本書，他們總會認為那是自己的責任，是自己不行、自己太差勁。可是，也有一些人會覺得那是作者的責任。 黎：我覺得雙方都是有責任的。我也會懷疑有些作者寫書的時候其實自己都還未想通，於是我會去看大師的著作。我習慣了只找大師的著作來看，往往一看便通，因為他是在想通了過後才寫出來的。 梁：你怎麼知道誰是大師？ 黎：我很少看朋友沒看過的書。我有一群朋友，他們都是飽學之士，我會請他們介紹某一個範疇的大師、他的哪本書最好。他們看了認為哪本書好，我才會看。只要你看大師著作的一個chapter，便會很快明白了當中的道理，連以前看不明白的同類書籍也會霍然貫通。好像Personal Knowledge那本書，便是一位很有名的美國神父給我的，他說我會喜歡這本書。嘩！我看了第一次感到很muddle、看第二次還是很muddle，直到第三次我才慢慢明白過來。當你知道這個大師之後再沒有大師，你便會慢慢捱下去。 梁：看了第一次、第二次後仍然覺得很muddle，這樣子會快樂嗎？ 黎：不快樂，很frustrated。但我有一個癮去overcome這本書。因為你知道那個作者是大師，你知道這本書裏頭是言之有物的。而且它有一些例子讓你明白裏頭的道理，只是你還未弄得透徹，未能夠將書中的東西抽取出來應用在另一個地方，那你便知道自己其實還不懂。 梁：所以你是憑着鬥志讀下去的？ 黎：是要憑鬥志。好像最近讀John Rawls的A theory of justice，我看到一半便give up了，很不開心。因為他是「左仔」，我是「右仔」，我很難理解他的logic，雖然我知道他是大師。但他十分左傾，我跟他完全合不來，都已經看了大約三分之二了，還用鉛筆在書中寫了很多東西，可最後還是放棄了。 梁：其實是你太右了，John Rawls頂多也只是個左傾的自由主義者。不過話說回來，你好像只喜歡看學術書籍。 黎：我不看小說，也不看中文書。這是bias，說出來一定會被人罵─我覺得過去那二百年並沒甚麼突出的中文thinkers能夠像西方的Hayek、Karl Popper、Huntington一樣。即使出現了一些中文的thinkers，他們的thinking也都是西方的思想，只是換了中文來寫，很難令人看得明白。此外，我不怎麼看閒書。有時貪過癮，晚上睡前不想腦袋太「實」，便看一下人物傳記，看那些神神怪怪的東西。好像張大春常常送書給我，甚麼《棋王》的，他跟我說好正、一定要看，我不好意思跟他說我沒看過。因為我看書的schedule太趕，我那群海外朋友想我讀完他們介紹的書之後儘快給feedback。我也不會浪費自己的emotion在文學和電影裏頭；例如《大紅燈籠高高掛》，戲中有女人說沒月事來，我立即跟妻子說在lobby等。一旦有恐怖的事情出現，我便看不下去。 梁：這樣你也害怕？ 黎：對呀，每次看電影看到悲劇快要發生，我便跟妻子說要走了。我不喜歡悲劇，不喜歡小說裏的悲劇，看到一個男人跟女人講分手的情節，我會立即合上那本書。我不可以面對這些事，不可以。因此我這一生從來沒跟女人說過分手，我不敢。 梁：你十分感情用事？ 黎：其實是很怕感情，所以我不看感情用事的書，很怕。 梁：那麼歷史呢？ 黎：我很少看。因為我是一個不尊重歷史的人，我不覺得歷史會repeat itself，我不覺得會在其中學到些甚麼。有些人可以在歷史裏學到很多東西，但我是一個永遠向前望、向前走的人。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很natural的事，小時候在街邊生活，很多事情你不想回頭望。你這樣卑微的開始，經歷了被人「遭質」、被日子蹂躪，你是不會想回頭的。所以我習慣了，I never look back。 梁：所以那些大陸禁書你也不看了？像談及中國現代史、大躍進等等。 黎：我家中有一疊別人送給我的書，好像《墓碑》。嘩！慘到那個樣子，你叫我看？不是開玩笑吧？這樣的書我翻看幾頁也嚇到腳軟了。 梁：那麼你也不會看喜劇吧？ 黎：不。我看喜劇，我喜歡笑。雖然廿年來看過的電影不超過兩三套，但我會看電視劇，例如Cheers、Seinfeld等等，都是「笑到痴線」的東西。我不喜歡看很heavy的東西，我情願heavy in 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not in the way of sentiment or emotion。但是我會讀許多藝術方面的書籍。過去到博物館欣賞畫作的感覺明顯會較現在遜色，現在當我站在畫作前，會發現整個人都被吸引住了，這是過往無法感受的。 梁：你剛才提及Michael Polanyi時說想看他所有的作品，這就好像做功課一樣？ 黎：對啊。但對我來說這很interesting。好像Polanyi，他的思想跟我們這些conservatives、自由派人士所想的是一樣的；但at the same time他思考的方式跟我們完全不同，這件事情很interesting。 梁：你會否有一個每天閱讀的計畫？ 黎：從前是有的，但現在我的看書時間已大為減少。從前我會清晨三點起床，第一件事是做運動，五點左右起看兩、三小時的書，然後再看報紙。其實現在也會看書，不看會有guilty feeling。只是現在有太多事情要做，有時要看看別的東西，不像以前般有一個consistent的時間去看書。但加起來我每天閱讀的時間還是不少於四小時。 梁：你這樣忙，怎樣抽時間看書？ 黎：我就是在忙這些事情。 梁：那公司的事呢？ 黎：基本上我不是很忙。但也有忙的時候，例如要看《壹週刊》的八至十篇稿子。一忙起來就要整個人走進去；但把問題解決了，便得立刻抽身出來。 梁：你會監察自己報章雜誌的內容，把它們盡量看一遍嗎？ 黎：不會，我通常只把自己當讀者。例如《忽然1周》，我會翻翻看，若對某些訪問感到興趣便會讀一下。要是某些文章過於沉悶，便會給一點意見。假如你常常都在談環保，那便太沉悶了，我們不是搞social service的呀！ 梁：你是辦傳媒的，因此擁有另一種讀者的身分。這種讀者跟學術書籍的讀者很不一樣吧？頭腦可即時轉過去嗎？ 黎：不用轉的，naturally我就是這樣。可能是工作的關係，我就是有這種興趣。好像你在《飲食男女》所寫的專欄，還有葉一南的文章，我都覺得很好看。我是一個「市場的人」，如果我自己都不去看，便會沒有了觸覺。 梁：經常聽你說到「你的朋友」，那似乎是一個讀書的圈子，這個圈子是怎樣形成的？ 黎：第一個圈子是之前跟你提及的那位律師，他的朋友和一些Jewish的intellectuals，他們常常介紹書給我看。回港後，我慢慢有了另一個圈子的朋友，主要是作家。例如一個在英國長大的Australian作家George Hicks，他寫過一本書名叫The comfort women；此外還有Perry Link，慢慢地開始了一個network。朋友們會推介一些書給我，我看完了再寫一點東西介紹給其他人。 梁：這就像一個讀書會。是網上的嗎？ 黎：對，這個讀書會已辦了很多年，朋友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多教書。最近有人送了本近日很流行的The Black Swan給我看。我立即send email問朋友是否值得看，朋友說不值得：「don’t even look at it」，那我就不花時間了。 梁：你認為讀書的人是否需要一群這樣的朋友？ 黎：我認為是需要的。不是說這群人一定要有學識；老實說，長期看書的人怎樣也會變得有學識吧。最重要是有個shared value，這群人都share一個比較conservative的value。如果圈子內有些人比較liberal、有些人比較conservative、有一些人左傾、另一些人右傾，那對你看書的衝擊會很大。我看書不像其他人要看兩邊的arguments，我只看一方。我覺得這個世界只有true或者not true。無論怎樣我也不信「左仔」的argument。 梁：「學而無友，孤陋寡聞」，讀書人要有一個圈子，但當中一定包括了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所以應該自然去預備差異和辯論。但是，你卻認為大家喜歡的東西最好是一樣的。 黎：我肯定也看過那些我不喜歡的作者，只是覺得那些arguments進不到我的腦子。我很反對任何立場的書都看，然後好像甚麼都懂。我覺得一個人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個人應該有一條line、有個argument與logic去follow。 梁：但你不能夠排除有些人真是甚麼都懂的，同時又能形成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個保守的右派多看左派的書，也許能夠讓自己的立場與論證更加精細。 黎：但那些argument恐怕不用看也會懂的。近來我在Wall Street Journal看過George Steiner的文章後，覺得很棒，便將其著作統統買下，他就好像甚麼都懂得似的。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談經濟，便知道他其實不懂經濟，那就到此為止。我已買了他的十多本著作，可是現在我都不想要了，若你想要我可以全送給你。George Steiner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無疑是聰明絕頂，可是，我覺得他過於show-off。當他談論不同的事情時，每每喜歡東拉西扯。Hey, you don’t need to do tha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用不着一下子將不同的事物全都堆到我面前去，使我原本能夠清清楚楚的都變成不清不楚了。 梁：也許你該看看Wittgenstein，因為他不炫學，不喜歡引用別人的東西。 黎：如果他的名氣這麼大，但我卻沒有碰過他的作品，我相信他必定是有點左傾的。 梁：哈哈！你沒有看過他的作品，但你懷疑他是左派！你不擔心會錯失了一些好書？你已選定了你所相信的事物，然後便一直堅持下去，同時也不會費神去讀一些counter-arguments。 黎：知識的世界這麼大，我們必定會有所錯失的，那麼何不令自己處於一些能夠好好掌握的事物之中？如此，當別人向你發問時，你才能夠有反應，至少你會在一個school of thought裏，能夠有一個solution。但若你甚麼都懂，便不可能有反應了。 梁：談了這麼多關於讀書的事，對你來說，究竟「讀書」是甚麼？ 黎：是尊嚴。對一個未曾上過學的人來說，若然能夠掌握得到一些學識與學問，這給予我一份很大程度的尊嚴。 梁：可是很多人並不知道你的這一面。 黎：我不需向別人說這些。不過，in a way，也許我也show-off了，因為當任何人坐下來跟我聊時，對方並不會覺得我「無料到」。當他談到任何subject時，我都不會搭不上嘴。只是我並不覺得需要透過show-off來獲得安全感。 梁：所以你從來沒有想過回到正常的教育體系？ 黎：沒有。根本沒時間讓你想這個事情，因為要「搵食」，而且我很容易「搵到好多食」，於是便更加不需要了。我一向不太相信只有在學校才能學習，比起許多由學校裏出來的人，我覺得自己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要是你問我有沒有因為沒上過學而自卑，那肯定是有的。In the back of my mind，當我有了這個自卑感，我便會努力一點，不看一些無謂的書，不浪費自己的時間。 梁：很多香港人認為讀書對工作有幫助，你有這個想法嗎？ 黎：若是說與工作相關的，也許是我最初所讀的那些吧，像How to Make a Million Dollars，不過很快你便會覺得它們很「戇居」，它們都是胡說八道。它們的唯一意義就是能夠激勵你的野心，讓你心裏有一份「cando-ism」；既然作者都能夠賺到one million，那麼我也同樣可以。或許對年輕人來說這樣很有用處吧。 |
